对于檀道济，刘裕的临终所托已经定性：“檀道济虽有干略，却无远志，非如兄韶有难御之气也。”现在看来，刘裕到底雄才大略，有识人慧眼。这一点，宋文帝也明白。当初诛灭顾命三大臣，留下檀道济统兵征讨谢晦，刘义隆的心腹班底，“五臣”之一的王华曾经表示反对。但宋文帝说：“道济止于胁从，本非创谋。杀害之事，又所不关。吾抚而使之，必将无虑。”也就是说，当时刘义隆就很清楚，废立之事，檀道济并非主谋，顶多只能算是从犯；妄杀刘义真、刘义符兄弟，他更沾不上边儿。所以最终将他一锅端掉，完全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不怕别的，就怕他的出众将略和麾下雄师，对皇权不利。魏晋以来，大将反叛是常事，司马昭、王敦、祖约、苏峻、桓温父子、司马休之、直到刘裕，莫不如此，他们也真是害怕。所以不管有无反叛之实，不妨先抓后查，先杀后判。不仅如此，诏书结尾明明说“事止元恶，余无所问”，表示可以抓大放小，主犯严惩、从犯不究，但最终还是将他的十一个儿子、两员部将一同收斩。幸亏他的两个哥哥早已死去，否则弄不好也得来一刀。
有意思的是，论檀道济死罪的唯一一点实据，竟然与一位著名诗人有关：“谢灵运志凶辞丑，不臣显著，纳受邪说，每相容隐。”意思是檀道济明明知道谢灵运有不臣之心，却纵容包庇，甚至帮他蒙混过关。
有这事么？
既然提到谢灵运，那我们就要看看，这位诗人到底有何罪恶。
谢灵运是谢玄的孙子。淝水之战后，谢玄被封为康乐（今江西万载）公，食邑两千户。二十岁那年，谢灵运继承了这个爵位。他从小就表现出过人的聪明，祖父谢玄非常自豪，常说：“我乃生奂，奂哪得生灵运！”因为谢灵运的父亲谢奂才能平平。当然，“我乃生奂”对于是谢玄也是自豪的自谦，他其实也是自幼聪慧。谢安曾经考问子侄：“子弟亦何豫人事，而正欲使其佳？”大家都答不上来，最后是谢玄脱颖而出：“譬如芝兰玉树，欲使其生于庭阶耳”。才能与谢道韫略可比拟，谢安很是欣慰。
谢玄笃信道教，也就是五斗米教。谢灵运幼时就被送到钱塘学道。因为这段经历，他小名“客儿”，经常自称“越客”，世人也称他谢客。
刘裕代晋后，谢灵运收到的第一份礼物，就是降爵：除了跟刘裕“豫同艰难”打天下的功臣，“始兴、庐陵、始安、长沙、康乐五公，降爵为县及县侯，以奉王导、谢安、温峤、陶侃、谢玄之祀。”谢灵运的食邑也削减为五百户。这当然不是令人振奋的好消息。问题在于，他在斗争的一开始就站错了队。平定孙恩之乱，北府军将领刘毅跟刘裕功绩相当，但封赏远不及刘裕。他心怀不满，最终被刘裕灭掉，偏偏谢灵运就是刘毅的记室参军；刘毅虽然也出身寒门，但有文采，愿意跟世家子弟交往，谢灵运对他颇有好感，却完全看不上刘裕。义熙十四年（公元418年），刘裕从关中得胜归来，谢灵运奉命到彭城慰劳，作《撰征赋》。这样的命题作文，主题明确，就是要给刘裕歌功颂德，可谢灵运虽然文笔飘洒俊逸，却总是追忆东晋历史，刘裕的事迹形同点缀。
还好，当时谢灵运尚未入刘裕的法眼，两人之间没什么过节。可谢灵运接着投奔的，又是一个错误的主人：庐陵王刘义真。刘裕打下关中时，刘义真刚刚十岁，就奉命留下镇守三秦。最终诸将内讧，河朔再度易色。当然，这一切不能让未成年人负责。谢灵运过来追随时，刘义真依旧不大，尚未弱冠，跟谢灵运、颜延之、释慧琳置酒高会，喝多了就乱说豪言壮语，引起忌惮，先被赶出京城，出任豫州刺史，最终被废杀；而谢灵运则被贬为永嘉太守，罪名是“构扇异同、非毁执政”。
永初三年（公元420年）七月，谢灵运心怀惆怅地写下一首《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发都》，随即上路。经过会稽郡始宁（今浙江上虞）老宅，又留诗《过始宁墅》，最后四句是：
挥手告乡曲，三载期归旋。
且为树枌槚，无令孤愿言。
叮嘱家人为他种上白榆，三年任期一满，他就回家归隐，直到老死。到达永嘉不久，大约因为心情郁闷，他卧病不起，直到第二天春天才好。大病初愈，他登楼远眺，写下了著名的《登池上楼》，其中“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两句，已经流传千古。
这是诗人的作品；太守的作品呢？大约是个空白。谢灵运除了吟诗作赋，便是寄情山水，游踪遍及整个永嘉。最终任期未满，就辞官回了始宁老宅。
谢灵运到底才名昭著，后来刘义隆又将他召回，“赏遇甚厚”，称他的诗和字为“二宝”。但谢灵运并不满足于文学侍臣的地位。他自许甚高，想参政议政，当然没有机会。于是他“多称疾不朝直。……出郭游行或一日百六七十里，经旬不归，又不请急”。一句话，经常不假外出，无故旷工。宋文帝无奈，只得暗示其辞职，于是谢灵运再度回乡。
这一回，他闹得动静更大。
谢家世代为官，“生业甚厚，奴仆既众，义故门生数百。”谢灵运经常在他们的簇拥下，游历名山大川。他真是个天才，不但能写诗作文，还能搞实用发明：谢公屐的专利权，就在他手上。这种木屐专门用来登山，“上山则取前齿，下山去其后齿”，非常方便。木屐做好，就呼朋引伴，游山玩水，不分昼夜；夜里突然有几百人打着火把，遥遥出现在山上，临海太守王琇大惊，还以为是山贼来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