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蒙冤（1）
公元599年，平陈功臣、总管王世积的亲信犯法，面临处罚。他逃到王世积那里，但王世积不肯接纳包庇，此人便捏造事实，诬告王世积谋反，最终用王世积的鲜血染红了自己的顶戴。王世积接受审讯时，有些宫闱秘事说是来自高颎；后来有司又奏告，高颎曾与王世积交通，收受其名马之赠。高颎因此被问罪。上柱国贺若弼、吴州总管宇文弥、刑部尚书薛胄、民部尚书斛律孝卿、兵部尚书柳述等人，纷纷为高颎担保，杨坚大怒，将他们通通拿问，从此便再也没人敢说句公道话。当年八月，高颎被罢官，但保留爵位。 不久，杨坚在秦王杨俊府中召高颎侍宴。高颎欷歔感叹，悲不自胜，独狐皇后也跟着留下鳄鱼的眼泪。可杨坚依然坚信高颎有异心，很武断地说：“朕不负公，公自负也。”并对侍臣说：“我于高颎胜儿子，虽或不见，常似目前。自其解落，瞑然忘之，如本无高颎。不可以身要君，自云第一也。”过去不见面，也如同在眼前；现在呢，已经习惯了没有高颎的朝堂：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我自己；没有我的日子里，谁管你保重不保重你自己。 这仅仅是高颎倒霉的开始。 高颎的爵位是齐国公。没过多久，其封国的国令上书揭发高颎，说其子高表仁，也就是杨勇的女婿，跟父亲说过这样的话：“司马仲达初托疾不朝，遂有天下。公今遇此，焉知非福！”杨坚闻听大怒，将高颎拿问下狱。结果审讯官上奏，和尚真觉曾对高颎说：“明年国有大丧。”尼姑令晖也说：“十七、十八年，皇帝有大厄，十九年不可过。”杨坚闻听更加恼火，当着群臣的面说：“帝王岂可力求！孔子以大圣之才，作法垂世，宁不欲大位邪？天命不可耳。颎与子言，自比晋帝，此何心乎？”有人顺水推舟，请斩高颎。杨坚说：“去年杀虞庆则，今兹斩王世积，如更诛颎，天下其谓我何。”下令剥夺高颎爵位，除名为民。 高颎是平南主帅，虞庆则是定北大将。他长期镇守边塞，与突厥征战多年，后来又作为使者，成功说服东突厥沙钵略可汗摄图南附，有功于国。可不幸的是，他的遭遇有点像《水浒传》中的卢俊义：其妻弟赵仕柱与其爱妾私通事发，于是便诬告姐夫谋反，虞庆则因此被杀，而赵仕柱则获得荣华富贵。 从高官到平民，无疑有巨大的落差，但高颎没忘母亲的告诫，以为大祸得免，不但全无悔恨，反而态度欣然。 公元600年，经过杨素、杨广等人的积极策动，杨勇终于被废，杨广心愿得遂。公元604年，杨广即位，是为隋炀帝。高颎被重新启用为太常卿。为争夺储君之位，杨广韬光隐晦多年，清心寡欲多年。等到即位，这些隐忍多年的欲望全面爆发，骄奢淫逸，挥霍无度，妄兴干戈。这一点，刚刚走过高考独木桥的大一新生，应当最有感触。然而这一切，都不对高颎、贺若弼的胃口。或者说，高颎、贺若弼不对杨广的胃口。于是这两位老将一同平陈，又一同被杀，罪名都是诽谤朝政。具体证据如下： 公元607年，突厥启民可汗即将遣使入京朝见新君，杨广想摆摆阔气，下诏征集周、齐乐家子弟及天下散乐。高颎谏阻道：“此乐久废。今或征之，恐无识之徒弃本逐末，递相教习”； 谏阻召乐之后不久，高颎对太常丞李懿说：“周天元以好乐而亡，殷鉴不远，安可复尔。”说的是北周宣帝宇文贇的陈年旧事； 杨广对启民可汗礼遇甚厚，高颎便对太府卿何稠说：“此虏颇知中国虚实，山川险易，恐为后患”。这一点，他跟贺若弼英雄所见略同； 高颎曾对老朋友、观王杨雄说过：“近来朝廷殊无纲纪”； 礼部尚书宇文弼曾在高颎跟前发牢骚：“昔周天元好声色亡国，以今方之，不亦甚乎！”又说：“长城之役，幸非急务。” 这些话都被一一收集整理，作为证据上奏。铁证如山，还有什么话好说？公元607年七月二十九，高颎跟宇文弼、贺若弼一同被杀。他的几个儿子被流放戍边。 “文武大略，明达世务”是史书对高颎的评价。他这个人，丝毫没留下什么把柄，可以让人故作高明地议论一番。没有，确实没有；他推荐贤能，苏威、杨素、贺若弼、韩擒虎等人，都曾因此受益；他保护才俊之士，杨坚曾因事欲杀名将史万岁，高颎劝道：“史万岁雄略过人，每行兵用师之处，未尝不身先士卒。尤善抚御将士，乐为致力，虽古名将未能过也。”史万岁因此得免一死，在反击突厥时建功立业。当然，立功后的他遭遇杨素嫉妒，功劳被杨素夺去。史万岁愤愤不平，在杨坚跟前据理力争，殊不知杨素已经给他上过眼药，他越辩解杨坚越火，最终被宫廷卫士当场群殴致死；高颎不贪恋富贵，不居功自傲，曾多次辞让官职。 史家认为高颎是“真宰相”。杜佑纵观历代名相，得出这样的结论：“周之兴也得太公，齐之霸也得管仲，魏之富也得李悝，秦之强也得商鞅，后周有苏绰，隋氏有高颎，此六贤者，上以成王业，兴霸图，次以富国强兵，立事可法。” 可这样的“真宰相”，最终却蒙冤而死，而加害他的杨坚与独孤皇后，确实不是简单的坏蛋，即便真正操刀的杨广，也不能简单地定性为昏君；他因为那些鸡毛蒜皮的闲话便妄杀高颎，当下的读者自然会感觉荒唐，会本能地联想起两件往事：首先，高颎曾经不遵号令、不给面子，擅杀美人张丽华；其次争夺储君时，高颎支持杨勇，算是杨广的政敌。 可如果简单地将高颎之死定性为挟嫌报复，那就未免既看轻了杨广此人，也看轻了历史与人性本身的复杂性。
关于杨广（1）
肃肃秋风起，悠悠行万里。万里何所行，横漠筑长城。 岂合小子智，先圣之所营。树兹万世策，安此亿兆生。 讵敢惮焦思，高枕于上京。北河见武节，千里卷戎旌。 山川互出没，原野穷超忽。撞金止行阵，鸣鼓兴士卒。 千乘万旗动，饮马长城窟。秋昏塞外云，雾暗关山月。 缘严驿马上，乘空烽火发。借问长城侯，单于入朝谒。 浊气静天山，晨光照高阙。释兵仍振旅，要荒事万举。 饮至告言旋，功归清庙前。 这是杨广的《饮马长城窟行》，在文学史上占据着自己的位置。“通首气体强大，颇有魏武之风”；“混一南北，炀帝之才，实高群下”；“隋炀起敝，风骨凝然”；“隋炀从华得素，譬诸红艳丛中，清标自出”。这些都是后世对诗人杨广的评价。他的《春江花月夜》也很受好评：“暮江平不动，春花满正开。流波将月去，潮水带星来。”才气十足，用词生动，气象阔达，明代胡应麟以为“绝是唐律”。 青藏线沿线的山脉，给人的感觉都是极目入天，无比高峻，川藏线沿线重山接重山，看起来则都不甚高，少有突出。可细究其实，川藏线山脉的海拔都很高，犹非青藏线之山可比；之所以看起来不够险峻，是因为观察者自己已经置身高山，而青藏线则一马平川。上述对杨广诗歌的推崇，也是如此。他的文学成就，绝对值不算高，相对值不算低。但也足以证明，他腹有诗书，才情超越同代，并非高欢那样的暴君，高纬那样的笨蛋。 当然，文才不能说明问题。南唐后主李煜和宋徽宗文采更高。评价帝王自有其专门的标准。在这个框架内，杨广使隋朝重蹈大秦的覆辙，二世而亡，其昏君暴君形象，已经定格于国人心中。这个没大错，但只是月亮正面；背后情势如何，并不为人所知。 杨广为当太子，可谓处心积虑。知道母亲讨厌女色，便连同歌舞也一起戒掉。杨坚去他府上，“见乐器弦多断绝，又有尘埃，若不用者，以为不好声妓”。那时节他对高颎杀掉张丽华，恐怕只有感激。 如果仅仅是挟嫌报复，那他干嘛要重新启用高颎？如果启用他仅仅为了找碴抓把柄，为何又等了那么长时间？他公元604年即位，高颎同年或次年启用，公元607年才被杀，中间至少有两年之久。很难想象暴君有如此好的度量，能压制恶心长达两年；再说若真是挟嫌报复，那又何必捎带上贺若弼与宇文弼，并且将苏威免官？ 杨广争夺储君，就像林间植物为了争夺阳光而拼命向上生长。自然之势，无法阻挡。但以次夺长，终究不合礼法，更兼二世亡国，因此史家难免会搞结果倒推，对其全盘否定。他居藩邸时不近女色，肯定是矫饰。这一点，《红楼梦》中的贾母说得好：“哪有猫儿不吃腥的。”但说他这事也是虚伪，恐不靠谱：他外出观猎时曾经遇雨，随从赶紧准备油衣，要给领导遮挡，他则断然决绝：“士卒皆沾湿，我独衣此乎！”这其中肯定也有心机，但那种心机多数人都会有。 如果没有长期故意克制欲望的经历，很难说杨广当政后会不会那么穷奢极欲。史家指责他得位不正，他心里也有满肚子委屈：上天何不令自己早生一年，赶在杨勇之前？天下的议论他肯定听不见——没有谁敢拿脑袋开玩笑——但却能想见，因此要极力证明自己的本事：自己继位也许合法性有欠缺，但合理性丝毫不缺；于是他全面出击，或者叫好大喜功，一生可用五句话概括：修运河，巡张掖，开西域，兴科举，征高丽。修筑运河，固然超出国力，但沟通全国，连接长江文明与黄河文明，弊在当代，利在千秋；可以这么说，杨广和隋朝百姓提前为后人支付了昂贵的代价。 征高丽完全是劳民伤财，是负数；兴科举有利于选拔人才，是正数；修运河上面说过，可算中性；开西域与巡张掖二事有内在关联，都是开疆拓土，显示中华帝国的天朝威严。 上面那首《饮马长城窟行》，就是西巡张掖的副产品。 公元609年三月，杨广亲征吐谷浑，并且西巡直到河西走廊的张掖郡。一路上他吃尽苦头，因为自然条件恶劣，道路崎岖难行不说，有些地方海拔超过三千米，终年气温低于零度，类似雪山，士兵冻死甚众。这次行动绝非简单的个人游乐。固然有炫耀国力的虚荣心，但也体现了他一统河山的意志与责任。在此期间，他在西北设置西海（今青海湖西岸）、河源（今青海湖以南）、鄯善（今新疆罗布泊西南）、且末（今新疆且末）四郡，进一步密切了西北边陲与中原腹地的联系。
关于杨广（2）
杨广到达张掖后，西域二十七国君主与使臣纷纷前来朝见，各国商人也云集于此，开展贸易。可以说，他亲自重新打通丝绸之路，至少不能简单地说成穷兵黩武。这次西巡的独特体验，让杨广对开发西域、发展边贸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然，他的着眼点与历朝历代的君主一样，都是政治而非经济。他也想通过这个体现天朝大国的实力，因此下令沿途郡县殷勤招待西域商人，临走前还要赏赐很多金银财宝。公元610年正月，他更是在东都洛阳大演百戏，招待西域商人。从正月十五夜开始，天津街盛大的百戏场便热闹起来，戏场周围五千步，有一万八千余人奏乐，声闻数里，亮如白昼，整整持续半月。他还勒令点缀市容，用帛缠饰城内外树木，市人穿上华丽服装，甚至卖菜也用龙须席铺地。西域商人随便走到哪家饭馆门前，主人都会请他入座，醉饱出门，不取分文，口称：“中国富足，饭店酒食照例不要钱。” 由此可见，开发西域并非公平的市场交易，而是天朝大国对西域各国的恩赐。这种行为的不合理显而易见，尤其不应该将政府的义务转嫁到百姓头上：如果免费为胡商提供食宿，那么应该由政府埋单，百姓无此义务。当然，即便政府埋单，其实也是百姓付账。也就是说，这事也是消极多于积极，正好与巡视张掖抵消。 拿现在的观点看，历史上没几个好皇帝。杨广给百姓造成了那么大的痛苦，当然算不上好皇帝，但其出发点大抵不错，也有才干。他是什么样的皇帝并非本文主旨，本文的主旨是无辜的高颎因何冤死。这个道理很简单：杨广竭力证明自己的许多作法，高颎等人都不支持。现在的领导碰上这等下属，也要采取措施，叫作不换脑筋就换人；那时的领导手握生杀予夺大权，也就没了那么多的客气。或者我们为什么不能这么说呢，杨广厚待突厥，是外交政策的重大调整，要推进民族团结；而高颎、贺若弼一班老将的观点，与此矛盾，故而被枉杀？
导读（1）
导读：名将高仙芝是超级帅哥，风流倜傥；名将封常清是网络恐龙，身负残疾。高仙芝无比爱美，起初根本看不上封常清，后者采取“非常”举措，才获得提拔任用，最终二人先后在西北建立功业，领导着名诗人岑参，并且同时因为同样的原因而冤死。这真的是天意么？ 在唐朝的诗歌版图上，岑参是个亮光闪闪的重要节点。他与将军诗人高适并称“高岑”，是边塞诗派的两大重镇，笔力雄健，气势豪放。高适能写边塞诗似乎很好想象，因为他曾先后节度淮南与剑南西川，是货真价实的大将军，但其实并非如此。他的边塞诗确有生活基础：公元753年，年逾四十的高适受田良丘推荐，被陇右河西节度使哥舒翰聘为左晓卫兵曹，充掌书记。 高适如此，岑参也是如此。他们都有边塞生活经验，长期在幕府任职。 岑参曾祖是唐太宗的宰相岑文本，伯祖与叔父也先后出相，号称“一门三相”。不过这都是陈年旧事，只能让人心生无限的感慨与遐想。到岑参时，已是繁华过后，家道中落，年轻的他只能像李白那样当京漂儿，漫步于首都长安街头，献书求仕；求仕不得，便奔走京洛，漫游河朔。公元744年，他终于得中进士。可唐朝不比宋代，通过礼部的进士考试，并不意味着一定能当官，还有吏部的任职考试等着。任职考试有身、言、书、判四项内容。身是观察人的形体外貌，所谓官相，大约就是由此而来；言大体指口才言辞，书则指书法，主要是楷书；判最为关键，因为一当官就要处理诉讼案件，判决结果要写成判词，骈文四六句。 判词是什么样子的呢？颜真卿为临川内史时，境内杨志坚的妻子不满丈夫嗜学而贫，与之离异，闹到公堂，颜真卿重罚杨妻，其判词如下： 王尊之廪既虚，岂欢黄卷；朱叟之妻必去，宁见锦衣？污辱乡闾，败伤风俗；若无褒贬，侥幸必多。 这是文人糊口的工具，所谓章奏之学。李商隐诗名动天下，但诗歌并不足以安身立命，他活命的本钱在于章奏之学。令狐楚爱惜其才，让他跟自己的儿子令狐绹一块儿学成此艺，遂得终生饭碗。当时的李商隐也很有名，不过不是因为朦胧诗，而是因为公文。 一般而言，礼部考试偏重文才，吏部考试侧重实务。很多人好不容易考中进士，偏偏又过不了吏部考试，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韩愈：礼部考试四战一捷，吏部考试三试皆北。所以进士及第后的文人，一般都会先去藩镇幕府就职，几年甚或几十年后，再被朝廷任用。岑参也难以例外。 公元749年，岑参从军，出任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的幕府掌书记，两年后回到长安；公元754年，他再度出塞，出任安西北庭节度使封常清的判官，前后两次共计在边疆艰苦地区工作生活六年。 不幸的是，岑参的这两任领导——确切地说是幕主——都没有好下场。 高仙芝与封常清都是难得的将才，然而安史之乱时，在潼关之外已全是叛军的关键时刻，唐玄宗仅仅因为宦官监军的一句话，就将他们俩双双处死。当然，罪名根本不成立。 历史不支持假设，可我还是想假设一句：如果高、常不被枉杀，潼关不破的可能性很大，那么安史之乱乃至整个唐朝的历史，都会因此而改写。 不信？那就请朝下看。
千里奔袭（1）
高仙芝出身于将门之家，是高句丽人。一般认为，高姓是高句丽的王族。高仙芝的父亲高舍鸡在高句丽灭亡后内迁，于河西（河西走廊以及湟水流域）从军，立下军功，官至四镇十将、诸卫将军。高仙芝相貌俊朗，仪表堂堂，精于骑射，骁勇果敢，但父亲仍然认为他过于“儒缓”。少年时期，他跟随父亲到安西（治龟兹，今新疆库车东郊皮朗旧城），因为父亲的军功，他也被授予游击将军，这是从五品的下武散官；二十多岁时，他便升为将军，与父亲级别持平。连续两任节度使都没有注意到小高同志，直到夫蒙灵詧节度四镇，他才获得重用。到开元（公元713至741年）末年，高仙芝已官至安西副都护、四镇都知兵马使。 安西四镇是安西都护府统辖的四个军镇，分别是龟兹、焉耆（今新疆焉耆西南）﹑于阗（今新疆和田西南）、疏勒（今新疆喀什）。高仙芝的安西副都护、四镇都知兵马使，基本相当于副司令兼参谋长，而他在这个位置上，又培养出了另外一位名将，那就是封常清。 前面说过，高仙芝是个大帅哥。他任都知兵马使后，每次出去，都带着三十多名衣着光鲜、相貌魁伟的侍从。此时封常清也在夫蒙灵詧军中，他见高仙芝的行情一路飙涨，非常羡慕，于是投书一封，辞意慷慨激昂，意欲毛遂自荐。很巧或者不巧，他的相貌也极度出众：身材细瘦不说，还兼有斜眼跛足的过人之处。严格说起来就是残疾人，按照当下的条件根本不能参军，天知道当时是怎么回事。 相貌如此雄奇，高仙芝怎会一见钟情，于是婉言谢绝。但首轮攻击受挫，并未影响封常清的信心，他第二天又从头再来。高仙芝无奈，只好推脱道：“吾奏傔已足，何烦复来？” 别奏与傔人是军将的法定随从，根据唐朝李荃的《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其选拔标准是“忠勇骁果、孝义有艺能者任”，即应具备“忠孝”、“骁果”和“艺能”三个条件。这是唐朝军人谋求出身、进入仕途的重要途径。《唐六典》卷五《兵部尚书郎中》称：“凡诸军镇大使、副使已下，皆有傔人、别奏以从为之使。大使三品已上，傔二十五人，别奏十人。四品五品，傔递减五人，别奏递减二人。” 高仙芝当时无论如何也到不了三品，因此其三十多人的随从，确实已经超编。不过这肯定不会成为问题。就像现在的县政府，尽管有明文规定，副县长数量不能超标，不能每个副县长都配秘书，但实际情况完全两样。因此他的这个借口，让封常清怒发冲冠：“常清慕公高义，愿事鞭辔，所以无媒而前，何见拒之深乎？公若方圆取人，则士大夫所望；若以貌取人，恐失之子羽矣！” 孔子有个比他小四十九岁的学生，名叫澹台灭明，字子羽。其外貌跟封常清一样超凡脱俗，孔子很不看好，甚至要拒绝其入学。子羽深知先天不足，因此发奋努力，从不参加贵族娱乐，南渡长江到豫章百花洲（今江西南昌东湖一带）讲学时，足足有三百多个弟子追随。这事从楚国传到孔子耳边，圣人悔之不及：“吾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封常清的才情，从这番话中便可看出端倪。首先，我求为随从并非仅为我自己，其实也是给你机会，所以敢怒。心里没个半斤八两，谁敢这样？其次，你取人有章，士大夫所望，取人以貌，要错过人才。非A即B，你看着办。 可帅哥高仙芝并不怕封常清发脾气。还是油盐不进。单纯就衬托效果而言，封常清在他身边肯定要比仪仗队般的英俊随从好，但他就是不愿接受。由此可见，他不但要衬托效果，更要自己赏心悦目。让封常清在其随从中形成鹤立鸡群之势，绝不是让人盼望的事情。 封常清不死心，继续死缠硬磨，简直类似无助的农民工讨薪：每天早上便到高府门前上班，目送目接高仙芝出入，连续数十日。 门前有那么个相貌出众的卫士，朝夕不去，这个广告效应估计不小。高仙芝迫不得已，只好将其收留于麾下。 实践证明，这是个英明决定。 天宝初年，达奚诸部叛乱，从黑山以北，直到碎叶城（今俄罗斯托克马克附近），都燃起战火。根据朝廷的诏令，夫蒙灵詧派高仙芝率两千精骑自副城向北，直至绫岭下邀击叛军。达奚部长途行军，鞍马劳顿，战斗力下降，被高仙芝歼灭。 当时军士的级别由低到高，分别是健儿、傔人和别奏。封常清作为傔人，初来乍道，报捷文书并非其分内工作，按理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但他为了抢抓机遇，不惜越位：私下写好捷报，陈述全军如何“舍井泉，遇贼形势，克获谋略”，非常详尽。主帅想说的，封常清全部写到；主帅没想到的，封常清也同样写到，高仙芝“大骇异之”。全军回师后，夫蒙灵詧设宴犒劳，高仙芝便让封常清“去奴袜带刀见”。这其中的“去”，可能应该是“具”，历代传抄的误笔。因为奴袜并非奴仆的装束，而是戎服，相当于礼服。穿礼服才能与带刀相匹配。
千里奔袭（2）
酒席上，节度判官刘眺、独孤峻等人争着询问高仙芝：“前者捷书，谁之所作？副大使幕下何得有如此人。”高仙芝答道：“即仙芝傔人封常清也。”众人闻听更加吃惊，便让高仙芝请来封常清，彼此见礼聊天，谈得十分投机，彷佛旧时相识。 封常清就此扬名立万。在高仙芝的栽培下，他先后被提拔为镇将、果毅都尉、折冲都尉。这都是什么官儿呢？《新唐书·兵志》记载：“唐初，兵之戍边者，大曰军，小曰守捉，曰城，曰镇，而总之者曰道。”镇将就是一镇之长；唐代沿袭府兵制，府兵的基层组织便是折冲府，根据统辖兵力的多少，分为上中下三等，兵力分别为一千二、一千和八百人，每府置折冲都尉一名、左右果毅都尉两名。 唐朝疆域广阔，国力雄厚，所谓盛唐气象。特征之一，便是连续百年的对外战争：唐太宗、高宗时期忙于扩张，武则天时期侧重防御，唐玄宗则着力恢复，主要跟突厥、吐蕃等国，争夺西域的控制权。 当时唐朝在西域的主要对手是吐蕃。他们占据青藏高原，拥兵数十万，实力强大，便联合东突厥以及突骑施（突厥之一部），意欲与唐朝抗衡，争夺焦点是安西四镇以及北庭都护府（治金满，今新疆吉木萨尔北破城子），后者的基本任务就是管理西突厥故地；随着东突厥以及突骑施的衰落，唐朝与吐蕃的争夺重点逐渐转移到葱岭（今帕米尔高原）以南地区。 葱岭上有两个小国家，小勃律与大勃律。小勃律在今克什米尔西北部，国都孽多城（今吉尔吉特）。该国位于吐蕃通往安西四镇的交通要道上，因此唐朝与吐蕃争相拉拢。后来吐蕃赞普把公主嫁给小勃律王，小勃律便转头归附，最终导致“西北二十余国皆臣吐蕃”。田仁琬、盖嘉运和夫蒙灵眢等三任安西节度使先后派兵讨伐，都因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再加上吐蕃牵制，最终无功而返。 公元747年三月，唐太宗下诏，派高仙芝为行营节度使，率军万人征讨小勃律。高仙芝做好准备，随即率部从安西出发，一路向西，行军十五天到达拨换城（今新疆阿克苏），又用十多天到达握瑟德（今新疆巴楚），再经过十多天到达疏勒（今新疆喀什），然后挥师南下，攀登葱岭。 葱岭就是今天的帕米尔高原。“帕米尔”是塔吉克语，意思是世界屋脊，由天山、昆仑山、喀喇昆仑山和兴都库什山等多座山脉组成，最高海拔接近八千米，最低也不低于四千，高峰林立。唐军兵发小勃律，需要翻越东帕米尔高原，这里以中山为主，是整个帕米尔高原海拔最高的部分，平均值超过六千，山峰相对高度也不低于千米，并且要经过海拔7564米的青岭（今慕士塔格山），艰难程度可想而知。好在当时安西唐军的步兵也全部自备有马匹，可以减轻部分负重。 经过二十多天的高原行军，高仙芝率部到达葱岭守捉（今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然后再次向西，沿兴都库什山北麓西行，又经二十余日，到达播密水（今阿富汗瓦汉附近）；再经二十余日，到达特勒满川（今瓦罕河）。当年六月，连续百余日的艰苦行军结束，唐军到达预定出击位置。高仙芝兵分三路，会攻吐蕃的连云堡（今阿富汗东北部喷赤河南源兰加尔）：疏勒守捉使赵崇玼统三千骑兵从北谷直指连云堡；拨换守捉使贾崇瓘统领所部，自赤佛堂路向南进发；高仙芝与中使边令诚率主力从护密国南下。全军定于七月十三辰时在连云堡下会合。 所谓的中使边令诚，身份是太监，奉命前来监军。他帮过高仙芝的忙，也捣过高仙芝的乱；秋后算账，捣乱多于帮忙，且后果极度严重，害了两条人命。此为后事，按下不表。 三路兵马按时出发，如期抵达。连云堡南面依山，北临婆勒川，堡中吐蕃守军仅有千人，但在城南十五里处依山设栅，另外驻兵九千，遥相呼应。唐军进至婆勒川时，河水暴涨，无法渡河。大军征战，分秒必争；一旦被敌军发现，失去战术突然性，将会大大增加进攻成本。高仙芝果断下令，士兵每人自备三天干粮，次日清晨渡河。将士们闻听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皆以为狂”。这个决定也确实有点疯狂。然而天公作美，次日清晨，婆勒川河水位稍降，唐军顺利渡过，且“人不湿旗，马不湿鞯，已济而成列矣”。高仙芝见此情景，大喜过望，对边令诚说：“向吾半渡贼来，吾属败矣，今既济成列，是天以此贼赐我也。” 高仙芝立即整顿队伍，开始攻城。唐军从天而降，吐蕃守军惊慌失措，不敢出战，只能依山防守。慌乱之中，他们弓箭齐发，滚木擂石如雨而下，唐军一时无法接近。高仙芝见状，派郎将李嗣业和田珍为左右陌刀将，对他们下了死命令：“不及日中，决须破虏！”
千里奔袭（3）
当时唐军装备有一种两面开刃的长刀，名曰陌刀。李嗣业刀法精熟，武艺高强，是赫赫有名的陌刀将。他手持一旗，不避矢石，率领陌刀手从险要处攀登而上，奋力厮杀。在他的激励下，士卒们个个奋不顾身，一路向前，不到中午，便获大捷，斩首五千级，俘虏千余人，缴获战马千余匹，衣甲兵器数以万计。 吐蕃残部逃入山谷。高仙芝准备乘胜追击，但边令诚身上到底少了点东西，胆气大受影响，心生畏惧，不敢前进，于是二人分兵：边令诚率老弱士卒三千留守连云堡，高仙芝率主力攻击前进。他们疾行三日，到达坦驹岭（今克什米尔北部德尔果德山口），山岭下边就是小勃律的阿弩越城。坦驹岭长四十里，山口海拔4688米，地势极度险峻。最要命的是，山口便是冰川的源头，要想下去，只能经过茫茫冰川，舍此别无它途。 看过好莱坞大片比如《垂直极限》的，都能想象冰川的情形：冰丘起伏，冰塔林立，手无处抓，脚无处立，极度光滑。稍不小心，便会飞流直下。如此险峻的地势，高仙芝知道士兵们不敢下，就动了个心眼：先派二十多人，装扮成阿弩越城的奉迎使者，从岭下攀援而上，假称前来迎接。全军到达坦驹岭时，面对无尽的冰川，士兵们果然畏手畏脚，不敢下去。当然这也正常，只要是人，都怕。他们可不是现在的登山爱好者，有先进的攀爬设备。他们不但要下，还要携带武器物资，那可不是好玩的。 士兵们说：“大使将我欲何处去？”声音想必直打哆嗦。这时那几个假扮的使者恰巧赶到，他们假意告诉高仙芝，说是奉命前来迎接，并且已经砍掉娑夷河上的藤桥。娑夷河就是古弱水，上面架设藤桥一座，是小勃律通往吐蕃的唯一道路，砍掉它就等于切断了吐蕃援军。高仙芝闻听，立即做出精神振奋的样子，下令立即出发；士兵们不明就里，恐惧有所缓解，这才小心翼翼地经过冰川下了岭，迅速向阿弩越城推进。 阿弩越城的守军无论也想象不到，高仙芝所部能插上翅膀飞越坦驹岭。敌众我寡，既然唐军已过天险，那么抵抗也就失去了意义。三天之后，他们遣使请降，唐军得以兵不血刃地进入城中。高仙芝立即命令将军席元庆、贺娄余润等人率军先开道架桥，准备继续进攻，同时决定采取“假途灭虢”的办法，智取孽多城：他派席元庆率一千多人，前往孽多城下，对小勃律王说：“不取汝城，亦不斫汝桥，但借汝路过，向大勃律去。”小勃律人闻听不加戒备，很快就被唐军所乘。城中有五六个首领，都是死心塌地的亲蕃派。高仙芝早已掌握这个情况，特意嘱咐席元庆道：“军到，首领百姓必走入山谷，招呼取以敕命赐彩物等，首领至，齐缚之以待我。”席元庆依计而行，将小勃律的大臣一网打尽，只有小勃律王和吐蕃公主逃入石窟。此时高仙芝率主力赶到，将那五六个亲蕃派首领处死，同时急令席元庆率军砍断藤桥。藤桥离孽多城有六十里，席元庆指挥所部匆匆赶到时，吐蕃旌旗已隐约可见；士兵们赶紧动手，终于在日落时分将桥砍断。此时吐蕃援军已经抵达对岸。 藤桥不长，不过一箭之远，但地势险要，没有一年根本修复不起来。吐蕃大军鞭长莫及，只能望洋兴叹；高仙芝闻听非常高兴，立即派人招谕小勃律王；小勃律王见没了指望，便携公主出降。
方面大员（1）
这一仗令唐军声威大振，西域震动，“拂菻、大食诸胡七十二国皆震慑降服。”着名探险家兼文化大盗斯坦因，在勘察过一千年前高仙芝的行军路线后，曾经这样说过：“数目不少的军队，行经帕米尔和兴都库什，在历史上以此为第一次，高山插天，又缺乏给养，不知道当时如何维持军队的供应？即令现代的参谋本部，亦将束手无策。”最后他由衷地感叹：“中国这一位勇敢的将军，行军所经，惊险困难，比起欧洲名将，从汉尼拔，到拿破仑，到苏沃洛夫，他们之越阿尔卑斯山，真不知超过多少倍。” 当年八月，高仙芝押着小勃律国王和吐蕃公主凯旋，九月在连云堡与边令诚会合，一同回师，月末抵达播密川。刚刚立下大功的他有些迫不及待，便令刘单起草捷报，并派中使判官王廷芳进京告捷。这样绕过顶头上司夫蒙灵詧，等于不承认其领导，也剥夺了让他脸上有光的机会，因此夫蒙灵詧大为恼怒，等全军归来，他不但不派一人迎接慰劳，反倒破口大骂高仙芝：“啖狗肠高丽奴！啖狗屎高丽奴！于阗使谁与汝奏得？” 如果没有史官的笔，我们无法知道古人如何表达怒气。现在看看才明白，虽然时光不断流逝，但很多东西都基本保留着原来的样子，比如夫蒙灵詧的这番脏话。他劈头盖脸一顿下来，高仙芝根本无法抵挡，只得老老实实地答道：“中丞。”因为夫蒙灵詧还带着御史中丞的荣衔。夫蒙灵詧接着又问：“焉耆镇守使谁边得？”高仙芝也只能说：“中丞。” “安西副都护使谁边得？” “中丞。” “安西都知兵马使谁边得？” “中丞。” 夫蒙灵詧步步紧逼，高仙芝且战且退，表情语气简直就是个小媳妇。话说到这里，夫蒙灵詧不觉怒气勃发：“既然这一切都是我给你奏报争取的，这回你为何不经过我，就直接上奏朝廷？！你这个高丽奴才，论罪当斩，考虑到你新立大功，功罪抵消，饶你狗命！” 收拾完高仙芝，再来收拾其手下。夫蒙灵詧找到刘单，不阴不阳地说：“听说你很会写告捷文书嘛。”刘单惊恐万分，赶紧请罪。 这事细说起来是高仙芝处置不当在先。他确实不该将夫蒙灵詧撇开。军中指挥系统有其定规，不能随意打破。当然夫蒙灵詧也确实缺乏大将风范。可他一棍子打掉高仙芝的功劳，监军边令诚看不过去。因为这也会影响到他。不管怎么说，他跟高仙芝是一条绳上的蚂蚱。于是他便利用自己的特别渠道上奏唐玄宗：“仙芝立功而以忧死，后孰为朝廷用者？” 夫蒙灵詧给高仙芝小鞋穿，是因为后者伤了他的面子。唐玄宗的颜面丝毫未受损伤，因此也就没有夫蒙灵詧的愤怒。当年十二月，他诏令夫蒙灵詧入朝，同时任命高仙芝为鸿胪卿、摄御史中丞，接任安西四镇节度使。接到诏书，夫蒙詧灵心里不觉阵阵发毛。可更让他发毛的是，高仙芝见了自己依然“趋走如故”，持下属对待上司的礼节，就像《弟子规》中所说的：“路遇长，疾趋揖”。 夫蒙灵詧心想，这啖狗屎的高丽奴，究竟打的什么主意，要怎么报复？ 其实高仙芝什么坏心眼都没有。 高仙芝失礼在先，但事后有谦恭补救，颇见气量；不仅如此，他当面“辱骂”那些曾经的“政敌”，处理方式更有水平，得仔细看看。 副都护程千里、衙将毕思琛、行官王滔、康怀顺、陈奉忠等人，都说过高仙芝的坏话。为了结好毕思琛，高仙芝还特意奉送了城东的田庄一处。当然，内心并不情愿。接过兵权后，他当面责骂程千里：“公面似男儿，心如妇人，何也？”又责备毕思琛：“此胡敢来！我城东一千石种子庄被汝将去，忆之乎？”毕思琛赶忙回复道：“此是中丞知思琛辛苦见乞。”不是我巧取豪夺，是你可怜我辛苦；高仙芝将他们训斥一通，又解释道：“吾此时惧汝作威福，岂是怜汝与之！我欲不言，恐汝怀忧，言了无事矣。”原来也像现在的办公室政治，不指望你上天言好事，只求你别暗中使绊子；话不说开，老是藏着掖着，你们难免放心不下，今天咱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说完拉倒。随即又把王滔等叫到跟前，下令拉下去责打一顿，然后全部释放，就此了结，过往不究。如此一来，手下的将军疑虑顿消，高仙芝也就免除了许多顾虑，“由是军情不惧”。 高仙芝遭遇提拔，封常清水涨船高：被委任为庆王府录事参军，充节度判官，赐紫金鱼袋。在节度使的幕府僚佐中，文职主要有副使、行军司马、判官、掌书记、推官、巡官等等。判官的职位十分重要，“分判仓、兵、骑、胄四曹事”，相当于今天的办公室主任。名将李光弼在徐州，除了军事自己决断，其余府务全部委托判官张傪处理，部将汇报情况，也让他们跟张傪商量。而张傪也确实争气，打点得滴水不漏。
方面大员（2）
判官跟节度使之间有主宾情分，而非简单的上下级关系，幕主对判官得客气点。据《资治通鉴》和《唐语林》记载，田神功从偏将出任淄青节度使时，将上任节度使的判官刘位等人全部留任，平常受他们的拜见。可他有一次看见李光弼打球，张傪过来拜见，李光弼答拜还礼，不觉大为惊异，立即遍拜刘位等人说：“神功出于行伍，不知礼仪，诸君亦胡为不言，成神功之过乎！” 判官的重要性，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端倪：每逢高仙芝出征，便派封常清为留后使，坐镇后方。“留后使”这个官职，中唐以后藩镇割据时经常出现，也经常会成为割据的起点。 不过当时的高仙芝肯定没想到，他重点培养的封常清也许是条白眼狼，上来就先拿他的人开刀立威。 高仙芝的乳母有个儿子，名叫郑德诠，当时已经升为郎将。同吃一口奶长大，高仙芝对郑德诠视如兄弟，家事都委托于他。有了这层特殊背景，郑德诠威动三军，当然主要是狐假虎威。封常清每次办事回来，诸将都前来行礼拜见迎接，唯独郑德诠傲慢无礼，视若无物，甚至直接策马扬鞭从他身后疾驰而过。 对待上级应当持什么礼节，高仙芝已经演示过，所谓“趋走如故”。小郑同志如此行事，是典型的目无领导。这样的人吃点亏完全应该。其实靠裙带关系混个一官半职，原本也没什么，人人都想成长；可恨就可恨在明明起自裙带，还真以为自己是根葱。 活该小郑倒霉，碰上了封常清。 封常清的衙门、留后使的使院跟高仙芝的府邸连在一起。这很好理解，便于开展工作嘛。否则小郑同志也不至于那么经常跟他碰面，不断刺激其神经。封常清回到办公室，便派人传唤郑德诠；从节度使院到留后使院，有很多道门——侯门一入深似海么——小郑同志每进一门，后面随即有人关上。见了小郑，封常清离席而起，教训道：“常清本出寒微，郎将所知。今中命为留后，郎将何得于众中相凌突？”说到这里脸色一沉：“郎将须暂死以肃军政。” “暂死”这个词很有意思，值得玩味。封常清说完，随即下令将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重打六十军棍；行刑完毕，脸朝下——并非故意，只是顺手——拖出去扔掉。高仙芝的妻子和乳母得到消息，在门外嚎啕大哭，想要出手相救，可哪里还来得及，只得派人飞马急报高仙芝。高仙芝非常吃惊地说：“已死邪？”可等两人见面，谁都没提这茬：高仙芝不怪罪，封常清不谢罪。 后来封常清又先后处死两员有罪的大将，从此“军中莫不股栗”。将军都有自己的手段和威严，封常清此举原本无可厚非。只是他如此在意“面”子，应该和他出众的相貌不无联系。正如他自己蜻蜓点水般的提示：起自寒微。如果他不那么丑，出身不那么微贱，自卑掩饰下的自尊，也许就不会如此强烈吧。 公元749年，高仙芝入京朝见唐玄宗，被加特进，兼左金吾卫大将军同正员，一个儿子也被授五品官。大约就在这个时候，诗人岑参跟他结识，随即进入他的幕府。 那一年岑参大约三十五、六岁的样子。从长安到安西，即便今天也要三四天时间，当时更是茫茫的远征，因此他年轻的妻子并不情愿。然而诗人渴望博取马上功名：“丈夫三十不富贵，安能终日守笔砚”，便以“王事”为由说服妻子。只是一过渭州，见到滚滚东流的渭河，诗人自己也不禁怀念故园，以致热泪滚滚，写下这样的诗句： 渭水东流去，何时到雍州？ 凭添两行泪，寄向故园流。 真是巧得很，途中遇见一位入京的使者，他赶紧托人捎回几句话以报平安： 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 诗人暂到边疆，便是这等反应；高仙芝封常清等人长期在边疆作战，情形又将如何？
贪功起衅（1）
公元749年十一月初五，吐火罗叶护失里怛伽罗上表朝廷称：“朅师王亲附吐蕃，困苦小勃律镇军，阻其粮道。臣思破凶徒，望发安西兵，以来岁正月至小勃律，六月至大勃律。” 前不久去世的着名学者季羡林是个值得尊敬的老先生，但“国学大师”云云，却是国人想当然的强加。这个时代太需要正面的榜样，传统的榜样，所以我们有些饥不择食，胡乱加封。其实季老主要研究吐火罗语，吐火罗就是上表请求唐军攻击邻居的那个国家，国主称为“叶护”。只要肯承认藩属地位，唐朝一般都会允其所请，这次也不例外，高仙芝因此再度披挂上马。从安西到朅师国（今巴基斯坦奇特拉尔），距离比小勃律还远，但有了第一次远征的经验，高仙芝这次的进展更加顺利。《资治通鉴》的记载表明，这次唐军是在冬季完成的进军：次年二月，便击败朅师国，将其亲附吐蕃的国王勃特没俘虏，三月十二，另外册立其兄素迦为国王。冬季翻越高原出征，确实能看出唐军具有长途行军、远程打击的能力，但同时也反映出了高仙芝贪功。这是他身上一个无法洗去的污点。 其实高仙芝的贪功，从绕过夫蒙灵詧直接报捷，便可看出端倪。当然，将军都贪功，人人都爱涌上风头浪尖，而不愿默默无闻。这是推动历史发展与个人进步的重要动力。只是其中的度量得拿捏准确。军令一出地动山摇，士卒流血，乃至国家存亡，全在一念之间，为主将者岂能不察。 偏偏高仙芝还就是不察。可以这么说，唐朝中期对西域外交政策的失败，起因便在于高仙芝。所以他只是名将，而非大将。 高仙芝长途奔袭吐蕃，两战两胜，高原行军、山地作战能力让吐蕃和大食不得不刮目相看，被他们称作“中国山岭之主”。也就是山地战之王。与此同时，公元749年，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出动六万三千大军，经过浴血奋战，也拿下了吐蕃的战略要点石堡城（今青海湟中西南）。该城三面险绝，只有一条小路可上，吐蕃人在城中储存了大量军粮武器物资，尽管守军不足千人，但依旧久攻不克。哥舒翰大怒，召来裨将高秀岩与张守瑜，威胁要执行军法；二人请求以三日为期，三天后果然破城，俘获吐蕃铁刃悉诺罗等四百人。 此役尽管唐军阵亡数万，是典型的皮洛斯式的胜利，但终究标志着对吐蕃取得全面胜利，争夺的对手也随即换成大食。 当时大食（阿拉伯帝国）刚刚在西方兴起，不断向东扩张，与唐朝争夺西域。安国、火寻、戊地、石国、吐火罗等国先后向其臣服。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在于玄宗好大喜功，边帅妄开战端，导致离心离德。这不是什么秘密，很多人都干，高仙芝也不例外。他的目标是富甲一方的石国。 地处中亚的石国，是昭武九姓之一。据《隋书》记载，昭武九姓本是月氏人，旧居祁连山北昭武城（今甘肃临泽），后被匈奴所破，向西迁过葱岭，分散居住，形成九个小王国，都以昭武为姓。石国国都拓折城，也就是今天乌孜别克斯坦的首都塔什干；它地处丝绸之路的咽喉要道，农业发达，更兼善于经商，因此富甲一方。对于唐朝，他们一直朝贡不断：公元743年，该国国王遣女婿康国大首领泰染缅献方物；公元746年，献骏马十五匹，石国副王伊捺吐屯屈也贡献方物；公元747年，遣使献马；公元748年，派王太子远恩入关朝觐。 但公元749年，高仙芝突然带领大军前去讨伐。他出兵的原因，《新唐书·石国传》是这样记载的：“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劾其无藩臣礼，请讨之。”阿拉伯的史料记载更加详细，说是高仙芝破朅师国的回师途中，应宁远国王拔那汉之请，这才出兵。但无论如何，唐军这次可谓师出无名，高仙芝的诈谋手段也因此更令西域痛恨。 进抵石国后，高仙芝假意与之约和，趁机将前来和谈的石国国王那俱车鼻施拿下，再出兵血洗拓折城，俘虏其部众，杀掠其老弱，将该国一举荡平。这次行动，高仙芝共获石国“瑟瑟十馀斛，黄金五六橐驼，其馀口马杂货称是，皆入其家。”回军途中又搂草打兔子，攻打突骑施，将移拨可汗俘虏。 那些珍宝虽然全部归入私囊，但高仙芝并非贪财之人，他“家财钜万，颇能散施，人有所求，言无不应。”仗义疏财，近乎散财童子。可见其根本出发点还是建功立业，并非简单的财迷。这种极端残酷的建功方式激起了西域民众的强烈反抗，高仙芝趁势指挥所部大肆镇压，昭武九姓的胡商纷纷血溅屠刀。颇具讽刺意义的是，这让他后来报捷时又多了一项功劳：“破九国胡”。 一将功成万骨枯，这话真是不错。 次年也就是公元751正月二十四，高仙芝押解突骑施可汗、吐蕃酋长、石国以及朅师国王这些重量级俘虏，前往长安朝见天子，申述功劳。此时的唐玄宗正在不断向昏庸迈进，因此龙颜大悦，加授高仙芝开府仪同三司。然而没过多久，他突然下令改任高仙芝为武威太守，接替安思顺节度河西。这个安思顺，便是安禄山的族兄。比起安西，陇西离长安差不多要近一半的距离，现代官场经常理解为变相提拔。不知唐玄宗是为了奖励高仙芝，还是发现了其功劳的黑幕，但又不便公开，只得变相调离。可安思顺不想离开陇西，于是暗示群胡，采取“割耳捴面”的极端方式，苦苦相留；监察御史裴周南也上奏朝廷，建议别动安思顺，因此这道命令最终未能实行。 此时西域的人情已经发生巨变。高仙芝的残暴，大大削弱了唐朝的威信，“由是西域不服”。石国王子逃到诸胡部落，将高仙芝妄动刀兵一事传得沸沸扬扬。西域各国闻听，既害怕又愤怒，纷纷转向大食；大食决定趁热打铁，联合西域各国图谋安西四镇，高仙芝则决心先发制人。 怛罗斯之战因此爆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