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惨败（1）
公元751年四月，高仙芝亲率蕃、汉兵三万，进攻大食。此次行动唐军的参战人数，各个史籍记载的口径很不一致：阿拉伯史籍说是十万，《通典》说是七万，《段秀实别传》（此书早已失传，司马光引述）说是六万，《旧唐书》中是三万，《资治通鉴》则记载为两万。但无论数目差别如何巨大，人员构成都没有疑问：除了安西都护府的汉兵，西域盟国只有宁远与葛逻禄所部参加，后者又临阵易帜。可见唐军当时是何等的众叛亲离。 唐军以步兵为主，步骑配合，但步兵也都自备乘马，到达战场后才下马列阵作战，因此开进速度很快。高仙芝指挥所部，翻葱岭越沙漠，经过三个月行军，深入大食国境七百余里，到怛罗斯城（今哈萨克共和国东南部江布尔城），与大食军遭遇。 城中已有大食军队千余人驻守。高仙芝指挥部队攻城，五天不克。此时大食援军赶到，两军随即在怛罗斯河两岸列阵决战。唐军野战经常采用“锋矢阵”，手执陌刀的轻装步兵冲锋在前，接着是步骑配合突击，最后有弓弩手仰射。陌刀队列阵时“如墙而进”，排山倒海，肉搏时左右开弓，更见威力，猛将李嗣业便因善使陌刀而闻名；骑兵轻装与重装结合，主要使用马槊和横刀。随着冶炼技术的提高，工匠们用灌钢法取代百炼法，制成的战刀更加锋利；唐军还抛弃了魏晋时期沉重的具装铠，采用以明光铠为代表的唐十三铠，重量轻但防护能力更强；相对于阿拉伯人而言，可能弩才是唐军的独门暗器。秦军便以弩而闻名，但唐军的弩比起秦军，射程与威力都有极大提高。当时共有擘张、角弓、木单、大木单、竹竿、大竹竿和伏远等七种弩，射程与力量各有区别，分别装备步兵与骑兵，前面两种是轻弩，后面五种是强弩，用于攻城。高仙芝此次可能还动用了车弩，也就是后世所称的床弩，用绞车张弦开弓，弩臂上有七条矢道，居中放置一枝巨箭，长三尺五寸，粗五寸，以铁叶为翎，左右各放三枝略小的箭矢，一旦射出，“所中城垒无不摧毁，楼橹亦颠坠”。 除了地利与人和，大食的主要优势，一在于骑兵，因为他们有世所公认的良种马；二在于弯刀。杜甫曾经写过这样一首诗：《荆南兵马使太常卿赵公大食刀歌》，在其中称赞“吁嗟光禄英雄弭，大食宝刀聊可比”，可见这种武器的知名。 双方旗鼓相当，因此战况激烈。关键时刻，葛逻禄部众突然叛变，与大食军队联手，展开前后夹击。大食的重装骑兵猛攻唐军中军，唐军大败，“士卒死亡略尽，所馀才数千人”。高仙芝本想收拾残部重振旗鼓，但李嗣业见大势已去，劝其退兵，高仙芝随即乘着夜色落荒而逃。由于道路阻隘，宁远国主拔汗那部众在前面挡住去路，人马壅塞，动弹不得。此时李嗣业奋起大棒，连人带马一通乱砸，打死一百多名盟军士兵，这才为高仙芝杀开一条血路。 李嗣业的做法，让其同僚、别将段秀实颇为齿冷。他说：“避敌先奔，无勇也；全己弃众，不仁也。幸而得达，独无愧乎！”李嗣业大为羞惭，随即率领陌刀队殿后，挡住追兵，收拢残部，“得俱免”。回到安西后，他向高仙芝隆重推荐段秀实，高仙芝遂以“秀实兼都知兵马使，为己判官”。 此二人作为高仙芝的重点培养对象，跟封常清一样，后来都为历史增添了光彩与生动。 单纯从军事角度出发，怛罗斯之战只是唐王朝对外战争中的一次普通战例，没什么了不起，军事教科书上少有收录；但如果考虑到地缘政治格局，其影响则非常深远：唐朝丢失了中亚地区几乎所有的羁縻府州，许多自汉代以来就在典籍中出现的国家都转而臣服于大食，再加上不久后爆发安史之乱，唐朝无力西顾，逐渐退出西域；大食占据中亚后，实力不断增强，也使得伊斯兰文化在该地区扎根，影响最终超过了华夏文明。被俘唐军中的造纸工匠，也将造纸技术传到了西方。 高仙芝的个人命运，也因这场战役的失败而发生变化：他被解除安西四镇节度使的职务，入京担任右金吾大将军，节度使一职由王正见接替，封常清出任四镇支度营田副使、行军司马。次年也就是公元752年，王正见死，封常清以安西副大都护的身份，摄御史中丞，持节充安西四镇节度、经略、支度、营田副大使，知节度事，实际行使节度使职权。又一年，也就是公元753年，封常清出兵攻击大勃律。唐军屡战屡胜，进展顺利，他本欲乘胜追击，但段秀实看出其中有诈，劝阻道：“虏兵羸而屡北，诱我也。请搜左右山林。”封常清派兵搜索，果然发现伏兵，最终“大破之，受降而还。”
一场惨败（2）
天宝十三年，也就是公元754年，诗人岑参再度出塞，出任封常清的判官。他有时总理府务，有时奉命外出考察。当然，考察报告也用诗歌的形式完成。他曾经写过一首诗，题目是《使交河郡，郡在火山脚，其地苦热，无雨雪，献封大夫》，从题目看是交差的公文，从内容看又是上等的诗歌。 封常清在安西的征战，史书上要么不提，要么一笔带过，可见无论规模、影响或者巧妙程度，都不及其领导高仙芝，但在岑参笔下却恰恰相反。几乎找不到他写给高仙芝的有影响的作品，而封常清的活动，却经常成为他的创作素材，并且都是唐诗中的名篇，不知道这是否跟封常清也有文才、曾任判官有关。 《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中有这样的句子： 上将拥旄西出征，平明吹笛大军行。四边伐鼓雪海涌，三军大呼阴山动。 主帅封常清出征，身为判官的诗人不能随军，要留在后方处理府务。他前往轮台，既是送行，也是壮别，并赋诗纪盛。聊聊数句，封常清之军威庄严，便如在眼前。这自然是好诗，但相形之下，《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影响更大。最初其题目中并没有“封大夫”字样，那是沈德潜在《唐诗别裁》中添加的。当然与事实并不矛盾，这首诗确实也是献给封常清的送行之作。诗曰： 君不见走马川行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 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 匈奴草黄马正肥，金山西见烟尘飞，汉家大将西出师。 将军金甲夜不脱，半夜军行戈相拨，风头如刀面如割。 马毛带雪汗气蒸，五花连钱旋作冰，幕中草檄砚水凝。 虏骑闻之应胆慑，料知短兵不敢接，车师西门伫献捷。 我经常这样想，即便封常清寸功未立，他能激发岑参写出这样的名诗，难道不也算是莫大的文化贡献么？
渔阳鼙鼓（1）
唐时贤相，前称房杜，后称姚宋，这是史家的结论。在初唐的房玄龄和杜如晦之后，姚崇又与宋璟联手，成就了唐玄宗的千古帝业，共同培育出开元盛世。都说盛世，那么当时到底强盛到了何种程度？杜甫有《忆昔》诗为证： 忆昔开元盛世时，小邑犹藏万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九州道路无豺狼，远行不劳吉日出。 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织不相失。 一句话，人口多，但都有饭吃，所以路上没有强盗，出行不必挑黄道吉日。这并非诗人虚夸，数据统计支持这个说法：开元天宝时期，唐朝搞过六次人口普查，最后一次在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结果是全国8914709户、52919309人，相比高宗永徽三年（公元697年）的三百八十万户，翻了一番还多。 当然，这是表面现象。盛唐时期，举凡军事、科技、手工、文艺等等，莫不登峰造极。诗人岑参也可算是其中的成果。 盛极而衰。可惜的是，就在大家都津津乐道于盛世之时，衰败的脚步一刻也不曾停止。当然，这是个极其缓慢的过程。就像苹果，外面依然带着诱人的鲜红，但里面已经腐烂，随便戳个口，脓液便会喷溅出来，不可收拾。这组数据可为旁证：当时五千两百万人口中，只有14%的人口、46%的户，要交税服役，其余的都“不课”。也就是说，不足两成的人口支撑着整个国家。 这种政权，岂能长久。 直接戳破盛唐这颗烂苹果的，是安史之乱。 就在唐玄宗以为天下太平，可以高枕无忧时，东北边境上的安禄山正在茁壮成长，越来越胖。安禄山是胡人与突厥的杂种，外表憨直，内心狡诈。他患有严重的肥胖症，腹垂过膝（传说他与杨贵妃有私情。若真有其事，不知是不是胖子之间的惺惺相惜）。有一次唐玄宗开玩笑说：“这个胡人肚皮如此之大，不知里面都是什么东西。”他对道：“更无余物，正有赤心耳！”赢得龙颜大悦。 这个脑筋急转弯安禄山对得不错。比起苏轼的一肚皮学问，和朝云的一肚皮不合时宜，还是安禄山的这个更加管用，能够消解唐玄宗的戒心。不过下面这个，就未免有点装疯卖傻：玄宗让安禄山拜见太子，他见了太子却不下拜。左右催促他拜见，他说：“臣蕃人，不识朝仪，不知太子是何官？”听了玄宗的解释，又说：“臣愚，比者只知陛下，不知太子，臣今当万死。”这才拜见。 这回的装疯卖傻大约瞒住了玄宗，但没能瞒住太子李亨。比起乃父，李亨的眼神要好得多。问题是他当时还不掌权。安禄山为讨杨贵妃欢心，认她为母。玄宗与贵妃同坐时，他先拜贵妃，理由是“胡人先母而后父。” 凡此种种，都是安禄山的小伎俩。其实本来唐朝的历史可以改写，至少叛乱者可以不是安禄山，但很可惜，唐玄宗硬生生地让历史的河流改了道：公元736年，安禄山还只是平卢将军，在节度使张守珪手下，奉命征讨契丹，结果兵败，被奏请斩首。此前他入朝时，张九龄一见便对人说：“乱幽州者，必此胡也。”因此收到张守珪的奏章，他立即批示道：“穰苴出军，必斩庄贾；孙武行令，亦斩宫嫔。守珪军令若行，禄山不宜免死。”这只是宰相的批转意见，最终还要让玄宗定夺。玄宗看了张九龄的判词，不以为然：“卿岂以王夷甫识石勒，便臆断禄山难制耶？”东晋名士王衍字夷甫，对时下人见人爱的钱万分鄙薄，从来不说“钱”这个字眼。他老婆生性贪婪，不信这个邪，就趁他熟睡时，叫仆人绕着床边铺上一大圈钱。王衍早晨醒来，突然发现陷入钱的包围，行动不便，便叫来仆人，说道：“举却阿堵物！”把这些东西拿开。于是钱的称谓，就多了一个“阿堵物”。 据说王衍特别善于观察判断人，石勒十四岁时，在洛阳当小贩，“倚啸上东门”，被王衍看见，认定他将来会成为天下的祸患，后来石勒果然建立了十六国中最为强大的后赵。大约唐玄宗不相信张九龄也有这等眼光，终未准奏，饶了安禄山的狗命，结果耽误了大唐江山。 如果说安禄山一直有不臣之心，就像张九龄对他的印象，那恐怕也是胡说。在这个问题上，杜佑的观点更加靠谱：“禄山称兵内侮，未必素蓄凶谋，是故地逼则势凝，力侔则乱起，事理不得不然也。”野心总是随着实力的增长而膨胀的。安禄山造反，完全是实力增长的结果。 唐玄宗设置有九个节度使，兵力编制分别为：安西两万四千，北庭两万，河西七万三千，朔方六万四千，河东五万五千，范阳九万一千，平卢三万八千，陇右七万，剑南三万，外加中央掌握的十二万，共计四十六万五千人。后来安禄山身兼范阳（治今北京）、平卢（治今辽宁朝阳）、河东（治今山西太原）三镇节度使，兵力超过十八万，占总兵力的三成强，控制两成以上的国土。这样的人多数没有好下场：奸臣难免谋反，忠臣则会被人惦记，最终被包装成奸臣。这种例子比比皆是。
渔阳鼙鼓（2）
名将王忠嗣、奸臣杨国忠和太子李亨，先后上奏揭发安禄山。杨国忠起步之初，本来想结好胖子，但胖子敬畏李林甫，对杨国忠根本没瞧上眼，惹恼了这位政治新贵。别人杨国忠都能对付，安禄山实在太“胖”，而且又远在边疆，他一时还奈何不得，只有不断地煽风点火，添油加醋。 安禄山造反，杨国忠确实是推波助澜的角色。其心理不外乎此：激反安禄山，可以证明自己的眼力。当然客观地说，一味指责杨国忠也有失公允，他多少有点像当年的晁错——如果晁错能容忍这个污辱的话。杨国忠的惦记，安禄山自然心知肚明。公元755年七月，他突然上表，要求献马三千匹，每匹由二人护送，并派二十二名蕃将统领。六千精兵进长安，那可不是好玩的。河南尹达奚珣建议推迟到冬天，并由官府配备马夫。这个建议被唐玄宗采纳，随即遣使晓谕安禄山，并说：“为卿新作一汤池，十月于华清宫待卿。”让他十月来洗温泉。使臣宣旨时，安禄山微微欠身，并不下拜，淡淡地说：“圣人安稳。”算是问候皇帝。又说：“马不献亦可，十月灼然诣京师。” 这事让安禄山下定了最后的决心。 从八月开始，安禄山便开始犒劳士卒，厉兵秣马，做战前准备。然而除了其孔目、太仆丞严庄，掌书记、屯田员外郎高尚，将军阿史那承庆这三个超级心腹，别人一概不知。十一月初六，安禄山举办宴会，酒酣耳热之际，拿出早已准备好的作战地图传示诸将。将军们一看，从范阳至洛阳沿线的山川形势、关塞要冲，全都标注得清清楚楚。宴会结束时，这种地图人手一张，当然同时还有金帛之赏。 十一月初八，恰巧有使者从长安回到范阳，安禄山便伪造诏书号令诸将：“有密旨，令禄山将兵入朝讨杨国忠，诸君宜即从军。”次日便起精兵十五万，号称二十万，大举南下，“步骑精锐，烟尘千里，鼓噪震地”。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此时杨国忠反倒面有得色，声称：“今反者独禄山也，将士皆不欲也。不过旬日，必传首诣行在。”这话唐玄宗爱听，深以为然；大臣们却只有面面相觑。 天下承平日久，不事武备，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的府兵制早已消亡，内地州郡根本无兵可用。不仅如此，就连民间的舆论导向，也不再是“宁为百夫长，不做一书生”，而是“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更兼河北本来就是胖子的地盘，因此黄河以北迅速易色，只有平原（治今山东德州）太守颜真卿得到反叛的指令，迅速奏报朝廷，唐玄宗这才得到确切消息。他赶紧委任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右羽林大将军王承业为太原尹，卫尉卿张介然为河南节度使，程千里为潞州长史，分守重要的战略节点。 此时正巧安西节度使封常清入朝。他主动请缨，要求到东都洛阳，开府库募士卒，组织防御，玄宗随即任命他为范阳、平卢节度使，赶赴洛阳靖难。同时任命荣王李琬为元帅、高仙芝为副帅、边令诚为监军，率飞骑及朔方、河西、陇右的部分军队，以及宫中出钱招募的关中新兵，共计五万，前往河南平叛。十二月初一，玄宗亲自到勤政楼，设宴款待荣王和高仙芝，又到望春亭为他们送行。高仙芝随即率领大军，进屯陕郡（治陕城，今河南三门峡市西）。 军情紧急，封常清昼夜兼程赶到洛阳，十天之内便招募新兵六万。他派人拆毁洛阳东北的河桥，阻止叛军北攻洛阳。安禄山从灵昌（今河南滑县东）渡河后，一路向东，兵锋直指洛阳。封常清立即率领部队，进驻武牢（即虎牢关，今河南荥阳汜水镇西）阻击。 封常清虽然不乏将略，但手下士卒都是刚刚招募的市井之徒，不但缺乏实战经验，甚至连起码的训练都没搞过；反观叛军，个个久经沙场，先头部队又以骁勇善战的骑兵为主。唐军刚刚列好阵势，就被叛军铁骑冲垮，大败西逃。封常清收集余部，二战于洛阳城东的葵园，三战于洛阳上东门，无一胜绩。 十二月十二，叛军攻入洛阳，局势已经无法逆转。尽管如此，封常清依旧不肯放弃，又率残部与叛军战于都亭驿，失败后退守宣仁门，希望迟滞叛军攻势。打到最后，彻底无望，这才指挥余部，推倒苑西城墙，向西撤退。为阻止叛军的骑兵，他下令“伐木塞道以殿”。 等退到陕郡，太守窦廷芝已逃往河东，城中吏民全部逃散，只有高仙芝所部孤悬于此。封常清赶紧建议：“常清连日血战，贼锋不可当，且潼关无兵，若贼豕突入关，则长安危矣。陕不可守，不如引兵先居潼关以拒之。” 这是彼时唯一的明智之举。高仙芝听取封常清的详细汇报后，对战场局势有了更加清醒的判断，决心以退为进。他下令打开仓库，将库存缯布赐给将士，带不走的全部焚毁，以免资敌，然后全军退守潼关。叛军的铁骑确实神速，一度追上唐军。兵败如山倒。此时的唐军士气已无，一触即溃，“甲仗资粮委于道，弥数百里”。 但尽管如此，唐军保存实力、占据潼关天险的目的已经顺利达成。他们俩立即整顿部伍，构筑防御，据险抗击，军心士气逐渐安稳。等叛将崔乾佑赶到，唐军守备已经完善，仓促之间无法攻击得手，只得退回陕郡。 叛乱初期，举国上下都还没从开元盛世的梦中醒来，不但杨国忠毫无凭据地乐观，大家都乐观，包括封常清。他主动请缨时的豪言壮语，可为凭证：“禄山领凶徒十万，径犯中原，太平斯久，人不知战。然事有逆顺，势有奇变，臣请走马赴东京，开府库，募骁勇，挑马箠渡河，计日取逆胡之首悬于阙下。”然而经历洛阳一战后，他身为大将的头脑立即清醒过来，想赶回长安奏报形势，消除乐观轻敌情绪。但刚走到渭南，迎面碰上朝廷使者，宣读玄宗诏令：革除封常清官爵，以白衣身份在高仙芝麾下效力。 一句话，撤职留任，留党察看。
两雄遇难（1）
高、封二将虽然丧师失地，但却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这在大战初期至关重要。然而对于他们而言，革除官爵仅仅是倒霉的开始。关键时刻，曾经的战友边令诚反水，利用入朝奏事的机会，在唐玄宗跟前构陷二人：“常清以贼摇众，而仙芝弃陕地数百里，又盗减军士粮赐。”唐玄宗听信一面之词，立即派边令诚赶回军中，将二人处斩。 公元756年一月二十四，边令诚到达潼关，先叫来封常清，宣示敕书，喝令斩首，陈尸于草席之上。临死之前，封常清不忘国事，草遗表一道，目的还是要消除朝廷上下的盲目乐观。高仙芝回到官署后，边令诚带着一百陌刀手前来对他说：“大夫亦有恩命。”高仙芝立刻下厅跪拜听宣。听完诏书，他不觉如雷轰顶，大呼冤枉：“我退，罪也，死不辞；然以我为减截兵粮及赐物等，则诬我也。”对边令诚说：“上是天，下是地，兵士皆在，足下岂不知乎！”此时军士们集聚于府外，高仙芝大声求援：“我于京中召儿郎辈，虽得少许物，装束亦未能足，方与君辈破贼，然后取高官重赏。不谓贼势凭陵，引军至此，亦欲固守潼关故也。我若实有此，君辈即言实；我若实无之，君辈当言枉。”士兵齐声高呼：“枉！”声音震天，场面感人。然而他们说得再多，幕后黑手就是边太监，又有什么用呢？北周宇文贇杀害齐王宇文宪时，文吏的那番话，可以引来作为旁证：“以大王您今天的情势，还用得着说那么多吗？” 边太监当然不会听。高仙芝看看死去的封常清，叹道：“封二，子从微至着，我则引拔子为我判官，俄又代我为节度使，今日又与子同死于此，岂命也夫！”说完随即被杀。 临阵无辜杀大将，无异于自毁长城，自断手足。李隆基的智商并不很低，不会是简单的上当受骗。他杀高、封二将的举动，与二战初期的斯大林，可谓异曲同工。 1941年7月28日，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会发布第0250号命令，剥夺西方面军司令巴甫洛夫大将、参谋长克里莫夫斯基赫少将、通信主任格利高里耶夫少将、第四集团军司令员科罗布科夫少将的军衔，执行枪决。罪名是：“背弃了军人誓言，玷污了红军战士的崇高称号，忘却了自己对祖国的责任，他们的惊慌失措和懦弱、罪恶的无所作为、瓦解部队的指挥、将武器和仓库交于敌手，以及擅离战斗岗位的行为，给西方面军的部队造成了严重损失。” 斯大林此举，完全是为了找个替罪羊，以便掩人耳目。当然，同时也希望杀一儆百，振奋将士的必死之心。对于苏德战争初期的惨败，斯大林应该负完全责任。首先，他搞大清洗，五位元帅杀掉三个，十五名方面军司令杀掉十三个，八十五名集团军司令杀掉五十七个，一百九十五名师长杀掉一百一十个，四百零六名旅长杀掉二百二十个。丧心病狂，无过于此。由于大量的优秀指挥官无辜被杀，战争初期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上校指挥一个军，少校指挥一个团，小马拉大车。巴甫洛夫大将就是由于前任被清洗而火线提拔的。 其次，斯大林判断失误。自恃实力雄厚，且与德国签订和约，德军不会进攻。战前德军的计划通过各种渠道源源不断地向上汇报，其中包括着名间谍佐尔格的情报，但斯大林刚愎自用，一直不予采信。战争爆发前一周，当时的西部特别军区司令员巴甫洛夫察觉德军动向异常，几次要求采取应对措施，部队进入野战工事，斯大林还是不同意，“不许给德军以挑衅的借口”。于是苏军停在机场上的飞机不加油，火炮无牵引，上万辆坦克不集中，部队毫无戒备。 6月21日夜，巴甫洛夫正在明斯克的一家军官俱乐部观看考楚涅克的喜剧，次日凌晨三时，德军六千门火炮便开始轰击，上千架飞机发起俯冲。就在那一天，西部特别军区改为西方面军，司令员当然还是倒霉鬼巴甫洛夫大将。没过几天，德军就突入苏联境内两百公里，西方面军三十一万部队被俘，两千五百辆坦克、一千五百多门火炮落入敌手。八天之后，巴甫洛夫被撤职逮捕。 不知道斯大林是否读过中国历史，是否知道李隆基阵前斩将的故事。不管他看没看过，反正杀人他已经驾轻就熟。人性的弱点不分国界。 边令诚为什么要陷害高仙芝呢？其中的原因，《新唐书》和《旧唐书》的记载不同。《旧唐书》说：“监军边令诚每事干之。仙芝多不从。”意思是二人见解不同，高仙芝总不给边太监面子；《新唐书》则说：“令诚数私于仙芝，仙芝不应”，直说边太监向高仙芝伸手谋取私利。
两雄遇难（2）
无论如何，边太监有错，应当承受千古骂名，但归根结底，责任还在唐玄宗。太监监军，每每误国，不止一次。而唐玄宗宠信宦官，有其深刻的原因：他发动政变上台，主要依靠两股力量，一是禁军将领，所谓龙武功臣集团，代表人物是王毛仲，葛福顺、陈玄礼；二是宦官，代表人物是高力士。 因为诗人李白的缘故，后世对高力士没多少好印象。这其实是桩冤案。说起来是李白自讨没趣，非要乘着酒兴，喝令高力士为之脱靴。他不想想高力士是谁：太子李亨称呼他“二兄”，亲王、公主称他为“翁”，驸马辈直接呼之以爷。李白的诗再好，在高力士跟前也等于零——此人估计没多少文化。从李白的角度出发，他如果顾及高力士的身份，那他也就不会是李白；但就客观而言，他确实不该污辱高力士。高力士虽然不是什么道德楷模，但干政的积极因素却远远多于消极影响。史书上说他“顺而不谀，谏而不犯”，基本符合事实。李林甫、杨国忠、安禄山乃至高仙芝升官，都走过高力士的门路，但他援引归援引，从不与之结党，一旦玄宗抛弃，他也不出手救援。一句话，都是钱货两讫的一夜情。唐玄宗曾经征求他的意见，想把国事全部交给李林甫，自己安心享乐，高力士明确表示反对；杨国忠当政时，唐玄宗不明就里，以为可以高枕无忧，他也直言不讳地予以反驳：“臣闻云南数次丧师，边将又拥兵过盛，陛下将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祸发，不可复救，何得言无忧！” 一个去了势又得势的假男人，能有这种见识，我们还能要求他怎么样呢？道德文章是儒生士子的分内事，他们很多人都做不好，像张九龄的弟弟张九章，飞马传递荔枝讨好杨贵妃，我们又有何理由奢求高力士？ 只是从高力士开始，宦官养成了参政的坏毛病，最不靠谱的是明明不懂军事，甚至连胆气都不够——毕竟身上少了一块肉——还要出任监军。
安西余韵（1）
最终彻底断送唐玄宗政治生涯的，还是其舅子杨国忠。 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 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 杀了高仙芝与封常清，派谁去潼关守大门？唐玄宗想起了这首歌的主人公，高适的老领导哥舒翰。当时他已患“风疾”，正在长安养病。这所谓的“风疾”，应该是酒精中毒后遗症，心脑血管疾病。 哥舒翰久任边帅，经验丰富，更兼与安胖子死不对付，所以被唐玄宗视为救命稻草，启用为兵马副元帅，令他火速赶往潼关。哥舒翰不愿趟这道浑水，但君命难违，他也只得带着高适来到潼关前线。此时王思礼向他建议，上表请诛杨国忠，哥舒翰没有同意；王思礼又建议派三十名骑兵将杨国忠劫持到潼关杀掉，哥舒翰更加反对：“如此，乃翰反，非禄山也。”杨国忠得知此事，赶紧奏请玄宗，训练一万人马驻扎在霸上，由其亲信杜乾运统领，名义是防贼。当然这个贼不是安禄山，而是指哥舒翰。 麻杆打狼，两头害怕。哥舒翰闻听也是如芒在背，便奏请玄宗，将那一万人马要过来，并将杜乾运召到潼关，找个借口杀掉。这下杨国忠更加不安。正巧崔乾佑大搞疑兵计，将精锐部队隐藏于内，老弱残兵布置于外，故意示弱，探马将这个假情报传递回了长安。杨国忠趁此机会，一再奏请唐玄宗，催促哥舒翰出战。 叛军远来，利在速战；唐军据险，利在固守。时间一长，叛军内部必定生变。固守潼关静待敌变是上上策。哥舒翰、李光弼等宿将全部持此观点。本来李隆基也同意，但在崔乾佑与杨国忠的双重忽悠之下，又改变主意，一再催促哥舒翰出战。令人遗憾的是，李隆基并不知道当时在洛阳称帝的安胖子，正气得暴跳如雷，大骂严庄与高尚二人误了他。原因很简单，局势胶着，到处都没有进展：郭子仪在河北连战连胜，威胁其老窝范阳；哥舒翰防守潼关，又让他们无法前进一步。 若拒不出战，高封二将便是前鉴。哥舒翰只得出了潼关。最终的结果是大家都知道的。号称二十万的唐军，折损大半，哥舒翰本人也当了俘虏。他晚节不保，投降安禄山，但最终还是没能保住性命；潼关一破，长安危急，唐玄宗仓皇西巡，逃往蜀地。半路上陈玄礼导演兵变，杀了杨国忠，又将贵妃赐死。杨玉环玉颜尚在、余温犹存时，南海进贡的荔枝恰恰送到，只可惜她再也无法品尝。 盛唐气象，从此不再。 从某种意义上说，安史之乱是唐军边帅之间的较量。安禄山且不说，平叛的主要力量郭子仪、李光弼，也起自边将，是陇西军人。高仙芝、封常清虽然已经死去，但其部将李嗣业、白孝德与段秀实，依旧征战沙场，建功立业，故事都很精彩，不容错过。 正如明眼人的预言，叛军很快就爆发内乱。 胖子的身体很难健康，安禄山便是例证。他肥胖到了需要三人帮助穿衣的程度，腹垂过膝，像挂着面口袋。不过很奇怪，毛病却发在眼睛上，又有疽病。那些日子情绪低落，几乎失明，他的脾气越来越暴躁，动不动就打人。挨打最多的是宦官李猪儿，就连严庄那样的高级谋士，也少不了皮肉之苦。 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公元757年，安庆绪联合严庄与李猪儿，杀掉了这个叛贼；叛军内乱，唐军决心趁机收复长安。 长安外围的香积寺大战，唐军形势一度危急。关键时刻，李嗣业挺身而出，对主帅郭子仪说：“此时再不拼命，我们都别想活着回去。为国牺牲，请从嗣业开始”。说完赤膊上阵，手持陌刀立于阵前，高声呼喊，连杀十几个溃兵，这才稳住阵角，随后率领陌刀队排成散兵线，如墙而进，猛烈反击，逐渐占据上风。双方激战一天，唐军斩首六万余级，最终取得大捷，收复长安。安庆绪调集十五万人，在新店（今河南三门峡西）与唐军决战，又遭惨败，不得不败退邺城。 安禄山死后，远在范阳的史思明根本看不起安庆绪，二人的矛盾逐渐升级。史思明一度以范阳十三郡和八万军队降唐，但由于双方缺乏信任，最终再度反叛。 公元758年，唐军以九位节度使的二十万兵马围攻邺城。唐肃宗不想再出第二个安胖子，因此不设主帅，只派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使，担负监军职责，结果尽管人多，但力量却不见大，“经月余，城不拔”。李嗣业“被坚冲突，履锋冒刃”，被流矢所中。一天夜里，外面突然金鼓齐鸣，正在养伤的李嗣业以为又要打仗，从病榻上一跃而起，大呼杀贼，结果箭疮破裂，流血数升，一代名将，就此捐躯。
安西余韵（2）
白孝德是龟兹国王子。叛乱爆发，他率龟兹国精兵三千，跟随李嗣业入关，先后隶属于郭子仪和李光弼。因邺城失利，李光弼率军退守河阳（今河南孟州）。此时史思明来攻，先派猛将刘龙仙单骑挑战。刘龙仙一人来到城下，翘起右腿，搁在马脖子上，高声大骂李光弼。李光弼在城楼上问道：“哪位将军愿意出战？”大将仆固怀恩主动请缨，但李光弼不同意：“对付一个小毛贼，哪里用得着大将！”此时白孝德挺身而出。李光弼说：“你需要多少人马？”白孝德说：“一兵一卒都不需要！”李光弼坚持派人同行，白孝德这才提出要五十名骑兵继后，另外请城头上擂鼓助威。 白孝德随即挟着两根长矛，策马渡河。渡到一半时，仆固怀恩便向李光弼道贺，说白孝德将胜。李光弼反问原因，他说：“看白孝德手挽缰绳，沉着镇静的样子，就知道他万无一失！” 刘龙仙见只有一人，根本没当回事；白孝德逐渐靠近，刘龙仙准备动手厮杀，但白孝德摆手示意，做出并非交战、有话要说的样子。刘龙仙不明就里，便没有动手。两人相距十步时，白孝德才开口搭话，刘龙仙依旧辱骂不止。白孝德停下马，愤怒地盯着对手说：“叛贼认识我吗？”刘龙仙骂道：“你是什么猪狗东西！”此时白孝德突然大喊一声，猛然挥矛跃马冲了过去。城上唐军赶紧擂响战鼓，五十名骑兵也随即杀出。刘龙仙来不及放箭，绕着跑上长堤，被白孝德追上，砍下头颅拎回军中。 民族英雄文天祥的《正气歌》中，列举了许多英雄人物，其中有这样一句：“或为击贼笏，逆竖头破裂。”用笏击贼的，便是高仙芝的部将段秀实。公元783年，泾原兵变，在长安拥太尉朱泚为大秦皇帝。段秀实当庭勃然而起，以笏板猛击朱泚，将他打得满脸是血，段秀实旋即被杀。事迹传开，朝野赞叹：“自古殁身以卫社稷者，无有如秀实之贤”。 但有人认为，段秀实此举是武夫的一时冲动。对于这种论调，柳宗元非常愤怒，于是查访整理段秀实的事迹，写成《段太尉逸事状》，收录在《柳河东集》中。文章较长，但核心故事有三个。 其一是不畏强暴。 郭子仪平叛有功，受封为汾阳王，出任兵马副元帅。其子郭曦以尚书的身份兼任行营节度使，驻扎于邠州（治今陕西彬县）。郭曦放纵士兵横行不法，糜烂地方，百姓怨声载道，身为父母官的白孝德因为郭子仪的缘故，敢怒而不敢言。 当时段秀实是邻近的泾州（治今甘肃泾川）刺史。明明不关他的事，他却非要来趟浑水，主动请缨，代理白孝德的都虞候，执掌军法制止暴乱。 一个月后，郭曦部下十七人进街市抢酒，刺伤卖酒的老头，砸坏酒器。段秀实将十七人抓来全部砍头，首级悬挂在市场门前。郭曦的部队闻听骚动，纷纷披甲，眼看就要爆发内战。白孝德惊慌失措，段秀实镇定自若，要求去军中找郭曦论理。白孝德派几十名士兵跟随，段秀实全都辞掉；他解下佩刀，挑选一个又老又跛的士兵牵马，来到郭曦营前。全副武装的士兵立即涌上来，可他只是微微一笑说：“杀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头来矣！”士兵们不觉一愣。等郭曦出来，段秀实说：“副元帅（指郭子仪）勋塞天地，当务始终。今尚书恣卒为暴，暴且乱，乱天子边，欲谁归罪？罪且及副元帅。今邠人恶子弟以货窜名军籍中，杀害人，如是不止，几日不大乱？大乱由尚书出，人皆曰尚书倚副元帅，不戢士。然则郭氏功名，其与存者几何？” 郭曦倒不是糊涂人。他立即喝退士卒，并向段秀实谢罪。段秀实已经平息事态，但还不肯走，非要在郭曦军中吃顿饭，再睡一宿，命令牵马的老兵次日清早再来。郭曦和衣而卧，命警卫敲打梆子保护段秀实——如果人死在这里，他可担当不起恶名。 从那以后，邠州秩序井然，百姓安居乐业。 其二是爱民如子。 在此以前，段秀实在泾州担任营田副使。大将焦令谌强占土地几十顷，租给农民。时遇大旱，寸草不生，农民请求减租，但焦令谌根本不管，一味催逼。百姓无奈，只好求告段秀实。 段秀实写份语气温和的判词，派人送给焦令谌。焦令谌大怒，叫来农民说：“我怕姓段的吗？你怎敢去说我的坏话！”随即把判词铺在农民背上，用粗棍重责二十，打得奄奄一息，再扛到段秀实府上。段秀实大哭道：“是我害了你！”亲自动手为其疗伤，并卖掉乘马，换来谷子代他缴租。 客居邠州的淮西军主帅尹少荣闻听，找到焦令谌大骂道：“你还是人吗？泾州赤地千里，百姓将要饿死，可你却还在逼租，用粗棍重打无罪之人。段公是位有仁义讲信用的长者，你却不知敬重。他只有一匹马，贱卖后换成谷子给你，你居然不知羞耻地收下。不顾天灾、冒犯长者、重责无罪，又收仁者的谷子，使主人出门没有马骑，你怎样上对天、下对地？”焦令谌虽然强横，但听了这番话，却惭愧得无以复加，饭也吃不下，“一夕，自恨死”。 其三是为官廉洁。 后来段秀实被提拔为京官司农卿，临行前告诫随后赴京的家人：“经过岐州时，朱泚可能会赠送钱物，千万不要收下。”后来朱泚果然送了三百匹大绫，段秀实的女婿无法拒绝，只得收下，段秀实就把它们悬挂在办公室的房梁上。朱泚谋反、杀掉段秀实后得知此事，过去一看，原来封存的标记都完好无损。 我愿意相信，这是安西军魂的流风余韵。
导读（1）
导读：秦桧是金国奸细，可有根据？韩世忠闻听秦桧要诬陷他图谋重新夺回兵权，赶紧找到赵构，下跪哭泣哀告表白，这说明了什么，与岳飞之死又有何关系？岳飞身上究竟有无污点？牛皋与《岳飞传》中的形象有多大差别？一代名将狄青劳苦功高，最终却在朝廷的怀疑提防中抑郁而终，有宋一代，武将的命运实在令人感慨。 一个超前于时代的人，会有什么结局？在我看来无非有三：引领时代，独占鳌头；落落寡怀，抑郁而终；身首异处，报国无门。 有宋一代，骨气与血性都不是主流意识形态，而是朝廷变相压制的对象，因此举国上下严重匮乏，惟独岳飞骨气淋漓，血性贲张：人人皆欲自保，大帅独言恢复；上下只图偏安，少保戮力雪耻。毫无疑问，岳飞严重超前于他所处的时代，具体数字是二十一年：如果他晚生二十一年，或者孝宗早登基二十一年，那么君臣同心，上下合力，将会是何等完美的结局，他何至于“忠无身报主、冤有骨封王”。 悲剧的发生不是源于时间差别，就是因为位置差别；而最根本的因素，还是对手差别。 当然岳飞并非没有死罪。假如严格执行军纪，他确实该被正法，而南宋小朝廷乃至整个中国历史，都会因此而彻底重写，因为那发生在早期。也就是说，岳飞的惨死和其真正的罪过，名不副实。他是典型的“死非其罪”，身负千古奇冤。 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在杭州西湖边的岳庙内，铸着四个下跪的凶手，他们应该对岳飞之死负责：秦桧及其老婆王氏、张俊、万俟卨。让他们长跪于此，承受无法抹去的千年骂名，对民众情感多少有点慰藉，也算是个好创意，但主持其事者，却有意无意地漏过主犯，难逃虚晃一枪、舍车保帅之嫌。上面那四个家伙——我实在恶提其名——手上确实沾有岳爷之碧血，但真正的幕后黑手，却是那个类似太监的假男人，宋高宗赵构。 赵构当然不会跪在那里。历朝历代的皇帝，都不能容忍其前任沦落至此。因为他们自己也不想享受这等待遇。在他们眼里，第一皇帝永远正确；第二当皇帝错误时，参看第一条。古往今来，冤死鬼不可胜数，添一个岳飞毫不嫌多。修座岳庙，把奸臣拉出来跪下，是对昔日政治垃圾再巧妙不过的废物再利用：既可激励臣子效忠，又能维护最关键的核心利益皇权威严。故而自从南宋孝宗以来，元明清三代，都曾重修岳庙，但谁也没提赵构这茬儿。 在“皇上圣明”的时代，历史从来无理可讲。 岳飞保的是赵构的半壁江山，因何反遭后者毒手？岳飞不解，后世不解，历史亦不解。有关岳飞的史料可谓洋洋洒洒。除了《宋史》，以岳珂编辑整理的《金佗稡编》为主。为了给祖父洗清冤屈，岳珂潜心收集整理宋高宗御札、朝廷命令、札子，以及岳飞表奏、战报、诗文旧事等资料，编成此书，其中的“金佗”是地名，岳珂的别墅在嘉兴金佗坊。然而《宋史本传》也好，《金砣倅编》也好，读来读去，怎么也找不到岳飞必死的原因。因为他跟赵构的性格冲突，向来不曾引起史家的足够关注：赵构禅位时只有五十三岁，虽然宣称“今老且病，久欲退闲”，其实还很结实——无法近女色么——退位之后又活了二十五年，可为证据。人的精力总要通过某种形式宣泄出来，他老子一有书画，瘦金体留存史册；二有女人，李师师貌若天仙；可到了赵构身上，一无所有。刚开始尚可与秦桧勾心斗角，后来连这个乐趣也无，他竟然还能拖延如此之久，真是神“龟”虽寿；孝宗想找点事干，谋划北伐，他也要泼冷水：“大哥，等我百岁以后，你再筹划这事罢！” 由此可见此人的荷尔蒙分泌很低，大约属于抑郁质；而岳飞呢，虽然也不近女色，可心里总盘算着恢复河山，这事足以牵扯精力。荷尔蒙分泌即便不偏高，至少也是正常水平，不属于胆汁质就是多血质，总之跟赵构截然不同。 岳飞与刘光世、张俊、韩世忠合称“中兴四将”。这个列举法当然是对岳飞和韩世忠的莫名污辱：刘光世完全不靠谱，必须拿下；张俊也有点赖。也许应该换上吴玠或者刘锜。朝廷之所以如此列举，还是官场的老一套，论级别摆资格。这个姑且不说。上述四人中，仗打得越漂亮，结局就越落寞乃至悲惨。这是不是埋头苦干、死得难看的办公室政治怪圈之历史开端？ 有个问题一直被人忽视：岳飞之死固然有冤屈因素，但不完全是冤案。一方面他死于政敌谋害，是被动强加，算是冤案；另一方面他死于自身性格，死于作战勇敢，是主动选择，或曰政治自杀。 这绝非耸人听闻。 陷害岳飞之前，秦桧肮脏的黑爪子首先伸向的是韩世忠。韩接到岳飞的警报，立即找到主要领导赵构号泣不止，“投地自明”，最终获得谅解。比起岳飞，韩世忠的资格更老官职更高，在赵构眼中的功劳更大，君臣情谊也应该更深。这样一位元勋，因何如此不顾体面？这其中大有深意，跟岳飞的政治自杀也深有关联。 如若不信，有史为证。
巡警滋事（1）
公元1103年二月十五夜里，岳飞出生于河北西路相州（治安阳，今河南安阳市）汤阴县永和乡孝悌里的一户农民家中，父亲叫岳和。据说当时恰巧有大鸟在房顶飞舞鸣叫，他因而名“飞”，表字“鹏举”。名将大抵都有个卑微的出身。岳飞也不例外。他从军的道路非常曲折，先后四次吃粮当兵，最后一次才修成正果。 农民的孩子自幼便不缺乏力气，岳飞从小就在劳动之余，拜师习武，练就了一身功夫，主要体现在弓弩上。不满二十岁时，他便能挽弓三百斤，约合现在的一百六十公斤；用腰部开弩八石，约合现在的五百五十公斤。按照宋朝军制，“弓射一石五斗”，已算武艺超群，可选充“班直”，当皇帝的近卫。北宋武士挽弓的最高纪录也只有三石。岳飞的武艺可见一斑。 公元1122年，岳飞首次投军，为“敢战士”。除了武艺，宋军遴选的主要标准是身高。根据身高不同，分别进入上中下禁军以及厢军，彼此待遇差别不小。一般而言，部队等级越高，身材要求也越高，步兵比骑兵高。如上等的天武第一军（步兵）须五尺八寸，龙卫军（骑兵）须五尺七寸，下等的神威军（步兵）须五尺四寸，威远军（骑兵）须五尺三寸五分。而从着名画家刘松年所作的《中兴四将图》上可以看出，岳飞头颅雄伟，方面大耳，眉宇开阔，眉毛较短，双目有神，身材中等偏高，极其壮实，充满雄赳赳的勇士气概。相貌出众更兼武艺超群，岳飞因此顺利地成为小队长，后来又被保举为从九品的承信郎，可惜父亲去世，岳飞不得不回家奔丧，而这支部队又属于战时临时组建，没有编制，不久就被裁撤，岳飞首次投军无果而终。 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告诉我们，北宋工商业相当发达。当时各县以下都有不少商业网点，根据规模不同，分别称为市和镇。离开军队的岳飞为了生活，曾经到相州的某个市当过“游徼”，所谓“弓手”，相当于巡警。他在此期间还曾酗酒滋事，遭到母亲姚氏的斥责。 公元1124年，河北发生水灾，“民多流移”。灾年招兵是宋朝的惯例，理由是“不收为兵，则恐为盗”。招募军士，宋时称为“招刺”，因为要在脸部、手臂与手背等处刺字，标明番号，避免逃亡。脸上刺字是种污辱，所以《水浒传》里的林冲，被刺配沧州后愤愤不平。岳飞大约不愿受辱，便凭借自己的超凡武艺，投充“效用土”。南宋初年，军中战士分为使臣、效用和军兵三等。使臣为低品武官，因立战功而授官者甚多，统兵官名额有限，以致于有些正七品的武翼大夫到武功大夫，所谓“诸司正使”，比使臣的职位更高，也只能“执长行身役”，即作为普通战士。效用则出现于北宋中期，大约相当于今天的军士长，脸上不刺字，或许要刺在手背上。 岳飞这次参加的是平定军。“军”是当时的一级行政区划，平定军在今天山西阳泉市南部的平定县。岳飞参军后，正好金兵南侵，进攻太原。他奉命率一百多名骑兵，前往太原府的寿阳、榆次等地，进行武装侦察，所谓“硬探”。行军路上，猝然与金兵遭遇，岳飞单骑突入，杀死几名敌军，将其击退，然后乘着黑夜，换上金军装束，潜入敌营。遇到击刁斗的巡逻兵，就说些女真话应付，最终走遍营寨，完成了侦察任务。 然而最终太原和平定军还是相继陷落。宋朝实行募兵制，不仅要养兵，还要养士兵的家属，因此个个拖家带口。平定战败后，全军溃败，岳飞也带着老婆孩子往家跑，据说渡河时丢失了“官告”，相当于今天的军官证或者士兵证，最终脱离了军队。 这是岳飞二次从军的经历。但《宋史》以及邓广铭的《岳飞传》都没有采信。邓先生认为这是岳珂的编造，理由是没有证据表明，岳飞会说“外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