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奇冤（2）
那些走狗罗织的罪名有四项； 一、“不避嫌疑，而妄贪非常之功；不量彼己，而几败国之大事”。暗指岳飞建议立储和反对和议。不过这事仅一笔带过，尚非杀手锏； 二、“自登枢管，郁郁不乐，日谋引去，以就安闲，每对士大夫但言山林之适”。不好好上班，老想着退休。工作态度不积极，但也构不成死罪； 三、淮西之役，“坚拒明诏，不肯出师”，“不以时发”，增援不力。要害； 四、“衔命出使，则妄执偏见，欲弃山阳（楚州别名）而守江”，“以楚为不可守”，“沮丧士气，动摇民心”。要害。 最阴毒的攻击主要是后面两条。比如第三条，如果坐实，就有了法律依据：“临军征讨，误期三日，律当斩”。会出人命的。而这些，都是张俊的杰作。 张俊利用召见岳家军各位部将的机会，首先拉拢王贵。颍昌大战王贵一度动摇，险被岳飞执行军纪；还有一次因部下违纪，身负领导责任的他被打了一百军棍。张俊本来以为王贵会怀恨在心，但没想到他还有点气节，不肯就范；张俊抓住阴私，以家人相要挟，王贵这才屈从。 他们网罗到的打手，是张宪的副统制王俊，绰号“王雕儿”。从绰号就可以看出，不是什么好鸟。这样的人在岳家军当然不可能获得重用，因此他对岳飞和张宪全都心怀私怨；两丑合流，俊字蒙羞：张俊授意王俊向王贵出首，检举张宪意图胁迫大军到襄阳，最终让岳飞重掌兵权。 张俊把时间掐得分毫不差。张宪奉命去镇江参见枢密使，人还没来，黑状已到；按照规定，枢密院无权开设刑堂，所以小吏职级严师孟和令史刘兴仁拒绝“推勘”，“恐坏乱祖宗之制”。然而张俊丧心病狂，哪里还讲什么规矩，派亲信王应求“推勘”，甚至亲自出马，“亲行鞫炼”，严刑拷打张宪，大搞刑讯逼供。 张宪是条汉子，宁死不屈。但事已至此，他承认与否都不重要。秦桧奏请将张宪和岳云押送大理寺狱“根勘”，并召岳飞一同审讯，赵构立即批准。 岳飞回到临安的府邸时，杨沂中奉命前去拘捕。公元1141年十月十三，杨沂中应召来见宰相，但秦桧并未露面，只派三省值班官员转交一份“堂牒”，以及一句话：“要活底岳飞来。” 秦桧真是小看了岳飞。他怎么可能自杀。秦桧张俊的动向，已有好心人通报，但岳飞坚信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坚信赵构能念着他的功劳，遵守“保功臣之终”的诺言，不肯采取任何行动，比如上奏自辩，或者像韩世忠那样哭诉。 英雄就是英雄。英雄的膝盖永远不会弯曲。哪怕是死。 杨沂中逮捕岳飞的过程，简直像个精彩的电影片段。 他到达岳府后，岳飞出来迎接，笑问：“十哥，汝来何为？”当时诸将结为兄弟，杨沂中排行第十，但还是比岳飞大一岁。英雄之年轻，可见一斑。 岳鹏举若无其事，杨沂中心怀鬼胎。情形尴尬，后者赶紧掩饰道：“无事，叫哥哥。”岳飞说：“我看汝今日来，意思不好。”说完随即转身进了里屋。杨沂中递上堂牒——类似逮捕令，没过多久，侍女便捧出一杯酒来；这下杨沂中犯了嘀咕。岳飞这是打的什么谱？会不会自杀，拉自己垫背？踌躇片刻才定下心神，一饮而尽。 岳飞随即出来说：“此酒无药，我今日方见汝是真兄弟，我为汝往。”略一犹豫，又一语双关道：“皇天后土，可表飞心耳！” 岳飞到了大理寺，只见四面垂帘，无有一人。情形类似林冲误入白虎堂。稍坐片刻，几名狱吏出来说：“这里不是相公坐处，后面有中丞，请相公略来照对数事。”大理寺是什么地方，岳飞当然清楚。他听了这话，不禁感慨万千：“吾与国家宣力，今日到此，何也！” 那就走吧。哪怕前面是地狱。进了里间，只见其爱将张宪和长子岳云，全都披戴枷锁，脱去衣冠；两具曾经敌军刀锋箭雨的无辜躯体上，遍布己国屈打之伤。 冤不辨不明，理不说不清。参与弹劾岳飞的何铸是主审官，他越审越觉得岳飞冤屈，突然掉转枪口，替岳飞辩白；秦桧无奈，只好搬出底牌：“此上意也！”何铸依然不肯松口，坚持道：“铸岂为区区一岳飞者，强敌未灭，无故戮一大将，失士卒心，非社稷之长计。” 这个简单，不换脑筋就换人：派何铸出使金国，万俟卨改任御史中丞，主持审讯。 后来的结局尽人皆知。为掩人耳目，赵构也实行公示措施，将逮捕拿问岳飞一事，张榜告知朝野。本来韩世忠早已“杜门谢客，绝口不言兵”，此时大约想起了岳飞的救援之恩，找到秦桧辩白，因此让中国文化和历史，增添了一个着名的词语：莫须有。
千古奇冤（3）
万俟卨最终给岳飞定下三条罪名：岳飞和岳云分别写“谘目”给王贵和张宪，策动他们谋反；淮西之役，“拥重兵”而“逗留不进”，“坐观胜负”；岳飞得知张俊和韩世忠等军战败后，曾说“官家（指赵构）又不修德”，还说“我三十二岁上建节，自古少有。”后者被引申和篡改为“自言与太祖俱以三十岁为节度使”，成为“指斥乘舆”的弥天大罪。 第一条罪状当然不可能有物证，他们说已被王贵和张宪随手烧掉；第二条罪状岳飞辩驳“甚明”，行师“往来月日”可考，“竟不能紊”，但还是强行定案；第三条本是口说无凭，董先被迫赴大理寺作旁证时，也不得不承认，岳飞没有“比并”太祖之语。 宋朝法律相当人性化：“国朝着令，劾轻罪，因得重罪，原之，盖不欲求情于事外也”。不是疑罪从无，但也不层层加码，审查轻罪得到重罪，从轻。然而万俟卨等人却在罪名“无验”的情况下，不惜节外生枝，扩大事态，一味滚雪球。“国朝着令”也好，罪状“无验”也好，全都视而不见。最后他上奏，建议将岳飞处斩，张宪处绞刑，岳云处徒刑，但赵构决定：“岳飞特赐死。张宪、岳云并依军法施行，令杨沂中监斩，仍多差兵将防护。” 按照当时的礼法，赐死比处斩体面。但狠毒的赵构，却一定要杀掉岳飞无辜的长子。公元1141年十二月二十九，岳飞被拉肋而死，也就是砸断肋骨，年仅三十九岁；不止一次率先登上敌军城头的岳云刚刚二十三岁，也跟张宪一起，在临安闹市被斩；张俊的部将田师中后来掌握岳家军，又用毒酒害死了牛皋。曾经提拔过岳飞的汉奸杜充，和曾经贬黜过岳飞的奸臣汪伯彦，也在同一年死去。不同的是，此二人都有善终。 人世痛失岳少保，华夏恨多风波亭。中国向来有四大名亭之说，滁州醉翁亭，北京陶然亭，长沙爱晚亭，杭州西湖湖心亭（或曰绍兴兰亭），但最令人惊心动魄的还是风波亭。这是当时大理寺里的亭子，据说是岳飞的归天之所。风波，风波；人命关天，千古奇冤，此二字岂足以概括。 公元1161年，金主完颜亮再度南侵，饮马长江，要“提兵百万西湖侧，立马吴山第一峰”。此时韩世忠、张俊先后死去，刘锜有病，朝廷缺乏战将。关键时刻，赵构同志又想当长跑冠军，给宰相陈康伯下了“如敌未退，放散百官”的手诏。陈康伯烧掉诏书，理由是既不能执行又不便保存；书生虞允文在采石矶临机处置，取得大捷。不知那个时候，赵构同志是否想起过岳飞的冤魂？诸将之中他最年轻，如不遭冤屈，彼时当还健在。正如叶绍翁的感慨： 如公少缓须臾死，此虏安得八十年。 当然，这个问题不可能有详细答案，它应该包涵在赵构退位时对群臣的“临终嘱托”中：“朕在位失德甚多，更赖卿等掩覆。” 张俊是杀害岳飞的急先锋。杀岳杀韩都能减少潜在的竞争对手，符合其根本利益，更何况还能取悦领导。但可悲的是，他也不过是枚棋子。磨一卸，驴必杀：没过多久，秦桧就授意言官弹劾他：“大男杨存中握兵于行在，小男田师中拥兵于上流。他日变生，祸不可测”。杨存中就是杨沂中，赵构给改的名字。张俊跟岳飞、韩世忠的情况大不相同，赵构保他“无谋反之事”，但又乘机批准他退闲。 张俊落得善终，受封为清河郡王。周密在《武林旧事》中，记载了绍兴二十一年十月赵构前来巡幸时，此贼为皇上准备长长的菜谱礼单。供奉皇帝的菜单，备办外官的饮食，以及进奉皇帝的珍宝古玩字画，漫长的简直就像他守不住的淮河。最具讽刺意义的是，其头衔是：安民靖难功臣，太傅，靖江宁武静海军节度使，醴泉观使、清河郡王。 此种嘴脸，竟然还是“安民靖难功臣”，历史真是懂得幽默。
谁是凶手（1）
所有这些名将，岳飞是最难写的一位。短短四万多字，我写了一个多月。因为我实在闹不明白，他到底哪里该死：夺兵权兵权已去，谋和议和议已来——岳飞死前一月，绍兴和议已经签署；同样因为我无法忘怀，有他伴随因而余味终生的童年。那时在大别山深处，评书《岳飞传》是一个贫苦少年每天必有的节日。生活因一个名字而生动：岳飞。 有这样一个段子：某君生病，前往求医。医生问：“你喝酒吗？”答曰：“不”；又问：“你抽烟吗？”答曰：“否”；再问：“那你是否特别好色？”病人又是很自豪地摇头否定。此时医生悲天悯人地看看他说：“那你治病还有什么意义呢？你回家吧，不必治疗！” 段子虽然只是段子，但人人难过钱财关与酒色关，却是上帝也知道的无奈事实。成功人士尤其如此。偏偏岳飞又是个例外。 “安民靖难功臣”张俊招待皇帝如此排场，自然都是民脂民膏。这位先生的贪婪，史册留名，每年仅收租就高达六十万石。其子孙曾一次捐献朝廷十万石租米，来自江东和两浙路六个州府所属十个县的十五个田庄；他家还曾将淮东路真州和盱眙军的三万七千亩田产捐献给朝廷。 多大的实力，才会有如此豪放的举动？ 韩世忠曾向赵构请求，以三万八千贯的价格购买一处没收的田宅，后又看上北宋奸臣朱勔的平江府南园，还曾请佃官田一千二百亩。赵构出手阔绰，全部赏赐给他。他认为韩世忠“持身廉”，又要赐给他面积千余顷、田租三万石的着名的永丰圩。韩世忠力辞，就算是廉上加廉（后来那里赐给了秦桧）。韩家每年所收租米多达几万石。郦琼在刘光世帐下的地位次于王德，相当于岳家军中的张宪，他在镇江府也有四千三百亩田产。 相形之下，岳飞未免寒酸：田七顷八十八亩，地十一顷九十六亩，水磨五所，房屋四百九十八间。其中三十八间房屋在江州城中，是岳飞的私宅，其余主要集中在庐山的岳家市。那里既是岳母葬地，又是岳氏宗族的聚居地。 这些财产，远远低于大帅多年来的合法收入。 女人关更难过。韩世忠可谓名将，黄天荡载入战史。但此公有个特别爱好，到部将家吃饭，喜欢让人家的妻妾陪酒。猛将呼延通为此大怒，说了过头话，声言要杀他，韩世忠就将他贬为士卒，发配到仇人崔德明部下当兵。后来韩世忠过生日，呼延通跑来祝贺，意欲和解，但韩世忠不见，呼延通回去又因不假外出而受到责罚毒打。他不堪受辱，投河而死。 名将吴玠同样喜欢渔色。大约采阴过多伤了肾，要进补，结果食用丹石，咯血而死。岳飞呢？吴玠以二千贯的价钱买来仕宦之家的美女，并置办丰厚的嫁妆，不远千里送到鄂州，岳飞却隔着屏风跟人家谈条件讲价钱：“某家上下所衣布耳，所食齑面耳。女娘子若能如此同甘苦，乃可留，不然，不敢留。” 答案是一阵不以为然的窃笑。岳飞随即璧还于吴玠。 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饿杀不拆屋，冻杀不打掳，这便是岳飞岳少保。他跟古之名将赵奢李广一样，受到赏赐，从不揣进腰包；“所得锡赉，率以激犒将士，兵食不给，则资粮于私廪”。后来秦桧下令抄家，岳飞家里的现金仅有其节度使俸的几分之一，但却藏有麻布和丝绢三干余匹，米和麦五千余斛。大量的粮食和布匹，主要是为了贴补军用，应一时之急，而非自家消费。 然而所有这些，可能都是岳飞悲剧的推动因素。 人体有排异反应。器官移植最大的风险即在于此。人体如此，政治又何尝例外。党同伐异其实是根性。岳飞越是这样，赵构、秦桧、张俊之流越是讨厌。即便韩世忠，恐怕也说不上喜欢。否则萧何与王翦，因何自污而求自保？ 从秦桧的角度出发，杀将一可促进和议，二可以立威，谁不听话就杀谁，爱谁是谁，所以第一目标是韩世忠；就赵构而言，如果组织上确实需要有人冤死，最佳人选则是岳飞。道理很简单：苗傅、刘正彦兵变，张俊第一个站出来勤王，韩世忠也救驾有功，与他有私恩。孝宗继位的次月虽然就给岳飞平了反，但不知出于何种考虑，是否顾忌到赵构还霸占着德寿宫活蹦乱跳，因此公元1166年颁布所谓的“中兴十三处战功”时，岳飞的战绩无一上榜，张俊和韩世忠则分别有一又三分之一次与一次。单纯从军事的角度而言，这十三处战功多不靠谱，选择不当，只有吴玠的仙人关与和尚原、李宝的唐岛、虞允文的采石矶以及柘皋之战没有争议，其余都难定论。韩世忠的不选黄天荡，却选了无关大局的大仪镇；张俊的第一次是明州之战，也需推敲：建炎三年十一月，金兵追着屁股猛打，赵构一路南逃直到明州，浙东制置使张俊扈从。宗弼占领杭州后，派兵四千继续追击，当年除夕追至明州，自高桥镇攻打西门。此时宋军已无退路，再退就是大海，因此只有死战。张俊部将刘宝、杨沂中、田师中所部奋力抵抗，知州刘洪道也带领州兵助战，最终击退金兵。
谁是凶手（2）
虽然朝廷也承认这只是“小捷”，却依然列为“中兴十三处战功”之首。因为“自金兵入中原，将帅皆望风奔溃，未尝有敢抗之者”，“中兴战功自明州一捷始”，“至此而军势稍张矣”。跟平型关差不多，军事规模不大，政治影响不小。 但在赵构内心，恐怕还是将这次“小捷”视为救命之恩。否则他浮海也难得安全。只有岳飞，功劳虽大，但都不及赵构自身。不仅如此，他还跟皇帝撂挑子；遭遇诬陷，也始终不肯上表辩白，或向赵构哀求。这在岳飞的逻辑中是身正不怕影子斜，但在赵构眼里，何尝不是恃才傲物，狂悖不尊？ 酒桌上有个段子，叫女人千万别说随意，男人千万别说不行。女人能否随意且不去说，男人不行确实是个忌讳。尤其是赵构那样，特别善于团结女同志的领导。宗弼要求杀掉岳飞的信件，秦桧肯定要面呈皇上。很难想象二人当时的表情与嘴脸。那一刻，赵构脑海里必然会浮现出岳飞的种种异于常人之处：私上庐山，建言立储，反对和议，违诏出兵。所有这些，都会落到其根子上的隐痛：对于金兵的怕，对于无能的恨。所以他的眼睛，死死盯上了屠刀。当然在此之前，他已精细权衡得失：岳飞大胜，难免危及皇权；岳飞大败，又会失去半壁江山。不如将其灭掉，自己苟且偷生，在临安临时安定，作无法风流的风流天子。 所以岳飞必死。赵构一定要杀鸡骇猴，以示“逗留之罚与跋扈之诛”。 和议也好，杀将也罢，秦桧是提线木偶，赵构才是皮影艺人。他曾这样宣称：“秦桧是国之司命，王继先是朕之司命。”因为后者在他身边充当老中医的角色，负责让他重振雄风。很搞笑的是，赵构自己如此处心积虑，却还要以此考验后辈：当时宫中养了两个太祖的后代，一为赵瑗，就是岳飞建议立储的那位；一为赵璩。谁来接班，颇有争议。赵构最终是这样选择的：分别赐给二人十名美女，数日后全部召回体检。赵瑗接受史浩建议，一个都没动，而赵璩则采尽秀色，前者因此得以成为孝宗。 古往今来，人们都知道拿道德的手电筒照别人。尽管宋时尚无此种设备。我并不认为这是赵构的虚伪。这其实是人性的死角，或者也可称为极限。无奈正在于此。 回到赵构与秦桧的关系身上，赵构貌似无比倚重，但却亲口对杨沂中说，他每次见秦桧，膝裤里总藏着匕首。绍兴和议有个条件，不许以无罪而去首相，秦桧的相位不可动摇，但赵构对他也并非一味容忍，有时也稍微发力，以为警示。比如绍兴二十四年的科考。当时已经内定，秦桧的孙子秦埙第一，其门客曹冠第二，张孝祥第三。为此他们已经先期扫清障碍，将陆游驱逐，因为他省试第一，而且又不忘国耻，好谈恢复。 然而最终秦桧大跌眼镜。 殿试时，赵构打破惯例，称赞张孝祥“议论确正，辞翰爽美”，亲自擢为第一，跟秦埙掉了个个儿。秦桧当然生气，但赵构可能更加生气：他亲点的状元张孝祥，登第后的第一件事便是上书要求为岳飞平反。 秦桧专权时，儿子秦熺仅用六年，便爬上知枢密院事的高位。当时没有右相，他站班时仅次于其假老子——秦熺是秦桧妻兄的庶子，被秦桧收养的。绍兴二十五年十月，老贼自感来日无多，便处心积虑让儿子接班；他两次上表请辞，赵构为了稳住他，都没有同意。当月二十一日，赵构前往秦府，名为探病，实则侦察。一见秦桧半死不活的样子，赵构就知道前来拉他的小鬼已经上路。此时秦熺迫不及待地询问：“代居宰相者为谁？”赵构拿出曾经对付岳飞的口气说：“此事卿不当与！”回到宫中，就令人起草让秦桧致仕的制词。贼党正准备联名上书，推举秦熺为相，诏书突降：秦桧晋封建康郡王，秦熺晋封少师，二人同时致仕。与陆游争夺状元的秦埙及其兄弟秦堪一同罢官。秦桧一听，当夜就翘了辫子。赵构如释重负，对杨存中说：我今后再也不必在膝裤里藏匕首了。 赵构是坏蛋，但不是笨蛋。忠良岳飞和奸臣秦桧，都被他玩得团团转。 着书立说，喜欢耸人听闻，以便吸引眼球打造卖点。因此有人说岳飞死于自身的性格缺陷。其来源大约是朱熹的评论：“恃才而不知晦”。朱熹此说也没错，但岳飞如果遮遮掩掩，藏头露尾，或许可得善终，但那善终是大帅所愿意，是历史所荣耀的么？李白若会韬光养晦，世上何来诗仙；他的秀口一闭，历史便会失去半个盛唐。 就世俗观点和实用成功学而言，比起张俊，岳飞可能是个傻子。然而古今中外，能够照耀历史的，永远不会是权位的黄罗伞盖，或者财富的闪闪金光——楚王台榭空丘山么——而是傻子的傻气。例如岳少保；岳飞确实死于自身性格——所谓性格即命运，但谈不上缺陷。
谁是凶手（3）
当初岳飞向韩世忠通报内情时，他知不知道其中蕴含着风险？应该知道；明知危险还要去做，这才符合他一贯的性格：不避锋矢，亲临一线。通俗地说，就是宗泽所谓的野路子，就是大帅不怕死，就是郾城大捷时非要带领四十骑亲自拼杀； 如果没有这个曲折，韩世忠会不会找到秦桧抗议？八成也会，答案在于经典战例黄天荡：《宋史》记载此役中梁夫人擂鼓战金兵，是否能够坐实暂且不论，但可以肯定韩世忠当时在一线指挥。他作战从来不像刘光世和张俊那样只派部将应付，所以能在黄天荡创造经典战例，所以敢于计划袭杀金使，所以晚景凄凉，至少不如张俊风光。 还有人认为，宋金和议是地缘政治平衡的结果。清人钱大昕就说：“以时势论之，未为失算”。言外之意，岳飞主战，未必符合当时的国情民意。地缘政治平衡的结论没错，但平衡点有误。即便从和议的角度出发，也应该以战求和。 孙子兵法说得最为清楚：欲得其中，必求其上；欲得其上，必求上上。 撇开皇权与正统之争，将近千年过去，我们应该可以心平气和地看待宋金战争。如果金国对北方的统治比较人道，恢复与否无关紧要，因为同样的土地和百姓，要养同样多的官员，缴纳同样多的税负。既然没有区别，那就不必再动刀兵，赔上性命；可问题在于，金兵南侵，是野蛮对文明的征服，北方出现了大量的奴隶，他们跟后来的满人入关一样，强制推行剃发令不说，还草菅人命，极不人道。不说正统，也不提民族，这终归是历史的倒退，应该予以反击；向宋朝缴纳多年税赋的北方人民，有权要回昔日相对宁静的生活，因为他们不停地在为这种公共服务支付成本；苟安在南方的小朝廷，则有义务统一河山，哪能只拿钱不办事。 其实后人的议论，永远是隔靴搔痒。岳飞亲临一线，又身负兵韬将略，能不能打，他应该比谁都清楚。考虑到他是冤案的主人公，证词不能完全采信，那也应该看看辛弃疾的《美芹十论》。他可是在金国出生长大的，深知敌情。他认为，中原人心盼望恢复，士气可用；金国虽然地域广阔，但人心不满，宋军完全可以一战；金国统治者心目中的和平价码，本来十分高昂，除了退回三京，甚至准备割让白沟（今河北新城县东）以南的全部地域，但南宋不了解实情，又被对手摸透底牌，因此屡屡吃亏。 也就是说，即便和议，价码也太低。当然，赵构本人可能是大赢家，因为他得到了想要的一切。至于后世名声，不妨借鉴法国国王某个亨利的高论：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 我无意将岳飞打扮成道德圣人。我也不喜欢毫无缺点的人。那样的人即便不是伪君子，也像墙上的画像，不够真实，可敬但不可爱。张岱的《陶庵梦忆》中有句话，我深以为然：人无癖不可与之交，因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之交，因其无真气也。岳飞绝非毫无缺点：他早年嗜酒，两次酒后闹事，第二次是醉打江南西路兵马钤辖赵秉渊，几乎出了人命，影响甚坏；除此之外，他杀掉傅庆，也量刑过重，涉嫌报复。 傅庆曾在岳飞帐下任前军统制，是员悍将，作战勇猛，深受倚重。傅庆因此甚为得意，将领导视为平级的朋友，经常这样吹嘘：“岳丈所主此一军者，皆我出战有功之力。” 傅庆时不时向岳飞索取钱财，而岳飞有求必应，从不拒绝。出任通泰镇抚使后，岳飞级别提高，更加威严，治军也越发严格，对博庆自然不能再像往常那样称兄道弟哥儿们意气。傅庆呢，就觉得岳飞是官大了就变脸，不够朋友，因此心怀不满，打仗不再卖力，承州之战就没有立功。有一回还向王德表示，愿重新隶属老长官“刘相公”，也就是刘光世。统领张宪听到两人谈话，报告给岳飞，岳飞很生气，但没有发作。 过了几天，岳飞命众将比赛射箭。其他将领射箭都未超过一百五十步，唯独傅庆连发三箭，都达一百七十步；岳飞赏他三杯酒，接着又颁赏承州城下的战功，将赵构“宣赐”的战袍和金带交付王贵。傅庆趁酒劲发泄妒意，出面拦阻，要求“赏有功者”。岳飞问：“有功者为谁？”傅庆说：“傅庆在清水亭有功，当赏傅庆。”岳飞大怒，喝退傅庆，但傅庆不服，下阶焚烧战袍捶毁金带。岳飞怒不可遏，随即将傅庆斩首。 岳飞杀傅庆，很有挖坑让他跳的嫌疑。先让其表现武艺，接着奖赏战功（当然也可以理解成为激励：你武艺如此之高，却没有战功，亏与不亏，愧与不愧？要努力）。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绝非傅庆有跳槽之心。后来在唐岛海战立下大功的李宝，起初奉岳飞之命杀往河北，南归后被划给韩世忠。李宝曾经表示，想归还岳家军建制，但岳飞并没有就此向朝廷要人。可见他对于归属，并不特别看重。无论在谁手下，只要是抗金军人。 问题在于，傅庆伤了岳飞的面子。 跋扈的下属，任何领导都不会喜欢。起初可能不在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官位的提高，他会越来越在意。没有威严，当官儿还有多少意义？尤其在军中。傅庆之死，根本原因即在于此。说起来，接近赵构对岳飞的杀心。 岳飞是人，自然会有人性的弱点。这便是证据。后世当然可以以此指责他，就像指责吴玠枉杀猛将曲端；但我本人却愿意保留因此而更加喜欢他的权利。 道理很简单，我看到他是个活生生的、真实的人，并非神坛上的道德家。
不务正业（1）
万历四十六年是公元1618年。无论对于日暮途穷的大明帝国，还是蒸蒸日上的考生袁崇焕，它都是个极其吃紧极度忙活的年份。 袁崇焕远非高仙芝那样的帅哥。与之相反，他的容貌可能类似封常清。《崇祯长编》里记载有大学士钱龙锡的一个奏折，内中称袁“容貌丑陋”。此公崇祯曾经召见过，钱龙锡还敢这样说，想必不假。张岱在《石匮书后集·袁崇焕列传》说得更加明白：“袁崇焕短小精悍，形如小猱，而性极躁暴”。说他个子矮，长得像猴子，性格暴躁。 好在历史从不以貌取人。袁崇焕本人也志不在此。当时摆在他跟前的头等大事，便是赶赴省城参加当年的乡试。乡试秋天举行，所谓秋闱。在此之前，该考生的科举之路远非一帆风顺。他曾经写过一首题为《落第》的五律，前面四句是： 遇主人多易，逢时我独难。八千怜客路，三十尚儒冠。 浩叹生不逢时，而立之年还空戴儒冠。 相对于袁崇焕，大明帝国需要忙活的事情更多，重中之重则是调集人马筹措粮饷，准备对辽东用兵。因为建州女真的首领努尔哈赤，以“杀我父祖”等“七大恨”为由，当年四月十三正式起兵，向昔日的宗主国叫板，接连攻陷抚顺（今辽宁抚顺）和清河（今辽宁本溪东北），明军总兵张承荫当场阵亡。 消息传出，“举朝震骇”。就连立志要跟鲁班叫板的万历帝，也深感“辽左覆军陨将，虏势益张，边事十分危急”，立即派杨镐为辽东经略，前往沈阳组织剿灭。由于辽东明军武备松弛，士气颓靡，“累年以来，不修兵具，朽戟钝戈，缓急不足为用，金鼓几于绝响，偶令之截杀，股栗腕战，面孔殊无生色”，政府只得“以倾国之兵，云集辽沈，又招合朝鲜、叶赫”。然而征调来的湖广川陕兵，情形也基本差不多，许多人“伏地哀号”，“不愿出关”，甚至将领也“哭而求调”。 有钱男子汉，无钱汉子难。人头凑齐，粮饷也得够。当时的大明王朝早已是入不敷出，捉襟见肘，朝廷只得专门成立辽东饷司，下令全国田土除贵州以外，每亩均加征三厘五毫银子，预计可得两百万两，由各地库房动用现存款项，解往饷司，以后征得垫补。 当年秋天，明政府和袁崇焕所忙活的事情，全部达到预期目的：大批明军赶到辽东，号称四十七万，实际有差不多十一万；袁崇焕科场得意，顺利中举。于是接下来的万历四十七年，就成了决定国家和个人命运的关键一年，而且都在春天。袁崇焕要在春天决定命运很好理解，因为会试在春天于礼部贡院举行，所谓“春闱”。假如顺利，他将成为进士，继续参加最高级别的殿试，从而决定自己出仕的起点高低；明朝的命运其实未必非要在春天决定，但当时的内阁只有大学士方从哲一人。作为众矢之的，他孤独地承受着莫大的压力，近乎崩溃，因此尽管士气低落、出兵条件并不成熟，他还是一再催促杨镐动手。 于是命运之宝全部押于春天。当年二月二十九，杨镐兵分四路，分进合击，结果四位总兵战死两员，其中剩下的一个，后来也因此而自杀，他就是辽东名将李成梁的儿子李如柏；马林虽然逃过这次，但却没能逃掉下回，几年后也在开原战死。国家完败，自是不幸，不幸中的万幸是个人完胜：祖籍广东东莞、出生于广西布政使司梧州府藤县北门街的考生袁崇焕，蟾宫折桂高中进士。不过殿试成绩一般，三甲第四十名。殿试不是淘汰赛，全部进士根据成绩划分为三个等级，所谓“三甲”。一甲三名，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名，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名，赐“同进士出身”。 那一年袁崇焕三十五岁。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这个年龄拿现在看未免太老，因为官员也要吃青春饭；可在当时，还算差强人意。 一般而言，一甲进士直接授予翰林院编修，二三甲进士考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殿试排名并不靠前的袁崇焕，大约考选结果也不突出，因此未能留在中央，被授予福建邵武（今福建邵武市）知县。邵武位于闽西北、武夷山南麓，濒临闽江支流富屯溪，号称“八闽屏障”，即便今天也属福建的经济相对薄弱区域。而翰林院庶吉士虽然也是秩微俸薄，按照时下的观点看没有实权，灰色收入少，但终究在天子脚下，比邵武知县显然要尊贵许多。 然而这对袁崇焕而言根本不成问题。他的志向远非不痛不痒的地方官，按部就班地升迁。他身在邵武，心在辽东。几社领袖夏允彝的《幸存录》记载，袁崇焕“为闽中县令，分校闱中，日呼一老兵习辽事者，与之谈兵，绝不阅卷”。县里的童子试应当由知县主持，但袁县长却不批阅试卷，每天都跟一个熟悉辽东军情的老兵聊边疆局势。此举涉嫌不务正业，但没有证据表明县长耽误过莘莘学子的终身，所以也就成了历史美谈。他这样沉醉军事，结果还真找到了同道。后来在宁远之战中炮击敌军，一发命中“歼虏数百”的罗立乃是“闽卒”，或许就是他此间的知音。 袁崇焕在邵武期间的官声，跟他题写的“聚奎塔”匾额一样出众。这三字是他唯一可信的手迹，阴文颜体行楷，颇见功力；《邵武府志》则说他“明决有胆略，尽心民事，冤抑无不伸。”不知是否因为后来的经历，《邵武府志》中的袁崇焕近乎侠客，几能飞檐走壁：“尝出救火，着靴上墙屋，如履平地”。 袁崇焕爬墙能否“如履平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邵武府志》对他性格的刻画十分精准：“明决有胆略”。最终就是这五个字，决定了他的悲剧命运。
单骑阅塞（1）
三年任职期满，袁崇焕奉命进京朝觐，接受政绩考核。东林党人、御史候恂上疏建言：“见在朝觐邵武县知县袁崇焕，英风伟略，不妨破格留用。”候恂知名度不甚高，但其准儿媳李香君，可谓光耀千古。候恂一生推荐过的官员无数，最着名的当属这两位：先是袁崇焕，后有左良玉。 袁崇焕因此得以出任兵部职方司主事。兵部下属四司，职方司主管判断军事形势，拟定军事计划，以及地图测绘，类似今天的总参。袁崇焕之所以进入该部门，固有人尽其才的考虑，但也与当时辽东的严峻形势不无关系：短短三年，开原、铁岭、辽阳、沈阳、广宁等战略要点相继失陷，总兵这样的高级将领先后折损十四员，方面大员、经略袁应泰自杀。边情吃紧，兵部自然要“加强领导”。 当时广宁刚刚失守，熊廷弼和王化贞仓皇逃入关内，山海关已成最后防线。对于时局，辽东经略王再晋有这样的判断：“东事离披，一坏于清、抚，再坏于开、铁，三坏于辽、沈，四坏于广宁。初坏为危局，再坏为败局，三坏为残局，至于四坏——捐弃全辽，则无局之可布矣！逐步退缩之于山海，此后再无一步可退。”换句话说，他认为辽东局势已经无法挽回，建议收缩防线，退保山海关。 廷议因此围绕山海关而争执激烈。都说山海关山海关，究竟那里地形地貌如何，是否适合防御，或者应该如何防御，袁崇焕心里没谱。关键时刻，他证实了《邵武府志》对其“明决有胆略”的性格描述，在谈到辽事人人缩首的背景下，上演了单骑阅塞的好戏。 明代官员跟唐朝差不多，除了节假日，每十天休一次假，所谓旬休，其余时间都要上班。可是忽然有一天，兵部新任袁主事神秘蒸发，一连几天没去坐班。无辜旷工连续多日，任何时候都不能容忍，可是部里派人上门寻找，他家人竟然也毫不知情。袁主事究竟何在？正在山海关一线，实地查看形势。掌握了第一手资料，几天之后他重新出现在朝堂，谈起山海关战守便能滔滔不绝，并且夸下海口：“予我军马钱谷，我一人足守此！” 这句豪言壮语，随即将袁崇焕推上风口浪尖。按照道理，他不过是个小小的六品主事，上面有部门领导员外郎和郎中，更有兵部首长侍郎和尚书，哪里用得着他出头？可在他的性格辞典中，从来没有退缩与回避这样的词条。他有的是主意，不惧刀山火海。 人气低迷，朝臣胆寒；此言一出，四座皆惊。袁崇焕再度遭遇火箭提拔，本官升任山东按察司佥事，具体任务是到山海关当监军。职方司主事不必决断，而监军尽管只是监察官而非指挥官，但毕竟已经离开朝堂，身处前线，关键时刻还是需要临机决断。 前任辽东经略熊廷弼因为辽东溃败，已经革职听勘，等候处理。袁崇焕离开之前，特意前去拜访，寻计问策。熊廷弼的辽东策略“坚守渐逼”可谓英明，惜乎他本人“性刚负气，好谩骂，不为人下”，而拥有重兵的巡抚王化贞则“呆而愎，素不习兵，轻视大敌，好谩语，”两人性格不合策略也不合，离心离德，不败才怪。 一个是新官上任，急于施展，内心火热；一个是败军之将，生死未卜，感慨万千。当时的场面，一定很精彩。对于袁崇焕的踌躇满志，深知辽东三味熊廷弼自然不会简单苟同。他面试一般询问袁崇焕“操何策以往”，袁崇焕胸有成竹地对道：“主守而后战”。 这个策略类似“坚守渐逼”，也是袁崇焕战略思想的核心。此后他的种种罪名，都与之密切相关。 袁崇焕首先移驻山海关外的中前所（今辽宁省绥中县前所镇），监参将周守廉、游击左铺，经理前屯卫（今绥中前屯）事务。没过多久，便有驻守北山的湖广士兵溃逃。这种局面难不倒袁崇焕。他快刀斩乱麻，咔咔嚓嚓几颗人头落地，秩序随即恢复。当年六月，王在晋又命令袁崇焕前往前屯，安置流亡的辽民。命令传来时，应该已经是下午。按理这并非救兵如救火的紧急任务，早一天晚一天都没关系，但袁崇焕还是一夜都不愿意等。他内心燃烧着火一般的激情，勤于王事而刻不容缓，接到命令便连夜开拔，穿越荆棘遍地虎豹出没的山岭，四鼓入城。消息传出，“将士莫不壮其胆”。
营筑宁远（1）
《明史本传》称袁崇焕以“边才自许”，这大约也算是文人的基本传统。正如陆游所谓的“塞上长城空自许”。然而内心激情澎湃、渴望建功立业的袁崇焕，很快就与顶头上司王在晋发生了矛盾。 王在晋虽然命令袁崇焕前出前屯，但他对辽东的基本判断并未改变，那就是辽东已无恢复可能，只能以山海关作为防御重心。中前所也好前屯也罢，不过是山海关伸出的小触角。然而山海关外的峰峦高于城墙，尤其是欢喜岭，正好居高临下。整个地势像口锅，而城池正好处于锅底位置。如遇战事，“奴有战地，而我无守地”。怎么办呢？他建议在外围重新修筑一道边墙形成“重城”，北连山脉，南至大海，长约三十里，将一片石、欢喜岭这些险要都包罗其中，使之成为真正的天险雄关，不可逾越。 激情似火的袁崇焕闻听只是摇头。丢疆弃地，不图恢复，岂是臣子本分？他“薄在晋无远略，不尽遵其令”，此时更是不惜公开矛盾，直接上书首辅叶向高，陈述己见，丝毫不顾及长官的面子。 至少从形式上看，明朝官场的言路还是畅通的。朝廷并未因为袁崇焕是下级而将“举报信”转交王在晋处理。事关国防大计，内阁又不清楚实际情况，无法决定，帝师、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孙承宗自请行边，前往实地查看，决定取舍。他召集大家一同商议，袁崇焕主张筑宁远（今辽宁兴城），阎明泰主张守觉华岛（今菊花岛）。最终由孙承宗拍板，营筑宁远，与觉华岛彼此犄角互相支援。山海关的死角，他也没有忽视，“并夹城之役，修筑关城，南防海口，北防角山。水则从望海台出芝麻湾，三面环海，安大炮为横击。陆则三道关之石城，可顿万人，开突门力夜击。北水关外，有峻岭筑号台十一，置炮以防外瞰”。 王在晋还是不肯低头。因为他敏锐地察觉到了觉华岛的防御跟山海关一样，也存在先天不足，因此上疏抗辩： “……今据山海道议，仍委本官招集辽人为兵，居住该岛，俟天寒冰结奴骑可驱，兵船难渡，或暂移于宁前之间。盖觉华岛去宁远城二十里，冻则履海如平地，非远洋巨浸之可拟也。” 辽东大寒，冬季冰封，觉华岛也难免后金骑兵的威胁。岛上水师也无法直接增援宁远，因为水师登陆，犹如旱鸭子下水，陆战毫无优势可言不说，还需要气象条件配合，如果风向不对，能否登岸都是问题： “……若谓觉华岛犄角，岛去坼二十里，隔洋之兵，其登岸也须船，其开船也待风，城中缓急弗能救也。水步当骑，弗能战也，岛驻兵止可御水中之寇，弗能遏陆路之兵也。” 局势的演变证明，王在晋的担忧都是有道理的。当然，这并不能简单证明孙承宗和袁崇焕主张的错误。看看《中国历史地图集》你就会明白，宁远一城对于控制辽西走廊有多么重要的意义。欲守关门，必固辽西；欲复辽东，必固辽西，这个策略本身没有任何问题。 不换脑筋就换人。孙承宗自请督师，王在晋调任南京兵部尚书，实际上是被挂了起来；袁崇焕升任永平道。按照惯例，总督下设一个或数个巡抚，巡抚以下也可以设一个或多个道员，由督抚与道员统御武将。 升官后的袁崇焕险些捅了篓子。根由么很简单，还是因为他过于“明决”。当时将军吃空饷十分普遍，已成流弊。袁崇焕奉命核实人数时，太过自信，一言不合，“立斩一校”，将一个下级军官正法。按照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中说的说法，这次袁崇焕杀了两个人，几乎引起全营士兵哗变。孙承宗闻听大怒，质问道：“监军可专杀耶？”袁崇焕无话可说，只得低头谢罪。 负责修筑宁远的武将祖大寿怀疑政策的持久性，敷衍塞责，应付了事，城池的形制规模都达不到设计要求。袁崇焕很不满意，于是便量化任务，明文规定城墙的高度与厚度，天启四年（公元1624），坚强堡垒宁远最终诞生。孙承宗随即上疏朝廷，声称“宁远可战可守”，“愿用崇焕指殚力瘁心以急公”，不愿用“腰缠十万之逋臣，闭门颂经之孱胆”。 孙承宗器重袁崇焕是可以想见的。他就任之初，便上疏皇帝，条陈当时军事指挥体制的种种弊端，主要是微观上以文制武，将军放不开手脚；宏观上朝廷遥控战守，经抚放不开手脚。有鉴于此，他主张“今天下当重将权。择一沉雄有主略者，授之节钺，得自辟置偏裨以下，勿使文吏用小见沾沾陵其上”。既然持此观点，那么“明决有胆略”的袁崇焕自会进入孙承宗的法眼。但久经宦海的他，并未忽视袁崇焕性格上的缺陷。激情像一枚硬币，同时具有正反两面。搞得不好，就会发生负面效应。孙承宗在奏疏中这样说道：“臣非谓袁崇焕辈之慷慨，而不疑其喜事也。盖再三驳其议以尽其任事之心”。就是说，他看出袁崇焕既有慷慨的积极一面，又有“多事”的消极一面。为了历练他，重用归重用，对其不成熟的意见，还是要再三反驳。 无独有偶，关于袁崇焕，王在晋也有类似看法。只是孙承宗笔下的“多事”，在王在晋看来是“轻进”。他是这样说的： “职属袁崇焕胆魄称雄，志力并矫，且其澡涤之襟期光明之心事迥迥逸群，职心重之，爱之。及崇焕对职曰：’我不惜命。‘职应之曰：’性命与封疆孰重。‘制袁崇焕轻进。职令其往前屯安插辽民，四鼓入城，夜行于荆棘，蒙茸虎狼潜伏之地，职未尝不壮其气，而深虞其轻进也。” 孙承宗具体都驳过袁崇焕的什么提议，很难一一举证，但至少后来给袁崇焕造成很大麻烦的锦州，就在其列。宁远修成后，当年九月，孙承宗派袁崇焕和总兵马世龙带领一万两千兵马，巡防广宁右屯等地，类似武装侦察。结果一路下来，都没遇上敌军。回来之后，袁崇焕立即建言，恢复锦州、右屯、大小凌河与松山、杏山等地的城堡。老成持重的孙承宗没有同意。具体原因《明史》不载，但可以想见，当时的后金和孙承宗，都在试探对方。直到次年五月，火山的感觉逐渐淡漠，孙承宗才派兵分驻锦右等地，“缮城郭居之”。如此一来，宁远再度成为内地，孙承宗、袁崇焕等人开疆将近五百里。宁远城更是“商旅辐辏，流移骈集，远近望为乐士”。
柳河之败（1）
自从天启二年八月孙承宗督师以来，辽东局势平静了三年多。在此期间，孙承宗整顿军队，修筑城堡，并没有闲着，成绩其实是有的，但在中央坐办公室的官员看来，这些成绩相对于十四万军队和每年六百万两的军费，实在是微不足道。因为《万历十五年》这本书，抗战将士、历史学家黄仁宇声名鹊起。根据他在《十六世纪：明代中国的财政与税收》中的研究，“1623年，国家筹集的额外军费为6688677两。这些军费，主要用于辽东战事。其中4491481两摊入土地，其余部分来自财政节流、官产出卖以及杂色税收，还包括典铺税。”这个数目对于当时的明朝政府，当然是巨大的负担。王在晋之所以反对进兵辽东，也是担心会“启无巳之争，遗不了之局，而竭难继之供”，劳而无功。黄仁宇认为，大明王朝的崩溃，的确首先开始于经济，经济崩溃最终导致政治崩溃。不过根本原因却不是人们想当然的税收过重，而是恰恰相反。朱元璋开国之初，为减轻百姓负担、避免造反，采取税收定额制度。这个制度作为基本国策被延续下来，却没有考虑通货膨胀以及人口和田亩增加的因素。 明朝的国家财力，远远不如四个世纪以前的宋代。税率过低的结果是国家收入不足，很多服务无法提供，从而导致部分国家职能的丧失。预算不足至少会产生两个严重后果，首先是造成大量的预算外征收，而这些征收缺乏有效的审核，浪费难免；其次则是官员的大面积腐败。 到天启乃至后面的崇祯年间，问题早已积重难返。政府的感觉，总是罗锅子上山——钱（前）紧。因此经常有人弹劾总兵马世龙冒饷。天启五年（公元1625）六月，负责监察兵部的兵科给事中李鲁生，还上奏指责孙承宗劳师糜饷： “从古征战未有陈师境上数年不进者，亦未有去敌既远虚设十余万之众坐食自困者，有之则守戍之众而非进取之旅也……战则有战法，秣马厉兵，简卒克乘，刻期举事，即有大费，可期永省。守则有守法，远斥堠，固营垒，高城深池，屯田积谷，以待事会。兵不须众，马不须多，庶堪持久。今以十四万之众，岁费六百万，虽言唯敌是求，其实百事不办，战固未能，守亦羞称……” 长期的舆论压力，便是耀州战役的发起背景。 在中国陶瓷历史上，“耀州”二字分量颇重，但彼耀州在陕西，此耀州属辽东，而且并非行政区划上的“州”，只是个驿，从《中国历史地图集》上看，故址大约在今天的辽宁大石桥市，位于三岔河东岸，是后金的前哨。此前马世龙得到一份情报，声称后金“四王子”驻扎于此，兵不满三百。若明军出击，城内难民可为内应。这份情报真假莫辨，但马世龙信以为真，决心抢抓机遇。 然而大战之前，明军却屡屡哗变闹饷，成群结队，殴打队将，甚至一度包围袁崇焕的府衙。事后他奏报朝廷：“川湖兵以索饷杀人，殴将结队不散，盖因马乾二三分之短少，概称三月无饷，非职全未给与也。”也就是说，马料银子确实有几分短缺，但士兵们声称欠了三个月的工资，完全是无中生有。既然如此，士兵们为何如此反应过激呢？王再晋的分析很有道理： “军中缺粮则兵饿死，缺马乾则马倒死，止缺马乾三分，兵何以噪。盖枢辅急欲进兵，兵畏出征，籍口索饷，为逃散计而以为军饥鼓噪。” 一句话，闹饷是虚，避战是实。比较合符情理。当时的明军，人心士气确实低落。不过孙承宗和马世龙的决心并没有动摇。孙承宗的司令部应该在山海关，但他却拖着病体前出右屯，显示对这场战事极度重视。 马世龙不知道跟民国末年着名的“西北五马”有无关系，但他世袭武职，确实是宁夏卫（今宁夏银川）人，回族。在明军中算是比较能打的将军。天启五年（公元1625）八月，他命令副总兵鲁之甲和参将李承先率军东渡，攻打耀州；觉华岛游击金冠派水师接应。然而事不凑巧，因为风向气候等原因，海军没能在指定时间到达，鲁、李二人措手不及，只得找渔船渡河。人多船少而且小，结果来来回回拖了整整四昼夜，完全失去战术突然性，后金军队早已张网以待；等明军一过河，他们摸黑发起突袭，抢占了先手。 此役明军计划出动四个营七千人，内有车炮一营、铁骑一营，水师二营。尽管水师没能按期到达，先期渡河的只是部分人马，但兵力依然占优。只是没有士气的军队不再是军队，只不过一群迷途的羔羊；明军遭遇突然袭击，稍触即溃，后续人马也望风而逃，最终两员主将阵亡，战损士兵四百名、铁甲七百副、战马六百匹。这就是所谓的“柳河之败”。因为这个原因，孙承宗和马世龙先后离开了辽东。已经升任宁前道的袁崇焕，顶头上司换成了高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