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战宁远（1）
自广宁惨败以来，大凌河三岔河一线成为明朝与后金之间事实上的缓冲区。仓促进行的耀州战役，打破了三年的平静。天启六年（公元1626）正月十四，似乎是对耀州战役的报复，努尔哈赤再度统兵西渡辽河。 高第是头一年十月接任的辽东经略。对于孙承宗、袁崇焕的大纵深推进战略，高第内心并不赞同。因此他上任伊始，便上疏建议：“由此以东如锦州城大而朽坏，松山、杏山、右屯城小而低薄，皆前锋游哨之地。夏秋无事防护屯种，入冬遇大敌则归并宁远以便保守。”建议以宁远为防御节点，冬季辽河结冰，后金骑兵畅通无阻，遇到攻击便合兵退保宁远。 但这个意见并未得到将士们的一致赞同。督屯通判金启倧上书袁崇焕，强烈反对：“锦、右、大凌三城皆前锋要地。倘收兵退，既安之民庶复播迁，已得之封疆再沦没，关内外堪几次退守耶！”袁崇焕当然也不会同意。要知道这三个地方都是他一再建议，孙承宗才同意恢复的。好不容易站稳脚跟，怎能轻易放弃？因此他也据理力争：“兵法有进无退。三城已复，安可轻撤？锦、右动摇，则宁、前震惊，关门亦失保障。今但择良将守之，必无他虑。” 袁崇焕的态度非常坚决：“我为宁前道也，官此当死此。必不去。” 努尔哈赤大军号称三十万，当然是虚数，很难超过十万。而明军前线兵力呢？“大明兵右屯卫一千，大凌河五百，锦州三千，以外人民，随处而居。”数量弱，质量更弱。右屯守将周守廉无心作战，率众而逃，“锦州游击萧圣、中军张贤、都司吕忠、松山参将左辅、中军毛凤翼，并大凌河、小凌河、杏山、连山、塔山七城军民大惧，焚房谷而走。” 逃跑是后金方面的说法。袁崇焕自称是“先行撤入”。宁前道就是宁前的总指挥，锦州松山等地，都该受他节制，似乎是他下令“先行撤入”的。《明熹宗七年都察院实录》中有这样的记载： 袁崇焕题：“……倾巢入犯，视蕞尔之宁远如杌上肉，至兵过锦右一带。彼不知臣之先行撤入，而谓我先逃，故一往而无复顾忌，直抵宁远城下。” 逃跑也好，撤退也罢，方正城池已经落入敌手，连带军粮。金启倧身为通判，主要职责是“核兵马钱粮，督城工，理军民词讼”。掌管军粮是他的分内职责。他不同意撤三城，右屯的三十万石军粮也就没有处理。如今强敌来犯，既无力带走，又没来得及焚烧，白白让努尔哈赤拣了个钱包。 面对作战地图，袁崇焕想必面色冷峻。他脚下的宁远，如今已成汪洋大海中的孤城，旁边只有孤零零的觉华岛，尚未插上敌军的旗帜。当此情形，胆寒是可以理解的，但那岂是袁崇焕的脾气。单骑阅塞、夜穿山岭，在他绝非一时冲动。他率领总兵满桂、参将祖大寿、守备何可纲，聚集将士，整顿部伍，立誓死守：命令中左所都司陈兆阑以及都司徐敷奏率兵入城，左辅、朱梅作为外援，同时通知前屯守将赵率教、山海关守将杨麟，一旦发现宁远溃兵，不必多说，杀无赦斩立决。 二十三日，努尔哈赤大军抵达宁远。别处全都望风而逃，惟独宁远敢战，努尔哈赤可不信这个邪。他虚张声势，威胁袁崇焕投降，但袁崇焕的回答掷地有声：“吾修治宁远决守以死，岂肯降耳。” 努尔哈赤随即挥师攻城。此时他们的骑兵优势已成劣势，因为没有一匹马能跳上城头。袁崇焕早有准备，指挥士兵，以火炮弓箭猛烈还击，战况空前激烈。“闽卒”罗立点燃西洋大炮，不断轰击敌军。火炮频发，炮管温度太高，发生自燃，金启倧壮烈捐躯。通判的级别不高，但在当时的宁远城，也算是高级将领。火炮自燃爆炸，通判当场阵亡，可见当时的战况之激烈。“自辰至晡，杀三千人，敌少却。二十五日佟养性督阵攻西门，势更悍，先登，益众。敌俱冒死力攻，城中卫之如前，击杀更倍于昨”。 努尔哈赤连攻两天，终究未能如愿。他们虽然挖了城墙，但由于天寒地冻，城坚不堕。无奈之下，他分兵进攻觉华岛。为防止宁远守军出援，他们连扎七营，隔断彼此联系。岛上兵力薄弱，虽然已经凿开冰层，以沟为壕，但“新雪频飞，冻口复合”，再度变成坦途。士兵们卧雪刨冰，手指都冻掉了，到底也没能战胜气候。后金骑兵风卷残云，驰上岛屿，岛上七千守军几乎全部阵亡，七千多商民也被杀死。八万多石军粮，两千多条战船，全部被烧毁。主将金冠死后，又被开棺割尸。 根据明朝的统计数据，宁远城下毙敌一万七千，接近《明史》的记载。但《满文老档》中的后金伤亡纪录，却只有五百多人，声称“二日攻城，共折游击二员、备御二员、兵五百。”袁崇焕最初上报的战果，也只有“奴夷首级二百六十九颗活夷一名降夷十七名”。一万七也好，五百也好，总体而言，明军丢粮失岛，当初坚持的三城也全部沦陷，损失惨重。如果锦右和觉华岛水师能按照高第的命令，预先合并到宁远，或可避免。不过损失再大，也无法抹杀宁远之役的意义。袁崇焕独守孤城，岿然不动，终究是个极其宝贵的亮点。就像普通人跟泰森斗拳，打满所有回合而没有倒下。换句话说，它很像抗战初期的平型关大捷。努尔哈赤也不得不承认：“自二十五岁起兵以来，征讨诸处，战无不捷，攻无不克，惟宁远一城不下”。因为这个原因，战后高第和杨麟承担了总体失败的责任，以增援不力而双双落职，袁崇焕则因为独守孤城的战功，升任宁远巡抚、加兵部右侍郎。 明军的火器装备率据称超过七成，但可靠性小有问题。戚继光就曾报称，经常发生爆炸事故。就在袁崇焕血战宁远的当年五月初六上午，位于京师西南隅、为明军造盔甲铳炮弓矢和火药的兵工厂王恭厂，也发生了离奇的爆炸事件，造成半径750米、面积达2。25平方公里的宽阔爆炸范围，以及两万多人的巨大死伤。据估算爆炸威力相当于一万至两万吨当量的黄色炸药（TNT）。巨大的声响传播百里，天色昏黑如夜，屋宇动荡，并有灵芝状烟云升起。单纯的火药爆炸，不足以造成这种现象，疑似强烈地震、龙卷风、陨石、甚至超自然力量的作祟。不仅如此，死伤者的衣服都被卷去，因而全身赤裸、一丝不挂，也越发增添了神秘色彩。
丁卯之役（1）
宁远大战八个月后，努尔哈赤病死。朝鲜史书记载，努尔哈赤之死，源于宁远之战受了炮伤。此说只是孤证，缺乏铁证，是后人一点点地滚大的雪球。据《明熹宗实录》记载，袁崇焕自己都不知道这回事： 戊戌辽抚袁崇焕复奏：“……回乡络绎皆云，奴酋耻宁远之败，遂蓄愠患疽，死于八月初十日，夫奴屡诈死懈我，今或仍诈亦不可知。” 也就是说，袁崇焕不但不知道曾经炮伤努尔哈赤，甚至连他八个月后死去的消息，起初都不敢相信。当然，是否炮伤努尔哈赤，都不影响坚守宁远的意义。 孙承宗想要历练培养袁崇焕，如果从习惯官场潜规则的角度讲，袁崇焕差不多已经历练成熟。因为天启七年，也就是宁锦大捷之前，他做了一件很为正统知识分子所不齿的事情：奏请为魏忠贤建立生祠。《明熹宗实录》中有如下记载： “蓟辽总督阎鸣泰、巡抚袁崇焕疏，颂魏忠贤功德，请于宁前建祠，赐名懋德。” 此举当然是迫不得已。 天启四年，东林党人、左副都御使杨涟上表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阉党与东林党的斗争进入白热化。君子与小人斗，结果从来都一样，毫无悬念。东林党人全面垮台，首辅叶向高去职。御史出身的崔呈秀将东林党人编成《同志诸录》，非东林党人编成《天鉴录》，方便那个伪男人随时出手。从那以后，阉党气焰日益嚣张，全国各地纷纷上书，要求给魏太监建立生祠。 为了办成事，有时需要付出点代价。这是官场的游戏规则。袁崇焕承认这个规则的存在，但孙承宗不。他始终没有随声附和。这一点，也预示着两人最终的不同结局。 无论如何，袁崇焕不像岳飞的刚直不阿，也不是杨涟、左光斗那样的君子。只是君子的名声虽然好听，身处官场却往往不能成事。他们可以立德立言，但立功的概率很低。袁崇焕的志向，他自己说得很清楚：策杖只因图雪耻，横戈原不为封侯。他是要立功的，要为朝廷效力，所以事到临头，他也只能弯弯腰。可以肯定，他做出这样的选择不需要深思熟虑。那绝非他的性格。 英雄做事无他，只坚韧一心，能成世界能成我； 自古成功有几，正疮痍满目，半哭苍生半哭君。 这是杨度为孙中山先生写的挽联。“只坚韧一心”云云，也可以移植到袁崇焕身上。他建议修复的锦右一带再度沦陷，已经升任巡抚、要承担更大职责的他，岂能心甘。不行，还是要恢复。 为争取修城的工期，袁崇焕向皇太极伸出了橄榄枝。得到努尔哈赤的死讯后，他立即派出使者，以吊唁为名，前往观察虚实，试探反应。 这个想法恰好与皇太极不谋而合。二人都需要一段真空期，集中精力办点事：袁崇焕要加强前线，皇太极想巩固后方。后金背后不但有臣服于大明的朝鲜，还有明军将领毛文龙；总有后顾之忧，那当然不好玩儿。 毛文龙本是前广宁巡抚王化贞派出的一支奇兵。他潜入敌后，没想到还真弄成了气候，在镇江一战成名。镇江堡位于鸭绿江西岸，又叫九连城。此地位于中朝边境，是控制鸭绿江的重要节点。清朝末年的甲午战争中，将军宋庆和伊克唐阿指挥的清军，就跟日军在此爆发激战，最终不敌，城池失陷，日军随即从朝鲜侵入东北。天启元年（1621年）七月二十五，毛文龙侦得镇江城中防御空虚，便率两百二十余人前往突袭，活捉后金的镇江游击佟养真及其子佟松年等六十多人。论说这场战事的规模不大，但时间凑巧，正好在明军连吃败仗的当口，因此被视为大捷。从那以后，全辽震动，“数百里之内，望风归附”，“归顺之民，绳绳而来”。毛文龙最终升任总兵，在东江开镇，挂平辽将军印，加左都督，授尚方剑。袁崇焕血战宁远期间，毛文龙也曾在出师永宁，以为策应。 如芒在背的感觉必须结束。天启七年（1627）正月，皇太极一边遣使求和，一边派阿敏带领三万人马攻打朝鲜。和议云云，新任辽东经略王之臣并不赞同。他上奏道： “……年来奴酋求和于西虏而西虏不从，屈服于朝鲜而朝鲜不受，一旦议和彼必离心，是益敌以自孤也。近日通官过都令处，夷鞭其背云：你汉人全没脑子，终日只说我们不助兵，你自家驮载许多金帛，着哈喇替他吊孝求和，反教别人与他为仇，我们也不如投顺也罢了。据此我将何辞应之？” 其中的“西虏”和“夷”指的是蒙古，“哈喇”则是喇嘛，作为双方的翻译。王之臣认为议和会引起朝鲜和蒙古各部的态度松动，难免“益敌而自孤”。最终袁崇焕的意见占了上风。吸取熊廷弼和王化贞经抚不和导致大败的教训，朝廷召回王之臣，不设辽东经略，将关内外事务全部委托给袁崇焕。 接到朝鲜和毛文龙的告急文书，朝廷大约才弄明白皇太极所谓和谈的真正目的，又令袁崇焕出兵策应，但袁崇焕却拒不执行。 不是袁崇焕见危不救，也不是他没看出朝鲜与毛文龙存在的意义，主要原因在于他对形势的判断不同。他认为“无虚可捣”，而且蒙古察哈尔林丹汗也是不安定因素：“顷闻奴兵十万掠鲜，十万居守，何所见而妄揣夷穴之虚乎？我纵倾伍捣之，无论悬军不能深入，即深入奚损于逸待之夷？而虎酋新并粆花，意殊区测，都令、塞令新通于奴而仇于我，万一我兵正道以东，奴暗以轻骑北出而袭我关宁，此时救人耶，抑自救耶？” 一句话，袁崇焕不肯分散精力。他的着眼点依然在于锦右一带。后来朝廷催促紧急，他先派水师声援，又派左辅、赵率教、朱梅等人带兵九千前出三岔河，以为牵制，但为时已晚：朝鲜抵挡不住，很快就与后金签订城下之盟，彼此结成“兄弟之国”；毛文龙遭遇前后夹击，只得退入皮岛。 为了策应朝鲜的行动，皇太极刻意拖延时间，阿敏大军从朝鲜回师前后，才放袁崇焕的使者回来，让对方无法及时反应。这是当年四月的事情。
宁锦大捷（1）
袁崇焕与皇太极彼此心照不宣，在和谈的幌子下，都达到了各自的一半目的：袁崇焕修好了锦州，但大小凌河尚未竣工；皇太极只屈服了朝鲜，毛文龙则毫发无损。 各自达到目的，难免图穷匕见。当年五月初六，皇太极撕破脸皮，以“明人于锦州、大凌河、小凌河筑城屯田”，缺乏和谈诚意为藉口，亲率主力西出沈阳，进攻宁锦。十一日，大军开到锦州，距城一里扎营。此时太监纪用监军，总兵赵率教驻守锦州，负责筑城。朝廷已派尤世禄前来替代，并派左辅为前锋总兵官，驻守大凌河，但尤世禄还没到位，左辅也没赶到大凌河，敌军已经开来。左辅随即撤入锦州，赵率教则派人出城，借口和谈拖延时间。这样的和谈当然不可能有结果。只是后金连攻数日死伤惨重，依旧被坚城大炮所拒。 面对赵率教雪片般的告急文书，以及朝廷催促出兵解围的命令，袁崇焕丝毫不为之所动。是畏敌避战吗？当然不是。敢于单骑阅塞、夜穿山岭的人，怎会缺乏胆量。确切地说，袁崇焕的问题不仅不是胆量小，恰恰相反，就在于胆量太大。否则后来何至于此。 众所周知，后金骑兵纵横无敌，明军大炮威力巨大。离开坚固的宁远与皇太极野战，毫无疑问是以己之短，博敌之长。果真如此，王化贞广宁惨败的悲剧，很可能再度上演。所谓上兵伐谋。既然后金军队擅长围点打援，那么不去凑这个热闹，就是最佳选择。 从宁远到锦州，要经过松山、塔山、杏山等多个城堡，基本相当于一个串联电路。串联电路不同于并联电路，任何一个节点出现问题，都会断路。民国末年，林彪指挥东野打锦州，具有陆海空优势的国民党军最终还是被挡在塔山之外，可谓借鉴。 袁崇焕于是上疏朝廷道： “奴围锦州甚严，关外精兵尽在前锋，今为贼拦断两处，夷以累胜之势，而我积弱之余，十年以来站立不定者今仅能办一守字。责之赴战力所未能，且宁远四城为山海藩篱，若宁远不固则山海必震，此天下安危所系，故不敢撤四城之守卒而远救……” 一句话，他认为当前凭宁锦两军的实力，不足与敌军决战。 大约是受到的压力太大，或者是他想换个方法提醒朝廷，不能拿出所有的家当跟敌军赌博，后来他又这样说道： “臣意责令三屯总兵孙祖寿，于蓟镇挑选马步精兵一万五千而任其自择。关外精锐已绊于锦，今只可五千合之宁城三万五千人，人人精而器器实，满、孙二帅直则为前后，横则为左右；总兵尤世禄为前锋，臣自行劲后……决一死战以达锦州，又合锦之兵马奋击，令夷匹马不还。拼此三万五千人以殉敌，则敌无不克。” 拼光宁远的三万五千人，不惜殉敌，别说朝廷，就是总督阎明泰也不能答应。他这样奏报朝廷：“今天下以榆关为安危，榆关以宁远为安危，宁远又依抚臣为安危，抚臣必不可离宁远一步。而解围之役，宜专责成大帅。”这个建议得到首肯，诏令“宁抚还在镇，居中调度，以为后劲。” 根据这个精神，袁崇焕命令满桂和祖大寿带领四千精骑前往增援，自己并未出动。而满、祖二将推进到笊篱山一线，便被后金军队阻截，只得退回塔山。不亲自增援，并不意味着置锦州于不顾。袁崇焕致信赵率教，声称“调集水师援兵六七万，将至山海关，蓟州、宣府兵亦至前屯，沙河、中后所兵俱至宁远。各处蒙古兵，已至台楼山”。“巧”得很，使者被后金俘获。皇太极一见，立即收缩兵力，聚集于城西，以防援军。就这样，拖到二十六日，后金已在锦州城下耗费十五天时间。时值酷暑，人马疲惫，士气低落。皇太极无奈，只得兵分两路：一部在锦州城外凿壕沟三道，以为包围；皇太极亲率人马，前去宁远碰运气。 二十八日，后金兵临宁远城下。袁崇焕下令部队在城外列阵，以城墙为依托，用火炮为掩护，与敌周旋。皇太极打算狂飙突进，发起猛攻，贝勒阿济格也急于交战，但大贝勒代善、二大贝勒阿敏、三大贝勒莽古尔泰“皆以距城近不可攻，劝上勿进，甚力”。皇太极闻听大怒：“昔皇考太祖攻宁远，不克；今我攻锦州，又未克。似此野战之兵，尚不能胜，其何以张我国威耶！” 两军骑兵随即展开激战。矢镞纷飞，马颈相交，刀兵搏击，人喊马嘶。满桂身中数箭，坐骑被创，尤世威的坐骑也被射伤。双方战成平手，局面一时难下。 城外骑兵接战，城上炮火支援。袁崇焕亲临一线指挥，“凭堞大呼”，激励将士，协力还击。参将彭簪古以红夷大炮击碎八旗军营大帐一座，其他大炮则将“东山坡上奴贼大营打开”，后金军伤亡惨重。后来监军刘应坤奏报：“打死贼夷，约有数千，尸横满地”。后金贝勒济尔哈朗，大贝勒代善的三子萨哈廉、四子瓦克达全部重伤，游击觉罗拜山、备御巴希等被射死；蒙古正白旗牛录额真博博图等也战死。
宁锦大捷（2）
宁远血战，锦州不闲。二十八日，明军突然杀出锦州，突袭得手后又迅速撤回。战报传到宁远，皇太极深感局势不利，只得从宁远撤军，合力攻打锦州。六月初三，后金发起最后一轮猛攻，但依然未能得手；恰恰此时，毛文龙又在敌后打响，出兵攻击昌城与辽阳。 没办法，那就撤吧。初五凌晨，皇太极灰溜溜地撤军。 战后赵率教疏报战果，后金兵伤亡“不下二三千”；太监纪用奏报：“初四日，奴贼数万，蜂拥以战。我兵用火炮、火罐与矢石，打死奴贼数千，中伤数千，败回贼营，大放悲声。”袁崇焕也上奏朝廷，着重强调满桂的功劳： “十年来，尽天下之兵，未尝敢与奴战，合马交锋。今始一刀一枪拚命，不知有夷之凶狠骠悍。职复凭堞大呼，分路进追，诸军忿恨此贼，一战挫之，满镇之力居多。” 袁崇焕与满桂一度不睦，曾经请求将他调走；王之臣调满桂为山海关总兵时，袁崇焕又上疏反对。尽管如此，此时袁崇焕依然积极为之请功。 袁崇焕也没有忘记毛文龙：“孰知毛文龙径袭辽阳，旋兵相应，使非毛帅捣虚，锦宁又受敌矣！毛帅虽被创兵折，然数年牵制之功，此为最烈！” 如果说此前的宁远血战只是精神鼓舞，那么宁锦大捷就是名利双收。可尽管前方得胜，依然还有高居台省的文臣口沫飞溅，说长道短。河南道御史李应荐弹劾袁崇焕“假吊修款，设策太奇，项因狡虏东西交讧，不急援锦州，此似不可为巡抚。”被魏忠贤把持的皇帝，御批道：“袁崇焕暮气难鼓，物议滋至，已准其引疾求去。”因为父亲病故，袁崇焕此前多次要求离职守制，朝廷都不同意，宁锦大捷后，他一请病假，便获批准。更可笑的是，论功行赏，袁崇焕不过涨了一级工资：“文武增秩赐荫者数百人，忠贤子亦封伯，而崇焕止增一秩。尚书霍维华不平，疏乞让荫，忠贤亦不许。” 要知道这个霍维华可是阉党。也就是说，这事阉党自身都看不下去了。 袁崇焕两次在宁远挫败敌军，虽然没能从根本上改变辽东的被动局面，但也让后金尝到了厉害，从此再不敢轻易出兵，为明朝赢得了调整巩固辽东防御体系的宝贵时间。可惜的是，就在宁锦大捷的当年，明朝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民变在陕西爆发。其中一个当时毫不起眼的小角色李自成，后来给了明朝致命一击。
平台召对（1）
就在那年八月，天启皇帝朱由校一命呜呼，他的几个儿子已先后死去，帝位便由其异母弟、信王朱由检继承。这就是明思宗崇祯皇帝。 当时的崇祯不过十七岁，拿现在的观点看还是未成年人，典型的少年天子。有明一代，皇帝兴趣广泛，爱好众多，可谓人才辈出：有人立志学习鲁班，整天做木活；有人渴望建军功，自封为“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镇国公朱寿”；像袁崇焕刚到兵部那样几天不上班不难，难能可贵的是有人几十年如一日地不上班；致力于采阴补阳的，更是不胜枚举。相形之下，崇祯简直就是个淡寡无味的“呆瓜”，既无兴趣又缺爱好，一心用于国事；偏偏还就是他，“非亡国之君，而当亡国之运”。 即位之初，崇祯便表现出了少有的机敏与干练。当时阉党盘根错节，魏忠贤的族孙魏良栋、魏鹏翼还在摇篮里吃奶，也受封为太子太保、少师，享有伯爵。在其手下，文有“五虎”，武有“五彪”，另外还有“十狗”、“十孩”、“四十孙”等大小爪牙。为防止阉党下毒，初进宫时，崇祯自带着水和食物。 客观而言，阉党形成气候，与东林党不无关系。因为后者出手太狠，齐党、楚党、浙党等走投无路，便顺水推舟，与魏忠贤互为声援。属于楚党的熊廷弼之所以惨死，东林党便有落井下石之功。正好他答应给魏忠贤四万两银子，最后又拿不出来，终于被“传首九边”；而责任更大的王化贞，却多活了好几年。 东林党也好阉党也罢，其实都是毒瘤。崇祯出手稳准狠，将魏忠贤流放凤阳，可流放途中，他身边竟然还有一批死党追随。崇祯闻听大怒，命锦衣卫前去捕拿审判，魏忠贤这才一根绳子结果自身。 魏忠贤手下为害最大的爪牙还是崔呈秀。他被魏忠贤收为养子，是“五虎”之首，逐渐升到兵部尚书、左副都御使、少傅。大树已倒他自知不免，便“列姬妾，罗诸奇异珍宝，呼酒痛饮，尽一卮即掷坏之，饮已自缢。” 后来定性的阉党有二百六十余名，或处死、或发配、或终身禁锢。朝廷气象顿时为之一新。崇祯同时启用袁崇焕，先提拔他为右都御史、视兵部添注左侍郎事，也就是编外的国防部副部长，次年四月，又任命他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出镇行边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七月袁崇焕到达北京，崇祯在平台召见，多有奖誉慰劳。皇帝如此锐意进取，隆恩浩荡，袁崇焕内心无比激动，再度表现出了孙承宗所谓的“多事”，以及王在晋所谓的“轻进”，信口拍了胸脯：约期五年，恢复全辽。毛泽东说五年解放全中国，有周密的判断和计算为基础，袁崇焕可没有这个。他的这个虚妄承诺，只不过是要“聊慰上意”。 崇祯哪里知道，闻听不觉一振。给事中许誉卿觉得太过突然，后来得知袁崇焕并无把握，非常担忧：“上英明，安可漫对。异日按期责效，奈何？”袁崇焕这才回过神来，想起事情的严肃性，便又给皇帝提条件要政策：“东事本不易竣。陛下既委臣，臣安敢辞难。但五年内，户部转军饷，工部给器械，吏部用人，兵部调兵选将，须中外事事相应，方克有济。”简而言之两个方面，一要人二要钱。 崇祯一一应允。 袁崇焕到底吃过暗亏，害怕朝堂上有人使绊子，于是又说：“以臣之力，制全辽有余，调众口不足。一出国门，便成万里，忌能妒功，夫岂无人。即不以权力掣臣肘，亦能以意见乱臣谋。” 崇祯到底想做有为之君，因此郑重其事地“起立倾听”，最后严肃表态：“卿无疑虑，朕自有主持。”随即收回王之臣和满桂的尚方剑，转赐袁崇焕，将辽东大计全权委托给他。 这些话其实完全流于形式。当时同意是真诚的，事后反悔也是真诚的。类似谈恋爱，爱与不爱全都发自内心，很少有人处心积虑，成心欺骗。 宁锦虽然取得大捷，但袁崇焕还是感受到了皇太极的难对付。他曾经这样上奏巡朝廷： “……我欲合西虏而厚其与，彼即攻西虏而伐我之交。我藉鲜为牵，彼即攻鲜而空我之据。我藉款愚之乘间，亟修凌锦中左以扼其咽，彼则分犯鲜之兵而挠我之筑。着着皆狠，而着着不后。” 意思是说，他想联合蒙古，皇太极就攻击蒙古；他要用朝鲜牵制，皇太极就逼迫朝鲜；他想修复锦右，皇太极就分兵阻挠。着着不离后脑勺。因为这个原因，这次平台召对，袁崇焕再度调整自己的辽东战略：守为正着，战为奇着，和为旁着。增添了一个“和”。而这一点，正好埋伏着他死亡的诱因。
私斩岛帅（1）
如果说“五年复辽”起初只是善意的谎言，那么袁崇焕很快就进入了状态。还在北京、尚未出发赴任时，他便开始着手筹划，第一把火要烧的是毛文龙。 这些年来，毛文龙孤悬敌后，兵部对他的评价甚高：灭奴不足，牵制有余。但问题在于，此公“抗战”八年，好事干，坏事也干；正事干，邪事也干；功劳与非议同样突出。 毛文龙占据的东江也称皮岛，属朝鲜平壤三和县，位于鸭绿江口，战略价值极高。他登岛以后，披荆斩棘，筹备器用，召集流民，通行商贾，南货绸布，北贩参貂，挂号抽税，不几年便雄踞一方。在多次牵制后金的同时，常有虚报军饷、杀良冒功的负面新闻。因为天各一方，他与朝廷之间严重缺乏沟通：他认为朝臣扯淡，朝臣觉得他不驯。毛文龙曾经这样上疏崇祯，发泄怨气：“臣势处孤立，动遭掣肘，功未见其尺寸，怨已深于寻丈，而皇上知之否？”尽管朝臣整日灌耳边风，崇祯还是有自己的独立判断，因此对此深表理解同情：“毛文龙本以义勇简任东江，数年苦心，朕所洞鉴，人言何足置辩！” 崇祯元年朝廷派人前往东江核实兵员，仅皮岛就有三万六千人，铁山、昌城、满浦、獐鹿、三山、旅顺等地，以及各个岛上的屯军，全都没有统计，因为钦差不愿去；以偏概全已不合理，最终还要打折扣，核定为两万八千人。毛文龙认为此举未免伤良心，崇祯也深以为然，因此这样批复：毛文龙辖境，辽民避难，屯聚海岛，荷锄是民，受甲即兵，不能与内地一概而论。他鼓励毛文龙“乘机奋勇，着有显效，谁得以糜饷为借口！” 但说归说，做归做，最终还是按照两万八千人发饷不说，待遇也只有关宁军的一半。毛文龙在奏折中气愤地质问： “关门接壤神京每月一两四钱米一斛尚不敷用，况东江悬海，风涛叵测，百物腾贵，而反议每兵银七钱米一斛，使各兵肯安心东江耶？” 关宁军每月一两四钱的工资，东江只有七钱；口粮倒是一样，都是一斛。论说东江属于边防海岛、艰苦地区，应该有额外补贴；不但没有补贴，待遇反倒对折，搁谁也难以气顺。 明朝的规矩类似宋朝，武将地位很低。即便官居二品的总兵，到兵部汇报工作，也要跪拜。而正常情况下，兵部尚书也不过正二品。武将之上一般都设文臣统领。惟独毛文龙，因为地理原因，实际已成独立王国。无论皇帝如何嘉许慰勉，他与中央的隔阂始终存在。袁崇焕当然也能感受到。按照道理，朝廷并没有明确毛文龙受袁崇焕节制，他“出镇行边、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而皮岛远在朝鲜，并不在此区域之中；朝廷为统一事权、避免扯皮，特意收回王之臣、满桂的尚方剑，却并未收回毛文龙的尚方剑，可为明证。 若是别人，碰上这事可能会睁只眼闭只眼过去，但袁崇焕不会。既然皇帝将辽事全权委托与自己，那他就一定要管。这一点，他对内阁首辅钱龙锡毫不隐晦。钱龙锡问他五年平辽的具体打算时，他说：“恢复当从东江做起，文龙可用则用之，不可用则处之亦不难。” 也就是说，当时袁崇焕已经下定决心：毛文龙服从节制就用，若不服从，他就要“入其军、斩其帅”。说到底，他有科举背景，赐同进士出身的。尽管亲临一线指挥作战，还是难以从感情上认同毛文龙。 两虎相争，必有一伤，甚至两败俱伤。 为迫使毛文龙就范，袁崇焕首先截断其经济来源：不许登州片帆出海，运往东江的粮草物资，一概改道觉华岛经由旅顺口转运，先经督师衙门挂号。由于军饷不足，毛文龙不得不派难民进山采人参，卖给南方过去的商人。此举类似南宋初期的各大将，用生意收入补贴军费。袁崇焕此举一出，毛文龙立即肉痛，上疏抗辩，声称是“拦喉一刀”，但崇祯用人不疑，既然托付袁崇焕，也就不再干涉。 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五月二十五，袁崇焕带着尚方剑和督师印信，以阅兵为名飘洋过海，准备跟毛文龙摊牌。起初他还有两手准备，尚未放弃和平争取，因此两雄相见，把酒言欢，开局倒有一团和气。序曲已过，进入正题，袁崇焕要求今后旅顺以东公文用毛文龙印，以西用袁崇焕印，但毛不同意；袁崇焕要求更改营制，设立监司，派文官前来统领，毛也不肯接受空降的婆婆。 毛文龙出生于杭州，有名的销金窟、温柔乡。不肯缴权，那么就此“转业”，回到西湖边安度晚年，也算衣锦荣归，但毛文龙对此建议还是抵制：“向有此意，但惟我知东事，东事毕，朝鲜衰弱，可袭而有也。”口气还很大，解决了后金，准备占领朝鲜。
私斩岛帅（2）
就是这句大话，铁定了岛帅的末日。那一刻，袁崇焕想必微微心动，但脸上毫不作色。他虽然不比隋朝的杨素治军那么严酷，但杀个把人，岂是高难度动作。 六月初五，袁崇焕在山上张好大幕，说是邀请诸将看士兵比赛射箭，预先派人带领甲士埋伏在大帐之后，等毛文龙进去，就将其部众卫士全部隔离在外。 众将坐定，袁崇焕面色肃穆，指责毛文龙抗命；毛文龙不服，当场辩解。袁崇焕疾言厉色，下令将他除去冠带、五花大绑，随即列举十二大当斩之罪： 专制一方，军马钱粮不受核； 奏报尽欺罔，杀降人难民冒功； 奏闻中有“牧马登州取南京如反掌”语，大逆不道； 每岁饷银数十万，不以给兵，月止散米三斗有半，侵盗军粮； 擅开马市于皮岛，私通外番； 部将数千人悉冒己姓，副将以下滥给札付千，走卒、舆夫尽金绯； 自宁远还，剽掠商船，自为盗贼； 强取民间子女，不知纪极，部下效尤，人不安室； 驱难民远窃人参，不从则饿死，岛上白骨如莽； 辇金京师，拜魏忠贤为父，塑冕旒像于岛中； 铁山之败，丧军无算，掩败为功； 开镇八年，不能复寸土，观望养敌； 督师一声令下，岛帅人头落地。 袁崇焕晓谕东江将士：“诛止文龙，余无罪。”然后下令收敛毛文龙的尸体，次日准备好猪头纸钱，前来落泪祭奠：“昨斩尔，朝廷大法；今祭尔，僚友私情。” 想当然地认为袁崇焕彼时流下的是鳄鱼的眼泪，是做给活人看，是权术手腕儿，那恐怕是大错而特错。督师当时的愧疚无比真诚。因为他确实有负于死者：他两次作战得胜，背后都有岛帅的支援，而等对方有警，他却未曾策应。不仅如此，还必须罗织罪名，将其功绩悉数抹杀。观望养敌即是一例；塑魏忠贤像，也可以理解，袁崇焕自己也干过；擅开马市，逼迫难民采人参等等，更是无奈之举。朝廷的逻辑是你做买卖能挣钱，所以要扣减粮饷；毛文龙的逻辑是你老扣粮饷，我不得不做生意。先有鸡还是先有蛋，难免扯皮；“铁山之败”云云，算不算战败暂且不论，其背景正是袁崇焕的观望。 然而毛文龙并非逃兵或者小校。《大明会典》对于处置总兵，有明文规定： “总兵镇守官。受朝廷委任、以防奸御侮。凡调度军马、区画边务，风宪官皆无得干预。其相见相待之礼，尤须谦敬。如总兵镇守官有犯违法重事，须用体覆明白、指陈实迹、具奏请旨。不许擅自辱慢。其军职有犯，具奏请旨、已有定例。风宪官巡历去处、亦须以礼待之。并不得轻易凌辱”。 何谓风宪官？《大明会典》也说得很清楚：“在京都察院、十三道，在外按察司，俱为风宪衙门”。就是中央和地方的监察官。袁崇焕的本官右副都御使，正在其列。照此规定，即便总兵确有严重不法，也得证据确凿，请旨处理。毛文龙还不是一般的总兵官，戴左都督虚衔、持尚方剑。明朝军制，兵部只能调兵，统兵权在五军都督府。袁崇焕的虚衔挂在兵部为尚书，毛文龙的虚衔挂在五军都督府为左都督，也是两条线。正因为如此，事后袁崇焕立即上奏崇祯，说明此前跟首辅钱龙锡透过口风，以此减轻罪责，同时郑重请罪： “总兵毛文龙据海自恣，种种不法，臣向在都门，九卿诸臣无不以此为虑。辅臣钱龙锡特过臣寓，商及此事，臣曰：入其军，斩其帅，如古人作，用某能为也……自去年十二月，臣计已定，文龙有死无生矣。……但文龙大帅，非臣所得擅诛，便宜专杀，席藁待罪，惟皇上斧钺之，天下是非之……”（《崇祯长编》） 起初得知此事，崇祯的反应是：“帝骤闻，意殊骇”。转念一想，既然毛文龙已死，边事又要倚重袁崇焕，也就没有追究，反倒“优旨褒答”： “毛文龙悬踞海上，糜饷冒功，朝命频违，节制不受。近复提兵进登，索饷要挟，跋扈叵测。且通夷有迹，犄角无资，掣肘兼碍。卿能周虑猝图，声罪正法。事关封疆安危，阃外原不中制，不必引罪。” 圣旨中列举毛文龙的罪恶，崇祯真是给足了袁崇焕面子。不仅如此，他还下令将毛文龙在北京的亲信全部逮捕，“以安崇焕心”。 需要指出的是，袁崇焕将毛文龙的两万八千人编成四协后，东江的军饷增加了一倍，因为他们与关宁军实现了同工同酬。起初崇祯见“兵减饷增”，很是疑虑，但到底照准所请，原因很简单，“以崇焕故。” 东江到底是毛文龙开创的基业，谁的威信也比不上他。从那以后，东江每况愈下，清初的四个异姓藩王，三个出自东江：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当然，那时袁崇焕已死。如果他还活着，威信是否足以控制东江，难说。 毛文龙在历史上争议很大，袁崇焕的争议更大。对此事如何评价，也是众说纷纭。很多人说毛文龙是汉奸，该杀；也有人认为，袁崇焕此举是自毁长城。计六奇的《明季北略》甚至直接将袁崇焕列举的十二条罪状类比为召回岳飞的十二道金牌。谈迁的《国榷》、张岱的《石匮书后集》等等，也大抵如此。这也很正常，乾隆以前的史学家，对袁崇焕的评价普遍不高。
旁着迭出（1）
平台召对时，袁崇焕的辽事方略较此前有明显变化，增添了“和”，所谓“和为旁着”。他就任之后，便与皇太极“再续前缘”，又谈起了和平。 崇祯二年（1629），袁崇焕与皇太极总共通信10封，其中皇太极来信6函，袁崇焕去书4札。内容全都堂堂正正，可以摆上桌面。袁崇焕首次复信时，对皇太极提出的印信之事，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当然也是明朝的官方立场：未降封号，不能妄行；第二封复信指出，辽东原为明朝土地，且有汉人坟墓，后金不应占有；第三封复信解释：“使者来时，因在海上航行，而让其久居。”当时他正在处理毛文龙；第四封复信表示，战争长达十年，彼此都缺乏信任，不可能骤然停止。这不是数人所能为、数语所能定的。 按照道理，在袁崇焕的位置上，与后金和谈原无不可。崇祯要的是解决辽东的结果，路径选择在于袁崇焕。假如和议可成，不费刀枪，更是奇功一件。问题在于，他与后金和谈，并未奏报皇帝知道。 袁崇焕被捕之后，锦衣卫主持审讯，有这样的纪录： “先是锦衣卫以斩帅主欵二事究问袁崇焕根因，据崇焕所供，斩帅一事则龙锡与王洽频以书问之崇焕，而崇焕专断杀之者也，主欵一事则崇焕频以书商之洽与龙锡，而洽与龙锡未尝许之也”。 也就是说，在毛文龙的问题上，内阁首辅钱龙锡与兵部尚书王洽态度暧昧，近乎默许，“主欵”也就是和议一事，二人则从未答应。首辅与本兵都没表态，皇帝当然更不可能知道。 袁崇焕就是“明决”如此。自从进入兵部，他多次冒险，而每次冒险的结果都是成功，这不禁让他的胆量和主意以几何级数增加；是否“轻进”，是否“多事”，全在结果。成则王侯败则贼。 他的和议，确切地说是所谓的“抚”，不仅仅针对后金，还有喀喇沁蒙古。 追根究源，皇太极之所以能够兵薄北京，原因其实在于明成祖、燕王朱棣。他夺取江山时，当时最精锐的蒙古骑兵助战有功，因此后来下令大宁卫内撤，将滦河与辽河之间的广大地区，全部赐给漠北蒙古、所谓“兀良哈”，设立朵颜、泰宁、福余这三个“羁縻卫”。然而他们并不接受明朝的“羁縻”，反倒经常引狼入室，带领敌人越境攻击大明。 从公元1580年起直到十七世纪中期，是着名的小冰河期（LittleIceAge），基本对应着万历、天启和崇祯三朝。太阳黑子消失长达七十年之久，宇宙射线的流量显着降低，同时气候变冷。酷寒使降雨区域普遍南移，导致明朝几乎连年遭遇遭灾。先秦晋，后河洛，又齐鲁。万历、崇祯年间，旱灾越发频繁。陕西民变之所以能成气候，根源就在于旱灾：庄稼颗粒无收，县官依旧逼租。 崇祯元年到二年的旱灾，波及东北地区。束不的，也就是喀喇沁蒙古与后金全部遭灾。明朝疆域广阔，北方遭灾，南方有粮，蒙古与后金却无此便利。因此他们赖以生存的口粮，就成了问题。 此时袁崇焕却突然在高台堡开通米市，卖粮给蒙古。而在此之前，他们已经与后金结盟。皇太极对他们的要求是，遵守后金制度，一旦对明朝用兵，他们必须从征： “辛未上颁敕谕于科尔沁、敖汉、奈曼、喀尔喀、喀喇沁五部落，令悉遵我朝制度。” “谕归顺各部蒙古诸贝勒，申定军令。规定凡遇出师之时，宜踊跃争赴，协力同心，不得迟期……若征明国，每旗大贝勒一员、台吉二员，率精兵百人从征，违者，罚马一千匹、驼百头。于相约会集之地掳掠者，罚马百匹、驼十头。”（《清太宗实录》）。 这些情报，袁崇焕身为督师，即便没有确切证据，至少也应该有所耳闻。既然蒙古已跟后金结盟，那么他们也就是敌人。可尽管如此，他还是开了米市。他的判断是，此时正是拉拢喀喇沁（明朝称哈刺慎）蒙古的好时机。他们离蓟州很近，如果彻底倒向后金，那么京师将直接受到威胁。 袁崇焕如此回复崇祯口气严厉的谕旨： “臣会同蓟辽总督俞，查得哈刺慎三十六家原在蓟辽抚赏，仇于虎而未与奴通。自去年虎酋攻伯彦黄台吉，据此故穴，彦死之而我不能为各夷之依。夷遂依奴而自固。……业责无与奴通。” 他的情报显示，喀喇沁蒙古跟察哈尔蒙古有仇，但并没有臣服于后金。察哈尔林丹汗是皇太极（黄台吉）的死敌，他死后明朝未能为蒙古各部提供庇护，他们只得“依奴自固”，也就是利用后金而已。并且蒙古各部落还曾对他下过保证：
旁着迭出（2）
“各夷共谓：室如悬磬，不市卖一二布匹于东，何由藉其利而糊口？宁愿以妻子为质，断不敢诱奴入犯蓟辽。” 也就是说，如果不卖米，他们将彻底断掉活路。因此他们宁愿以老婆孩子为人质，保证不引导后金进犯蓟辽。 此时的崇祯，对袁崇焕依然信任，见他如此表态，口气略微放松，但在根本问题上依然没后退： “西夷通虏，讥防紧要。奏内各夷市卖布帛于东，明是接应，何以制奴。着该督抚严行禁止。其招来属夷，其有饥困，查明部落多寡，计口量许换米，不得卖与布帛米粮及夹带禁品。路将等官，倍加侦察，如有疏违，以通夷罪论处。” 也就是说，对于臣服的属夷，可以助其渡过饥荒，但只能“计口量许换米”，有多少人，换多少粮，坚决不能多给，以免流入敌手。否则就以通夷论罪。 然而袁崇焕这次卖出的粮食数量颇大，以至于用光了储备。束不的也就是喀喇沁蒙古的总人口“不满万”，他们应该用不了这么多。按照《国榷》和《明史记事补遗》中的说法，这些粮食多数流入了后金。不论此说是否属实，但袁崇焕没有执行“计口量许换米”的政策，则毫无疑问。因为什么？因为他相信自己的判断。而作为辽东前线最高司令官，他也确实需要相信自己的判断。毛文龙能杀，粮因何不能卖？
潜越蓟西（1）
喀喇沁蒙古跟袁崇焕做的“不与奴通”的保证，也许曾经认真过，但很快就沦为空言。他们不但“通奴”，甚至还充当进军向导，原因正是他们曾经受过抚赏，因此熟悉路径： “上亲率大军伐明，谒堂子启行，以来朝蒙古喀喇沁部落台吉布尔噶都，曾受赏于明，熟识路径，用为进兵向导。”（《清太宗实录》） 对于袁崇焕而言，这简直就是个黑色幽默。朱棣大概做梦也想不到，他处心积虑安排的看家狗，最终竟然开门揖盗。 清人张廷玉主持修的《明史》，将后金军队大举远征跟毛文龙之死联系起来，说是“文龙既死，甫逾三月，我大清兵数十万分道入龙井关、大安口”。这是崇祯二年（公元1629）十月二十七的事情。 对敌军的动向，袁崇焕并非毫无察觉，早在九月就曾派兵增援蓟州，但被顺天巡抚王元雅退回： “九月己丑，袁崇焕以清兵欲西，先请驻宁远增戍关门，至是遣参将谢尚政等往备。顺天巡抚都御使王元雅曰：此虚警耳。遣其众归，师果不出。”（《崇祯实录》） 这是个狼来了的故事，蓟州的防御因此更加松懈：“故蓟益懈。” 兵部尚书王洽已经跟袁崇焕商定紧急处置预案，一旦遭遇攻击，立即令祖大寿与赵率教回师驰援，“伏兵邀击。”因此袁崇焕接到警报，不等圣旨便按照预案，先令赵率教统军四千前往增援。十月二十八，赵率教出发，兼程三昼夜，赶路三百五十里，经过三屯到达遵化，人困马乏时遭遇埋伏，赵率教战死。十一月初三，遵化陷落。 十一月初五，袁崇焕离开山海关一路向西，初六到达永平，初七在榛子镇接到圣旨，奉命节度所有勤王部队，可以“相机进止，惟卿便宜。” 三天之后，也就是十一月初十，袁崇焕到达重镇蓟州。这是徐达修筑的长城防线的一部分，后来戚继光又经营多年，是重要的战略节点，易守难攻。大兵压境，崇祯不敢有消灭敌军的奢望，只要能挡住其铁蹄，他便心满意足。他这样要求蓟辽总督刘策：“以匹马不入为功，若纵入内地，以失机论”。袁崇焕对此十分清楚，因此部署停当后，随即上奏朝廷，保证不让敌军越蓟西一步： “……歇息士马，细侦形势，严备拔哨，力为奋截，必不令越蓟西一步。初臣虞拦截我路，未必及蓟，今及之则宗社之灵而我皇上如天之洪福也。微臣狗马力今可施矣……” 他担心的是遭遇阻击，无法到达蓟州；既然能到，那就可保蓟州平安。 十一日、十二日没有战报，这短暂的平静令崇祯十分不安，因此吩咐内阁： “连日不见动静，恐别有深谋。崇焕既屯蓟门，倘西绕密西、潮河、古北等处，东袭永平、关宁及其他空虚间道，捷要隘口宜周防。卿等即传于崇焕，远行侦察，预为筹交。若得准确情形，速行具奏”。 崇祯的顾虑，可以看出当时明朝的被动。而消极防御只能防不胜防。不过此时已经无暇争论方略，袁崇焕对此已有考虑。本来蓟辽总督刘策、昌平总兵尤世威、宣府总兵侯世禄已经先后赶来增援，大军齐集蓟州周围，袁崇焕担心后金分路进攻，便令刘策返回密云，尤世威返回昌平守卫皇陵，候世禄先退居三河，后来又退到通州，其余要害也分兵防守，然后上奏道： “凡要害地方，俱已拨兵防守，其蓟州守则不忧矣，西建昌、迁安、永平守则不忧矣，东抚宁、山海、丰润、玉田守则不忧矣。” 袁崇焕在蓟州忙，崇祯在京师忙。军情紧急，病退的孙承宗又被紧急启用，以原官兼兵部尚书驻守通州。对于袁崇焕的部署，孙承宗有不同看法。召对时他说：“臣闻袁崇焕驻蓟州，满桂驻顺义，侯世禄驻三河，此为得策。又闻尤世威回昌平，世禄驻通州，似未合宜。”崇祯问道：“卿欲守三河，何意？”孙承宗说：“守三河可以沮西奔，遏南下。” 崇祯看来对此颇为赞赏，但并未传令袁崇焕更改部署。直到此时，他对袁崇焕依然信任有加，不遥加干预。他嘱咐孙承宗不必赶往通州，而是“总督京城内外守御事务，仍参帷幄。”下令立即为他铸造关防印信。孙承宗从皇宫出来已是深夜，“漏下二十刻矣”。他来不及休息，立即“周阅都城，五鼓而毕，复出阅重城。” 关防印信的余温未息，次日夜半，宫内忽然传旨，又令孙承宗火速赶往通州。孙承宗立即带领二十七名随从出东便门，快马加鞭一路向东。他跑得太快，敌情又重，半路上竟然有三个随从逃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