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加利亚的新一轮经济体制改革是从1978年完善计划体制和劳动组织开始的，1981年底用《经济机制章程》的法律形式加以系统化，1982年全面实施。制定这个文件的理论根据是日夫科夫在1981年10月一次会议上阐述的将社会主义财产的所有者和经营者职能分开的原则。他认为在保加利亚，国家所有制与合作社所有制已经“溶合”
，“社会主义财产的所有者是作为人民的代表并受人民全权委托的国家，而其经营者则是在经济组织中工作的、使用并经营这些财产的生产集体和劳动者。”他说，在过去很长一个时期，国家的职能扩大到对财产的直接管理，是很大的缺点，今后要通过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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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将国家的计划指标严格限制在最重要的实物指标、科技进步指标和外汇指标三个方面，将经济组织和劳动集体制定生产计划的权利扩大到最大限度，在确保完成国家计划的情况下自主解决供产销问题。企业和劳动组织层层实行经济核算，按纳税后最终成果计算各环节的工资，称之为成果余额工资制。
1984年在对《章程》进行修订时，列入了这方面的理论观点和实际措施。
保共12大制定的“八五”计划（1981～1984）是以实现生产集约化和在一切领域实行新经济机制为主要内容的。要求在这期间解决物质生产的技术改造问题，使轻重工业的增长逐步接近，在总体解决谷物生产的基础上加速发展畜牧业，注意提高产品特别是出口产品的质量。鉴于农业出现了衰退趋势，政府于1981年再一次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但这一年大部分州仍未完成粮食和饲料生产计划。
80年代连续出现了冬季食品和燃料、电力供应紧张局面。
1983年保工农业产品因质量不合格被退货或报废的损失剧增。翌年，专门召开全国党代表会议，讨论提高质量问题并制定了长期质量规划。
但由于缺乏保障机制和实施的步骤，效果不够明显。
“八五”计划中提出的全国人均谷物产量1200公斤的目标始终未能实现。
80年代中期，保农业开始推行作业队承包制，1988年全国农业会议决定将作业队承包制作为农业工作的基本形式，并将承包期延长至40年，然而长期以来保执行的重视工业、轻视农业的方针已使农业潜力枯竭，设备老化，缺乏发展的活力，加以农工综合体化带来的消极后果积重难返，农业危机已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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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改革要求国家机关只对经济工作起宏观调节作用，而不行使非其固有的管理职能，保从1981年开始对政府机构进行调整和改组，而且还一次次进行得越来越频繁。部级机关从1981年的24个减至1986年的16个，1987年再次进行机构改革时竟将财政部等也撤销，使经济管理陷入混乱。这时建立的对被精简人员的培训和转业制度，则在一定程度上起了稳定社会的作用。
80年代中期，保陆续制定允许劳动者个人从事日用品生产和服务工作、从事额外劳动的政策，还决定发展中小企业。
这些举措使经济生活增加了一些活力。这时在对外经贸关系方面，保迫切希望拓展与西方国家的合作渠道，召开过多次东西方工业合作和贸易国际研讨会，还制定了《与外国法人合资法》，建立了4个免税区，但是西方实业家前来投资的甚少，少量投资也是在旅游餐饮等第三产业方面。
1986年保共召开第13次代表大会前后，日夫科夫提出经济组织自治的主张，并把它列入新的《经济活动章程》，目的是使自治经济组织成为国内外市场上的真正的商品生产者。不久后他又要求将自治原则扩大到教育、科学、文化领域。按照自治的思路及社会主义财产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原则，1987年国民议会通过了把社会主义财产交给劳动集体和交给乡共同体经营的声明。可是它只成为一种形式，并没有起到实际的作用。这时，保共中央还通过了《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的构想总则》，设想走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不尽相同的改革道路，即将乡居民共同体和企业的劳动集体作为基本的自治单位，自下而上逐级实现全社会的自治。准备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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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铲除当时社会管理体制中存在的滋生官僚主义和社会扭曲的温床。此后保加利亚进一步调整中央部委，又精简保共中央的部，而且还提出撤销部长会议和国务委员会的可能性。
1988年将原有的13个州改为9个大区并进行了相应的机构精简。
在80年代后期东欧各国社会动荡和保国内出现持不同政见者组织的情况下，保共领导人在讲话中不得不谈到政治多元化，经济利益多元化和公开性等问题。
日夫科夫1988年提出党政最高领导人不兼职和任期不超过两届（共10年）的主张。可以说，这时保共领导人已较清楚认识到对经济和政治体制进行总体改革的必要性。
例如日夫科夫在1988年召开的全国党代表会议上曾说：“迄今为止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可能性已经发挥殆尽了。”
因出现了科技革命、苏联改革等新的因素，“无论是从国内还是从国际角度出发，保加利亚都必须走革命之路，没有别的选择。”他把1987年的构想总则归纳为四个方面：①改革所有制，实现统一而多样化的社会主义所有制，解决社会主义财产无主的问题；②改革中央的行政命令官僚主义体制；③实现全社会自治，以达到社会生活的民主化；④实现党的领导和引导作用，但不要使党成为国家政权制度中的一个梯级。这些想法虽包含了社会民主化和市场经济的因素，但由于采取了主观急躁的改革步骤，随意性大，脱离社会实际，往往流于形式，未能缓解日益深化的社会和经济危机。
如果把二战之后保的经济发展同与它的面积、人口、二战后的经济状况相仿的希腊相比较，就更可看出保经济的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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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趋势。
例如，1944年希腊的全国人均国民收入为304美元，保的全国人均国民收入为429列弗（官方比价1列弗约折合1美元）。
1970年，保的人均收入为1244列弗，希的人均国民收入为1280美元。但到1980年，希的人均国民收入增至4298美元，而保的人均国民收入仅为2348列弗，悬殊已较明显。
1988年，希的人均国民收入达到4242美元，保的人均国民收入仅有3144列弗，若按官方比价折算，也仅为希的34A左右。
80年代以来，保的另一邻国土耳其的发展也比较快。
尽管保经济40余年有较大增长，1987年的国民收入为1948年的20倍，工业产值为1948年的27倍，农业产值为1948年的27倍，人均工资为1942年的47倍，但80年代与资本B主义邻国差距拉大和增长势头下降的现实已给人民造成了心理上的失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