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拉诺维奇总理的任期到1982年4月届满,在这之前,南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联邦干部政策协调委员会就开始酝酿新总理的人选。按照各共和国轮流派干部担任联邦职务的惯例,本届总理似乎应从马其顿产生。但马其顿也是一个经济不发达的小共和国。鉴于南严峻的经济形势和总理肩负的重大责任,马其顿当时难以推举出合适的人选。南社盟联邦干部政策协调委员会经过反复酝酿和协商,决定一揽子提出联邦执行委员会四个主要职务的人选:联邦总理米。普拉宁茨(克罗地亚族)
,外交部长拉。莫伊索夫(马其顿族)
,内务部长斯。多兰茨(斯洛文尼亚族)
,国防部长勃。马穆拉(克罗地亚的塞尔维亚族)。
1982年4月,以普拉宁茨为首的新一届联邦政府经联邦议会批准后就职。普拉宁茨素有“女强人”之称,群众普遍希望她能大刀阔斧地扭转经济局势。
不久,在6月26~29日召开了南共联盟第12次代表大会。这是铁托和卡德尔去世后举行的党代表大会,大会表示要继续贯彻执行铁托的路线,为全面发展社会主义的、自治的和不结盟的南斯拉夫而奋斗。
代表大会分析了造成南当前经济困难的外部原因(世界能源危机,西方国家经济衰退,美元坚挺和外债利率上升等)和政策失误(高投资、高消费和高福利政策超过了客观的可能,造成通货膨胀和外债猛增,使经济结构比例失调,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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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建设失控等)
,但没有看到自治体制本身的弊病,仍然强调“只有加强自治才能为克服现有经济困难提供可能性”
,坚持要继续贯彻联合劳动制,加强自治协议和社会契约的执行。
代表大会依然反对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日益扩大和增多,继续反对国家集权主义和专家治国论。
在对南共联盟章程的公开讨论中,有人认为南共联盟的思想是“多元的”
,建议用“自治意义上的民主协商”和“民主一致”来代替民主集中制,认为民主集中制只实行到共和国一级就行了,对整个南共联盟来说没有必要,因此要求在南共联盟机构中实行联邦关系的原则。这些意见都遭到了代表大会的驳斥。
根据12大确定的方针,普拉宁茨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稳定经济,但没有触及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
首先,联邦政府大力实现国际收支平衡。为此,鼓励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努力改进本国产品质量,扩大出口。同时大力增加非贸易外汇收入,包括发展旅游业、鼓励侨汇、开展过境运输、积极参加境外承包工程和输出劳务。另一方面实行紧缩政策,大力压缩进口,除必要的机器设备和原材料外,把消费品压缩到进口总额的10%以内。政府进行了礼宾改革,限制出访和来访代表团的数目;同时撤销和合并驻外商务代表机构,精简人员。为了刺激生产并与国际市场价格接轨,联邦政府在1982年10月规定第纳尔贬值20%,实行浮动汇率;同时限制汽油消费;公民因私事出国需缴纳累进押金,一年后退还。
其次,联邦政府为了维护南斯拉夫的国际金融信誉,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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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设法按期支付全部外债利息,对到期的本金,大部分通过重新安排还款期限和借新债还旧债的办法来处理,小部分用外汇储备来偿还。同时规定,借新外债不能增加硬通货债务的总额。
再次,为了改善国家的经济状况,联邦政府鼓励发展生产,提高经济效益,增加收入,同时坚决压缩开支,减少预算赤字,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实行紧缩政策,号召人民“勒紧裤带”
,共度难关。为控制和压缩通货膨胀,联邦政府曾几度冻结商品价格,并对少数几种生活必需品实行凭票供应。
但冻结物价的行政措施未解决引起通货膨胀的经济问题,所以没有收到显着的实效。冻结期内某些商品从市场上绝迹,冻结期一过,新一轮涨价马上开始。控制通货膨胀的计划指标一再被突破。
以克拉伊格尔为首的经济稳定问题委员会在1982年和1983年起草了《经济稳定长期纲领》的各项文件,并经联邦议会批准后施行。
《纲领》准备分三个阶段实施:第一阶段到1984年底(后延长到1986年底)是应急阶段,主要是采取紧急措施来制止各种不良倾向;第二阶段到190年是恢复和准备阶段,主要目标是完善经济体制,改进经济结构,为经济发展创造条件;第三阶段到200年是重新起飞阶段,要使南斯拉夫的整个经济跟上科学技术进步的步伐。
《纲领》虽然罗列了种种经济问题并提出了改进的原则性意见,但缺乏针对时弊的有力措施,所以可操作性很差。加上各共和国和自治省的领导对《纲领》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有利的就贯彻,不利的就推托,以致《纲领》的实施效果很不理想,经济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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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最后《纲领》被束之高阁,成了未能实现的历史文献。
1984年11月,南联邦议会社会制度问题委员会通过了《对社会主义自治政治体制运行的批评性分析》。这个文件是根据南共联盟中央委员、塞尔维亚宪法法院院长帕希奇教授的建议,由200多位专家和学者商讨拟定的。文件肯定,南现行的政治体制符合国情,但宪法规定的某些原则未得到很好贯彻,出现了种种问题,如多中心的国家集权主义对联邦产生不良的后果,各共和国自治省的地方主义、本位主义和闭关自守导致国内的统一市场被分割,协调各方利益的工作进展缓慢,社会一体化尚未形成,南共联盟的引导作用未能很好发挥,代表团制有时流于形式,制定的法规没有得到严格遵行等。文件虽然提出要对政治体制进行“根本性改革”
,但实际上仍然只是在1974年宪法和1976年联合劳动法的范围内提出一些抽象的建议,如加强党的引导作用,加强工人委员会的作用,提高劳动组织的地位,完善法制,加强各种责任制等等。这些建议没有通过具体措施来贯彻落实,所以没有收到显着的成效。
1982~1984年的四年里,南经济仍很不景气,社会计划规定社会总产值每年应增长3%,实际上平均每年增长不到1%,1983年还出现了负增长(—13%)。
职工就业人数虽有B增加,但失业人数增长更快,1984年失业人数超过100万大关,达到104万,失业率为1376%。
外贸逆差有所降低,1984B年为2197亿美元,出口能弥补进口的8728%,外债总额也B略有下降,1984年为19891亿美元。国际收支从1983年起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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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出现盈余,1984年盈余833亿美元。
但这几年里物价连B续上涨,通货膨胀率不断提高,1982年为429%,1983年为B484%,1984年为48%,1984年上升到794%。职工实际B收入连年下降,1982年下降33%,1983年猛降103%,1984B年下降61%,只有1984年微增28%。
B B经济困难加剧了各地区间的利害冲突。
1983年冬,发达共和国和不发达共和国之间为确定下年度的外汇提成比例而激烈争吵,使社会计划迟迟得不到通过。到年底,总理普拉宁茨带上辞职书去出席议会会议,这样才使下年度的社会计划在议会中勉强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