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6月，共产党情报局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第二次会议，主要议题是讨论、谴责和开除南共出情报局，但同时也对各党包括保共的国内外政策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会后，保工人党（共）中央于7月召开第16次全会，在肯定已取得成绩的同时，着重检查了自己领导阶级斗争不力的“错误”。这次全会对保共后来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季米特洛夫在全会报告中援引了保工人党（共）出席布加勒斯特会议的代表团的发言，说：“我们犯过错误，有时还是相当大的错误。它们的主要根源在于低估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必然性以及幻想在我国条件下阶级斗争有可能缓和。我们对于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前景和速度缺乏完全清楚的认识。你们大家可以发现我们在各个不同的时期提出过所谓爱国的工商业者的说法，似乎这些人能够把自己的利益同工人阶级的和国家的利益结合在一起。我们还提出过把国家的、合作社的、私营的经济成分和谐地结合起来的说法，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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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在我国工人阶级和农民（主要是小农生产者）之间已经没有任何对抗性的因素了。对和平过渡的可能性的这些幻想使我们延缓了摧毁恶毒的反对派的时间，特别是延缓了对前国防部长维尔切夫为首的‘环节’联盟右翼分子应采取的坚决措施。他是人民政权的死敌，在军队中成立了自己的阴谋组织。“保工人党（共）代表团在发言中一再表示要教育全党忠于苏联、联共和斯大林。季米特洛夫还在全会的报告中强调联共和情报局的批评促使保工人党（共）更好认识自己的缺点、弱点和错误，挖掘错误的根源，并采取措施坚决加以克服。他说，在战后一个时期，为了摆脱战败国的政治和经济处境，团结全体爱国人民（包括工人、农民、人民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中的民主人士）是必要的，但是在战争结束、和约签订、国家独立得到维护之后，党却延误了消灭反对派的时机，继续谈论在本国条件下资产阶级分子的利益同工人阶级的利益结合在一起的可能性。党拖延了对资产阶级反对派的经济基础的坚决剥夺，也没有及时制定对农村各个阶层的新方针。这一切说明工人党（共）的领导对9月9日以后国家发展的前景和速度缺乏足够清楚的认识。……它没有及时对所谓祖国阵线纪元的性质，即对我国在人民民主条件下向社会主义前进的道路和特点作出必要的符合马列主义的解释。他指出，工人党（共）的理论发展落后于阶级斗争的实践，认为错误的理论提法有：三种国民经济成份的和谐结合，过渡时期阶级斗争有可能缓和以及选用保加利亚的而不是苏联的社会主义道路等。
他同样指出，“错误的主要根源是低估了在本国条件下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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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化的必然性，过高估计反动派的力量，过低估计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群众的力量。“季米特洛夫检讨说，保工人党（共）
延误了掌握国防部的领导权，没有能及时清除前国防部长维尔切夫，清理军队、外交部、外交人员队伍并摧毁佩特科夫反对派。全会认为必需提高对阶级敌人的警惕性。认为工人党（共）以祖国阵线的名义进行公开的政治活动的做法遮盖了党在劳动人民中的形象，是不可取的。强调今后要加强党对祖国阵线的领导。全会决定当年召开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
1948年12月18日，保工人党（共）第五次代表大会开幕。大会的任务是确定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和通过第一个五年计划，修改党章和恢复共产党的名称。季米特洛夫在政治报告中总结了人民民主制度的特点，说“苏维埃制度和人民民主制度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两种形式”
，人民民主制度“为了绝大多数劳动人民的利益而执行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并实现最广泛的、最彻底的民主——社会主义民主”。
代表大会确定保加利亚将以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主要经济为指针，根据本国条件，创造性地运用这些规律。从1948年起，联共对保加利亚等东欧各党和各国控制更加变本加厉。
1949年，在保加利亚发生了骇人听闻的科斯托夫案件。
1948年6月，保工人党（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科斯托夫和契尔文科夫曾代表保党参加布加勒斯特会议。之后，保共党内也按情报局的统一部署开始了清除“党内异己分子”
的行动。
同年冬天，当科斯托夫这个曾长期领导保共地下斗争的“国内派”领袖，解放后担任保工人党（共）中央书记和季米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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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夫的第一副手、兼任部长会议副主席的保加利亚党政领导人，陪同季米特洛夫到莫斯科向斯大林等联共中央领导人汇报保工人党（共）五大筹备工作情况时，突然被斯大林当面斥之为“反苏分子”和“民族主义者”。他之所以被加上这些罪名，有许多原因。这些原因是：他在1944年后曾不止一次地提出保的人民民主政权不是工农专政的政权（更不是无产阶级专政）
，统一战线的政府应长期存在；他在自己主管的经济工作中始终强调本国特点和民族利益，在外贸谈判中曾与苏方发生摩擦；他曾参与季米特洛夫同铁托就建立巴尔干联邦而举行的谈判。
在1949年3月季米特洛夫赴苏治病后，科斯托夫便在一次中央全会上受到严厉批评，6月他被捕入狱。
在苏联内务部派驻保的顾问菲拉托夫的亲自主持下，科斯托夫的罪名从“反苏的英美间谍”扩大到“铁托集团代理人”。
案件涉及长期在本国从事地下斗争的党员领导干部20余人。
11月，工人党（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契尔文科夫（他曾长期在苏联工作，解放后返回国内）
，在党内一次会议上说科斯托夫的行为是“保土壤上的铁托主义”。
1949年12月，科斯托夫被宣判为“英美帝国主义间谍”和“铁托集团阴谋分子”
，处以绞刑，其他同案者分别被判处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接着，保共于40年代初开始清党。
（190年保共对科斯托夫案件作了彻底平反。据报刊披露的材料，前后受此案牵连的共有1080人。）
保加利亚发生的科斯托夫案件并不偶然，它是这个时期东欧共产党内发生的许多案件中的一桩。科斯托夫等无辜受害的共产党人都是斯大林反对在东欧建设具有本国特色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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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的牺牲品。通过多幕悲剧，斯大林如愿以偿地在东欧推行他的“苏联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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