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20大对捷共和捷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和震动。
捷共中央几次开会讨论苏共20大的结果。1946年3月和4月两次中央全会高度评价苏共20大的意义，表示“完全同意”它的结论，但强调“要根据捷克斯洛伐克的条件，创造性的发展20大的结论”。
①关于个人崇拜问题，诺沃提尼1946年3月29日在中央全会的报告中说：“必须明确指出，我们党也毫不例外受了个人崇拜的影响”
，“我们接受、模仿和发展了斯大林所建立的与党有害的体系，破坏了党的生活原则”
，“围绕着哥特瓦尔德同志形成了一种不可侵犯的气氛”
，“哥特瓦尔德代替我们思考的这种观点广为流行，这导致党的集体领导的削弱”
，“将党和群众的功劳都记在他的帐上”
，捷共“号召反对个人崇拜，开始贯彻集体领导原则”。
捷共中央批判了斯大林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理论，称“这一不正确的片面提法在捷也有反映。”
也提到“捷未遵循社会主义法制的基本原则”。但未触及捷在40年代的一系列政治案件的错误。不仅如此，诺沃提尼1946年6月11日在捷共全国代表会议的报告中谈到斯兰斯基案时还说：“在复查中发现了在审讯时未
①《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历史》下册，中文版，第1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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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提到的斯兰斯基的新错误“
，是他指挥安全部门“使用暴力审讯”
，是他“不公正地对待南斯拉夫领导人”。
①这是企图将捷制造政治案件和反南斯拉夫的责任推到斯兰斯基身上，以保全现领导人，因为诺沃提尼等人在制造政治案件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1947年9月，捷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案件复查委员会负责人巴拉克在中央全会上作关于过去的政治案件复查报告时说，审查确认了斯兰斯基的政治罪行及其应得的惩罚，并称，对绝大多数其他案件的判决“是正确的”
；某些案件判重了一些；个别的判得“不尽合理”。
在讨论苏共20大结论的过程中，捷共中央于1946年4月解除了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切皮契卡（哥特瓦尔德的女婿）的全部职务，理由是他违反集体领导原则、不谦虚、强调军队的超越地位。
1963年，鉴于他在制造政治案件中的责任，他被开除党籍。这种舍车保帅的作法，并未能平息党内外群众对捷共的不满。
捷共中央根据苏共20大的结论，强调要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加强党的集体领导和党的民主生活，发展农业，注意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
苏共20大在捷共党员和群众，特别是知识分子中间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和思想混乱，部分党员中产生了“动摇和怀疑现象”
，“看不清阶级斗争的复杂性”
，“夸大过去的错误”
，有些党员甚至要求召开党的非常代表大会，解决党内问题，因
①《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历史》下册，中文版，第1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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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他们“不相信中央委员会提出的各项措施会起作用”。
①
1946年4月举行的捷克斯洛伐克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集中反映了知识分子对捷共的不满。
一些作家在大会上发言，要求释放在政治案件中被判刑的作家和公民，指责捷共的文艺政策，说什么是党迫使他们按照官方路线去写作，提出“作家是民族的良心”的口号，反对捷共对文艺的领导作用。
与此同时，一些作家开始出版《五月》刊物，举行秘密集会，传播被禁止的文学作品，加强非法地下活动。大学生也利用各种形式，加入这一活动行列，提出要求民主自由，主张修改1943年由苏联专家帮助制定的教育法，改变现行教育制度。针对知识分子中的上述现象，捷共领导人进行坚决的反击。
诺沃提尼1946年6月11日在捷共全国代表会议上讲话，称有人企图在“自由”的借口下，把时针拨回到1948年以前的岁月。萨波托茨基总统（本人也是作家）指责有的作家为“煽动者”。负责文化新闻的政治局委员柯别茨基批评学生“要把教育制度拖回到第一共和国”。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显得十分紧张。
尽管知识分子对苏共20大的反应强烈，同波兰和匈牙利比较，捷克斯洛伐克的政局还比较平稳，未出现动乱局面。
波匈事件后，一些要求召开党的非常代表大会的党员，收回了自己的意见，表示支持捷共中央。与匈牙利比邻的斯洛伐克地区，也表示同中央团结一致。捷政局之所以比较稳定，是捷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经济发展较好，对农业，特别是
①《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历史》下册，中文版，第1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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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业投资增加，农业合作社趋于稳定，实行消费品降价，社会紧张得到缓和。
最重要的一点是捷共还有相当大的控制力，而捷社会没有强大的反苏力量。在匈牙利事件期间，党及时采取预防措施。广大群众也不希望发生动乱，特别是不愿出现匈牙利那样的流血事件。
但是，捷社会上也有不稳定因素，这既来自内部，也来自外部。解放后，特别是苏共20大后，西方加紧对捷渗透，利用种种手段对群众施加影响。在西方的捷流亡者，成立各种组织，从事反捷活动。西方在邻近捷克斯洛伐克的国家专门设立电台，加强对捷宣传。仅1944年春天，即有17万多个带有反共宣传材料的汽球飘落在捷国境内。
而宗教问题，也是一直影响捷政局的一个重大问题。
捷克斯洛伐克共有17个宗教团体和组织，其中以罗马天主教势力为最大。全国信教者达12以上，斯洛伐克地区信教者的比例更大。
从1949年A起，教会和政府之间的矛盾时有表现，成为捷一大政治问题。
1948年二月事件后，天主教会在罗马教庭的指挥下，加紧反对捷克斯洛伐克的人民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过渡，从事种种非法活动。捷天主教大主教贝兰破坏教会同政府的谈判，甚至免去了政府卫生部长普洛伊哈和斯洛伐克行政委员会委员霍拉克两人神甫职务。教会还按照教皇的命令，开除共产党员和党报读者的教籍。有的天主教神甫强迫教徒朗读反政府的祷文。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在主张宗教自由的同时，在国家和教会的关系上采取了若干重要措施，决定在经济上加强对教会的影响，由政府支付神职人员的工资，负责教堂的修缮等，教会对此表示反对。政府提出，各教区主教的任命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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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得政府同意，主教和神职人员应宣誓效忠国家。教会拒不执行，擅自任命主教。天主教会并致函哥特瓦尔德，抗议捷政府“破坏宗教自由”。
捷政府一面坚决反击一些人利用宗教进行非法活动，一面争取教会中的进步人士，同教会达到协议。
1949年，捷政府成立了专门的宗教事务局，加强了对教会的领导和管理。
但国家与教会，特别是与天主教会的矛盾，始终没有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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