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拦阻来自西面的入侵，俄国铁路的轨距比德国所用的轨距宽。边境地带故意让它成为被森林和灌木丛隔断的半荒芜荒地，未铺砌的道路下大雨时就变成一片泥浆。由此而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当俄军走近这些边境地区时，它的运动慢得象运货马车的速度那样。这种运输系统使已经转动不灵的军事机器无限的紧张。当没有准备的俄军经法国坚决要求，轻率侵入东普鲁士，以减少德国对西线的压力时，事情就将更糟了。
一直到1913年都担任俄国参谋总长并将统率参战军队的伊凡·吉林斯基将军，向法国保证，动员后两星期，八十万俄军就会作好战斗准备。到了8月中旬，有六十五万多人已经准备就绪，这一业绩使德国人感到惊愕和担心。初期德国在西线的胜利，引起法国人连续恳求俄国打击敌人。
战争爆发后仅两天，法国使者莫里斯·帕莱奥洛格就敦促他的主人在东普鲁士发动攻势。沙皇的伯父、总司令尼古拉大公，是一位专心致志的亲法者，他向大使保证说，“我甚至可以不等我的几个军全部集合。我一感到足够强大，我就进攻。”可是，这位热心的俄国人，忽视了为他们的军队准备充分的食物、补给或运输工具。
吉林斯基的兵力共计三十个步兵师和八个骑兵师，分成两个集团军，由亚历山大·萨姆索诺夫将军和帕维尔·连年坎普夫将军统率。连年坎普夫统率第一(维尔纳)集团军，萨姆索诺夫统率第二(华沙)集团军，都以他们的城市基地命名。
为了侵入东普鲁士，这两个集团军都必须走马祖里湖区域两边的固定路线，连年坎普夫沿着北部边界前进，于8月17日越过边境，萨姆索诺夫则预定两天后尾随前进，取道南部边缘地区。
早些年代史里芬在马祖里湖花了很多时间，在考虑对付这种类型调动的最有效措施。他命令，集中充分兵力对付最先出现的俄军，然后进攻另一支军队。这一战术十分出色地简单，但在东普鲁士统率德国第八集团军的马克斯·冯·普里特维茨将军，害怕作出决定。懦怯加上情报不确，使他错误地分散兵力，然后对连年坎普夫的第一集团军进行正面攻击而不是进行侧翼攻击。这一战役于8月20日在贡宾南（现在的古谢夫）附近展开；奥古斯特·冯·马肯森的第十七军首当其冲。连年坎普夫担心被包围，在他将要退却之际，得悉德军已经撤退。萨姆索诺夫同一天到达边境，他的部队和马匹饥疲交加，他的第二集团军显然不适合立即投入战斗。
当萨姆索诺夫的部队和他们筋疲力尽的情况被报告给普里特维茨时，他不可理解地疑虑重重。那天晚些时候，他告诉两位部下：“先生们，我想，你们从南方前线得知这个新消息的吗？军队正在脱离战斗，退到维斯瓦河后面去。”虽然有人力陈胜利是肯定的，也没有用处。普里特维茨厉声说，这是最后的决定，他说完就走了。与此同时，马克斯·冯·霍夫曼上校草拟了一个进攻计划给普里特维茨的参谋长瓦尔德泽伯爵，即打击萨姆索诺夫的左侧翼。三个师将从贡宾南撤出，以加强当地部队。
在动员的第一天就被指派为第八集团军作战军官的霍夫曼，明显地比他的同僚高明。他是参谋部的俄国问题专家，他讲读俄语都很流利。多年来他积累了关于他的敌人的丰富知识，特别是连年坎普夫和萨姆索诺夫之间的对立。日俄战争期间，霍夫曼曾以官方观察员的身份在场，那时他无意中目睹一场难忘的吵架。在满洲沈阳火车站的月台上，两位怒目相视的俄国指挥官正在互相破口大骂。突然间，他们挥拳打了起来，直到一方把另一方打倒在地。(胜利者萨姆索诺夫曾引起这次争斗。当他的打得筋疲力尽的西伯利亚哥萨克人被迫放弃一座有价值的煤矿给日本军队时，连年坎普夫一再不顾要他以骑兵师去支援的命令。)霍夫曼猜测，连年坎普夫又将拒绝援助萨姆索诺夫，这次他将在贡宾南地区逗留不前。
关于俄国人正在传送非密码电讯的报告，受到德国高层军官的深切怀疑。只有霍夫曼相信这不是一项策略——他在满洲看够了俄国人的散漫情况。在一位已死的吉林斯基参谋人员俄国军官身上发现的文件中所透露的设计的路线和部署，和被截获的这类电讯相一致。俄国野战军队是没有密码或密码人员的。俄国高级统帅部似乎没有想到过需要训练担任这种任务的报务员。
数小时后，普里特维茨回来了，听取和批准了霍夫曼的计划；退却到维斯瓦河后面的命令已经遗忘了。第二天，萨姆索诺夫的军队停止前进。两天后，普里特维茨正忙于为他的对付萨姆索诺夫的战役增添最后细节时，来自科布伦次德国最高统帅部的晴天霹雳般的消息，打击了第八集团军。毛奇发来的一个电报通知普里特维茨，他和瓦尔德泽被新总司令保罗·冯·兴登堡将军和新参谋长埃里希·鲁登道夫将军取代。半小时后，第二个电报通知麻木了的普里特维茨和瓦尔德泽退役，这好象是事后想起来的主意。
这个秘密很快就解决了。普里特维茨于8月20日离开他的部下后，打电话给马肯森说想退到维斯瓦河后面，然后又打电话给毛奇，报告他的决定。在他回到司令部后，他忘记告诉他的参谋人员他曾打过电话。这样，没有一个人把普里特维茨决定向萨姆索诺夫进攻一事打电话告诉毛奇。毛奇长期以来就想把普里特维茨撵走，这个宫廷宠臣的好吃的习惯要比他的军事才能有名得多，曾因此得到“胖家伙”的绰号。普里特维茨的高位，是德皇给这个擅讲故事和淫秽闲谈的人的奖赏。
鲁登道夫被选择接替瓦尔德泽为第八集团军参谋长，是赏识他在列日转败为胜的作为。他在8月22日得悉他的升迁，那时他正在那幕尔附近比洛的第二集团军中，自从列日失守后那慕尔是比利时的最坚强的堡垒城市。德国最高统帅部在一封感谢电中告诉他：“你或许能够挽救东线的形势。我不知道哪一个人曾得到我这样的完全信赖。德皇也完全信任你。当然，你无须对东线已经发生的情况负责。”
鲁登道夫立即坐了一辆参谋部汽车，向科布伦次疾驰而去。路上他在日记上写道：“我路经瓦弗。昨天它还是一个和平城镇。现在，它正在燃烧中。居民向我们的部队开枪。”在科布伦次的那天晚上，德皇和毛奇接见了他，对他简单介绍了情况。三小时后，他乘了一列专车开往东线。预定只在一个地方停车，就是在汉诺威，第八集团军的新指挥官将在那里和他会合。保罗·冯·兴登堡将军在六十八岁时退役后再复役，他的年龄和其他现役指挥官的年龄相仿佛。
兴登堡没有被请去科布伦次对他介绍情况或和他磋商。接受任命后，他只从电报上知道要他去乘鲁登道夫的列车，列车将在黎明前到达汉诺威。这种程序反映了德意志帝国军队的严格的等级观念。鲁登道夫是受命负责东线的人，但他的中下等阶级出身——可以从他的名字前面没有“冯”这个字看出——使他不能被任命为指挥官。
鲁登道夫无意识地几乎使霍夫曼的计划流产，这个计划是他将要采纳和加以发展的。在离开科布伦次之前，他就通知第八集团军各军的指挥官，可以按照他们自己的主意作战，从而消除了普里特维茨的最后一点权威。在连年坎普夫战线的奥古斯特·冯·马肯森将军的第十七后备军和奥托·冯·贝洛将军的第一后备军，放慢了他们向西撤退的速度，停下来休息了一天。当第八集团军的指挥部从阿伦斯泰因迁往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将在那里下车的马里恩堡时，又耽搁了一下。
月24日，弗里德里希·冯·朔尔茨将军的第二十军在一次同萨姆索诺夫部队的小规模战斗中被打败，然后有一个师撤退到比较牢固的防御阵地。萨姆索诺夫误认为这种运动是第八集团军的全线退却，下令穷追，他的非密码电报被德国的信号兵截获了。实际上，朔尔茨并不面临直接威胁，因为萨姆索诺夫的部队非常疲劳，不能追击。据截获的无线电，有一个军在十二天中，经过深没脚踝的泥土“道路”，已经跋涉了一百五十多英里。
马肯森和朔尔茨意识到这是决定性的一击，就向南面退去，只留一个象征性的骑兵师，面对连年坎普夫的二十四个步兵师。两天内，大批德军通过高效率的铁路运往一百多英里外的西南方，有九个师以上在面向东南的一条七十英里弧线上重新集结。萨姆索诺夫向着故意加以削弱的中心进发，继续追击“退却”中的敌军。当萨姆索诺夫开进那个软弱的，正在退让的中心时，德军的两翼已经加强，要对他的两个侧翼发动令他惊愕的打击了。
俄国骑兵侦察的报告说，德国的阵线暗示要进行侧翼袭击，这使萨姆索诺夫减低了追击的速度。他发电给吉林斯基，建议暂停前进。吉林斯基深信德军正在按照普里特维茨的计划退却，把萨姆索诺夫的警告看成是懦怯。他安然坐在离前线近二百英里的沃尔克沃西克指挥部里，命令萨姆索诺夫不要再“扮演懦夫角色，继续进攻”。
在8月25日到26日夜间向德军中心进发的萨姆索诺夫右翼，离开他的其余部队三十英里左右，同从贡宾南出发的德军两个军接触。虽然疲乏但吃得饱饱的德军，面对一支困乏和半饥饿的俄军。经过短暂和混乱的战斗后，俄军蹒跚后退，德军则如释重负地瞪着眼睛看，疲劳得不能追击了。
一个俄国师的几个连，他们背向着伯绍湖，晕眩地走进了水里，有些人淹死了。德国宣传工作者把它渲染为传奇，说是兴登堡把萨姆索诺夫的军队驱入沼泽，死者数万人。在牵涉到他自己威信时总是注意使记载保持准确的鲁登道夫，斥之为“神话……附近根本没有沼泽”。
月27日黎明开始，对俄军来说是世界末日，那时埃尔芒·冯·弗朗索瓦将军的第一军，在乌斯道防区炮轰萨姆索诺夫的左翼。德国信号兵截获了萨姆索诺夫求援的电讯，但吉林斯基和连年坎普夫都不理睬他的请求。饥饿和士气低落的俄军，无可避免地队伍溃散，惊慌逃走。尽管他的部队处境危险，萨姆索诺夫还是命令他的中央部队进攻，造成德国人的短暂的不安。但是饥饿和迷乱的俄军，让他们象羊群那样被兜捕起来。延伸四十英里的德军，只要把俘虏圈指点给这些勇敢的人们就行了，他们已经战斗到超过他们的耐力的地步。俄国第二集团军全部损失；五个军的指挥官中，二人被俘，三人因无能而被立即撤职。萨姆索诺夫没有遭到他们那样的命运。在8月28日傍晚，他独自闯进了森林里去，举起手枪对准太阳穴，扣动了扳机。他的被德国人埋葬的尸体，于1916年通过红十字会交给了他的妻子，以便埋葬在他的祖国。
这一战役是德国的胜利，俄国的灾难。有九万二千多人被俘。被杀和失踪的估计有三万人。第二集团军约有五百门炮被毁或被缴获。吉林斯基关心萨姆索诺夫的命运，命令连年坎普夫去找现已不存在的第二集团军的方位。但是连年坎普夫掉头就逃，因为获胜的第八集团军对他的部队集中了火力。在二周后的马祖里湖战役中，德军肃清了东普鲁士的所有俄军。
与德军伤亡一万人相比，连年坎普夫部队的伤亡共达十四万五千人。对这种不相称的损失感到歇斯底里的连年坎普夫，抛弃了他的军队，飞快逃回俄国。吉林斯基对他的懦怯行为大发雷霆，打电报给大公，极力要求把他立即撤职。据彼得格勒卫戍司令诺斯科夫说：“连年坎普夫……中断了他的进军，借以避免援助萨姆索诺夫。他甚至被指责为通敌：‘他是个德国人，你还能指望他做什么别的事情呢？’”总司令不但把连年坎普夫贬黜，还把吉林斯基撤职，“因为他失去理智，不能掌握作战”。
毛奇谨慎地选择公布胜利消息的时间，以抵消在马恩的败北。当消息发布后，兴登堡一夜之间就成为一个狂欢国家里受崇拜的人物。真正应当享受这次胜利荣誉的霍夫曼却被忽视了，但曾推敲过霍夫曼的战略的鲁登道夫，却分享了一些赞誉。可是，霍夫曼的才能也不是完全没有受到注意。他晋升为少将，继鲁登道夫任东线参谋长，但他继续对兴登堡不满。在兴登堡去德国最高统帅部之后，霍夫曼假装敬畏的神情告诉到战地来访问的人说：“这里是战斗前陆军元帅睡觉的地方；这里是战斗期间他睡觉的地方；这里是战斗后他睡觉的地方。”
霍夫曼还领会到一个英雄名字的超凡魅力的价值。8月28日，鲁登道夫曾率众向一个叫弗勒格瑙的小村庄前进，他在萨姆索诺夫败北之前数小时，用这个村庄的名字发布命令。他和兴登堡认为这场战斗应当用这个村庄的名字命名。离此不到两英里是小村庄坦能堡。霍夫曼提议，没有比这个名字更合适的了，因为这里是1401年战斗的现场，那时条顿骑士团被波兰人和立陶宛人打垮。坦能堡就是这样为人们所记忆的。
当毛奇通知鲁登道夫，从西线派出的两个军和一个骑兵师正在来东线途中时，胜利已在眼前了。受到普里特维茨忧虑的影响，毛奇削弱了他的右翼，提供不必要的支持去对付俄国，这一决定给了协约国在马恩获胜以充分的力量。
、加利波利战役
作者：杰克·雷恩
英国在加利波利的冒险，是马虎策划和错误判断的结果。除曾敦促攻占达达尼尔海峡的丘吉尔外，这个地区是英国陆军部很少考虑的。只是尼古拉大公于1915年1月送了一封信给基切纳勋爵，请求报答俄国的支持时，才激发了陆军部的兴趣。不过五个月前，俄国不顾一切战略上的考虑，答应协约国的要求，在东线进攻德国以减少西线的压力。现在俄国同时在波兰同德军和在高加索同土耳其军争斗。大公企求“某种对付别处土耳其军的牵制行动，海军的或陆军的都可以”。
英国对土耳其的政策，是丧失时机的政策。摇摇欲坠的奥斯曼帝国，在大战最初几个月英俄猛攻下，不会幸存下来。达达尼尔的陈旧防御是非常脆弱的，土耳其靠近君士坦丁堡的沿岸两座兵工厂，都暴露在战舰的近距离平射火力之下。一支协约国舰队能够不费力地穿过达达尼尔，被土耳其军认为是当然之事。土耳其官方历史以使人惊异的坦率承认：“直到2月25日(1915年)，在半岛的任何地点成功地登陆将是可能的，用陆上兵力攻占海峡也将是比较容易的。”
作为欧洲土耳其西南延伸部分的加利波利半岛，有六十英里长，四到十三英里宽。这条几乎是荒芜的多山狭长地带的加利波利，1915年只有一条泥土公路纵贯全岛。俯视海滨的山脊和陡坡提供了优良的防御阵地，保卫着达达尼尔海峡的欧洲一边，一条四十英里的水道从马尔马拉海流入爱琴海，宽度从一千四百码到四英里不等。在古代以海莱斯蓬特着称的达达尼尔从不冰冻；但它的双向的潮流，疾转的风向和猛烈的风暴，使航行成为难事。
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是理解夺取达达尼尔好处的唯一主要的英国人。从战争爆发开始，他就徒劳地倡导攻打加利波利。英国最近一次演习是在八年以前，帝国防务委员会得出结论，一支军队面对敌人据守的阵地，不能夺取一个滩头阵地。丘吉尔攻占达达尼尔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它是一个有限的军事目标。这是通向俄国黑海港口的唯一通道，并将便利同英国的东方盟国的交通。
到1915年1月中旬，英国陆军部按照大公的请求行动。丘吉尔建议，俄军参加协约国两条战线的陆海攻势，从黑海进攻土耳其。俄国人同意这将增进对他们有利的形势，但同他们蓄谋已久的并吞君士坦丁堡和达达尼尔的意图有矛盾。协约国将分享这一胜利使俄国人感到不安，他们谢绝了丘吉尔的提议。外交大臣谢尔盖·萨佐诺夫承认，“我很不喜欢这种想法，即海峡和君主坦丁堡可能被我们的协约国攻占，而不是被俄军攻占……我很难向他们隐瞒这个消息如何使我感到痛苦。”
即使没有俄国人，英军仍然决心进行这一入侵。老将海军部第一海务大臣约翰·费希尔爵士，在七十四岁时复役。1915年1月初，丘吉尔得到费希尔的支持，打电报给地中海舰队指挥官萨克维尔·卡登海军上将，请他对英法联合进攻作一估计。卡登回答说，这一计划将为协约国开辟达达尼尔。但军事计划人员忽略了一个关键性发展——他们对加利波利的杂乱的和无意义的进攻，最后将推动土耳其军在德国的支援和物质帮助下，加强他们的防御。
由十八艘英国主力舰(包括装备有十五英寸大炮的新式“伊丽莎白女王号”)、四艘法国战列舰和辅助舰只组成的英法联合海军机动部队，于1915年2月19日驶进达达尼尔的入口处。在炮火把外炮台打哑之后，突击部队巡游这个地区，把土耳其遗弃的大炮火门塞住。气候不良使进攻推迟了五天，然后协约国恢复了对入口处其余炮台的零星轰击，迫使土耳其军退却。但是当入侵者向海峡上面攀登时，他们发现土耳其军有坚强的防御阵地隐蔽在悬崖后面。3月3目协约国的登陆被击退了。因为英国计划人员没有把飞机定位包括在内，他们只能向土耳其阵地盲目射击，充其量只获得了微不足道的战果。
开始的时候，无论卡登海军上将或是伦敦海军部都丝毫没有提到，如果这个海军中队冲进马尔马拉海，随后应有什么行动。每个人都认为，只要协约国的海军力量一出现，土耳其军的斗志就会消失。
月11日，卡登奉命指挥又一次海上进攻，但在达达尼尔海峡清除水雷之前，不得把他的重型舰只开驶进去。突然患病使卡登不得不留在岸上，把指挥权移交给他的主要助手约翰·德罗贝克，他于3月18日重新进攻。海峡已经反复扫荡过，都认为在海峡五英里以内没有水雷了。可是，英军不知道，一只土耳其小船在主要布雷区外放了一排新水雷，它们就被放在早先炮击期间海军舰队停留的地方。
在向炮台射击途中，所有协约国舰只都安全地驶过这个危险地方。由于水上飞机定位的支援，协约国在午后不久，就打哑了大部分岸炮。在法国舰只撤退时，扫雷艇继续在已知的危险区域扫雷。突然战列舰“布韦号”抖动了一下，裂开了，从甲板上喷出高的烟柱和火焰。它在继续行驶中倾覆了，带着它的舰长和六百三十九名水手沉入海底。少数浮起来的幸存者被救了上来。附近船上的有些观察者认为，“布韦号”被一颗土耳其炮弹所击中；其他人则认为，它撞上了一颗水雷。支援舰只都开上来，看到有炮火闪光的土耳其阵地就进行炮击，到下午4时，把全部炮群都摧毁了。未几，未经警告，英国战列舰“不可抗号”和“不屈号”突然倾倒和沉没，步它们后尘的是“大洋号”。德罗贝克海军上将怕再有损失，下令所有幸存的舰只返航爱琴海。等到舰队越过达达尼尔时，由于水雷的爆炸，又有三艘英国战列舰的舰身上发生很大的裂缝，只能蹒跚行驶。
直到大战结束，协约国才知道，在进攻的最初几周，它们就已经胜利在握了。敌人的弹药已经耗去了一半，水雷则已经用光了。虽然协约国希望恢复进攻，但被推迟了，后来又改变计划，部队在加利波利登陆，海军也就随之降到了次要地位。在布尔战争期间曾任基切纳勋爵的参谋长的伊恩·汉密尔顿爵士将军被挑选来指挥入侵军时，伦敦陆军部并没有制订作战计划。
汉密尔顿只接到粗略的指示，但如何把这些指示发展成为一个紧密结合的战役却得不到帮助。他急急忙忙不带后方勤务人员就赶往东地中海，所确定知道的只是去指挥一支远征军入侵加利波利和消灭敌人而已。汉密尔顿对于他的目标的全部知识，来自1912年的土耳其陆军操典、一张不完善的作战区域地图和在最后一分钟冲进当地书店买来的君士坦丁堡旅游指南。在他离开伦敦的时候，他甚至没有选定在半岛的登陆地点。
由于连加利波利是否有水都不知道，汉密尔顿便命令他的士兵到亚历山大和开罗的市场去搜罗空油筒、汽油听、皮囊和任何其他容器。象在伦敦一样，尽管不准确，所有的地图和旅行指南都被买来，总比没有好些。由于缺乏堑壕战的武器和工具，临时凑合的军用工场生产着迫击炮、手榴弹、掘壕工具和潜望镜。当地的驴夫和他们的牲畜被强征来作交通运输之用。
这种匆忙地临时凑合的作战在物资、后勤和组织上的缺陷，多少为部队的勇猛所弥补了。大部分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军，还有一个法国师和本地的印度人部队(廓尔喀人)，共约七万八千人，集合起来对付由德国将军利曼·冯·赞德尔斯指挥的、新建的有八万四千人的土耳其第五集团军。土耳其的宿敌希腊，志愿出兵三个师入侵加利波利和从西进攻君主坦丁堡，但沙皇政权激烈反对。俄国宁愿丧失一切，也不愿冒让希腊染指土耳其领土的些微风险。
在舰队撤退后的四十八天喘息期间，赞德尔斯将军组织了他的防御，把几个土耳其师驻守在预料的登陆地点。他得到指挥另一支军队的土耳其陆军部长恩韦尔·帕夏的支援。在备战中一位较次要的人物是穆斯塔法·基马尔，即战后世界众所周知的基马尔·阿塔蒂尔克，他是现代土耳其之父。时间是赞德尔斯的最宝贵资产，而英国的拖延给他的时间太多了。
入侵军的集结待运地区是希腊利姆诺斯岛上的穆兹罗斯港，协约国小舰队是4月23日离开那里的。汉密尔顿按照基切纳的意见，把登陆限于半岛两边的二十英里，由现场指挥官来选择滩头阵地。两天后，协约国在希腊角的四块不相连接的海滩登陆，他们打算从那里向土耳其炮手可以俯瞰英国舰队的阿希瓦瓦高原进发。从加韦泰佩岬的西海岸上行十二英里，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军的两个师也建立了一个滩头阵地，称为澳新军登陆场。
这种任意策划的后果不久就暴露出来了。因为汉密尔顿对加利波利一无所知，他认为执行基切纳提出的准许他的指挥官自由选择登陆的时间和地点的建议很容易。澳新军指挥官将军威廉·伯德伍德爵士，深信夜间登陆将使所冒敌人炮火的风险减至最低限度。但指挥第二十九师的英国亨特-韦斯顿将军下令白天登陆，以便舰队炮击守军。成功的协约国登陆往往是偶然的，并且发生在不象会发生的地点。有一次滩头阵地的建立，是靠一个人的勇敢。萨罗斯湾的部队离岸两英里，那时黑暗笼罩着他们。指挥官B·C·弗赖伯格毫不犹豫地带了一袋不漏水的照光炬，泅过了这段距离，把照光炬在沿海滩一线点亮。
伯德伍德将军的夜间登陆，使他的部队感到为难，他们发现自己处于难以防守的滩头阵地，当这些混乱的士兵寻找方向的时候，宝贵的时间被浪费掉了。陈旧的运煤船“克莱德河号”，改装成把巨大的门安装在船身的登陆艇，可容二千名士兵。当这艘船近岸时，周围都是运载部队的驳船，这时土耳其炮开火了。运煤船的船首栽过沙里，但水太深了，无法趟水。一个生还者回忆，“水象水晶一样透明，我们可以看到，队形整齐、身穿军服的士兵的尸体都躺在水底，他们是在爬上岸时被击中或失足跌下水的。”
第一天上午十时左右，海滩上死伤枕藉。如果从书店里买来的地图都是不准确的，那末伯德伍德在夜间登陆，也并没有把事情改善。他所预料的有一英里的海滩，事实上长不到一英里的四分之三，宽在一百英尺左右，两端都被悬崖峭壁所阻塞。在这块有限的地区，部队、牲畜、炮和补给品乱成一团。除非攻占更多土地，有秩序的安排是不可能的，而夺取更多土地在开头几天是不可能实现的野心。整个澳新军被围困在不到两英里长和一英里五分之四宽的海滩区域。
在得知登陆消息时，穆斯塔法·基马尔在几英里之外的内陆。他统率了八个营和三个炮兵中队，急忙赶到可以俯瞰滩头阵地的崖岸，正好及时击退第一批攀登斜坡的澳新军。以前没有战斗经验的协约国部队，确确实实在对着武器上占优势的敌人作仰攻。他们受到上面炮火的强烈压迫，发现他们在这种多岩石的地形，用小铁锹在结实的灌木根上进行挖掘是不顶用的。他们拼命在这陡峭的丘陵地寻找岩洞般的洞穴。到黄昏时刻，每一边死伤人数都在两千之数，而基马尔依旧掌握着高地。
从山上下来的军医，把不计其数的伤兵运到混乱的伯德伍德的海滩。许多伤员被从这艘船移到那艘船，只是被告知说医生和工作人员带了全副设备和药品供应已经动身来岸，他们的痛苦就拖延了下去。
到4月26日，有一万六千多名澳新军已经登陆，被丢在较低的斜坡和山脊上。将军们和列兵们都住在比邻的地下掩体里，分享同样的紧急口粮。土耳其军的不断炮击，有时阻扰但没有终止澳新军的新接替人员缓慢地爬上斜坡。一直到4月底，赞德尔斯将军都不发动他的主力进攻，宁愿看看协约国如何部署。在协约国企图组织他们杂乱的兵力时，赞德尔斯开始选择他的反攻阵地。
赞德尔斯于5月5日对南面滩头阵地开始主攻，但土耳其军迅即被得到两个新来的旅支援的澳大利亚军击溃。为了摆脱被阻塞的滩头阵地，亨特-韦斯顿企图在5月6日进行突破，但被猛烈的抵抗所止住，双方流血很多。汉密尔顿将军亲自指挥，但情况并不好些。三天激战，包括反复的白刃战，协约国所付的代价是部队的三分之一死伤；而土耳其军依然控制住高地。
当炎夏于5月来到加利波利时，疟疾和痢疾开始使死亡增加。最激烈的一仗于5月末告终，小小战场布满了八千名土耳其和协约国死者的坟墩，使空气中充塞了恶臭。为了防止可以毁灭双方的时疫，伯德伍德将军在其医务工作人员敦促之下，要求和土耳其军实行安葬休战。5月24日，扯了一面白旗，暂停战斗九小时，那时教士、医生和安葬队一起来消除这一威胁。
简短的停战差不多是超现实主义的。所有参加安葬的人都戴了白臂章，禁止携带望远镜、武器或窥伺堑壕。除沿着全线停火外，所有在堑壕里的部队，都不把头伸到胸墙之上。归还敌人的步枪都要取去枪机，但这个不严谨的协定双方都大方地没有执行。当敌对双方在狭窄的无人地带会晤时，紧张不安的气氛弥漫于前线。有些堑壕只相隔三十英尺。澳新军和土耳其军默默无言地开始挖掘深沟或公墓，但不久双方就互敬香烟和用蹩脚的土耳其语和英语打趣起来。双方偷偷摸摸地相互刺探防务。在检验尸体身份时，军官们小心地注意堑壕和警戒系统的配置。传说基马尔穿了中士制服，在邻近澳新军堑壕的地方，和安葬队一起工作了九小时。在分手之前，许多人交换了口袋里的杂物。
在下午三时左右，最后一个死者被慢慢放进安葬的堑壕里，这时一声枪响冲破寂静。在这不安的片刻，安葬队除呼吸外，停止了一切行动，恐惧地意识到他们是处在双方对着他们的几千支步枪中间。没有再听到第二枪，于是人们转过来完成了他们的任务。握手道别后，在傍晚时候每一方回到了他们的堑壕。几分钟后，在土耳其防线的某个地方一支步枪开火了，战场上又再响彻了枪炮声。
在协约国集中力量在陆上打仗的同时，在5月底前，敌人的海军舰只击沉了三艘英国战列舰。一艘土耳其轻型战舰在夜色的掩护下，悄悄地溜进达达尼尔，以鱼雷击中了“哥利亚号”。两周后，一艘德国潜艇击沉了“胜利号”。一天之后，“威严号”遭到了同样命运。地中海的潜艇活动使协约国惊慌起来，特别是英国。他们担心“伊丽莎白王后号”的安全，命令它回到一个英国港口。
随着装有十四英寸大炮，能够行驶而不怕水雷的浅水重炮舰的到达，英国在达达尼尔的处境改善了。英国潜艇也进入海峡，驶进马尔马拉海和君士坦丁堡港，使土耳其航运遭受重大损失。一艘装了六千名部队的运输舰，在港口就被鱼雷击中。土耳其的损失，计有一艘战列舰、一艘驱逐舰、五艘炮艇、四十四艘轮船、十一艘运输舰和一百八十五只帆船。英国为这种破坏所付的代价，是在派来的十三艘潜艇中损失了八艘。
月初，在加利波利西北的苏弗拉湾，用两个师进行一次新的大登陆。它基本上没有遇到出其不意和寡不敌众的土耳其军的抵抗，他们从海滩退到高地待援。可是，优柔寡断的英国指挥官，包括汉密尔顿在内，不向前推进，却浪费宝贵时间去讨论战略。
到了协约国决定进攻时，赞德尔斯已经赢得时间，从博拉伊尔全力抽调了两个师到萨里巴伊尔山脊来，协约国以为这个地方是由登陆时退却的薄弱兵力防守的。在他们认识到优势不在他们这方面时为时已迟，但他们顽强地继续打了差不多五天之久，然后停了下来。由于高地的狙击手和炮手很快削弱了他们的队伍，在海滩上的生活是难以容忍的。8月间，协约国的伤亡在四万人以上。
月，两个英国师和一个法国师调来萨洛尼卡，汉密尔顿将军则被召回了。他没有获得另外的指挥权。但是直到基切纳勋爵于11月访问加利波利，他才充分领会这场大溃败。他不再需要敦促撤出这个半岛。基切纳的简短停留，恰恰遇到了落到部队身上的一系列困难。在夏季，他们曾忍受了炎热、苍蝇和缺水的严重困苦不便。
月，雷暴雨之后下了二十四小时的倾盆大雨，继之以雨夹雪，然后转入眩目的暴风雪，地上雪深二英尺。那些住在澳新军洞穴和地下坑道里的人还有一定程度的舒适，而在苏弗拉湾的露天部队就大受其苦了。倾盆大雨使沟壑和溪谷成为咆哮的奔流，冲下了以吨计的泥浆、死了的土耳其人和驮畜。
大自然也并没有饶恕土耳其人。双方可能各有五百人淹死在堑壕里。其他人冻死了。单苏弗拉湾一地，冻疮患者就逾五千人。没有人想得起有过这样猛烈的暴风雨。协约国对这种暴风雨全然没有准备；没有储备额外的保暖衣服。对于从12月19日开始的撤退，除丘吉尔外，在伦敦或加利波利没有一个人后悔的。
在撤离期间，预计会有很大损失，即使不是灾难的话。10月，汉密尔顿将军担心，“认为撤出加利波利而不致损失总兵力的一半，那是不智的……”然而他的继任者查尔斯·门罗将军，主持这次撤退并于1916年1月9日完成，竟无一人伤亡。从每个旅到人数最少的梯队，都是按照他们同四个上船码头的远近，排定撤退时间的。六人到十二人一个小组，列成纵队越过几十条小沟渠，每组殿后的人往往是个军官，由他留下定时导火线，爆炸坑道中的地雷。没有灯火，也不准吸烟，士兵们以坚定的步伐按一小时三英里的速度赶路。
每一单行不停顿地向指定码头进发，脚步声被一条用沙袋铺的路捂住了。将军们和列兵们都挤在机动驳船里，每条驳船装四百人。小心的点数保证不使一个人掉队。唯一的声音，是带着战败的回忆朝大海行驶的驳船发出的阵阵颤动声。土耳其军完全被蒙住了，他们继续向空空如也的堑壕发射榴霰弹和子弹。
关于敌人对这个计谋的懊恼，那时不在这个半岛的穆斯塔法·基马尔说得很清楚：“要是我在那里，要是英国人真的那样溜走而没有损失，我将把我的脑袋打得开花。”但他的德国盟友欣赏这次军事行动的技巧。《福斯报》军事记者发出的通讯写道：“只要战争不息，苏弗拉湾和澳新军的撤退，将在所有战略家眼中，成为前所未有的杰作。”
年，差不多有五十万协约国士兵被运到加利波利，伤亡人数在百分之五十以上。远征军包括四十一万英国部队和七万九千法国部队。英国伤亡人数共计二十一万四千，法国为四万七千。土耳其军参战的至少有五十万人，据官方记载，有二十五万一千人遭受伤亡，但这些数字值得怀疑。其他估计的数字要高得多，但不管数字多少，土耳其陆军的精华被摧毁了，在未来的巴勒斯坦战役中，埃德蒙·艾伦比将军所冒的风险减少了。
加利波利玷污了优良的名誉。赫伯特·阿斯奎斯首相把丘吉尔调离内阁，基切纳勋爵也不再拥有政府大臣对他的毫无疑问的信任了。由于把他掌管的军械管理权移交给由劳合-乔治领导的一个新成立的部，他的权力减少了。丘吉尔穿上军服，在法国服役到1917年，那时他又重新得到宠信，被任命为英国军械大臣。
、凡尔登与索姆河会战：凡尔登之战
作者：杰克·雷恩
当1915年行将结束时，中欧强国指望未来的一年是有希望的一年。奥德部队同他们的新盟国保加利亚一起，压倒了巴尔干的塞尔维亚军队，迫使其残部在希腊寻求庇护。沙皇尼古拉的军队败北后仍然晕头转向，容许德军把将近五十万军队调往西线，现在德国可以放手驱动它的力量来对付法国在防守上的战术据点，而不致危及另外地方的阵地了。
德国参谋总长法尔肯海因将军于1915年圣诞节前夜，起草了一份致德皇的备忘录，估计了军事上可供选择的办法。他选择英国作为主要敌人，但是除了进行潜艇战外，入侵是距离太远了。他断言，“英国在大陆上的主要武器是法国、俄国和意大利的军队。”把俄国和意大利排除在外，他主张集中攻击法国，它“在军事上的努力差不多已经到了尽头。如果能使它的人民清楚地懂得，就军事意义而论，他们已经再没有什么可以指望的了，破裂点就会到来，英国手中最好的武器就会被打落了”。
法尔肯海因并不认为大规模突破是必要的。他打算选择一个在情感上被奉为神圣的地区“使法国把血流尽”，“为了保持这个地区，法国将不得不投入他们所有的每一个人”。贝耳福和凡尔登是符合他规定的两个地方，但他赞成后者。凡尔登是个约有一万四千人口的沉沉欲睡的法国省属城镇，由一个凸入德国防线的大规模堡垒综合体保卫着。如果法国选择这里发动攻势的话，凡尔登还令人不安地接近(十二英里)德国的主要铁路系统。法尔肯海因还计算到，凡尔登是巴黎的西北入口，离巴黎一百三十五英里左右。
这个战役的代号是“处决地”行动计划，预定1916年2月21日开始。为了保证得到德皇同意，法尔肯海因建议，派皇储指挥的第五集团军领先进攻，他自马恩河之战以来就已经面向凡尔登了。法尔肯海因没有把备忘录原文给皇储或他的参谋长施密特·冯·克诺贝尔斯多夫将军看。而给他们一份一般命令，要求“向凡尔登方向，进攻默兹地区”。
皇储把这个命令认作为他的目标是攻占凡尔登，这却恰恰是法尔肯海因所不要的。如果堡垒在猛攻之下陷落了，他的“使法国把血流尽”的伟大战略就不能实现了。
增援军从德国军队中久经沙场的部队抽调。三个军于1916年1月转给皇储指挥。在休养营地作短暂休息后，勃兰登堡第三军开到了。到2月中，有十三个多师部署在阿尔贡、香巴尼和洛林中间或周围的突出部，在一块二十平方英里左右的防区，集中了令人惊愕的大量兵力。虽然皇储保持了名义上的指挥权，关键性的决定却是八十岁的陆军元帅戈特利布·冯·黑泽勒和克诺贝尔斯多夫将军作出的。整个战役的中心战略，依然由法尔肯海因将军制订。
德国为这个庞大攻势所作的准备，先是惊人地把大炮从俄国、巴尔干半岛和克虏伯工厂等处集中起来。排列在进攻现场周围的，有五百四十二个掷雷器。连同翼侧的武器，有一千四百多门大炮排列在不到八英里长的战线上！在这些大炮中间，有十三尊震天动地的四百二十毫米的攻城榴弹炮。
特别凶恶的是掷雷器，它发射装有一百多磅高爆炸药和金属碎片的榴霰弹。可以看到雷在一个高高的弓形物上一个连一个滚动着，但看到这种前兆往往为时已晚。爆炸摧毁了整段整段的堑壕系统。另一种可怕武器是一百三十毫米的“小口径高速炮”，它以步枪子弹的速度发射五点二英寸的榴霰弹，使法军来不及觉察到就丧了命。德军并不满足于这些武器会实现其预期效果，还采用了喷火器。
围绕凡尔登所进行的精心准备并不是没有引起注意，但法国情报军官提供的攻势已在眼前的警讯，被霞飞所忽视，他全神贯注于即将来到的索姆战役。在列日和那慕尔要塞被大贝尔塔炮攻陷之后，霞飞认为凡尔登堡垒在军事目的上已无用处。有四千多门炮撤离炮台，其中至少二千三百门是大口径火炮。迟至1916年1月，大炮还从炮塔上拆下来，用于另外地方。法国指挥部不去支持凡尔登，使它成为法国最坚强的要塞，而是实际上拆除了它的全部防卫措施。
由于对凡尔登是否不可战胜有相互矛盾的报告，政府于1915年7月派了一个陆军委员会去现场调查。指挥凡尔登防区四周的东线集团军群的奥古斯特·迪巴伊将军，向议会代表团断言，堡垒系统的防卫是充分的。另一位证人凡尔登军事长官库唐索将军，提供了相反证明，他因此而被无礼地免职。
年底，南锡议员和卓越的军事分析家埃米尔·德里昂上校所写的一份报告，送到了当时担任陆军部长的加利埃尼将军手中。报告强调迫切需要更多的炮、人力和补给，甚至包括有刺铁丝网在内。陆军委员会的另一个代表团去访问凡尔登，进行调查研究。一份给加利埃尼的肯定了的报告被送往霞飞那里，请他提出意见。霞飞以罕见的愤怒斥责说，“在我统率下的军人，越级把有关执行我命令的怨言或抗议送到政府面前……蓄意深切地扰乱陆军的纪律精神……”在保卫凡尔登的最初时刻，德里昂英勇殉职。
年2月21日清晨，天气奇寒。7时15分，沿着六英里前线，隐蔽的德国炮群以一小时十万发的速度，把炮弹射进堡垒综合体。有两百多万发炮弹密密麻麻地落在以凡尔登、布拉邦特和奥尔内的村庄为界的十四英里左右的三角形地区中，把法军的前沿堑壕都炸光了。经过十二小时轰击后，德国搜索部队在黑暗里匍匐前进，以试探法国的抵抗力。
到2月23日夜间，德军没有什么新成就。尽管数量上的优势在火炮方面是七比一，部队方面是三比一，他们只前进了两英里，俘获了不过三千名俘虏。第二天，他们攻破了法国的主要防线，俘获了一万名俘虏，六十五门大炮和大量机枪。与此同时，大量的德国火炮轮轮相接，在他们的步兵部队之前，射出连续不断的滚滚炮弹，夷平了堑壕，炸毁了碉堡，并把森林炸成碎片。
由于进攻的猛烈和零下的气温，法军的士气麻木了。法国从阿尔及利亚征集的轻步兵，即习惯于阿尔及利亚炎热气候的坚强的殖民地居民，在零下十五度时，变得脆弱不堪。2月24日清晨，一营法国轻步兵冻僵到不省人事，当时指挥的少校也倒下了。于是由一个上尉担任指挥，部队不理睬他，背转身来就逃。由于一小队机枪在他们背后开火，士气才告“恢复”。
法国参谋总长诺埃尔·德卡斯特尔诺对这种越来越深的危机感到吃惊，直接和霞飞加以干预，以任命亨利·贝当将军指挥凡尔登的保卫，来制止这个严重危险。贝当于2月25日就新职，同天杜奥蒙被攻占。这座炮台的失陷，是使土气沮丧的一个打击；用贝当的话来说，杜奥蒙是“整个凡尔登防御系统的希望之所寄”。至于其他炮台，霞飞把守军减到不到二十四个中年炮手操纵一座炮塔，还有一个管理人。
在杜奥蒙炮台的斜甲板——围绕着二十四英尺宽的干壕河的陡斜坡——前掘壕固守的一个轻步兵师，在连续的炮击下，已经溃散。勃兰登堡军的一支九人巡逻队，在风雪交加和硝烟弥漫中，跋涉到已被放弃和放下来的吊桥处。其他士兵也跟进，直到有三百个感到惊愕的德军在这座炮台的坑道里徘徊。未发一弹，就攻占了这座强大的杜奥蒙堡垒——但是它却经受过十二万发德国炮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