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服骑射后第三年,公元前305年,赵军分两路大举向东进攻中山。
我们不禁要问,赵武灵王为什么要孜孜不倦地进攻三胡和中山呢,是不是有病啊?首先,扩张领土可以直接增加诸侯王族征收租税劳役的地面,增加了王族的财富,也就是强化了国家的物力,从而支持进一步的扩张或者国家防御。
一个诸侯王国总是要尽可能扩张,直到它达到统治能力的极限,古今都是如此。
其次,进攻也是为了国家防御。不论是迫使别国当自己的小弟还是直接占领,都可以扩大自己的战略缓冲区域,以保证不受国际上其他大国或霸主的威胁。从地图上看,赵国像袋鼠一样,抱着腹部的中山国。中山割断了赵国南北,使它很不爽。出于国家安全考虑,赵武灵王必须进攻中山。
这个中山国,是一支有志气的狄人——白狄,在春秋时代从陕北老家举着白旗(所以号称白狄),从陕西一路游牧过来建立的。这些白狄在河北省中部石家庄、保定一代,圈了一块地,建国,是为中山。
中山建国以后,就忘了狄人的本,汉化得很厉害。赵武灵王的侦察员刺探中山,回来之后这样描述中山王:“中山王喜欢跟知识分子交朋友,见到读书人就平等行礼。他经常送温暖下乡,到穷巷陋房里拜访离退休的老教授,问寒问暖。至于那些找不到工作的岩穴之士(就是隐士啦),也都奉为上宾,简直就向侍奉爹一样侍奉他们。”
赵武灵王一听,大惊:“完啦,这不是贤君吗,这样的贤君,我肯定打不过他了。”
侦察员说:“不然。以我之见,中山王喜欢把岩穴之士召到朝堂上奉为显贵,那么将士们就没有激情在外作业务。他上尊学者,那么农夫就不肯老老实实修理地球,都想着酸文假醋地闭眼念经啦。农田于是荒芜了,国家就贫穷了。这样的国家,不亡国才怪呢。您赶紧打它吧。”
事实确实如此,中山国后来灭亡之后,出土的青铜器铭文里,用它的鸟篆文字,大讲“天命、忠、孝、仁、礼、慈爱”之类不合时宜的东西。在列强纷争的时代里,放着狄人这份很有前途的工作不作,偏去学当圣人之徒,搞形而上的东西,真是取死有道,不亡待何。
公元前305年中山人看见赵国人人穿着现代化的裤子来闹事了,心惊不已。他们不敢怠慢,立刻驾驶着华丽考究的战车迎敌。他们看见,敌人都穿着古怪的裤子,脑袋上插着野鸡尾巴,好像是远道跑来演杂耍的,心说这帮人比我们狄人还狄人呐!
赵国与中山人之间激烈战斗的细节,史书上没有记载。但我们可以推知,中山人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奇异攻击。
急骤的蹄声,蔽日的尘雾,萧萧的马嘶,响彻在公元前四世纪末河北中部平旷的原野上。赵国骑兵像一团乌黑的云,移动过来,云团中抛出了阵阵箭雨。大地在马蹄敲击中颤抖、旋转,两旁景物飞快地向马蹄后泻去。由于骑兵的速度比传统的两轮战车快了许多,中山阵前站立的三排弓弩手根本不能适应,他们端起弩机朝着敌骑仓皇发射,但是并不能阻滞死神黑色的翅膀。
我们知道,弩的出现,是战国时代一大军事革命。如果敌人用缓慢的马拉战车来冲锋的话,弩手往往可以成功地阻滞它:一旦有一匹马被疾劲有力的弩箭射倒下了,整个战车就跑偏,甚至倾覆,后边的车更乱套了。本来用于冲乱对方,结果自己却先乱了。战车像一堆垃圾,全在弩箭的劝说下,卸载在敌阵前的空地了。
弩箭黯淡了战车的前途,却给骑兵留有余地。赵国骑兵迅驰的机动性和猛烈的冲击力量,战胜了中山弩手。当中山弓弩手还脚蹬手拉、上弦射击时,不过才射两次三次,赵国骑兵利用速度优势,在付出部分牺牲之后,奔腾纵跃的战马,已经扑到近前,冲倒中山弓弩手,踏入阵来。
他们闯入敌阵后,坐在马上,凭高视下,瞄准中山将官射击。后者立在移动缓慢的战车上,成了高大的不善移动的活靶子。赵国骑兵利用战马快速改换着射角,兜着圈子射击。敌将抱头闪躲,好像绯闻被曝光的艳星,招架着来自各个方向记者们咔嚓咔嚓的闪光灯。敌将要么中箭,要么顾命不暇,对自己统领的小队指挥失灵。阵内各小队你推我挤,无从配合,阵形大乱。赵国骑兵成功地实现了突破敌阵前沿(弩手)以及其阵列的作用(所谓“乱大众”)。
一旦阵形混乱,就像百货商场着了火一样,人相纷扰,等着挨收拾了。这时候,赵国有秩序的步兵则随后跟进,像一台剪草机,把中山军阵这块已经失去秩序的大草坪,来回推剪。
不过,中山的这些狄人也不是白给的,其中吾丘鸩就是个高科技武装起来的大力士,这家伙衣铁甲,操铁杖(铁武器是战场上少见的,赵军都是青铜武器)。他挥舞着他沉重的铁杖,所击无不碎,所冲无不陷,把赵国士兵打得直翻白眼儿。吾丘鸩斗到畅快的时候,干脆“以车投车,以人投人”——星宿老怪的打法啊!
但是,吾丘鸩的铁棒子虽强,毕竟挽救不了它的国运。中山大败。
“追击逃跑的敌人不要超过一百步距离”,这是大周朝从前“为战以礼”时的规定(传统的两轮战车确实也追不远),现在是根本没人听了。初经沙场的赵国骑兵,对溃逃的中山兵恋恋不舍。那些圆臀细腿的骏马驮着剽悍的主人风驰电掣地朝着草地上洒豆儿般散开的中山逃兵扑去,瞬息间追至近前。但训练有素的战马并不踏倒敌兵,而是灵巧地往斜里一晃,把杀戮的快乐留给马的主人。
煊赫一时的中山,就这样被赵武灵王灭了。
吾丘鸩的铁杖给赵人留下了极深的印象,甚至专门把他记录在史书里。
我们知道,战国时代已经普遍用铁制工具、农具(比如,从中山国到邯郸一带出土了大量铁铲、铁斧、铁锛)。不过,铁兵器却绝少出土。这是因为生铁脆,做成铁剑,被敌人使劲一砸,就碎了。拿着这样脆的铁器上战场,差不多等于拿着砂锅上战场;熟铁的韧性倒是好了,但太软,拿它上沙场打仗,相当于抡一把扫帚,所以铁不适合做武器。中山国即便有铁杖、铁锤、铁铠甲,也都是钝器,不是利器。
必须把铁变成钢,才适合打造武器。办法有两个,一个是把生铁的含碳量降下去,采取“炒钢法”;另一个办法是把熟铁的含碳量加上去,办法是锻打:一边敲打一边回炉加热,把炉子里炭粉敲进去,提高碳度,称做“渗碳法”——但是这两种技术战国人还不会,是到了战国后期乃至汉朝才成熟起来。
目前,正是因为恨铁尚不能成钢,所以,青铜武器的鸣响仍然是战国大地上最动听的打击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