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除这个危险远的唯一可行办法是支持中国人取得经济体制改革（在后一阶段将包括政治体制）的成功，顺利地实现转轨和软着陆，并从此走上平稳的自然的发展道路，这不仅是中国的幸事，也是全世界的一个幸运。
中国的社会稳定是有条件的，只有当大部分公众都得到可见的明显好处时，社会才处于驯顺和稳定的状态。而当社会的下层民众的极端性情绪被社会上层政治领导人纵容和利用时，而且这种合力将使社会的自然发展进程产生断裂或逆转时，就会发生真正意义上的危机。如１９８９年的北京事件，它虽然以青年知识分子强迫共产党交出执政权的形式出现，但它真正的原因却是市民阶层对社会进程产生的阶段性不适和恐惧。青年知识分子是飘散在社会上空的云雾，他们不代表谁，只是反映社会的情绪并从混乱中希图达到自己的一些意义不明的目标，如言论自由、自由派报纸等。在这一事件中，坚持社会进程的力量恰恰是执政的共产党（准确地说是共产党中的一部分），遗憾的是，西方绝大多数政治家却没有看清云雾下的真实。
目前的中国，中间阶层即商品财富的真正代表“优秀品级”尚未发育成熟，上下两层社会势力之间没有形成坚固的隔离带，一旦社会进程发生重大挫折或某一事件诱发了下层的恐惧和愤怒情绪，将会发生真正的麻烦。
中国的情况较之俄国更险恶，因为后者在社会的经济、文化、国民教育程度和政治规则等各方面的发展上远比前者优越，且没有庞大的人口之累，所以危机发生概率要小得多。中国经过近１０年的改革进程，经济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不平衡是普遍的。外国资本与本国资本、发达地区与贫困地区、中央控制与地方分权倾向、社会原则与经济刺激手段，获利者与一般民众，矛盾错综复杂重重叠叠，而且这一切都发生在一个数量巨大、低教育程度、未充分就业、经济生活窘困得高密度人群中。可以说，中央政府的任何一项举措都是部分失误，危机随时都会发生，风险将伴随始终。
中国的社会改革进程已经起步，这一进程已无法逆转。一旦这个过程断裂，整个世界都将卷入一场灾难。所以，世界要帮助中国，中国也要帮助世界。本书对中国的文化传统、政治结构、公众文化心里以及社会经济运转的秩序、特征和支撑点等各方面进行分析，目的是使我们不仅能了解今天的中国，而且能清晰地辨清明天的中国的大致轮廓。
我们将再回到那个老问题上去，世界的下一个危险源在哪里？对世界环境构成威胁的国家将具备哪些条件？
１９８４年１１月，美国前国防部长温伯格先生在全美新闻俱乐部发表了著名的美国海外用兵六原则。
第一、 除非特定的交战或时机被认为是对我们的国家利益极关重要，否则，美国不应在海外把部队投入战斗；
第二、 只应在具有取胜的明确意图的情况下才投入作战；
第三、 实施作战应具有明确规定的政治和军事目的；
第四、 必须不断地进行重新估计并在必要时进行调整；
第五、 这应得到美国人民及其选出的在国会的代表的支持；
第六、 这应是最后一着。
“六原则”以限制性条款的形式出现，表明了美国军事力量使用上的收缩、慎重、有效和克制的倾向。在前苏联解体以后，尽管世界上局部争端此起彼伏，但美国人并未充当假想中的全球安全宪兵的角色。
但是美国人并未立地成佛。海外用兵虽然是“最后一着”，但仍是政治和外交的一种自然延伸的手段。
六原则的第一条即对美国“国家利益极关重要”是启动工作程序的按钮，一旦触及它，其余原则则完全可以从程序上或技术上得到解决。
１９５０年６月朝鲜半岛两个敌对政权之间爆发了战事，杜鲁门总统迅速做出了出动海空军进行军事干涉的决定。当法国外长罗伯特·舒曼先生得到美国国会的正式通知时，他留了眼泪。他说：“感谢上帝，这次不会重犯上回的错误了。”舒曼先生想到了二次大战前英法两国没有及时制止希特勒这段历史。
朝鲜战争也成为了历史，但是人们关于灾难或潜在灾难的概念并没有改变。这一概念在今天包含下列含义：
极端主义的意识形态、由非逻辑的经济政策导致的财政破产、非民主化的政治结构和决策方式、不理想的人权状况，以及由上述因素引发的国内国际的动乱或战争，而当这一切与大规模战争手段如热核武器、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相联系时，国际干预将不可避免。
于是，我们必须了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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