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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历代王朝都毁于流民之手。中国共产党，起于贫瘠的农村，它将败亡于农民问题吗？大寨道路，毛泽东设计的东方伊甸园。理想破灭与出路的艰险。最重要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保甲制度的现代意义。民主与自由，鸩杀社会稳定的毒酒？
本世纪３０年代美国《华盛顿周刊》的一位著名评论员写下了这样一句话：无论你是国会议员、金融家或将军，甚至你是美国总统，只要你到中国中西部的农村去走一趟，认识了那里的农民，那么你将立即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拥戴者和信徒。
这位评论家并没有危言耸听。３０年代后期曾由一批西欧及北美的青年知识分子为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去了中国的西北地区，后来，他们几乎全部皈依了马克思创立的宗教，有些人甚至成了中国共产党党员。
中国共产党在取得政权以后犯过一系列错误，但是最严重的错误就是把它的贫困的农村和衣衫褴褛的农民包藏起来，不使外界一窥庐山真面目。这或许出于中国人传统的家丑不外扬的虚伪，或许出于共产党之报喜不报忧的浮夸自尊，但是这样做的结果是是中国共产党丧失了获得国际同情、理解和援助的机会。不了解中国的农民，你根本无法理解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苦衷。
一、 农民决定了中国现代政党的成败
直到今天，研究中国历史的西方专家们仍对这个问题感到困惑不解：毛泽东何以能够统领那支孤立无援的弱小的共产党队伍打败比它强大得多的对手——蒋介石领导的执政的国民党？
无论从各方面的条件去分析，蒋和国民党都要强大得多，根本没有失败的必然性依据。首先，蒋是正统的国家元首，在宗法意识浓烈的中国他获得了国民的普遍尊敬和承认，而共产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几乎都是“土匪”的同义语；其次，国民党的创始人孙中山博士是以近代资本主义色彩强烈的“三民主义”作为党的宗旨，从社会发展阶段的适应性的角度分析，三民主义远比空洞的共产主义理想更切合实际；再次，蒋及国民党获得了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的多方面的支持和援助，而共产党却完全孤立无援。最后，这两个党的物质打击力量相差得如此悬殊，几乎不可能成为一场漂亮的决斗的对手。以蒋为统帅的国家正规军曾达到过８００万人的规模，这在世界军事史上都是最庞大的一支国防军。它的共产党对手人数要少得多，且装备极差，几乎是赤手空拳。
自１９４５年秋季在蒋的统领下国共两党联合打败日本人的入侵以后，两党和两支军队就拉开架势在东亚这块辽阔的大陆上展开了一场争夺全国政权的激战。结果是尽人皆知的，仅仅三年实践，蒋先生就彻底被打败了。他后来待着他的残余军队逃到了台湾岛。
这个结局令全世界甚至包括斯大林元帅在内的所有政治领袖们都目瞪口呆，但是，凡是熟知中国历史的人都不会对此大惊小怪，因为在中国历史上类似的奇迹或神话已经上演过多次了。相比较而言，３５０年前的李自成将军在军事上的成功甚至比共产党的胜利更显得辉煌。这位将军率领中国西北部的一支流寇骑兵部队仅仅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就推翻了有２５０年统治历史的明王朝。
翻开中国的历史，我们会发现一个明显的事实，历代王朝无一例外地都毁于流民之手。流民，即失去土地或不安于土地的农民。这些愚昧、盲目、破坏力极强的农民大军一旦被组织起来与政权对抗，这个政权事实上就已经垮台了，根本没有任何挽回余地。面对流民的组织工作竟是这样简易有效，一个谣言就可以使他们深信不疑，只要竖起一根竹竿就能拉起一长串队伍（指“揭竿而起”这句成语——译者注）
那么，现代政权或政党的命运仍取决于农民吗？
奇迹往往能够突出地暴露出本质上的秘密。共产党在内战中的胜利主要得益于农民的支持与参与。
共产党的理论家经常掩盖这一事实。它们把胜利归结于共产主义的战无不胜，认为共产主义一旦被从苏联引入到中国以后，取得全国政权就是一种很自然的结果。流行于全国的一首歌谣唱道：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但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本人却一直对这种浅薄的认识加以冷嘲热讽，嗤之以鼻。他经常用“教条”这个带有明显贬义色彩的词代指马克思或列宁的理论，并对这些教条进行了最严厉的攻击。他甚至说教条是些狗粪不如的东西。“狗粪可以肥田，人的大便可以养狗。但是教条呢？它们既不能用来肥田，也不能用来养狗。它们有什么用处？”
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一向被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这一结论看来大有疑问。毛泽东在他多病的晚年揭示了取胜的真正秘密。他说，路线是决定一切的。
这里有必要提到中国共产党的两位创始人。因为毛泽东的共产主义知识是由这两位教授启蒙并给他以最初影响的。他们是陈独秀教授和李大钊教授。
陈独秀笃信马克思列宁提出的历史发展规律说，即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固有矛盾以及这种矛盾的尖锐化和不可克服性，社会革命必然到来。人类必然走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路。因此，城市是斗争的中心，工人阶级是主力军。
李大钊教授对马克思列宁的学说远不那么虔诚。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道德和冲动的结合物，而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的是中国人，中国人口的大部分又是农民。因此，只有完成农村的改造，新中国才能到来。
陈独秀与李大钊的不同观点是以后中国共产党内两条不同路线的两个思想认识源头。相比之下，李大钊教授的影响要小得多，中共早期的主要干部几乎全部是陈独秀思想的追随者。周恩来即始终致力于城市武装暴动的组织工作。
毛泽东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他在一生中都没有放弃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但是当他被蒋的军队赶到山上落草以后，他才开始认识到了李大钊的一件更有现实意义。认识上的这一转变正确性是经过多次党内斗争特别是经过党和军队生死存亡的考验以后才逐渐被全党承认，毛并因此而成为党的领袖。以后，毛的路线一再被事实证明是正确的，这条路线也把这个党从山沟里带入城市，取得了全国政权。毛不无得意地教导他的同僚们说：“政策和策略才是党的生命”。“路线对了，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
毛泽东一再强调的正确路线，就是要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倾全力发动农民支持他的党。抗日战争时期，国共组成统一战线抗击日军。这时民族利益是高于一切的。但是毛泽东仍然敢于冒统一战线被瓦解的风险而发动农民对地主的斗争，在共产党控制区内开展“减租、减息”活动。毛说，不这样做，农民就无法分清共产党和国民党，哪个好，哪个坏。
１９４７年秋天，在国共两党决战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在争取农民的工作中下了一步致胜的棋，他号召农民从地主手中夺取土地，并称这些夺来的土地为“胜利果实”。现在，国民党要从你们手中把胜利果实夺回去，你们怎么办呢？他问农民。
农民的回答是：拿起枪支跟着共产党走上了战场。
我们再来考察一下那个被共产党击败了的前执政党——中国国民党。公正地说，国民党人及其领袖虽然并非廉政纯洁无可指责，但远不是如共产党所描绘的是一群政治上的庸人、军事上的低能者和卖官鬻爵的贪污犯。当年中国的一批最优秀的青年才俊几乎全部被国民党和蒋介是网罗了去，毛泽东曾为此称羡不已。
事实上，当蒋被共产党击败逃到台湾岛上去以后，他及其国民党同僚在政权建设和经济发展上都取得了毫不逊色于中共的成就。其经济成长方面的成绩使它已摆脱了欠发达状态，成为新兴的工业社会。目前，这个岛屿的国际贸易总量几乎与整个大陆地区相等，而外汇及黄金储备总额在近十年中始终处于世界的前两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共在大陆进行的经济革命几乎完全以台湾的发展模式为蓝本，而台湾的资金和管理技术亦开始回流大陆。
但是，台湾这些建设成就的取得是有一个前提的，那就是当蒋氏父子桃向这座海岛的同时，他们也把几亿贫困农民这个大包袱甩给了刚刚夺取了政权的中共。没有这一次摆脱，绝对不会有什么经济成就。事实上，国民党以军对中下级军官和士兵的形式把几十万农民带到了台湾，而他在一次表现出对农民的无能，这几十万退伍官兵以后一再给当局制造了许多麻烦，至今仍是台湾社会的一个不小的负担。
败亡竟成了命运的转机。从此，中共开始了极为艰难的跋涉并一再重复性地犯错误；而国民党迅速滑向死亡的势头却神奇地停止了。
几亿农民这个巨大人群群落的存在，使国民党在与共产党的决斗中一开始就处在被动挨打的地位。
国共两党激烈斗争发生在１９２７——１９４９这２２年间。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由于工业生产上处于原始蒙昧状态而在社会性质上仍是典型的封建农业社会。农民与土地主两大阶级由于利益相互冲突而在政治上尖锐对立。由土地主阶级脱胎而出的官吏、工厂主和知识分子集团既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又控制着思想文化阵地。而政党、政权和军队的中坚力量和骨干成员几乎全部由土地主阶级的成员所组成（中共在早期阶段亦如此）。国民党在与旧军阀的争斗中是相当自由的，它可以既支持农民反地主的斗争又支持由地主、工厂主和知识分子构成的城市上层社会集团维护秩序的要求。而一旦它夺取全国政权（讨伐军阀武装成功）从而成为执政党以后，它立即就面临着这样一个绝无可能似是而非绝不可能保持模糊中立的选择：支持农民反对地主，或是支持地主镇压农民。
也就是说，国民党必须为自己选择一个敌人。问题在于究竟选择谁？
这种选择是既严峻又十分艰难的。安抚农民争取农民的支持，势必要逼迫地主和城市利益集团让利从而造成整个社会上层势力的反叛；支持地主阶级和城市利益集团也就会势必逼反农民（中国成语：逼上梁山，即把农民逼成反社会的强盗。毛泽东后来在他的临时首都延安城内极为欣赏一部以“逼上梁山”为名的中国歌剧，他后娶的妻子江青女士就是这出歌剧的女主角出演者）。
蒋在任北伐军总司令进行讨伐北方军阀统一全国的战争中不仅获得了农民的全力支持而且亲眼见到了农民力量的巨大和难以约束。当他在城市上层社会势力和外国资本利益集团的压迫下最终选定把枪口指向农民时，他不仅要经受胆量的考验而且肯定也遭受了道德上的折磨。
蒋介石和国民党也不可能走一条调和矛盾的中间道路，如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王朝在初建时调和阶级冲突以取得社会稳定。由大量证据证明蒋曾试图这样做，但３０年代的中国已无可能重演历史，现代工业开始出现，外国资本已经流入，民主阶级正在生成，更重要的是有了一个共产党的公开存在。
１９２７年蒋曾试图以袭击方式将共产党彻底杀绝， 从而为自己从容地治理（或调和）这个破碎的社会创造条件。但是从结果来看，蒋选择的这种方法是一个致命的错误，这样做不仅把共产党逼近了农民的怀抱，使它有了深厚的社会基础，而且也为几亿农民提供了一个比较成熟的组织者。走投无路的共产党和同样无出路并急于翻身的中国农民一拍即合，迅速汇成一股足以能够推翻旧有社会秩序的社会主体性力量。
那时的中国共产党更准确的名称应该是农民党。国共两党对抗，两个庞大军事集团的超大规模的决战，实质上是农民与地主阶级及城市上层利益集团之间的一场全面战争。但是，在这场战争中农民和地主都不是胜利者，因为从以后的结果看，农民并没有从胜利中得到除土地以外的任何好处，而分到手的土地很快即以“走社会主义合作化道路”的名义被新的地主——国家收回了。唯一的胜利者是共产党，真正从战争中得到好处的是中国的工业建设。这种结果标志着传统的农民与地主的战争由于共产党的参与而具有了现代（资本主义？）性质。
中共的选择农民虽然是被迫的，但是这种联姻一经确立以后他就未再产生大的动摇，直到最终拿到胜利果实。其他阶级的成员主要是地主家庭出身的青年知识分子被大量吸收进共产党的队伍并且成为了其中的骨干力量，但这并没有影响党的农民立场和路线。因为这些入伙者必须接受转变立场的教育和洗脑，用毛泽东的话说，他们必须“把屁股坐到农民的一边去”以后才会受到信任。
选择农民作为依靠并站在农民的立场上就是毛所说的正确路线，而对农民进行教育、约束他们的盲目性以及用软的手段瓦解地主的抵抗，这些可以称为“政策和策略”。毛的路线和政策也曾受到过他的同僚们的严重挑战。在中共党史中分别把这种挑战称为“左”的和“右”的错误路线。对于毛泽东来说，相地主妥协的右倾路线固然不能容忍，而脱离农民和鄙弃农民的左倾倾向却是更加可恶的，因为这样做“会断送了革命”。毛泽东后来对刘少奇的厌恶，对周恩来的戒备，恐怕都与这些党的领袖主要搞城市工人运动的经历与倾向有关。在毛泽东辞世以后，中国人更倾向于相信毛的错误是左倾，相信他是极左的策动者，这在西方国家的中国问题学者中是很难理解的。因为毛泽东从没有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和马克思列宁的教条行事，从没有脱离农民去城市搞工人阶级的游行和暴动，这使他挽救了中共并且把这个党引向了成功。
中国的历史反复证明，农民是决定一切的。那么，当中共建立起新的政权以后，农民还是决定一切的吗？当邓小平在中国推行改革和开放的新国策以后，农民能决定改革的成败吗？
二、 中共面临的选择：放弃农民吗？
中共执掌全国政权以后，不仅它自己也处在了农民与其他阶级和集团利益冲突的火山口上，而且从自身成功的经验中它也很清楚地认识到农民力量的强大与可怕。更严重的是，当中共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方式的工业建设和改造以后，社会很现实地产生出一对新的矛盾，城市工人（也包括知识分子和中共的党政军干部）与农民的利益冲突。
对于旧的矛盾，中共在成为执政党的第一年就以瓜分地主和富农的土地分配给农民的办法解决了。但是对于工农这一对新矛盾却无法用简单办法解决。由于现代工业生产与手工畜力为主的农业生产在劳动效率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因此在新中国这个工人农民的家庭中工人与农民两兄弟之间必然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等。不仅如此，当一块蛋糕由两兄弟分吃时，你多吃一口就是对我的剥夺。
作为家长的中共此时面临着一个非常棘手的两难选择。安抚农民将放慢甚至放弃工业建设，而没有工业建设这个国家将没有进步；加快工业建设就必须剥夺农民。中共愿意把农民推向自己的对立面去吗？
值得称道的是，中共高层干部几乎一致同意暂时放弃农民而在全国发展工业生产。（也有个别例外，如以立场顽固著称的彭德怀元帅因为为农民“请命”而与毛泽东发生激烈对抗，被解职。非常奇怪的是，目前中共的理论家们在重新评断这次争吵的是非曲直时，几乎众口一词地对毛泽东进行非难和职责，而替彭德怀元帅鸣不平。这是不公正的，作为农民的儿子毛泽东何尝不愿意为农民多争一杯羹？如果有对农民过分剥夺的过失而应受到指责，也应辨清最本质的“路线”是。）中共的这种选择是既痛苦又充满风险的，但又的确是非常明智的。在以后的２０多年里，中共以政权的力量勒紧了农民的肚皮而在国门被紧密封锁的困难处境下独立地建成了自己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并且成了世界核俱乐部的成员之一。
事过之后我们可以做这种设想，假如中共党史做出相反的选择，那么它的工业化道路将是一条由富裕农民积累资金再转而手工作坊再进而办工厂这样一条漫长的道路，而中国农民经过两千多年的积聚又办起了几个工厂呢？一个没有工业的中国，在周边国家的觊觎下能够完整的生存吗？
从理论上说，中共从农民立场转向工业立场，是对农业社会主义的放弃而走向国家资本主义。虽然因为又不得不时时顾及农民的利益，不得不心怀不安地用马克思主义的坚硬教条修正自己，这种国家资本主义并不典型。但是，在剥夺民族资本使却做得既典型又漂亮，在敲锣打鼓声中就把小鱼小虾般的工厂主们剥得干干净净。
国家集权的资本主义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起步点，但是也因为不可避免的原因而在国家肌体上留下了深深创痛、累累伤痕和种种极权主义弊端；同时，也是国家形象受到极大的损伤。这个穷汉还没有学会使用刀叉，饿极了时他的就餐姿态很不优雅。
但是，历史将记述下这个事实：在中共不优雅或相当粗暴的领导下，中国开始了现代化的起步。
现在，剩下的唯一问题是：怎样对付农民？
三、 解决农民问题的两个方案：禁锢与解放。
世界上任何国家在对付或治理对社会整体秩序构成破坏、冲击或威胁的人群群落时，无非是采取这两种办法，或限制它在一个范围内活动，或彻底消灭它的特性，使它不再成为威胁。这两种方案当然以后一种更为理想，但由于受条件所限你根本无法同化它，于是只能采取禁锢的办法。由此可见这两种方案本身并无积极与否的区别。美国的欧洲移民们曾将他们的黑奴禁锢了一百多年，《解放黑奴法案》之后又对他们进行了一百多年的同化，至今仍在不断发生种族暴力冲突事件。
中国农民对中国城市社会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仅仅由于教育状况的不同而形成的文化与意识的巨大差异就完全可以把这两部分中国人划分成两个种族。种族间的排斥感明显存在。高傲与自卑、怜悯与嫉妒、隔膜与挤入，成为城乡交往中的普遍性心理。
同化的机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并不存在，因为工业生产的发展水平根本不可能为向往城市生活的农民提供足够的工作位置。在这一时期内，任何试图同化的举措都将以整个社会的倒退为代价。６０年代末到７０年代末，一千几百万城里的学生上山下乡当农民，使毛泽东浪漫主义的典型作品。其结果是整整一代人的教育进程的中断。８０年代以后的农民进城的浪潮所造成的社会道德和秩序问题也是极为严重的，已经对社会造成了许多现实的麻烦与威胁。
毛泽东的方案：把农民牢牢地禁锢在土地上。
毛泽东的农民治理方案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由多种思想成分混合而成的辩证体系。这里面既有田园诗般的幻想又有共产主义的空想；既有充满温情的教育和诱导又有严厉冷酷的管制与强迫措施；既有马克思主义的硬性原则又有历史遗留的大量统治经验。如此丰富的内容被包罗在一个体系中，不仅充分显示了毛泽东的天才和创造性（我的学生们在讨论中国的问题是常常被毛的天才惊得目瞪口呆，他们种的一半人愿意接受毛是个神而不是常人这种说法），而且被证明是十分有效的。６亿（以后发展为８亿）贫困而缺乏教育又富造反传统的中国农民竟驯顺地被禁锢在土地上达３０年之久，终于为中国的工业建设赢得了充分的时间。
㈠合作化运动
中共自建国伊始即开始在农村开展合作生产的试验，以后便以行政权力（几乎是暴力）强行在农村推行合作化改造，直到１９５８年成立人民公社以后最终将农民的私有土地全部收缴集中以后才告一段落。但从此以后，农业生产合作化或称人民公社化被写入宪法，成为任何人不许擅动的一个铁的原则。
最初的合作化设想应该是善意的。农民分的土地等生产资料以后，由于生产条件的差异还会出现两极分化，共产党绝不远在自己手里又制造出一个新的地主阶级。而且合作化有利于推广良种和使用新技术，有利于农田基础建设，因此可以说这种设计带有提高农业生产水平的主观善良动机。
但是在以后接连发生的两件事却使合作化和人民公社的初始设计发生了预料之外的偏移，转而成为对农民治理的一种最现成的借用模式。
一是发生在１９５８年的大跃进热潮。毛泽东似乎是被他的热情的下属们的工作热情所迷惑，迅速堕入一种奇迹即将发生的神奇预感中。它将中国比作一颗原子弹，“这颗原子弹一旦爆炸，社会将释放出巨大的能量，我们能够做到以前从未做到的事情”。
人民公社恰好是原子弹爆炸的一个良好组织形式；而且，这似乎也是一个一举解决工农差别从而根本消灭旧式农民的千载一遇的时机。于是，人民公社立即被履行成了一座专事各种生产的兵营（或可称集中营）。与小农生产有关的一切都在一夜中被抛弃，甚至农家厨房也被共产主义的大食堂取代。公社的成员被分派去进行工业、农业、矿业等各种门类的生产，几乎每个公社都有自己的钢铁厂，并建立了科学研究的专门机构。
这件是真实地暴露了毛的意图，以提高农民的方法消灭农民，而人民公社恰当地为实现这一想法提供了组织形式。毛先生本人对地方各级官员上报的显示大跃进辉煌成就的各种数字并不太相信，也不甚感兴趣，他更注重实现乌托邦幻想的过程而不是终极目的。因为在奋斗的过程中，人的精神将变得美好，心灵趋向纯洁，这种由旧道德迅速向共产主义道德过渡的办法很可能是彻底改造农民的一条简捷的道路。此后，毛泽东这个农民的儿子，在他的有生之年始终没有忘掉教育、改造农民这个目标。
另一件事是大跃进失败后农民中的“资本主义势力”迅速抬头。作为对虚幻共产主义的一种惩罚，农民以偷窃、流浪、集镇黑市等手段向共产党政权发出了挑战，特别是黑市上高价出售粮食和蔬菜，直接威胁到了城市工人的稳定。这些事实不仅对毛改造农民的热情计划是一个残酷的打击，而且也在证实着毛头脑中那个可怕的预感，农民这个巨大的群落，是一个不断滋生毒菌的温床，“每时每刻都在产生资本主义”。从这时期，毛泽东对中国农民的认识发生了重大转折，他不再对他们心存幻想，而且开始产生了潜在的恐惧心理。
历史将搞清这个谜：农民与毛泽东，究竟谁背弃了谁？
６０年代中晚期，毛泽东在全国农村发动了两次大规模的对“自发资本主义势力”的扫荡。１９６４年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几乎把公社以下的所有基层干部全部列为可疑分子，由城市工人和职员组成的工作队深入到乡村，发动农户中的懒汉和赤贫者，对干部逐个进行审查清洗。毛泽东说，我们对付的是国民党。
１９６９年开展的第二次运动的目标仍是打击农村的“资本主义复辟势力”，这一次运动的对象甚至扩大到一般较富裕的农户和手工匠人。这些人仅仅因为比较一般农民有更多的挣钱机会，生活稍显宽裕而被列为“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运动结束时，这些农民游离土地的谋生方式被严格禁止。
这两次运动不仅把农民牢牢地钉死在土地上，而且也把农民的思想牢牢地束缚住了。农民对政权的权威深怀恐惧，噤若寒蝉，甘居贫困而不敢口吐怨言。
中国封建时代历来有在农村实行保甲连坐制度的管治措施，以钳制民口，约束行为。农民跟随共产党取得了对地主的战争的胜利，但他们并没有从而彻底解放自己。生产队、生产大队和人民公社这三级农村管理网络所达到的管理效果已经类同甚至超过了旧式保甲制度。因为不仅要限制农民的言论和行动，而且还要从根本上消灭他们发财致富、通过奋斗走进上流社会的妄想。
事实是，１９７７年逾１９４９年相比较，中国粮食总产量和农业总收入虽然有了明显的增长，但由于农村人口增多，城市用粮急剧上升，农民年均口粮数量几乎没有提高，低粮价政策使农民极少有余钱扩大再生产。农业始终在原有水平上悲惨地徘徊。
但是，尽管如此，我们仍然不能将共产党政权与包括国民党在内的一切旧政府并列或等同看待。同样是对农民的粗暴统治，目的或动机却有着极大差别。毛泽东有难言的苦衷，他必须在敌人的包围和威胁下（这期间，美国人至少有三次准备用核武器袭击中国，苏联则有一次）进行艰苦的工业建设。如果农民用自发资本主义的方式从内部瓦解建设计划和政权，他难道能袖手旁观吗？而且，按毛本人的说法，大道理管小道理，为了大道理（国家工业实力的增长）而对自己的农民兄弟动粗，这也真是无可奈何的事。
毛泽东的方式肯定是错的，他的动机则没有大错。问题是怎样评价人民公社对农民进行严格管制的效果。假设从１９４９年开始就实行彻底解放农民、任由其自由发展的政策，这个国家的今天绝不是这般风貌，或许，他早已成为另一个印度了。
㈡农业学大寨运动
毛泽东对农民的感情并没有由于农民表现出的资本主义倾向核销资产阶级的贪婪而有所改变，他始终是农民的儿子。１９６０年发生的大饥荒饿死了不少农民，他焦虑得夜不成寐，几次失声痛哭，并由此几年不吃肉。他也希望农民能够摆脱饥饿和贫穷，但是这种致富活动必须符合三个条件：ａ、不允许农民离开土地以免对城市的工业建设造成威胁；ｂ、平均的共同的富裕，不允许落下一个“阶级兄弟”，也不允许产生贫富差别；ｃ、致富的基本方法是最大限度动员农民的力量。毛泽东说：人的力量是无穷的，人定胜天，人多好办事。这为哲学家仍没有放弃通过劳动（尤指不计报酬的列宁式的义务劳动）而提高、改造并消灭农民的设想。
这几乎是一道无解的难题。但是，善察毛泽东的意图而又极富智慧的周恩来还是找到了解题的钥匙。他把位于贫瘠山区的山西省大寨大队介绍给了毛泽东。他说，这个大队大灾之年没有减产，农民干劲大，丰衣足食。
周恩来没有撒谎。大寨的村民在穷山恶水的干旱山区用肩膀和石头垒起了一道道坚固的石坝，并在坝内填土从而形成有海绵状表土层的“小平原”。干旱山区的这种人工工程对一般性自然灾害有抵抗能力，并且可从新造地块上获得较高的农作物单产。从更长远得更广阔的范围来看，如果全中国的北部和中部的干旱地区都建成类似的人造工程，那么就可以从根本上解决贻害中国几千年的水土流失问题，甚至黄河的水也可以变得清澈见底。民谣说：圣人出，黄河清。中国出了毛泽东，旧貌换新颜。
面对大寨这个生产典型，毛泽东激动不已。
从某种意义上说，大寨村的农民拯救了毛泽东。这个在最初意义上进使生产经验和耕作技术的农村典型不仅使苦闷中的毛泽东先生找到了中国农民的“根本出路”，而且是对他的浪漫理想和英雄意志的一个准确的注解。他说：“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相信英雄的意志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如果全国几亿农民和一千多万个生产队都像大寨一样，中国不久可以平地建设一个共产主义的乐园吗？是的，可以。毛泽东在几年以前曾愤怒地斥问他的党内同僚：谁说鸡毛不能飞上天？
于是，毛泽东威严地向全党和全体农民发出了命令：农业学大寨。
毛泽东对大寨得偏爱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从更本质的心理因素去分析他这种情感产生的原因，我们很容易发现他与大寨之间的那种根深蒂固的联系。这种联系即中国农民所能拥有的最辉煌的梦想——田园诗般美妙的、与世隔绝因而也是静谧的、自给自足无忧无虑的小康农家生活。毛泽东用诗歌表达他的这种梦境：到处盛开着鲜花的国度里啊，洒满阳光。（芙蓉国里尽朝晖——译者注）。
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理论的积极实践者，毛泽东把小康农家的范围扩大为一个生产队。这一扩大具有化腐朽为神奇的效果。不仅是庸俗狭隘的农民理想具有了社会主义的光环，而且使这个“大家庭”还可以起到多方面的作用，净化灵魂、提高农民、由穷变富等。更主要的石，或者说农业学大寨运动最大的客观效果是：赋与农民以理想和希望，使他们甘心情愿地被牢牢禁锢在土地上。
中国封建社会有几千年之久，历朝统治者为约束农民设计了不知多少方案（纪元前七世纪在中国最早的一批成文法律中，就有了对游荡的农民杀头的规定），但是，任何方案也没有毛泽东设计的大寨方案更完美有效。这一方案刚柔相济、诱惑与强迫交用、理想与现实共存。直到今天，当邓小平用行政命令的手段解散了全国的生产队以后，毛泽东的大寨方案仍保留着自己的相当神圣的地位（只是理念上的，实践方面的活动早已停止）。无论如何，建设家园以及改善农业生产的基础条件应该是不错的。问题是当新一代领导人发现必须对农民加以约束（以后我们将提到被解放的农民已经给这些领导人制造了多少麻烦），必须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时，他们已经再也没有了大寨方案这个法宝，他们只能采用当时兑现酬金的办法收买农民的劳动力。
许多人怀念毛泽东，这在今天的中国仍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
由于毛泽东在中国具有等同与神的权威，所以农业学大寨运动几乎没有遭遇到他的同僚们的反对。即使保守派首领周恩来先生在许多问题上默默地保留自己的意见，但在这个问题上历史只留下了他心悦诚服并不遗余力推行大寨经验的纪录。邓先生在文革中复出后对学大寨运动也未提出过不满、反对甚至修正性意见。
唯一反对的声音来自知识分子阶层和少数中下层政府官员。这些反对的声音虽然微弱但因其方法的恶毒而造成了相当广泛的影响。这些反对派传播并散步一个未加证实的谣言：大寨村取得的成就主要依靠政府的大笔现金和物资的援助。另一则谣言则说，由两个师的高炮部队长住大寨的山头上，用炮弹驱散一切有可能挟带着冰雹的黑色云朵。
他们讥讽地发问：全国有那么夺得生产队，他毛泽东能派去那么多的高炮师吗？
关于高炮师的说法似不可信，因为这样做太过分了。这则谣言虽然很易被识破，但它竟能在知识分子和下级干部中不胫而走，说明这些人并不在乎传言的真实性，只不过借讽刺和侧面攻击的方式发泄自己内心对毛泽东的不满罢了。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们也仅能以此种中国式幽默和谣言发散内心郁闷的情绪。
物资支援可能确有其事，无非实在数量多寡、是否付款以及是否平价等问题上大寨村民与外界传言之间有不同的说法。中国当时物资极度匮乏，即使花高价也卖不到农用化肥和油料，但地方官员却主动给大寨送去了这些物资，这大约就是真相。
这个镇相继精彩。它形象地表演了中共干部们是怎样打着红旗反红旗，怎样用一点可怜的农用物资夺取了毛泽东膝下爱女的贞洁的。大寨，只要接受了一吨额外的化肥，不管是否以按价付款，它就等于出卖了贞操，丧失了农业样板的真实性。大寨人极有可能没有拒绝这些诱惑。
这一切都是从“爱护”毛亲自树立的“红旗”的善良动机出发的。中国过去和现在有许多英雄和模范以及样板式集体都是这样被毁掉的。这常常使人想起一群恶汉中间的一个天真纯朴的少女，她极少有可能摆脱诱惑和甜言蜜语。常采用的办法是夸大她的成绩，夸大到极荒唐极不可信的程度从而让她出丑；或者吹捧她并把她说成无所不能的神，像耍猴似的把她放在高位上展示给人们看。西方国家的许多政治家对中国已故总理周恩来非常尊敬。但是，在召开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时周很有可能是出于迎合毛的动机而把大寨村一个半文盲的农民提拔为国务院副总理，周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以他的精明是不应该做出既害毛泽东又还了那个农民，同时也使自己玷污的事情的。
在考察研究中国的问题是，我们常常发现中国人实在太不理解太不爱护他们的领袖毛泽东了。当那些被委以重任的省长和县长们成群结队去大寨朝觐，并顺便带领妻子或女秘书沿途游山玩水时，大寨村这个以实践毛泽东自力更生思想而成名的农业生产单位，在全国人民心目中已经声名狼藉，几乎成了怪物。
真正反对农业学大寨运动并有效地破坏了这场运动的是全国的农民。
在口粮不足又不付给报酬的情况下，仅凭精神刺激（包括表扬、批评和打成反革命分子的严厉手段）就动员亿万农民开展农田基本建设并使这种热情持续十年之久，这在任何国家都是无法做到的，但是中共却做到了。虽然农田效益的可靠性值得怀疑。
农民的反抗并不是消极怠工，而是一种破坏性的积极怠工，卖力气地执行指令并把指令执行到荒唐的程度。山西省北部的农民在执行深翻土地（也是为了有一个海绵状的表土层）的指令时，将农田深翻到一米，结果是生土层压住了熟土层，第二年几乎颗粒无收。而内蒙古的肥沃草原在农业学大寨的运动中被破坏得满目疮痍，许多草场在十几年以后已退化成沙漠。中国南部则大搞围湖造田，使那些著名的湖泊几乎从地图上消失了。这样做的结果是极悲惨的，因为一旦这些起调节水量作用的天然水利工程不再起作用，整个长江中下游都处在了洪水的严重威胁之下了。
对十年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做出讽刺性总结的是１９７５年的河南安徽两省的大洪水。一夜之间，３０多万人死于非命。那一年的降雨量并非十分超常，而即使发生了涝灾也不应该造成如此巨大的生命损失。问题发生在修建在丘陵地区的十几座质量极成问题的小水库上。这些连成一串的水库像多米诺骨牌似的，因一座水库的堤坝决口而发生连续倒塌，水量越聚越多，冲击量越来越大，十几座水库的蓄水在人们毫无戒备的情况下倾泻而下，许多人在梦中就已经死了。
应该指出的是，造成上述事物的责任并不能完全归于地方领导的无知或无能，许多事情是农民自觉自愿并且非常积极主动去做的。比如挖掘草场种植农作物，比如围湖造地，著名的云南八百里滇池几乎丢失了一半面积，这些违反常识的破坏性行为常常是农民在夜暗的掩护下偷偷完成的。当然，农民的行动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得到干部们的赞许的。而这些可以称之为犯罪的活动，当时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并没有明令禁止！没有人有这个勇气，因为这一切都是在农业学大寨的旗帜下进行的。谁敢反对毛泽东呢？
毛泽东又一次被自己的农民兄弟出卖了。农民的自私、狭隘和短视，可以把他为他们设计的美好蓝图施工成一场灾难。但是更公正地说，挡你决心要把几亿并不驯顺的富有反抗和破坏传统的中国农民禁锢在土地上时，他们能不玩出一些恶作剧让你难堪吗？当宁夏的回民聚居区的农民也要求（甚至是非常激烈地要求）养猪积肥时，毛泽东在整个第三世界国家中都丢尽了脸。
哈佛大学的德哈特·Ｈ·珀金斯教授在研究了中国政府公布的各种统计数字以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如果把劳动力动员（指进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２０年作为整体的话（１９５７——１９７７），化肥、杀虫剂的增加与改良品种等生物系列的因素在粮食增产总量中几乎占２／３的比例；直接种田的劳动力的增加，由使用机器而形成的劳动力的增加，加上土地灌溉面积的扩大，是剩余的增产部分的增产原因”。
珀金斯教授所依据的资料全部为中国国家统计局的《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农业年鉴》，计算的结果是农业学大寨运动为粮食增产所作的贡献不足２０％。如果有人觉得这种计算结果太令人寒心，从感情上难以接受，要知道几亿农民在天寒地冻的冬季干了十几年二十年，他们的心血和汗水应该有更大的价值，那么还有另一种计算方法，即假定相当一部分化学肥料和农药被守旧的农民扔进了大海而并没有起到作用。被扔掉的化肥有多少，那么农田基本建设的效益就相应地增加多少。但是，这样计算不是对中国农民是一个更大的侮辱吗？
平心而论，我们在这里还不忍心把另一个事实计算进去。十几年无效益的劳动，十几年在红旗的引导下毫无报酬的唯心精神的拼命苦干，最终会形成逆反心理，诱发一种舍弃土地厌恶劳动的懒惰倾向。从目前发生的许多情况看，这种倾向已经在向社会进行报复。它不仅将农业学大寨运动硕果仅存的一些农田设施废弃毁坏了，而且也将毁掉中国农民几千年来一直保持的劳动、务实、勤俭的优秀传统。在许多地方，那些大型的中国农田设施已转到地方政府的身上并且成为了他们的财政包袱，而受益者──承包了土地的农民则乐于袖手看着政府官员们左右为难。逆向农民征收资金维护或扩建这些设施吗？农民将向中央政府控告那些基层政府官员。中央政府在这种情况下也只能是支持农民，他们不愿看到因为“增加了农民负担”而最终使得全部农民都逃离土地。
离开土地，在人均耕地不足０．１公顷的中国竟有大面积农田因无人经营而闲置，这难道就是对毛泽东发动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惩罚吗？他对中国农民的深厚感情，他为中国农村到处盛开鲜花洒满阳光而付出的心血，难道一点儿也得不到回报吗？
这又一次证明了上帝的不公平。
㈢文化大革命
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晚年所犯的一个令人难以理解的错误，而动员几亿农民也参加到这种无政府的狂热中去，则是毛泽东犯下的一个不可饶恕的罪行。之所以是不可饶恕的，是因为他本人甚至中国农民的狭隘和半文盲状态，甚至任由这样状态下的超大规模的人群去造反将造成什么样的后果。但是他不顾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劝阻（这两个人以及彭真企图炮制一个文件把文化革命限制在思想学术界的范围之内，这被认为是一个阴谋），一意孤行地号召农民去造政府各级官吏的反，于是，１９６７——１９６８年底的两年间中国农村几乎变成了一个屠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