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小事的意义是深远的，它说明由文化革命中发展而来的公众与政府的对抗情绪，并没有因为四人帮的下台和新人执政而消除。这种情绪在１９７６年清明节借助悼念周恩来和拥戴邓小平而爆发过一次，但是这仅仅是借助的一个中介，它不会因为目的达到（邓于１９７７年的晚些时候已重返政治舞台）而自然消除，因为情绪本身并没有目的，而只有对立物。公正地说，这种对立情绪是四人帮专制政策的一个必然的果实，因而是文化革命的一个黑色遗产，不管新政府是否愿意，它都必须承受下来并设法消化它。但这并不是一件短时间可以做到的事情。毛夫人及其同事可以在一个夜晚被清除出政府；文革中的冤案错案则需要用几年的时间才能完全予以平反纠正；而清除民众中的对抗情绪和强烈的不信任感却要用更长的事件。在这段更长的时间里，这种潜伏在民众意识和心理上的情绪可能借助爆发出来的中介物简直太多了，任何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都有可能成为预设地雷，突然引爆。一次足球比赛的胜利或失败、物价调整及伴随而来的谣言、对日本贸易的不平衡及诱发出来的民族情绪，到最后是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的逝世，这种情绪曾一次又一次地爆发了。文化革命的后遗问题和造成的痛苦大约要用几代人的时间才可能完全消除。这种痛苦既是民众的，更是政府的。
因为政府始终是这种对抗和不信任的情绪的针对物，所以如果我们以这种情绪为依据去判断中国政府的政策，我们就犯了一个“立场”的错误。情绪是不辨是非不辨真假的，而且可以完全不负责任。但许多有经验的严谨认真的西方政治家们，却错把这种情绪当成了中国存在的一股民主潮流，这真是一个天大的误解。如果真的任由这种情绪冲垮权威和秩序，那么中国将又进入一个大破坏的年代。
中国政府似乎对这种情绪的存在也缺乏准确的判断和充分的理解。他们特别愿意相信这种愤怒是西方挑唆的结果，是“亡我之心不死”，这也是一种误解。西方国家的一些政治家和社会团体的确对中国的一切反政府的民间行为都持支持态度，但是这种情绪的缘始并不是西方用飞机空投下来的，它是文化革命和专制的产物，而文化革命是中国自己的历史。
当我们对中国的历史和现阶段社会的这一个特点有了准确的把握时，我们才能比较超脱地站在高处看清楚中国发生的一切对抗和冲突的真实面目，才能真正了解这个国家的人民和政府。当人民受了整整１０年的压制和愚弄，他们的愤怒是不会通过华国峰的一次政变就完全消除的。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这个民族将因为它的软弱无助而丧失希望；但是如果它死死纠缠于过去的情结而无法解脱，这个民族将给世界一个愚昧、固执、不理智的印象。
西单灰墙上的各类大字报在１９７７年底达到最高潮，与文化大革命中的大字报不同，西单墙的大字报从未遇到过反驳或批评的情况，往往是互相鼓励、同情、支持，从而形成一种激愤的氛围，使大字报的内容迅速转向政治方面。
最早的政治性文章出自贵州一位署名“钟鸣”的小学教师之手。钟在一份题为《谁之罪》的大字报中愤怒地发问：“西单墙上揭露了数不清的血泪冤案，人们不禁要问，罪魁祸首是谁？是四人帮吗？那么四人帮是怎么得势的，是一种什么制度保证了他们的权力，使他们得以作恶？”
钟鸣继１０年以前的伊林·涤西之后，又一次把攻击的方向指向“制度”。它在文章的最后忧虑地说：“谁能保证又一个四人帮不会君临我们头上？我们怎么才能使我们的儿孙不再被卷入文化革命呢？凭借什么？”
钟的大字报迅速得到响应。在这份大字报的空白处被人用钢笔写满了支持的口号，另外几份言辞更激烈的文章也相继贴到了墙上。
很难评价钟鸣的文章有什么意义，但可以肯定地说，他的提问是企图引导人们去怀疑和否定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这在政治上以及策略上都是一个错误。很明显，文革动乱刚刚评定下来，掀起这样一场从根子上动手的论争无疑又是一场更大的混乱，中国已经很难承受这种打击了。从这种角度看问题，即使给钟粗暴地扣上一顶“坏人”的帽子并限制他的自由也是不为过的，不论他是真的忧国忧民还是哗众取宠的冒险者（从以后的实践结果看，邓小平的策略，即抛开理论问题而直接从经济改革入手，是中国唯一可行的渐进的解决问题的办法）。
对“制度”的怀疑和批判，在以后的十几年里一直都是中国激进知识分子的主要论题，没有一次风潮不把制度扯进去，对政府失误的批判也总要从制度的角度去算账。现在流亡于欧洲和美国的中国民主运动的积极分子们，他们最主要的精力也是放在揭发制度的阴暗和论证中国的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的不合理上。如果与邓小平的深谋远虑和改革绩效相比较，中国的这一代青年职业政治家则显得非常固执和浅薄。
另一类政治性更强的文章也大量出现在西单墙上。这些文章则是充分体现着中国政治的另一个传统，即社会公众和舆论对中央政府最高层次领导人选进行积极的非程序化的人事干预。这种干预往往十分准确，准确的程度是令人目瞪口呆的，因此令人很难判断究竟是高层人事变动被泄露了还是公众舆论真的起了作用。
西方记者们在抓不到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也一致认定有一条秘密信息渠道勾联着某些重要人物的办公室和西单那堵肮脏不堪的灰色砖墙。许多高级干部的子弟游荡于这堵墙之下，似乎也在佐证这这种猜测（高干子弟是中国是政治活动中一支很重要的力量。文化革命晚期就是这些消息灵通人士不断把江青女士的一些丑闻向社会散布，不仅使江名誉扫地，而且极大地抬高了邓小平的声望。据许多专家分析，清明节事件的策动者就是高干子弟秘密政治集团）。
西单墙在１９７７年春天开始大量出现呼吁邓小平再度出山的标语，以社会舆论和民众呼声的形式向中央最高权力机构施加压力，强烈要求启用邓小平、陈云、彭真等老一代政治家。而在一年以后，这些老人重新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成为最高决策圈子里的支柱人物。党政军各机关也随着开始启用老干部，一大批文革中被打倒的已到退休年龄的干部回到了领导岗位。
被西但强烈如要求中央罢免弃用的干部黑名单的前两名是华国锋总理最倚重的两名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和中央警卫部队司令汪东兴。华国锋在当时享有极高的威望，善于造神的中国民众正在把他造成一尊代替毛泽东的新神，在这个时候西单墙开始攻击他的政治盟友，很难令人相信这是舆论的成熟和准确。
吴德在以年前的清明节事件中屈从毛泽东和四人帮的压力而出头扮演了镇压群众的总指挥的角色，一般公众对他深怀不满和怨恨是有充足理由的。把汪东兴列入黑名单则显得蹊跷。汪主持中央机关的警卫部队，因其工作的神秘性一般公众对他并不了解。而且据广泛流传的说法汪将军在华国峰和叶剑英对四人帮发难的行动中起了重要作用。这种说法是可信的，没有警卫部队的支持，逮捕四人帮绝无可能。但是，西单墙的一批文章还是直呼其名地强烈要求他下台。
十分耐人寻味的是，因为没有更多的材料可资利用来引起公众对汪的愤怒，西单墙不得不使用了中国自由大字报以来就有的传统兵器：谩骂和造谣。
中国知识分子在骂人时也极富形象性。仅仅一个“宦官”的恶名加之于汪的头上就足以唤起公众的丰富想象力从而把这名政治局委员的公众形象和政治威信彻底败坏掉。
散布的谣言则是漏洞百出不经推敲的，但是社会公众中被毛泽东培养起来的怀疑一切的心理和对抗权威心理是他们的分辨能力几乎等于零。西但墙上的多篇文章都重复地披露和渲染一则丑闻：汪正在中共中央驻地大兴土木修建一座地下宫殿。有的文章甚至有更详细的报道，称该地下宫殿的名称是“逍遥楼”（如果按照字面所表现的意义去理解，这个名称是颓废的；而按照中国社会风俗的意义去理解，该建筑的名称有妓院之嫌）。
这则谣言的深意在于，它不禁进一步勾划了汪的宦官形象，而且还影射攻击了主政的华国峰。有宦官必有皇帝，新的封建帝王是谁呢？你在读了西单墙上的文章以后可以尽情地去想象。
被西单墙攻击的这两位政治领导人在稍晚一些时间在政治局里也遭到了攻击。１９８０年３月他们同时被免除了职务。汪的错误是明显的。１９７７年２月７日，汪下令《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发表社论，提出了“两个凡是”的观点，并强调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个纲，纲举目张的思想（邓小平第二次被毛打倒的原因就在于他反对这一思想）。在关于邓小平能否重新出来工作的问题上，他持坚决反对的态度，并对邓本人表示了轻蔑。他说，邓小平的两下子已经试过了，不行嘛！“让邓小平马上出来工作，把毛主席摆在哪里？毛主席的指示还执行不执行？”
汪的这番话说过不久，西单强立即开始了对他的攻击。中国政治公开到这种程度是令人惊讶的。
探究是否有人在暗中操纵和利用西单墙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也不会有结果。无论这些大字报在呼吁邓小平重新工作和反对吴德、汪东兴这件事上做得如何正确，或者的确起了舆论的作用，这种政治方式都是令人厌恶的。一个国家的政治领导人可以任由人们去不负责任的谩骂和诋毁，不管这位领导人的行为是否应该受到批评和指责，都是这个国家政治结构脆弱的表现。
考察中国的民主政治活动，常常令人怀疑是否真的可以给予民众“言论自由”的权力。如果政治有透明度，中国的知识分子和一般民众在１９８０年前后的政治选择中大约会又一次犯下致命的错误，因为他们往往以人品性格决定取舍，他们喜欢忠厚得近于木讷的华国峰。所以任由他们以西单墙的形式对他们完全理解不了的政治说长道短评头品足，那么仅仅一个“两个凡是”的问题恐怕要辩论几十年，那么改革还怎么起步呢？
如果政治是不公开不透明的，言论自由就更无意义。假设西单墙上的一切言论和要求都完全是公众的自发行为，仅受直感、情绪、怀疑、印象所左右，那么它将是非常容易受到操纵和利用的。从１９５７年到文化革命，再到西单墙，中国民众的“自由言论”什么时候没有被人利用呢？
自由言论权力的获得仍要与社会历史发展的某种进步相联系，这种进步在政治上的表现是真正的政治平等和政治独立。１９５７年反右运动的开始，第一篇攻击“右派”的文章是一位国民党员写的，为毛泽东的《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打了开山炮。而第一个站出来揭发中共的老朋友、著名民主人士、《文汇报》主编徐铸成先生是右派的，竟是一位国民党的立法委员！以至徐在２０年以后写文章提及此事时，仍怨愤不已。
政治不独立，道德上也很难守节，自己的嘴巴和笔杆都是别人的。以这种状态还要积极投身政治，不是十分悲哀吗？
吴德的继任者于１９７８年冬下令封闭了西单墙。这堵墙在更以后的不久被推到了，现在已经不复存在。市政府为大字报开设了另一处场所——月坛公园。不过，在月坛公园专设的大字报张贴处发表自己的文章，必须先向秘密警察交验自己的身份证件。于是，这个张贴处完全等于虚设。
北京市封闭西单墙的动机不得而知，公开的理由是不负责任及易被利用等等，这也的确是实情。封闭西单墙遭到了西方记者和许多政治家的一致抗议，他们认为这是共产党政权压制言论自由和政治民主的又一例证。然而孰是孰非，只有请出上帝本人来仲裁了。
西单墙的另一重要产品是秘密的政治团体的组成。人们去西单不仅是为了看大字报，更多的青年知识分子从北京西郊骑自行车到西单是为了“感受那里的政治氛围”。互相影响，秘密串联，许多青年民主派人士就是利用这个场所结识了自己的志同道合者。据法国一位记者估计，到１９７８年春季，仅北京市就大约有了２０多个秘密的政治团体。这些团体有的组织严密有的相当松散，但是它们的政治目的却都是一致的，即怀疑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削弱共产党的领导权。
如果按照这些团体的成员组成成分来分析，秘密政治团体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由外地来京城上访诉冤的人员组成的。当政治性极强的大字报贴上西单墙以后，伸冤诉屈的血泪文章已经不再能引起人们的注意，加之在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而被迫焦急无奈地等待过程中，人们自发产生的互助互励倾向，而同为无家可归者自然会使得这些告御状者产生群体意识和结群欲念。
这种上访者团体的特点是结构松散，人员流动性较大，没有固定的核心成员。其成员的素质良莠不齐，而政治态度方面的差距则更大（有人是真心拥护共产党而被打成反革命，有人则是真心反对共产党才被打成反革命的）。最值得注意的是这类团体中的三种成员。一是文化革命政治斗争和权力争夺战中的失意者。这些人既有政治经验又有政治野心，它们唯一希望的是社会的混乱，以便改善自己的处境。因而他们常常充当谣言制造者和热心传播者的角色。他们虽然对中共政权构成了不小的威胁，但是中共对付他们并不困难。这些人后来多数被所在单位定为“三种人”，这等于在政治上被判处了极刑。
另一类成员是所谓的“上访专业户”。这些人或曾遭到不公正的打击，或曾被打击国但并非不公正。无论是什么情况他们有几点是共同的：素质低下、性格刁蛮，对于被打击后要求的赔偿条件高得惊人，而且这种要求（中国的政治术语是“落实政策”，非常令人费解，不知这个政策为何物）常常无止境，不断增加一些绝无可能满足的新内容，诸如子女职业、住房、高额赔偿金及本人的职务官位等。者就令人怀疑他们的真实目的并不在于获得平反和补偿而完全是一种借机勒索。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对这类人完全无办法。好在他们紧紧是满足于职业告状者的生活，在政治上则完全没有能量。
还有一类非常值得同情的人物，即上访群中的各型偏执症患者。很难确定这些精神障碍者的致病原因是在文化革命遭遇不公正迫害，还是他们带“病”参加文化革命因而才受到打击的。相当多数的人仅仅在臆想中受过迫害。这些人值得同情的地方在于，由于中国根本没有心理医疗网络，甚至没有这种概念，所以这些病人不仅自己拒绝承认有病，社会和政府也不把其当作病人看待。一个病人和政权发生政治性冲突，其悲惨境况及双方的痛苦都是可想而知的。中国至今尚未有用精神病院对付政治犯的记录（刘宾雁先生坚持认为在中国最北部的黑龙江省已经出现了类似的恶劣先例。刘的说法待查），所以在以后的时间里一些上访者被送进精神病院，这不应被看作是迫害而应看作是符合人道主义精神的。
上访这组织的团体的领袖人物往往是最有争议的，这些人素质虽然不高但及其热情勇敢，而且在一种复杂的社会政治环境中他们却表现得极为单纯、质朴，没有理由认为他们最初具有明确的反共意识。一位傅姓女士在１９７８年前后是西单墙附近最有知名度的人物。傅女士的遭遇是悲惨的。她遭到本单位中共党员干部的性骚扰，虽多方躲避及抗议但仍不能自保，后又被该干部强行奸淫。傅于是离岗开始长达一年之久的上访告状。告状的结果是被奸污事实没有确认，该干部位受任何惩处而傅女士的声名荣誉却被有权力者彻底败坏了。
傅女士以后曾组织过一次有数百名上访者参加的向政府示威请愿活动（这是西单墙时期唯一的一次有规模的游行活动），傅女士因为这次活动而以妨碍交通秩序的罪名被起诉。
有的文章说傅女士的这支游行队伍曾喊出了一些过激或出格的口号，这是非常可能的。 因为法庭在审理傅案的过程中曾发生了戏剧性的波折。 毫无经验的法官（因为中国在当时刚刚恢复公开审判制度，所有得法官都是没有经验的）突然发现事先已经确定下来的判决意见遇到了强硬的挑战，傅在几经犹豫之后终于提出了能够证实自己曾被单位里的中共干部强奸施暴的有力证据。据民间流传的不可靠消息，傅在法庭上声称知道那位先生身体隐秘部位的明显特征，而自己后来屡遭迫害的事实说明他们之间不是通奸关系。法庭确实为此不得不休庭验证，并在休庭后再也没有进一步的消息流传出来。
这个案件的离奇之处在于审查妨碍交通罪是为什么要弄清是否遭受强奸这个事实，难道被强暴的女人就有充分理由去冲击或妨碍社会秩序？傅女士是华国峰点名要以司法手段惩处的两名持不合作态度者之一（另一名是魏京生），或许，出于同情，那些毫无经验的法官用一种极富计谋的手段保护了她。
第二类政治性秘密团体是由青年知识分子中的干部子弟所组成的各种“讨论小组”。干部子弟的特点是消息灵通、政治敏感且有比较广泛的知识。这些青年由于具有强烈的“自己人”意识，所以他们在对当局的对抗中显得非常无顾忌，甚至有撒娇的成份。
干部子弟对政治改革的要求并不明确，他们过多地关注现实的政治目标。西单墙上那些要求为清明节事件平反、要求启用老干部以及对凡是派干部的侮损，基本上出自这些青年之手。许多西方专家认为干部子弟是中国最有政治头脑的一批人，因为他们从来都把政治目标同自己的切身利益结合在一起，而不作虚泛的空想。西单墙时期，他们最关心的是设法恢复自己父母在文革前的社会地位。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不热心社会改革的，因为如果一切都按中国社会原有的秩序稳定运行，那么他们的政治血统完全可以保证他们能够获得比一般社会公众更多的深造及升迁的机会。这种优越的地位是他们既不可能成为与当局对抗的一支力量，又不会成为争取民主化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因为这些和他们的切身利益大相径庭。
魏京生是秘密油印刊物《探索》的主编，这份刊物以攻击时政为主要内容，编辑部成员和他们各自联系的外围人员大多是干部子弟和高级知识分子子弟，由他们组成了一个类似于上层社会的秘密政治沙龙的松散团体。出于干部子弟的狂妄、轻率和无知，这份刊物的观点也是混乱不堪的。但却十分大胆、无忌、放肆，极专断极自由地对时政予以评点。政府当局当然对此无法容忍。魏京生于１９７９年３月被捕，１０月被判处１５年有期徒刑。
干部子弟组成的政治团体不乏政治才干和智慧，西单墙期间他们最得意的政治作品是诱使已经掌握了中央主要权力的邓小平对西单墙作支持性表态。
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２６日，美国专栏作家罗伯特·诺瓦克与一些干部子弟进行了接触。当他们得知诺瓦可将有一次采访邓小平的机会时，他们立即为诺瓦克列出了一个采访提纲。结果是意料中的，邓对诺瓦可讲了“民主墙是一件好事”的话。但是这位富有经验的政治家立即就对自己的失言作了完全意义上的修正。他说：并非西单民主墙上的所有大字报都是正确的。这样，他就仍然能够把主动权牢牢地操在了自己的手中。而对于西单墙前游荡的那些热情的青年斗士来说，他们得到第一句话就足够让他们头昏脑热了，他们接着就会犯下第二步的错误。
干部子弟阶层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政治和社交群体，在近３０年的中国历史上扮演过相当醒目的角色，成为中国社会生活中的一个独特的现象。这３０年可以从１９６５年北京市的干部子女在毛泽东的启发下造旧教育制度的反计算起一直到最近大批高干子女进入中国党政的最高领导机构。这其中，最辉煌的两个时期应当是１９６６年夏季的红卫兵运动和１９７６年的清明节事件。前一个事件他们协助毛泽东打倒了刘少奇同时也打倒了他们自己的父母，而后一个事件是他们与普通市民一起对四人帮的斗争。这是一个觉悟的过程。
必须指出的是，坚决反对资产阶级法权的四人帮及极左派与干部子弟群体是一对死敌。１９７４年的批林批孔运动，江青硬是塞进了一条反走后门的内容。反走后门是反对干部子弟不去农村当农民而是凭借父辈的权势和关系网上大学和在军营里被提拔成干部。四人帮反走后门的目的仍然是在政治上打击老干部，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反走后门这个阴谋的表面内容得到了社会公众的最大程度的拥护。
在四人帮倒台以后，反走后门及反特权一直是民众民主运动中最强烈的呼声。而在１９８９年的北京事件中，这个问题在大学校园里是最易激起公愤的一个话题。
如果抛开政治问题不谈，仅从社会意识和情绪角度思考问题，我们会发现在反对特权这个问题上文革极左派与现在的民众民主派之间有一个一脉相承的联结关系。如果更冷静地深入进行分析，我们或许能够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久已存在的民众民主意识是文革极左派得以上台的最适宜的社会土壤；而现在的民主运动及其思潮中明显带有文革极左派的思想遗留物。
在这个结论的基础上再进一步作逻辑推理，可以得出一个很据警醒意义的答案：如果不进行社会秩序的改革，使其在竞争、平等、风险的基础上趋向稳定和民主，而任由权力发生异变，那么民众的民主意识与极左思潮完全可能互生。中国人，还愿意再经历一次文革吗？
邓小平对西单墙的态度变化表现了这位卓越政治家的现实主义风格和极为难得的大局观。
邓除了对诺瓦克表态说西单墙是一件好事以外，在此之前他还对一位日本来访者讲过这样一些态度明确的话：“我们的宪法是允许写大字报的。我们没有权力否定或者批评人民群众为发扬民主而采取的行动……应该允许人民群众发泄他们的不满！”
但是很明显，中国尚不具备（在当时尤其是）进一步实行民主政治的条件。其根本证据就是这种民主政治的辩论很快就会发展到失控的地步，这样不仅会破坏四个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稳定与团结的社会环境，而且从当时的具体政治局面分析，邓如果再进一步地提倡民主运动和纵容西单墙的大字报，他将成为又一个毛泽东。因为民主运动的发展势必会冲击老干部的利益，而邓暂时还没有一支可信赖的力量能取代老干部帮助他清除凡是派（华国锋及其盟友），又牢牢把握住政权。
１９７９年３月底，邓说道：“有些坏分子提出种种在目前不可能实现的或根本不合理的要求，煽动、诱骗一部分群众冲击党政机关。……不但如此，他们还耸人听闻地提出什么‘反饥饿’、‘要人权’等口号，在这些口号下煽动一部分人游行示威，蓄谋让外国人把他们的言论行为拿到世界上去广为宣传。”
邓最后愤怒地说：“有个所谓的中国人权小组，居然贴出大字报，要求美国总统‘关怀’中国的人权。这种公然要求外国人干涉内政的行为，是我们能够允许的吗？”
第三类政治性小团体的成员几乎全是１９４９年前后出生的属于平民阶层的大学生。由于他们家庭的原因或本人的原因，这些人大都在文化革命中遭受过政治挫折和打击，所以他们对政治平等的要求更为强烈。当他们孤单地忍受了多年，终于在西单墙下寻找到有共同经历和语言的同龄人以后，他们谈话的题目和思想从社会表面现象飞速向更深的方向转移。对社会制度的怀疑和不满是这类小团体成员维系他们之间联系的共同情绪。
西单墙之后，这类团体以松散的单线联络形式保留了下来。在长达１０年的时间里，每当中国社会民主运动的高涨期，这类团体的成员几乎都是活动的积极分子和骨干。他们所提出的要求或想要达到的政治目标往往比一般青年知识分子更有政治意义。目前活跃在西欧和北美的中国流亡的民运活动积极分子中，更成熟更有职业性的一群大多是来自这类团体的成员。
根据美国和法国一些学者的报告，西单墙下产生的政治团伙之所以能坚持了下来并有可能成为流亡的中国未来的反对党的骨干分子，这些人在政治上终于与共产党决裂，其原因大约是：
1. 由于家庭出身的原因， 这些青年在政治上曾受过较重的伤害，并在青春成熟期时在精神上感到压抑和自卑。因而他们对社会以及对共产党的统治怀有强烈的抵触情绪和政治上的敌意。
2. 较高的文化素质和天资使他们能够从外国思想界寻求政治营养并开阔眼界。这些人最初只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变种或分支流派的思想论著感到亲切，以后才逐步改信极端自由资本主义和存在主义哲学。
3. 自西单墙开始， 这类团体的主要成员一直与外国有直接联系，而在８０年代以后，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利用考取欧美大学资格的方式又先后到了国外，较少拘束的环境使他们的一段思想得以系统性发展。
4. 西单墙事件结束以后， 中共的基层组织对本单位参与西单墙、民办地下刊物及以后的其他活动的青年知识分子采取了政治歧视态度，这使得他们在政治上产生了绝望感，也断绝了他们与当局合作的可能性。
流亡欧美的中国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已经组成了一个有一定规模和明确政治目标的党派组织。不过，具有经验的专家判断，这种党派组织根本不具有在不远的将来形成有影响的反对党的可能性。这不仅由于这些组织远离本土中而几乎完全失去了在国内公众中发生影响的可能性，而且脱离了国内公众以后这些职业政治野心家团伙完全陷入了纯政治清谈、歇斯底里仇恨、财务危机、争夺领导权的混乱漩涡，这就使得这类政治团体永远失去了成为能够通过反馈系统来调整思想和政策的有生命力的政治组织的可能性。
从现在和比较长远的将来来看，流亡的中国反对派不会对中共在中国的政权构成真正的威胁，它们从来不是，现在也不是中国政治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是被抛弃在国外的愤怒而无奈的一小群。
在中国国内，目前尚无存在或生成反对党派的迹象及可能。共产党明智地实行市场经济改革和比较宽松的政治管理措施，大部分知识分子的兴趣开始从狭隘的政治院落转向广阔的商品市场，极端对立的政治局面在短期内也不会再度出现。当然这不排除在国家经济发展严重受挫或发生指导性失误时，仍会有来自知识分子的尖锐批评、指责。这类指责如果指向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不再会发生政治对抗，因为中共一把这类问题纳入了体制改革的范畴，不再笨拙地上纲为阶级斗争或政治立场的冲突，因而不再继续从政治上树敌或培植自己的反对派别，这也是政治宽松的一个准确实例。
如果来自知识界或社会公众的指责比较具体明确地指向中共的某一位领导者，则有一定的危险性。经济改革的成果尚未能影响到中共领袖产生的制度，因而这类批评或指责在比较大的程度上会涉嫌对共产党领导权的攻击和否定，因而产生的情感地处往往使政府或中共应对失误。过于严厉的反批评又会激起民众的对抗情绪，酿成彼此伤害感情的小规模冲突。
真正对社会构成重大威胁的是中国民间一些带有宗教色彩的会党的出现，根据中国国内一些报刊的披露，这类会党或神道组织目前已发展到屡禁不绝的程度，其中规模较大者常常能在短期内发展信徒数百人，共产党的基层支部书记、村镇政权的干部及派出所民警都有参加会党并成为骨干的现象。中国民众特别是农民群体中，文盲及低教育水平者占很大比例，他们比较容易接受低档次神秘宣传的蛊惑欺骗。当经济发展所能提供的致富机会与农民日益强烈的致富欲望产生比较大的差距时，这类神秘宣传则有了相当大的群体性社会对象。此外，农民一旦走出乡土进入城市，眼界的开阔与自己经济状况的困窘也会形成较强反差，并因此而产生出莫名的愤怒情绪和破坏欲望，从而为怪异邪教的传播提供了机会。
经济发展过程的突然性断裂，即不合理增长速度的人为或自然的调整，将是各种反政府思潮爆发的关节点。而公众的对未来的不切实际的乐观情绪以及政府的对前景的过于自信的宣传，不仅会使繁荣的虚假成份增大，而且会在断裂到来时产生更大的绝望和愤怒。
四、 １９８９年的北京事件——旧式民主运动的终结
由于对中国社会的无知或知之不多，西方社会在对中国问题的判断上曾一度发生失误。最近的例子就是１９８９年春季因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的去世而引发的北京学生风潮。西方政治家们曾对这次风潮寄予了很大期望，并且认为这是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国家连锁性崩溃的一个自然的组成部分。
这种判断出现了重大偏差，事实上，如果没有西方个民主国家的积极参与和支持，这种学生风潮只不过是中国社会不间歇的骚动过程中的意见无足轻重的小事件，它的唯一功用是社会某种郁结的情绪的集体性释放。在１９７９年以后的１０年中，类似的风潮已发生过多起，并且逐步过渡到社会正常秩序所需要的脉动式风潮的可能。如果这种风潮的针对目标能够摆脱偏激而趋向具体，而政府在处理时亦不偏重政治性判定，那么无损大局的请愿活动或示威游行应时暴露矛盾解释分歧的一种正常而健康的社会方式。
习惯于思想统一秩序平静的中国政府很难宽容大度地接受这种公开的抗议式行为，这是容易理解的。社会成份复杂、矛盾冲突趋向尖锐以及公众普遍缺乏法制观念，这些社会不稳定现象的大量存在使得任何一次小的风潮都有酿成规模巨大的社会动乱的可能，即使是美国这样的社会也发生了洛杉矶事件。中国政府在这次风潮初起时的紧张、僵硬以及因为基于平定风潮而发生的应对失误应看作是情有可原的。事实上，它从未有过更好的不遗留问题的处理游行示威活动的经验，即使如此，事实总是能够平息。
但是西方的参与却使事情发生了重大变化。时间延续较长、规模和影响扩大以及对抗形势的爆炸性使这种变化的一个方面，但远不是最重要的方面。西方各民主国家直接插手中国社会的民主风潮给中国社会造成的影响是与西方社会的愿望正相背离的。最大限度的释放情绪和能量，最勇敢的行动以及在行动中发现自己的盲目、无目的、无助益，加之政府在经过痛苦抉择之后终于选定更现代的解决方式──暴力驱散方法以平息无明确意义的情绪骚动（比之思想恐怖和政治歧视方法，武装驱赶是文明程度较高的专政措施）。当这一切终于结束之后，包括官方和民众在内的社会整体迅速进入了一个厌恶政治怯于对抗的高度冷静状态。这种冷静状态将持续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从而形成一个社会情绪松弛、对抗和缓的空白期。如果中共政权在这个空白期内，采取更宽松的政治措施并且在经济指导方针上不发生重大失误，那么空白期将无限制地延长，甚至可能使中国在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都不再把政治冲突作为社会的主题。
因此，１９８９年北京事件可能成为中国过去一段时期内不断发生的旧式民主运动的最后终结。
西方现代社会学和东方的列宁主义学说都相信革命是迅速解决社会矛盾的唯一方式，但是他们同时又都强调革命的的客观条件和发生基础的重要性，革命必须是社会的一种迫切需要，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种自然的非如此即不合理的社会运动形式。人为制造的革命不仅显得不自然、缺乏底气，而且常常使既对社会又对革命力量自身造成破坏。
东欧和前苏联的共产党政权的瓦解或许具有革命的某些特点，而在中国，社会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提出类似的政治要求。截止目前为止，中国社会对共产党政权的基本要求仍然是经济管制的逐步放松和政治管制的适度加强。这个社会强烈要求安全与稳定，为此它宁可牺牲一些显而易见的革命目标。如对共产党官吏中的腐败行为，社会表现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宽容和原谅。因此，以为一长推翻共产党政权的革命正在到来，这肯定是判断上的重大失误；而支持一场貌似革命的骚动并使之扩展成为一场规模和声势都很大的社会动荡，则是一个低级鲁莽的错误。这就如同在一个处女的肚子上破腹取胎一样，这是现代检验技术和全体医生的羞辱。
关于西方的失败，德国记者贝克·布劳采恩认为：“只是在事件过去一年以后，西方人才惊异地发现那些持不同政见的青年人正在设法利用西方。他们不在乎运动的终结目的而只管助运动本身，因而当他们描绘中国社会的激烈冲突的虚幻情景时，他们实际是在极力鼓动西方的卷入，以壮大他们孤立弱小的反抗阵营。这是一些较少尊严感更乏政治经验的青年反叛者，但单更富经验的西方各国却几乎同时被他们拖入了一场错误。”
布劳采恩的意见代表了事件过后西方公众的一般情绪。他们有一种受骗的感觉，似乎在一场中世纪的拉拢盟友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游戏中，他们仅仅充当了被利用者的角色。
旧式民主运动的基本特征是它以争取实现政治民主为号召为目的，但是因为不具备相应的条件所以绝对不会通过运动达到民主政治的结果。它甚至不是渐变过程中的一次有成效的努力，而纯粹是社会潜伏情绪的一次无奈的释放和爆发。之所以把这种间歇的民主搏动称为旧式的运动，还不在于它的组织形式的散乱和领导核心是否健全，而在于它在反对掉旧模式以后无意或根本不能建立起一个有别于旧模式的新模式。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尚未提出对新政治模式的要求，因而这个模式的框架及边界都无法确定，因此，即使一个政权在社会风潮中倒台，像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曾经有过的类似革命一样（这类革命常辅之以兵变，否则极少可能成功），新政权仍要在旧模式规定的格局中建立秩序。“革命”中可以获得满足，但绝不会获得发展。
中国自共产党执政以来几乎成了旧式民主运动发生最频繁的国家。当１９５７年知识分子集团向共产党的官僚主义作风展开攻击时，这种运动就已经开始了。１９６６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 １９７６年北京的清明节事件及全国各大城市的反“四人帮”示威，都是这种运动激烈爆发的表现。而１９７８年西单墙事件之后，北京和上海的学潮几乎每两年就爆发一次。
这种民主运动的规模、影响和组织都远远超过了１９８９年的北京事件。其中，文化革命是中共主席毛泽东亲自发动、组织和领导的，在运动的初始阶段毛就挥动权力把国家各级政权和官僚体系统统击垮了，从而毫不含糊地向世界表明了他发动这场运动的目的是摧毁旧式官僚政权模式而建立起一种臆想的民主政治（或许是巴黎公社时的委员平等投票制）。但是结果是可悲的，毛在打倒旧政权以后根本看不清新政权的影子，中国社会并没有在这场乱糟糟的民主鼓噪中获得丝毫发展。相反，极端鼓吹民主的文化人帮团一旦控制了政权立即就变了脸，成为一群绝不给民众任何民主权力的独裁者。人民在一场民主革命中感受最多的是无序、无理和压迫。
毛泽东在临终前决定不把继承权交付给他自己的民主思想的愚鲁的实践者——江青女士及其他极左派斗士时，他的内心一定是悲观和痛苦的，因为条件如此优越、动机如此高尚善良的民主政治试验，不仅一无所得，而且竟以全面反动而告终。毛当然很清楚，失败的责任既不在“国际帝国主义”又无法再推给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失败的原因只在于社会自身所能提供的条件与民主理想之间存在着一条难以跨越的沟堑。
深入分析１９７６年北京发生的清明节事件对于我们了解旧式民主运动的轨迹尤其有益。
这次事件的诱因是清明节这个中国传统的悼亡节日中，北京市民为悼念已故周恩来总理与市政府当局发生了冲突。而在实质上这是一场政权危机引发的社会骚动。毛泽东病重已不久于人世早已成为世人皆知的事实，那么毛去世以后，政权究竟会落入哪一派政治力量的手中呢？在周恩来之后，政权已经出现真空。
毛泽东对这个问题显然有自己坚定的看法。他无论如何不能让邓小平自然地接替周恩来的国务院总理的职位，尽管邓是周的追悼会上的致词者，而按中国的惯例，致词者就是当然的接替者。在临终前那几个月时而清醒时而昏睡的毛泽东的意识中，对邓的警觉性始终没有放松。如果让邓作为周恩来的接班人，那么邓的地位将变得不可动摇，而一旦毛本人不在人世以后，邓将肯定会运用他的铁腕把张春桥的文人帮团从中央清洗出去。这种结果是可笑的，文革从打倒刘、邓始，以扶邓继位止，那么文革还剩下了什么呢？很清楚，要么现在就打倒邓，要么一切都葬送掉。
毛泽东同样也不愿选择极左派人物去填补周恩来去世形成的权力真空。哈佛大学的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教授分析其中的原因时认为：“毛在很早以前就几乎决定不能把激进派的人作为周的接班人来考虑。一个激进的总理非但不能把毛主义坚持下去，而且还将对社会发展产生强烈的不利影响，从而使其个人垮台，纲领破产。”
毛泽东最终选定华国峰仍然是基于保卫文化革命成果这个最高利益的考虑。华是文革受益者，在没有了毛的时代里，他为了抵抗激进文化人和守旧的老干部的两面进攻必然会走一条折中的相对平衡的路线。
但是中国的社会公众却对毛的抉择做出了激烈的反应，他们对华国峰虽然缺乏了解，但在邓与江青女士之间，他们更希望邓掌握权力。当邓被毛第二次赶下台以后，他们的愤怒终于爆发了。富于进取精神和干政传统的北京市民在清明节的自发集会，表达了他们通过对执掌政权者人选的干预达到争取自身解放的要求，也明确地表达了他们已对毛泽东感到厌倦的情绪。
４月４日清明节这一天，天安门广场聚集的民众达到５０万人。这是迄今为止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民众自发性集会。这次运动也是中国历次民主运动中效果最显著的一次。它不仅间接低推翻了一个权力集团（花果峰在很大程度上市借助民众反四人帮的力量发动政变成功并牢牢控制了政权的），而且也极大地动摇了一个神的地位，毛泽东引起下令对参加广场集会的群众进行镇压而终于威信扫地。毛在去世前，北京、南京、西安等地已有关于他的政治笑话在地下流传；而在毛刚刚去世不久，社会上已散布开关于他的两个未成年私生子的谣言。这类谣传是明显不真实的，但是政治意图和效果也是同样明显的，它们在败坏着神的尊严，动摇着神的不可动摇的权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