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亚滨：父亲率686团埋伏在乔沟一线负责“斩腰”任务。这一段是十里乔沟最险要的地段，也是平型关大战最激烈的战场。在攻击的一瞬间，巨大的冲击声震撼山谷，战士们勇猛地冲向公路同敌人展开白刃格斗。鬼子东奔西窜，战马惊鸣，爆炸声震响一片。然而敌人终究是凶狠的，而且枪法很准，他们不顾伤亡，利用汽车和沟坎顽抗，机枪打得嘎嘎地响，我们的战士接二连三地倒下。但我军却越战越勇，很快沟内的敌人基本被消灭，敌人被拦腰斩断。乔沟中段、东段公路上敌入破基本消灭后，西段及北侧山地老爷庙的战斗还在激烈地进行。
老爷庙是乔沟的制高点，谁占领了老爷庙谁就掌握了主动权。在686团向公路冲击过程中，被拦截在峡谷西段的敌人清醒过来，立即组织兵力向北侧制高点冲去并占领了老爷庙，然后居高临下向我军猛烈射击，我攻击部队不断有人倒下。于是老爷庙争夺战成了平型关战斗中的焦点。
当时部队伤亡很大，特别是3营9连，冲上公路全连只剩下10多人了。当父亲打电话问3营长：“你们怎么样，还能打吗?”回答仍是那句话：“保证完成任务!”没有一个干部强调伤亡，生怕领导不给他们艰巨任务。
杨小平(父亲杨勇，时任八路军115师343旅686团副团长)：因国民党没有政委编制，聂帅与父亲实际职务是政委。父亲就是在攻占老爷庙时负伤的。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父亲主动向团长请战：“老李，指挥所里的事交给你，我跟3营一起上去。”说罢，带上3营向老爷庙冲去。山沟里烟雾弥漫，父亲带领3营穿行在硝烟中。他们冲上公路扑向老爷庙与敌人扭打在一起，只见枪托飞舞，马刀闪光，杀声震耳，大地轰鸣。突然，父亲感到一股巨大的力量向他袭来，把他撞倒在地。他想爬起来，可腰部怎么也不听使唤了。身后的通讯员惊叫道：“政委，你挂花了!”“别喊了，这点小伤算不了什么。”他简单包扎了一下，咬紧牙关坚持指挥。经过反复争夺，在付出巨大伤亡后，我军终于控制了老爷庙山梁。
徐文伯：父亲带领687团在乔沟以东的小寨、西沟、蔡家峪至东河南一线负责关门和打援任务。战斗打响，父亲就把指挥所的工作交给了参谋长陈漫远，自己跟随687团到了前沿。父亲带领部队向日军后续部队发起猛烈攻击。满沟的鬼子就像一塘活鱼，被打得前进不得、后退不得，挤在一起。鬼子依托车辆、岩石作垂死挣扎。我军机枪手将机枪架在人身上猛扫，战士们冲进沟底与敌人肉搏，最后把鬼子压了下去。
据国民党二战区《平型关会战记要》记载：“25日小寨村有敌兵约一个营被我林师完全歼灭，按115师部署，该区域应是徐海东的687团。”下午3时，从灵丘增援之敌在坦克的引导下，向687团2营控制的小寨村西北隘口发起猛烈进攻，2营沉着应战，近战歼敌，打退了敌人多次进攻，在1营配合下，鬼子损失惨重，黄昏前溃退回灵丘城。
为解救被围困的同伙，先期占领东跑池之敌向辛庄扑来，被685团击溃。东跑池地区原是国民党守军的出击目标，按预定计划，国民党应与八路军同时出击共同歼敌，但守关的84师在这天凌晨因顶不住敌人的进攻撤退了，东跑池一线被日军攻占，不仅放跑了被围歼的日军，更使我攻击平型关的八路军腹背受敌，为此我军决定，停止攻击，撤出战斗。
杨成武率独立团在平型关大战的前一天，在驿马岭的腰站地区就与日军打响了。独立团的任务是大胆深入敌后，切断敌人从涞源到灵丘和从广灵到灵丘的公路线，阻击敌人从两个方向增援。这是一场恶仗，独立团拼死抵挡住日军两个联队的进攻，以300余人伤亡的代价歼敌300余人，保证了平型关伏击战的胜利。
9月25日拂晓，115师在平型关痛击日寇之际，由崞县、代县方向前来增援之敌1000余人，乘60余辆汽车向我扑来，此时的林师已无兵可派了。就在这万分危急之际，突然，从半路杀出一彪人马拼死挡住援敌。这支部队不是别人，他们是八路军总部的特务团(中央警卫团)。在此关键时刻，总部领导派出自己的“御林军”参战，足以看到党中央对平型关战斗的殷切期望。
平型关战斗，我军歼敌1500余人(含腰站和崞、代阻击战)，缴获辎重无数。
平型关大捷：胜利与反思
八路军平型关大捷的消息，迅速传遍全国及海内外。9月26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等：庆祝我军第一个胜利。
同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致电朱德、彭德怀：朱总司令彭副总司令勋鉴：25日一战，歼敌如麻，足证官兵用命，深堪嘉慰。尚希益励所部，继续努力，是所至盼。随后，蒋介石感到意犹未尽，接着又发一封嘉奖电：朱总司令玉阶兄：电悉，接诵捷报，无任欣慰，着即传谕嘉奖。中正。
各界人士、党派团体的祝捷电报、信函像雪片一样飞向五台，飞向延安。平型关，这个虽然古老、险要但并不很出名的内长城关隘，其知名度顿时倍增，成了中华民族威武不屈、抵御外侮伟大精神的象征。八路军从此威震天下，名扬海内外。
陈东海：过去一直瞧不起共产党的国民党将领们，如今却要刮目相看了。连日来，国民党的艺术团体主动到115师驻地慰问演出。阎锡山的一些部队还敲锣打鼓，抬着猪羊到八路军驻地慰劳。国民党新闻局还来拍电影、照像。我曾经看过现存放在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的资料片，在堆积如山的战利品中，王秉章叔叔兴高采烈地拿起一个鬼子的防毒面具，吹吧吹吧往头上套……9月27日，115师清理战场后撤出战斗，将缴获的战利品大部送延安和八路军总部。朱德、彭德怀等都穿上了那种带风斗的日本呢子军大衣。
10月初，115师到达五台县。五台县是阎锡山的老家，山城张灯结彩，热烈欢迎从前线凯旋的八路军。原本八路军驻在城外不想进城，各界群众不答应，硬是搭好凯旋门，让八路军队伍从城里走一圈风光风光。百姓们倾城出动夹道欢迎，口号声、锣鼓声、鞭炮声响成一片，场面十分热烈。中国四大佛教圣地之一的五台山上的僧人们也身披袈裟，手持长笛短箫奏起了欢迎的梵乐。地处深山的五台县交通不便，加上连续多日的战争，物资供应十分匮乏。一些奸商乘机哄抬物价敲竹杠，更使物价飞涨。但八路军进驻五台后，店铺里却出现了两种价格，对抗日有功的八路军实行优惠价，对连连败退的晋绥军、中央军则是高价。这使国民党官兵很恼火，大骂阎长官老家被赤化了!
平型关大捷固然令人高兴，但并没有使八路军领导飘飘然，平型关战斗打得很艰苦，我军在和日军交手中犯了兵家之大忌：知己不知彼，低估了日军的战斗力。我军歼敌1500余人，自己也有千余人的伤亡。战斗中，许多战士甚至对着日本鬼子高喊：老乡，缴枪不杀!因不了解敌人的凶残，用国内革命战争中对待国民党俘虏那样的方法，去善待鬼子伤兵，反而增加了不少伤亡。在打扫战场时，一个营长背起一个半死的鬼子，背上的鬼子苏醒过来却一口咬掉了营长的耳朵；一个电话兵在救护鬼子伤兵时，被鬼子伤兵一刺刀穿透了胸膛；几个老乡活捉了一个鬼子准备送交八路军，无奈那鬼子又踢又咬还伤了人，搞得乡亲们怒火中烧，抡起镐头一阵暴打，顷刻间鬼子便化为一摊肉泥……平型关战斗中没有捉到一个俘虏，日本鬼子死不投降!加之国民党军队保存实力配合不力，甚至擅自撤退，不仅没有扩大战果而且给八路军造成很大困难……
在整个平型关战役中，国共两党都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并且取得像平型关大捷这样重大胜利，却没能够扭转其被动局面。5天后，大同日军南下切断了平型关守军的后路。一个月后，日军先后突破娘子关、忻口、攻占了太原，二战区的“太原会战”和“忻口会战”相继宣告失利。
平型关战斗的实践，终于使前线的八路军指战员认识到：抗日战争是中日两国综合国力、军队实力以及战略策略的较量。在目前敌强我弱和正面战场国民党军队被动防御的情况下，我军即使集中兵力再打几个胜仗，仍不可能阻止日军凌厉攻势，甚至可能会把力量微薄的红军葬送掉。正如毛泽东在战前明确指出的：“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作用。”平型关战斗后，我军前线指挥员与中央军委、毛泽东，对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的认识趋于统一。即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通过建立根据地、开辟敌后战场，以达到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之目的。
随后，115师避开敌人进攻锋芒，分兵敌后，开辟根据地伺机歼敌。
徐文伯：115师撤出平型关后，父亲带领687团继续在该地区与敌周旋。10月5日与敌激战后重新占领平型关。当时阵地上到处是国民党部队丢弃的滚雷，父亲命令将其全部推下山去，不能留给敌人。瞬间，山谷里响起雷鸣般巨响。鬼子不知何物，吓得丢下辎重慌忙撤退。这些辎重里有不少肉罐头，那阵子，每逢部队开饭，不吃别的，光吃罐头。10月17日，蒋介石致电朱德、彭德怀对父亲进行表彰。10月27日毛泽东在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也提及此事，这个谈话被收录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中。
平型关大捷后，杨成武率独立团多次出击晋东北日军运输线，歼敌多人，缴获甚丰，并两次收复广灵城。10月下旬，独立团已由出征时的1700余人发展到7000余人，奉八路军总部命令，独立团扩编为独立师。
陈东海：11月初太原失守，115师遵照军委部署向吕梁山脉转移。进山之前，师长率343旅在晋东昔阳县的广阳镇又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11月14日，日军20师团和40旅团的近万人进入我设伏圈，敌人整整走了一上午还没接到师长的攻击命令。杨德志、李天佑、陈士渠都急了，不断打电话询问父亲。直到下午3点师长才命令攻击。战斗打响后，师长和警卫员坐在大树底下一边观战，一边吃着从平型关缴来的饼干和罐头，他对父亲陈光指挥部队绝对放心。
苏晓林：这一仗歼敌1000多人，还抓了不少俘虏，父亲还给俘虏们照了像。这一仗影响很大，被史学界称为“平型关第二”。
平型关战役，由于国民党执行单纯被动防御方针，加之在战略上判断失误，举措失宜，内部协调配合不力，缺乏决战决胜的信心，最后以失败而告终。但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中央军、晋绥军为阻击日军南下太原，在平型关、团城口、茹越口等长城线上顽强抗敌，付出惨重代价。先后有上万名将士捐躯沙场(其中旅长1名、团长2名、代理团长2名、营长数十名)，他们和八路军一样，都是中华民族的英雄!这次战役虽然未能阻止日军进攻太原，但也给其以沉重打击，消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迫使日军调整部署，延缓了西犯进度。平型关战役体现了中华民族英勇斗争、威武不屈的民族精神，也体现了国共两党同舟共济并肩御侮的团结精神。
古关沧桑
多少年来，平型关大捷犹如一个历史符号已深深锲入中国人民心中。人们在讲中国历史时必讲抗日战争，讲抗日战争时必讲平型关，平型关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中国人民的政治生活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以至建国后，山西灵丘县和繁峙县为平型关的归属问题曾发生过长期争执。作为平型关关隘，它位于繁峙县境内。而平型关大捷的主战场关沟、乔沟却在离关隘5公里外的灵丘县。这个难得的荣誉，两个县都不愿轻易放过，谁都想揽过这份骄傲，谁也不想失去这份荣光。
笔者从《灵丘县大事记》中看到，从1937年9月25日平型关大捷后，县志对每个时期重大事件均有详细记载。特别是建国后的1961年3月4日，平型关战役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64年，灵丘县白崖台大队的“穆桂英民兵班”披着平型关的灿烂，被北京军区树为人武系统一面旗帜。1965年灵丘县再庄公社更名为平型关公社。1966年3月，雁北专署成立平型关绿化指挥部，组织干部、民兵、师生5000余人野营扎寨，绿化荒山3万余亩。同年，灵丘中学更名为平型关战校。甚至“文革”中当地的群众组织也自称平型关造反战斗队。1969年10月，北京军区领导李雪峰、郑维山带领军区干部乘大小100多辆汽车到平型关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1969年下半年，由北京军区主办，69军具体承办开始建设平型关大捷纪念馆。经一年多的施工纪念馆落成，两层展厅，坐东朝西，背倚指挥所，面向主战场——老爷庙。配套设施包括接待室、宿舍、餐厅、车库、锅炉房配套齐全。纪念馆南面还建有4层大楼作为招待所。纪念馆的布展由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协办。资料及实物大部分由军事博物馆提供。整体设计、油画、雕塑由中央美院师生创作完成。二楼布置有声、光、电配合的沙盘使人感觉身临其境。整个展馆格调庄重，资料丰富，创作精细。展馆的管理、讲解和接待由雁北军分区负责，有一个排女兵在此安营扎寨。那时每天伴随着朝霞冉冉升起，都能听到从山谷中传来女兵们出操时欢快的口号声。从各地前来参观寻访的个人或团体接踵而来，络绎不绝。
然而，“大事记”在1971年9月戛然停止。1971年9月13日，一个事件的发生，将全国人民震惊得目瞪口呆。在以后的岁月里，平型关也实实在在地品味到了世态炎凉。纪念馆关闭、撤展。从军事博物馆调拨的革命文物原物收回。当地征集的文物被运到灵丘烈士陵园收藏。电动演示沙盘用军用直升飞机运到了延安革命博物馆。纪念馆内供暖设施也被搬进县委招待所。负责管理博物馆的官兵们仿佛从人间蒸发，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追查建馆责任，谁也不认账，以平型关命名的组织机构纷纷易名，谁都怕沾平型关的“光”。随后，纪念馆玻璃被砸，门窗被卸，偌大的纪念馆一片狼籍。最后只剩下门厅里一尊巨大的毛主席半身塑像无法搬走，任凭他老人家孤独无奈地坐在那里，迎着塞外吹来的苦雨凄风，望长城内外唯余莽莽。
在那不尊重历史的年代里，平型关不仅失去了昔日的荣光，平型关大捷也成为反对毛主席军事路线的反面教材，有许多被中国革命战争实践已经证明正确的东西也遭到批判。在寻访中当地老乡告诉我，当年曾给115师带过路的向导都被批判，整得很惨，至今还心有余悸。
平型关的命运竟然系于一个人的荣辱之上!引起了当年参加过这场战斗的许多老同志的不满。1974年5月，聂荣臻元帅办公室接到山西某报社送来的《功罪千秋的平型关大战》一文的清样，作为批判文章请聂帅审查，准备在《红旗》杂志上发表。文章中尽管对平型关战斗作了某些肯定，但认为该仗总体上是违背毛主席教导的，和百团大战一样应该批判。聂帅看后对秘书说，平型关大战打出了八路军的成风。首战平型关，威名天下扬!当时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抵抗日本侵略军的热情和信心。怎么能够因为林彪现在犯错误就否定历史上这个伟大胜利呢?而且我记得毛主席也多次肯定平型关大战的。洛川会议确定的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基本的游击战，但还有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这一条呢。文章中提到的某些史实也不准确，这篇文章以不发表为好。他让秘书给负责中央宣传口的姚文元去信，明确提出自己的意见。
在以后近10年的日子里，平型关仿佛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但岁月流逝并没有让人们忘记平型关。从大事记可以看到，20世纪80年代初，平型关重新被人们关注。在老战士和聂帅关怀下，国家拨专款对纪念馆进行了修缮。杨成武、刘振华、王茂林等当年参加过这次战斗的老同志来了，他们在凭吊战场、缅怀先烈的同时，更多的是带来了中央对老区人民的关爱；当年参战将领的子女来了，多年的风风雨雨已使他们两鬓斑白，尽管各自的经历不同，有的人甚至命途多舛，但他们却无一例外地认为，父辈昔日的辉煌，毫无疑问的是在毛泽东这面旗帜下取得的；就连日本首任驻华武官、退役少将吉原瑞穗也携夫人、女儿、女婿、儿媳来了。面对当年血流成河的山沟，全家双手合十，低头闭目，久久伫立，默默祈祷。此时他们的心境很复杂，难过?愧悔?更多应该是反省!
在台湾地区抗战纪念活动上，国民党名誉主席连战对平型关大战和百团大战给予了充分肯定，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
林晓霖(父亲林彪，时任八路军115师师长)：2002年9月，我到灵丘参加平型关大捷65周年纪念活动。回京后去看望孙毅将军(当年孙毅是115师代理参谋长)，此时老人因骨癌截肢刚刚出院。当我把灵丘人民的问候和礼物带给老人时，老人显得非常激动。他说，平型关大捷当天晚上，我和两个师首长住在白崖台山角下的一个窑洞里，三个人兴奋得睡不着，你爸爸索性爬起来披着大衣在炕下转悠，说打了胜仗高兴啊……直到天蒙蒙亮才迷迷糊糊睡去。老人还说，在战斗中，他几次到前沿传达师长命令。阵地上尸横遍地、血流成河的悲壮场面将他震撼!说着说着老人突然声泪俱下，这一举动让在场的家人和工作人员一时不知所措。只听老人哽咽着说：太惨烈了，我们不能忘记平型关啊!……几个月后，老人离开了我们。
如今的平型关，修缮后的纪念馆虽还显陈旧，但展示的内容较客观地恢复了历史原貌，增加了对国民党军队的宣传。平型关至今还是山西省贫困地区，除了有数的几个小铁矿外，基本还在靠天吃饭。来此地参观的人不多，纪念馆也被承包了出去。当地接待能力不强，食宿条件差。散落在山沟里的几家小饭馆晚上早早就关门打烊，第二天中午才迟迟开张。当我和好友孙照蒂要求花钱在当地老乡家食宿时，老乡们都说做不来。看样子思想陈旧保守，使他们不知如何将当地旅游资源和自己的经济发展结合起来。每每想起这些，心里总不是个滋味。我真心希望平型关精神能够成为当地人民脱贫致富的催化剂，为他们带来真正的实惠。正如团城口山隘上竖立的标语一样：“雄关大捷振国威，辉煌再造新农村。”最后，我谨用聂荣臻元帅《忆平型关大捷》一诗结束此文：
集师上寨运良筹，敢举烽烟解国忧。
潇潇夜雨洗兵马，殷殷热血固金瓯。
东渡黄河第一战，威扫敌倭青史流。
常抚皓首忆旧事，夜眺燕北几春秋。
鲁挺与乒乓外交内幕
鲁挺，1920年生于山西垣曲县古城镇。1936年参加革命。在薄一波领导下，到阎锡山部开展兵运工作，带出了著名的“临汾旅”。“百团大战”后，被作为骨干调到延安军委工程队。军委工程队是我党早期的空军机构，人员均为准备输送到苏联学习航空的骨干。由于苏德战争爆发而滞留延安，就地补习文化，学习俄文，后与延安大学俄文队合并成俄文学校。参加了大生产、整风运动。日本投降后，随部队进军东北，在“四野”八纵做政治工作。1952年调总政治部组织部。1959年调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体工队任政委10年。“文化大革命”八一体工队被解散，在周恩来干预下，鲁挺调国家体委运动系任主任，并从八一队带出180余名教练员、运动员加入国家体委运动队。在国家体委三年半时间，率队参加了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后八一队重新组建，他任队长至离休。
熟知新中国体育的人们都知道，在国家体育事业发展过程中，解放军运动员在国家运动队中占有相当比重。建立新中国以后，八一队在足球、篮球、排球、手球、乒乓球、田径等各个项目里，获得全国冠军、团体总分第一共38次，个人单项第一共478次。另外有136人、28队377次打破田径、游泳、举重、自行车的143项全国纪录。
在八一体工队工作的25年中，鲁挺以一个军人的忠诚和务实态度，团结党委一班人，在大家共同努力下，为我国培养出大批优秀体育人才。在他们的麾下，走出世界冠军多人（单项、团体），涵盖乒乓球、排球、举重、游泳、体操、竞走等项目。他们是：举重：陈镜开、黎纪元、蔡炎书、钟妍、马润梅、张楠、张菊华、宋志娟、赖润明、陈丽、杨桂华、雷丽；乒乓球：刘国梁、王涛、李振恃、沈剑萍、童玲、孙晋、范长茂、施之皓、戴丽丽、王皓；排球：陈招娣、曹慧英、杨希、李延军、杨锡兰；体操：马燕红、国林跃、许志强、肖钦；游泳：卢东华；竞走：范晓玲、李红。还向国家队输送了大批优秀运动员，如篮球运动员穆铁柱、郑海霞，足球守门员李富胜等。这25年中，运动场上很难看到他的身影。可是运动员的胜败荣辱却与他息息相关，他的命运与国家体育事业和运动员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一起了。
2005年元旦一个阴冷的下午，笔者到解放军301总医院西康复楼，看望了这位大半军旅生涯与体育结缘的85岁高龄老人。尽管老人腿脚有些不便，但依然精神矍铄，他兴致勃勃地与我谈人生，谈体育……
初到八一体工队
1959年为了迎接第一届全国运动会，鲁挺由总政治部调任八一体工队政委。当时国内反“右”余波未尽，庐山会议反彭（德怀）黄（克诚）集团的政治斗争接踵而来。受全国政治气候影响，加之八一体工队人员成分复杂，自然逃脱不了清理整顿的厄运。总政派专人到八一队拔“白旗”，他们对队里的专家、教练，特别是一些旧社会留用的业务骨干采取不信任、不重用的态度。许多人仅因出身不好便受到不公正处理，有的甚至被调出八一队，下放到基层。
我军历来重视群众体育工作。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群众性体育活动能派生出战斗力和生产力。八一体工队是解放军体育工作的劲旅，历来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心爱护，他们的一举一动都为全军指战员和全国人民所关注。如何带好这支队伍而不辱使命，无疑使鲁挺面临严峻的考验。
多年的军队政治工作使鲁挺养成了坚忍不拔的性格和遇事冷静思考的习惯。作为军人，他习惯于服从，但从不阿谀奉承；作为领导，他谦虚仁厚，但绝不抱守残缺，得过且过。历史的经验使他意识到，党的事业是需要人去支撑的，而历次政治运动伤害的不仅仅是人，更是党的基业。鲁老对我说起一段往事。
1943年延安整风开展所谓的“抢救失足者运动”，由于鲁挺所在的俄文学校从“国统区”来的青年人较多，因此也成了中央社会部整顿的重点。在上级的高压政策下，经过群众揭发和自己主动“坦白交代”，全校300多人竟揭发出70多个特务分子，每个人的问题都有鼻子有眼，蛮像那么回事。运动后期一经甄别，却一个都不是真的。
1951年全国开展“打老虎”运动，这原本是针对建立新中国后个别干部经济上的多吃多占问题进行的教育运动，但随着教育深入，又出现偏差。由于上级的硬性摊派，部队里凡是与经济工作沾边的干部，如：司务长、生活管理员等，几乎无一幸免。一时间“山高林密，老虎遍地”。在他当政委的那个团，由于顶住了压力，保护了一批干部，后来这些同志大都成为部队经济管理的骨干。
每每说到这些，鲁老心里都不是滋味。他说：我党历次运动尽管出发点是好的，但由于指导思想“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先进与后进之间的矛盾上纲为革命与不革命、红旗与白旗之间的斗争，由于运动过程变形走样，其结果却不尽如人意。一场运动下来，不但达不到教育目的，反而制造出许多矛盾，收获到许多痛苦。
历史的经验不能忘记！怀着高度的政治责任心，鲁挺顶住压力，艰难地开展工作。
八一体工队队长黄烈，出身于非无产阶级家庭。父亲在国民党反动政府当过官，做过坏事，但也为共产党做过有益工作，按政策属于“有功人员”。但1952年“镇反”时被错误地镇压了。黄烈本人30年代毕业于广东省体育专科学校，当过中学体育老师，还在国民党中央军校广州分校担任过中尉体育教官。在当时的环境下，这种政治背景给黄烈带来的思想压力是可想而知的。鲁挺对此却有自己的主见。尽管黄烈出身不好，但在旧社会他是一个追求“体育救国”的热血青年。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中华大地、我们国家处于危难关头的时候，他从广州北上，历尽艰险，奔向延安参加了八路军。在战火洗礼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被评为模范党员。
参加革命后，黄烈对体育的热爱给他提供了发挥所长的广阔天地。在“抗大”学习期间，他主动拿出自己过去的积蓄，给大家买回篮球，做篮球架，是个很有影响的体育积极分子。后被贺龙同志发现，成为120师著名“战斗球队”的一员，受到过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接见。
八一队建队初期，黄烈同志带领大家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白手起家。在露天球场训练，吃战士伙食，住在先农坛体育场四面透风的看台底下。冬天训练完坐着敞篷大卡车到珠市口澡堂冲澡，寒风一吹，头发都冻成了冰碴子。在训练中他既当教练，又当陪练，硬是带出一支作风顽强、能打硬仗的运动队伍。
鲁挺认为，黄烈这样经过战争考验，又精通体育业务的同志，是八一体工队难得的专业领导，应该受到尊重和信任。他坚决支持黄烈同志大胆管理，严格训练，并配合他解决训练中暴露出来的各种问题。鲁挺和黄烈的合作，被公认是军政最佳搭档。
八一篮球队总教练唐宝堃肄业于天津南开工学院经济系，从小就嗜球如命，基本功扎实。20年代后期。他和昔日的同学刘建常、王锡良、魏蓬云、李国琛成为闻名篮坛的“南开五虎”。他们当中以唐宝堃技艺超群，名气最亮，被誉为“篮球王”。1929年“南开五虎”在上海连胜“西人青年队”（海贼队）、美国海军队以及菲律宾大学冠军队。为被洋人视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人民争了气。还多次被选为国手，两次参加远东运动会，在亚洲篮坛享有盛誉。就是这样一个同志却被作为“白专道路”的典型下放到基层。鲁挺力排众议，顶住压力，坚决将其调回八一队。
田径短跑教练白良武，父亲伪满时期当过保长，东北土改时被老百姓打死，白良武被定为阶级异己分子处理。
鲁挺认为，东北解放初期的土改运动有些地区由于政策失控，有过激行为。而且白良武从小在姐姐家长大，辽沈战役中小小年纪就参加了第四野战军，受的是革命教育，革命战争练就了他一双“飞毛腿”，是我们革命队伍中土生土长的教练员……
就这样，鲁挺在党委会上力陈己见，据理力争，为十几位出身不好或被错误定性的同志摘帽平反，有的还从基层调回北京，保护了一大批专家学者和教练员。同时在政治上信任、工作上支持他们，充分发挥其特长。这些同志不负众望，均为八一队的发展、为中国的体育事业作出了贡献。
鲁挺身为军人，在管理这支队伍中，强调将人民军队的战斗作风移植到训练比赛中去。训练要能吃苦，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叫苦。战术要灵活，比赛要有必胜的信心，这一点被国内体育界所公认。他们说，八一队队员个人技术并不显得特别出众，但当他们穿上有八一军徽的队服，就如猛虎下山，势不可挡。
鲁老对我说：初到八一队我不懂业务。但我懂得尊重人，尊重知识，懂得如何去发挥专业人员的特长，这使我很快地成为了内行的体育管理干部。正因为这样，鲁挺受到广大体育工作者的敬重。1989年，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向鲁挺颁发了“体育运动荣誉”奖章。这个奖项是国家授予对中国体育事业有突出贡献者，其分量与世界冠军相同。建国以后在解放军中只有两人获此殊荣，一位是原总参军训部总监部副部长韩复东，一位是鲁挺。
参加第三十一届世乒赛
1971年3月28日至4月7日，第三十一届世乒赛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亚洲乒联主席后藤甲二等日本左翼友好人士向我国发出邀请，他们认为，中国这样一个“乒乓王国”不派队参加，会让世乒赛黯然失色。
此时中国由于“文化大革命”，全国一片混乱，各项工作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工农业生产全面滑坡。在外交方面，与中国建交或半建交的40多个国家中有近30个国家与我发生了外交纠纷。中国的国际形象严重受损，国际地位下降，外交工作陷入困境。
毛泽东出于对国家安全的考虑，考察研究了苏联和美国的对华政策。新中国建立后，我国视苏联为社会主义阵营“老大哥”，并确立了同盟关系，外交实行“一边倒”的政策。但50年代中后期开始，两国关系逐步恶化。1969年3月，苏联武装侵占我国领土珍宝岛，以后又在新疆、黑龙江边境地区多次挑起事端，引起武装冲突和流血事件，中苏关系进入低谷。1969年6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国际共产党会议上，勃列日涅夫公开谴责毛泽东，鼓吹建立针对中国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毛泽东认为，苏联的外交政策变得十分黑暗，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是“新沙皇”！
与此同时，毛泽东看到美国的对华政策发生了变化。新中国一诞生，美国对我国采取敌视态度，出兵直接参加朝鲜战争，派兵进驻台湾。这些做法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成为中美关系的主要障碍。但当今美国已不像以前那样嚣张了，世界形势使它处于不利地位。美国的国际霸主地位受到苏联的严重威胁，同时美国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潭，欲拔不能。鉴于此，毛泽东感到“美国将来不会与中国找麻烦”。加之1969年1月，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他在竞选时就曾经许诺，如果能当选为美国总统，“想同中国冷淡的关系上画上终止符”。
毛泽东立刻捕捉到了这一信息，指示将尼克松当选总统后的就职演说全文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尼克松上台后，更是通过各种渠道向中国发出友好信息。中国方面适时地做出反应。1970年10月1日和12月8日，毛泽东两次会见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美国记者斯诺，向他表明中国对改善中美关系的态度。遗憾的是，斯诺对毛泽东的话还不敢信以为真，这个信息未能及时转达给尼克松。
因为中美两国正处于20余年的敌对关系，两国人员从来没有过正式往来，用什么办法打破这种僵持局面？毛泽东在苦苦思索着。第三十一届世乒赛的举行，客观上提供了一个中国与外界接触的机会。但事情发展的结果却谁都不曾预料。中国队在这次锦标赛上不仅摘金夺银引起轰动。更引起世界关注的是在国际政治领域诞生了一个新奇名词“乒乓外交”。
鲁挺和运动员一个不经意的举动，成为中美建交的催化剂：
由于文化大革命，国家体委各运动队基本停止了训练。少数运动项目尽管保留着，也都被打上了政治商标。如：国家体操队集体在天安门前跳“忠”字舞，以表现体育界对领袖的忠诚。或者在首都体育馆伴随着革命歌曲，做一些花拳绣腿似的表演。乒乓球队也经常在首体做一些汇报表演，以娱广大工农兵群众。
当时我国与日本尚未恢复外交关系，在是否赴日参赛的问题上，中央高度重视，做出的决定甚至还有些悲壮。周恩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详尽地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列出去与不去的利害关系，请毛泽东定夺。毛泽东在信上批示：“我队应去！”并提出“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第三十一届世乒赛和以往比赛不同的是政治性太强。由周恩来亲自指挥，外交部组建了一个庞大的班子。由赵正洪任团长，空军在国家体委的“支左”干部符志行任副团长，专职政治思想工作。王晓云任副团长负责外交，鲁挺任副团长主管训练比赛。国家体委也成立了以宋中为首的秘书班子。周总理两次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有关人员参加的准备会议。此事甚至惊动了“中央文革”的康生和江青。江青到国家体委观看球队训练，强调要通过这次比赛，展现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作为主管训练比赛的副团长，鲁挺认为，不管情况有多么复杂，只有抓好训练、打好比赛，才能贯彻好毛主席、周总理的部署。因此在训练中做了充分准备，发动群众，尊重教练徐寅生的指导原则。特别是针对当时欧洲新出现的弧旋球，认真研究对策，进行排兵布阵。
到达日本名古屋后，中国体育代表团受到了各国友好人士的欢迎。训练，比赛一切按计划进行……
4月4日，鲁挺带着球队从练习馆登车到比赛馆参加比赛。车子正欲启动，突然冲上来一个外国运动员。该运动员一身当时国际刚开始流行的嬉皮士打扮，上身着带有USA字样的运动服，下身穿着一条紫色印花的喇叭裤，留着长长的披肩发，加之长着一副老外脸，模样怪怪的，与身着国旗红，简洁、干净的中方运动员形成明显反差。他的出现让双方都大吃一惊，通过翻译才知道他是美国3号选手科恩，因误车欲求搭车去比赛馆。对于这个突发情况，全车人一时都没了主意，大家的目光齐刷刷地投向坐在司机座边上的副团长鲁挺身上。鲁挺认为，在国外打比赛运动员搭个顺风车，也不是什么原则问题，便点头应允了。
开车后，坐在鲁挺身后的运动员庄则栋小声问，我可不可以送他一件小礼物？鲁挺认为这是运动员之间友谊的表现，尽管他们代表国家，更代表人民，便又点头应允了。于是庄则栋把一件杭州织锦赠送给了科恩。科恩很高兴，想回赠点什么，可发现什么也没带，只好作罢。这个体现友谊的小小举动，立即被敏感的新闻记者捕捉到了。科恩下车时，记者立刻围上来，又是拍照，又是采访，科恩更是感到骄傲自豪。个性张扬又善于自我表现的美国人科恩不失时机地将庄则栋赠送的那幅织锦高高举起，任记者们拍照，并高兴地说，他觉得中国人非常友好，如果他们邀请我，我愿去中国看看，云云。
第二天，日本各大报刊都登出了醒目的中美友好的标题和大幅照片。代表团同志看到报纸后一片哗然，有的领导认为鲁挺捅了篓子。日本友好人士后藤甲二为此还跟赵正洪等发了脾气，认为这么大的事不跟他打招呼，太不够朋友了。然而鲁挺却不以为然。他认为运动员之间的友好举动不必大惊小怪。但代表团对此事非常重视，专门由鲁挺作了一次答记者问。又过了一天，美国代表团团长斯廷霍文在球场上找到鲁挺，提出赛后要访问中国，代表团立刻将这一动态传回国内。
据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回忆：4月6日这一天，世乒赛就要结束了。在是否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问题上，外交部和国家体委已拟就了一个关于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报告送周总理批示。周写了“拟同意”三个字，但在旁边又加上了一句“可留下他们的通信地址”，并请毛主席批示。
也就是在4月6日这一天，毛泽东在自己的名字上画了圈，表示同意。看来毛泽东也并未打算邀请美国队访华，他要吴旭君立即把文件退给外交部办理。
文件退走的当天晚上，毛泽东提前吃了安眠药。晚上11点多，吴旭君和张玉凤陪毛泽东吃饭；吃完饭时，由于安眠药的作用，毛泽东已经困极了，趴在桌子上要昏昏睡去。
突然他说话了，嘟嘟嚷嚷的，吴旭君听了半天才听清，他要吴旭君给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打电话，声音低沉，含糊地说：“邀请美国队访华。”不熟悉他口音的人是根本听不懂这些话的。吴旭君一下子愣住了。这跟白天退走的批件意思正相反呀！再说，还有十几分钟就到4月7日凌晨，世乒赛已经结束了。说不定外交部早已把中方意见传给了美国人，人家已经回国了。假如按毛主席现在说的办，显然与已批的文件精神不符，完全有可能办错。况且，主席平时曾明确交待过，他“吃过安眠药以后讲的话不算数”。
吴旭君很为难。假如把主席的意思传错了，美国队真来了怎么办？更糟糕的是第二天主席醒来说我没说让这么办，那还了得？这岂不是“假传圣旨”？可又一想，主席这些天苦苦思索中美关系，关注世界对我们派团的反应，又觉得很有可能他在最后一刻做出了新决定。如果不办，误了时机那还了得？吴旭君犹豫了。她既无人请示，又不能说：“主席你给我写个字据，免得你不承认。”当时也没有录音机。再说了，即使有录音机，谁敢录音！
请与不请，只有一字之差，办对了是应该的；办错了，后果不堪设想！
吴旭君当时只有一个念头，必须证实毛主席现在是不是清醒，怎么证实呢？得想办法让主席再主动讲话。
吴旭君决定冒一次险。她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继续吃饭，同时观察主席到底清醒不清醒。过了一小会儿，毛泽东抬起头来使劲睁开眼睛对吴旭君说：“小吴，你还坐在那里吃呀！我让你办的事你怎么不办？”
毛泽东平时一般都叫吴旭君“护士长”，只有谈正经事或十分严肃时才叫“小吴”。
吴旭君故意大声问：“主席，您刚才和我说什么呀？我尽顾吃饭了，没听清楚，您再说一遍。”
于是，毛泽东又一字一句，断断续续，慢慢吞吞地把刚才讲的话重复了一遍。吴旭君还是不太放心。反问他：“主席，白天退给外交部的文件不是已经办完了吗？您亲自圈阅的，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了，怎么现在又提出邀请呢？您都吃过安眠药了，您说话算数吗？”
毛泽东向吴旭君一挥手说：“算！赶快办，要不来不及了。”
听了这话吴旭君可真着急了，拔腿就往值班室跑，去给王海容打电话。
电话通了，她把毛泽东的决定告诉了王海容。王海容听完之后也急了，在电话里大声喊道：“护士长，白天你们退给外交部的批件我们都看了，主席是画了圈的，怎么到晚上又变了呢？”
“就是变了！”
“他吃过药，这话算不算数？”
“算。”吴旭君肯定地说。
通完电话，吴旭君赶紧跑回去。只见毛泽东仍坐在饭桌前，硬撑着身体，张玉凤扶着他。
吴旭君把刚才的情况向毛泽东做了汇报，听完以后，毛点头表示：“好，就这样。”然后才上床躺下。
第二天毛泽东醒后刚一按电铃，吴旭君迫不及待地大跨步第一个跑进卧室去，要和主席核对这件事。
“主席，昨晚你叫我办的事您还记得吗？”吴旭君问。
“记得清清楚楚。”
“您说清清楚楚指的是什么？”
“你瞧你紧张的样子！”毛泽东慢悠悠地抽着烟，并不着急。
“您快说呀！”
“当然是邀请美国队访华喽。”
听到这句话，吴旭君才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苦笑着说：“唉！主席，您可真行。您的决定突然转了个180度，您睡了一个好觉，吓得我一夜都没睡。”
毛泽东咯咯地笑出了声。他说：“你这个人呀，已经为中国办了件大事，可是你自己还不知道呢……”
这是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英明决策，通过乒乓球队打开中美之间交流的闸门，可以说是外交史上的一个创举。中国政府邀请美国队访华，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在世界范围内很快产生了轰动效应。国际舆论惊诧地大加欢呼：这一举动向尼克松来访迈出了象征性的重要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