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外交工作授权有限，未经请示就恢复这条“热线”是冒着违抗周总理命令的风险的。许大使考虑到当前首要任务是将蒙方通知的情况迅速报告中央，出于身居前线的责任感，他认为事不宜迟，应当机立断，决定立即开封启用专线。办公室贾长禹急忙从库房拿出一抽屉钥匙。由于时间久远，大家都不记得是哪把钥匙了，只得一把一把试着开，站在一旁的同志急得头上热汗直流。大概花了半个小时，才打开封闭的房门。拂去电话机上厚厚的尘土，立即要通了北京的电话总台，请接线员立即接外交部。不料接线员却推托不知道外交部的电话号码，又推说外交部电话线路坏了，“啪”的一声把电话挂断了。这可惨了这边蒙古使馆的同志，无奈他们急得抓耳挠腮，跳脚哀唤，北京总台竟无动于衷，怎么也不出声了。
怎么办？此时许大使极力让大家保持镇静，并果断决定使用蒙方的国际长途电话线路沟通北京外交部，说使馆有紧急情况报告，必须启用专设“热线”电话。蒙古的国际长途电话和它的服务一样缺乏效率，而且通话质量相当差，使馆要了近一个小时才要通北京。外交部办公厅接到电话倒很痛快，马上请示同意启用。费尽周折，许大使和大家心中的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飞机失事的电报通过这条“热线”传送完毕，已是中午12时20分了。
据说驻蒙使馆14日中午的电报传送到外交部时，外交部核心领导小组会议还没散。值班秘书顾不得敲门就闯入会议室，径直把使馆电报送到代外长姬鹏飞面前。姬鹏飞读完电报后，立即派人把电报报送毛泽东、周恩来。周恩来对驻蒙古使馆在不了解事实真相的情况下，为了使国内尽快知道我国有一架飞机在蒙古失事，当机立断启用封停多年之久的专线电话，以最快速度把电报传回北京，表示满意。周恩来要求外交部将电报用三号铅字打印18份，当天下午6时由符浩亲自送到人民大会堂，交中办副主任王良恩。周还专门强调，知道电报内容的人要绝对保密，从现在起，要指定专人译办驻蒙使馆来的电报，由符浩密封后送他亲启。
国内指示，大使亲赴现场勘察
14日中午12时左右，正当我蒙古使馆紧张地同国内进行联络的时候，蒙古外交部又来电话，称飞机已经准备好了，催问使馆人员何时动身去现场察看。许大使原定派一秘孙一先带两个助手去现场，自己留馆等待国内指示。在蒙方催问时，许大使考虑去现场事情重大，在未得到国内指示之前，不能贸然行动。于是便以尚未准备好为由，请求推迟飞机起飞时间。两小时后，蒙方又来电催问，大使便直率相告，正在等待国内指示，蒙方也不再催了。
下午6时许，终于盼来了国内指示，外交部要大使偕随员亲赴现场查看。许大使顿感事情比预想的还要严重。此时蒙古外交部已经下班，他决定打破常规，紧急约见额尔敦比列格副部长。副部长当晚有外事活动，会见安排在晚上8时半，地点仍在他的办公室。许大使表示奉政府之命通知蒙方：13日凌晨2时许失事的那架飞机，可能是由于迷失方向误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国境。对此我们表示遗憾。对蒙古政府愿意提供飞机并指派人员陪同去现场表示感谢。我将亲自率领有关人员前往现场，请蒙方予以帮助。
额听完后立即要许大使澄清：中国方面关于飞机可能是迷失方向误入蒙古国境的解释是否可以认为是“正式答复”，许大使回答可以这样认为。他又追问到是否是“最后答复”。对方紧追不舍的态度使许大使警觉起来，他思索了一下说：“这是我国政府在得到使馆的第一次报告后给我的指示，是正式答复，但不是最后答复。”他又追问失事飞机是从哪里起飞的？往哪里飞？许大使坦率地告诉他，这个问题目前无法回答，并反问他，蒙古方面是否有飞机失事的进一步材料可提供给使馆，他回答暂时没有，但以后会有进一步的通知。额抱怨：中方不及时赴现场勘察，如果尸体变化太大，惟恐中方提出更多问题，并问许大使有无权利处理尸体，看来蒙方急于处理尸体。许大使问额蒙方有无可能将尸体火化，让我们把骨灰带回去。额表示蒙古没有火葬习惯，在那个地方火化尸体可能性不大。他要许大使等候飞机起飞消息，做好明天赴现场的准备。
许大使回到使馆后立即把约见情况报告国内，并请求如果尸体不能火化，可否就地埋葬，待将来适当时候，再把遗骸运回国内。翌日凌晨，国内指示：尸体尽量争取火化，将骨灰带回；如火化确有困难，可拍照作证，就地深埋，竖立标志，以便以后将遗骸运回国内。
勘察飞机坠毁现场
9月15日下午1时30分，蒙古外交部通知我使馆，温都尔汗地区气象好转，专机2时30分以后可以起飞。许大使和孙一先、沈庆沂、王中远三位同志带着应用物品，并准备了一箱备用的酒、烟、茶等礼品匆忙动身。除此之外，许大使有每天收听外语新闻的习惯，他还随身带上了收音机和照相机。临上车时，吕子波参赞把一件夹大衣塞到大使手中。蒙古草原的秋天，昼夜温差大，这件夹大衣让许大使在随后的勘察中免受了冷冻之苦。
为勘察现场，蒙方组织了一个庞大的班子。他们有：蒙古外交部领事司司长高陶布、二司专员古尔斯德，边防内务管理局桑加上校，还有法律小组、卫生医务小组，蒙古通讯社、报社及电影摄制组人员，看来蒙方对这次坠机非常重视。
2时45分他们乘坐的伊尔14飞机起飞，航程300公里，目的地是邻近中央省的肯特省省会温都尔汗。从飞机往下望去，乌兰巴托东北乌兰花的北山上，苏军的几部远程警戒雷达正在不停地转动着，当飞机飞经乌市东南那来赫矿区上空时，一个苏联空军基地尽收眼底。大约3500米长的主跑道和滑行道组成的矩形机场，呈东南——西北方向躺在草原上，几十架喷气式歼击机都脱去了机罩，在太阳照耀下熠熠发光。在飞机身后滑行道的外缘，一串串机窝历历可数。下午3时45分，飞机在肯特省省会温都尔汗简易的机场降落。在蒙古，肯特省以水草丰美而著称，肯特省的肯特县是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故乡。该省一位副省长和机场场长前来迎接。大家寒暄了几句后，蒙方说，中国飞机坠毁现场离这里还有70公里，趁天气尚早，可换乘汽车去看看，晚上回温都尔汗休息。在征得中方同意后，大家匆匆改乘两辆嘎斯69和一辆大轿车向目的地出发。
汽车沿着克鲁伦河前进。克鲁伦河是蒙古境内的一条大河，它向东汇入中国境内的呼伦贝尔湖，注入黑龙江，流进太平洋。这条河下游东方省的哈拉欣河尤为出名。1939年，苏联元帅朱可夫指挥苏蒙联军在此对日本关东军进行了一次大会战，苏蒙联军大胜，致使整个卫国战争期间，日军不敢染指苏联东方战线，保障了苏对德战争大后方的安全。三辆汽车在高低不平的草原上颠簸了近两个小时，下午6时左右抵达现场。在一片漫坡上，黑乎乎一条烧焦了的草地和一个高高翘起的喷气飞机尾巴映入眼帘。失事现场边缘上，有蒙古哨兵在游动。据说该地区原为苏军防区，飞机失事后，苏军立即封锁了现场。随后，苏军撤出，蒙军进入。
飞机失事现场位于温都尔汗西北70公里的苏布拉嘎盆地。这是一块不太规则的长方形丘陵间的盆地，沙质土壤，南北长3000多米，东西宽800多米，地势开阔平坦，牧草茂盛，有膝盖那么深，踩下去软绵绵的。飞机是由北向南降落，着陆点正好是盆地中央，坠毁在盆地的南半部。草地燃烧面积长800米，宽度由北的50米扩展至南面的200米，呈梯形。许大使环顾了一下现场，在萧瑟的秋风中，焦黑色的草地上散落着大大小小的飞机残骸，覆盖着白布的尸体分外显眼，一片凄凉悲惨的景象。
蒙方人员簇拥着许大使等人向现场走去，照相机和电影摄影机喀嚓喀嚓响个不停。高陶布对许大使讲，现场有死难者的一些遗物，是否只看不取，待视察完毕由蒙方统一移交。许大使表示同意。
勘察从现场北端看起，飞机着陆点以南约30米长的草皮被机腹擦光，西侧平行处，是右机翼划出的深约20厘米的一道槽沟。再往南，擦地痕迹消失，进入燃烧区，飞机碎片越来越多，越来越大，面越来越广。至200米处有一段带舷窗的机身，其东南20米左右处有一段左机翼，上有“……56”号码；至320米左右处有一扇舱门，门上钉有“旅客止步”的塑料牌，门东南30米处有一发动机；约400米处有三个连装座位架和座垫，其东侧40米处有一段右机翼的外展部分，上有“中国”二字；机头在530米处猛烈烧毁，只剩下镶嵌仪表的空架子和残碎机件，机壳都已化为灰烬；机头正东20米处有一段右机翼的内展部分，上有“民航”二字，“航”字旁边有一个直径约40厘米的大洞；机头以南80米处有一起落架。再往南200米，在未燃烧的草丛中躺着一个完好的轮胎；机头西北60米处是斜卧着的机尾，它的正南和东面20至40米处各有一个发动机，机尾上的五星红旗和机号“256”等标记清晰可见。这些标志明白无误地显示这是我国民航256号飞机。
机头以北50米处散布着九具尸体，尸体中间有一炸坏的方形食品柜，旁边堆放着蒙方收集起来的死者遗物。尸体大都仰面朝天，四肢叉开，头部多被烧焦，面部模糊不清，难以辨认。许大使将尸体由北向南编成1至9号。并让孙一先等从各个角度拍成照片，以便以后鉴别确认。根据事后查证，5号尸体是林彪，瘦削秃顶，头皮绽裂，头骨外露，眉毛烧光，眼睛成黑洞，鼻尖烧焦，牙齿摔掉，舌头烧黑，胫骨炸裂，肌肉外翻。8号尸体是叶群，是惟一女尸，烧灼较轻，头发基本完好，左肋部绽裂，肌肉外翻。2号尸体是林立果，个子较高，面部烧成焦麻状，表情痛苦，死前似在烈火中挣扎过。现场遗物中有林立果空军大院0002号出入证。此外，1号尸体是林彪座车司机杨振纲。3号尸体是刘沛丰。4号尸体是特设机械师邵起良，身穿皮夹克，九人中只有他的衣服未被烧光。6号尸体是机械师张延奎。7号尸体是空勤机械师李平。9号尸体是驾驶员潘景寅。这些尸体和一般飞机失事的尸体不一样，并非个个焦骨残骸，而是驱干都完整，大多数皮肉挫裂，骨骼折断，肢体变形，烧伤严重，系飞机坠毁时摔撞燃烧所造成的。由于燃烧时伴有一氧化碳中毒，尸体皮下呈樱桃红色，加之停放时间过长，个个僵硬肿胀像蜡一样。值得注意的是，每具尸体腕上都无手表，脚上没有鞋子，看来飞机紧急降落前，为避免冲撞扭伤，机上人员是做了些准备的。
许大使让孙一先等人抓紧落日前的阳光进行拍照，同时对现场情况进行了初步梳理：蒙古方面基本保护了飞机失事现场；飞机是由于不明原因着陆时失去平衡，右机翼触地引起爆炸燃烧；飞机的毯子上有巴基斯坦航空公司PIA字样，说明飞机是从巴基斯坦买来的，但不知机上所乘何人，为何在蒙古境内失事。据笔者了解，70年代初，因巴基斯坦发生水灾，中国政府向巴发放了为数不多的无息贷款，作为还贷的一部分，当时的叶海亚总统将巴方购买的三架英国三叉戟飞机以实物还贷形式转让给了中国。那时，在广州白云机场、北京首都机场和一些三叉戟航线上，经常能看见一些大眼睛、皮肤黝黑的巴基斯坦技师在培训我们的飞行员。
按蒙方意见土葬死难者
视察完现场后，天色逐渐灰暗下来。双方人员站在已化为灰烬的飞机机头旁讨论尸体处理问题。高陶布司长一再强调蒙古没有火化习惯，而且已裸尸三天令人不忍，必须立刻土葬。许大使观察了一下现场，也觉得当地根本没有火化条件。根据国内提示，便同意了按蒙方意见进行土葬。蒙方建议，失事现场不宜让死难者“居住”。按照蒙古人的习俗，墓地要选在高地上，面向东方，从早到晚都能见到太阳象征着吉祥。
桑加上校带着大家踩着没膝的茅草，先是向东走去，然后又折回来，最后来到飞机主机西北的高地上。桑加上校说：“这里地势较高，向东可以看到失事现场。而且每天迎着刚升起的太阳，葬在这里好。”他的一片好心不应辜负，许大使决定照他的意见办，并表示感谢。
桑加上校随即调来一个班士兵连夜挖墓穴。此时已是晚上8点多钟，天完全黑透了，气温降到2℃左右，冷风刺透衣裳。在汽车大灯的照射下，许大使接见了前来挖坑的士兵。这班士兵还穿着夏季军装，在寒风中冻得瑟缩发抖，嘟嘟囔囔颇有怨言。许大使让孙一先拿来随身带来的两瓶二锅头送给他们。蒙古民族是一个好饮酒的民族，乌兰巴托酒厂生产的白酒不好喝，而苏联的伏特加度数又不够，见到有度数这样高的好酒，战士们立刻精神抖擞，叽叽呱呱兴高采烈地开始连夜干活了。
回到温都尔汗已是晚上10点多了。中蒙双方下榻在省政府招待所——克鲁伦旅馆。洗漱完毕便下楼与蒙方人员一起用餐。由于对方白天在现场态度友好，大家虽然鞍马劳顿，但心情还算舒畅。蒙方准备的饭菜比较丰盛，为了酬谢蒙方人员的合作，许大使又拿来几瓶汾酒、一听罐装中华香烟和一些罐头助兴。蒙古朋友非常喜欢这种高度数的白酒，三杯下肚，餐桌上便活跃起来了。席间高陶布司长说：“我们已经看了现场，现在应该写个正式文件，这个问题饭后商量。”许大使趁机询问他们是否知道飞机失事的具体情况和原因，高陶布说，飞机在空中时没人看到，但燃烧时火光冲天，有人看到了。至于飞机迫降原因，也许是发生了不明原因的故障。
对于第二天安葬事宜，许大使提出四项建议：
一、墓旁立一块碑，上写“中国民航1971年9月13日遇难九同志之墓，”下写“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蒙古大使馆”。
二、按照蒙古习俗，在墓顶放一件失事飞机的残骸，如标有“中国民航”字样的机翼。
三、请蒙方把遇难者的文件和遗物交给中方，我们写张收条。
四、请蒙方人员帮助画一张飞机失事现场图，注明出事地点的经纬度。
高陶布表示他们要研究一下，还要向上级请示。
这顿晚餐吃到将近午夜，中方人员正准备就寝，蒙方又提出马上商谈飞机失事的正式文件。9月16日0时25分，双方开始第一轮会谈，谈到凌晨3时结束（谈判部分见后）。双方协议当天为死者举行安葬，然后双方回温都尔汗继续会谈。
9月16日上午7时30分，双方人员再次乘车驶往苏布拉嘎盆地，在途中发生了一起事故。许大使和沈庆沂乘坐的汽车因司机车速过快，在丘岭间颠簸前行时，一个塄坎将车高高弹起，坐在后排的沈庆沂鼻梁蹭在车棚横梁上，擦破了好长一块，血流不止，眼镜也蹭掉了。幸亏许大使坐在前排死死抓住了车把手，否则也要受伤。车子不得不停下来，等待后面大车上的医疗小组救援。古尔斯德专员上来后看到这样情景大为恼火，咆哮着将那个司机训斥了一通。
上午9时30分，在蒙方人员陪同下到达现场。昨夜降霜，草地比较湿润，肃杀的秋气显得格外浓重。许大使嘱咐随行人员利用天气晴朗光照好的条件，仔细复查一遍现场情况，特别注意观察飞机失事的原因。多拍些照片，以便送回国内研究鉴定。
高布陶司长询问许大使，法医是否可以开始工作，逐个进行检验？许大使认为死因已十分明显，不必再折腾了。尽管如此，双方对尸体仍然看得比较仔细，我使馆人员从各个角度拍摄照片。蒙方摄影人员除了拍摄尸体外，还对准许大使和随员拍个不停。
上午10时许，蒙古士兵抬来九口白茬棺材放在尸体旁。大家对九具尸体从不同角度拍照，然后按编号顺序入殓。9号尸体因身驱高大而两手上举，装进棺材不能合盖，蒙古士兵请示是否可以折断。高陶布司长用目光征询许大使的意见，大使痛苦地点了点头。只听喀嚓喀嚓的骨折声入耳森然，之后两个士兵用劲按住棺盖钉上钉子，装殓后由蒙古士兵运往墓地。
墓地位于飞机失事现场西边1.1公里处，在一块高地的东坡上。墓穴长10米，宽3米，深1.5米。正准备下葬时，高陶布司长指着刚到的卡车对许大使说，按蒙古习惯，应在尸体上覆盖红布、黑布，现在汽车来迟，尸体已经入殓，是否可以把红布，黑布铺在棺材上。许大使表示同意，并感谢蒙方的好意。九具棺材入穴后，许大使和高陶布、桑加先后执铲做象征性填土，接着使馆其他同志填土，最后由蒙古士兵填土修墓。
蒙方建议利用战士填土的时间，继续商谈。会谈是在大轿车上进行的，主要是谈蒙方起草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飞机失事遇难人员安葬纪要》。为避免在这种场合进行争论，许大使表示这个纪要作为第一个文件的补充，可以简单一些，只写九具尸体怎样埋葬，埋在什么地方就行了。接着就转到从飞机上拿一样东西放在墓上作为标记的问题。沈庆沂建议把写有“中国民航”的一段机翼放到墓上，蒙方称那个东西太大，搬不动。王中远又提议把机尾上炸掉的发动机进气口环放在墓顶，蒙方接受了。蒙古士兵用汽车把进气口环和环中间的分流锥拉来放在坟顶上，一眼望去，明晃晃的十分扎眼，不仅可作为永久的纪念，也是一个显著的航空标志。随后，许大使带领使馆人员站成一排，怀着难言的心情，毕恭毕敬地三鞠躬，向死难者致哀。
艰难地谈判
在第一天视察现场后，蒙方便提出要签署飞机失事的正式文件。双方连夜进行谈判，但在实质问题上分歧很大，甚至多次发生激烈地争执，关键在于飞机的性质是“军用”还是“民用”。
安葬遗体后回到温都尔汗已是下午5时多了，连续几天的高度紧张和劳累，大家都感到精疲力竭，需要好好休息一下。但当晚10时左右，蒙方送来他们起草的《现场调查纪要》，并要求连夜会谈。许大使利用沈庆沂和王中远翻译文件之机，靠在沙发上思考两天来的情况和问题。他感到，蒙方在帮助视察现场和安葬遗体方面是友好的，但在某些方面态度很强硬。他们虽然不再称失事飞机是“侵犯”和“入侵”蒙古国境，改用了“进入”二字，但仍强调飞机是“军事人员驾驶”，“军事人员乘坐”，甚至说是为“军事目的服务”。对方抓住“军事”不放，显然是别有用心，想在政治上置我于不利地位。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是不能让步的。一定要按照国内指示，坚持是我方民航飞机误入蒙古国境的立场，进行耐心的说理斗争。主意已定，心情里反而松弛下来，竟不知不觉地睡了过去。凌晨1时文件翻译完毕，我方人员立即研究，准备了应对方案。
凌晨4时25分，双方在旅馆开始正式会谈。许大使首先对蒙古政府提供的合作表示感谢，接着对《现场调查纪要》提出修改意见：
一、提议把序言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飞机于1971年9月13日2时左右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国境”改为“中国民航飞机由于迷失方向误入蒙古国境”。
二、针对纪要第一条在记述飞机残骸时，只讲有中国国旗和256号机尾，而不讲标有“中国民航”字样的机翼，应标明机翼上有“民航”二字。
三、针对纪要第七条记叙死者遗物，得出“失事飞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人员使用的”和“死者都是军事人员”的结论，提议改为“这架中国民航256号飞机载有中国军事人员，也载有非军事人员”。
对于蒙方提交的《安葬纪要》提议将序言部分改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友好帮助下，中国民航256号飞机失事遇难的九名人员（八男一女）遗体按下述方式安葬，然后写明在何时何地和如何安葬。
大使发言后，蒙方建议休会10分钟。然而以后蒙方却迟迟不来复会。大使利用这个时间习惯地打开收音机，此时外电报道，中国关闭了所有机场，禁止所有飞机起飞。他马上联想到这一惊人的新闻很可能与这架失事飞机有关，这更让他感到问题的严重和复杂。这时沈庆沂发现，蒙方人员匆匆往邮电局跑，很可能是急于向上级请示。许大使考虑形势紧迫，此地不宜久留，要尽快回使馆向国内汇报情况。他让孙一先通告蒙方，鉴于我国国庆22周年临近，大使要在今天赶回乌兰巴托主持馆务，建议双方回乌兰巴托后继续会谈。
在蒙方要求下，上午10时15分继续复会。桑加上校对许大使提出的修改意见逐条驳回。他认为没有证据表明中国飞机是由于迷失方向误入蒙古国境的，“因为死者都穿军装，并带有枪支”，我方坚持飞机上那个女性是非军人，现场还有她一双白皮鞋。而且“文革”期间，我国民航均由空军管理（蒙古民航也是由空军管理），不能以军人驾机就片面认为是军用飞机。由于双方立场不同，唇枪舌剑非常紧张，谈判陷入僵局。谈判在温都尔汗进行了五轮，但最终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最后蒙方不顾中方坚决反对，单方签定了《现场调查纪要》和《安葬纪要》。一场夜以继日的紧张谈判不欢而散。这时中国使馆打来长途，让许大使速返乌市，想必国内急于得到飞机失事的情况。下午6时，双方悻悻登机返回乌兰巴托。
事后回想起来，蒙方强调“军用”二字不是没有道理的。但由于当时国内没有讲明飞机性质和其他更多情况，只是告知飞机因迷失方向误入蒙古领空，驻外机构必须按上级指示和口径办事；同时蒙方一再强调飞机是“在没有外来影响下，由于自身不明原因坠毁”，似乎在有意躲闪什么。加之不久前，苏联以间谍侦察为名，在某军事敏感区上空将一架他国民航客机击落，这就加重了我方对飞机坠毁原因的怀疑，在实地勘察中也偏重这方面调查；关于飞机上的“黑匣子”（驾驶员座舱语音记录器）我们没有提出索要，这是非常遗憾的。我使馆人员当时没有这方面常识，国内也没有这方面的要求。据航空专家讲，三叉戟“1E型”已装有“黑匣子”，这使对飞机失事的调查缺少了许多宝贵资料。其实早在许大使到达失事现场之前，“黑匣子”和飞机上的一个发动机已被苏联人取走了。就在许大使离开现场不久，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又来到坠机现场，挖开墓穴，割下林彪和叶群的头颅，架起大锅煮烫去皮后带回莫斯科（苏联保存有林彪1938—1941年在莫斯科治病的详细病历）。
回到乌兰巴托后，许大使立即向外交部做了汇报，根据国内指示就尸体和遗物索要工作继续与蒙方交涉。中方急切的态度引起了蒙方的疑心，蒙方要求中方提供死者的姓名和身份。为了防止蒙方要价，许大使奉命停止了外交交涉，并派孙一先带着有关资料返回国内汇报。
我的姥爷孙继述
小时候，姥爷在我的记忆中很遥远。我在南国广州，对远在东北沈阳的姥爷只有一个浅浅的印象。在我儿时的记忆里，父母很少提及他，只知道沈阳的姥爷生活低调，长期赋闲在家，但有知识，手很巧。20世纪50年代末，国家经济和科技尚不发达，姥爷给我们寄来了自己制作的矿石收音机。那用硬纸板压出的弧形机壳，用红色电线做出的刻度盘，犹如一件工艺品，简直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着实让我们这些外孙们惊诧不已且爱不释手。到了60年代，姥爷又给我们寄来了用塑料肥皂盒做的半导体收音机。1968年我参军入伍，正值文化大革命，按部队规定，战士是不允许使用半导体收音机的。可是我太喜欢了，于是，我采取瞒天过海之术瞒过连长的检查，将这个冒充“肥皂盒”的半导体收音机带到了连队。尽管当时不便使用，但它却在我的行囊中伴随了我的军旅全程。
长大了，我逐渐对姥爷有所了解。记得是1979年3月上旬，我恰从广州回京探亲。父亲刚刚解除审查回家的第四天，有人来访，我去开门。见门口站着一位身着军装、略显福态、慈眉善目的老人，旁边还有位清瘦的女同志。他们用浓重的东北口音问到：“这是孙辛女儿家吗？你是孙辛什么人？”谁是孙辛？我一时愕然！后来我得知来访者是军委炮兵副司令高存信伯伯和夫人白竟凡阿姨。他们不仅是父亲在冀中军区的老上级，也是延安时期与姥爷同在“东干队”的领导。从那时起，我知道了姥爷曾经使用过两个名字，参加革命前叫孙继述，参加革命后叫孙辛。
后来我回到北京，离东北近了，与姥爷接触多了起来。加上我在部队曾做过无线电报务员，和姥爷过去曾是同行，因此共同语言也格外多些，日久天长，我对姥爷有了更多了解。
投身抗日
姥爷1911年出生在沈阳市的一个手工业者家庭。虽不富裕，还算殷实，兄妹5人均受到过良好教育。
16岁那年，受父母之命，经媒妁之言与比他大一岁的姥姥结婚。听姥爷说，结婚前，在双方家长策划下，曾在沈阳中街的一家杂货店里“偶遇”过一回，远远地“瞄”了姥姥一眼，长得咋样也没怎么看清楚，成亲那天不免有些忐忑。进洞房后掀开姥姥的盖头，只觉眼前一亮，哎呀！长得还挺漂亮。
18岁那年，姥爷从沈阳电报学校毕业就业于沈阳电报局做国际电报报务员，邮电局属国家公务员系列，每月工资80块现大洋。按当时的物价，生活绝对是温饱有余。
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北沦为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在不做亡国奴的思想驱使下，姥爷毅然携家眷（姥姥、母亲、）离开沈阳赴天津，在天津电报局任打字员、无线电报务员。
1937年“七七”事变，天津也沦陷了。当时的国民政府交通部命令天津电报局停业并决定：职工家在北方的一律停薪留职；家在南方的可去南方各局就业复职。
根据这一规定，姥爷属停薪留职一类。但他既不能回日本占领下的东北老家，这有违当初逃离沈阳的初衷，又不能继续留在正沦为日本人统治的天津。为了寻找生计，只能将姥姥、母亲、舅舅寄放在沈阳的大哥家，孑然一身投奔汉口交通部要求复职。临别时与姥姥约定：“打不倒日本我不回家，打倒日本要饭也要回家！”满怀生离死别的悲愤，姥爷乘船离津绕道香港，经广州抵达汉口，并获准在汉口电报局国际电台工作。
在当时的形势下，汉口本应呈现一片同仇敌忾积极抗日的景象。但战时的武汉灯红酒绿，到处可见国民党的腐败和消极抗日。所幸姥爷有读书看报的习惯，他从《新华日报》上经常能看到中国共产党和军队的抗日救亡活动的消息，同时从三联书店的进步书刊中得到启迪。姥爷不仅萌生而且坚定了投身抗日的信念，也确定了投奔革命的方向，到延安去！
此时恰逢西安电报局要报务员，姥爷便申请到西安电报局工作。在国共合作期间，西安设有八路军办事处和东北救亡总会。由于这些机构的合法存在和活动，西安街头到处可见抗日救亡的标语，这就更坚定了姥爷去延安的信念和决心。
去延安
延安在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各界爱国人士和热血青年向往的革命圣地。但当时从国民党统治区去延安参加革命并非一件易事，要冲破重重险阻，须经受重重考验。
根据当时规定，电报局的报务员即视为国家公务员，若擅离职守即是非法行为，何况是去投奔共产党。因此首先必须取得合法手续离开电报局，惟一的选择就是请病假获准离开。
其次，去延安参加革命还需要相当单位的介绍。姥爷是经过“西安东北救亡总会”介绍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但如何与八路军办事处联系办理去延安的手续还是一大难关。虽然是国共合作期间，但八路军办事处驻地周围遍布国民党的特务，必须提高警惕，稍有不慎即会被跟踪和绑架。
从西安去延安是第二难关。原有的交通工具已被国民党阻断，去延安只有徒步而行，800里路程要走十几天。不仅如此，由于去延安途径的大小县城、村镇都有国民党军特驻守，对去延安人员倍加注意，时有绑架发生。因此只能躲开城镇一路绕行，食宿在偏远的乡下，这对于城市青年来说也是一次磨练和考验。姥爷到达延安的第二天，毛泽东主席亲自接见了他们，毛主席说，……你们来延安参加革命要学会三件事。第一件你们已经做到了，你们步行800里走到延安来参加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你们还要学会开荒种地；也要学会打草鞋……
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
为了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我党在延安建立了抗日军政大学并在敌后建立了“抗大”分校，培养造就了大批党的干部，成为敌后和根据地各条战线上的骨干力量。
姥爷是1939年4月底到达延安并进入“抗大”八队学习，他将原名孙继述改为孙辛，3个月后提前结业调到抗大直属二队（即“东干队”）学习。
“东干队”全称为“东北干部工作队”，队长是张学思同志（张学良的胞弟，建国后曾任海军参谋长），副队长是高存信同志（东北著名民主人士高崇民之子，建国后曾任军委炮兵副司令）和罗文同志。学员大部分是来自东北军的中下级军人和原东北大学的流亡学生，这些人是我党为收复东北储备的骨干。在技术干部里只有姥爷是做电信工作的，还有两名医生和4名朝鲜同志。
“抗大”的学习虽是短期的，但相当紧张，除讲授军政一般理论外，还有哲学、联共（布）党史等马列主义基础课。讲课的教员都是些知名学者和中央领导同志，有时还能听到毛主席在大会上的讲话和周副主席关于国际国内的形势报告。
“抗大”的学习和生活是比较艰苦的。窑洞是宿舍，露天为课堂，每人一个小马扎既是课桌又是坐凳，上课开会随身携带。吃的是小米，菜金每人每天一分钱，每人每月发给零用钱一元。
尽管生活艰苦，但业余生活仍是丰富多彩的。那时学校经常可以看到话剧、京剧和歌曲演唱会。各单位自己动手排演一些小型文艺节目，如《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等。在大的集会会场上更是歌声不断，此起彼伏，“抗大”的啦啦队生龙活虎甚是活跃，很有知名度，连当时美军观察团和一些国民政府的官员来此参观都深受感染。
延安开展体育活动虽受到地形和器材条件限制，但篮球运动还是较为普遍，在篮球场上时常能见到朱德、贺龙等中央领导的身影。
开赴敌后
1940年抗大“东干队”结业后，全队集体调赴冀中军区，姥爷被分配到司令部三科任通讯参谋，分管司令部的电台和电话通讯工作。在冀中姥爷和在作战科当参谋的我的父亲同在一个司令部工作。后来，每逢说到这一段，姥爷总会自嘲地对我说：“哼！那时在我们这些老参谋眼里，你爸不过是一个只会接电话的小参谋。”
当时抗日战争已进入最困难阶段，冀中根据地是靠近京津地区的敌后根据地。日寇占据津浦、德石等铁路沿线，筑有碉堡，不断对根据地进行扫荡，斗争非常残酷，冀中的部队已没有条件集结进行大规模地运动作战。为了适应形势需要，冀中军区采取“化整为零”的策略，把军区机关疏散到六分区的各个游击小分队坚持敌后斗争。当时武器弹药稀少，并优先保证一线作战部队。像姥爷这样的技术干部仅配给一颗手榴弹。姥爷说，这颗手榴弹是最后留给自己用的。姥爷曾自豪地对我说：“当年在冀中打鬼子，使用挑门帘子战术，我们在门后躲着，鬼子进来一个我们整死一个。”说得煞似轻松自如。但我也当过兵，很清楚被鬼子堵在屋里那种走投无路的滋味。整死一个好办，来一群呢？
为以防万一，不给敌人留下可以证实个人身份的东西，部队将所有的文件统统销毁，姥爷的一枚“抗大”毕业证章是无意中滑入衣服的夹层角里才得以保存下来。
1942年“五一”反扫荡后，姥爷调到晋察冀军区司令部，任司令部通讯参谋和在职报务员培训队队长。当时冀中各部队报务人员技术水平参差不齐，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作战指挥，为了适应战争形势的需要，来自各部队40余名现职报务员参加了培训。由于战争形势恶化，鬼子连续对根据地进行“扫荡”，培训队根本没有集中训练的条件。无奈之下，姥爷和指导员只能各带一个培训班分散活动。一次几乎与敌人遭遇，他们发现敌情后及时转移到山上。此时正值严冬，由于衣着单薄，不少同志被冻伤。
重回延安
1943年底，根据抗日战争的发展，为大反攻接收城市做好组织准备，军委三局决定在延安通信学校开办有线电报培训班，姥爷从前线调回“延安通校”任专职教员。
培训班的学员都是来自各部队从未接触过有线电报的通讯人员，约40名。授课没有教材，姥爷运用过去电信学校所学的有线电报常识和在国民政府电信部门的实践，亲自编写了《有线电报通报用语》小册子，要求学员下工夫熟记通报英文用语，同时概要地讲授了电磁学。为了掌握有线电报的通报技术，给学员的实践机会，姥爷利用仅有的两部音响机分别装到两个窑洞里进行实际操作收发电报训练。通过近一年的学习，学员基本掌握了有线收发报技能。
另外，姥爷利用课余时间给学员们介绍了国统区几个主要城市有线电报的几种机电设施和使用情况以及国际国内无线电台的设施和通报情况。这些学员毕业后，大都成为了解放后邮电系统的领导和骨干。
挺进东北
1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8年浴血抗战以中国人民的胜利告终，然而蒋介石却下山摘桃子了。在美国支持下，国民党以5个美械主力军向东北发动进攻。摆在我党面前的首要任务是收复失地，发展经济恢复生产，巩固和扩大解放区。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做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重要报告，高屋建瓴地指出：“蒋介石对人民是寸权必争，寸利必得。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中央随即制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迅速组成了由2万名干部、22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其中包括4名政治局委员的庞大班子和约11万部队向东北挺进。
1945年九十月间，中央军委三局派姥爷从延安来到东北，分配在西满军区司令部任三科副科长。
司令部进驻郑家屯（双辽）后，政委李富春指派姥爷筹建地方邮电管理机构，成立西满邮电管理局，被任命为代理局长。该局在西满军区司令部领导下，接管西满地区邮政、电信和电业（发电厂）机构，恢复并发展地方邮政、电信和电业业务。姥爷对我说，刚进入双辽，到处可见日本人遗弃的物资装备，东北野战军可发大财了。他甚至在一个日本遗弃的军医院里收集到不少药品和医疗设备，还有几个未来得及撤退的日本籍医护人员。他不仅动员他们参加了民主联军，还和吕正操司令撮合成一对日本医护人员的婚姻。到达双辽后，姥爷托人到沈阳将姥姥、母亲、舅舅接到了双辽。
1946年3月，国民党军队向我辽北地区进扰，邮电管理局奉命将大部分人员疏散至白城子，在白城子成立了西满邮电管理局的办事机构。齐齐哈尔市解放，姥爷率部进城，并接管了齐市邮政、电信和电业局。
齐齐哈尔解放不久，由于国民党大举进攻，我军曾一度准备撤出齐市，根据李富春政委指示，要做好再次打游击的精神和物质准备。为此，姥爷组织邮电干部职工除将电信局的无线发射台和器材移交给新华社外，又搜集了一些西药和医疗器具交给部队使用。
齐齐哈尔市是当时西满较大的城市。姥爷接管该市邮电和电业后，除了支援部队通信工作外，当务之急是保证对全市的供电。因为它影响全市粮食加工、报纸出版及生活用水和照明等。但当时齐市对外交通已被国民党阻断，煤无来源，电厂不能正常供电，这无疑是对我们新生政权的严峻考验。在这种情况下，邮电管理局发动工人挖出电厂内铁路专线下残留的散旧煤，混合废油代煤发电；也曾拆用日伪军的木质马棚以木代煤发电；最后不得以还用电信局库房内的木质电柱来代煤发电。
在此期间，姥爷组织干部职工还接管了当时的嫩江地区邮电局以及毗邻的黑龙江省和内蒙古的部分邮电局，打通了各邮电局及辽北各局间的邮路和电路通信，从而在西满地区以齐市为中心较全面地恢复了邮电业务。同时，为开通电报业务需要，恢复了电信学校，培训了大量报务员。
东北邮电管理局于1946年10月在哈尔滨成立。姥爷11月从西满邮电管理局调总局任副局长，分管电信工作。当时国民党重兵压境，欲将东北野战军就地歼灭。中央根据东北解放战争的形势决定：让开大路，占领两厢。主动让出大城市，深入农村发动组织群众，搞土地改革，建立革命根据地，支持东北的解放战争。哈尔滨市是我东北党政领导机关所在地，当时国民党正沿中长铁路由南向北进扰，已到达哈尔滨以南的陶赖昭，我东北党政机关已做好撤离准备。
东北局责成姥爷代表总局接管中长铁路以东的合江、牡丹江、吉林三地的邮电管理局和所属邮电局，统一开展邮电业务，支援解放战争的军事通信和开展城乡邮政业务。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下和繁忙的工作中，姥爷利用休息时间拟定了东北邮电管理局的《电报、电话业务暂行章程》并经东北行政委员会批准颁布。此时他还兼任吉林邮电管理局局长。吉林省的延吉市是朝鲜族聚集地区，百分之九十五是鲜族人。姥爷在该地开办了一个40至50人的邮电学校，就地培养了一批少数民族邮电干部。至此，除了哈尔滨以南的中长铁路一线的几个城市和邮电局控制在国民党手中外，东北解放区的邮电机构都由总局接管下来，并初步开通了邮电业务，为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保证。
哈尔滨市电信局当时是东北解放区较大的电信局，又是当时东北解放区电信线路的枢纽所在。因此，在接收工作告一段落后，为了对各管区统一进行由点到面的技术、业务督查，东北局确定哈尔滨电信局为东北解放区的电信中心局，在技术、业务上对各地区的电信工作进行协助指导。为此，1947年10月，总局指派姥爷兼任哈尔滨市电信局长，同时还兼任该局电信处长。电信处成立后，建立健全了各管局电信技术和业务的管理规章制度，组织维修了以哈尔滨市为中心通向各管区的主要电信线路，如抢修五常——舒兰一段线路，这是通向吉林省邮电管理局的一条主要干线，也是为解放长春准备的一条外围电信线路。
确保辽沈战役进军号令的顺畅下达
1947年6月，解放战争已转入战略进攻阶段。我东北野战军根据党中央部署，由北向南横扫国民党败军，拉开了辽沈战役的序幕。初夏，我军解放了陶赖昭松花江以北地区，国民党向南节节败退，逃窜中炸毁了陶赖昭松花江大桥，并将黑龙江双城至长春间的铁路和长途信线路全部炸毁破坏。当时哈尔滨以南的火车和长途电话只能通到双城，我军为了解放战争的需要，为确保辽沈战役号令的顺畅下达，决定全力以赴沟通哈尔滨至长春的通信联络，并将修复任务交给了哈尔滨电报电话局。
哈尔滨至长春的长途信线路原有一条架空明线和一条日伪时期敷设的地下电缆。架空明线因裸露在地面，电话杆被严重毁坏。要重新建设，当时的财力、物力、时间都不允许。最有希望修复的是地下电缆，但因地缆的埋设走向和破坏程度都不清楚，地缆入孔内还有敌人埋设的炸弹，且沿途还有国民党残余势力和土匪的骚扰，工作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哈局”挑选了政治素质好、技术水平高的线路员与东北民主联军通信三处联手，用一个多月的时间，沿着埋设地段逐段地进行测试检查，并在遭破坏处做了标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