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底，我东北野战军继续向南挺进，驻守在陶赖昭松花江桥南的国民党军队逃离，哈尔滨电报电话局再次派人，在野战军三处协助下，检查双城至卡伦镇地下电缆情况。他们从双城出发到三岔河，逐段、逐孔井检查，一直查到卡伦镇。当时卡伦镇是共产党和国民党拉锯地区，以南是尚未解放的长春，线路附近常有逃亡地主、土匪和国民党散兵袭击。时值数九隆冬、寒风凛冽，多数老百姓跑到解放区去了，没有走的连冻带饿走起路来直打晃。抢修队经一个多月艰苦工作，顺利完成了三岔河至卡伦镇地下电缆的调查任务。1948年春夏之交，兼任哈尔滨电报电话局长的姥爷再次派人三赴前线抢修通信线路。因考虑到当时的特殊战争环境，上级从黑龙江、吉林等地邮电部门抽调了精兵强将，吉林省军区调来九九式步枪40支，子弹2000发；吉林省政府支援胶轮马车8辆，战马30匹组成了武装工程队。工程队的同志白天武装抢修，夜间和衣而睡，轮流站岗放哨；饥一顿，饱一顿，还时常遭受土匪袭击，历尽千辛万苦，终于胜利完成了哈尔滨到长春长途通信抢修任务。不久，辽沈战役打响，哈——长通信线路保证了战斗号令的顺畅下达，武装工程队因此集体荣立三等功。
接收长春、沈阳邮电局
济南战役后，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党中央对解放的大城市接收工作下达指示：今后对大城市的接收工作，除要贯彻有关政策外，还要按组织有交、有接、有序地进行接收……
吉林解放后，东北局成立了接收长春的军管会，姥爷是军管会邮电系统的军代表。他率队经九台到达卡伦时已经夜幕降临，当时长春市尚未全部解放。国民党60军起义部队已经向人民解放军交防，并陆续开往指定地点接受整编。但局部战斗仍在进行，枪声不断，流弹四处乱窜。沿路上，邮电接收队伍遇到了总局线路工程队的同志，他们全副武装，一派战斗气氛。大家在战场相见，格外亲切，兴奋地互相打着招呼问候。
这时郑洞国占据着中央银行大楼，尚未彻底放下武器，直到第二天接收队伍才进入长春电信局。长春电信局是伪满时期东北最大的电信局，日本人为了全面扩大侵华战争的需要，是下了大本钱的。局舍建设和电报电话技术设备当时在东北、乃至中国都可以说是第一流的，尤其是电话容量大得惊人。姥爷兴奋地说，照这个容量，不扩容也足够我们使用30年！（1980年该局的电话使用量才达到设计容量）但长春被围困期间，电信局除市话机械室外，大部分被国民党军队占用。动力室粪便满地，电报大楼的地下室被用做军队的弹药库，甚至在室内过道上还停放着一具尸体，在一个房间里还有被国民党遗弃的伤员20多人。由于对共产党缺乏了解，长春电信局内的职工绝大部分因无工作闲散在外，长期不上班。从接收情况看，这是个亟待整理的大乱摊子。
这时姥爷做出了一个决定。他将自己的名字由孙辛改回了孙继述，以军代表孙继述的名义，召唤东北邮电职工返回工作岗位。参军前姥爷曾做过国际电信业务，在邮电系统有一定知名度。大家得知孙继述代表共产党回东北接收邮电，思想顾虑少了许多，很多老职工陆续回到了工作岗位。
为了迅速恢复邮电业务，总局武装工程队主动承担了安全保卫工作，及时派人看守电报大楼的弹药库和处理国民党伤员。当时只有市内电话开通，但多为国民党军队使用。姥爷带领大家着手进行清理工作，控制了市内电话线枢纽——配线架，掐断了全部市内电话，采取逐一登记、逐一开通的办法，彻底清理了市内电话。在接收长春电信局的当天就开通了直达哈尔滨的长途电话，保证了野战军总部的作战指挥。
1948年10月底，随着沈阳的解放，总局令姥爷立即出发接收沈阳邮电局。接收沈阳的军管会设在沈阳的辽宁宾馆，主任是陈云、副主任是张学思，姥爷作为邮电系统的军代表，兼任沈阳电信局局长。
陈云同志对邮电工作的指示是：“为了政治影响，要在24小时内开通全沈阳市市内电话。”姥爷和同志们一道，利用电信局电信设备较完整、技术业务管理机构较健全的有利条件，在当天就开通了全市的市内电话，同时也打通了沈阳至哈尔滨的长途电话线路，新任沈阳市长朱其文同志参加了首次与哈尔滨的通话。
沈阳解放不久，总局由长春迁到沈阳市。为了加强总局与东北地区各管局的内部联系，总局请示了交通部部长古大存同意，由姥爷负责，在总局暂设无线电台。由于当时沈阳解放不久，电信部门留用人员很多，甚至还有不少日本技术人员，人员成分极为复杂。为了安全保密和便于管理，姥爷将这部美制450瓦发射机临时放在自己在邮电局的宿舍中，由两名自己的同志轮流值机。同时将电话二局库存的一部500门自动交换机经过整修拨给东北野战军三处专管专用；在二局为军用有线电报通信设置了保密报房；协助军区三处为苏军在沈阳的防空指挥部作战室安装了室内外线路和部分通信设备；拨给苏联空军一部单路载波机，做沈阳至辽阳两机场间的保密专用线路，并陪同苏联专家康纳不列夫等巡视了北满几个大城市的电信局。
担任中苏“热线”工程总队长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革命的胜利，震撼了以美国为首的侵略势力。它们千方百计地从政治、经济、军事上封锁和破坏中国革命。国际上，随着美苏间冷战加剧，反映在通信领域，则是窃密与反窃密的斗争更加激烈。
1950年2月，毛泽东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苏。当时中苏间通信靠短波电台联络，毛泽东出访苏联的决定，国内只有少数高层领导人知道，但美国报纸却公开报道了，蒋介石甚至还指派特务头子毛人凤制定了颠覆毛泽东专列的计划，铁路沿线的天津段甚至发现特务埋设的手榴弹。中方估计，完全可能是无线电码被破译。
有无线电常识的人都知道，无线电报是通过短波发射台发向天空，通过电离层反射后由收信机接收的。无线电波在宇宙空间是一种共享资源，保密系数很低。因此中国党政代表团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同时，随访的中国邮电代表团与苏方邮电部签订了《建立电报电话联络协定》，决定修建北京至莫斯科间直达有线电信线路，以适应中苏间交往的需要。
北京至莫斯科间的国际电信线路，全长12000多公里，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陆上有线电线路。中国境内从北京经山海关、锦州、沈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海拉尔到我国边境城镇满洲里的国境线，与苏联远东通信线路接通。中国境内全长2478公里，东北地区（包括我国内蒙古东部地区）为1900公里。工程任务是全线沟通两对可开通三路载波的铜线（3.5和2.9毫米径各一对），另根据国内通信需要架挂若干对铜线和铁线。这趟线路多是日伪时期留下的杆线，大部分在解放战争中或毁于战火，或被土匪盗毁。东北解放后，虽有部分段落抢修恢复，但按开通长距离载波通信要求需要重新改建。因此工程任务是绝大部分需新建或改建杆路、加挂线条、调整线位。全线均按我国电话专家侯德原设计的88式交叉调整交叉点施做交叉。在国际线路中还要完成哈尔滨至我国边境城镇绥芬河间的调整线位交叉工程，作为国际线路的备用线路。
为了完成这项规模庞大的工程任务，邮电部将它列为1950年的国家重点工程，全线开绿灯。东北邮电总局组建了由姥爷（副局长孙继述）兼任总队长的国际线路工程总队。供应处长白蕴章、财务处长孙绍迟兼任副总队长，分别负责器材、资金的筹措。工程师谢鼎为技术总负责人。总队只有六七个办事人员负责审查工程设计、审批器材和施工费用预算、器材分屯调拨、工程调度等工作。人员很精干，办事效率很高，急事不过夜、大事加班赶，甚至通宵达旦。
沈阳、锦州、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邮电管理局分别成立了工程大队或直属队，由各管理局局长或副局长兼任大队长或直属队长，连同总局工程队，共组建了9个施工队，每队30至50人。各管理局都从市县邮电局或驻段线务员中抽调觉悟高、技术好的线务员参加施工队，工人们都以参加国际线路工程为荣。
总队建立之初，对整个工程规模、沿线情况、原有杆线残存和可利用程度都不摸底，也找不出一个可以说清从山海关到满洲里全线情况的人，特别是对内蒙古呼伦贝尔盟戈壁草原一段都没人去过。身为总队长的姥爷亲率工程技术人员深入沿线，逐段检查线路情况和施工及分屯器材条件，基本摸清了工程规模以及各段施工的难度。然后夜以继日地赶制总体工程设计、器材和工程费用概算、器材运输分屯计划，使这一规模宏大而又艰巨的工程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1950年4月初，东北邮电工作会议又明确提出，修建国际线路是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工程于5月1日开始，争取年底全线贯通。当时国家处于医治战争创伤的恢复时期。资金不足、器材匮乏、工程技术人员奇缺，在短时间内完成这么大的工程，困难重重。在邮电部的苏联专家康纳布列夫疑虑地说：“这么短的时间，如能完成这么大的工程，我给你们立碑！”
在整个施工过程中，线路工人们真正发扬了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总局队、长春等队在完成了山海关至沈阳间工程后，六七月份集中力量修通了齐齐哈尔至满洲里一线。这段线路原有杆线残存无几，完全要重新立杆架线。几个队分头从扎兰屯、牙克石、海拉尔施工，线路穿越大兴安岭和呼伦贝尔大戈壁草原，不仅地形复杂，而且荒无人烟，气候异常，野狼成群，饮水也仅靠远地车运。施工人员住在帐篷或蒙古包里，中午戈壁草原气温高达摄氏40多度，夜晚则降到10度以下。工人早晚上下工地穿着棉袄走三四十里；中午穿着单衣干活还汗流浃背。蛟叮虫咬、风餐露宿，每天工作十二三个小时，但却没人叫苦。
入冬的11月份，正处于抗美援朝战争的紧张阶段，为了加快工程进度，总队调集几个队分头赶修哈尔滨至齐齐哈尔段。这一段的萨尔图（今大庆油田地区）是沼泽水害区，终年积水，电线杆整年浸泡在水中。立杆、架线、做交叉都要下到齐腰深的水中作业。当时没有在水中作业的防护用具，北国的11月，冰封雪飘，工人们都争先恐后地破冰赤腿下水，冻得顶不住了，上来喝几口酒、烤烤火，暖和过身子后下水再干。
在修建长春至双城和长春至铁岭段时，正值东北滴水成冰、地冻三尺的12月，一个工人一天只能用丁字镐刨一个杆坑。举起镐狠劲刨下去，只能刨下拳头大一块冻粘土，手掌震裂、关节肿痛是常事。但工人们仍咬牙完成了这段近400公里冻土地的新建杆线工程。哈尔滨至绥芬河线路工程，正值北国的“三九天”，由于日本侵略者在边境实行强迫“并村内迁”的残暴政策，百公里内几乎无一村落。因此工人们有时在摄氏零下40度的严寒中住在帐篷里，被褥外再铺上厚厚的麦草御寒，踏着一二尺厚的积雪坚持施工，在不到一个月时间完成了施工任务。
在这么短的时间，完成如此艰巨的施工任务，与邮电部和东北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为了筹措器材，各邮电管理局千方百计挖掘库存、并将有些不开载波的线路上的铜线拆下以补充工程用铜线的不足。由于需要大量木杆，东北人民政府指示林业部门尽量支援，按时按需提供；指示铁路部门尽量沿线按点分屯器材，无论整车或零担，随时随地装卸。不停靠货车的小站，也破例停甩车皮，大大减轻了施工中的运输工作。
东北邮电管理总局十分重视国际线路工程。总局局长陈先舟已年过半百，仍冒严寒深入工程现场指导工作，给工程队送来了猪肉、大米、面粉等生活用品。
朝鲜战争最紧张阶段，美军飞机经常飞临中朝边界甚至深入中国境内狂轰乱炸，东北已处于第一线，工作异常紧张，已没有休息日可言。身为总队长的姥爷和工程师们以身作则，带领大家每天加班至深夜。吃住在办公室，听取各施工队电话汇报，分析工程进度，解决工程中的具体问题。姥爷每到工程现场都随身携带话机，随时搭挂在线路上检查工程质量，与总局和各队取得联系。东北邮电管理局许多老同志讲，姥爷对工程质量要求极其严格，容不得半点虚假成分，但对同志却非常关心、平易近人、工作作风很民主，从不摆领导架子，许多工程问题都是在现场和工人一起研究解决的。
国际线路工程如此之大，当时邮电部又没有统一的规范，只有由总队暂定一些主要规格标准。班组长只能经短期培训上岗，许多技术问题也只能在施工实际中去解决。北满地区冬夏温差很大，如何设计杆距和导线垂度，成为保证国际线路畅通的关键。日伪时期的习惯作法是不考虑导线的热胀冷缩程度，都将导线收得很紧，冻断了再接，连续锻炼几个冬天到不断为止，这样做显然会影响电路通畅的。工程师谢鼎建议，根据国际线路沿线每年最高最低温度以及风速等情况，自行设计导线垂度，并用垂度测量尺严格按架线时的气温收紧垂度。姥爷及时采纳了这条建议，派人收集沿线气象资料，由工程人员算出垂度标准，解决了导线的热胀冷缩问题，防止了冬天断线、夏天混线问题的发生。
国际线路全部工程从1950年“五一”后开工，到12月12日与苏联远东通信干线正式联通，历时仅7个月。由于各局保证了工程质量，我方线路与苏方远东线路连接后，立即畅通，这也是我国长距离路线建设史上罕见的。
这条国际线路的质量也经受了历史考验。20年后的1971年，林彪出逃，坠机蒙古温都尔汗。我的岳父、时任驻蒙大使许文益，为急于向国内报告情况，听取国内指示，在不能利用蒙古国电报局发报的紧急情况下，断然启用已封闭数年的经莫斯科至北京的国际有线高频专用电话（热线电话），及时报告了飞机坠毁情况。这条线路在历经20年、而且封闭数年之后，仍可供紧急启用，可见这条国际线路的质量是过得硬的。
抢修中朝通信干线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军仁川登陆后迅速向北推进，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为了保证来之不易的胜利果实，中国人民派出了志愿军入朝作战。
为了抗美援朝的需要，邮电部决定：对沈阳—丹东—新义州—平壤的对称电缆载波干线进行抢修维护。这条电缆干线是日伪时期日本人为侵略朝鲜和中国建设的，制式与我国东北的一致，但线路年久失修，1951年朝鲜新义州至平壤的长途地下对称电缆又遭到美机轰炸破坏。邮电部指示，姥爷代表中国邮电部与朝鲜信递省（朝鲜邮电部）会商：由东北邮电管理局派出一支长途电缆抢修队伍，奔赴前线，与朝鲜邮电工人一道，抢修遭受战争破坏的电缆。
这条线路是日本人遗留下来的通信干线，容量有5个四线组，开放3至6路载波电路，是当时沟通朝鲜南北和我国的主要通信干线，但修复这条干线却困难重重。首先是没有工程资料和工程技术人员，一时无法下手。“伪满”时期，这些电信设备和技术资料及维修管理都是日本人掌握，不让中国人插手。姥爷找了当时在总局留用的几个日本工程师，可是他们对此采取支吾搪塞的态度不肯出头。后来了解到留用技术员纪守民有这方面资料并参加过该方面工作。于是立即组织抢修队，让纪守民当教员为工程队边上课、边学习、边操作。
其次是设备能力不足。抗美援朝时期，我国还不能生产长途对称电缆，也不能制造三路载波机。为了朝鲜战场的需要，只能将日本人在我国东北沿前苏联边境埋设的对称电缆挖出来，送到朝鲜供抢修使用。没有载波机，就利用缴获的国民党使用过的美军CF1A四路电缆载波机支援朝鲜使用。
当时，在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配合下，已把敌人赶到了“三八线”，但是我们没有制空权，敌机不断地轰炸新义州至平壤的铁路线和公路线。而长途电缆干线恰恰是沿着这一线路铺设的，因此不断遭到破坏。为了防止敌机袭击，工程队常常利用夜间抢修，但夜间敌机也很猖狂，到处都是照明弹，工程队为对付敌机想了不少办法。随着我军空军力量壮大，线路沿线安全了许多，邮电工程队常常可以看到我空军机群与敌机在空中搏杀的壮观场面。
1952年2月，我邮电工程队完成新义州至平壤的全线抢修工程，恢复了通信，保证了我赴朝志愿军前线指挥部与祖国的通信联络。回国之际，朝鲜信递省颁发命令，授予我抢修队以“信递省劳动模范”称号和奖章。
此后，事业如虹、正值壮年的姥爷忽然沉寂了。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姥爷是因为“特嫌”问题而身陷囹圄。其罪状是：解放前能在国民党邮电部门做报务员的，不是“军统”就是“中统”；辽沈战役接收沈阳邮电局时为了安全和保密临时安放在家中的电台成了“与蒋介石进行秘密联络的工具”。更没想到的是，揭发姥爷的恰恰是与他一起出生入死的亲密战友，这是一位由红军摇机员出身的领导干部。尽管审查了两年未发现任何问题，但姥爷还是忍痛离开了他钟爱的通信事业。以后姥爷在沈阳许多基层单位待过。按说，人生遇到这么大的事情，放在谁都会郁闷的，但姥爷却不以为忤，没有悲天悯人。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造反派”用协和耳光打穿了耳膜，他都泰然处之。旧社会的磨难，参加革命的艰辛和生死考验，已使他历练出一种意境，始终以平常心态对待身边所发生的一切，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就这样，他伴随着共和国的风风雨雨走了过来。十一届六中全会后，在邮电部过问下，姥爷的问题得以解决，并重新回到邮电队伍中来。姥爷今年已是95岁老人了，但许多事情还坚持自己动手去做。沈阳家中几十米的客厅里，几乎布满了自己做的鱼缸，用遥控器控制的彩灯使各种热带鱼五色斑斓；他制作的盆景在沈阳市比赛中还拿过奖牌。
纵观姥爷一生，可谓是起伏跌宕。可是他从不消沉失落，更没有满腹感怀。也许他本来就没有把名和利看得很重，因此才能有处波澜而不惊的心境，才能平静地过好每一天，认真做好每件事，也才能受到人们的尊重。
作战珍宝岛
——曹建华的1969
41年前的1969年3月，在黑龙江省虎林县乌苏里江畔，一个面积仅0.74平方公里的小岛上，中国与前苏联边防军人展开了一场血腥厮杀。苏方不惜出动数十辆坦克、装甲车和多架次飞机对该岛发动多轮攻击；苏方炮群向岛上倾泻了上万发炮弹；双方在岛上布设了上千枚地雷……
面对装备精良、占有绝对优势的入侵者，誓死捍卫国家主权的中国边防军人，毫不畏惧，士气高昂，奋勇作战，使用极其简陋的武器，运用灵活多变的战术，战胜了入侵者，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了祖国的领土，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珍宝岛战斗(苏联称为“达曼斯基岛事件”)。
这次战斗，是在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一次边境保卫战。时任合江军分区副参谋长(战后任司令)的曹建华同志参与并亲自指挥了这场战斗。2006年5月，笔者在大连沈阳军区联勤部第一干休所见到了已80高龄的曹建华老人。
曹建华，1926年出生于江苏盐城。1941年6月参加新四军。1945年日本投降后随黄克诚的新四军三师挺进东北。辽沈、平津战役后，已是营指导员的曹建华随部南下，参加了解放广西和当地剿匪战斗。1950年4月入朝作战，五次战役打了四个，战争结束，时任政治部敌工科长的他被调往开城板门店谈判代表团。1954年回国任39军34团第一副团长兼参谋长。1956年到南京军事学院学习后调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七系(原子导弹系)任教员。1964年调黑龙江省军区作训处任处长，1966年调合江军分区任副参谋长，珍宝岛战斗后任副司令、司令……1983年离休。
多年的东北边防工作使老人饱经风霜。与其他军事干部不同，老人的言谈举止让人明显感觉沉稳而不失儒雅，这或许和他曾经做过政治工作、当过教员有关。谈吐中，老人的一口苏北话里不时会蹦出一些：咋整、猫着、拉倒吧之类的东北方言。长期在边防生活，已使老人完全融入当地社会。在我的恳求下，老人为我讲述了那难忘的1969年3月……
60年代，多事的中苏边境
中苏之间的边界问题及出现的武装冲突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两国边界上的领土争议，是沙皇俄国侵略中国造成的遗留问题。这一问题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激化，恰恰又是中苏由意识形态对立到国家关系恶化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中国与前苏联的边界分东西两段，全长7300公里。是沙皇俄国炮制的19个不平等条约强加于中国的。1840年鸦片战争后，沙皇俄国利用中国清政府的腐败和边界守备空虚，乘英、法等国侵华之机，以武力入侵和外交讹诈，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中俄瑷珲条约》、《中俄天津条约》和《中俄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将原属于中国的150万平方公里土地划归俄国。尽管俄国十月革命后，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府曾发表对华宣言宣布：“放弃沙皇政府从中国攫取的满洲和其他地区。”但当时中国国内军阀割据，中国的边境还在日本和沙皇白卫军占领下，列宁的承诺无法兑现。列宁去世后，这些承诺均化为泡影。
新中国成立后，中苏两国签订了《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结成了战略同盟，也曾度过一段“蜜月”。但苏联对兄弟党表现出盛气凌人的“大国沙文主义”态度，引起了毛泽东强烈反感。1958年4月，毛泽东拒绝了苏联要求在华建立“联合潜艇部队”和长波电台的要求，使赫鲁晓夫怀恨在心，翌年便撕毁向中国提供技术援助的协议。1960年突然召回在华的全部专家和终止数百项经济技术合同。勃列日涅夫上台后，继续奉行敌视中国的政策。为了进一步对中国施压，开始在边界上不断制造事端。他们枪杀我边民，劫持我牛羊，甚至利用中国暂时的经济困难，在新疆地区制造民族纠纷，煽动大量边民外逃。
当时中国虽然在政治上“反修”，却不愿意因边界问题进一步恶化国家关系。在中国倡议下，1964年2月两国在北京举行了边界谈判。中方指出，应分清历史是非。清政府和沙皇政府签订的条约是不平等的!但考虑到历史原因和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中方愿以那些条约为基础，全面解决边界问题。苏方却傲慢地拒绝了中国的合理要求，双方谈判出现严重分歧。
根据《中俄北京条约》，中俄东段边界以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为界。按照国际通行规则，在两国划定边界时，山界应以山顶部中心骑线点划分；河界应以水流最深处(即主航道中心线)划分。主航道中心线所在国一侧岛屿归该国所有。但当时的苏联政府根本无视这一国际准则和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早已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划归自己的内河。他们不仅将江上1000多平方公里面积的800多个岛屿划为己有，而且开动宣传机器大肆制造中国好战形象。甚至不顾历史事实，硬把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强占的中国领土说成“历来属于苏联”；说黑龙江流域是“俄国移民开发的”；并狂妄地宣称中国北部边界是以“长城为标志的”；还别有用心地说“中国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都不是中国人”……面对苏联这种蛮不讲理、咄咄逼人的嚣张气焰，毛泽东主席决不示弱，更何况边界问题关系到江山社稷，在原则问题上，毛泽东不会温、良、恭、俭、让!他以无产阶级政治家的胆略，从始至终关注着这场边界斗争。
边界冲突加剧，他来到斗争前线
1966年，在中苏边境斗争最严峻的时刻，曹建华由黑龙江省军区作训处长调任合江军分区副参谋长。合江，在建国前东北九省时曾为合江省，是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三江结合部。江对面是苏联的伯力(苏远东军区大本营)，战略地位极其重要。乌苏里江除了作为中苏边境的界河，还是鲑鱼(又称大马哈鱼)的回游通道。每年夏秋两季，鲑鱼由海入江产卵，据说当时的鲑鱼籽在国际市场能卖到黄金价。因此一年四季，江上捕鱼生产十分繁忙。
曹建华老人说，60年代以前，尽管对部分边界归属存在分歧，但双方群众和边防军人仍能友好相处。那时我方渔民在江上捕鱼，遇到苏方巡逻艇，往艇上甩几条鲜鱼；冬季双方军人在冰面上巡逻时相遇，互敬支香烟是很正常的事情。但60年代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特别是1966年以后，只要我军巡逻人员一踏上冰面，对方就派重兵前来驱赶，就好像乌苏里江是他们家的，任何“外人”不允许随便进入。为此我方据理力争，双方边防军人先是口头争辩，苏方理屈词穷，恼羞成怒，便开始对我推搡加拳脚殴击，随后升级到以棍棒殴打，致使我多人多次受伤。苏军巡逻艇还多次撞沉我在江上正常捕渔作业的船只，抢走我渔具，殴打、绑架我渔民，其气焰十分嚣张。曹建华老人说，那时双方见面不是递烟甩鱼了，只恨不能给他们两颗手榴弹!
国内的政治运动也波及到边防。“文革”初期，曹建华除了在部队任职外，还是合江地区核心领导小组第一副组长，自然也回避不了地方上的政治运动。革命小将并不因为他是军人而手下留情，照样在合江满大街贴他的大字报。当时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有6个师，其中3个师在合江地区。在极“左”思潮影响下，兵团的革命小将敢于和一切帝、修、反做斗争。但美帝隔着浩瀚的太平洋，太远没辙。面对近在咫尺的苏修，小将们异常兴奋，坚决斗争没商量!他们随时会冲到乌苏里江冰面上向苏方示威，乱糟糟的还都不怕死，有时呼啦啦能聚集上万人，局面严重失控。曹建华的部队除了正常巡逻外，还要不断到江上疏导群众，苦口婆心，磨破嘴皮地给他们讲解边防政策，防止事态扩大。客观地说，兵团革命小将的过激行为，使苏联人非常紧张，也激化了两国的边界矛盾，导致苏方疯狂地向我报复，流血事件不断发生。
1967年12月16日晚上，曹建华带着县委两台车到七里沁岛检查我边民在江上的生产斗争，突然遭苏军开枪袭击。子弹将县委的小车击中，司机李国荣胸部中弹身负重伤。当时江上我方人员很多，为了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曹建华迅速跳上自己的车顶，大声呼喊群众分路疏散。他的喊声引来了苏军密集的枪弹，小车当即中弹40余发，车胎全部被打扁，操纵系统被击毁，车辆完全报废。
大家震怒了，群众奋不顾身地冲上去将开枪的苏联边防军包围起来，混乱中双方开始动手厮打。这时一苏军士兵在装甲车上架起机枪向曹建华瞄准射击，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位老渔工奋力甩出手中的渔叉将机枪撞飞。混战中，群众撕扯掉苏军一上尉的皮袄袖子，还缴了他的枪；几个群众还扣留了一苏军小毛子，吓得这孩子吱哇乱叫一副可怜相……第二天，就袭击事件我向苏方提出严正交涉，但苏方拒不认账。无奈之下，我方只好抬着受重伤的李国荣到饶河会谈点去对证，吓得苏方代表跳窗落荒而逃。
从1967年11月到1968年1月，苏军连续出动兵力干涉我边民在珍宝岛和七里沁岛从事冰上捕鱼生产，中国边防部队前来保护群众，屡次被围殴打，由于我方力量较弱(每次都是五到六人围打我一人)，因此群众和边防部队被打伤100多人，有的战士被打昏过去，许多战士头破血流，而苏方只有10人受伤。1968年1月5日，苏军出动装甲车冲撞在七里沁岛上进行正常生产作业的边民，当场撞死、压死我5人，重伤450人，轻伤200人。几天后，曹建华带领12人在我方卡脖子岛执行任务，被苏军70多人围堵，他们五六人围打我一人，一苏军中尉端着刺刀照曹建华当胸就刺，曹建华急忙躲闪，刺刀穿透了大衣、棉袄和毛衣，紧擦着左肋而过……曹建华老人说：你不亲眼目睹苏军的横行霸道，你就不知道什么是欺人太甚!你不亲身经历苏军对我们战友和群众的施暴过程，你就不知道什么是忍无可忍!
为此，沈阳军区报军委批准，拟在1968年3月12日前后在七里沁岛方向进行自卫反击。但是当时的自然条件太恶劣了，暴风雪阻断了一切。积雪没过了电线杆子，车辆、马匹原地不动，五分钟就能被暴风雪掩埋。在天气好的情况下，从佳木斯到饶河只需一天，（现在只需3小时）当时却要在暴风雪中连续走7天8夜。生产建设兵团出动了40多台推土机帮助部队开辟道路，仍然不能保证部队和物资的集结。随着春天乌苏里江开冻，反击计划被迫取消。
艰难的战前准备
1968年8月，苏联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对企图摆脱其控制的捷克斯洛伐克进行了军事占领。随后勃列日涅夫公开鼓吹“有限主权论”，为武装干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制造理论根据。同时，在中苏边境向我施压。苏联已由“修正主义”演变为“社会帝国主义”了，为此中国政府理应百倍警惕!就在这一年，苏军飞机越境侦察挑衅事件日益增多，乌苏里江上的珍宝岛和七里沁岛成为双方斗争的焦点。
珍宝岛以酷似中国的金元宝而得名，与七里沁岛相距20公里，都在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国一侧。珍宝岛19世纪时还是中国江岸的一部分，直到20世纪初被洪水冲刷出一个江汊子后才形成岛屿。过去我边民上岛打柴捕鱼苏军并未加干预，但60年代后，苏联边防军开始阻拦我军民上岛，不断制造纠纷。特别是1968年入冬后，苏联边防军一再出动装甲车、卡车运载武装军人上岛，拦截中国边防军上岛巡逻，并以棍棒加以殴打。我方虽给予还击，终因人少力单，屡次吃亏。1969年1月23日双方摩擦中，中国军人28人被打伤，部分武器被抢走。从2月6日至25日，在珍宝岛地区发生殴打我方事件5起，甚至发生开枪阻拦我巡逻的事件。曹建华老人说，边境斗争实际是一个主权之争，那时珍宝岛上没有驻军，但为了证明是自己的领土，我军会定期上岛巡逻，而苏联为证明该岛是他们的，也会出动部队驱赶我们，双方实际上是在打一场针锋相对的心理战。
随着事态不断扩大，沈阳军区指示合江军分区具体组织反击，并规定：反击严格限制在主航道中心线我国一侧，行动要迅速，不纠缠，不恋战，取得胜利后立即撤回有利地区，战场选择在珍宝岛。
曹建华老人说，这场战斗面临的困难太多了，首先是没办法看地形。我们完全暴露在对方观察范围内，只要上岛，不消三分钟，对方的装甲车就会冲过来，我们只能后退。打仗不看地形怎么部署部队!几年前他曾上过一次岛，在印象里岛南端有一段土堤可潜伏部队。他同曾三次上岛巡逻的孙玉国核实此事时，孙玉国却说没看见过。这下可麻烦了!情急之下，他冒着暴风雪连续走了17个小时赶到公司边防站(因当地公司亮子村而得名)，要上岛核实。实在太危险了!孙玉国拉着他死活不让去。碰巧正好有一只野狍子掉进江汊的冰窟窿里，趁大家乱糟糟打捞狍子的时候，他一个箭步蹿上岛核实了地形，回来后凭印象绘制了地图，进行沙盘作业。在以后的战斗中，这段土堤发挥了很大作用。
其次是武器弹药严重不足。前线部队只有一半配有自动武器，无奈之下，他只得花钱将地方上民兵和武装部的武器弹药收购上来，集中了13辆车。他带了7辆车赶到了前线，分区政委陈升带的6辆车却被红卫兵小将扣留了，说是合江军分区政委企图带6车军火叛国投敌!真是忙中添乱。武器运到后乱糟糟地堆在边防站的食堂里，没枪的战士都去抢，最后还剩下四具火箭筒没人要，曹建华让饶河勤务连的几个炊事员现学现卖。也就是这几个炊事员在后来的战斗中击毁了一辆装甲车。
三是敌情突然发生变化。观察哨报告，敌方巡逻车辆明显增多；拉饮用水的水车拉水次数增加，可能敌人增加了兵力。曹建华立刻派侦察员身着伪装抵近侦察，通过识别车号，发现敌人用4部装甲车围着公路绕圈子，给我们造成部队频繁调动的假象；拉饮用水增多是因有慰问团来演出，因而敌情变化不大。
最后是在严寒下作战的防冻问题。冬季珍宝岛地区零下30多度，如何防冻关系到战斗胜利。曹建华他们根据部队现有装备，将人埋在雪里，刚开始40分钟就抗不住了。随着不断总结经验，最后延长到6个小时。那时部队防寒也就是大衣、棉衣、绒衣这类简单装具，更重要的是靠精神和意志。当时边防战士流行着这样的口号：为了保卫毛主席，粉身碎骨志不移!为了打倒新沙皇，愿做雪地邱少云!
1969年3月2日，他果断下令“开火”!
战斗准备在紧张有序地进行。尽管战场选择在珍宝岛，但如何掌握反击的开枪时机，军委和沈阳军区没有明确规定，只给了一个原则：“灵活掌握，先礼后兵。”
笔者在老人尘封的文档中看到了1969年1月25日，曹建华代表饶河前进指挥所起草的第一个作战命令。由于年代久远，这份由4张300字格信纸起草的命令已泛黄折断，但字迹仍然清晰可见。命令抬头是当年行文不可缺少的最高指示(毛主席语录)，而后是敌情、任务和战斗动员。按部署：曹建华为一号区指挥，带领部队上岛潜伏，消灭入侵之敌；二号区是负责增援和火力掩护部队；孙玉国带领一部公开武装巡逻，诱敌于一号区潜伏地点。命令中还对侧翼掩护、炮兵，机枪和救护所位置做了规定。省军区安怀副司令、合江军分区李清正司令坐镇209高地指挥所。整个部署严谨周密，上报总参、外交部、沈阳军区后批准执行。
3月1日下午，反击部队开始集结，并严格控制了去前沿的车辆；所有进入饶河的军车实行闭灯行驶；采用有线电联络，实行无线电静默。晚20点左右，曹建华率伏击组向珍宝岛作战地域运动。在地图上，珍宝岛地形看似不复杂，却处处暗藏杀机。由于江水长期冲刷，岸边、岛上布满沟壑沼泽，且被厚厚的积雪掩盖，稍不留神陷进去就休想爬出来。往往50米距离要走10多分钟，没走多远浑身就热气腾腾。曹建华领着大家深一脚、浅一脚跌跌撞撞摸上岛，找到了那段土堤，架通了电话，规定了信号，留下观察员，每人挖了个雪坑伪装起来。当时岛上气温零下30多度，大家除了武器外，每人还带了一小包饼干，一小瓶散装老白干和一包止咳药；每人还做了几个雪球，发现有人睡觉，便用雪球砸……这天夜里，珍宝岛出奇的静，一弯冷月挂在空中，阵阵寒风绞起林间的积雪，天地间灰蒙蒙的。偶尔隔岸传来几声狗咬……这真是难熬的一夜。在这片寂静的雪原下面，我边防战士用意志与严寒博斗着，他们互相鼓励，苦苦支撑。
3月2日早上6点多钟，突然从苏联下米海洛夫卡方向驶来一辆军用吉普车，开到珍宝岛对面的江岸边停下，从车上跳下两个军官，大家立刻警觉起来，这种情况是过去不曾有过的。只见那两个军官对着珍宝岛指手画脚了一番便跳上车开走了，曹建华预感今天“有情况”。
上午8点40分，按预定方案，我军分成两组对珍宝岛进行巡逻。当边防站长孙玉国的第一组沿着中国境内冰道抵近珍宝岛时，江对面传来一阵马达轰鸣。苏联边防军从位于珍宝岛上游的下米海洛夫卡和下游的库列比亚克依内两个边防站，同时开出两辆装甲车，一辆卡车和一辆指挥车向我巡逻队合围过来。孙玉国带领第一组12人加速前进，在岛东侧上岛，迅速向我潜伏点靠拢。敌人第一路24人分三组从岛南航标处登岛；第二路9人从岛内侧(我方领土)100多米处登岛；第三路7人在岛西侧上中部岸边与我巡逻二组对峙。和以往完全不同的是，过去苏军对我进行驱赶时，都不带钢盔，手持棍棒，斜肩大背着冲锋枪。而今天却头带钢盔，平端着上了膛的冲锋枪直逼过来，看那架式是要动真格的了。此时我巡逻队和敌人仅距我潜伏组十余米，孙玉国当即向敌人提出严正警告，但敌人反而展开战斗队形向我包围过来，眼看就要吃亏，再晚，孙玉国这个组恐怕一个都回不来了。为了打响这自卫反击的第一枪，曹建华做了充分准备。珍宝岛属高寒地区，且长时间在冰雪中潜伏，枪栓很可能被冻住打不响，因此他在身边准备了三名冲锋枪手。就在敌人开火的一瞬间，曹建华果断下令“开火”!此时，三支冲锋枪同时吐出愤怒的火舌，弹雨像飞蝗般地向敌人倾泻过去。霸道惯了的敌人哪曾想我们会拼死反抗，一下被打懵了。曹建华甩掉身上的大衣一跃而起，带领部队向敌人猛扑过去。此时岛上枪声大作，爆炸声震响一片，曹建华老人说，那时候没人表现出害怕，各路反击部队奋不顾身、前仆后继地冲向敌人。
此时第二巡逻组正与苏军伊万上尉(瘸子上尉)7人相遇，听到枪声，班长周登国和巡逻队果断开火，将7人全部击毙；战斗中，副连长王庆怀、副连长陈绍光身负重伤，仍然指挥部队向敌人发起冲击，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这时一辆装甲车边打边冲入内河，企图从侧后攻击岛上我军，中国边防部队当即以猛烈火力将其击毁；在我反击部队遭受苏军火力压制时，战士于庆阳猛然跃起，几个点射打翻了几个敌人，突然敌人的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头部，他一头栽倒在雪地上。当卫生员扑上去救护时，只见子弹从他右边太阳穴进去，从后脑穿出来，脑浆和血水不断外溢，已经没有了脉搏。这时一阵激烈的枪声在他身边响起，惊人的一幕出现了。只见于庆阳突然站起，刷地一把撕掉头上的绷带，手中的冲锋枪吼叫着向敌人扫去，他向前冲出六步后轰然倒地。于庆阳生命的最后一跃成为珍宝岛战斗的经典，“生命不息，战斗不止”成为那个年代部队进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的标志。
3月2日可以说是我军在有准备的情况下的一次遭遇战。从9时17分打响。至10时30分结束，历时1小时30分钟。歼敌56人，其中击毙48人，击伤8人，击毁敌装甲车、指挥车、卡车各一辆，击伤装甲车一辆，缴获冲锋枪14支，手枪两支，子弹和其他器材一部。我方伤亡54人(亡20人，重伤8人，轻伤26人)，战斗得手后，曹建华迅速组织部队撤出战斗。这时上级来电询问为什么没抓俘虏?有俘虏才好扩大宣传效果。曹建华急忙环顾了一下硝烟未尽的战场，除了跑回苏联境内的，哪还有活人?但他还是上岛清查了一番，在苏军的尸体堆中还真用脚踹出一个喘气的重伤员，他即刻让担架队往后送，无奈那家伙伤势太重，还没抬到救护所就断气了。
第二次反击，他曾否定了上级原作战方案
3月2日战斗后，敌我双方都在酝酿更大的军事行动。3月9日，沈阳军区全面接管前进指挥所，曹建华在作战组任副组长。
在研究作战方案时，曹建华与其他同志发生了严重分歧。按原方案，下一步作战重点放在距珍宝岛20公里外的七里沁岛。上级的意图是：自1966年以来敌人多次入侵该岛并制造多起严重流血事件，是敌我边界斗争的焦点，在此反击政治意义重大；1968年3月我军曾在该岛进行过反击准备，甚至还派出侦察分队上岛潜伏；我方地形视野开阔、道路状况较好，便于防御和部队展开，是个较理想的歼敌场所。曹建华却提出不同意见。他认为七里沁岛苏方江岸多为90度峭壁，不利于敌装甲车机动，在这种复杂地形下作战，敌人会百倍警惕，很难达到预期目的。而珍宝岛却存在战机：3月2日战斗后，敌在该地区调动频繁，大有报一箭之仇之心态；珍宝岛沿江地势平缓，上冻后，敌装甲坦克可直接上岛；敌对岛上地形熟悉，容易产生麻痹心理。只要部署得当仍可取得战果。尽管他的意见得到多数人的支持，但有人却不以为然，说反击地点是由领导决定的事情，一个作战部门的副组长不可以否定领导的意见。曹建华据理力争，双方发生激烈争吵，甚至还拍了桌子。无奈之下，只能请沈阳军区肖全夫副司令做决断。肖副司令听了曹建华的分析后认为有道理，立刻开会复议，上级批准了曹建华的方案。当时珍宝岛地区有大小13个作战单位，尽管曹建华职务较低，由于他最熟悉情况，大家一致推举他担任珍宝岛方向总指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