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夏天开始的斯大林格勒会战，是苏德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刘亚楼参加了这次残酷的交战。随着严寒降临，身处南欧的德国军队因缺乏过冬准备，冻死冻伤不少，战斗力明显削弱。刘亚楼及时向苏军指挥部建议，针对德军弱点，利用严寒大规模聚歼敌人有生力量。首先出动战机掌握制空权，打击德军空中力量，掩护轰炸机扫平地面障碍。后勤运输应有别于德军，采取机械化与非机械化结合，利用各种工具和渠道保障战争物资及时到位。而后以装甲部队为先导，由擅长冬季作战的西伯利亚骑兵和高加索滑雪部队快速跟进，实施陆空协同对德军反击。
刘亚楼提出的作战方式受到苏军统帅部的关注，接下来的几次战斗证明这种方法切实可行。苏军高层不禁对他刮目相看，多次动员他加入苏联国籍，都被他谢绝了。
1943年夏，刘亚楼被分配到苏联远东军区，在军区机关做见习参谋工作（苏军规定，在苏联服役的外籍军人只能当参谋，不能当主官），同时对“抗联”教导旅（苏联远东军区步兵独立第８８旅）的军政训练进行指导。为使军政训练收到实效，刘亚楼亲自动手，先后编写了《中共党史》、《红军长征史》、《西安事变》、《统一战线中的联合与斗争》、《平型关战斗胜利的意义》以及《中国地形》、《正规战》等教材，并亲自施教，全面提高了干部战士的军政素质。留苏生活中，刘亚楼付出了艰辛，经受了磨炼。
1945年８月８日，苏联政府对日宣战。８月９日凌晨，百万苏军在长达4000余公里的漫长战线上，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海陆两方面分四路进入我国东北，向日本关东军发起全线进攻。值得一提的是，由刘亚楼负责训练的“抗联”教导旅组成了四十一支先遣小分队，作为攻击部队的向导，引导苏军进入中国。而在这个旅的朝鲜同志金日成、崔庸健、金策、吴振宇、金一、朴成哲等回国后，均成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党、政军领导人。此时的刘亚楼化名“王松”，随苏联红军回到了阔别８年的祖国。
走马上任
1946年，我东北民主联军经过“四平保卫战”，沉重地打击了敌人，但部队也有较大伤亡。因为没有根据地，加之力量悬殊，我军主动撤出了松花江以南广大地区。６月，根据中央决定，东北局进行了改组。新的东北局在哈尔滨召开了会议，做出了有历史意义的“七七决议”，开始广泛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组织兵力剿匪，加速了根据地的建设。各主力部队也迅速得到补充与扩大。此时，经罗荣桓推荐，中央军委批准，学成归国的刘亚楼出任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原参谋长伍修权任第二参谋长，主管军工生产。
刘亚楼上任后便抓紧时间熟悉情况。他感到，虽然我军在抗日战争时期各部队已经有了司令部，但司令部组织机构和业务很简单。当时司令部的干部都是由关内各根据地调到东北的部队临时抽调的，来自五湖四海。他们虽然有工作热情，但思想作风、工作经验均有差异，且普遍业务素质较低，组织很不健全，分工也不明确。司令部机关的几个主要部门特别是情报和通讯基本处于敌情不明、上下不通的状态，工作比较被动。
刘亚楼认为，司令部要适应复杂的战争形势，适应游击战向运动战的战略转变，必须健全组织机构，加强业务建设，提高作战指挥的能力。他首先抓了情报部门的组织充实和业务建设。把关内来的、凡是做过情报工作的干部集中起来，成立了技术侦察部门，加强了司令部的侦察队伍和技术训练。这一手抓得及时，抓住了要害，收到了实效。在以后的三下江南，夏、秋、冬季攻势及辽沈、平津战役中，情报部门能及时提供敌情动向，使各级指挥员能不失时机地指挥部队完成围歼敌人的任务。
同时，他在司令部设军务部门负责兵员补充，装备调配（还监管干部的调配）；设训练部门（当时主管作战经验的收集、总结、推广等）和地图科，在哈尔滨地段街办起了一个印刷厂，很快印出了第一批军用地图下发各级指挥机关。为了加强地图科建设，刘亚楼报总部批准，从部队抽调了一批具有一定文化基础的战士，以从伪满接收过来的技术人员为骨干，在勃利县成立了测绘学校（解放军测绘学院前身），解决了绘制地图的专门人才。
他还狠抓通讯部队建设。当时通讯部队来自全国各根据地，通讯器材、技术人员、报务员严重匮乏，加之现有器材规格不一，人员技术参差不齐，工作纪律也很不严格，直接影响了战场指挥。
刘亚楼知道通讯部门进行了大量的整顿工作，组织新的通讯网络，严肃通讯纪律，根据当时的技术条件，很快建立了一支得心应手的通讯队伍。
与此同时，刘亚楼根据领导层的分工对当时部队的工兵、炮兵、装甲兵、航空兵工作给予指导。他任东北航校校长期间（这时他还兼任俄文学校、参谋学校校长），不等不靠，自力更生，埋头苦干，提出“短小精干，持久延长”的办校思想，为我军空军建设培养了人才，保留了骨干。特别在炮兵建设方面，他全力支持朱瑞司令工作，在炮兵使用和步炮协同作战上花费了大量心血，经他不懈的努力，东北民主联军的炮兵得到迅速发展。
在司令部业务建设方面，刘亚楼为培养充实基层参谋人员，从部队抽调了100名具有高小、初中文化程度的连排干部，连同司令部原有的参谋人员，在哈尔滨连续办了三期参谋集训队，每期六个月，他多次亲自授课。每次学习期满，考试合格发结业证书。这些经过培训的参谋人员，均成为后来部队参谋工作的骨干。
刘亚楼的参谋长工作非常辛苦繁忙，为了弥补学习材料的不足，他利用夜晚休息时间，亲自翻译了俄文版的《红军野战参谋业务条令》，下发到民主联军团以上司令部，参谋人手一册。尽管苏军参谋业务与我军司令部工作不尽相同，但在当时环境下，这部条令对规范司令部业务起到了很大的指导作用。
刘亚楼很注意根据战局发展变化，收集总结参谋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工作意见。司令部机关的工作直接面对首长和部队，责任重大，繁琐细致，对人员素质要求很高。在频繁而艰苦的战争环境下，由于思想工作跟不上，一些司令部机关人员不安心工作，嫌机关发展慢，级别低，要求下部队。个别人甚至说什么“宁为鸡头，不为牛后”。根据这些反映，刘亚楼一方面做思想工作，一方面采取措施注意解决实际问题，保证了参谋人员的相对稳定。
建设有头脑的领导机关
1947年夏季攻势历时50天，东北民主联军歼敌８万余人，收复县城42座，解放敌占区16．6万平方公里，控制铁路线2500公里，使中长铁路陷入瘫痪。东北战场战略主动权发生了转变，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为了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刘亚楼建议召开了第一次参谋工作会议。刘亚楼主持会议，他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到会同志的批评和建议，然后根据参谋人员反映的“四多四少”（使用多培养少、批评多表扬少，碰钉子多撑腰少，任务多级别少），从思想教育入手，解决实际问题。在他的建议下，师以上司令部建立了直属政治机关（目前我军仍沿用），以加强对参谋人员的思想领导；明确参谋人员的行政级别，以适当提高参谋人员的政治、生活待遇；对一些不重视参谋工作的领导进行了批评。此举调动了参谋人员的积极性，稳定了司令部机关队伍。
随着夏、秋、冬攻势的胜利，东北部队开展了以“五整一查”的新式整军运动。1948年１月，中央军委命令成立东北军区，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刘亚楼被任命为第一参谋长。３月，东北人民解放军召开了第二次参谋工作会议。军区所辖纵队、师两级参谋长及纵队、师司令部作战、侦察、通讯、管理、机要科长近300人参加了会议。刘亚楼对当前的作战特点进行了总结，即：集中行动与作战规模越来越大；攻坚战比运动战增多；战斗的复杂性和技术性增强，战役的空隙时间变短等。以东野总部确定的“大兵团、正规化、攻坚战”为主题，从三方面（情况、任务、几个具体问题的回答）分21个专题做了报告，使各级司令部为今后的作战任务做好充分的精神物质准备。
刘亚楼在日常工作中很注意培养司令部机关的工作作风。他强调工作效率，厌恶办事拖拉，要求各部门做到“今日事今日毕”，对部队提出的问题要有问必答。作战指挥部门要密切协同，尽量减少工作环节上占用过多的时间。通过严格管理，“东野”机关形成了良好的工作作风。首长下达命令，作战部门在起草文件的过程中就通知机要部门做好译电准备；机要部门当即通知电台沟通与有关部队的联络。在大兵团的运动战中，上级命令能迅速传达到部队，对捕捉战机、保证战斗胜利是至关重要的。
在战斗、战役最紧张的时候，刘亚楼将司令部有关科长派到首长处值班，以便及时掌握情况，增加工作主动性。他还非常注意及时地向有关方面通报战况，以取得各方的配合与支持。当时东北局在哈尔滨，“东野”司令部在双城，刘亚楼要求作战部门每天必须将战况和首长作战意图复写后送东北局和政治部主任谭政，使各方面工作都能与前线密切配合。
刘亚楼在部队建立了正规的报告制度。每到一地必须报告自己的位置和当前的情况。他要求司令部作战部门必须做到对每个部队（当时要求到师和个别执行重要任务的团）的时间、地点、在做什么要随时掌握，否则就是失职。因此，参谋人员把部队位置及时标到“东野”作战指挥用的地图上，做到有问必答。由于我军由长期的游击战争环境转换为大兵团运动战，一些部队难改游击习气，开始有不少人对这种报告制度很不习惯，部队情况经常迟迟不报，影响了统一的指挥和协调。刘亚楼与这种不良行为进行了坚决斗争。他规定，各部队作战部门每到一地，首要任务是给电台选择位置，架设电台与总部联络，报告自己的位置，包括部队行军过程中的休息也要这样做。不及时报告，参谋长就要负责任。经过半年多的要求，甚至对个别屡教不改的参谋长指名道姓地批评，才使“东野”部队养成了良好的报告习惯。
在作战指挥上，他不愿过多干扰上级，但发现问题就及时提出。如辽沈战役中，华北敌人向葫芦岛增兵，在“攻锦”问题上林彪曾一度产生过顾虑，给中央军委发电报想回师长春。刘亚楼觉得不妥，他及时找罗荣桓政委商量，然后一起提出意见，林彪很快改变了决心，将原先电报作废，继续决定攻打锦州。
他对“东野”的战术原则，能根据作战实践和部队需要进行总结归纳。譬如当时城市攻坚战如何在主要突击方向上组织有效的战斗，我军缺少一套行之有效的战法。他根据一些部队成功经验提出了“四组一队”（爆破组、突击组、火力组、支援组、战斗队），提醒部队在主要突击方向上必须根据敌人的防御特点严密组织。这个提法，作为一项战术原则，被“东野”在攻坚战中广泛使用。
刘亚楼在指挥中善于通过对小问题的发现，看到战术运用的重大原则。他非常重视炮兵使用的一般原则、火力组织、协同动作，多次在各种会议上讲解示范，指导部队运用于实践。但他更重视对炮兵战术技术的具体运用。一次“东野”派一加农炮连对松花江陶赖昭铁桥头的坚固碉堡进行轰击。刚开始炮兵按教程规定做较远距离射击，效果不理想，后来炮兵在没有敌情顾虑的情况下，将大炮推到离敌很近的距离上，从炮膛内直接瞄准射击，命中率一下提高50％。他抓住这个典型战例，提出我军炮兵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要尽量抵近射击。这项要求在“东野”以后的攻坚战中起到重要作用，部队也确实尝到了甜头，并在实战中大胆发挥。在锦州、天津攻坚战中，我军炮兵通过堑壕迫近敌阵前沿，有的大炮甚至接近到手榴弹投掷距离上直接瞄准轰击，不仅大大提高了命中率，而且节省了弹药，更重要的是给予敌人心理上的震撼。敌人惊呼：“共军的仗是怎么打的，大炮都顶到我们脑门上了。”我军将士则欢呼：“我们的大炮上刺刀了，炮兵万岁！”
对辽沈战役发动的战略佯动和隐蔽伪装，刘亚楼知道司令部做了大量工作。对于部队开始行动时间采取了严格保密措施，组织了十分逼真的无线电佯动和无线电静默。为了做到这一点，他指挥各部队用原有电台在原驻地正常工作，给敌人以“东野”尚未行动的错觉。而各纵队携带新的电台，夜行晓伏隐蔽地向锦州开进，在到达指定地点前不准出现空中信号。在东北我军控制区频繁放出攻打长春的信号，少量围困长春的部队晚上向南、向西、向东运动，白天又回头向长春开进，暴土扬尘，给敌人空中侦察造成我军继续向长春集结兵力的错觉。对铁路运输也做出周密安排。南进部队白天分散在小站上待避，夜间则鱼贯前进，向北开的都是部队运到后北返的空车。“东野”前线指挥所9月21日乘火车从双城向前线开进，为造成敌人错觉，火车先向北开哈尔滨，经短暂停留后，向东南牡丹江方向行驶，然后掉头西返，经齐齐哈尔、白城子南下。在锦州战役打响前，许多部队都不知道具体任务，直到大部分部队已到锦州城下，总部才发布协同命令。而直到兵临锦州城下，卫立煌、范汉杰才蓦然醒悟“东野”的意图。这不能不说明刘亚楼严密的组织工作，隐蔽了战役企图，保证了整个战役的胜利。
城市攻坚战
攻克天津之战，我军气势如虹，摧枯拉朽，只用了29小时，全歼守敌13万，创造了我军攻坚战斗中时间最短、歼敌最多的典型战例。而刘亚楼战前在天津杨柳青巧施迷魂阵，造成陈长捷判断失误，更将大战前的序幕衬托得风生水起，绘声绘色，也为他的军事指挥生涯增添了不少传奇色彩。
战役初期，在先打塘沽还是先打天津的问题上，“东野”指挥部与中央军委曾有过一段权衡利弊的过程。
1948年11月2日，我东北人民解放军连续作战52天，结束了辽沈战役，解放了东北全境，此时东北人民解放军已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为了把傅作义集团抑留于平津地区就地歼灭，11月18日18时，中央军委紧急电令林彪、罗荣桓、刘亚楼：“望你们立即令纵队以一二天时间完成出发准备，于21日或22日全军或至少8个纵队取捷径以最快速度行进，突然包围唐山、塘沽、天津三处敌人，不使逃跑，并争取中央军不战投降。”
接电令后，“四野”立即做出反应。一个完整严密的、百万人马多路梯次入关的命令有条不紊地传达到各纵队。四野官兵鞍马未卸，便匆匆告别硝烟未尽的白山黑水，各纵队克服困难，不怕疲劳，不怕减员，不怕受冻受饥，以迅速的奔袭行动，大胆插入北平、天津、塘沽、唐山地区。在华北野战军配合下，提前24小时完成了中央军委合围平津的部署，将傅作义集团60万军队紧紧包围起来。
为了防止京津敌人从海陆溃逃，中央军委命令“四野”：“先打塘沽，后取天津，而且要快。”作为平津战役全局，这种部署无疑是正确的。四野根据军委命令火速部署第七、第二、第九纵队共10个师兵力夺取塘沽、大沽、封锁出海口。但是，在执行命令过程中却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
塘沽，位于渤海湾，距天津约45公里，是华北地区的重要港口，也是平津国民党军队出海的唯一通道。为了确保塘沽、天津，傅作义将两地划为一个守备区——津塘守备，由国民党第十七兵团司令侯镜如任司令，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任副司令。侯镜如根据塘沽的特殊地形，在塘沽、大沽之间的纵深地区屯兵5万,将自己司令部设在“重庆号”巡洋舰上，由国民党第一舰队十数艘舰船，组成庞大的海上集群协同防守，攻可增强机动火力，退能提供必要的掩护和运输。
塘沽地形开阔，海沟纵横，盐田冬不结冰无法徒涉，兵力很难展开，且无险可守。四野七纵进行试探性攻击伤亡很大。20师攻击海滩车站，歼敌700人，自己伤亡600人。七纵一部配合二纵攻击塘沽西北的新河镇，歼敌140人，自己伤亡400人。二纵、九纵趁海水退潮构筑工事，潮水一来，前功尽弃。部队对大沽守敌攻击，敌人火力密集，又遭海上敌舰炮火拦阻轰击，部队在没有任何工事屏障的情况下攻击，伤亡惨重，多次突击均未成攻。这种得不偿失的消耗仗打下去，无疑会延误整个平津战役的进程，“四野”指挥层感到巨大压力。此时，身为参谋长的刘亚楼主动提出，亲自去一趟塘沽前线，勘察地形，了解情况。
冀东的岁末，寒风呼啸，黑沉沉的天空飘着大雪。刘亚楼率领特种兵司令萧华和作战人员踏着泥泞向塘沽艰难前进。到达前线后来不及休息便立刻召开会议，认真听取各纵队领导汇报。随后，他顶着刺骨的寒风，踏着积雪，到实地勘察。
展现在刘亚楼面前的是广阔无垠、无遮无拦的滩涂，灰蒙蒙的天空下，纵横交错的沟渠与未冻结的盐田，一直延伸到海边。远处的海面上，隐约能看到正在游弋的敌军舰。这仗怎么个打法？刘亚楼在冷静思考。通过和纵队领导研究，一个大胆的设想在他脑海中形成。
回到“平津”前线司令部，他立即向“四野”总部汇报。他认为：“在这样复杂的地形条件下，用3个纵队打塘沽和大沽，不仅要付出很大代价，而且难以速决。况且敌人指挥部已搬上了军舰，我们不能对敌人形成包围。如果坚持打下去，攻占塘沽有把握，全歼守敌不可能。最大可能是歼灭一部而大部逃窜，结果是得不偿失。更重要的是会使天津之敌突围，不但费力费时，还会拖延解放平津、解放整个华北的时间。”
“四野”总部经过谨慎思考，形成一个新的作战方案，随即向中央军委发电请示：“两沽战斗甚难达歼敌目地，且因地形开阔，河沟障碍，我兵力用不上，伤亡大而收获小，亦拖平津作战时间……我们意见，目前我军一方面防敌突围。但由于我目前未攻两沽，敌多半不敢突围。在此情况下，我军拟5个纵队的兵力包围天津，进行攻击天津的准备。在我军未攻击之前，如敌突围则先打突围之敌。如我准备成熟，敌尚未突围，则发动总攻歼灭天津之敌。盼军委电示。”
中央军委经客观分析，当日复电：“放弃攻击两沽计划，集中5个纵队准备夺取天津是完全正确的。”
刘亚楼在红军时期就带领部队打过不少恶仗、硬仗，一提起作战就有种兴奋感。他渴望自己能够重上第一线带领部队冲锋陷阵，这时机会来了。他主动向林彪请战：“解放战争快要结束了，我从苏联回国后还没有指挥过大的战斗。这次打天津，能否派我去执行任务。”在得到林彪同意后，“平津”前线司令部根据中央军委指示，立刻成立天津前线指挥部，刘亚楼任总指挥。
1948年12月30日至1949年1月2日，4天之内，刘亚楼指挥34万大军将天津围得水泄不通。
攻击天津是一场极其艰苦的攻坚战。天津外城有护城河，市内河渠纵横、地形复杂。陈长捷在日伪时期建立永备工事的基础上，又新建筑了大量的城防工事。在天津周围设置了35公里的无人区，布设了大量地雷。为了阻止我军进攻，敌人关闭了海河入海口的水闸，提高了护城河的水位，并且每日以千人计在河上破冰以防河水结冻。
根据天津整体的地形，南北长，东西窄，海河横贯市中间的特点，他确定了东西对进，拦腰斩断，金钢桥会师，先南后北，先吃肉后啃骨头的作战方针，经“四野”总部上报，中央军委批准了他的作战方案。
要迅速克服各种障碍，突破天津坚固的城防，各兵种的协同动作至关重要。刘亚楼多次亲自抵进侦察，并根据部队的准备情况，制定出《突破前沿阶段中各兵种协同动作的次序》，下发部队进行反复演练。他发动部队集思广益，研究通过护城河的各种办法。坦克兵纷纷表示，把坦克直接开到护城河底，在坦克顶上搭木板建桥，用自己的牺牲为战友铺架通向胜利的道路……一纵就地取材，创造了一种芦苇桥，浮力大容易架设，经试验，三分钟可以冲过去一个连。刘亚楼知到后非常高兴，立刻开会推广，组织部队演练。攻津部队展开了热火朝天的大练兵活动，战斗情绪极为高涨。
1月14日上午10时，随着刘亚楼一声令下，500多门大炮一起怒吼，千万发炮弹呼啸着飞向天津城垣，数十辆坦克迎着弹雨隆隆出发，跨沟越壕，冲向突破口……
天津战役是解放战争中最大的城市攻坚战之一，由于我军准备充分，部署正确，兵力炮火集中准确，战斗动作熟练，仅用29小时激战，一举攻克天津，全歼守敌，提前完成了中央军委交给的任务（军委限令３天）。
天津战役是我军战争史上一次空前的步、炮、坦、工兵等诸兵种协同作战实兵演练。炮兵、坦克兵之多，工兵首次大批直接参加攻坚突破，堪称解放战争之最。34万大军熟练的节拍、默契的协同和无比英勇的气概一气呵成，向世人展示出一幅壮观的现代化战争画面。天津战役是刘亚楼在结束几十年陆军生涯的最后一次成功佳作。
离开“四野”，受领新任务
1949年1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目前形势和党在1949年的任务》的指示中明确提出：“1949年及1950年，我们应当争取组成一支能够使用的空军。”这是我党第一次正式提出建立空军任务。
1949年5月，已是“四野”十四兵团司令的刘亚楼正准备随军南下，突然接到中央军委通知，让他去见毛泽东主席，受领新的任务。一到主席驻地，毛泽东就开门见山地说：“刘亚楼，你仗打得不错，又在苏联吃了几年面包，要你从陆上上天，负责组建空军怎样？”刘亚楼因没有思想准备，怕干不好，略显出犹豫。毛泽东用手点着刘亚楼的脑壳说：“好嘛，我就是要你这个自认为做不了的人去做。”于是毛泽东点燃一支香烟，与刘亚楼进行了彻夜长谈，从南昌起义中国革命的艰辛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现代化战争对空军的厚望……最后主席深情地说：“过去搞空军我们没条件，现在有条件了，一定要搞好。”在毛主席的开导下，刘亚楼放下包袱，决心在实践中边学边干。于是，他依依不舍地离开了第四野战军，踏上了组建人民空军新的征程。
柯柏年百年
他是我党一名老党员，曾与张太雷、彭湃、周恩来等参加过我党早期的革命斗争；他没有留过洋，但他的英文水平却得到周恩来、朱德这些留洋学生的首肯。毛泽东曾对下面的同志说：“翻译工作，要多请教柯柏年。”他翻译的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恩格斯名著《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曾为许多老一辈中国共产党人早期启蒙；他又是一名社会政治活动家，在他的一生中，参加了我党的许多重大政治活动。他一辈子好读书，嗜书使他选择了自己的人生道路；嗜书使他从虎口中逃生；嗜书使他淡泊名利、追求平常。党内党外的同志均尊他为柯老。他为后人没留下什么遗产，除了书，他给人们留下的是一种精神境界。笔者与柯柏年生前多有接触，对老人言行举止感受良好。在他百年之际，回顾柯柏年一生中几个片段，以表追思与怀念。
顽童李春蕃
柯柏年1904年5月26日生于广东省潮州市刘家巷，原名李春蕃。在他刚满一岁时，被抱至婶母处喂养，从小与堂兄弟一起长大。
李春蕃从小聪明、胆大，生性顽皮，招猫逗狗无所不及。月黑风高夜，他常在巷子里装神弄鬼，把其他孩子吓哭。有时长辈围坐在一起喝茶、聊天、下棋时，他会从背后给他们一拳，把大人吓一跳。孩子们对他又爱又怕，大人们对他无可奈何。这种顽皮性格在他的晚年，家人从他身上都能感受到。对自己的孩子，他以友相待，平和、随意，孩子们都愿与他交流。
然而，顽皮的李春蕃读书却非常认真。他在入小学前就读完了《三字经》、《千字文》、《四书五经》、《朱子家训》。６岁进城南小学读书。各门课程均为甲等，深得校长、教师喜欢，也被同学和李家兄弟尊重。国文教师还专门为他选择教材，如王勃的《滕王阁序》、岳飞的《满江红》、文天祥的《正气歌》等。古人那种忧国忧民、精忠报国的博大胸怀深深地楔入他幼小的心灵。
李春蕃自幼爱书，遇到自己喜欢的书，一定要设法弄到手，大人给的零花钱几乎全部拿去买了书。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晚年，收藏书是他最大的嗜好。对《孙子兵法》、《西游记》、《水浒传》、《红楼梦》、《聊斋志异》等书他非常喜欢。特别对《三国演义》更是烂熟于心。高小时，他曾以《三国演义》的内容自拟题目《周瑜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写了一篇作文，深得老师称道，并作为范文在校展览。
城南小学高小就开设英语课。英语老师教学耐心，使李春蕃自小对英语怀有浓厚兴趣。据他自己讲，那时的想法很简单，就是学好英语，将来到外地去“留学”（当时潮州学生把到广州、上海、北京等地读书都叫留学）。
高小毕业，他考上汕头岩石中学。这是所美国教会学校，学校的英语老师是一位中年美国小姐。因李春蕃入学时就能讲一口流利英语，笔译能力也不错。见到学校有美国人，就主动用英语与她对话，深得英语老师的喜欢。并叫他去自己家里玩，请他吃外国东西。李春蕃也从家中带些潮州特产送给美国老师。在老师的指导下，他读了许多英文小说，如：《鲁滨逊漂流记》、《加利弗游记》、《金银岛》等。他喜欢数学、物理，爱解各种难题，但最出色的还是英语，每次考试都是第一。
喜欢英语，使他爱上翻译工作，并接触到马克思主义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在汕头读中学的李春蕃一下子被卷入了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他参加各种集会、倾听演讲、辩论，此时他已感到潮汕的世界太小，急需到外面见见世面。他不顾家人反对，在堂哥李春涛（国民党左派）支持下，经学校推荐，进入了同是教会学校的上海沪江大学。
一个学期结束，家庭断了他的经济来源。为了能继续读书，他向校方申请半工半读。好在校长和老师对他早有好印象，立即批准他在教务处当抄写员。白天读书，晚上工作两小时，星期日半天，可免交学费和伙食费，每月还有些零花钱用。为了能多挣些零花钱，他开始翻译英文短篇故事向报社投稿。他弟弟李春纬曾回忆，那时哥哥生活很苦，上海沪大是个有身份的地方，学生个个西装革履，而李春蕃只有一件灰布长衫，在人群中非常扎眼，看上去好像黄包车夫……有一次，趁天色昏暗，他把铜板涂成金色去买饼吃。
然而，在新文化运动中心之一的上海，李春蕃有机会接触许多新生事物。这段时间他读了李大钊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受到深刻教育。由于在教会学校念书，他的英文水平迅速提高。他借助字典翻译了美国共产党机关报《工人日报》上的文章，用“李春蕃”、“马丽英”等名字发表在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上，并先后在该刊上发表他翻译的列宁《帝国主义论》、《农业税的意义》，考茨基《社会革命论》等文章。在对各种思想、主义进行学习研究后，他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然而李春蕃翻译的左派文章受到校方关注，被取消了半工半读资格，而后又以闹学潮为名将其开除。
他转入上海大学继续学习。上海大学实际是共产党办的，多数学生思想左倾，其中有许多共产党员。当时一间宿舍挤住数十名学生，李春蕃与张太雷同睡一张两层架子床，当时在校学习的还有李硕勋、陈伯达、康生、杨尚昆等。同时他参加了张太雷发起的“非基督教同盟”，从而认识了张太雷、王一知（张太雷夫人）、杨之华、瞿秋白和他的弟弟瞿景白。瞿秋白是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张太雷是上海大学兼课教授，两人是同乡，又都是留俄同学，英文、俄文都非常好，李春蕃经常向他俩请教，因此接触到更多的俄文版的马克思读物。在两位老师的帮助下，李春蕃首先翻译了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由张、瞿二人介绍，在上海书店出版（上海书店是共产党在上海开设的书店）。
上海大学革命气氛浓厚，而李春蕃就读的社会学系更是如此。系主任瞿秋白经常邀请李大钊、章炳麟、李春涛等知名人士来讲学，阐述革命道理。1923年秋，李春蕃在杨之华（后成为瞿秋白夫人）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此时，孙中山在共产党的帮助下改组国民党，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以俄为师风气日盛。这段时间，李春蕃翻译了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该文译出后发表在《觉悟》上。据柯老生前回忆：“马克思自己写的著作比别人写的介绍性著作更容易懂、更有吸引力，因此我萌生了翻译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念头，翻译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和提高英文水平的有效手段。”
参与筹建黄埔军校潮州分校
1925年，广东革命轰轰烈烈，彭湃领导的汕头海陆丰地区的农民运动也如火如荼。瞿秋白、张太雷先后离开上海到广东参加革命战争，李春蕃也辍学返回故乡，到澄海中学当教员。家乡的青山绿水和安静的教书职业，使他有了一个很好的译书环境，他开始翻译马克思的名著《哥达纲领批判》。他收集了３个英译本，相互参照，反复推敲，日夜赶译，完成后将译稿寄到上海解放丛书社，自费印刷。该书头版印2000册，很快销售一空，以后一印再印。这本书是他翻译马克思著作在国内流传最广的一本书，成为我党许多党员学习马列的早期读本。前驻日大使柴成文曾说：“我年轻时，接触的第一本马列的书就是柯老翻译的《哥达纲领批判》。正是这本书的启蒙，才使我走上了革命道路。”
1925年11月，国民革命军北伐。黄埔军校在潮州筹建分校，蒋介石兼任潮州分校校长，汪精卫任党代表。何应钦任教育长（后代校长）。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兼分校政治部主任，王昆仑为秘书，借用潮州湘太马路李厝祠为校址。
担任黄埔分校早期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为分校的创立和政治工作的开展，倾注了一腔心血。他不仅聘请黄埔本校的熊雄、恽代英、萧楚女等共产党员为分校的政治教官，还聘用共产党员李春蕃、国民党左派李春涛到校讲课。潮州分校自1925年12月正式开办到1926年底结束，共举办两期，为北伐军输送了800多名学生。他们在北伐军各部队中担任军事或政治工作，参加了北伐历次战斗，有近200人伤亡。他们的名字载入黄埔军校同学荣哀录。
北伐二次东征胜利后，东征军总政治部改为东江行政专员公署，辖潮汕地区。周恩来任行政专员，委任李春蕃为国民党澄海县政治特派员。1926年夏，他被调往广州，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政治教官，并协助张太雷编辑中共两广区委机关刊物《人民周刊》。
1927年春，李春蕃回家奔父丧，抽空翻译了马克思《一八四八年六月巴黎无产阶级之失败》，刊登在《岭东民国日报》副刊《革命》上（刊头系周恩来题写）。同年10月，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上刊出李春蕃所翻译的列宁《国家与革命》全文。
两次虎口脱险，营救澎湃
1927年４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三日后，何应钦之弟何辑伍在汕头发难。４月14日李春蕃的堂哥李春涛被捕（后被杀害），国民党随即到《岭东日日新闻》报社去抓人。李春蕃当时正在报社看书，听到门外喧闹，感觉情况不对，丢下书就往外跑，在门外被国民党截住，问他是干什么的？他机智答道：“送饭的”。摆脱了敌人的盘查，随即转身跑进一条死胡同，情急之中他翻墙跳入一户人家。没想到这户人家正好是他的女学生黄启农家。黄见状，立即引他到储藏室躲起来。黄启农是一进步学生，她不怕危险、不怕劳累，对李春蕃照顾有加，使他倍感温暖。时间久了，情感有所发展，在澄海形势稍有缓和后，两人喜结良缘。
为了逃避敌人追捕，李春蕃改名柯柏年，携妻逃往泰国投奔黄启农的哥哥。泰国是华侨较集中地区，当局为加强管理，有严格户口制度，柯柏年被通缉显然属黑户口。妻子怀孕临产，不敢上医院，无奈只得到书店买了本怎样助产的书，按他自己的说法：“那时年轻，胆也大，买把剪子，煮锅开水，照书上的步骤，自己做了接生婆。”这样，他用自己的双手迎来第一个孩子的降生。
1929年初，柯柏年携妻辗转到上海，加入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成为社联党组成员之一，以此为掩护开展革命工作。这年的１月７日，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从莫斯科回国的王明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以批判“立三路线”为名，在党内推行了一条更“左”的路线。瞿秋白、周恩来受到指责，党在国统区的工作出现一片混乱。他们大搞游行示威，发动“飞行集会”，使许多党员、团员和革命群众暴露在敌人面前。中央在上海的组织遭受严重破坏，“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被国民党查抄。1931年２月７日，反动派在上海龙华秘密杀害了柔石、李伟森、胡也频、殷夫和冯铿等24名革命同志。随后，洪灵菲、应修人、潘莫华等革命作家也相继遇难。敌人去逮捕柯柏年时正赶上他去逛书店，得知消息后迅速脱身。可以说是嗜书使他躲过一劫。
在上海，柯柏年直接受陈云领导，并参加了我党的特科工作，其主要任务是负责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掌握敌人动向，反奸除奸，营救同志等。
1929年８月24日，彭湃等在上海沪西区新闸路经远里12号召开江苏省军委会时，由于其警卫员白鑫的叛变而被捕。在陈云领导下，特科组织了营救工作。８月29日，彭湃由上海市公安局水仙庙看守所押解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途中，特科采取了行动。但由于时间仓促和经验不足，运到的短枪枪管里塞满了黄油，不能打响，在找煤油清洗枪械时放走了囚车，劫狱失败。８月30日，彭湃遇害。彭湃与李春涛都是柯柏年的同乡、学长、革命的领路人，每每说起这次失败的营救，柯老都有说不出的懊悔和难过。
按说，特科的同志长期战斗在敌人心脏并担负极其艰巨的营救和除奸工作，个个理应百步穿杨且身手不凡，但柯柏年根本看不出有这方面特长，一介书生模样。他的孩子们说柯老挎了几十年枪，可能根本不会放！20世纪50年代，北京市公安局清缴社会私存枪支时，柯老将自己珍藏的一支毛瑟（驳壳）、一支白朗宁上交给了组织。
白区的中央遭到致命打击，党的中央机关已无法在上海生存，被迫转入江西根据地，“中国左翼文化界联同盟”也转入地下。这段时间，柯柏年东躲西藏，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生活极其艰难。他出身书香，肩不能扛，手不能提，做工务农都不行。在泰国曾办过鸡场，因发鸡瘟，血本无归。此时只能以笔为生。1932年４月在上海主编《研究》杂志，只出了一期就被国民党查封了。其间为了生存，他自学无线电技术，试图开个电器行谋生，最后也不了了之。
参加延安整风
西安事变后，党中央于1937年初由陕西保安（今志丹县）迁往延安，中国革命有了一个较稳固的后方。柯柏年北上与党组织接上关系，被安排到中共中央马列学院任教，讲授哲学和社会发展史，不久又转到中共中央研究院从事研究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兼院长，柯柏年任西方革命史、国际问题研究室主任，洪文涌任中国历史研究室主任，艾思奇任中国文化思想研究室主任，欧阳山任中国文化研究室主任，师哲任俄语研究室主任，王思华任中国经济研究室主任，张心如任中国政治研究室主任等。
马列学院还设有编译部，这段时间是柯柏年翻译工作的黄金时期，先后与其他同志合作翻译编辑了：恩格斯《革命与反革命》（王实味、柯柏年译）；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通信选集》（柯柏年、艾思奇、景林译）；马克思《拿破仑第三政变记》（柯柏年译、吴黎平校）；马克思《法兰西阶级斗争》（柯柏年译）。
张闻天非常重视这项工作并兼该部主任。他规定，翻译人员每天至少译汉字1000字，每千字可得稿费边币一元钱。
1942年２月１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整风》报告。28日通过《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至此，以整顿三风（党风、文风、学风），与其相连的整顿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党八股为标志的延安整风开始。
整风学习刚开始很正常，柯柏年、吴黎平、艾思奇、张仲实等受命编辑《马克思、恩格斯方法论》，完稿后交毛泽东审定，并作为整风学习材料之一在延安出版，在各解放区大量印刷。大家认真学习文化，研究党的政策、方法，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纠正了一批错误思想和不良作风。然而，这场整风运动随后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1942年６月２日，党中央成立了总学习委员会。毛泽东为组长，康生为副组长，领导全面整风运动。由于康生回国后当上了中央党校校长和中央社会部部长，掌握了教育、审干的一部分权利，且又善于耍两面派，见风使舵。他做出忠心耿耿和一贯与王明路线斗争的样子（在莫斯科他是王明忠实拥戴者，曾高呼过“王明万岁”，延安整风却摇身一变成为反王英雄），取得了中央的信任。
整风运动开始不久，中央研究院被点名为“教条主义大本营”，定为整风运动的重点，后又作为审干重点，把矛头指向一些老同志。中央研究院有一名特别研究员、老共产党员王实味，在整风开始后写了几篇杂文，批评他认为出现在延安的不良现象。他对延安经常上演京剧《玉堂春》、在周末举办交际舞会极为不满，认为前线将士为抗日流血牺牲而后方却歌舞升平，与战时气氛不协调，便在《野百合花》中以“歌喉玉堂春、舞回金莲步”对这种现象做了尖锐讽刺。
文章发表后，被国民党利用作为攻击共产党的口实，王实味为此受到批判，被打成托派分子。柯柏年的英文水平较高，译著也多，与王实味一起做过翻译工作，自然也逃脱不了关系，被指责为“教条主义典型”遭批判。一些参加过中央研究院整风的老同志回忆说，批斗会天天开，会场乱哄哄的，大家七嘴八舌，根本不让人辩解。后来甚至发展到无中生有、恶意诬隐。康生甚至说：“谁主动揭发，就奖励他一双皮鞋。”这在物质匮乏的延安，对一些意志薄弱者无疑产生巨大吸引力。还有一些人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甚至表现出双倍的忠诚。搞得研究院人人自危，一片怨气。
延安整风是对柯柏年人生历程的一次重创，困惑中他打算以后再也不搞翻译工作了。尽管后来毛泽东出面，提出整风是为了明是非，长见识，不追究个人责任，压住了康生那一套，但还是深深挫伤了柯柏年。一次在王家坪，毛泽东见到柯柏年时对他说：“柏年，你还是要翻译啊！”柯柏年苦笑道：“再也不搞翻译了。”此后，除了上级交办，他的译作就很少见到了。
参加中央外事组和军调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