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７月，美军为对日作战需要，在罗斯福总统的压力下，蒋介石同意美军以观察组的名义进入延安。当时美国是我们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同盟国，中央欢迎同他们合作。由朱德、周恩来、彭真、林彪和叶剑英出面与美方商谈，决定在延安设立外事组，组长是杨尚昆，成员有柯柏年、陈家康、黄华、凌青等。
这个小组也是我党早期的外事机构。在工作中柯柏年与美军观察组较好地配合，并与谢伟思和戴伟斯等军官成为好朋友（20世纪70年代，谢伟思入主美国国务院，协助尼克松在中美建交中起到重要作用）。当时毛泽东急需了解外国，特别是美、英两国的情况。中共驻重庆办事处将买到的英文新书运到延安，柯柏年负责安排英文新书的翻译工作，并每月向毛泽东报告一次，运了哪些新书，书的内容是什么。当毛泽东表示要看某书时，柯柏年将该书中文译稿交毛泽东，其他书的译稿和毛泽东交还的译稿则由柯柏年安排运往重庆，再由重庆有关人士安排出版。
日本投降后，国共两党于1945年10月达成避免军事冲突的协议。为执行协议，1946年１月北平成立军调处执行部。美国、国民党、中共三方负责人是罗伯逊、郑介民和叶剑英。柯柏年任我方新闻发言组负责人。由于蒋介石与共产党为敌，军调工作一开始就充满尖锐斗争。
1946年３月３日，天气晦暗，立春快一个月了，豫北新乡依然春寒料峭。这天下午两点，新乡西郊机场突然呈现热闹气氛，彩旗飘扬、锣鼓铿锵、鞭炮劈啪。原来，停战协定签订后，国民党在河北永年进攻解放区没占到便宜。于是借美国驻华特使马歇尔到新乡视察之机，新乡国民党三十一集团军司令王仲廉组织了一帮人，冒充“永年人民代表”向马歇尔请愿，企图把破坏停战协议的罪名栽赃到共产党头上。
马歇尔刚下飞机，就被一帮人围住。他们高喊：“我们向马帅请愿！共产党破坏协定，在永年杀人放火，杀死了3000多人！”这喊声一下子招来一大群看热闹的人。
中共新闻发言组代表柯柏年上前质问：“你们根据什么说共产党杀人放火？！”
“我是永年人，亲眼看到的。”一个代表自鸣得意地回答。
柯柏年一眼看出这位“代表”是国民党军队的一名副官，于是讥讽道：“喂！这位先生，昨天我们还见过面，你什么时候跑到永年当上‘人民代表’了？”
“我……”这位代表脸顿时红得像猴屁股，再也不敢吭声了。
接着柯柏年问：“你们说共产党在永年杀死了3000多人，这数字从哪里来的？！”
“是长官告诉我们的。”一个“代表”挺着胸脯回答。
“你们长官是从哪儿得到的这个数字？你们到底是永年的‘人民代表’，还是国民党政要的代表？！你们不要再闭着眼睛造谣了！”
……
“哈哈！哈哈哈哈……”围观的人群哄然大笑。
这个局面太尴尬了，马歇尔的脸拉得长长的，面色灰得就像晦暗的天气，他顾不得与国民党政要打招呼，匆匆爬上飞机离开了现场。
这样精彩而不夸张的场面，在电影《停战以后》中得到了真实的反映。
板门店谈判
1950年６月朝鲜战争爆发。这场战争是“二战”以后美、苏之间的冷战而导致朝鲜南北两方对立激化的结果。在这场战争中，中国人民做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新中国推迟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和部队大批北调，使我们失去了解放台湾的良机，国家未能统一成为我党老一辈国家领导人的终身遗憾。
1951年夏，朝鲜战争逐渐将战线固定在三八线一带，双方都很难向对方做较大的推进，战争处于僵持状态。交战双方的代表先在开城，后在板门店举行谈判。朝中方面中方代表是邓华和解方。朝方代表是南日大将和李相朝中将。根据中央要求，外交部为中方代表配备了一个幕僚班子（二线班子），由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负责。这个幕僚班子不上谈判桌，在幕后为中朝代表分析形势，出谋划策。
李克农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积劳成疾，有很严重的肺心疾，多次发作。中央担心他的身体不能支持，1951年11月决定派伍修权去接替他的工作，同去的还有外交部美澳司司长柯柏年。原因很简单，中央认为，让一个和美国人打过交道的人去谈判，柯柏年具备这个条件。
在去开城途中却险象环生。当时正处在“绞杀战”期间，制空权基本上在美国人手中。美国飞机整天侦察投弹扫射，白天根本没法行动，只能利用夜色掩护开进。为了不被美国夜航飞机发现，所有的车辆都不准开灯，只能摸黑慢慢开。越接近前线，道路越难走，来望的车辆也越多，许多军车司机把车开得又快又猛。当柯柏年等人的吉普车正摸黑紧张行驶时，突然发现一个黑乎乎的庞然大物迎面扑来。定睛一看，不由大吃一惊，是一辆军用大卡车！就在两车相撞的一瞬间，小车司机把车头向右猛拐，大家只觉得身下一颠，吉普车腾空而起。就在车体反扣的一刹那，几个人一起甩了出来。那股力量不小，要是摔在石头或树干上，不粉身碎骨也得头破血流。可巧得很，几个人扑通扑通几声竟被抛在一个大水坑里。爬出来一看，谁也没受伤，只是弄脏了新做的制服。大家一起动手，把扣过来的车子翻了过来，一试车，竟然一点没坏，真是喜出望外，急忙爬上汽车向目的地前进。
这是一场“马拉松”式的谈判。朝鲜战争打打停停，中美谈判断断续续。我方代表根据战局的发展，建议党中央要注意我们党内和兄弟党（苏联、朝鲜）对战争流露出盲目乐观、迅速求胜的错误思想。提醒党中央要清醒地看到，经过五次战役后，我军身心疲惫，战线过长，没有海空军队的掩护，如一味南下，很难扩大战果，甚至还会导致美军二次仁川登陆的恶果。这些意见引起了党中央和斯大林的高度重视，对朝鲜战局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有了充分认识。1953年７月，交战双方签署了停战协定。
反右不利，被调离大使岗位 “文革”初期没受保护
1954年柯柏年被任命为驻罗马尼亚大使。在任期间，参与了中美大使级会议，达成两国平民回国协议。1955年至1965年从美国返回中国的科学家有130多人，其中包括为我国“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钱学森等著名科学家。柯柏年还曾陪同周恩来参加日内瓦会议。
1958年，国内在搞“大跃进”，对外宣传口的浮夸宣传引起了许多国际友好人士的质疑，如“亩产几十万斤；钢铁产量三年超英，五年赶美”等。认为这种不切实际的做法会损害中国人民的形象。柯柏年认为这些意见是善意的，如实向国内做了报告，还谈了自己的看法，抨击了国内的浮夸风。
这原本是大使职责范围内的事，意见本身也是对的。然而当时极“左”思潮已在国内形势气候，上述意见被认为是反对“大跃进”。另外，也有人向外交部打“小报告”，说柯柏年在使馆内领导反右派斗争不力，于是被调回国。
1959年，柯柏年被任外交部所属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这一任命本是对他的降职使用！然而这位书生气十足的外交官却很高兴。他多次对人说：“在研究所工作四年是愉快的。到底是研究机关，有时间看书，学术空气浓。我听到很多对国际问题的不同意见，在外交部是听不到的。”
50年代，柯柏年对中苏、中美关系就有很独到见解，这些见解有一些看起来还与当时中央的宣传相悖。他认为，中苏关系交恶始于中苏“蜜月”期。还在斯大林时期，苏联就曾多次提出了侵犯中国主权的要求，但没能得逞。又从经济上打压中国。例如：当时卢布对人民币比价，官价是１：10，市场价是１：4。我国在与前苏联贸易中却一直用官价交易，这种明显带有大国沙文主义的霸道做法，使中国吃了大亏。但那时西方封锁我们，我们是哑巴吃黄连，处境极无奈。
柯柏年认为，中美关系要分两步走，第一步，要让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性，这样两国在建交前可以通过民间渠道做很多事情；第二步，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尽快把蒋介石赶出联合国。
文化大革命时期，外部日常工作仍由陈毅、姬鹏飞、乔冠华主持。他们保护了近90名大使，只有十多名大使不在保护之列，当时任丹麦大使的柯柏年不在保护之列，因为柯柏年是刘少奇夫人王光美的入党介绍人。
受难大使们平时扫厕所，并随时听从召唤，接受批判斗争。柯柏年不认罪，也不按照造反派要求说违心话，因此受到更多人身侮辱。一次，柯柏年挨批斗回家，颇为得意地对孩子们讲，他们（指造反派）说我是王光美的“死党”。我对他们说，我是王光美的入党介绍人，王光美是我的“死党”才对呀！
1968年，周总理指名查问柯柏年的下落，十多名受难大使才被全部解放出来，但外交部并未安排他的工作。在这段时间里，柯柏年也没闲着，看书、听唱片、解数字题、装半导体话匣子，他将赋闲生活安排得其乐融融。
柯柏年看书十分博杂，除了线装古书《四部丛刊》、《四库全书》、淅刻《九通》、《二十四史》（这些都是1949年进城在琉璃厂购得）外，马列著作、文学、历史、考古、科技、数字、音乐，甚至无线电都是他喜欢的读物。柯柏年还有一个习惯，无论看什么书，经常有感而发在边边角角加批注。所以他看过的书往往布满了朱色和黑色的涂鸦。直到1973年，柯柏年才出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
“文革”结果后，柯柏年改任外交部顾问。他翻译了周总理生前交办的澳大利亚作家麦克思韦尔的《印度对华战争》，还参加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英文译稿的审定工作，并被中国翻译工作协会聘为顾问。
1978年，就外交战线拨乱反正的问题，柯柏年提了几条建议。其中有两条建议十分尖锐，引起了与会者的共鸣，这两条建议是：一、“文革”以来一直在宣传中国是一个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国家，认为借债耻辱。其实，稍有经济常识的人都知道，无论是国家还是企业，都需要借债以维持经济工作的正常运行。因此，应将“无债光荣，有债可耻”的旧观念转变为“有债正常，借债合理”的新观念，当然还要量力而行。在当时，柯柏年能提出这条意见是需要有经济学知识的。二、中国是个穷国，但对外援助却十分慷慨，尤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往往因受援国的一句承诺或赞誉，成千上亿美元的外援，我们一分钱的回报都不要，这是“打肿脸充胖子”。
反观西方富国，对外援助吝啬得很。对于中国的无私援助，受援助国并不“感恩戴德”。当他们需要反华时，说翻脸就翻脸。他举了几个亚、非、欧国家的例子。
以欧洲“社会主义明灯”阿尔巴尼亚为例，中国政府1954年就开始向阿尔巴尼亚提供援助，“文革”时期援助达到了最高点。1978年中阿关系交恶，中国被迫停止了全部对阿援助。
在此期间，中国向阿尔巴尼亚提供援款75笔，协议金额100多亿人民币，阿尔巴尼亚成为中国对外援助受援国人均数额最高的国家。阿尔巴尼亚总人口才200万，平均每人达4000元。
这一时期，中国陆续遭受三年自然灾害，苏联撕毁协议、撤走专家，“四人帮”肆虐以及唐山大地震。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中国人民节衣缩食、勒紧裤带、万里迢迢运去的大量钢材、机械设备、精密仪器等，阿方随意堆放在露天地里，常年被风吹雨打。中国专家看了，必痛得直掉眼泪。当中方人员提醒阿方不要随便浪费时，阿尔巴尼亚人员竟毫不在乎地说：“没关系，坏了，没有了，中国再给嘛。”
我国援助阿尔巴尼亚建成的化肥厂，年产20万吨，平均每亩地达400公斤，远远超过我国农村耕地使用的化肥数量。而军援项目之繁多，数量之大，也超过了阿尔巴尼亚国防需要。霍查曾毫不掩饰地说：“凡是你们有的，我们都要有。”谢胡还说，“我们不向你们要，向谁要呢？”李先念副总理访阿时问谢胡，你拿我们那么多东西打算什么时候还？谢胡却说：“根本没有考虑过还的问题。”
在此期间，阿国与我们也有少量的交换。在我们援建的纺织厂，他们用从埃及进口的棉花制成成衣硬卖给我们。下一次水，成人装便缩成了童装。他们生产的钻石牌香烟，连霍查自己都不抽（上海卷烟厂给他专门做烟），这种烟在我国１毛２分一盒，笔者曾抽过，一股生烟叶子味道！
就是这样，霍查还不满意，他白天对我们谈友好，夜里写日记却大骂中国。特别是中美建交后，阿尔巴尼亚对中国的指责由影射到公开，大骂中国人和赫鲁晓夫一样坏！
在亚洲，为了支援抗美前线的兄弟，中国人民几乎倾其所有。一些没有装备部队的试验用车，参加完天安门阅兵便直接从丰台火车站装车运往越南抗美前线。回过头来，他们竟将枪炮对准了我们。
鉴于多年事实，柯柏年建议大幅度削减对外援助金额。他的这两条建议均被党中央采纳了。
柯柏年离开我们近20年了。纵观老人的一生，他为人耿直、秉性刚烈，不随俗、不媚上，表里一致，敢于直言相谏。在政治上，他一贯独立思考；在学术上，他学风严谨，一丝不苟。所有这些，都是我们晚辈可以受用终身的精神财富。
虽九死，犹未悔
——一个真实的红军欧阳启旭
有人说,回顾是为了缅怀。就我个人的情感和喜好,我更愿意从回顾中去追求一种感动,去品味人的内在品质。当好友孙照蒂来电话说:“写写我岳父吧,他的一生不寻常。”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走进协和医院高干病房,见到久病的欧阳老人,疾病已将他折磨得不成样子:瘦骨嶙峋,支枕而坐,说话明显气力不足。人们很难想象,眼前这位曾任协和医院院长、医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兼临床医学研究所所长的瘦弱老人,参军前不曾念过一天书,13岁便追随父亲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两次负伤,九死一生,几乎亲历了共和国的所有战争。革命战争使他见证了我军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并将他培养成为著名的野战外科专家。
为寻父亲 参加红军
欧阳启旭1919年7月9日出生在四川省广元市旺苍县白水乡卢家坝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家中靠父亲租种地主几亩薄田和到矿山背矿维持生活。
1932年中国工农红军红四方面军在蒋介石“围剿”部队重压之下,不能在鄂豫皖地区立足,即突破敌人包围圈,经鄂北、豫西南,到四川北部建立了川北根据地。
红军来到欧阳的家乡,带领百姓斗地主、分田地、闹翻身,穷苦人顿感扬眉吐气。欧阳的父亲欧隆浩受进步思想影响,成为村里的积极分子,被大家推选为村长和赤卫队长。那时红军每到一地,为壮大实力都要进行“扩红”。卢家坝的赤卫队集体组建了一个红军连队,由欧阳的父亲任连长,编入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的战斗序列,这种情况在当时的川北地区是非常普遍的。
自从父亲随红军走后,家里的生活没有了依靠,日子过得很艰难。母亲养活不了兄弟俩,便让他和哥哥去自谋生路。欧阳小小年纪就去背矿、打柴、扯猪草、上山放牛,日子苦不堪言。由于受父亲影响,欧阳萌生了参加红军的念头。他的想法很简单:红军是穷苦人的队伍;当红军能找到父亲;当红军有饭吃。
1933年3月的一天,欧阳在山上放牛,遇见一支红军队伍开过,他将牛拴在树上,与同伴打了个招呼,就跟上了这支队伍,走了10多公里来到一个叫快活岭的小镇子上。部队开饭了,他就站在旁边看,实在饿极了,就跑到部队伙房门口蹲着。这时一个50多岁的红军老炊事员问他是哪里人,来干什么?欧阳说:“我想参加红军!”老炊事员给他盛了碗米饭说:“孩子,你太小,吃完饭回家去吧。”
吃饱肚子欧阳更不走了。晚上部队出发了,他悄悄地跟在后面,半夜部队在一个村子宿营,欧阳也靠在一户老乡家的门上睡着了。清晨老乡一开门,他被摔到屋里去,着实把老乡吓了一跳。这时他清醒过来,四下一看,哪里还有红军的踪影!按照老乡指点的方向他又追了下去,就这样,13岁的欧阳终于找到了红军参加了队伍。
参军后,欧阳被分到红四方面军73师217团2营6连当战士。由于年龄太小,被分配给师首长当勤务员,每天做些打扫卫生、帮伙房买菜做饭之类的杂活。他个子太矮,给师长张才子备马鞍时还需踩着凳子上才行。
1933年10月,部队进攻万源县高皮寨,刚刚占领寨子,敌人的飞机和炮弹就跟了过来,一阵狂轰乱炸,还使用了当时罕见的燃烧弹。寨子里一片火海,许多战士被炸死烧伤。欧阳后脑勺被严重炸伤。浑身是火,他就势趴在水田里才将身上的火扑灭。至今,在他后脑勺还留着深深的伤痕,不长头发。他的团长陈锡联在这次轰炸中被炸掉了一个手指头。
受伤的欧阳住进了师医院治疗。当时红军医院非常简陋,全班人马也就是一个班长带五六个卫生员、看护员;基本没有药品和医疗器械,只能做一些简单的止血、包扎、固定工作,之后伤员能不能活下来全看自身的,恢复能力了。那时,许多重伤员由于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救治而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欧阳年轻,伤口还没完全愈合就回部队了。这时部队要南征,策应主力北渡嘉陵江,师长张才千说:“欧阳这个小鬼蛮乖巧,只是年岁太小,去学医吧。”当时欧阳并不知道“学医”是干什么的,就被稀里糊涂送回了师医院,参加了两个多月的培训,学一些简单的止血、包扎、固定和战场应急救护常识,便走上了从医的道路。
1913年9月,部队离开根据地进行南征,当时欧阳只有14岁,已是红四方面军10师31团3营卫生班长了。部队强渡嘉陵江后,遇到敌人主力,打了一场恶仗,牺牲了许多同志。经过急行军,由绵阳的梓潼经油江到了懋功。敌人在后面穷追不舍,部队昼夜都在急行军。大家不知道往哪去,只知道一味往前赶路。后来部队进入了藏民区,只觉得周围山高陡峭,地势险要,经常有山石滚落,塌方处处可见。但有时也会经过景色很美的地方,一天部队经过了被誉为旅游圣地的九寨沟,只因军情危急,大家无暇顾及罢了。这时,欧阳他们不知道,除了敌情,红军正面临着更大的危机。
1935年6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毛泽东、朱德率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从江西突围,冲破了国民党的围追堵截到达川西北的懋功地区,与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会合。经过8个多月的搏杀,此时的中央红军实力已大不如前。按朱德的说法:一方面军过去是个巨人,现在全身筋肉都掉完了,只剩下一副骨架。8个月前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时人数约9万,仅湘江战役就折兵—半。一路上转战数省,在敌人重兵层层围堵中杀出一条血路。部队死的死、伤的伤、散的散,到达懋功时剩下不足1万人,而且所有的炮都丢光了,机关枪所剩无几,每支步枪平均不足5颗子弹,几乎走到绝路。
这时的红四方面军却不一样。尽管张国焘领导的四方面军在鄂豫皖、川北地区与敌人多有较量,也打了不少硬仗,但情况要好得多。当时四方面军人数近10万,武器弹药也颇丰。人们看到,四方面军的战士们身体矫健、精神饱满,每个战士都背有百颗左右的子弹,机关枪齐全,还有骡马驮着成箱的机关枪子弹以及大大小小的迫击炮。在张国焘眼里,眼前这支面黄肌瘦、衣衫褴褛的中央红军就如同一群叫花子,而我们的红军之父朱德就像一个伙夫头,至于毛泽东他就更不放在眼里了。于是他的个人野心膨胀起来,开始搞分裂了。
张国焘分裂红军,抗拒北上,红四方面军广大干部战士是不知情的,但他们却是真正的受害者。此后四方面军误入歧途,付出了血的代价。
三过雪山草地
红一方面军雪山草地走了一趟;由于张国焘的错误路线,红四方面军来回走了三趟。
1935年6月,为迎接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翻过长年积雪的红桥雪山,进驻西河口抚边镇。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形势非常严峻。国民党部队在东、西、南三个方向对我红军形成合围态势。追击红军的国民党刘文辉 部队已赶到懋功并向抚边前进;薛岳、周浑元部队则集结于雅州(今四川雅安)。为了摆脱困境,红军只有冒险横跨草地,北出陕、甘才能寻求北上的出路。
过草地前,中央对张国焘分裂红军的企图是有所警惕的。在毛儿盖会议上,中央军委决定一、四方面军进行混合编队。原一方面军改称左路军,由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指挥,毛泽东和中央机关随左路军行动,由四方面军抽调四个团加强左路军;原四方面军改称右路军,由张国焘指挥。朱德、刘伯承指挥一方面军五军团、三十二军随右路军行动。
前出毛儿盖、松潘以西是一片荒无人烟的大草地。方圆几百里,茫茫无边。草丛上面时常笼罩着阴森迷蒙的浓雾,根本分不清东南西北。草丛里河沟交错,积水泛滥。露在外面的水呈淤黑色,散发着腐臭的气味,人畜都不能饮用,否则会中毒。人的手脚不慎划伤后被这毒水浸泡,会立刻红肿化脓。这里没有石头,没有树木,更没人烟,脚下是一片草茎和长年累月腐草结成的“泥潭”,软绵绵的,若是用力过猛,就会踩穿,越陷越深,甚至整个身子都陷进去,再也休想从里面爬出来。
为了过草地,部队开始筹粮。欧阳说在藏区筹粮困难呀!本身就没几户人家,又集中了那么多部队。那里的土司(地主)毕竟是少数,打两次就没了。寺庙里的粮食都藏了起来,就是有也不能拿,有宗教政策在那里,搞得那里的藏民负担很重。部队费了很大的劲,也搞不到多少粮食。
欧阳只有14岁,是卫生班长。他带着十几名平均年龄不足15岁的红军战士随部队走进了茫茫大草地。除了枪支、干粮外,他们每人身上还有一个小药箱。当草地经过几万人的部队和骡马踩踏后,松软的草茎已完全被踏漏,变成个大泥塘,稍不留神就陷进去出不来,欧阳说那种艰苦永生难忘。没粮食,三斤炒面在最困难的时候才敢去吃一小口,主要是吃野菜充饥。没有衣服穿,那时的红军哪像电影里穿得那么整齐?基本上都是老百姓的衣服,有什么穿什么,什么颜色都有,没有衣服就披一件棕毛做的蓑衣,一条被单就算是被子了。只是每人有顶帽子,四方面军是八角的,比较大,用红布缝个五角星;林彪那个一方面军的帽子类似现在的解放帽,比较小。据杨成武将军回忆,他率红一方面军先遣团翻过夹金山,远远见到来迎接他们的红四方面军,还误以为遇到了带大盖帽的国民党军队。
草地天气一日多变。早晨浓雾蒙蒙,天昏地暗;中年又会一阵狂风,吹开天上的积云,天空忽然晴朗;到了午后又会乌云密布,狂风四起,大雨滂沱,不一会又转成冰雹砸下来;夜晚,气温骤降,飘起漫天大雪。草地到处是水,部队宿营连一块坐的地方都找不到。大家只好背靠背地站着休息。早上醒来,有的人已冻硬,永远地停止了呼吸。欧阳说,那时团结呀,有一口粮食大家分着吃,没吃的,找到什么吃什么,大家管它叫“飞口”。
欧阳还是掉队了。班里有一个在四川万源县石塘坝入伍的叫彭光太的小战士被尖硬的草茬子扎破了脚,泡在臭水里感染化脓腐烂了,还长了蛆虫。欧阳扶着他慢慢走着,眼看着部队走远了。小彭走不动了,他哭了。他对欧阳说:“班长,我活不了了,如果你能见到我母亲,跟她说一声。”说完便躺倒在泥水里起不来了。欧阳难过极了,又背不动他,只能把身上仅有的一点粮食留给他,流着眼泪,一步一回头地去追赶部队。欧阳老人说,70年代他在成都军区工作期间专门去找过彭光太的家,可惜没找到。他请万源县的同志在 红军烈士陵园的碑上不要忘记刻上红军战士彭光太的名字。
部队终于走出了草地,到达了班佑,大家高兴啊。这时首长召集部队讲话:“同志们呀,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大家说不知道呀。首长说:“这里叫‘无国’,是个没有国家的地方。往前走还远着呢,还要走两个草地那么远才能到。大家是愿意继续往前走,还是回去,”大家一听都吓酥了。一个这么远已经了不得了,还要走两个那么远,怎么走?首长这时说:“那好,我们回四川吃大米去。”大家哪里知道,这是张国焘分裂红军,将红四方面军又拉回了四川。
二过草地,大家充满了恐惧和绝望。粮食吃完了,人困马乏到了极点,快到年根了,天气非常寒冷,一会儿风,一会儿雪,几天没吃饭,连野菜都找不到了。大家又冻又饿,走了许多天见不到一个老百姓,也不知道走到哪天是今头,欧阳又掉队了。一天,欧阳正拖着疲惫的双腿走着,突然发现远处有一个东西,走近一看是一只被野兽撕剩下的已腐臭的野物。当时也顾不上了,他掏出刀子割下肉,架起火烤了起来。肉香立刻招来饥饿的人群,大家一窝蜂地扑了上来,欧阳因年小体弱被挤出人群;“给我留一点吧!”他绝望地哭着、叫着,但这时生存欲望已远远替代了友爱,留给他的只有伤心和无奈。
欧阳老人说,当时朱德留在四方面军,由于张国焘挑唆,非常受气,经常挨骂。四方面军有的干部战士还往他脸上唾口水,他可是总司令啊!朱德夫人康克清当时跟我那支部队一起行军,她没有牲口,也没有担架,和我们一样走路;我知道她是朱德夫人,可有的战士不知道。张国焘分子造谣说,是一方面军的人让我们走错了路,饥饿难忍的战士就围着她骂呀,骂了半天,康克清也不敢吭气。我实在看不下去了,劝大家不要骂呀,她是朱总司令的婆娘,大家才没敢再骂。
卫生班有个13岁的小战士,四川剑阁人。人长得白,蛮招人喜欢,大家都叫他“小白菜”。他不小心陷进了沼泽里,我马上伸手去拉他,差点也陷下去。这时我们班几个小伙伴都伸出手里的棍子一起拉他,或许是一群孩子力量太小,或许是饥饿过度已经没有了力气,大家眼睁睁看着小白菜被沼泽吞没了。他留给大家最后的一句话是:“班长,有机会告诉我家里,我在草地光荣了。”大家都哭了。
二过草地后,由于原来的通路被国民党封锁,部队只能再翻过大雪山(夹金山)向成都方向前进。此时已经到了冬季,山上的积雪足有两米深,先头部队将雪挖开一条深沟,部队在雪沟里前进。当时部队疲惫不堪。没有粮食,破衣烂衫,很多战士光着脚,实在没办法就用块破布裹裹;冻得受不了就喝口辣椒水,有许多战士倒下就起不来了。欧阳连队一位40多岁的老炊事员背着一口大锅和做饭用的家什和他一起走着。快到山顶一阵大风吹来,连人带锅翻下山崖,一阵撞击山石的“叮咣”乱响,大家惊出一身冷汗。往下一看,山涧里、道路上到处是摔死、冻死的红军战士的尸体。
部队半夜才到山顶,下山没有路,除了白茫茫一片冰雪,到处是峭壁深沟,大家都吓呆了,但不下去就会冻死。当时欧阳背着一个铜盆,他顾不了许多,将铜盆坐在屁股下,抓住盆沿用力一蹬,只听见寒风在耳边呼呼作响,盆子撞击着山石,在滑行中觉得整个人猛地往上一弹,身体在空中翻了个筋斗便什么都不知道了……等欧阻苏醒过来,发现人没有事,只是手被盆上的铁丝勒掉了一大块肉。他拍拍身上的雪又继续前进了。
几个月后,红四方面军战事不利,损失惨重,部队从成都撤退,奉命前出西康与贺龙的红二方面军会合。这样,四方面军又第三次翻过大雪山(党岭山),到达西康。部队动员说,国民党追兵马上就到,再不过草地就只能去西藏了。于是部队准备三过草地。
这时欧阳的身体彻底垮了,高烧不退,昏迷不醒,后脑上的伤口流着脓血。大家认为他活不成了。刚好部队附近有座规模不小的铜鼓喇嘛寺。红军来后,寺里的喇嘛都跑了。于是大家把他放在寺庙里。
欧阳从饥渴中醒来,找不到吃的,便爬到供香桌下躲藏起来。喇嘛回来后发现了他,将他拖出来,拔刀要砍。欧阳浑身一点气力都没有,只好闭上眼睛听天由命了。这时一个在寺里上香的通司(懂汉语的藏民)出来劝说道:“佛家人以慈悲为怀,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方才感动了寺里的老寺主。老寺主看他还是个孩子,便给他喝水、吃糌粑,灌藏药退烧,还将他的头发剃了,用香灰和着酥油给他疗伤。
过了几天,红军部队完成任务回来路过喇嘛寺,寺里的喇嘛又跑到山里去了,欧阳大喜,便又回到自己的部队。现在回想起来,如果部队不回来,欧阳恐怕是会被老寺主长期收留当喇嘛了。
1958年欧阳与爱人石慧敏奉命进藏组建陆军75医院,路过铜鼓喇嘛寺,专门停车进寺答谢老寺主当年的救命之恩,可惜老寺主已在几年前圆寂了。
欧阳老人说,第三次过草地有了上两次的经验,筹粮还算充分。部队从阿坝进入草地,沿路上到处可以看到被破衣烂衫裹着的红军战士的尸骨,他们都是几个月前在草地上倒下的。这情景对大家刺激很大,部队根本不用向导。这条用白骨铺就的道路一直通向遥远的北方。
第三次过草地时间是最长的,有一个多月。班里的一个15岁的回族战士因不吃肉,连饿带冻身体虚弱得不行,晚上靠在欧阳背上睡觉,第二天早上发现他已经僵硬了。
作为部队的卫生兵,走了一天,大家宿营了,他们还要给伤员换药。那时没有药,伤口化脓只能用盐水洗洗,最后连盐水也没有了。没有绷带,就将藏民玛尼堆上的幡旗扯下来包扎伤口,藏民生气啊,尽管红军知道是违反纪律,但没有办法。那时大家只能咬着牙往前走,晚上谁没到宿营地,这个人就算没了。三过雪山草地后,欧阳这个班12个人只剩下5人了。
欧阳为寻找父亲参加红军,但却没有找到父亲。长征到达陕北后他才知道,红军二过草地时,已是营长的父亲在筹粮时牺牲了。欧阳参加红军为了吃顿饱饭,但恶劣的生存环境使他这个愿望成为奢望。在我采访过程中,每当说起父亲和战友们的牺牲,老人都难过得不能自己。每每见到这种情形,我都不忍继续下去。
几年前,一位老人对我说,当年红四方面军在长征中因负伤、被打散而流落在川康、甘肃地区的有近万人。他们留在了当地,生活没有着落。有的给地主扛长活,有的在煤矿背煤,很惨。特别是建国后,这些人在政治上不被承认,境遇窘迫。
不久前,我的朋友对我说,现在草地周边变化很大,修了公路,不少县开发旅游致了富。但当地老乡讲,在夏日晴朗的夜晚,荒芜空旷的草甸上时常会腾起一撮撮磷火;如有微风,这些磷火会随风翻滚,不断呻吟,仿佛在向人们倾诉——70年前,这片旷漠的泽国下,曾经掩埋了一群不屈的英魂。
袭击阳明堡机场 烧了一架鬼子飞机
1937年8月在国共合作的形势下,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第十八集团军)。那时欧阳已是129师769团的营卫生长了。部队东渡黄河后进入山西,从侯马乘火车到达五台县的东冶镇。战区司令阎锡山给每人发了一套棉衣和一些过冬用品,欧阳第一次穿上了暖和的冬装。
当时日本鬼子的飞机每天去轰炸忻口、太原等地,部队发现这些飞机每天下午都在忻州的阳明堡降落,师部决定敲掉敌人的飞机场。因为担心人多目标大,团长陈锡联决定派欧阳所在的这个营去执行任务,但实际去机场只有两个连。欧阳带着两个卫生兵参加了行动。出发前营长赵崇德给干部开了会,大家烧掉所有文件,以示必死的决心。
天黑后,部队悄悄渡过滹沱河潜入机场。远远望去,一排排飞机在星光下闪闪发亮。侦察员报告,机场里没有发现敌人,部队迅速冲进机场。欧阳从来没见过这种会下蛋的铁鸟,他踩着战友的肩膀爬上飞机后,东摸摸西看看,觉得蛮新奇。这时一位曾经参加过十九路军淞沪抗战的连长叫大家赶快破坏飞机,放火烧,用手榴弹炸!欧阳没有手榴弹,他举起战友送上来的一块大石头,“咣当”一下砸碎玻璃,放了一把火。这时整个机场火光冲天,爆炸声一片, 有的飞机滑动着互相碰撞,24架飞机顿时报销了。
这时敌人的坦克和援兵赶到了。营长大喊:“赶快撤!”敌人对着营长就是一梭子弹,打在他背上。当时营长还活着,欧阳背起他往后撤,刚跑出一两米,又是一梭子弹打在营长背上,营长牺牲了。人一死就觉得特别沉,怎么也背不动了。欧阳赶快叫来一个战士帮忙。将营长尸体拖了出来。阳明堡战斗八路军牺牲了7个人,其中有一名卫生员。
欧阳参军前因家境贫穷,读不起书,但他从小就十分羡慕能识文断字的人,参加红军后更激发了他追求知识的愿望。当勤务员时他经常缠着领导和文化教员学识字。尤其当卫生员后,更觉学习的重要,一有空就蹲在地上用小树枝练字,就连长征这样的艰苦环境也没间断过。长征胜利到达陕北,欧阳已能够读书看报了。
阳明堡战斗后,部队开到后方进行休整。欧阳被选送到山西辽县七里店129师卫生学校学习一年,成为我军自己创立的卫生学校的首批学员。毕业后分配到晋西秦(基伟)赖(际发)独立支队任卫生队长兼主治医生。
与白求恩等外国专家共事
1938年初,为了帮助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加拿大共产党员诺尔曼?白求恩等外国专家陆续从延安来到晋察冀根据地。当时八路军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一般干部战士伙食标准只有每月1元钱菜金,毛泽东、朱德这些中央领导每月才5元钱。当白求恩得知毛泽东指示每月付给他100元生活补助时,立即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信:“尊敬的毛泽东主席,我谢绝每月100元生活补贴。军区已提供我衣食需要,我不需要钱。请将这笔钱用于前线更需要的地方……”欧阳说,那时白求恩等外国专家和大家一样,有什么吃什么,没粮食还饿过肚子。
白求恩到晋察冀根据地八路军总医院的第二天就被聂荣臻请去了,因为他爱人生孩子难产。作为助手‘欧阳陪同白求恩晚上出发,翻山越岭整整走了一夜,天亮才赶到。尽管孩子已经生下来,白求恩还是为聂荣臻爱人做了检查。白求恩医术高明,很多领导、医院都争着请他去看病。
欧阳说他从当主治医生到八路军模范医院一所当所长期间,长期与医院的外国专家组共事,外国专家组由一所统一管理。除白求恩外,还有德国共产党员汉斯?米勒博士(外科),日本的山田一郎(内科),美国的马海德(皮肤科)及两名苏联外科医生。当时欧阳也就20岁,在行政上他是外国专家的领导,在业务上他又是外国专家的学生。他与白求恩大夫共事差不多一年时间,经常在一起手术;白求恩主刀,欧阳当助手。每次手术完了,白求恩总跟大家讲解一下手术的总体情况是什么样子,应该怎么做,需注意的事项等。时间长了,欧阳的手术水平和英语水准也有很大提高。
白求恩大夫很有职业精神。当时八路军野战外科条件极差,缺医少药。针对这种情况,白求恩在医院筹办了多次培训班。针对八路军伤员感染率高的问题,制定了“消毒三步法”,必须严格执行;还发明了“卢沟桥手术驮子”,用木料做成的一种驮在马背上的野战外科手术台;还有一种“白求恩换药篮”,里面放有必备药品,给伤员换药,提起来就走,方便实用。白求恩很善于总结战士们的实战经验,对我军野战外科学的规范化作出了重大贡献。
欧阳说,白求恩大夫对医术精益求精、对病人认真耐心这一点不假,但他脾气古怪、暴躁;有时在手术过程中嫌八路军土造的手术器械不顺手,会将刀子、镊子往地上摔,有时还骂人,搞得大家都怕他。
说起来大家可能不会相信,抗战时期八路军医院的手术器械基本上是土造的。手术刀是乡村铁匠铺子打的刀子,或从杂货铺买来的裁纸刀磨锋利了当手术刀用;止血钳是用小竹片或者请铁匠铺打的铁制、铜制的土止血钳;镊子是竹片用火烤弯过来就成了;手术锯就用木工锯代替。这些土造器械让白求恩等外国专家很不习惯;那时能搞到一套制式手术器械简直是宝贝了。使用这些土造器械,消毒马虎不得,完全要按白求恩“消毒三步法”严格进行。通常用老乡家的大柴锅把手术器械煮沸消毒,纱布、棉花等敷料用蒸馒头的大蒸笼蒸煮消毒。
那时做手术根本没有麻醉药,有条件会给伤员喝一口老白干,硬撑着,实在忍不住就吼两声。医生做手术没有现在这样的消毒条件,只能用硼酸水或老白干洗洗手,根本搞不到橡胶手套——欧阳说如果有橡胶手套,白求恩就不会被感染了。 1939年1月,涞源摩天岭战斗正激烈地进行着。白求恩在一座庙里为八路军伤员做手术,突然手术台附近枪声四起,为了加快手术速度,白求恩将左手伸进伤口掏取碎骨,尖利的碎骨将他中指刺破。11月初他为一名蜂窝组织炎的伤员手术时再度感染,导致败血症,白求恩高烧不退,呕吐不止。大家赶紧往总部医院转送,抬到离医院还有一二天路程白求恩就去世了。
白求恩的去世让大家非常难过,八路军失去了一位好战友、好老师。白求恩去世后,八路军总医院改名白求恩医院。
当时药品更是奇缺,西药很少,主要用中草药。办法是动员中医参加八路军,教大家使用中草药,通常做一些丸散之类的中成药。笔者从有关资料里面看到,129师医务人员用中草药中的常山、砒石、柴胡、黄岑、花椒、杏仁、蜂蜜等制成疟疾丸,此药与注射0.4克奎宁效果相同。边区利华药厂将中药西制,制成两种名贵注射液。一种是柴胡注射液,医名“瀑澄利尔”,主治流感、回归热、产褥热、肺结核发展期发热,并能对付顽固疟疾。还有一种是苍术油注射液,其发汗解热之功效能与阿斯匹林媲美。就是用这些土造手术器械和中草药,我们的医务人员挽救了千千万万个八路军战士的生命。
当时西药是贵重药品,部队连磺胺这种最普通的药品也没有,卫生部不断派人到敌战区去采购。抗战时,欧阳就曾化装进入北平买过药。他们住在前门大街长巷二条一个不起眼的小旅店里,每天早出晚归,跑遍全城的药店,采购些磺胺、碘酒、纱布、阿司匹林之类的药品。一次还不能买太多,怕引起怀疑,而后集中起来,设法通过秘密交通站分批带到根据地。在这过程中,还要躲着鬼子和汉奸,他那一口四川话,要真遇上“皇协军”盘查,准露馅!建国初期,欧阳穿着军装在前门大街搭三轮车,拉他的三轮车工人总是回头看他。欧阳问:“你看我干什么?”那工人说,日本占领北平时你来过前门,我猜你就是八路军!
从一些资料上可以看到,抗战期间,尽管环境艰苦,但我军野战医疗事业比红军时期还是有所发展。野战医院已初具规模,基本能根据战事需求随部队跟进;战场伤员能及时救治、转移;伤病员的伙食有了基本保障。从1941年十八集团军后勤医院的工作汇报中可以看到,从1941年4月份以来,一般休养员每周或10天可吃猪肉一次,肺病排每月可吃四五次猪肉。但也有意外。一次该院四所管理班长拐公款400元逃跑,搞得这个所两三个月吃不到一次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