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说,在外国专家组里两个人值得一提。一位是德国医学博士汉斯?米勒,他是欧阳最好的朋友。他很有个性,但脾气比白求恩好。他们一起行军、一起研究手术方案,手术做得特别好,还多次给八路军伤员献血。解放战争时米勒在第四野战军一个野战医院当院长,解放后在北京医科大学当副院长,住在什刹海,两家经常走动。欧阳说,与米勒共事几十年,他曾有过两次动摇。第一次抗战最艰苦时,想回德国,非走不可。那时到处是日本人,根本走不了,就是回去了,他一个德国共产党员,非让希特勒杀了。没办法,请来军区卫生部孙义之副部长做工作;谈了一夜,思想通了,说不回去了。第二次是“文化大革命”被打成“间谍”关进牛棚,儿女被赶到贵州、东北当了农民。可以想象,他的金发碧眼的孩子在当时农村的境遇是不会好的。米勒觉得没希望了,找到欧阳倾诉,要回德国。当时欧阳是总参管理局医务处的领导,在劝慰他的同时,向中央做了反映。最后周总理出面将米勒解放,恢复原职,并特批他的儿女们调回北京当工人。米勒病重弥留之际欧阳在他身边,他拉着欧阳的手,嘴里叫着:“欧阳医生、欧阳医生……”他现在安葬在八宝山。
还有一位日本的山田一郎(白云)医生。他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医科,是内科专家。1939年入伍,两个半月后在山东梁山战斗中被俘。山田当俘虏后曾用绝食抗拒,最后饿得昏了过去。醒来时,看见八路军129师师长刘伯承站在床边,手里提着一罐日本人最爱吃的酱菜。那时八军缺医生啊!刘师长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山田留在了八路军,并取得大家的信任,后来担任过白求恩医院副院长。
在工作中,山田不仅表现出高度的责任心,而且有许多发明创造。如:针对肺病发明了“空气疗法”;针对胃病发明了“饥饿疗法”;针对神经病发明了“睡眠疗法”等。笔者不懂医,也不知道这些治病的方法现在是否还继续使用?但从当时十八集团军野战医院工作总结上看,这些方法对敌后医学界贡献颇大。
欧阳说,外国专家组的技术相当好,有敬业精神,特别是白求恩、米勒、山田、马海德,两个苏联专家也不错,但和其他几个外国专家比起来,手术粗糙些。他们对中国革命事业贡献很大,我们永远不能忘记。
抢救左权副总参谋长
1940年8月至12月,我八路军105个团在华北平原长达2500公里的交通线上,向日寇发动了全面攻击。抗日军民密切配合,拔据点、夺关隘、毁交通、炸桥梁、分割围歼,一举毙伤日军两万余人,极大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日士气!这就是著名的“百团大战”。
八路军在华北打成一锅粥,日本上下乱了套。日本在侵华之初,虽然也在平型关,阳明堡等地吃过八路军的苦头,但总以为八路军不过3万之众,掀不起多大浪来。但“百团大战”后,八路军——这支由共产党领导的有着明确政治信仰的军队,引起日本朝野的高度重视。1941年1月,日本陆相东条英机把对八路军和根据地“扫荡”列为本国政府“空前未有的大事”,并向华北增兵。中国派遣军司令冈村宁次要求指挥官们要认真研究八路军的游击战术,改变原有的作战方法。他们用深沟,高垒连接碉堡。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将我根据地分割成块状,消灭我军的生存空间,使八路军丧失了运动作战的优势。在“扫荡”中敌人甚至向水井、粮食里投毒,使用毒瓦斯等化学武器。造成我军重大伤亡。抗日战争到了最困难的时期。
1942年5月,敌人对我太行、太岳地区进行“扫荡”,兵力之大、时间之长、烧杀之烈均为前所罕见。5月25日,八路军总部被日军包围。欧阳的医院和总部机关、中共北方局、党校、报社、被服厂等大队人马被压制在南艾铺,十字岭一线的山沟里。当敌人发现八路军主力准备突围后,便快速地紧缩包围圈,炮弹、机枪弹像雨点似的向突围部队袭来,此时总部所在的十字岭周围成了烟山火海。日军野兽般的吼声和掩护部队的冲杀声、枪炮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交织成震耳欲聋的声响,硝烟几乎把白昼变成了黑夜。
突然,五六架红头敌机扑向总部机关隐蔽的山沟投弹、扫射。后勤部门上千匹骡马惊跳起来,有的受伤倒下,有的挣断缰绳在山沟里乱窜。被服厂的新工人、机要部门的女同志被炮弹震得四处奔跑,一片混乱,情况万分危急。当左权副总参谋长看到彭德怀副总司令还在指挥部队时,他果断命令警卫连长唐万成带领一个排掩护彭总等迅速突围,一面召唤四处奔跑的人们跟上部队。这时一颗炸弹在他身边爆炸,左权倒在血泊里。
此时欧阳正在距左权不足百米处组织医院突围,听见有人在喊:“首长被炸了,快来人呀!”听到呼救声,欧阳迅速带着一个卫生员冲了上去。他抱起左权,只见左权后脑上被炸开了一个鸡蛋大的窟窿,鲜血喷涌着。他急忙进行止血、包扎……但左权已经不行了,在欧阳怀里停止了呼吸。左权牺牲后,尸体带不出去,又怕鬼子发现,欧阳带人在十字岭的一个隐蔽处将左权将军掩埋了。
欧阳说,反“扫荡”最惨的还属我们医院。轻伤员都跟着部队冲出去了,我院奉命抬着50多个重伤员只能在大山里转悠,跟鬼子捉迷藏。太行山上不长树,不长草,尽长石头,连个兔子都藏不住。我们又没有枪,遇到鬼子就完蛋了,真是难呀!方圆几十里没有人烟,鬼子的“三光”政策迫使老百姓都跑光了,找不到粮食。我们只好将重伤员安放在岩洞里或者将老乡垒梯田的石头扒开,往里挖一点,垫上草,放上一二个伤员后,留下通气孔,再重新垒上。天黑以后去换换药、送点粥。就这样还要经常转移,时间长了怕汉奸告密。鬼子三天两头来“清乡”、“扫荡”,我们一个姓马的医生从山洞里跑出来,被鬼子打死了。
天气暖和时,只能将重伤员放在庄稼地里藏着。那时日本鬼子狠呀!他们将伤员搜出来后,就浇上汽油,活活把伤员烧死。我们在不远处藏着,听见伤员的惨叫声和随风飘来的焦糊味……大家都哭了,想去拼命,可是没有枪啊!我们拼了,其他伤员怎么办啊!
许多老同志在讲这段历史时,对日本鬼子无不咬牙切齿,即使把倭寇千刀万剐也不解恨!!我很能理解。是的,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这段经历对我们伤害得最深、最痛!凡我炎黄子孙,谁要忘却这段历史,谁就不是中国人!作为日本民族也一样,如果不去认真反思明治维新后的侵略扩张史,这个民族没希望!
创建全军著名的“欧院”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原八路军白求恩医院组建为晋冀鲁豫军区卫生部第一野战医院,欧阳任院长。1946年6月,蒋介石悍然发动全面内战,向我中原解放区发动进攻。欧阳带领医院随刘邓部队机动作战。先后参加了陇海战役、定陶战役、巨野战役、滑濮战役、豫北战役、羊山战役、鲁西南战役、运城战役、临汾战役、太原战役等等战役。据统计,从1945年秋天晋冀鲁豫军区卫生部第一野战医院建院开始,到1949年太原战役结束,在艰苦卓绝的战斗中和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欧阳带领第一野战医院,跟随刘邓大军转战晋冀鲁豫,“三出陇海”,千里跃进大别山;与伤病员同生死,共患难,本着救死扶伤、不丢掉一名伤员的原则,先后救治伤员27740多名,欧阳院长带领手术队昼夜进行手术,在第一时间挽救了许多战士的生命。陇海战役的杨村战斗中,医院收治了两千多名伤员,由于及时治愈,马上又给前线送回了一千多名战斗骨干,保证了战役的胜利。由于治愈率高,死亡、致残率低,第一野战医院在各部队很有威信。“欧院”成为陇海前线野战创伤外科的名牌,不仅集体立功受奖,还被中央报刊(《人民日报》)宣传,他们的宝贵经验在全军推广。
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欧院”总结出一套在野战条件下行之有效的战场治疗原则、步骤、手段,以及医院完成“大收治,大转移”伤员的工作方法。特别是他们创造的“新创伤疗法”——即在野战条件下分工明确,相互协同,伤员分类标记,治疗中彻底消毒、充分包扎。让伤员吃好第一顿饭,换好第一次药,睡好第一次觉。这个方法一直沿用到抗美援朝。陇海战役后邓小平政委高兴地说:“这一仗要给钱信忠、欧阳院长记成绩。这个仗是他们打的,没有他们的后方保障,及时给我们送来后援部队,这个胜仗是打不成的。”
解放战争由于缴获了国民党大批医疗设备,我军的医疗条件逐步得到改善。在每次战斗间隙,欧阳还组织医务人员进行业务训练。如打太原前,进行石膏术的训练。石家庄战役后,欧阳组织全院医务干部参观了石家庄和平医院,观摩了钱信忠部长的手术示范。当问到欧阳老人不寻常的野战手术功底时,老人表示,我的技术水平一般化,“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当时没有人,也只好我亲自上了。但熟知他的人都说,那是欧阳院长谦虚。他参加革命后一直没间断过学习,特别是有幸能与白求恩、米勒等外国专家共事,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医术突飞猛进。是心脏、骨科、腹部、腰椎、四肢创伤治疗方面的专家,在我军医疗界小有名气。那时每逢重大战事,时任军区卫生部长的钱信忠总是带上欧阳等几个技术尖子随军行动,他们跟到哪里,那里的领导和战士就放心。
解放太原时,“欧院”已扩编为华北军区第六机动总医院、下辖五个分院,配属十八兵团。欧阳与兵团司令徐向前、政治部主任胡耀邦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徐向前在干部大会上说:“医院靠技术和战士的亲身体会去提高自己的威信。有医院跟着我们,就没有后顾之忧,就有士气。”太原战役中,大批战士经救治后重返前线。
太原解放后,全国解放已见曙光。为了给新中国培养高级医务干部,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将40多名院长以上的医务干部抽调到沈阳中国医科大学学习。四年学习正值抗美援朝,欧阳在系统地学习的过程中还在东北的北安、鹤岗等野战医院实习,救治了大批从朝鲜战场送回国的志愿军伤员。
1952年大学毕业后,欧阳奉军委命令调到北京组建和平医院(现为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任院长。组建军委黑山扈疗养院(现为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任院长。1955年国防部授予欧阳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
进藏
西藏是中国版图不可分割的部分。这里山川秀丽、民风纯朴,然而长期以来,这块土地并不平静。
西藏问题与中印关系有必然联系。众所周知,中印两国独立和解放之前,虽然未曾正式划定边界,却早已形成了一条习惯边界。但1947年印度独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在“大印度联邦”野心的唆使下,印度进行了疯狂的领土扩张。从1947年开始他们就怂恿西藏搞独立,欲将中国西藏划出中国版图(直到2003年印度才在公开场合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1951年2月2日,印度军队趁中国在朝鲜激战无暇西顾,派兵占领了西藏地方政府管辖的达旺地区。1954年,印度政府单方面修改了官方地图,把英国非法划定的“麦克马洪线”定为自己的国界,占领了属于中国的9万平方公里土地。又侵占了西藏阿里地区2000平方公里的土地。还把本属中国的巴里加斯划入印度版图。这样一来,印度共侵占中国领土达12.5万平方公里,相当中国一个福建省(这些土地至今为印度非法占据,成为中印关系解不开的死结)。
印度政府将中国的西藏作为中印两国的战略缓冲区,公开否认西藏是中国的领土,策动西藏反动农奴主叛乱,这使西藏战略地位显得更加重要起来。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中央政府决策:修通川藏公路,支持西藏民主改革。
川藏公路是一条通天的路,自然环境极其险恶。高山缺氧、雪崩、塌方、泥石流和叛乱分子的袭击随时威胁着筑路部队,伤亡不断。人们都说,川藏公路每前进一公里都会有一座战士的墓碑。而当时离西藏最近的一所医院是成都军区医院,为此中央军委决定在西藏昌都地区组建陆军第75野战医院。
在医院院长的人选上领导犯了难,谈了几个人都强调客观不愿去。也难怪,经过长期的战乱,谁不想寻求片刻的安宁?于是领导想到了欧阳。既然是领导谈话,欧阳自然要说点自己的想法:“这条路长征时我都走了好几趟了,还叫我去啊!”领导说:“正是因为你比别人更了解情况,我们才叫你去!”
作为军人,欧阳没讲任何条件。他回家收拾了简单的行李,便带着爱人、孩子出发了。当年长征,由于张国焘的错误,部队险些退入西藏,那是一种无奈;而今天,为了完成中央的战略部署,欧阳义无反顾地踏上了进藏的征途。
初到昌都,医院只有五六个人。大家在一片荒地上白手起家,边建院,边收治伤病员。由于高寒缺氧,身体极不适应,头痛得像裂开一样。心慌得睡不着觉。饭煮不熟,下面条煮成了一锅糨子。没有蔬菜,只能吃内地运来的干菜。就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全院上下团结一致,边基建施工、边收治伤员,夜以继日地工作。最可怜的是欧阳的两个孩子,她们被放在了成都的西藏军区留守处。那时大女儿秋华上小学一年级,二女儿春华上幼儿园,因无大人照顾只能住校。每到周六,姐姐到幼儿园接妹妹一起过周末,姐妹俩相依为命,每天都盼着远方的父母早些归来。
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在北京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但是在外国敌对势力的策动下,西藏的分裂势力一直在活动。1955年,中央政府决定在川、青、甘、滇等省藏区试行民主改革。藏区的封建农奴主包括一些寺庙的喇嘛堪布,深感改革触动其既得利益与统治地位,强烈反对改革。1959年3月,西藏发生了全面武装叛乱。他们冲击军事机构、政府机关、袭击解放军官兵,甚至对藏民也劫掠、烧杀,强迫他们反对中央人民政府。在这种情况下,我军奉命一举平息了叛乱。
这期间大批伤病员被送到75医院,医院300多床位全满了,大都是枪伤、严重冻伤和患高原病的官兵。医院周边很不安全,时常受到小股叛乱分子的武装袭击,叛匪不断在暗处打黑枪。医院在抢救伤员的同时,始终处于戒备状态,医院周围挖了防护壕,构筑了工事,工作人员和轻伤员全部武装起来加强了岗哨,减少人员外出,配合部队圆满完成了平叛任务。平叛后,医院一面救治伤病员,一面派出人员参加当地的民主改革,发动农奴分田地,给他们治病。75医院在藏区留下美名,藏民都称他们是金珠玛米的活菩萨。
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
新中国成立后,鉴于印度是不结盟运动发起国之一,考虑国际影响,我国政府对边界问题采取了忍让态度,多次向尼赫鲁提出和谈建议,并主动实行隔离政策,但均遭拒绝。我军为实行隔离让出的地盘也被印军占领。
不结盟运动最基本宗旨是反对霸权,但当时的印度政府对霸权主义却情有独钟。特别在边界问题上,不仅对帝国主义强加给亚洲国家的不平等条约大加赞赏,而且不惜动用武力进行领土扩张。
1962年,中印边境局势越发紧张起来,印军加快了武装入侵速度。东段已越过“麦克马洪线”,进入西藏的扯冬地区。截止8月底,印军在中国境内建立了100多个据点,有的甚至深入到中国哨所背后对我形成包围。他们任意射杀我边防军人,蓄意挑起冲突,显然是要上门闹事了。
毛泽东亲自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在边境地区进行自卫反击战。军委指示参战部队,这次战斗和平型关战斗一样,意义重大。打得要狠,打死了还要踩他两脚!
欧阳的75野战医院配属东南战线的部队作战。反击部队采取了大纵深穿插,在运动中歼敌的方针,迅速突破印军防线,很快打到了印度境内离首都新德里不远的地方。75野战医院紧急动员,全体出动,乘车经过几天的急进,来到接近边境的然乌湖畔的大雪山下。上级要求全院翻越喜马拉雅山脉,到南坡印度一侧的察隅开设野战医院。
尽管当时条件比红军长征时好了许多,但带领几百名医护人员和全套的野战救护装备翻越喜马拉雅山脉并非易事。欧阳用自己长征三过雪山的经历告诫大家注意事项,但恶劣的高山环境、严重缺氧、沉重的医疗装备,使欧阳吃尽苦头。特别是到了6000米雪线以上,在不带氧气的情况下,人畜都不能停下来休息,否则会有生命危险。在雪线以上,部队连续走了四昼夜,一些同志掉进冰缝隙里牺牲了,最后终于到达了南坡的察隅。
喜马拉雅山地形特殊。由于同时受到太平洋和印度洋季风的影响,有的地区冰天雪地、环境恶劣;有的地区由于海拔地势较低,却雨水丰沛,植被茂密,气候也显得温和,鸟语花香,野兽成群。中国西藏的墨脱和印度的察隅就属这类地区。
医院刚到达察隅,伤员就送下来了。欧阳带领大家就地搭上帐篷,架上野战手术台开始工作了。他亲自主刀,昼夜加班进行手术。
这次边境反击战,75医院救治了500多名解放军和印军伤员。医院对印军伤员一视同仁,凡是没死的,都进行抢救。由于中国医护人员对印度伤兵太好了,战争结束时,按规定要将他们遣返回国,有一部分伤兵却死活要跟医院回中国去。部队和当地的百姓也相处得不错,时常给他们看病,帮他们解决一些生活上的问题。欧阳说,当地的老百姓长相和中国人不一样,说话也听不懂,穿着很长的像袍子一样的褂子,样子怪怪的。但他们却说中国军人穿着怪异,其实他们穿得最难看了。在察隅,75医院周边不太平,过去逃往印度的西藏叛乱分子时常躲在森林里打黑枪,袭击我方人员,为此医院还需时刻加强戒备。
进入印度一个月后,由于超负荷手术和严重的高山病,欧阳昏倒在手术台上,血压200多,心脏也大了,吃不下饭,身体彻底垮了。随着反击战的胜利,部队开始撤军,战友们用担架抬着他,又翻过喜马拉雅山脉回到祖国。
主政北京协和
严重的高山病使欧阳不能继续在高原工作,被调回了内地。那几年他在北京组建了315医院(现二炮总医院),曾任总参管理局卫生处长,山西省军区副司令。1973年被调到成都军区后勤部司令部任党委书记兼副参谋长,分管机要、通讯工作。
粉碎“四人帮”后的1978年百废待兴,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到四川检查工作,从人堆里发现了欧阳。解放战争时胡耀邦在18兵团,是欧阳的老上级了,重逢自然倍感亲切。当胡耀邦得知“小欧阳”在成都军区正干着与业务毫不相干的工作,非常生气地说:“这不是诸葛亮耍大刀——不务正业嘛!你给我回北京整顿医院去。”于是钱信忠(卫生部长)通过总政下调令,1979年欧阳被调回北京任协和医院院长。这在当时算是高职低配,但欧阳还是欣然接受了组织的安排。
协和医院解放前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创办,尽管解放后已收归国有,但在“文化大革命”中为了在政治上与帝国主义彻底划清界线,被改成了首都医院。在那个是非颠倒、人妖不分的年代,专家学者被迫靠边站,党委书记带头抗拒卫生部的指示;年轻的医护人员不钻研业务,有的好吃懒做,游手好闲;病房无人管理,病人东一个西一个四处游荡;医疗技术全面滑坡,管理一片混乱。欧阳刚到医院,有一个病人因精神错乱跳了楼,欧阳让党委书记去看一下,正在打扑克的书记连头也不抬地说:“这是经常的事,有什么看头!”
这哪还像个医院!遵照上级指示,欧阳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首先报请卫生部撤换了那个没有责任心的党委书记;开除了一名无理取闹、藐视领导的护士。在“文革”刚刚结束的时候,这样做是需要些勇气的。这—举动震惊全院,整个医院立刻安静下来。有人悄悄打听这个新院长怎么那么“横”,知情人说,这个人不一般,老红军、野战外科专家,建国初协和医院就是他来接收的。欧阳老人自己说,我的这些做法虽然过了点儿,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要压倒歪风邪气,非用这剂猛药不可。
欧阳是我军自己培养的野战外科专家,他深知自己的成长得益于战争实践,得益于白求恩、米勒、钱信忠等中外专家的培养。协和医院要发展,必须尊重知识,依靠专家来治院,空喊政治口号治不了病!
原副院长、五官科专家张庆松因出身资本家,被罚去扫厕所。欧阳让他立刻上班,恢复副院长职务。过去许多专家、教授因挨整长期呆在家里,欧阳请他们重新上班,尊重他们的人格,支持他们的工作,许多人还委以重任,大家工作起来心情舒畅了。
在生活上,欧阳规定专家教授可以使用小汽车。当时北京小汽车非常稀少,在长安街上都看不到几辆。总务处提出来要增加车辆,欧阳说:“不用了,我的车拿出来给大家用。”自己每天从地安门的总参宿舍走路上下班。欧阳的举动赢得全院同志的尊重和爱戴。1983年欧阳离休,医院三十几名专家联名给中组部写信,挽留他继续任职,此事作为新闻还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过。现在欧阳病重住院,过去一些老专家如朱予、方圻、周前、王世珍等还经常来看望,参加会诊。他们对老院长非常敬重。
为了提高协和医院的管理水平和知名度,欧阳还组织协和医院的医生赴国外学习考察。首先去英国学习医院管理;之后又去了美国波士顿,拜访了从前建立协和医院的洛克菲勒基金会。经双方会商,把“文革”中被更名为“首都医院”的协和医院恢复原名,并由洛克菲勒基金会投资重新改造协和医院。美方还专门从资料库中找出历史上协和医院的建设图纸,双方认真研究了改造方案。由美方投资更新了协和医院的医疗设备;帮助医院培养医务人员等等。这些谈判都是欧阳亲自参加的。在谈判中他的英语水平还可以，马马虎虎与对方交流,这还得益于当年白求恩、米勒、马海德的培养。现在的协和,已成为一所集医疗、教学为一体的全国一流的综合性医院。
这篇拙作,也不知能否客观反映老人的平生,就权当是晚辈表达对老人的一片敬意吧。在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之际,我再次向前辈们致敬。他们用自己的经历,构筑了共和国的历史,留下了一笔无价财富。
平型关往事
——70年前的血与火
山西省的恒山山麓，滹沱河畔，至今流传着一个美丽的传说。1937年9月24日那天晚上，在平型关乔沟山上的老爷庙里，供奉着的武圣关云长突然显灵了。他向玉皇大帝要了半宿的磨刀雨，将自己的青龙偃月刀磨了个飞快锃亮。第二天，关武圣带领玉帝派来的天兵天将，把日本小鬼子打得满地找牙……
平型关，为内长城关隘，明代正德六年(1511)建。东经牛帮口、狼牙口与倒马关、紫荆关相接。西过团城口、茹越口和雁门关相连。是太行、五台、恒山三大山系的结合部。由于山高谷深，地势险峻，形如一个腹大口小的瓶子，在宋代被称瓶形塞，元代称瓶形寨，明代称平刑岭，清中期始称平型关。它是拱卫京畿的重要屏障，是冀晋两省的重要通道，乃历代兵家必争之地。
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平型关的知名度远不如雁门关和紫荆关。真正使平型关名声如雷贯耳的是近代的抗日战争初期，在国民革命军第二战区组织的平型关战役中，国共两党携手合作并肩御侮，在平型关地区上演了一幕气吞山河的历史正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115师于1937年9月25日，创造了震惊世界的奇迹——平型关大捷。
到目前为止，参加那次战斗的先辈们大都已驾鹤西去，但他们的后人却和全国人民一样，将这段历史娴熟于口，铭记在心。在平型关大捷七十周年前夕，不少人相继来到平型关寻找父辈们的足迹，笔者有幸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在缅怀先辈的同时，和他们一起重温了那段难忘的烽火岁月。
狼烟四起，华夏大地生灵涂炭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侵华日军长驱直入。8月中旬，在松沪激战的同时，日军又向平绥线投入重兵。在南口、居庸关一线，国民党汤恩伯部奉命抵抗。在20余天的守卫战中，中国军队以死伤2.6万人的代价，歼敌2600余人，终因腹背受敌被迫撤退，张家口、宣化、南口相继被占领，通往晋北、绥远的通道被日军洞开。
此时华北日军分三路向中国守军发起全面进攻。第一路以一个半师团(一个师团相当一个军)沿津浦路向南进犯；第二路以一个师团沿平汉路向南进犯；第三路以三个师团的兵力沿平绥路东段、同蒲路北段向南进犯。第三路是日军的主攻方向，又分左右两翼：右翼是一个派遣兵团和两个独立混成旅团，占领大同后，准备出山阴进犯雁门关；左翼是坂垣征四郎的第5师团，集结于怀来、宣化分两路西进。一路经蔚县、广灵前进；一路经怀安、阳原向浑源出击。企图突破平型关后与进攻大同的日军会师雁门关，由晋北打开通路，攻占太原。以大迂回的动作，迫使国民党军队撤退，达到不战而占领华北五省的目的。此时的长城沿线自东向西狼烟四起，日军一路狂轰滥炸、恣意奸淫、野蛮屠杀，制造出一桩桩骇人听闻的大惨案。
9月8日，日军占领山西高阳县城，杀害群众千人以上。9月12日，日军攻占晋东大门天镇县城，兽兵们见人就捅，见女就奸，20余家较大商号被抢掠一空，然后放火烧毁。3天里县城被屠百姓2300余人，其中绝门户的有百余家。全城横尸满地，腐臭熏天，乌鸦满天飞。好端端的一个古城变成了一个空城、死城。9月20日，进犯平型关的日军第5师团占领灵丘县城，3天就有近千名百姓遇难。灵丘大云寺里的广显和尚因收留难民，被日军浇上汽油活活烧死。9月28日，日军攻占朔县，屠城三日，4000多百姓被害，其中绝门户160余家。日军还用坦克在尸体上反复碾压后浇上汽油焚烧，许多妇女不堪凌辱，上吊投井不计其数……日军还制造了崞县惨案、宁武惨案……其暴行令人发指，罄竹难书!
共赴国难，中国军人浴血守关
日军的大举进攻，把国民党山西首脑阎锡山推到了风口浪尖上。作为山西的“土皇上”，他原本想凭借山西的地缘优势，谁也不得罪，稳坐“山西王”的宝座。但日本人得寸进尺，凶焰日涨，使苦心经营山西二十余年的阎锡山真正体会到了“国破家亡”的滋味。在全国人民奋起反侵略的呼声下，他感到“不抗日没法向老蒋交待，老百姓和共产党也不答应”!本着“一切为了存在”的处世原则，阎锡山终于选定了“联共抗日”的策略。也正是利用这个有利时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紧急改编为八路军开赴山西抗日前线。
平型关战役是国民党第二战区拟定的“太原会战”计划的一部分，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山西境内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对日战斗。八路军和国民党中央军、晋绥军先后投入8个军近10万人，历时19天，在长达百余里的长城线上进行了大规模的抗击日军的战役。平型关战役，是抗日战争国共合作、共同御敌的一次成功范例。
面对日军对山西大举进攻，国民党军队进行了层层阻击。天镇、高阳、盘内阻击战相继失利，9月12日广灵前哨战揭开了平型关战役的序幕。当天上午，日军向山西门户、河北蔚县暖泉镇进攻。晋绥军担任警戒的一个连拼死抵抗，全部阵亡。第33军军长孙楚令第73师师长刘奉滨星夜驰援。9月13日在蔚县东石门一线，近千名日军借炮火掩护向我军发起猛攻。营长张见勇率部猛烈还击，并奋不顾身冲出战壕与敌拼杀，阵地失而复得4次，张营长和一名连长阵亡。在紧急关头，团长吕超然亲率预备队1个连进行反击，不幸头部中弹牺牲。阵地上官兵见团长阵亡，怒不可遏，勇猛拼杀，毙敌百余名。由于敌人火力过猛，该团有千余名官兵阵亡。此时师长刘奉滨正在前线督战，为夺回阵地，他亲率4个步兵连组成的奋勇队，挥着大刀片冲向敌人，他们前赴后继，纵横砍杀，刘师长受伤4处仍不下火线。奋勇队死伤过半，4名连长有3名阵亡，有的士兵被敌人扑倒后，拉响了身上的手榴弹……在火烧岭阵地，中国守军歼敌200余人后转入团城口防御……在灵丘北山防御中，我守军阵亡营长1名，连长2名，以伤亡500余人的代价毙敌400余人。
9月21日，日军向平型关晋绥军独8旅发起进攻，我守军居高临下给予迎头痛击。敌人用成排大炮向我轰击，又出动飞机百架，每30架一组轮番轰炸，并用坦克掩护步兵冲击。守军用一个营兵力组成刺杀队出击迎敌，在山坡上展开了白刃战。阵地经反复争夺，敌遗尸累累。守军伤亡巨大，三个团损失了一个团。623团1营500多人，只剩下148人，其中第l连、第2连全部阵亡。
防御团城口的中央军84师，9月20日由火烧岭阻击日军后撤到该地。9月22日，日军粟饭联队(一个联队相当一个团)在飞机大炮和坦克掩护下发起猛攻。502团团长艾捷三亲率步兵1连冲上前沿，以手榴弹猛砸敌人。艾团长腹部中弹，营长李荣光牺牲，战斗十分激烈，日军曾一度占领团城日周围的制高点，对团城口乃至平型关防线构成极大威胁。战区司令阎锡山闻讯大惊，命令悬赏万元迅速夺回高地。501团团长吕晓韬从全团挑选了50名精壮士兵组成奋勇队进行反击。面对万元赏金，奋勇队员们毫无兴趣，队员们大声说：“团长，打仗就是拼命，命都不要了，谁还在乎那一万两万的赏金!要是‘光荣’了，记住我们的名字就行了。”在吕团长的指挥下，奋勇队冲上阵地与敌人殊死肉搏，以阵亡十几名士兵的代价夺回了高地。22日夜，日军一个旅团(一个旅团相当一个师)在40辆坦克和装甲车掩护下向平型关、团城口猛攻。国民党独8旅、第84师出击应战将其击退。23日、24日日军加强攻势，我守军奋力拒敌，有时为争夺一个制高点，双方肉搏多次，战况惨烈。第17军军长高桂滋鉴于侧后受敌，多次向阎锡山求援无果，只得下令撤退。25日凌晨，日军占领了团城口、鹞子涧、东跑池一线，将平型关防线撕开了一条2公里的口子，这也给我八路军115师25日的平型关战斗制造了很大的麻烦。
侧翼抄击，八路军出师告捷
“卢沟桥事变”爆发的第二天，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林彪、贺龙、刘伯承、徐向前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表示：“红军将士，咸愿在委员长领导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立刻向国民政府提出，八路军与国民党共同担任平绥作战任务，并派出部队深入敌后打击敌人。随即，周恩来副主席、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组成前线指挥班子进入山西五台地区配合阎锡山作战。
聂荣臻元帅的回忆和参战将帅子女的访谈，把八路军首次对日作战的场景，一幕幕展现在我们眼前。
王润西(父亲王秉章，时任八路军115师作战科长)：父亲说，按照国民党第二战区部署，我八路军不担任正面防御任务，只作侧翼抄击，配合国民党部队的正面战场作战。115师9月20日迅速越过五台山，22日从国民党和日军战线的一个缝隙中潜入平型关东南，插入灵丘太白山南边的上寨地区，依托人民的掩护，未被敌人察觉。24日于平型关东南的东河南镇的公路两侧秘密部署，伺机抄击。
苏晓林(父亲苏静，时任八路军115师侦察科长)：听父亲说，师领导曾到平型关看过三次地形。第一次是20日先期到达国民党大营指挥所的林师长带着参谋人员和电台，乘坐第二战区副司令孙楚的吉普车去的。当时平型关炮声隆隆，国民党部队在层层堵截，进攻日军离平型关不足十里地。上山后师长发现灵丘通往平型关的公路有一条向东北延伸的峡谷，这个叫乔沟的峡谷中段长约5公里，沟深20—30米。两壁十分陡峭，谷底狭窄，只能通过一辆汽车。乔沟北侧200多米的山腰上有个关圣帝庙，庙后山梁叫老爷庙梁，是附近的制高点。乔沟是日军进攻平型关的必经之地，是我军理想的伏击地点。第二天师长又带着团以上干部去了一次。当时日军已攻到平型关下，到处是敌人，大家只能化装成老百姓的模样。不能骑马，饿了也不能打火造饭，更不敢进村找粮食。因为没人会讲山西话，怕一张嘴引起怀疑。饿得实在没办法，只能从地里抠些生白薯充饥。
陈东海(父亲陈光，时任八路军115师343旅旅长)：第三次是聂荣臻副师长带领344旅和师直属队赶到上寨村后，24日带着营以上干部又去看了一次地形，并最后落实了战斗部署。
聂荣臻(时任115师副师长)在《首战平型关》中回忆：我见到林彪以后，告诉他部队都带上来了，问他情况怎么样。他说，敌人大队人马正向平型关方向运动，这里的地形不错，可以打仗。他摊开地图，同几位参谋一起，把平型关周围的地形和初步的作战设想介绍了一下，问我的看法。我表示，可以在这里打一仗。居高临下伏击敌人，这是很便宜的亨。我说现在不是打不打的问题，而是要考虑怎样打得好，这是我们同日本侵略军的第一次交锋，全国人民都看着我们。这个仗必须打好，打出八路军的威风来，给全国人民的抗日情绪来一个振奋!在平型关打一个大仗的计划，就这样定下来了。当时这样的作战计划，前线指挥员有权根据情况决定。好打就打，只要事后报告一下就行了。事实上，事事请示也不可能……特别是游击战争，上午打了，下午就要离开，事事请示，就会贻误战机。至于和阎锡山第二战区方面的关系，我们是“独立自主的”。
王润西：尽管聂帅说事先请示不可能，但父亲说，在战前，延安毛主席和五台的八路军总部曾与115师有过多封电报往来，平型关伏击战是党中央确定的，是八路军总部部署的。国民党二战区也迫切希望八路军向日军出击，以减缓平型关战线的压力。为此阎锡山还派出傅作义率第33军为总预备军增援平型关，配合八路军侧击敌人。
李亚滨(父亲李天佑，时任八路军115师343旅686团团长)：9月23日，115师连以上干部在上寨村小学进行了战斗动员。按部署，陈光的343旅685团在关沟设伏，担任“掐头”任务，堵住敌人前进道路，同时防止沟内敌人与进攻团城口的敌人会合；父亲带686团在乔沟负责“斩腰”，将敌人拦腰斩断给予全歼；344旅旅长徐海东指挥部队在小寨地区负责“断尾”，切断敌人退路，关门打狗；杨成武率独立团隐蔽地插入驿马岭腰站一线，切断涞源至灵丘和广灵到灵丘的公路，阻击两方面的援敌，保证平型关伏击战的胜利。
苏晓林：动员会结束，父亲给大家照了张像，这张珍贵照片留下了参战全体连以上干部的影像；那次战斗后，里面许多同志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徐文伯(父亲徐海东，时任八路军115师344旅旅长)：伏击部队是24日夜里12点冒雨出发的，雨越下越大，很快就铺天盖地倾盆而下。部队战士只着一身单衣，没有雨具，很快被淋透，冻得直哆嗦。(笔者曾在九月中旬到过平型关，此时北京正值酷热难耐的秋老虎季节，而落日后的平型关已经是寒气逼人。)部队在崎岖山路上艰难前行，不时有人滑倒，但大家想到即将到来的战斗都非常兴奋，情绪很高。父亲这个旅刚过去一个团，山洪就下来了，还冲走了几个战士。为了减少不必要的伤亡，师领导决定，没有过河的部队不再强渡，留作预备队，在白崖台村隐蔽待命。经过4个多小时艰苦行军，685、686、687三个团在拂晓前到达伏击地点。
聂荣臻元帅在《首战平型关》中回忆：我们的师指挥所设在沟东南边的一个小山头上，站在指挥所，用望远镜可以纵观全沟。不知哪位有心的同志，当时给师指挥所拍了一张照片，从那张照片上，可以清楚地看到我和林彪的指挥位置。部队部署完毕，我举起望远镜朝师指挥所前侧的山头望去，看到部队隐蔽得非常好，经过一夜风雨侵袭的战士们，正忍受着饥饿和寒冷，趴在冰凉的阵地上，等待着战斗。
苏晓林：当时我伏击部队都在乔沟南侧，沟北没有部署部队。师领导很快发现了这个问题，但时间已经来不及了。便命令战斗打响后，第二梯队同时出击，越过公路，占领对面山地，对敌人形成两面夹击之势。聂帅提到的那张照片都说是父亲苏静拍的，这与实际有误。我父亲拍的是在机枪阵地上背着斗笠的我军射手射击敌人的那张。而那张115师领导指挥平型关战斗的经典照片，是战后从国民党新闻局补拍的小电影中扒下来的。实际上照片中正在打电话的作战科长王秉章因与国民党联系协同事宜被山洪所阻，没有赶上25日的战斗，而且照片里面还有人穿着日本军大衣，没和日本人打仗哪来的军大衣?
雨后的乔沟一片寂静，八路军指战员在焦急地等待着一个历史时刻的出现。
杨兴桂(林彪警卫员)：鬼子来了!我循着师长的视线看去，只见右前方出现了一个小红点，慢慢地向前移动，后面黑压压一片，还听见轰隆隆的马达声。红点越来越近，我们的肉眼也能看得真真切切了。为首的高举一面太阳旗，与太阳旗并排走着二十几个尖兵，距离他们20米远，是三路纵队的日本鬼子，刺刀映着阳光，闪闪发亮。后面是好多辆汽车，也有拉山炮的大车，还有骑洋马的，晃晃荡荡的，蛮不在意地朝前走来了。
师长一动不动地看着鬼子先头部队走过去，我们的心绷得紧紧的，心想怎么还不打呢?时间过了十分钟，却比一年还要长。当敌人的指挥车快接近老爷庙时，师长喊：“发信号弹!”
“叭!叭!叭!”三发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顿时，步枪、机关抢、手榴弹、迫击炮一齐朝沟内猛烈开火。中国共产党的铁军——八路军与日本侵略者的首次大战，在平型关打响了。
杨秋华(父亲杨得志，时任八路军115师343旅685团团长)：父亲这个团打响了平型关伏击战的第一枪。看到信号弹，父亲一声令下，高地上的机枪、步枪、手榴弹一齐开火，迫击炮也准确地在敌人汽车上开花，几辆汽车立刻着了火，顷刻间公路上车撞车、人挤人混乱一片。
父亲说，坂垣的21旅团还是很有战斗力的部队。他们从懵懂中一清醒过来，其骄横、凶狠、毒辣、残忍的本性就发作了。指挥官举着军刀拼命地嗥叫着，躲在汽车底下的士兵钻出来拼命往山上爬，敌人想占领制高点!父亲立即命令：“附近制高点，一个也不准鬼子占领!”这时部队已将公路上敌人切成几段，同时又向公路边两个山头冲击，山沟里的鬼子也在往山上爬，我军一顿猛砸猛打，把这群鬼子报销了。这时两架日军飞机顺着公路来回盘旋助战，我军冲入敌群拼起刺刀。5连长曾贤生连刺倒两个敌人后，被敌人刺中小腹，当五六个兽兵将他围住，他两眼血红，呼呼喘着粗气，咬牙拉响了身上的手榴弹……指导员杨俊生身负重伤仍接替连长指挥战斗，三个营的战士们前赴后继向敌人猛冲，自己也付出重大牺牲，仅5连原有140人，战斗结束时只剩下50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