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 许倬云：《求古篇》，“春秋战国间的社会变动”，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2年版，第336页。
vii 布罗代尔（F.Braudel）：《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第二卷，施康强译，北京：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523页。
viii 布罗代尔甚至把这看作是一个难解的谜，他说∶“无论怎样进行观察都只能表明，这种内在的不平等是社会的恒在法则。社会学家也都承认，这是一条没有例外的结构性法则。但是，应该怎样去解释这条法则呢？……人们一眼就看到的，是高踞金字塔尖的少数特权者。……在他们下面的是被统治的群众，地位不等的劳动者和众多的经济工作人员。最底层是大批社会渣滓，无业者的世界。……社会牌局的发牌当然并非一劳永逸，但重新发牌的机会很少，极其难得。人们拼命想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却是枉费心机，往往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成功，而一旦成功后，如果不再奋斗，也就不能维持下去。……管理、行政、司法、宣传、财富积累乃至思想都被上层所垄断；杰出的文化也在上层社会加工和制造。……令人奇怪的是特权者的人数始终很少。既然存在着提高社会地位的可能，既然少数特权者的存在有赖于非特特权者向他们提供剩余产品，那么，随着剩余产品的增多，特权者的人数也应增多。事实却完全不是如此，……总之，不管在什么社会，在什么时代和在世界的什么地区，极少数人的统治已成为一条始终起作用的规律。这确实是一条恼人的规律，因为我们弄不懂其中的奥妙。……我们可借用伏尔泰的话作结论∶在一个秩序井然的国家里，少数人‘使役多数人，由多数人供养，并管理多数人’。”见《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第二卷，施康强译，北京：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509-515页。这一现象在剩余资料相当充裕、分配也相当平等的现代社会似乎也没有多少实质性的改变，如果这一现象确实难以改变，那么，由哪一些少数居于上层，他们通过什么渠道进入，在他们不适合时又如何更换的问题就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了。
ix 有时在两个朝代之间，也有大量的社会流动，但那只意味着改朝换代，社会结构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