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 犹如在古希腊时代一样，在“virtue”的原始意义下，“德性”与“才能”并不太区分。
xii 参见迪韦尔热（M.Duverger）：《政治社会学》，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57页：“领导者总是倾向于让自己的子女享受自己拥有的好处和威望，这是一种自然现象，任何社会中都将如此。马克思主义的缺点在于，它认为这种现象只存在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范畴内，只要消灭了私有制，这种现象就会随之消失。然而，所有的官僚阶层、领导阶层、比较富裕或有地位的阶层、特权集团和尖子人物都企图让后代子承父业。要想不让他们得逞，就必须建立一些制度机制来阻止他们这样做。但这些机制也难以实施，因为执行者通常正是这些机制所要限制的对象。……”
xiii 在春秋时期，一些最有文化修养、艺术趣味最高的贵族往往是其祖先甚贵，而其后裔却不昌；高尔斯华绥的长篇小说《福尔赛世家》中描绘了继创业的资产者之后的第二代、第三代转向文学艺术的情况；而曾经是极其骁勇、武化的满清八旗贵族，逐渐变成了相当委靡、但却文化味十足，参与创造了老北京一种特殊的生活氛围的“八旗子弟”，更是人们经常引证的例子。然而，人们一般是把这作为反面的例子而引为鉴戒的，这样作可能忽视了事情的另一面：转向文化、注重生活也许正因作为一个自在的目的，正是奋斗者的一个理想，且不说这种转化或迟或早总要发生的，虽然转向什么样的文化、注重什么样的生活在不同文明间、不同情况下会有很大的差异。
xiv 甚至包括生理上的因素，例如布罗代尔写道：“由于生物学上的原因，上层社会的人数逐渐减少，遗产和权力更加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但这种集中有一定的临界线，佛罗伦萨于1737年，威尼斯人于1685、1716和1775年都曾达到过临界线。到了那时候，就无论如何也必须开放门户，吸收新贵族，……在我看来，朝气蓬勃的十六世纪，或者说1470至1580年间，整个欧洲处于社会地位急剧上升的时期，其自发性堪与生物的成长相比。……可见这是一个普遍的过程，而且具有双重性∶在整整一百年内，一部分贵族消失了，他们的位置立即被替代，而在新人占了位置以后，大门又重新关上。”见其《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第二卷，北京：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517—523页。
xv 首先可能是一种由于资源有限导致的向下流动，G.Lenski在其《权力与特权：社会分层的理论》中写道：“农业社会常常被描绘成一个很少有垂直流动的社会，事情并不那样简单，……事实上，从长时期看，向下流动远远超过向上流动，……”他并提到在近代革命前欧洲世袭贵族内部已然进行的新陈代谢：“比如，尽管罗马国家一直存在到基督教时代， 但其旧的元老阶级却没有存在这么久。61个在共和制早期生存的罗马贵族氏族一直是根深蒂固的。但到公元前367年却只有24个生存下来。最近对法国中南部福雷的贵族进行的研究表明，13世纪存在的215个贵族世家，在13世纪末有30%消失了，在十四世纪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存在下来，在18世纪后期法国革命之前，只有5个还存在。在英国，很少有大的家族逃过了中世纪的玫瑰战争和都铎王室放逐的虎口。在中世纪，英国贵族家庭的地位是不牢固的，在俄罗斯，许多高贵的家庭由于没收和在男性后代中平分遗产而遭破坏。”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07页。
xvi 载：《文物》，1976年第六期，第45—50页。
xvii 在等级社会没有真正倾覆，或者等级流动的制度没有真正稳固地确立和健全之前，世族大家就仍可能悄悄地重新出现，就象在东汉以后，门阀士族又渐渐在社会上占据支配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