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9章 郑介民是靠什么起家的？ 第50章 长沙和平解放前后的张严佛 第51章 周伟龙的一生 .4
十个保密局大楼，但陆根泉说，他贴出了几百根大条子。真相如何，只有陆老板自
己明白。
军统从重庆迁回南京，先在博厚岗警局的房内办公。1947年春，新楼盖好了，
先在大礼堂召开了戴笠逝世一周年纪念会，接着保密局召开成立大会。
2.保密局的组织当时总的名称为国防部保密局，局长郑介民，副局长唐纵、毛
人凤；秘书室主任张纪勋；人事处长郑修元；经理处长郭旭；总务处长刘镇芳，副
处长成希超；司法处长李希成；电讯处长杨正裔；情报处长何芝园；中共处长叶翔
之；机要室主任姜毅英（女）。
保密局成立后，依照蒋介石命令，人员减少了3 ／4.将重庆时八大处，三个室，
一个委员会改为七处一室，原来戴笠身边的机要室（甲室）、稽核室、设计委员会、
训练处，撤销的撤销，精简的精简。人事大调动，能力强的大部外调，局本部领导
力量削弱，形成外强中干的空架子。1946年，郑长住北平，负责军调部工作，因而
保密局实权落在毛人风手中。
3.保密局的派性斗争军统自1932年成立，到1946年3 月17日戴笠摔死，在这14
年中，虽然在庞大的特务机关内部派别之间暗斗很凶，但是谁也不敢露头。戴笠一
死，万头钻动，首先是湖南、浙江两派的斗争明朗化：湖南派拥护郑介民，浙江派
拥护毛人凤。
抗战胜利之初湖南派掌握实权，如李崇诗任东南办事处长。中美所参谋长，指
挥前线工作，嗣后领导上海办事处。李人士胜利后任陆军总部调查室主任兼南京办
事处长。机要室秘书张毅夫，迁南京时负责重庆办事处工作。李肖白任军委会特检
处长，掌握航空与邮电检查权，在军委会十分活跃。这批人能力强，影响大，他们
拥郑。郑、毛力量对比之下，似乎郑占优势，他们抓军人，抓上层。毛人风长期掌
握实际工作，情况熟悉，手段毒辣，毛派谋士潘其武，更善于权术，利用湖南派弱
点，抓江山人，抓学生，抓基层实际工作。
1946年3 月军统局本部迁南京，以张毅夫为重庆办事处处长，负责重庆地区工
作。毛人凤到南京，毛妻向影新，是个见利就抓，无孔不人的女特务。她的男朋友
邹伟成搞了个走私集团，总务处科长吴茂先，是走私集团成员。他们的走私活动被
航空检查所发现，办事处长张毅夫将吴扣押，刺中了向影新的痛处，揭开了两派斗
争的盖子。原南京办事处长兼陆军总部调查室主任李人士，在南京办事处和陆军总
部调查室撤销后，调美国学习。由于这一系列人事调动，湖南派实力大减，郑介民
被架空而势孤。再者郑介民的老婆柯氏，是有名的母夜叉，手长，贪欲大，嘴也很
凶，与毛人民老婆向影新是半斤八两。在重庆时各住一方，倒也相安无事。胜利后，
到南京、上海，各有各的门路，各有各的狗腿子，各找汉奸对象，明里暗里搞接收，
为抢周佛海、杨惺华的财物，竞相争夺，互不相让。因郑包庇汉奸梅哲之，梅是农
商银行总经理，吞没了陈公博大量股款，安排郑之妻弟为南京农商银行经理，另在
南京上海路为郑建了一幢花园洋房。这些事实，怎能瞒过毛人凤？终于汇报给蒋介
石，轻轻推倒郑介民，由毛接任保密局长。
毛人凤上台，首先派潘其武为主任秘书，下面的人都跟毛走。外围单位早已抢
过来，只有北平站长乔家才，民政局长马汉三，与郑关系较深。毛人凤到北平，就
把马汉三密捕解到南京枪毙，把北平站长乔家才扣押解往南京，传说解放前送到台
湾去了。郑、毛两派斗争，以毛人风胜利告终。
4.保密局的双簧戏继失去东北和平津以后，淮海战场又遭失败，使蒋介石感到
大势已去，但他不甘心失败，仍梦想东山再起，以金圆券骗局抢夺了上海民间存金
600 多万两，美汇8 亿多美元。11月密令保密局搞“应变措施”，大力布置潜伏特
务。毛人凤指派中共处长叶翔之负责主持。另派刘方雄搞套汇，走私黄金、美钞，
布置接济地下经费的商业机关。这些阴谋布置就绪后，蒋介石于1949年初，耍了一
幕假和谈、以退为进的阴谋，把南京政府的烂摊子推给副总统李宗仁，自己把从上
海抢到的大量黄金、美元全部提走，逃往老家溪口，表示“归隐”故乡，实际上是
退居幕后，暗中指挥战局。他派汤恩伯以三方面军为骨干，利用上海地区负隅顽抗，
以陈大庆为上海警备司令，以毛森为上海警察局长。
1949年初，蒋介石一切布置就绪，临去溪口之前，特命毛人凤到办公室面授机
宜。毛人民回到局本部，令刘镇芳编造了一份保密局的假名册，以徐志道为保密局
局长。蒋介石走后，徐志道拿这份假名册，向副总统李宗仁要钱。毛人风临走时，
派岑士麟为南京办事处长，协助刘镇芳办理南京局本部善后事务。毛人凤到台湾、
福州布置了一番之后，赶到溪口向蒋介石汇报了局本部迁台的布置，以及徐志道用
假名册向李宗仁要钱等情况。蒋介石听后“啊”了几声，在堂内漫步走着，轻声说
：“你们不错，比我跑得更快、更远。”马上命令毛人凤赶回上海，加紧布置潜伏
特务，加紧准备撤退上海前的大屠杀。
1949年春节前一天，毛人凤赶到上海，首先由向影新打电话找邓葆光要房子设
上海办事处，邓趁机结束了东方经济研究所，房子家具都交给办事处使用。毛又指
示邓葆光，凡属贵重的逆产，特别是汉奸的大批珠宝，以及汉奸的工厂实物与东方
经济研究所的全部图书，尽力运往台湾，如有困难，命何龙庆、毛森帮助运走。又
指示邓葆光组织套汇走私机关。邓以责任重大推荐“东方”会计兼通运行经理担负
此任，由刘方雄负责领导。毛都同意了。毛又说，局本部的启明公司虹桥路汽车修
理厂，决定卖给物资局，已由毕高奎与局长江标说妥，但要外汇付款，江说要中央
银行总裁刘攻芸同意才行。春节后，邓葆光约中央银行总裁刘攻芙、业务局长林崇
镛、物资局长江标以及毛人凤四人，当面议定以4.5 万美元成交。
春节后，毛人凤秘密跑到南京，住在一家银行里，找不少的人谈话，布置工作。
不几天，一个大风之夜，保密局大楼突然失火，把大楼烧成灰烬，洪公祠1 号又一
次变成瓦砾场。这次失职罪名，落到假保密局长徐志道头上，使他无法向李宗仁交
差。不得已把假保密局的少数人带到广州。这时真保密局长毛人风与假保密局长徐
志道，已势同水火。据毛人凤派去监视假保密局长的刘镇芳逃到香港以后对邓葆光
说：“徐志道不识相，毛先生玩的假戏，他要真演；毛先生派廖宗泽向他说明真意，
他仍不肯收场，仍要假戏真唱，将来不会有好下场。”广州解放，徐志道逃到台湾，
被枪毙了。保密局的双簧戏，终以大陆全部解放而告终。
5.军统与中统的暗斗蒋介石原想组织复兴社秘密团体，复兴社下面设特务处，
再配合原来国民党中央党部领导的特务处，互相监督，便于操纵。抗战前徐思曾领
导的特务处，依靠二陈力量，在蒋管区占优势。抗战后，南京沦陷，社址转移至重
庆。戴笠的特务处，依靠枪杆子与流氓特务手段，逐渐占了上风，两大特务机关的
暗斗逐渐明朗化了。最先是从抢夺福建省政府调查室开始。戴笠的福建站长张超，
为抢夺调查室而打死中统的人，CC告到蒋介石处，蒋在办公室狠狠打了戴笠几记耳
光，命他跪在地板上，戴很久不敢起身，结果以枪毙张超了事。
1942年蒋介石和阎锡山不和，为封锁晋南到河南洛阳的通道，禁止河南人民到
山西做买卖求生。戴笠以防止人民渡河到晋南转延安为借口，保行动科长赵理君为
洛阳专区行政督察专员，严密控制从洛阳到山西的黄河渡口。渡口是当时南北通商
要道，赵理君是军统有名的刽子手，他以检查为名，敲诈勒索，稍不如意，打骂交
加，以后发展为不时打死人丢人黄河灭迹，中统特务多次夹在人群中渡河搞特务活
动，也被军统打死推到河里。中统有计划把这些情况拍成照片，汇报蒋介石，蒋又
是连打带骂闹了大半天，又以就地枪毙赵理君了事。而山东半岛CC的行政督察专员
陆诚，则是被军统诬为共产党而害死的。
1943年，戴笠到昆明逮捕孔祥熙的红人林世良。林利用飞机走私，陆根泉也是
这个集团成员。戴利用陆作内线破案，密报蒋介石，将林就地枪决了。等孔家知道
以后营救时，已经晚了。同年中央银行业务局长郭锦坤（孔二小姐的朋友），因内
定黄金储蓄券停止兑现，郭在孔家听到消息，转告大业印刷厂老板李祖永（代印钞
票的资本家），李立即把手中买的储蓄券，大量向黄金市场抛售，造成市场混乱，
被天主教的（益世报》揭发，中统硬说是军统干的，结果郭锦坤被撤职查办，孔家
非常痛恨军统。
由于这些事实，孔祥熙联合陈果夫，向蒋汇报说戴笠利用财政部缉私署作幌子，
扩充军队，大量挪用缉私署的经费，使缉私署发不出工资等等，力保宣铁吾接任缉
私署署长。宣是戴的对头，到任后逼着戴笠借债办移交。宣成为CC向戴笠进攻的打
手。胜利后CC策动戴的另一对头李士珍出面，向蒋介石保宣为上海警察局局长。不
久孔祥熙下台，宋子文接任行政院院长，两大特务机关的暗斗，发展为孔、宋的争
夺。本来戴笠与宋子文关系较好，宋子文在金融界的大将贝淑芬、霍宝树、陈长桐，
和戴笠私交都很好。中美所成立过程中，陈长桐几乎成为戴笠的义务翻译，因此在
孔、宋暗斗中，戴笠站在宋子文一边，当时戴笠是财政部缉私署长兼货运管理局局
长，但戴笠对他的顶头上司孔祥熙却不尊重，为此，孔祥熙便联合中统向戴反扑。
中统和军统就成了孔、来两家争斗的打手。
1943年秋，戴笠到淳安视察工作。当时浙江缉私处长赵世瑞，发现杭州来的二
艘商船满载私货，内中夹带大批钞票，商船持有中统局的证明文件，戴笠发现之后
如获至宝，把钞票用飞机运往重庆，经中央银行检查，确认是伪币。押运员只知道
钞票是中统上海负责人命他运到后方买货运回上海的，钞票来源不详，只知领钞票
的地点。经过长时间调查，仍无法核实。后来通过杜月笙通济公司负责人徐采永查
明，原来上海中华书局代中央银行印刷钞票的铜版，在上海沦陷前，运往香港中华
书局保存。香港沦陷后，铜版被日本特务拿到上海仿印，印的钞票交中统的地下特
务偷运后方，抢购物资外运。戴笠把这件事汇报给蒋介石，蒋大怒之下，撤销了徐
恩曾中统局长职务，中统自此一蹶不振。
1945年4 月，戴笠正为宋子文上台而高兴时，突然在宋主持的行政院会议上，
CC策动一项提案，通过撤销财政部货运管理局的决议。宋向戴解释，这是陈果夫的
离间计，我们不能上当，决议一定要执行。因此货运管理局决定5 月撤销，到8 月
胜利时撤销完毕。
1945年8 月抗战胜利后，戴笠在浙江淳安听说第三战区顾祝同准备到上海搞接
收，又听说CC策动中央警校教育长李士珍出面向蒋介石保荐宣铁吾为上海警察局长，
立即飞回重庆向蒋保荐汤恩伯部队，将其空运上海，成立第三方面军，负责上海接
收，以抵制顾祝同。以汤的武装对付宣铁吾的警察局就不在话下了。但是，宣铁吾
依靠CC作后台，并不甘心屈服，利用打击汉奸李泽向戴反扑，宣逮捕了戴笠包庇的
李泽，并以汉奸罪判刑，给戴难看。戴笠死后，郑介民上台，比较随和，但宣对军
统有成见，双方斗争不停。不久，中统揭发郑的经济科长张亚民搞敲诈勒索，被枪
决，接着郑也垮了台。这是戴笠死后，军统与中统斗争的余波。
特工秘闻
复兴社的缘起
康泽
酝酿期的情况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国内形势的发展，震撼了蒋介石反动政权的基
础，全国工人、农民、学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爱国运动。
国民党反动派各地的省市党部讪围，人员被殴打。同年 10 月底和11月初，爱国
学生到南京向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请愿，要求对日宣战。蒋介石利用蔡元
培这块老招牌，叫他出来应付学生，蔡也被打了。蒋介石到他的国民政府去，也
被请愿的学生包围，不能脱身，逼得没有办法了，才出来对学生讲话。他急中生
智，装腔作势地满口抗日，说马上发枪给学生，要学生受军训，把孝陵卫马牧集
的营房腾出来给学生住，叫学生到那里去报到，总算用这个办法解了围。但，这
是一时的欺骗应付，稳定不了整个动荡的形势。在当时的情形之下，他不得不把
屠刀暂时放下——把“剿匪”的军事行动停止下来，把反共的口号收藏起来。我
那时任陆海空军总司令部政治训练处的“剿匪”宣传大队第一大队长，也跟着这
形势结束了。
这时的蒋介石，坐在国民政府主席的宝座上感到惶惶不安，处心积虑，苦心焦
思。当然他所考虑的不是怎样去抗日，而是想搞一个什么新的东西出来，加强他的
国家机器，实行更凶恶的统治，把已经动摇了的政权再巩固下来。他想学习、运用
苏联对反革命作斗争的组织形式——“格柏乌”（政治保卫局）来为他的反革命目
的服务。但他有一个特点，即在某些重大问题上不直接命令他的爪牙照他的意思去
办，而用冷酷骂人的方式，逼着他们揣度他的心理，想出办法来迎合他的意图。这
次就是这样。大概在这一年（1931）的M 月初，他在南京召集了贺衷寒、桂永清、
萧赞育、周复、滕杰、郑介民、邱开基、戴笠和我约十来个人（邓文仪那时是蒋的
侍从秘书，每次开会，都是他担任记录）开会。在会上，开头是他讲话，装出很难
过的样子说：“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压迫我们，共产党又这么捣乱，我们党的精神完
全没有了，弄得各地的省市党部被包围的被包围，被打的被打，甚至南京的中央党
部和国民政府都被包围；我们的党一点力量没有，我们的革命一定要失败！我的好
学生都死了，你们这些又不中用，我们的革命就要失败了！……”他讲完之后，没
有要到会的人发言，这些人也不知说什么好。他讲完了，会就散了。会虽散了，而
事情还只是刚露一点头，以后怎么办呢？第二天贺衷寒就把我们这些“不中用”的
学生约到他的家里去谈。大家七嘴八舌地说，老头子（蒋介石）对时局感到很困难，
我们要体会老头子的意思。怎样体会他的意思，怎样采取具体的行动，说来说去，
还是个无头案。过了两三天，蒋介石又召集这些人去开会，又把上次讲过的话，原
样重复一遍，没有增加什么，也没有减少什么，又是有“会”无“议”地他讲完了
就散会了。贺衷寒又把这些人约到他家里再谈，这次才谈出来了一点头绪，就是大
家都认为“要组织起来”。三四天之后，蒋介石第三次叫这些人去开会，讲的还是
前两次的那些话，不同的是在最后加重语气地骂：“我的好学生都死光了，你们这
些又不中用！”这时贺衷寒立起，如丧考比，泪流满面地说：“时局虽然很困难，
只要我们能团结（这是根据在他家里谈的‘要组织起来’的意思说的），还是有办
法的。”这时蒋介石感到这些“不中用”的学生，还是有点用，有点门道，就一面
骂，一面顺水推舟地再往下逼，并露出了自己的一点点意图说：“你们怎样能团结
得起来？今天团结，明天就要闹意见。好吧，你们试试也可以。我想：我们要有像
苏联的那种‘格柏乌’的组织就好了。我们今天的力量是够的。”这时，我也立起
来说：“就我所知，苏联的‘格柏乌’是它政府的一部分，是挑选最忠实最干练的
党员去组织的，在各地还受它的党的监督。”蒋介石不再骂了，只是叮嘱了一句：
“你们慢慢地去研究吧。”就结束了这次的会。于是贺家的第三次座谈开始了，研
究怎样组织起来。大家对用什么名称、用什么政治纲领、用什么组织原则几个问题，
广泛地交换了意见，没有产生具体的东西。以后又连续开过几次会，还是没有结果。
不久（1931年12月），蒋介石在国内外形势的逼迫之下，离开了“主席”的宝座宣
布下野了。在蒋介石下野以后，曾扩情在南京“浣花菜馆”请这班人（即叫去开会
的十来个人）晚餐，另外还请了甘国勋、潘佑强、澧梯等共两桌人。大家一面吃饭，
一面谈论怎样“组织起来”的问题。正在吃和谈的过程中，突然出现了一个不速之
客——胡宗南由西北到奉化去，路过南京，闻风而来。此时大家欢迎他参加，并请
他发言。他提出意见说：“同学们要团结，这问题很急切，老是这样谈，时间已经
过去很多了，要推举几个人负责筹备。”大家同意了他的意见。他就立即推举了贺
衷寒、澧梯、滕杰、周复和我五个人负责筹备，大家也无异议。他说完后，就退席
了。过了一天开筹备会，决定由贺衷寒起草章程，我起草纪律条例。在这期间，又
陆续增加了一些人，如彭孟缉、杜心如、娄绍恺、赵范生等。至此，参加这个活动
的共约30人。 蒋介石的下野，并不是甘心滚下政治舞台，而是以此作掩护，想在风浪中创造
更安全地上台的条件。事实正是这样，在下野期间，他和汪精卫勾结好了，由江出
来当行政院长，负责政治；成立一个军事委员会，他当委员长，负责军事；把林森
抬出来作傀儡主席。这样，责任由大家来分担，而实权还是由他掌握。其目的在于
减低目标，以便渡过风险。布置妥当以后，1932年2 月蒋介石宣布复职，当了军事
委员会的委员长。
复职之后的蒋介石，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搞那个“组织”。他把他和他的反动
政权的安危的赌注就押在这一点上。因此复职之后，他立刻又召集这班“不中用”
的学生开会，问他们对这个“组织”开会研究过没有。回答是：开过会，并推举了
五个人筹备。这时贺衷寒就把他起草的章程，我把我起草的纪律条例交给他看。他
都收起来了。关于组织的名称有两个：贺衷寒主张用“力行社”，我主张用“复兴
社”。而澧梯自己又另外搞了一个东西，名称叫“救亡社”，单独地袖呈蒋介石。
蒋以他不是起草人，交我们作参考。以后蒋又召集了一个会，在这个会上他作了这
样的决定：名称就用“复兴社”，社章和纪律条例都可以。
社章的内容，我记不起了，没有什么很特殊的地方，主要的是：(1）本社定名
为“中华复兴社”。
（2 ）本社以团结忠勇爱国（爱国M 字记不准确）的青年复兴中华民族为宗旨。
（3 ）本社以蒋中正先生为社长。
（4 ）凡中华民国之青年，年满 16 岁（？）以上，经社员两人之介绍，小组
通过，社长批准（以后改为分社的批准），举行人社宣誓后，得为本社社员。
誓词也是一般性的，大意如下：“余誓以至诚遵守本社社章，服从社长命令，
保持本社秘密。如违誓言，愿受极刑，谨誓。”
纪律条例的主要内容是：门）不得违抗命令。
（2 ）不得有小组织。
（3 ）不得泄露秘密。
（4 ）不得倾陷同志。
违犯以上四条之一者，处以极刑。
（5 ）不得贪赃纳贿。
（6 ）不得狂嫖滥赌。
（7 ）不得娶妻。
违犯以上三条之一者，视情节轻重，处以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
蒋介石复职后第二次或第三次召集这些人开会时，拿出一张纸条，写有四句话
：“驱逐倭寇、复兴中华、平均地权、完成革命‘，并说：”你们把这四句拿去做
纲领好不好？“这些人当然奉命唯谨，齐声回答说”好“。以后对这四句话，既不
敢增一词，也不敢减一字，永远就是这四句空话了。
以上是1931年11月初到1932年2 月底的情况。事情发展到这个时候，几个问题
：用什么名义的问题，用什么政治纲领的问题，用什么组织原则的问题，都初步地
解决了。蒋介石腹中的法西斯胎儿已具眉目，只等呱呱堕地了。
成立时的情况1932年3 月初的一天，蒋介石在南京“励志社”召集所有经他批
准参加这个法西斯组织的人（贺衷寒、澧梯、桂永清、滕杰、周复、甘国勋、赵范
生、杜心如、彭孟缉、娄绍恺、骆德荣、张元良、任觉五、叶维、戴笠、郑介民、
邓文仪、邱开基、梁干乔、侯志明等约40人）开大会，蒋介石自己是当然主席。当
会议正要开始的时候，来了一个有趣的插曲，就是黄埔第一期的冷欣，他在陆大读
书，不知从哪里听到了风声，不揣冒昧地一口气跑来参加大会；刚一进门，被蒋介
石看见了，他马上跑下主席台来，把冷欣向门外推，连说：“这个地方没有你，这
个地方没有你。”蒋介石把这个不速之客撵走，紧闭大门以后，才又回到主席台来，
主持大会的进行。他首先宣布复兴社今天正式成立，接着讲了一段话，原词记不清
了，大意是鼓励大会的参加者今后要一心一德好好地把这个组织发展起来。之后，
进行选举（蒋介石是“真命”社长，大会选举权不适用于他），选举了以下的一些
负责人：（1 ）复兴社中央干事九人：贺衷寒、澧梯、滕杰、周复、康泽、桂永清、
潘佑强、郑介民、邱开基。候补干事三人：侯志明、赵范生、戴笠。
（2 ）复兴社中央监察三人：田载龙、萧赞育、李秉中。候补监察一人：甘国
勋。
选举完毕以后，大会就闭幕了。这个组织的特点是社长的权力是“天赋”的、
无限的、绝对的。大会的选举，大会的决定，还要经过社长的批准才能算数。因此
这次（第一次大会）选举的结果当天呈报社长批示，当晚他就批准了，并指定了：
＊）常务干事三人：贺衷寒、澧梯、滕杰，以股杰为书记。（2 ）常务监察一人：
田载龙。（3 ）各处处长：组织处处长周复，宣传处处长康泽，训练处处长桂永清。
特务处处长这时还空着，没有指定人。直到3 月下旬的一天晚上，蒋介石在他陵园
别墅召集原来那十来个人开会。在他没有出来开会以前，叫我和桂永清两人到里面
房间去，对我说：“特务处的职务很重要，现在还没有适当的人。他们对我说，你
很相宜。你担任这个职务怎么样？”我事前一点不知道，没有思想准备，感到很突
然，因此我答复：“不相宜，性情不相宜。”他没有再说什么，就叫我们出来了。
他跟着出来开会，首先就宣布：“特务处长就是戴笠好了，郑介民去做副处长，大
家的意见怎么样？”领袖的话谁敢不同意？！个个都忍耐着说：“同意。”其实，
大家都不大满意戴笠，特别是郑介民很不心服，长期不安于位。1932年至1938年间，
郑再三向我诉苦，要我另外保他一个什么职务。（开成立大会时，我因率领首都记
者考察团到淞沪去视察，没有参加，以上关于开成立大会时的情况是事后知道的。）
至此，这个组织完全按照蒋介石的意图正式形成了。但他的行动一开始就和他
所说的政治纲领相反，请看以下的几件事实：（l ）1932年2 月下旬，国民党南京
市党部为了讨好蒋介石，发出一个通电，号召各地的国民党省市党部和军政头子们，
要求蒋介石恢复他原来的“陆海空军总司令”职权。在一次蒋介石召集我们十来个
人开会的时候，我问他知不知道这件事。他答：“知道。”我又问：“是不是委员
长授意的？”他说：“不是。”我就向他陈述意见说：“我看这个时候，恢复陆海
空军总司令名义没有必要。因为恢复了这个名义，也只能指挥这些部队；不恢复这
个名义，还是指挥这些部队，那又何必恢复。而且恢复了这个名义，徒然使国内的
敌人有所借口，使国外的敌人生疑，怀疑我们在作抗日准备，反而不好。”他说：
“是的。”马上就叫他的侍从秘书邓文仪打电话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部，取消这
个通电。
（2 ）也是在2 月下旬的时候，有一个军校第六期的同学杨周熙（当时在军政
部所办的交通研究所当队长）写了一本书，书名是（三民主义之法西斯化），送给
蒋介石看。蒋交我审查这本书，并考核这个人。我把杨周熙找来，问他为什么写这
样一本书。他直截了当地说：“我听说现在有一个运动，是搞法西斯，所以我就赶
快写这本书出来；不然，就会落伍啦！”我向蒋介石呈复，说他是投机，意思是此
人不足取。但蒋介石没有听取我的意见，只是把书名中的“法西斯化”四个字圈掉，
以“复兴运动”四个字来代替，即把书名（三民主义之法西斯化）变为（三民主义
之复兴运动）后，内容照旧，将书出版了。杨被批准参加了这个组织。以后还指派
他到德国和意大利去考察。可见蒋介石字典中的‘复兴“是和”法西斯“相等的。
（3 ）在“复兴社”成立以后一个多月，即1932年4 月初的时候，蒋介石又召
集我们这些人开会，又拿出一张纸条来，上面写的是“攘外必先安内”、“安内必
先剿匪”，说：“你们就根据这作宣传。”并叫我写个宣传大纲。我揣度蒋介石的
心理，根据他纸条上的两句口号，写了十五六条。这十五六条是一贯的，一个思想
系统。不料潘佑强看了，要在第六、七条之间加一条“对日宣战”。我观察蒋介石
的意思和当时的情况，决不会对日宣战，所以反对潘的意见。这个问题经提到复兴
社常务干事会，争论不决，只好在另一次蒋介石所召集的会上提出来由他作最后决
定。我为了和潘佑强保持友好关系，不使他当场挨骂，没有把他“对日宣战”的意
见对蒋陈述，只是把我所拟的十几条念给蒋听。他听过之后，说可以、可以就作了
决定。潘佑强只好哑口无言。
通过以上三事，可以认识到“复兴社”这个组织，是十足的法西斯鬼魂到中国
蒋介石腹中托胎的产儿。所谓“政治纲领”完全是骗人的幌子，而宣传口号才是它
真正的灵魂，其目的在于把权力更集中于蒋介石独夫之手，对觉悟了的中国人民进
行更凶恶的镇压。
复兴社自始至终就是复兴社，并无其他的名称。后来社会上有“蓝衣社”的传
说，它的由来是这样的：当何应钦任南昌行营主任时代（1931—1932年），行营主
任秘书是刘健群。刘于1932年3 月间到南京来，住洪武路。蒋介石叫我去考核他。
我到他的住处，看见他住一间房布置得简单朴素，很整洁，他的谈话很有条理，所
谈的都是有关当时的局势问题。他的见解很合我的口味，所以我对他的印象很好。
我就照我对他的印象呈复了蒋介石。蒋见他之后，印象也好，因此就由我和桂永清
两人介绍他参加复兴社，经过常务干事会通过、蒋介石的批准，在军校毕业生调查
处宣誓，我是常务干事会推定的监誓人。
刘健群加人复兴社后，蒋介石几次召见他和他谈话，对他很赏识。有一次蒋对
贺衷寒说：“刘健群比陈果夫兄弟要进步五年，比你们要进步十年。”随即任命刘
为军委会（总）政训处处长（原处长贺衷寒已调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政训
处长），并采纳了刘的建议，筹办了“军委会政训班”，由刘负责。军委会政训班
招考大学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力的学生500 人，予以六个月的训练，毕业后分派军委
会所属各级政训处工作。蒋介石对刘的用人，交给我以同意权。这个班的教务组长
何浩若、训育组长梁干乔、总务组长xxx 、总队长阮齐的任用，都是经过我同意的。
开课以后不久，我发现他个人野心特别突出，有自成一个系统的倾向。他写了一本
小册子，名叫（我对党（国民党）的一点意见），主要的内容是要把国民党起死回
生，挑选一批优秀党员组织“蓝衣社”，一律着蓝色制服，以区别于普通党员，限
制党员的财产等等。对他这本小册子，蒋介石和复兴社南京总社看过之后，未加可
否。他没有取得蒋介石和南京总社的同意，就擅自印发给学生。训育组知道后，报
告总社，才制止他发。
1932年10月这个班训练期满。这时蒋介石决定成立华北宣传总队，命刘为总队
长，率队北上，以大队为单位，配属各军师，宣传蒋介石的法西斯主义。刘到北平
后，又大量印发他所写的那本小册子。原来华北方面已经风闻有个法西斯组织，但
不知究竟，看到这本小册子之后，就传说是蓝衣社，并有人认为蓝衣社的头子就是
刘健群。他也乐得以此作为自我宣传而出名。不久，先在广州，后在全国各大城市
都传开了蓝衣社。南京总社知道这种情形后，曾下命令给他，要他收回这本小册子，
但已收回不了了。
蒋介石自始至终只知道他的政权动摇了，要搞个什么东西出来把力量更集中于
自己的手中，采取白色恐怖的手段把革命的浪潮镇压下去，使他的王朝长治久安。
最初他认为苏联的“格柏乌”很有力量，想学“格柏乌”的组织形式；后来发现墨
索里尼和希特勒的一套与他的意图不谋而合，就于1932年至1933年间派了两批人到
德意两国去考察（实际就是去学法西斯）。第一批派的是澧梯、柳克述、骆德荣、
张元良、胡轨，由澧梯领队。第二批派的是潘佑强、杨周熙、李国俊、方超，由潘
佑强领队。两批考察的时间各约一年，回国后，都有考察报告。杨周熙个人另有一
个报告。蒋介石也不是完全把墨索里尼或希特勒的一套拿到中国来实行，而是把他
们所学来的东西放在自己的袋子里，随时随地按照自己的需要改头换面地运用出来。
例如杨周熙的报告中，要模仿纳粹党卫军的组织、编制、装备，搞一个别动队。那
时我正奉蒋之命，准备成立一个特务警察队。蒋就把杨的报告交我参考，我就呈奉
蒋介石的批准，采用了别动队的名称。
组织和训练(1）组织的发展：复兴社自1932年3 月初成立后，常务干事会每周
开会一次。一次组织处提出常干会首批成立四个支社，即：1.派任觉五建立南京支
社，以任为书记，并筹办刊物；2.派叶维建立上海支社，以叶为书记，并筹办刊物
（抵抗）；3.派贾毅建立北平支社，以贾为书记，并筹办刊物；4.派甘国勋建立武
汉支社，以甘为书记。当时还预备建立广州支社，因无适当的人选没有派出。
蒋介石向我们原来的十来人曾指示吸收同志、发展组织的原则：1.吸收黄埔军
校的学生，要求的条件可以放宽一些，加人组织以后，执行纪律要严一些；2.吸收
普通学校的学生，要求的条件要严一些，加入组织以后，执行纪律时要放宽一些。
这是1932年3 月初的事。
复兴社历任中央常务干事会书记如下：第一任书记膝杰。1932年3 月1 日——
1933年1 月2 日。
第二任书记贺衷寒。1933年1 月20日（？）——1934年8 月。（贺就任前的一
段时间由萧赞育代理。）
第三任书记澧梯。1934年8 月——1935年10月。
第四任书记刘健群。1935年10月——1937年9 月。（1936年8 月——1937年9
月由郑介民代理）。
第五任书记康泽。1937年9 月——1938年4 月。
蒋介石下手令派复兴社书记用字有区别，对增杰、贺衷寒。鄂梯三人用的是
“书记”二字，对刘健群和康泽二人是“书记长”。
（2 ）开办训练班：复兴社成立期间，军校学生在南京的有270 多人（包括中
共的叛徒和改组派分子）向军校毕业生调查处登记。萧赞育建议把这班人加以短期
训练和考核后再派工作。经常务干事会通过转报蒋介石批准在军校设立一个“特别
研究班”来训练这班人，派康泽为主任，萧赞育为副主任，以南京明瓦廊军委会政
训处为班址，定训练期为三个月。主要的课程是：（1 ）教复兴社的一套“领袖论”，
拥护唯一的领袖（蒋介石）复兴中华民族；（2 ）党派的批判——所有一切党派都
不合当前“救国”的需要，只有拥护蒋介石才是“救国”之道；（3 ）领袖训话—
—蒋介石亲自出马，现身说法，每周一次；（4 ）特约讲演——借“名人”的威望，
对学生灌输法西斯思想，等等。此外还设有合作社的课目，这是为训练十来个残废
的学生预备将来为复兴社搞财贸工作的。负责这个课程的，是一个留英学生，名叫
张国维。最初他不是复兴社分子，后来才参加了这个组织。这个班的学生在受训期
间，表现得很守纪律，蒋介石很高兴；毕业后，派了五六个人到《中国日报｝工作，
派了约20人到复兴社各级组织工作，派了一二十名到南京附近各军事学校担任政训
工作，派了几个到“厚生消费合作社”工作。戴笠挑了30名去办了一个特务训练班
（这是戴笠的第一个特务训练班）。其余100 多名派赴武汉豫鄂皖三省“剿总”政
训处担任政训工作。不成问题，这批学生十之八九都成了复兴社的“同志”。
1932年4 月间，又有几百名失业的军校学生到军校毕业生调查处登记。又是萧
赞育建议，成立一个宪警训练班，以孙常钧为主任，假朝天宫为班址，训练期为四
个月（？）。原拟训练期满后，分配各省深人到宪兵警察的组织里去，结果不很理
想，没有照预期的目的派出去，后来有缝就钻地搞别的事去了。当然这些学生也大
部分都成了复兴社的“同志”。
此外，还有刘健群搞的军委会政训班已如前述。
（3 ）出版机关报：1931年10月间我结束宣传大队时，就想办一个（中国日报），
在酝酿复兴社组织的过程中，我曾对蒋介石提过。1931年12月蒋介石下野后，在他
的老家（浙江奉化）写一个纸条给我，叫我拿他的条子到上海浙江兴业银行周守梅
那里领取3000块钱。我领到这笔款子后，就接收南京的《建业日报》（军校调查科
陈奠南等几个人办的，办得债台高筑，奄奄一息，陈找我接办）作底子，筹办忡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