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以做衣服为借口，找机会和他多聊聊，没想到还未开口，应掌柜的就说：“这两
天我得赶工，你们几位如果想添衣服，恐怕要等些日子了。我要先把张督办的这两
套赶出来，然后还有其他几个客户的。”王大哥顺口问应掌柜的说：“张督办等着
穿？”应掌柜说：“是啊，他叫我后天中午一定做好送到，说是也许就在这两天要
回天津去。”
我们三个人又环绕着这件事和应掌柜扯了一阵子，从应掌柜透露出来的最要紧
的几句话是：“张督办住在三楼，一连三间，号头是231 到235 ，除了张督办本人
之外，还有他的参谋长和副官。我去试样子，是在当中的那一间。”
目前，张敬尧的下落虽然有了，可是紧接着的还有许多难题在后面，我们所没
有想到的，是张某并非单独一个人。
最令人焦急的是，张敬尧就要走了，非要赶快动手不可。我们三人一同，把经
过的情形报告了郑先生，郑先生高兴非凡，又鼓励了我们一番。王大哥也表示了他
的决心。
竭尽所能展开侦案部署
当天上午果然应验了天网恢恢那句老话。
这一天是（民国）22年5 月7 日。
一清早，院子里、屋子里都是静静的，一无干扰。全心悬念着六国饭店里的世
维兄和王大哥他们。
9 点不到，电话响了，一听是王大哥打来的，他说：“15分钟后，我可以到达，
请你等我。”这表示有了新的情况。
王大哥提出他已勾划成熟的两种做法：他认为最稳妥的办法，是从天津把他的
一位够得上交情的老朋友接到北平来，此人姓侯，河南人，闯荡江湖多年，现在已
经洗手不干了，如果此人点头答应，再和世维见联手，无论对方有几个人，也都不
在话下。
王大哥又接着说：“行动之前，我可以上三楼敲门找赵参谋长，如果是副官应
门，我就说前来拜会参谋长；赵某本人应门，我们认识，他也弄不清楚我现在干什
么，若是张敬尧自己来开门，无论他是否还记得我这么一个人，我仍然是来看他的
参谋长，这样一来，我们的复查工作完成了。
“我从三楼一下来，世维兄和老侯看到我的手势后，立刻冲上三楼就干，任凭
他们怎样防备，也措手不及。”
另一个办法，王大哥说：“应掌柜的不是说明天要把赶出来的两套西服，送到
六国饭店给张督办吗？我们就乘机尾随应掌柜上楼，张某一定要穿穿试试，我们看
到目标就干，这样，也可以达到目的。”
我们一致认为第一个办法最好。于是也就决定了照计行事。
中午过后，12点3 刻光景，电话声响，是世维打来的，他说：“事情办完了，
我和老戚在清华园楼上。”我说：“好、好，马上就来。”
我们到清华园澡堂见面后，先朝他们左右作了一个罗圈揖，作为恭贺，他们也
都含笑答礼。我们虽然还没有说什么，已经可以确定是怎么回事了。至此，心情大
定。
世维说：“王大哥是先下去的，大概已经到家了。”我急于想知道事情的经过，
可是此地又不能畅所欲言，不如先打个电话给王大哥，等我们四个人聚齐了，一同
去见了郑先生再说。
郑介民先生听了天木兄代表我们报告的大概经过后，真是喜出望外，握住世维
的手，抖了好多下。
事态的发展大大的出乎我们预料之外的顺利，全部经过的实况是这样的：王大
哥偕同世维回到六国饭店，已经快到中午了。为了安顿可能会来的侯君，也为了便
于接近目标，更为了多建立一个据点，决定再开一个房间，因三、四楼没有空房，
王大哥就把二楼现有的一间空房订了下来，并拉着世维去看新订的房间。
这间房，在横挡上，是在左右两条两道的交会点，看完房，王大哥像是身不由
己般的，跟在茶房后头往前走，世维莫名所以，不得不随着王大哥的脚步，也朝前
走。
这时候，他们已经走在对面这条两道上了。走了十几步，在南道左首一排房间
之中，有一间敞着半扇窗子，看见一个人，侧身坐在床沿上，仰着头，对着窗子，
手里正在摆弄一个看不清楚的小物件。这个人，长方脸，鼻端高翘，两腮瘦削，留
着两撇小胡子，下巴底下还有一撮长毛。王大哥眼睛一亮，好像是打了一个闪，咦！
那不就是张敬尧吗！
王大哥又恐看走了眼，停下脚步，扭转身子再一瞄，恰好和那个人打了一个照
面，一点也不错，就是他！
世维兄看见王大哥停了一下，也循王大哥的视线扭头朝左边望去，看见有个人
坐在那里。再转头看王大哥，只见王大哥正用手往房里指，连连点头，嘴里小声说
：“就是他。”接着，快步向楼梯口走去。
世维先已会意，继又听得明白，站稳了脚步，撩起夹袍，抽出枪来，对准房里
那个刚刚站起半个身子的胸部，砰、砰、砰，一连开了三枪。
霎时间，眼角下刮到的一丝景象，那个人正倾倒下去。
世维手里提着枪，大步奔向楼梯，刚到楼梯口，正待迈步下楼，恰巧碰到茶房
从楼底下窜上来。世维用枪一比，茶房哪里还敢阻拦，赶快躲在一旁，眼看着世维
一步一步走下楼梯。楼下大厅里三三两两，有好多只眼睛在盯着他。
世维也不去理睬，昂首阔步，端正地走向大门。
再说王大哥，他下楼刚走了五六级，已经听到上面的响声，于是加快了脚步，
来到大厅，只见有人朝上看，也有人在交谈，顾不了这些，连忙推门往外走。
王大哥走下石阶，招手雇洋车，跳上去就走了。
南谱觉察到王大哥是有意的不和他打招呼，一想情形不对，关照司机几句，三
步两步就窜上台阶，先用手推推那扇门，还在转，再留心注视里面的动静。
就在这个当口，世维正好推门走出来。一手拉住南谱的胳膊，一句话也没说，
直奔路边。他们两个一左一有，分别打开车门，未及坐稳，司机一踩油门，一瞬间
已离开原地朝“水关”那个方向驶去。
从发现目标起，到此刻为止，全部过程前后不到5 分钟。
傍晚，戚南谱报告：“六国饭店门前有救护车开来，旋即驶去。”晚上，郑介
民先生得北平军分会的确实消息：“张敬尧已于下午3 时伤重毕命于德国医院。”
民国22年5 月8 日的日报上，刊登出来的新闻大意是：“巨商常石谷，在东交
民巷六国饭店内，遇刺殒命，凶手逃逸无踪。”
当时新闻纸类之所以不提张敬尧，是因为根本不明了真相；华北最高当局以及
北平军分会的处境，无论从任何角度来说，都不能公布这件事，甚至于也不能承认
这件事。尤其是顾虑日本方面的无理取闹或借故滋事；使张敬尧发动暴乱的日本军
方。是“哑巴吃黄连”，一句话都哼不出来，因为说什么都会暴露他们的阴谋，等
于不打自招。
所以这一件奇案，不久就沉寂无闻了。
（原载台湾《传记文学》第39卷第4 期，转载时文字有删节）
特工秘闻
河内行刺汪精卫
王方南
1938年12月18日，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从重庆乘飞机出走，路经成都转飞昆
明逃往河内，随即于29日发表臭名昭着的“艳电”，公开向日本投降。这份“艳电”，
首先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驻香港特派员林柏生主办的香港《南华日报》上发表。
“艳电”发表后，蒋介石对此十分恼怒，当即命令戴笠派人去河内行刺汪精卫，
趁汪尚未离开河内之前把他除掉。戴笠是以香港作为指挥中心进行这次暗杀活动的。
当时我是军统局香港区的助理书记，对于这次暗杀行动的部署情况有所了解。
建立河内据点戴笠接到命令后，深知事关重大，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完成任务。
他首先考虑到的是，军统在河内虽然派有人员，但力量薄弱，担负不起刺江重任，
急需另调一批人员潜人河内，专门执行这项任务。因此必须在河内建立一个隐蔽的
工作据点，以便进行活动，越南当时是法国的殖民地，国民党政府在河内设有一个
总领事馆，总领事是许念曾。军统原派有一个名叫方炳西的人在该领事馆担任秘书。
据方炳西说，戴笠为了利用该领事馆作为掩护，曾秘密去过河内一次，他对许念曾
封官许愿，极力拉拢，答应事成后给许以高官职位。许念曾为了升官发财，也乐于
巴结戴笠而甘愿为蒋介石效力（后来许念曾经戴笠推荐一度出任驻埃及公使）。于
是河内总领事馆便成为戴笠刺汪的活动据点。军统派往河内的人员得以在该领事馆
的掩护下顺利开展活动，并且还设有电台，作为通讯联络的工具。
设立香港指挥中心
戴笠是一个非常机警的人。他感到这次奉命刺杀汪精卫，任务十分艰巨，必须
谨慎从事，周密部署，不能有半点差错，而且非亲自出马不可。但他觉得如果自己
前去河内部署指挥，逗留时间长了，容易引起外界的注意，一旦被人发觉，事情反
易败露，有负使命。所以，他决定不去河内，而把指挥中心设在香港。这是因为：
首先，香港是一个自由港，人员可以随时进出，不受签证等项手续的限制。其次，
香港距离河内不远，乘坐海轮一个昼夜即可到达。而且香港交通四通八达，水路有
船与上海、天津、广州、澳门以及海外各地通航。空运有班机直飞重庆，人员调遣，
极为方便。再次，军统局在香港原已设有一个区，人员和其他方面的配备均较齐全，
可以随时调用。由于香港具有上述这些有利条件，戴笠便于1939年1 月中旬，从重
庆秘密飞到香港，随行的有他的亲信秘书毛万里（系毛人民的胞弟，浙江江山人，
与戴笠是同乡）。
戴笠到港后，立即与军统局香港区区长王新衡研究刺汪办法，积极进行部署。
他的行动十分秘密。戴笠在香港原置有洋房一幢，但他却不长住在此，而另在香港、
九龙分别租有公寓轮流居住。香港区在高街6 号设有一个联络站，我当时居住在此。
戴笠将秘书毛万里也安排在此办公和住宿。戴笠还经常在此会见工作人员，多在夜
间进行。香港区还设有电台两座，戴笠指定报务人员日夜值班，专门与河内、重庆
保持通讯联系，所有往来文电，均须由他亲自处理。这样，戴笠在香港的指挥中心
就宣告组成了。以后，戴笠就住在香港亲自指挥部署刺汪行动，直到4 月河内刺汪
事件发生后才返回重庆。
人员调遣
戴笠是靠暗杀起家的，在办理行动案件方面，有不少经验。但由于这次刺汪案
件特别重要，非同寻常，戴笠格外郑重其事，决定挑选一批精干人员前往河内。军
统局有一个素为戴笠所赏识的人叫余乐醒，一向主持训练工作，曾先后担任过军统
局杭州。临橙等训练班的副主任。此人曾在法国勤工俭学，能讲法语，而且熟悉情
报业务，通晓爆破术和毒药制造，人亦精明干练，办事负责。戴笠认为派余前去最
为适合。于是在他离开重庆来香港之前，便决定派余乐醒带领几个行动人员先去河
内进行侦察，伺机行动。 戴笠到香港后，觉得在行动方面还须增派一些得力人员，以便集中力量采取行
动，便把原军统局北平区区长陈恭澎调到香港，要他前去河内会同余乐醒直接指挥
这次行动。听说陈以前曾参加过暗杀张敬尧的行动，在暗杀方面也有些经验。接着
戴笠又把军统重庆武术训练班的教官唐英杰和跟随他多年的警卫员王鲁翘两人从重
庆调来香港。后从小学习武术，据说有飞檐走壁的功夫。王是军统局杭州训练班的
学生，身强力壮，枪法很准，是戴笠亲自选中的贴身警卫。另外，戴笠还从上海调
来两个行动人员。这些人员到达香港后，戴笠—一接见，勉励他们竭力为“领袖”
尽忠效命，事成之后，定予重用。随后，这批人便由陈恭澎率领从香港乘坐海轮前
往河内。至此，军统派往河内的人员，先后已达10余人之多。
武器运送
河内当时处在法国殖民主义统治之下，想在那里一下子找到一批枪支很不容易，
即使用钱购买，一时也买不到很多，枪支问题不解决，刺汪就无从动手。唯一的办
法只有从外面运送进来。当时滇越铁路因为是法国人经营的，尚能通行无阻，我国
需要输人的物资和军火，可以通过这条国际通道经河内运到昆明；而我国需要输出
的物资，也可以从昆明运往河内，销往海外。同时还有滇缅公路的运输，也是以昆
明为起（终）点的。所以昆明便成为我国当时对外交通运输的枢纽和对外贸易的重
要口岸。国民党政府交通部在昆明设立了一个西南运输处，专门负责办理这方面的
运输业务。
西南运输处在香港设有一个分支机构，其名称为交通部西南运输处香港监运科，
由军统局控制。这个科的科长，由军统局香港区区长王新衡兼任，内部主要负责人
均为军统分子。它的任务是负责监运从香港进口的物资和军火，着重监运由滇越铁
路经河内运到昆明的物资和军火。由于有这种业务上的便利，戴笠即要王新衡派人
从香港运送一批手枪去河内，于是武器问题便解决了。这就为刺江行动作好了充分
的准备。
刺汪未成误杀曾仲鸣
人员和武器问题解决以后，已是1939年的3 月了，戴笠惟恐汪精卫离开河内前
往南京。他几次去电河内，催促余乐醒、陈恭澎争取时间，早日动手。经过余、陈
的精心策划和安排，最后决定于3 月20日晚对江采取行动。这次行动，是由王鲁翘
执行的，他于事后从河内逃回香港，戴笠在高街6 号接见了他，当时我也在旁，亲
耳听到王鲁翘把这次行动经过向戴笠作了汇报。
余乐醒、陈恭澎等到达河内后，经过多方侦查，得知汪精卫住在哥伦路25号。
他们便设法在汪的住宅对面租到一栋楼房，派人日夜观察汪寓动静，知道汪精卫住
在2 楼的一间房子里。他们原打算派人强行冲人汪寓行刺，但四周筑有围墙，而且
法国还派有越南巡捕保护，门禁严紧，无法进入。他们又准备乘汪外出之际在马路
上拦车阻击，而江又深居简出，没有机会下手。最后由于时间紧迫，又没有别的良
策，只好决定采取于夜间乘其不备越墙进去偷袭的办法。于是在3 月20日晚上，由
余乐醒、陈恭澎指定王鲁翘、唐英杰两人具体执行这次行动，王担任射手，唐负责
掩护，另外还派有五六个行动人员在汪宅墙外负责接应。上述人员各自携带手枪，
王、唐两人还带有电筒和利斧，分头行动。但当王、唐两人翻人墙内时，一只狼狗
猛扑过来，他们当即开枪将狗击毙。有个巡捕发现后向他们开枪射击，但被王、唐
强烈的火力压服。就在这个时候，王鲁翘在唐英杰的掩护下，疾步登上二楼，直奔
汪精卫的卧室，只见房门紧闭，他便举起斧头将房门劈开一个洞口，用手电筒往房
内一照，发现有一男人躲在床下，但看不见头部，以为这就是汪精卫，当即对准他
连发3 弹，将其打死。王见目的已经达到，便赶快下楼与唐英杰一同越墙逃出，安
全返回，向余乐醒和陈恭澎报告情况，大家都以为大功告成了。但等到第二天早晨
看报，才知道被打死的不是汪精卫，而是他的高级秘书曾仲鸣。
戴笠听完汇报后，虽然因这次没有杀死汪精卫而心犹未甘，深感失望，但对王
鲁翘等的忠勇行为还是表示赞赏，慰勉有加。接着，陈恭澎和唐英杰也从河内逃到
香港，余乐醒则仍返回重庆去了。在这次行动中，有几个行动人员被越南巡捕当场
逮捕，由法方以扰乱社会治安罪判处有期徒刑8 年，一直关押在河内监狱，直到抗
战胜利后才被释放回国。至于曾仲鸣的死因是这样的：那天恰巧曾的妻子方君璧从
香港来到河内，汪精卫临时将原来住的那间大一点的房子让与曾仲鸣夫妇住，自己
搬到另外一间房子里去了。这样曾仲鸣就成了替死鬼。
这次暗杀汪精卫的行动，自始至终都是戴笠亲自布置、亲自指挥的。但是没有
成功，他感到十分苦恼。据毛万里告诉我，戴笠之所以如此不安，是因为心存恐惧，
生怕没有完成任务，蒋介石要处罚他。
再度追刺汪精卫
汪精卫这次虽然侥幸免于一死，但精神上却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他的投降活动
也更加积极了。在日本人的怂恿和护送下，他于4 月中旬从河内秘密乘船到了上海，
与日本人策划筹备组织伪政府事宜。戴笠得知这一消息后，又立即派遣陈恭澎率领
王鲁翘和唐英杰跟踪赶往上海，继续行刺。
陈、王、唐到达上海后，曾与军统局上海区区长王天本共同研究行刺办法，并
积极进行部署伺机采取行动。但由于汪精卫住在租界内，防范十分严密，一时难以
下手。而江伪政权的筹组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已逐步接近完成，汪精卫不久
便从上海前往南京。因此，陈恭澎他们在上海刺杀汪精卫的计划也没有实现。汪去
南京后，暗杀工作更加困难，戴笠便没有再派人前往行刺了。
特工秘闻
弹炸何思源
陈少校
1948年冬，蒋介石叫毛人凤派人去北平暗杀奔走局部和平的何思源。蒋介石特
别痛恨一些国民党高级人员投向人民，认为杀掉一个像何思源这样地位的人物，对
别人可起警告和恐吓的作用。毛人凤奉命后，便找主持“行动”工作的第二处处长
叶翔之、特种技术研究组组长刘绍复、云南省站站长沈醉共同研究，本来准备在何
思源出门时，在他住宅附近用手枪暗杀他。后来认为那样做，凶手逃脱不易，又改
为把定时炸弹放在何的住宅上面，希望把他炸死。毛人风为了慎重起见，特地叫叶
翔之亲自率领四名特务，乘飞机赶往北平，并通知当时还留在北平的特务，协助进
行这个工作。后来没有炸死何思源，却炸死了他的女儿。蒋介石接报后，异常生气，
还对毛人凤指责了一顿。毛人风因而又埋怨叶翔之，认为为了凶手的安全，而没有
实行在路上狙击的办法，实属误事。还说，即使牺牲个把人，‘换一个何思源还是
值得的。
（原载《黑网录》）
特工秘闻
湘站在协助蒋介石监视排斥异己中所起的作用
黄德曾
湘站成立于1933年10月，它隶属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谍报科，
受邓文仪领导，由吴超充站长。在湘站成立之前，湖南已有特务组织，由蒋肇周负
责，受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参谋处参谋江汉清（戴笠化名）指挥。1934年初，邓文仪
因与杨永泰争权失败而去职，南昌行营所属特务机构合并于戴笠控制的特务机构之
中。吴超与蒋肇周因争夺湘站站长职位而发生摩擦，戴笠乃责成吴赓恕改组湘站。
吴首先派人打人省邮电检查所，以后又向省政府其他机关和外县发展势力，如他发
展了老十八师军需处长唐伯端、四路军总指挥部的秘书罗草、省保安司令部交际室
主任朱度恢等。“吴为了利用一部分警察，又通过唐伯端介绍特务到警察训练所担
任教官。
吴在得到两广将出兵人湘的消息时，立即派人到永州、宝庆、衡阳建站，扩大
特务机构。
何键任湖南省主席后，桂系对他频送秋波，湘站则尽力制止他们之间的联系。
1934年，李宗仁、白崇禧派王某来湘与何键联系。吴赓恕从电报局得到消息后，即
通知全州通讯员陈铁坚，利用洪帮关系探听王某来湘日期。一面又通知道县通讯员
何理堂潜人广西，利用社会关系进行活动。永州的特务也都行动起来，故当广西代
表王某抵达永州时，湘站即获得情报，了解了该人的面貌特征，并派人跟踪。同时，
又指定高级通讯员唐伯端负责与何键、胡达、周翰和湖南省政府及四路军总司令部
的上层人士联系，注意何键的态度和行动。
当广西代表王某抵达长沙时，何键侄儿何犹夫到车站迎接，并将王某接至家中。
当唐伯端探知王某来湘是联何倒蒋，而何键已决定派其侄儿何犹夫前往广西联系时，
湘站立即向南京请示，南京复电“为避免何键倒向两广，可于湘、桂边境将王、何
两人暗杀，使何有所顾忌。”
吴赓恕接到南京指示后，立即作了一系列布置，在何、王动身赴桂之际，吴赓
恕已带人乘车抵达湘桂边境，在预定地点将王、何架至山中绞杀，事后即埋于山中。
吴赓恕回长沙后，又派唐伯端拜访何键，询问有无派何犹夫赴桂之事，何矢口否认，
唐伯端也就笑而不言。
西安事变发生后，何键准备支持张学良，吴赓恕得到这一消息后，即派何键旧
部皮培仁（省邮电检查所长）往见何键，向何威胁说：“委员长在西安蒙难，外面
传说主席将有所举动，现我奉命前来见主席，如果主席有所举动，在一小时之内，
主席全家生命恐有危险。”同时吴派唐伯端向四路军总司令部高级人员游说：“如
果何主席支持张学良，则湖南政局会糜烂不堪。”吴还通知各机关通讯员造谣说：
“湖南军队包括何主席的嫡系军队，如十九师下级军官中有一部分人已倒向中央。”
这使得何键不敢轻举妄动，从而稳定了湖南局势。
此外，吴还利用邮电检查所检查广东方面给何键的电报，派员向何的译电员收
买何键与广东往来的密电，每页出价5 元，以此监视何键的行动。
特工秘闻
抗战前后军统特务在西北的活动
张严佛
军统局的前身特务处最初成立的时候，其活动重点在长江流域东南各省，对西
北陕甘各省还没有怎么注意。但自从红军北上抗日，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之后，
形势为之一变。这个消息震惊了全世界，蒋介石心慌意乱，食不下咽，寝不安枕。
他赶忙飞调还在湖北境内“清剿”红军的东北军十几万人不分昼夜开往西北，并在
西安设立了“西北剿匪总司令部”，亲任总司令，派东北军首脑张学良任副总司令，
坐镇西安，代行总司令职权，指挥东北军以及原驻陕西、甘肃境内的杨虎城部十七
路军4M万人，还有蒋介石的御林军胡宗南等尾追红军的部队不下10万人，几方面合
拢来，足有30多万人，以为趁着红军刚到陕北，脚跟没有站稳，发动“围剿”，在
穷山恶水的陕北苦地方，一定可以消灭红军、杀尽共产党了。军统局为了配合蒋介
石“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剿共、灭共政策，于1935年10月“西北剿总”成立的
同时，立即在西安设立了军统局西北区，以统一指挥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四个
省区的特务活动。对四省原有的特务组织，以西安为中心，陕西、甘肃两省为主要
环节，针对着陕甘宁边区，以十倍的人力物力，加强特务布置，以所谓“看不见的
力量”，一面搜集红军军事情报，供应“剿总”作“进剿”决策的参考，并对“进
剿”部队的军官进行监督检举，鞭策着彻底执行反动政策。同时，在后方各地侦捕
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进步人士、青年学生，并对广大人民群众暴力镇压，以特务
恐怖手段来维护国管区的秩序治安。
军统局西北区初建时，在“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办公厅之下设立第三科，作为
掩护，进行工作，科长职务由西北区长兼任。这样，军统局西北区既可以与“剿总”
紧密配合，利用“剿总”和第三科的公开名义和职权，横行无忌，又可以保证特务
组织和特务人员身份的秘密。军统局规定：特务组织和特务人员必须绝对秘密，不
准出头露出。因为组织一经公开，身份被人发觉，那么目标显露，进行活动必然受
到严重影响，有百害而无一利。军统局对特务人员严格要求的第一条是“秘密”，
第二条还是“秘密”，悬为严禁。军统局历来在各地方的特务组织以及特务人员的
确实身份，一般不为外人所知，就是军统下级特务人员也不完全明了军统局的组织
和特务人员彼此之间的正式身份，原因在此。
我于1935年10月在西安负责创建军统局西北区，担任该区区长兼“西北剿总”
第三科科长，其后又两次担任西北区长，前后达3 年之久。关于军统局自1935年冬
到1939年间在西北的重大阴谋破坏，凡我亲身经历和我所知道的，均如实记录于下。
军统局在西北的主要特务布置
军统局从1932年起，就在陕甘两省开始了特务活动。起初派遣个别的特务通讯
员，然后发展到有组织的活动，陆续建立了特务小组。1934年在西安成立了陕西站，
派陕西华阴人马志超担任站长，其活动范围为陕西全省，在绥德、洛川、汉中、安
康、潼关等地次第布置了特务小组。同时在兰州也设立了甘肃省站，派共产党叛徒
史铭担任站长，以策划甘肃境内的特务活动。1935年1O月，军统局西北区成立后，
就其组织规模的庞大，活动范围的广阔，都是军统局在任何地方所没有的。陆续成
立了五个省站一级的组织，其中包括西安站、兰州站、榆林站、晋南站、太原站。
单就陕甘两省围绕陕甘宁边区而建立起来的固定的特务组织，就经常保持在20个单
位以上。此外，青海省会西宁组，宁夏及绥远境内的银川、陕坝、橙口、吴忠堡等
组，以及关中、陕南各地固定的特务组织，晋南长治、高平、晋城、陵川等地专对
太行山区域八路军侦防破坏而建立起来的组织，又不下20个单位。无线电设备方面，
军统局从1935年起在西安设立了无线电支台，派李秀夫为支台长。为了加速传递情
报，指挥特务活动，配属各地特务组织陆续建立起来的无线电分台，经常保持在20
——30座。至于其他不限于编制、非固定性质的种种布置，如对陕甘宁边区的特务
派遣和企图建立潜伏组织，以及由军统局直接指挥的所谓“策反破坏”的特侦站，
这里尚略而未达。 1936年西安事变时期，军统局西北区和它的主要特务组织都垮台了。1937年蒋
介石设立了军委会西安行营，军统局也随之恢复了西北区的建制，并在行营办公厅
之下设立第四科以为掩护。
1938年冬西安行营撤销，成立天水行营，程潜力主任，于是军统局西北区又在
天水行营秘书处设立第三科做掩护。1941年后，军统局为了进一步加强在西北地区
的布置，把原西北区改为晋陕区，指挥陕西、山西两省的特务活动。同时在兰州另
行设立西北区，就近指挥甘肃、青海、宁夏三省的特务活动，与晋陕区紧密衔接，
以钳形包围形式，全力对付陕甘宁边区。1944年日本侵略军渡河南犯，军统局在河
南和整个华北地区的特务组织完全垮了。军统局把晋陕区改组为北方区，名义上指
挥整个华北的活动，实际对于华北地区的特务组织根本未作筹划恢复的打算，唯一
的矛头是配合胡宗南的几十万大军对陕甘宁边区一步紧一步地继续进行阴谋破坏。
而为了适应胡宗南军事方面的要求，及时供应关于陕甘宁边区和进步势力方面的情
报，自从天水行营撤销之后，军统局晋陕区、北方区先后均以胡宗南的第八战区副
长官部和第一战区长官部调查室名义作掩护，室主任一职，由晋陕区或北方区区长
兼任。从1935—1940年，历任军统局西北区区长的有张毅夫（即张严佛）、江雄风、
王天本、赵世瑞、李果湛、李人士等人，而以张毅夫在西安为最久。其后军统局晋
陕区、北方区的负责人则有王鸿骏、胡国振、文强、徐远举等人。1945年日本投降
后，军统局地区一级的组织撤销，仍旧恢复了在一个省区范围内，以省站为最高指
挥机关，同时所有特务组织和特务人员一律隐人地下，绝对秘密，不再以公开机关
和任何名义作掩护了。这是军统局根据长时期的实际活动经验，权衡利弊得失，经
过郑重考虑所采取的关键措施。任何地方都如此，西北各省也不例外。
军统局西北区区本部设两个股。第一股指挥各地组织搜集共产党、进步人士情
报，及时转报军统局和西安行营蒋鼎文、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胡宗南、西安特种会
报等有关方面，以供对边区的军事防剿和后方镇压破坏决策的参考。第二股主办特
务组织的布置、特务人员的派遣，同时策划指挥侦捕、刑讯与暗杀。西北区初成立
时，所有侦捕、暗杀任务，交给西安警察局侦缉队长许忠五执行。侦缉队是一个藏
垢纳污的大杂烩，特务、流氓、地痞、恶霸、骗子、小偷，什么人都有，不容易确
保秘密。1935年12月，军统局西北区指示西安站长马志超派人监视杨虎城的秘书共
产党员宋绮云，马志超叫侦缉队长许忠五派去监视的人藏头露尾，被宋绮云发觉。
侦缉队分队长流氓特务白冠五还自呜得意把监视宋绮云的消息向外面泄露。从此，
马志超在西安成为众矢之的，大为杨虎城及其左右所不满。1937年军统局西北区恢
复之后，我吸取了这个教训，凡是监视共产党、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以及杨虎城旧部
等等重要任务，不再交侦缉队去执行，另设立一个专搞行动捕杀的秘密组织——特
务队，派西安站长兼西安警察第一分局长李翰廷担任队长。迄1938年，李翰廷因为
兼职太多，辞去西安站长职务，在警察第一分局长职务的掩护下，专负侦捕、暗杀
的责任。同时，“特务队”这个名字刺耳朵，引人注意，为了遮掩秘密，我与西北
区股长丁敏之、李翰廷计议把特务队改名为直属组，仍由李翰廷担任组长，并加派
共产党叛徒、军统局有名的刽子手张春记任副组长，该组共有组员十几个人。直属
组设在西安莲湖公园附近，附设一个秘密禁闭室。直属组专搞逮捕、看守和暗杀，
不做情报。所在地不挂招牌，除组员之外，包括组员的家属和任何其他特务人员一
律不准到直属组去，完全与外界隔离，电话只许打出来，不准外边的人打电话进去。
1938年，八路军派驻西安负责人宣侠父从被监视到被暗杀，就是李翰廷指挥直属组
一手干的。
1937年10月，中共中央为了团结抗日，争取与国民党合作，在西安后宰门七贤
庄1 号设立了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派伍云甫为处长，并派高一级负责人宣侠父常驻
西安，与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以及各方面联络。张毅夫知道了这件事，立即转报军
统局，得到指示：“关于八路军办事处宣侠父、伍云甫在西安的活动，应严行监视。”
为了有效地执行监视任务，张毅夫在西安新城行营办公厅第四科（即西北区）
召集西北区情报股长徐一觉、行动股长丁敏之、直属组长李翰廷等研究监视办法，
认为八路军办事处前面为一片辽阔的广场，派人监视太费事，不容易隐蔽身份，而
办事处后门为另一条马路，更难做到严密监视。经张毅夫、李翰延到后宰门围绕八
路军办事处实地考察，又经过仔细考虑，最后想到一个办法：借口加强警察岗哨，
保护居民，在后宰门广场正对着八路军办事处的前门，相隔约200 公尺的地方，由
警察第一分局加设一个派出所，在办事处的前后门，加派两个固定的岗哨，实际就
是对八路军办事处的固定监视哨。后宰门一带正是李翰廷负责的第一警察分局管辖
地区。当时西安警察局长杭毅不是军统分子，但警察局主要成员督察长舒翔、侦缉
队长许忠五、分局长李翰廷以及司法科长都是军统特务，杭毅也处处靠拢军统局，
看着军统局的颜色行事，实际上，该局完全为军统局西北区所控制运用。在后宰门
加设警察派出所原则确定后，立即得到杭毅批准，于是派出所就正式设立了。然后，
我与李翰廷决定派军统特务、警察第一分局巡官充当派出所长，其任务是对八路军
办事处固定监视，不作流动侦察。监视对象为办事处长伍云甫，中共西安最高负责
人宣侠父。办事处所有成员和从陕北来往西安的人，以及由西安运往陕北的军用品、
武器等等一此外，前往办事处的进步人士、青年学生、各色人等都是监视的对象。
军统局西北区对派出所规定了一种日报表。关于来往办事处人员的身份、服装、进
出和在办事处逗留的时间，运往陕北的军用品、武器的品名、数量、时间以及其他
一切现象，必须按照日报表所规定的项目填具，每日交由李翰廷转报西北区。如发
现有突出的现象，立即用电话报告。
从1937年门月起，派出所陆续报告西北区的情况主要内容有：赵寿山驻西安办
事处长杨晓初、杜斌丞常到办事处去。有一次日报表注明，杜斌丞坐黄包车来到办
事处门口，进入办事处一小时后才出来，伍云甫、宣侠父两人送到大门外，在杜斌
丞上了车之后才进去。1938年秋，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到西安，住在办事处，
杜斌丞三天内到办事处去了两次。西安青年学生和一些不明身份的人，经常进入办
事处。1938年春，张毅夫接到派出所长电话称：从办事处里面抬出步枪十几捆，大
木箱十几口，很沉重，像是子弹和无线电材料，正在门口装上汽车准备开往陕北。
张毅夫用电话通知十六军军长兼西安警备司令董钊、宪兵团长胡毓英，要他们在西
安城门口、咸阳、三原几个地方的检查哨，对八路军汽车进行检查。关于这个问题，
1938年起西安特种会报作出决定：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开往陕北的汽车，在办事处装
车启运之前，由西安行营办公厅第四科（即西北区）负责监视，通知西安警备部队
十六军会同宪兵团在西安、咸阳、三原等地执行检查。汽车上装运的武器、军用品，
凡没有携带西安行营护照，或与护照所写数目不相符合，一律扣留。1938年内，八
路军西安办事处开赴延安边区政府的军用汽车至少有两次遭受检查，其所装运的军
用品、武器，都被借口与护照填载数目不符而被扣留。
军统局西北区不仅从外面监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而且妄想在办事处里面勾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