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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沈醉着《我这三十年》一书第四章) .4

作者:陈楚君/俞兴贸 当前章节:15392 字 更新时间:2026-6-13 17:15

放蒋介石,主张把蒋介石杀掉,张学良避开了杨虎城,才把蒋介石送走的。西安事

变后,张学良、杨虎城先后被军统局非法禁铜,军统局对杨虎城非常虐待。

军统局对杨虎城旧部,集中注意在杜斌丞和赵寿山两人身上,认为杜斌丞是政

治方面反中央的中心人物,而赵寿山则为杨将军在军事方面的化身。在杨将军被迫

出国以至被非法禁铜的长时期内,杜斌丞、赵寿山以及和他们有连带关系的人,都

为军统特务注意的对象。由于杜斌丞经常住在西安,其接触面较广,更为军统特务

所仇视。杜斌丞早年在北京高等师范学堂毕业,当过陕北师范学校校长,是西北文

化教育界前驱。1935年起,军统特务就把他看做眼中钉,指他思想左倾,与南汉奂

有勾结,参与了西安事变,主张扣留蒋介石并且反对释放,他与西安八路军办事处

宣侠父来往勾结,号召杨虎城旧部和西北方面的左倾人物“反抗中央”,公开诽谤

“委员长”等等情报,在军统局档案中起码有一尺高。因此,1937年冬中央根据军

统局情报和建议,免去了杜斌丞陕西省府秘书长职务。杜斌丞在西安有时爱和省府

财政厅长续式甫、民政厅长彭昭贤等聊天、打麻将牌。我也在北京师范大学读过书,

于是假装闲散,以师大同学关系找杜斌丞拉扯接近,老着脸皮在一起混,或者干脆

在一旁看打牌,有时候甚至歪着头躲在靠椅上,闭着眼睛装睡觉,实际都是为了侦

察杜斌丞的。杜斌丞在西安成了特务最大的目标,呆不下去,有一个时候离开西安

跑到昆明去避风。但他一回到西安之后,又被特务盯住,1947年被特务横加诬陷,

以所谓贩卖毒品的莫须有罪名而遭杀害。

抗战初期,赵寿山担任三十八军孙蔚如部十七师师长,经常在前线指挥对日作

战,有时回到西安来。军统局队为他是杨虎城在西北的继承人物、实力派,对他不

肯放松。军统局根据西北区情报转报蒋介石的主要内容有:“杨虎城旧部中心人物

不是孙蔚如而是赵寿山。他思想左倾,跟他多年的秘书为共产党。西安事变时期,

赵寿山主张扣留委员长,并坚决反对释放。西安事变后,他认为受压迫,被歧视,

对杨虎城被监禁极为愤慨。他一贯反中央,对委员长公开谩骂。杨虎城旧部军官孔

从周等都和他接近,受他的影响。十七师经理处长杨晓初夫妇都是共产党。杨晓初

等驻西安,代表赵寿山与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勾结联络”等等。这些情况,军统局西

北区历任负责人,均随时向西安行营蒋鼎文以及胡宗南等汇报。

此外,1938—1939年我在西安还与杨虎城旧部西安绥署办公厅主任韩光倚、经

理处长王维之拉拢勾结。当时韩光琦、王维之常到西安东大街夏声戏院隔壁阎雨村

开设的书店后面去聚赌吃喝、抽大烟或者看戏玩乐。我和彭昭贤、周伯敏以及陕西

省府建设厅长雷宝华等也常到那儿去,或者到韩光琦、王维之的住家去吃喝、上大

烟炕扯谈。韩光倚、王维之的目的,自然是希图和特务拉拢以进一步投靠中央,追

求高官厚禄,而我与彭昭贤的目的,则在于刺探杜斌丞、赵寿山等动态,同时对杨

虎城旧部进一步分化、破坏。

1939年孙蔚如部三十八军独立第三旅长孔从周驻在晋南,对于这个值得注意的

杨虎城旧部中坚人物,军统局也不肯放过,从重庆军委会政治部介派军统特务吴博

夫充当孔旅的政治部主任以侦伺孔从周。吴博夫的工作就近受军统局西北区指挥。

1939年9 月吴博夫向军统局报告称:“孔从周思想左倾,与八路军有勾结,认为被

中央歧视,待遇不如中央军,对士兵讲话,公开骂委员长”等语。吴博夫在独三旅

进行特务活动,为孔从周发觉,被驱逐离开了独三旅。

其后,孙蔚如调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赵寿山接替三十八军军长,与日本侵略

军在河南广武及陕豫一带作战。由于军统特务配合蒋鼎文、胡宗南等一贯侦监、压

迫,1947年赵寿山将军被迫离开了三十八军。胡宗南用明升暗调的手段,派他为空

头总司令,所能指挥的只有一个卫士和一个勤务兵。赵将军向蒋介石要求出国不许,

经孙蔚如代他请求也不许,最后起义投奔了解放区。

特工秘闻

              军统局的西北区

程一鸣

军统局的西北区是军统局最大的一个区。1939年,军统局将兰州站扩大为西北

区,其范围包括甘肃、宁夏、青海、新疆。西藏五省,以第八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

调查室的公开名义作为掩护。调查室的办公处,设在兰州市郊区五泉山东龙口,和

八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一起。西北区的区办公处,设在兰州市城里的曹家厅。

西北区表面上是受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指挥,实际上由重庆的军统局直接

领导。

1941年春,我任军统局西北区区长,公开名义是第八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调查

室少将主任兼第八战区军法执行监调查室上校主任。

军统局西北区的业务:一是反共。在甘肃省陇东的马栏镇设立马栏组。这个组

靠近“陕甘宁边区”的边缘,专搜集陕甘宁边区和延安的情报。但在那里,双方都

设有封锁线,不可能派遣特务通过封锁线,只能配合驻在陇东的胡宗南部队,对陕

甘宁边区进行军事和经济的封锁,破坏在甘、宁、青、新、藏五省的中共地下组织。

二是镇压群众和少数民族,控制航空、公路、邮电的检查,加强警察和保甲制

度,严密管理户口。西北五省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西北的少数民族由于长期

受到满汉统治者的压制,经常起来反抗,因此军统局需要进行监视和镇压,预防他

们造反。

三是监视防范西北区的各割据势力,如甘肃省河西走廊和青海省的马步芳、马

步青兄弟;独霸宁夏省的马鸿逢、马鸿宾兄弟;还有新疆闭关自守的盛世才;达赖、

班禅喇嘛在西藏勾结印芳和英帝国主义的政治活动。这些集团都像一个独立王国,

各自暗中与国民党政府对抗。

四是监视当地驻军的活动和扩张。宁夏、青海、新疆的政治集团都拥有军队。

国民党军的集团军总司令赵寿山和骑兵师师长白海峰都有左倾嫌疑。

五是搜集甘、宁、青、新、藏五省的军政、党派、财经、文教、社会等情报,

以便了解各省的内情。

六是确保甘肃省大后方的安宁和交通线路的畅通,肃清地方的土匪。

我在军统局西北区工作四年多,曾发生过几件和中国共产党有关的事件。

1942年1 月5 日,军事委员会兰州航空检查所用电话向我报告:“有一架苏联

运输机,载来一批苏联人,降落在兰州飞机场,其中还有八路军—一五师师长林彪。”

1937年,林彪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9 月,在平型关战斗中负伤,1938年送

往苏联医治。这次乘苏联运输机回国,路经兰州返延安。

我将林彪抵达兰州的情况,电报重庆军统局。军统局收到我的电报后,报告了

蒋介石。蒋密令军统局要我好好接待林彪,妥善护送林彪返回延安。我和甘肃省政

府主席谷正伦私交很好,我将蒋的意图告诉谷正伦,请他出面,在甘肃省政府的后

花园船厅宴请林彪。陪客有八战区司令部参谋长张鉴桂、甘肃省政府民政厅厅长赵

龙文和我。林彪身穿苏联制草绿色呢军服赴宴,他的讲话和神态很像蒋介石。宴会

毕,我请赵龙文电报西安胡宗南,要他通知甘陕两省的驻军,妥善保护林彪返回延

安。林彪在兰州励志社住了几天,坐汽车经西北公路安抵延安。

1943年,我到重庆开会,见到戴笠,谈起林彪路经兰州的情况。戴笠说:“林

彪是黄埔军校的好同学,校长常常向黄埔同学讲话,要他们学林彪。”

1943年,我从新疆迪化组获知,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领导人陈潭秋和毛泽民已

被军阀盛世才逮捕。1933年4 月,盛世才乘新疆政变,掌握新疆的政权。以后任新

疆边防督办兼新疆省政府主席,标榜“亲苏、反帝、民主、廉洁、和平、建设”六

大政策。盛世才之所以顺从苏联的意旨,其目的是要苏联来保护他的统治。所谓反

帝,是盛世才利用它排除异己的势力。

新疆省的警务处处长李英奇,是盛世才的亲信,所有逮捕屠杀都由他主办。他

在兰州对我说:“我的老婆是盛夫人介绍给我结婚的,实则,她是奉盛世才的命令

来监视我的言行,我自己也不知道哪一天被逮捕,哪一天被砍头。盛世才也杀死了

他的弟弟和弟妇。”盛世才本来是反对蒋介石统治的。1942年,德国希特勒用闪电

战术侵人苏联,德军迫近莫斯科。盛世才当时估计错误,认为苏联将被德军所败。

因此,盛世才对苏联失去信心,意想脱离苏联投靠蒋介石。于是1942年二月通

过在兰州的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和蒋介石洽谈。朱绍良赴新疆的前夕,曾对我

表示:“这次到新疆,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拿三国时的关羽来比自己。

1943年夏,蒋介石夫妇和侍从室主任贺耀组、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从重

庆飞抵兰州,住在兰州九间楼戴笠的寓所,由我负责警卫。朱绍良得悉蒋介石到了

兰州,即从迪化(今乌鲁木齐市)飞返兰州,带着盛世才向蒋介石表示投靠的亲笔

信。蒋介石接受盛的投靠,于是派吴泽湘到新疆迪化,成立外交部驻新疆特派员公

署,办理对苏联的一切外交事务,盛世才从此脱离苏联。翌年,盛为了讨好蒋,出

卖中国共产党第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的重要党员和在新疆的地下党员。

1943年6 月,蒋介石以军法执行总监部的名义,派一个由王德博、季源博、朱

树声、郑大纶四人组成的新疆工作组(王德博任过司法行政工作,季源博曾任中统

局的处长、副局长,朱树声曾在东北、江苏任过法院院长)从重庆出发,路经兰州

赴迪化。由盛世才派他的秘书长为临时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王德博为副主任委员,

季源博、朱树声和新疆督办公署参谋长及省政府各厅长、警务处处长十多人为委员,

郑大纶任书记。这个临时审理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肃清在新疆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当时延安驻新疆的第八路军办事处,是由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陈潭秋(化

名徐杰)、毛主席的弟弟毛泽民(化名周斌)、还有其他两人负责。陈潭秋和毛泽

民被捕后关在警务处的地下室,被施以严刑拷打逼供,他们坚贞不屈,表现了共产

党人的崇高品质,于1943年壮烈牺牲。王德博等在1943年初冬,完成了在新疆肃清

中共地下党员的任务。他们是一伙屠杀共产党员的刽子手。

1944年日军迫近贵州省的独山,距离重庆很近,而苏联的红军在欧洲打败了德

军。盛世才又企图重新回到苏联的怀抱。8 月一天,一夜之间,把蒋介石所派驻新

疆的人员悉数逮捕关押。但斯大林以盛世才反复无常,拒绝了盛世才重归旧好。盛

世才眼看走延安的路已断,他才不得不将蒋介石驻新疆的人员释放,蒋介石派胡宗

南部的叶成军和罗恕人师进入新疆,此时盛世才只好赴重庆就任农林部长。

特工秘闻

              甘肃军统特务组织

蔡延寿

军统兰州站(一)组织人事军统于1935年在兰州设立秘密组织——兰州站。当

时活动地区只限于兰州市。设有站长、书记、译电员、司书、外勤通信员等。

首任站长是傅子资,用甘肃军械局局长的公开身份作掩护。西安事变时,该站

人员逃往天水,兰州站无形中撤销。

1937年朱绍良第二次主甘后,军统派任冠军任兰州站站长,重建兰州站。任的

公开职务是甘肃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书记,丁振华任兰州站书记,杨润任助理书记,

工作人员共10余人。1938年站长由霍立人接替,以第八战区参谋处第二科科长职务

作掩护。1939年,霍立人调军统局,由曾勤余接任站长。办公地点由曹家卷移至曹

家厅,组织扩大。

1940年,戴笠来兰,将兰州站改名为调查室,隶属于第八战区长官部。室主任

为刘艺舟。1941年后,室主任先后换为吴景中、马汉三、程一鸣。1944年又改组为

西北行辕视察室,张纪勋为主任。1946年,西北行辕改为西北军政长官公署,视察

室改为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王孔安。毛人凤任保密局局长后,又命令将秘密组织

与公开机构分开设立。1947年兰州站重新设立。

1949年兰州站裁撤,与河西站合并,改为保密局西北特区,由胡子萍兼区长,

领导各地秘密组。

(二)罪恶活动收集情报主要收集共产党和进步人士的活动情报。抗日战争开

始后,又收集苏联援华物资及人员活动情报,每日电报军统局。并利用商人身份作

掩护,由陇东进入边区,刺探解放区党政军等情况。利用西峰镇兰州邮电检查所办

事处,电报其上级。同时检查邮件、报纸、书刊,没收《新华日报》、《解放日报

》及一切进步书刊。此外并指挥各县秘密组,设立“追究案”,根据外勤人员的汇

报材料,对共产党及进步人士的行动,每日记载于追究案内,定期汇报兰州站。兰

州站将重要者用电报、次要者编成材料汇报军统局。

逮捕迫害根据情报,不时进行逮捕。如 1947 年兰州警察局长李汝为命令侦缉

队长文殿杰逮捕大陆通讯社殷甲明,直接解送长官公署第二处,押在特种看守所。

1949年省参议员祁鼎丞因不满国民党的倒行逆施,痛恨郭寄娇对甘肃人民敲骨

吸髓的剥削压榨。警察局长郭庄命令文殿杰派人跟踪祁鼎丞,但因祁系省参议员,

不便下手。警察局报告长官公署第二处(即西北特区),签呈马步芳,饬警备司令

赵珑秘密逮捕,押于新关特种看守所。解放前夕,西北特区区长胡子萍潜逃河西时,

将祁鼎丞活埋于张掖。

监视各马兰州站外勤人员也注意收集西北各马动态。宁夏国毗连陕甘宁边区,

更受注意。1949年5 月马步芳任西北军政长官后,该站将所存大量有关各马的情报

档案、电报底稿全部焚毁。1949年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兵团进窥咸阳及撤退期

间,兰州站令西峰镇、平凉两组,将马家部队的情况,每天电报兰州站。此外西北

特区布置任务时,对各马的动态及其对国民党、共产党的态度也很注意。

布置潜伏1949年3 月,保密局长毛人风电召西北军统特务头子等赴重庆开紧急

会议,布置西北特务工作及潜伏任务,妄图将西北特务人员纠集潜伏乡村,并企图

在陇南山区打游击,以等待时机;同时在西北各重要据点以商人身份潜伏下来,伺

机破坏。这伙特务头子回兰州后,军统、中统会同警备司令部组织成立保干事训练

班,训练潜伏人员,搞潜伏破坏勾当。因兰州迅速解放,这一阴谋未能得逞。西北

特区还布置了各地潜伏组,但慑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威力无法藏身。如张掖潜伏

组长王天爵向人民政府自首就是例子。

兰州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一)组织人事郭寄桥为了配合执行国民党中央戒严法

令,在兰州警备司令部设稽查处,由军统、中统、警备司令部、警官学校各派5 人

组成。旋于2 月初扩大编制为50人,处长为钱明新。

同年5 月,马步芳当了代理西北军政长官后,警备司令换成了杨修戎《后为赵

珑》。稽查处长马全海,副处长马秉武,大肆扩充编制,增加了60人。来往乘飞机

旅客都要经过稽查处审查发给准许证,才能乘坐。有关人员,利用职权敲诈勒索,

大发横财。6 月间,外勤组的区域小组在原东梢门附近某居民家,以搜查大烟为名,

将金镯一对,金戒指两只,铜元一大缸,全部送稽查处没收。

外勤组所有特务,随身带有“小派司”(即稽查证),随便出人旅馆、饭店、

娱乐场所,尤其出人妓院、赌场、烟馆等,除特殊招待外,还要敲诈勒索,稍不顺

意,即行陷害。

7 月间,将永昌茶庄经理贾某,另有四名茶庄经理,捏造一贯道首罪名逮捕,

押于稽查处普通看守所,由第一课长路守缄和军法官杨永亨会同审讯,授意可以取

保释放,但须每人交保证金银元500 元。结果敲诈银元共计2500元。

8 月20日,由赵珑、马全海率领稽查处全体人员到雷坛河一带突击检查户口。

凡是没有身份证的或认为可疑的一律逮捕,共捕了200 余人,关押在看守所。

凡贿送钱财物品者释放,其余到兰州解放后才获释。

破坏学运王永杰是稽查处学运组人员,一面在兰州大学上学,一面搞破坏学运

的勾当。以后又由中统介绍从北平逃来兰州的中国大学经济系毕业生来联民等5 人,

均以稽查员名义搞破坏学运的特务活动。1949年春,郭寄娇要发行建设公债银元300

万元。各学校纷纷集会游行,坚决反对。王永杰等人进行监视,不断向稽查处长钱

明新报告。当兰大学生示威游行时,稽查处派出大批便衣人员,跟随监视,暗中破

坏。事后稽查处根据王永杰的报告,专案汇报郭寄娇,得到郭的嘉奖。

恶贯满盈,仓皇逃散马全海当稽查处长不到3 个月,敲诈勒索了大批财物,于

兰州解放前夕仓皇逃跑。事前由其亲信督察长陈显宗每日在他卧室内用黑麻纸包裹

银元,放人麻袋,整装了一吉普车(这是我亲眼看见的)。临走前先将该处100 多

人集中于稽查处,听候命令。1949年8 月25日上午8 时许,突然命令各人将行李搬

上8 辆汽车,马全海和贾文溥手持短枪到各宿舍检查后,全部汽车开往黄河北岸,

到达河口后,马全海说不愿跟随去的听其自便。结果只有36人愿意去河西,其中有

些人中途就逃散了。

兰州邮电检查所1936年以前,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特检处兰州邮电检查所(以下

简称兰检所)只有七八人,派出人员在兰州邮政局、电报局检查来往信件、包裹和

电报,规模很小。该所每月经费由省政府补助500 元,自行开支。当时特检处长为

阮永棋,兰检所长为常宜中,审查员和检查员由军统、中统人员平均担任。1937年,

所长换成曾昭善,人员增为10余人。

该所邮电检查活动一般为每日将检获材料登记后,由审查员签具处理意见,送

所长批示,交内勤人员按批示抄送第八战区调查室、重庆特检处、中统各一份。对

重要材料、专案,报重庆特检处处理。检获材料中,大部分系由陇东边区发给内地

的革命宣传品,一律没收;对八路军驻兰办事处来往电报,除照抄外原件放行;发

现形迹可疑的信件,扣留或抄送;对《新华日报》、《解放日报》、《新疆日报》

均行扣留。1939年,刘珑接替阮永棋为特检处长,从此全国邮电检查工作完全掌握

在军统手中。1945年冬,兰检所停正工作,各办事处人员集中兰州待命。1946年3

月全国邮电检查所奉命结束。

特工秘闻

            军统河西站与兰州特训班

王世杰

军统河西站

军统在抗战期间设有酒泉组,指挥河西地区军统特务系统,并和本地区公开机

构取得密切联系。河西走廊是通苏联的国际路线,苏联援华物资以及我国羊毛、钨

砂等出口物资,均在酒泉交接。军统特务的主要任务是收集这方面的情报和监视苏

联人以及国内革命进步人士的活动。

河西站是秘密组织,没有关防针记,不能对外。经费由保密局直接汇给站长;

军粮拨到酒泉军粮仓库后,提取时须托警察局长代领。

河西站无所不管,罪恶累累。凡是河西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社会

等情报,无不收集。而且在公开机构内也布置了不少军统特务,以便指挥如意。例

如,我是酒泉警察局长,也是军统特务,河西站经常叫我替它调查密件、某人行动、

路过酒泉各方人员、物资等情况。以下仅就个人经历举些例子:敲诈勒索吴北吾是

酒泉的烟商,山西人。1947年,酒泉组组长魏成德垂涎其财,对他进行敲诈,诬称

据李某密报,吴是共产党人。魏表面上装成郑重其事,要我查复,实际上是要敲竹

杠。我明知这是无中生有,诬陷无辜,请商会会长刘耀亭和山西同乡会会长毛某正

式以书面证明吴不是共产党人,此事才作罢。

酒泉县田粮处副处长薛得位,平常生活阔气,引起特务眼红。1948年河西站站

长马兆祥借口薛在田粮处以大秤进小秤出,贪污粮食极多,叫我查复。我知道田粮

处的余粮向来由专署和县政府平分秋色,这是公开的秘密,不能归罪薛得位一人,

我们都有份。我要求专员王维塘出面给马兆祥说明情况及后果,此事才罢休。

收买安插特务抗战期间,酒泉是中苏物资交接点。省贸易公司在酒泉设办事处,

专司其事。并设有招待处,招待苏联友人。据我所知,仅在上述两处,军统酒泉组

就吸收安插了32人作情报员,收集苏联交来的物资数量、苏联人员的行动;我国出

口羊毛、钨砂数量的情报;此外也收集玉门油矿石油生产数量、价格、石油工人情

况,定期电报军统局。

军统兰州特训班` 兰州特训班设在国民党中央警官学校第一分校内,简称兰训

班。开办于1936年,属于戴笠派系(李士珍是另一派系),为军统在西北培养训练

特务人员的机构。因为戴笠认为警察最接近群众,且可避人耳目,将特务训练机构

放在警官学校内最合适。

兰训班主任由戴笠兼任,但实际是副主任负责。分为班本部及队本部两部分。

兰训班第一期分为爆破系、情报系、警政系、电政系、俄文系、边疆系。第二

期以后,将爆破系和情报系合并为谍报系,俄文系改为外事系,添设军事系。各系

除学习本身专业课程外,很重视政治训练。

班内各级人员对学生都有监视控制责任,尤以政训组权力最大。除灌输反动思

想外,就是严格考核学生思想言行,经常通过和学生个别谈话、对学生的公开和秘

密检查、学生之间的秘密报告等进行考查。学生对外通信是绝对禁止的,即使和家

庭通信,也要拆阅检查,才能寄出、收取。学生人校后,头两个月无星期假日,不

能外出。学生之间的接触也受限制,不准随便在一起谈话,否则以违犯纪律论处。

1941年间,学生冯明因和另一同学谈到陕北解放区的情形,被告发后遭到逮捕,

关押后又转送重庆,一年多时间内受尽了拷打折磨。此事发生后,班里呈现恐怖状

态。

此外,对学生每隔一两月要大检查一次。各级当权者,还随便借谈话、个别检

查机会调戏污辱女生,或从中物色小老婆。

兰训班共办了5 期,戴笠来班主持过4 次毕业典礼。只有这天学生才能见到他

们的班主任。戴笠来后,除了解毕业生分发工作情况外,就是对学生讲话。每次讲

话,总要强调他如何受到“总裁”的信任;他的组织已扩大到什么程度;要大级效

忠“党国”,效忠“总裁”,前程远大等等。第三期学生毕业时,戴笠随同蒋介石

来兰,蒋住在九间楼,于是兰训班上下忙了一番。蒋的警卫工作除了侍从室外,加

上宪兵、警察岗哨还不够,临时便衣警卫就由兰训班学生担任。蒋介石在东校杨对

文武官员训话,戴笠也命令三期毕业生听训。用意是使学生认为他们也是蒋介石的

嫡系学生,是蒋介石的亲信。

兰训班的训练时间没有期限,因此毕业也没有定期。短的四五个月,长的一两

年,而且随时可能未毕业就分配工作。由于兰州警官学校不承认兰训班学生的警校

学籍,所以兰训班虽毕业学生w 余人,都是没有毕业证书的。他们在毕业时填写表

格就算是毕业证明,宣誓就算参加军统特务组织。此外也要看戴笠什么时候有空来

兰主持毕业典礼,因此毕业时间从来不预定。

1945年8 月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各种检查机构撤销,撤了不少军统特务人员。

1946年3 月,戴笠乘飞机摔死后,毛人凤继任军统局长。蒋介石对毛人民不如

对戴笠重视,因而受到财政部长孔祥熙对特务经费上的限制;加上戴笠平时和李士

珍的矛盾摩擦,李乘机将警察教育权揽到自己手里,将兰训班合并到新疆警官学校

第三分校,换了一批人员来兰州,兰训班从此结束。

特工秘闻

           我在军统十四年的亲历和见闻

王方南

抗战初期军统上海区的活动

1937年2 月,戴笠派周伟龙到上海任军统上海区区长。周伟龙把我带往上海区

在内勤当助理书记,负责编审情报工作。上海“八一三”抗战爆发后,原外勤方面

各组组长先后调往内地。后来接任组长的有阮清源、刘健、朱啸谷、刘方雄和我

(情报组组长)。是年夏天,军统局派程一鸣接任上海区书记。不久程调往重庆,

军统局又派郑修元接任书记。

周伟龙初到上海区,忙于交接工作,调整人事。正要开展活动的时候,适值抗

战爆发。不久,上海沦陷,上海区只能凭借租界活动。国共第二次合作了,然而军

统上海区对于共产党的活动并未因此而放松。但是我担任情报组长期间,并没有搜

集到中共方面的重要情报,只得到程慕颐搜集来的一些学生情况和秦承志抄来的一

些可疑的信件。除此之外,还由阮清源、朱啸谷搜集了苏联领事馆人员的动态和苏

桥协会的一般情况,内容亦不重要。

上海沦陷以后,日本侵略者起用汉奸梁鸿志在上海成立维新政府,苏锡文在浦

东组织伪大道市政府,陆伯鸿等在南市组成南市地方自治委员会。一时,汉奸活动

十分猖獗。戴笠令军统上海区暗杀一些上海汉奸头面人物。上海区即成立了两个行

动组,由赵理君和林之江两人分别担任组长,专门进行暗杀汉奸活动。当时被上海

区打死的汉奸有周凤歧、陆伯鸿、陆连奎、张啸林和唐绍仪①等人。

在军统上海区的暗杀活动中,刺杀唐绍仪为影响较大的一例。唐绍仪在袁世凯

政府中当过国务总理,与日本外交官员多有相识,南京沦陷以后,唐绍仪与日本有

接触。事为军统上海区情报员谢子磐所悉(谢是唐的亲戚,与唐常有来往),乃报

告上海区。周伟龙得报,决定暗杀唐绍仪。

上海区的暗杀活动,引起了公共租界当局的不满。1938年夏秋,我和刘方雄先

后被公先巡捕房当作暴徒逮捕。后来军统局出钱贿通了公共租界探警人员,我和刘

方雄才得获释。因身份暴露,我和刘方雄获释后都调往军统香港区。1939年初,周

伟龙也被法国巡捕房逮捕,经疏通后亦获释,周获释后即调往重庆。周伟龙调走后,

由朱啸谷代理上海区区长。不久,军统局派王天木任上海区区长。1940年初,由于

上海区管人事的陈明楚的出卖,上海区被江伪76号特务机关破获,王天木被逮捕后

投降了汪伪政府。军统局又派陈恭澎为上海区区长。不久,陈恭澎也为江伪76号特

务机关逮捕而投降。不少投身汪伪的军统特务在抗战胜利后又都以“地下工作者”

自居,摇身变为“有功之臣”了。

上海“八一三”抗战刚爆发,戴笠即带毛人凤、文强等人从南京来上海,伙同

杜月笙等在杜美路(今东湖路)10号成立了一个“苏浙行动委员会”,着手组织反

动武装,周伟龙也参与其事。当时由杜月笙的徒弟陆京士等在上海郊区纠集流氓,

文强去浦东收编游击队,罗宝去太湖收编土匪,合并组成一支部队,定名为“别动

队”,其总指挥为刘志陆。沪宁撤退以后,又成立“忠义救国军”。上海失陷后,

忠义救国军步步后退到安徽,在广德设立总指挥部。抗战胜利后,军统局在南京成

立了一个交通警察总局,将忠义救国军改编为交通警察总队,由吉章简、周伟龙、

马志超先后担任总队长。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马志超把原忠义救国军改编过来的

一部分交通警察总队调到上海担任防守,在上海解放战役中,这些反动部队全部被

人民解放军消灭。

抗战期间军统香港区的活动1.军统香港区组织人事与一般情报活动1938年11月,

军统局把我调往香港担任军统香港区助理书记。此时,香港区区长是郭寿华。1939

年春,郭寿华调往重庆,由李崇诗接任区长,另派曾广勋为副区长。1940年春,李

崇诗调往韶关,曾广勋调往加尔各答,由王新衡和刘方雄分别接任区长和副区长,

刘方雄的书记一职由沈介人接任。香港区外勤设有三个情报组,组长张圣才于1940

年下半年调往菲律宾,由我接任组长。另外,香港区还在澳门、广州、汕头、琼崖、

海口和广州湾各设立一个组。

香港是一个国际间谍特务集中活动的地区,军统局对于国际情报的搜集非常注

重。香港区曾通过香港英国当局的政治部华籍探员方水(又名廖独航)等人的关系,

从英国方面间接搜集有关苏联和中国共产党方面在香港的活动情况;另有专门搜集

国际情报的章克等人,不断向香港区提供苏联方面的情报。此外,香港区对于中国

共产党在香港的活动以及工人、学生、进步文化人士的活动也同时注意搜集。香港

区的另一主要任务就是搜集日本方面的情报。当时广州、琼崖都已沦入日寇手中,

军统设在两处的情报组就专门搜集日寇在沦陷区的活动情况。同时香港区也注意搜

集华南日军调动的情报。

1940年下半年,我当情报组组长时,化名为王霖和王汝霖。下辖组员有:香港

英国当局政治部探员方水、潘波、霍保,国民党香港海员党部总务科长冯中达、《

星岛日报》编辑沈秋雁,《珠江日报》编辑刘大炎等人。通过这些组员搜集了不少

情报,均由我亲自撰编转报重庆军统局。

1941年夏,沈介人调走,由我接任香港区书记,由冯仲达接我的情报组长之职。

次年1 月,香港被日寇占领,香港区把组织缩小为香港站,由刘方雄为站长。

2 月间,我和王新衡先后奉调离开香港去重庆。

2.重伤林柏生汪精卫的“艳电”是在汪的亲信林伯生主办的香港《南华日报》

上发表的,军统香港区十分恼怒,决定对林柏生采取行动。香港区本来打算把林柏

生暗杀掉,但恐引起香港英国当局的不满,故决定把林柏生凶殴一顿,予以警告。

香港区情报员刘大炎在香港《珠江日报》当编辑,郭寿华就要刘利用记者身份

与林柏生接近,另派刘方雄指挥行动人员随刘大炎跟踪侦查林柏生的日常出人途径,

伺机行动。1939年1 月间的一天,当林柏生在马路上行走时,刘方雄指挥行动人员

上前用铁棍对准林柏生的头部猛击一棍,将林打成重伤,乃扬长而去。

3.营救戴笠1940年秋天,戴笠在香港被英国巡捕房扣留了一次。事情是这样的

:戴笠有个女秘书叫余素恒,原是军统外事训练班的学员,戴有意娶她为妻,准备

把她送往美国去留学。余素恒在香港办好出国手续,戴笠特地从重庆乘飞机赶来香

港为余素恒送行。他刚下飞机就被英方人员扣留。事情发生后,刘方雄即打电话给

我,要我打听戴笠的下落,设法营救。我马上找到在香港英国当局的政治部当探员

的香港区情报员方水,询问戴笠被扣情由。方水告诉我说,戴笠到飞机场时,英方

人员检查了他的行李箱,发现了大量美钞和港币,认为可疑,乃将其拘留(另有一

说是英方知道他是戴笠,故意将其扣押,给他点颜色看看)。戴笠被扣后,刘方雄

急电重庆毛人凤。后经重庆与英国大使馆交涉,戴笠才被释放。戴笠对此非常气愤,

但亦无可奈何。

特工秘闻

              军统闽北站始末

林成基

军统早期在福建的机构有由郑衰雄为组长的浦城直属组和由连谋为组长的厦门

直属组。1933年“闽变”后,浦城直属组发展为军统局闽北站,厦门直属组扩大为

军统局闽南站,两站都直属军统局局本部领导。

闽北站在1938年以前组织比较精简,先后有郑寰雄、卓飞。张超等为站长,其

中卓飞、张超都兼任省保安处谍报股股长,站股成为一体。1937—1938年张超任站

长时,以谍报股股长身份,在闽北闽南各地招徐土匪,收编民军,作为自己的军事

力量;同时与已退役的闽籍海军陆战队将校如金振中等勾结,提出“闽人治闽”的

口号,积极计划驱逐福建省主席陈仪。张超还经常不经保安处批准即以谍报股名义

擅自捕人或把人秘密处决,在福州制造恐怖气氛。后张超因有倒陈活动及越轨跋扈

事实被陈仪以反抗政府罪名执行枪决。

我于 1938 年 11 月自临浪特训班毕业回到福州时,闽北站与保安处谍报股已

分开,闽北站站长为严灵峰,谍报股股长为庄心田。

自临游特训班毕业的学生派回后,闽北站开始扩展组织。1939年初成立福州情

报组,严灵峰派郑琦任组长,福州组的主要任务是准备沦陷时潜伏福州活动,并秘

密联络运用海军退役军人,准备沦陷后由他们出任伪组织职务,以掩护敌后活动。

闽北站又以闽东各县共产党地下组织活跃,且地处海疆,日军随时可能人侵,

乃派郑浩铭为闽东组组长,组部设宁德。郑浩铭到闽东后不闻有甚发展,不久即调

去息烽训练班任政治教官。后任组长张生亚又自行下海投张逸舟匪部,闽东组即这

样陷于停顿。

1939年1 月,闽北站派陈国元为预备实习情报组组长,把前由张超保送、刚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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