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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沈醉着《我这三十年》一书第四章) .10

作者:陈楚君/俞兴贸 当前章节:15364 字 更新时间:2026-6-13 17:15

佛海“立功赎罪”之手,转入了戴笠、蒋介石的私囊。

捉汉奸大发其财戴笠接收了周佛海所谓储备券的六成准备金之后,即在1945年

的9 月底下令逮捕汉奸。上海方面,戴笠亲自主持,第一个晚上,通宵达旦,捉到

汉奸100 多人,第二个晚上又捉到汉奸100 多人。鸦片大王盛幼、银行大王林康侯、

盐商周吉甫等,完全落网。同时,戴笠下令查抄汉奸的财产,所有的动产。不动产、

汽车、洋房、金条、银元、首饰、珠宝、证券、衣服、家具等,一概没收。在盛幼

老婆那里抄出的钻石,就有几百颗之多。戴笠还假惺惺地对周佛海说:“外面的人

都在反对你们,现在为了你们的安全,上海不能住,我将你们送到重庆去。”周佛

海、丁默邮等被他说得服服帖帖,被送到重庆去住在郊区磁器口军统丝厂办事处内。

直到1946年春天,再从重庆解回南京,由法院公开审判。审判结果,陈公博、诸民

谊。丁默屯几个人判处死刑,周佛海判处无期徒刑,后来病死在南京第一监狱。

特工秘闻

           汉奸周佛海勾结军统及其下场

              徐肇明

          奉命打入汪伪政权掌握实力

1942年,军统局武汉区区长李果湛领导我拥戴熊剑东组成“黄卫军”。该年8

月间,“黄卫军”改组,军统局又派杜伯威投敌参加“黄卫军”,促我率领军统成

员随熊剑东投入汪伪南京政权周佛海系统,掌握周系的军事领导权。11月,熊被任

为伪中央税警第二总团总团长,我任副总团长。我们在上海把部队编成后就到南京

晋见我们的新东家——伪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周佛海,由周的助手、

伪司法行政部部长罗君强接待我们。由于他们和伯特工总部部长李士群的矛盾一天

一天地扩大,新收了我们这些特务和军队,认为有了力量制服李士群,因此周这天

专留家中等待我们。见面之后,因同去的伪总团司令部的参谋长杜怕威和伪参谋处

长余世杰,同是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生,周佛海曾任该校政治部主任,他们扯了一

阵师生关系。接着周佛海向我们讲:“我离开重庆时,仅在临行上飞机前没有向蒋

先生(指蒋介石)说,这事雨农兄(指戴笠)是完全知道的。现在我们在这边所作

的努力,就不是在武汉时所谈的范围了。那时只希望日本人不在华北设立政权,现

在不仅不在华北设立政权,而且还可将冀东交还给我们。这些情况,我早已托雨农

兄转报蒋先生。你们都是蒋先生的学生,这次跟随剑东兄一道来帮助我,我很高兴。

我们还要付出最大努力,才能望到重庆政府回到南京。”他这段话是向我们交底的

话,说明他当汉奸是有来历的。

           周佛海身旁的军统特备

程克祥、彭寿、周镐是军统的老牌特务,都在戴笠的耳提面命下,或公开或者

秘密跟随周佛海办事。程克祥、彭寿二人1941年春原充军统南京站情报员,被日本

南京宪兵队捕获。周佛海以需亲自审讯为名,将程、彭二人调去,不久即将他们安

置在伪财政部充当专员。1943年,周佛海派程、彭二人先后去重庆见戴笠。戴笠嘱

咐他们回到南京担负戴同周佛海之间的秘密联络。程、彭二人回见周佛海后,周就

要妻弟杨惺华拿出钱来,在上海市开设一家钟表商店,将程克祥、彭寿掩护在楼上,

设立电台与戴笠通讯,一直到日本投降以后为止。

1943年夏天,戴笠又派周镐到南京,由程克祥带他见周佛海。他告诉周佛海,

说戴笠切望周把重点摆在共同防共上,更要积极扩建军队,并准备将来在京沪杭地

区配合反攻作战……因此,周佛海就把周镐安插在伪军事委员会充当科长,以便了

解情况,便于联络伪军。周镐曾利用伪军事委员会的职务,跑遍了长江以北

的伪军据点,并向几个伪军大头目,如孙良诚。张岚峰等人,直接传达了蒋介石对

他们的要求——“反共救国”,还给孙良诚等建立了与重庆联络的电台。1945年日

本投降时,周镐在南京成立行动指挥部,敢于破坏伪南京政府向人民投降,所恃无

恐的就在于此。

     太平洋战后蒋介石对周佛海的要求从谈和转为防共

1943年11月,在周佛海内部,熊剑东与罗君强两人争权夺利的矛盾白热化了。

罗因心腹人员王一藩纵兵闹事,在上海旧法租界打死9 名伪警察,遭到上海日方的

责难,被迫交出伪中央税警总团,改任伪安徽省长。但罗不甘心把伪税警部队交给

熊剑东,就建议周佛海把部队改编为两个中央警卫师,推荐我和郭尔珍分任师长。

周佛海把我找到他家对我讲:“君强同剑东的成见是没法消除了。这对我们来说,

是极不好的事。你要知道,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不同于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那

个时候,蒋先生希望谈和,日本也把谈和的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现在周镐从重庆

下来说,蒋先生希望我们要有足够的力量对付共产党,将来的南京、上海、杭州一

定要控制在我们手内。君强建议我把税警部队改编成两个警卫师,由你和郭尔珍分

任师长,这是拆台的办法,我没有同意。因为:一、改编成师就要失掉掌握,将来

拿什么来做本钱?二、剑东不会反对你当师长,但绝不会同意郭尔珍分去一半,而

他倒成了光杆。他同日本宪兵的关系,我们还要利用。不要闹成跟对李士群一样,

反而弄得我们同重庆的联系又要束手束脚。我们一定要团结他。我请你来就是谈谈

我的意见:我自己来兼税警总团总团长,让君强把王一藩那个总队带到安徽去;你

到浙东把盐场的部队整理好,同台州的郭履洲(戴笠派遣的忠义救国军头目)取好

联系;剑东让他任副总团长,驻在上海去应付日本人。我想只有这样做,才能保证

我们向蒋先生交账。”周佛海就是这样细致周到地向着蒋介石的。             上海市行动总指挥部的来由

1945年8 月11日上午4 时左右,上海市凡是暗地装有短波收音机的居户,都收

听到东京日本国裕仁天皇的广播:“愿意接受波茨坦宣言无条件投降。”当时,全

市虽笼罩在黑夜里,但鞭炮声一阵密一阵,弄堂内、马路上人们都高声嚷着:天亮

了!天亮了!这时我正拿着电话筒同周佛海在讲话。他告诉我,准备发电报去重庆

联络,并说:“你要到特务机关去一趟,看熊谷(日驻上海市特务机关长)他们的

表示怎样。总之,我们要负责掌握上海,严防共产党窜入市内生事。我今天搬回湖

南路,你给我派一排人担任警卫。还有一件,剑东的部队你要抓紧些。晚上你到湖

南路来碰碰头。”上午9 时我见到熊谷,他这时如丧考批,死气沉沉,再不似过去

的派头。我向他提出上海市治安暂时由上海市保安司令部来担任。他除了表示同意

外,并告诉我准备去日本上海市防卫司令部联络,嘱托他们协助。晚上我因为要把

停泊在黄浦江上的伪海军和伪海军学校也并到伪上海市保安司令部指挥,同有关方

面商洽去了,当晚没有同周佛海见面。

8 月12日正午,周佛海找我去。我到他家时,罗君强同周苦着脸坐着没有讲话。

我坐下后罗就问我:“听到广播没有?”我说:“事情多没有收听。”罗接着说:

“蒋委员长今天通电全国,命令沦陷区日、伪军在中央的受降部队没有开到以前,

要负责维持临时治安,将功折罪。同时军委会也给了周先生一个电报,你拿去看看

吧。”我接过一看,原来是戴笠用军事委员会的名义给周的一个派令,就是这么一

句:“派周佛海为上海市行动总队总队长。”这时周佛海还是苦着脸不作声。罗君

强打破沉寂局面说:“这么一个名义怎么好去发号施令呀!”我说:“好不好再打

电报去问问戴先生?”周问:“怎么问呀?”我说:“我们就将错就错接受这个名

义,把它扩大为上海市行动总指挥部,要戴先生报告军委会。我想这样做准行。”

周、罗两人都从沙发上站起来说:“这办法很好,要(程)克祥马上发电报。”

第二天戴笠的回电来了,内容是:“一、上海市行动总指挥部已报请军委会备

案。二、上海市水陆军警应统属于上海市行动总指挥部指挥。”周佛海接电后就于

8 月14日自称总指挥,委派罗君强、熊剑东、刘明夏为副总指挥,程克祥为秘书长,

彭寿副之,徐肇明为参谋长,杜伯威副之。当晚,周并亲到上海市无线电台广播,

说他受军事委员会电令,成立上海市行动总指挥部,维持上海市临时治安,并公告

总指挥部处长以上的人事名单。接着,在上海全市张贴布告,声称“奉军事委员会

电令,负责维持上海市临时治安,严禁聚众集会游行和散发传单……”,布告署名

总指挥周佛海,附署秘书长程克祥。有不少布告贴出时就被观众吐上口涎或顺手撕

毁。但这些措施对于蒋介石抢夺胜利果实,确实起了一定的作用。

          南京市行动指挥部的活动

8 月14日,周佛海打电话问我:“司令部军械仓库里还有什么枪支?”我告诉

他有汉司登手枪200 多枝。他又问:“有没有快机和轻机关枪?”我说快机可能有

点,轻机关枪早就没有了。他说:“好,请你把库存的枪都交给程克样,让他将杨

往华(周的妻堂弟)扩编为上海市行动总指挥部特务大队,编成后你就写个命令派

他到南京去听周镐指挥。我已打电报给周镐,要他也用行动指挥部名义,负责维持

南京的临时治安。”

杨的特务大队开到南京后,南京行动指挥部即时开始活动。8 月15日,特务大

队一部冲入正酝酿向人民投降的伪中央军官学校。伪学生总队长刘纯铮溜走了,学

生们也就鸟飞兽散。周镐逮捕了一些没有走掉的人,以后交给了军统局作为汉奸处

理。特务大队另有一部把同情投降共产党的伪陆军部部长肖叔萱的住宅包围,将肖

拉出,说他要逃往苏北,在肖大腿上打了一枪,当时流血过多,没有几天就死于医

院了。伪内政部部长陈群听到伪军校被围,肖叔萱被捉打伤的消息,当天就在家中

服毒毙命。吓得陈公博函电催请周佛海速到南京共商何去何从之计。

8 月19日周佛海接到陈公博的长篇来信,得知南京情况很乱,感到踌躇,就找

罗君强和我到他家商谈。我和罗君强竭力主张他亲到南京去一趟,打消陈公博投降

共产党的企图。周妻杨淑慧引“危邦不入”的成语阻周不去。周沉思了一下就向我

们说:“我决定去一趟。我若是不去,公博先生可能随身倒向共产党。这样一来,

定有些部队跟他走,将来就没法向蒋先生交账了!上海的事,你们很好地同蒋(伯

诚)代表、阮清源、郭履洲等联络,我去最多三天就回。”当晚他就去南京。他见

了陈公博后,就以投共、投蒋都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办法,但后者侥幸苟全的可能

比前者为大的一番话,稳定了陈公博的一度动摇。这为蒋介石抢夺人民抗日胜利果

实,创造了有利条件。

            匪特纷纷进入上海

8 月17日上午,忠义救国军温台区副指挥张惠芳派人送信告诉我说:“台州郭

指挥率部已于昨晚到达)!!沙县,急盼吾兄立即前来面谈……”我由来人向导到

川沙县的陆行镇同郭见面,张惠芳为我们备办了一桌丰盛酒席。席前我把上海情况

告诉了郭,并说:“阮清源早两日已到上海,日本人不同意阮部进入市区,现驻市

内使用的是上海市行动总指挥部制发的‘卫’字臂章。如兄部要进入市区,也可以

采取以上办法。”郭说:“我们暂时不急于进入市区,请见来,一方面是要了解情

况,一方面是多年相知未谋一面。今晚我要去看我们的老师周先生(指周佛海),

请兄顺便告诉周先生。”

我回上海市后,晚上燃灯时郭履洲从巨籁达路刘鸿生的公馆打电话找我去,由

我陪他到湖南路会见周佛海。他们见面亲眼胜似家人,郭一见周就说:“先生这些

年精神够痛苦的,现在可放下这副重担了。杜(月笙)先生一两天大概也可以到来,

他写信给我,要我代他问候你……”话未讲完,伪上海市行动总指挥部政训处代理

处长姚次青给我打电话,说外滩江岸从浦东渡过来6 个美国军人,日本宪兵阻止他

们上岸,看热闹的老百姓越聚越多,问我怎么办?郭听说是美国军人,就向我说:

“肇明兄,大概是同我一道来的中美合作所的盟邦朋友。这些人骄傲得很,请你没

法告诉日本人不要弄出事故来。”我当时在电话中嘱咐姚次青即时到外滩去,要日

本宪兵负责将美国军人暂时送到国际饭店休息,请他们今晚绝对不要外出。我另外

给上海日本特务机关长熊谷打电话,请他通知宪兵队,今后对美国军人不要加以阻

拦。郭怕美国人受了气要回去找他,就匆匆地告别周佛海,赶回浦东驻地去了。

8 月18日,周佛海在上海霞飞路盛老五(盛宣怀的第五子)的住宅设宴,特地

为军统已到上海的先头部队阮清源、郭履洲、刘方雄、徐展和外围分子罗教植、孙

家良、申屠鸿等人洗尘。陪座的到了唐生明、陈恭澎、程克祥、彭寿、罗君强、熊

剑东、刘明夏、杨惺华、徐肇明等人。席间除了相互吹捧一阵外,由唐生明提议说

:“我们现在急于需要有个汇报组织,彼此可以了解更多的情况。”罗教植插嘴说

:“确实有这个必要,我看每天下午就在你家碰头一次,不过要点费用,看怎样筹

措?”我说:“这没有问题,就在我们总指挥部投笔特别费。”罗君强、熊剑东等

都同声响应说:“好呀。”这样一来,大家的话头就转向唐生明,要他准备什么烟、

茶、咖啡去了。唐生明向我耳语说:“说老实话,明天开零的钱都没有了。”我说

:“没有关系,明早给你送来。”第二天早晨我派人给唐送去伪储备票一亿元。

这样,军统上海市特务工作汇报会于8 月19日就在金神父路唐生明住宅开始了。

过了两天,1944年曾在上海市日本宪兵队充当宪佐队队长的毛森也到了上海。参加

特工汇报的人,一天比一天多起来,他们决定要周佛海在上海市行动总指挥部划出

300 亿元伪储备票作为这个汇报组织的经费。这笔巨款由程克祥交给唐生明,由唐

生明的妻子徐来和徐的小姊妹张素贞保管(张系戴笠的情妇,抗战初期在长沙与戴

笠和唐夫妇等结为十兄妹,她是最年轻的一个,戴等呼她为十妹)。拿到了这笔巨

款后,唐家更是门庭若市,军统的大小头目到了上海,都要到唐家吃、喝、玩、乐,

同时了解自己所要知道的一些情况。因此,戴笠毙命后,绝无人去挑剔唐等所掌握

的这笔巨款。

          戴笠到上海周沸海飞重庆

8 月底或者9 月初的一天,唐生明给我来电话,要我即时到他家去,说有要紧

的事。我到他家,他坐在客厅等我,见我就说:“戴先生来了,我已同他谈过,他

现在楼上等着要见你,我去告诉他说你来了。”一会戴同唐下楼来,邀我到唐的饭

厅谈话。我把上海市行动总指挥部十多天来所处理的比较重要的问题向他作了扼要

报告。他说:“好。有的问题以后再谈。你看哪里有房子,5 点钟前后,李(崇诗)

参谋长同办事处(军统和中美特种情报技术合作所驻东南办事处)一部分人,还带

了一个支队要到,你同毛森到车站接他们,把他们安顿好。”他未等我答话就问唐

生明毛森来了没有,接着毛同唐就推门进来了。戴向毛森说:“你同肇明去车站接

李参谋长,一定要把他们安顿好!”随后,我就同毛森到上海车站西站去等杭州的

来车。我准备把来的人安顿到龙华路上海市行动总指挥部住宿一晚,第二天再给找

房子。毛森告诉我,说他已找好沧州饭店等地方。所以我等车到站后上车,由毛森

介绍我同李崇诗见面,车又开进上海北站,我就告别走了。

次日正午,周佛海给我电话说:“戴先生在我家中,你马上就来,有些问题要

你来讲讲。”我到周家走进楼上客厅时,周佛海正把自己一枝左轮手枪递给戴看。

戴看见我就问:“肇明同志,你看上海的部队需要多少时间能点验完事呀?”我答

:“报告戴先生,部队都在上海市区以内,连同海军大概四五天可以点验完竣。”

他听完我的话,顺手就拨了两个电话,将别动军参谋长尚望和中美合作所参谋长李

崇诗两人找来周家。他要尚望当日搬进上海市杜美路70号杜月笙的新住宅中去,说

:“我已同杜先生讲好,请他夫人把钥匙都交给了看房子的,你今天就搬进去办公。

你去了,布置一下,往后办事处就要住进这房子。”同尚讲完,戴就问李崇诗:

“明天就组成一个点验组去点验上海市行动总指挥部的部队,你看现在来的人,派

得出吗?”李答:“行。”戴接着说:“你们两人经常同肇明同志保持联系好了。”

尚、李二人都同声说:“我们随时找他。”这时戴站起身来准备走,周佛海说:

“我已吩咐做了几个湖南菜,你不吃了饭走吗?”戴向着尚、李M 人说:“你们就

在这里吃饭。周先生和我是庚兄弟,你们在他家可以随便些……”当时我看到戴对

周的那股亲密味确实胜过同胞兄弟。

过了几天,周佛海又打电话找我去他家。我一进门,就看到景物全非,楼梯下

堆了很多箱子,客厅的陈设大部分都收拾了,男女佣人正楼上楼下你来我往地搬东

西。我上楼时,客厅内就只周佛海一个人坐在沙发上沉思,看见我到了,就让我坐

下,对我说:“这两天雨农同我商量,考虑我继续住在上海和南京都不好。所谓‘

翻手为云覆手雨’,这些流言没法阻塞。他主张我住到重庆去。淑慧。幼海母子还

住上海。同我去的本来只有君强、默邮、惺华三人,马骥良知道了也要求同去,我

向雨农讲,他已同意了。你是有能力的,我同雨农讲过多次,他说他很知道,并说

将来他会重用你。行动总指挥部的结束就全托你负责了。明天上午9 时你给我派辆

卡车来,雨农同我们一道走,你就不要来送我了。我们后会有期。”言下有些难受

的样子。当时我也说不出话来。他马上又向我讲:“你放心,我想此去,蒋先生不

过叫我作个时期的休养罢了。”我也摹地站起来说:“好吧,先生保重身体,总指

挥部的结束,我会把它办好的,请你放心!”说完这话,我告诉他:“今天清点验

组的人吃饭,不能在此多坐。”他与我紧紧握手,把我送到楼下告别。第二天上午,

他们同戴笠飞往重庆。

            周佛海等的下场

周佛海飞到重庆后,戴笠把他优待在磁器口级丝厂军统办事处的办公房屋内。

内部的陈设有沙发、弹簧床、卫生设备等等,胜过高等旅舍,吃的更是珍肴美味。

戴笠只要在重庆,每日必去同周聊天(这是周给其妻杨淑慧信中谈的)。戴笠死后,

周虽然政治上不似以前招摇,但生活上仍是自由自在、逍遥法外。1946年国民党政

府惩治汉奸已经鸦雀无声,而人民痛定思痛仇恨卖国贼的心情还是如火如茶。国际

法学专家周鲠生严厉谴责政府说:“国人皆日可杀的汉奸周佛海为什么还不明正典

刑以肃国纪!”蒋介石感到人言可畏,无可奈何地指示军统局将周等送交南京高等

法院。同年夏,南京高等法院判决:“周佛海出卖国家民族,组织伪政权,应判死

刑。但念在日本投降时在上海市维持临时治安不无微功,改判为无期徒刑。”周对

审判官曾这样说:“我应不应该承担出卖国家民族的汉奸罪,戴笠已死,没人给我

作证……”他的妻弟杨但华因被判为汉奸,抱怨受了欺骗,因而从判刑之日起就再

不与周对面讲一句话。

周被判无期徒刑后,关在南京老虎桥监狱,仍然受着特殊优待,单人号房,铁

架床铺,自备伙食。但没有几个月,他的心脏病加剧,暴死于狱中。周妻杨淑慧将

他尸体搬到淮海路口中国殡仪馆装殓。国民党的党国要人陈布雷亲自出场扶棺视殓,

并悼慰杨淑慧说:“佛海的病并不大严重,夺去他生命的是他心地狭窄……”这是

说明周佛海没有耐心等到蒋介石下一步对他的安排就受到天谴了。

程克祥、彭寿在上海市行动总指挥部结束后,被调充军统上海市联合办事处汉

奸财产清理委员会副主任(主任戴笠兼任),负责保管没收的汉奸财产和整理汉奸

的历史资料并案移送法院等工作。1947年春国民党政府提审周佛海之前,国防部保

密局忽然说程克祥、彭寿二人侵吞了逆产,将他们关进军统监狱,过了两个多月才

释放出来。他们出来后,合家住在上海市旧法租界西爱咸斯路一幢公寓房子的二楼。

当时,我以交通警察第十五总队总队长调充交通警察总局额外专员,回到上海的第

三天就由熊剑东的老婆唐逸君陪着我去看他们。我们见面谈了几句客套话,程克祥

就向我提起周佛海的问题。他说:“肇明兄,我真没有想到他们(指军统负责人)

要把佛海先生和君强送出去。现在我与彭寿还不能抢着出头,要等法院传我们作证,

我们才能去作证。”以后,周佛海的原供词提到了他们,法院没有传他们出庭,而

他们也果然没有像周镐那样自动跑到法院作证。

同年4 月我到南京交通警察总局报到后,闲时到四条巷杏园8 号去看周镐。当

时他充保密局少将设计委员,我们因同是湖北省人,认识以来感情也很接近,所以

一见面我就问他:“周先生(指周佛海)的问题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回答说:

“我住在南京就是等着给他们作证。你不知道,现在局本部对这问题根本不负责任。

程克祥和彭寿因有人告他们贪污,局本部把他们关了两个多月,现在要是提起周佛

海的事,他们就噤若寒蝉,见着我还要我不管这事。林矾也因住周佛海的房子,坐

周的汽车,也有人告他吞没周的家财未报,已被关押,更不会讲话。”他讲这些话

时很激动。我当时安慰他说:“镐兄!你真古道侠肠,示人肝胆。我没有力量帮助

佛海先生,很希望你能这样做。”

大约过了两个月的时间,我从原籍汉口又回到南京,再到四条巷去看周镐。屋

内一位女人说:“我们是新搬来的,周家已搬到上海去了。”我到了上海,“就找

介绍我认识周镐的罗教植(罗宝)问周镐的下落。罗告诉我说:”你想找周镐吗?

他这次在南京给周佛海出庭作证后,保密局就把他关起来了。关他的理由,是说他

1945年当汪精卫的无锡行政督察专员,没有向军统局本部备案。我看这一切都是郑

介民吃死鬼戴雨农的醋搞出来的。你现在搅在他们一伙(指周镐等),要当心啊!

“从此以后,我也就不敢再过问周佛海的事了。

特工秘闻

       军统在华南勾结汉奸伪军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始末

              何崇校

            策反委员会的成立

在抗日战争发生以前,蒋介石曾对他的一部分亲信讲过一段重要的话,说什么

:日本侵略我国,我国受到屈辱,这是许多历史因素造成,不能由我们完全负责。

今天国际关系复杂微妙,列强角逐正剧,日本不可能吞并我国;纵使日本占据我国

一部领土,甚至全部占据我国,我们尚有恢复、复兴之日。但如果我们的国家为共

产党所颠覆,亡于共产党,我们就会万劫不复。

1939年,广州已为日本侵略军占领,我在韶关碰到一位黄埔前期同学,谈到抗

战形势时他无限感慨地说:“我们现在抗战,不过徒为共党制造机会而已。”我说

:“我不懂你的意思。”他说:“抗战失利,我们节节后退,日军占据了点和线;

而广大的面,日军无力控制,我们也无法去控制。这些广大的沦陷区,就成为共产

党活动的广阔天地。将来即使抗战胜利,那些已被共党控制的地区,不知要费多大

的劲,才能争得回来。抗战无论胜败,对共产党都有利,所以我说徒然为他们制造

机会。”

这些,也正是蒋介石集团至感苦恼的。为此,他们不惜采取种种卑劣手法,其

中包括组织“忠义救国军”、“别动军”、“混城队”、“挺进队”等特务武装,

在交界地区袭击人民武装,制造摩擦。但这些特务武装没有深入敌后,为了在日军

失败时,抢时间夺取抗战胜利果实,便决心勾结沦陷区的汉奸、伪军,供其驱使,

实行蒋伪合流。这也是一种敌后工作,蒋介石将这项任务交给军统局负责去搞。

1943年,军统内部刊物(家风)上刊有戴笠一篇论沦陷区工作的文章,大意说,

我国的主要大城市都在敌后,我们不能控制,设若一旦胜利反攻,难免为异党捷足

先得。在文章里他引用古语“虽鞭之长,不及马腹”来表示他忧心忡仲。那时候,

军统在敌占区除了在交接地带派有一些武装特务之外,在敌占区的大城市只布置有

潜伏的站或组,主要是搜集情报和间或干些暗杀破坏勾当。认真去从事勾结汉奸伪

军,实自1943年开始,且美其名日策反。

军统搞策反,先从华南开始,然后推广到广东,以后再推广到华中、华北。1943

年,军统先成立一个“粤海站”(后改称光粤站),专门负责勾结在华南的汉奸伪

军将领。随后在军统局本部成立一个“策反委员会”,统筹指导这项工作。当年我

是粤海站的负责人,在广州亲自去与伪军将领招桂章、许延杰、黄克明等勾结,1945

年8 月日本投降时,又将伪军改编为先遣军,窃踞广州。这部分汉奸部队直到国民

党军受降部队开到,才开往郊外,而后甄别遣散。

           潜入澳门进行秘密活动

1943年,我在桂林任军统广西站副站长。是年4 月,黄埔六期同学姚虎臣来找

我,说他是局本部派赴澳门去和一个汉奸伪军将领联系的,现已有眉目,回重庆复

命。他还说局本部将在澳门另设一个站,专门和伪军将领联络,这个站一定会由他

负责,他因未干过站的工作,希望我去帮助他。我因当时广西生活清苦,早想调离,

苦无机会,当即表示愿去帮助他。约十天后,姚从重庆返回,过桂林时对我讲:

“局本部已特设一个粤海站,我们两人分任正副站长。你的调职令不日可发下,希

望你早日离开桂林,我在三埠(开平)等你。”隔了三四天,局本部来电,调我充

任粤海站副站长。等待工作交接完毕,7 月下旬我才得离开广西站,这时姚虎臣已

先赴澳门。我根据姚的安排先到三埠找到熟人谭培根(军统分子,时任广东缉私处

台山查缉所所长),谭告诉我:“从三埠到澳门,要经过日军几道关卡,危险很大,

最好还是循走私者的小路,从海道去,比较方便。姚虎臣上次到澳门,结识一个大

私枭梁秉銮。梁是金城公司(专干走私勾当的黑帮,其后台是日本海军驻澳门的特

务机关)的台柱,拥有几艘武装走私电扒。姚走时就是搭梁的电扒走的,你去澳门,

我可以安排你也搭他们的电扒走。但这种电执不是定期经常来,你需在此耐心等候。” 9 月上旬,我搭上同日军有关的走私船,作了一次沿海航行,日军和葡萄牙的

巡逻艇虽望见我们电扒,均不予置理,就这样,我们顺利地完成了偷渡。到了澳门,

找到姚虎臣的寓所,我们作了一次长谈。

姚告诉我:1942年10月间,一个军统外围人员李夏荣从澳门到重庆,带有一封

汪伪广州要港司令招桂章写给蒋委员长的信。当年蒋介石在粤军总司令许崇智手下

任参谋长时,招桂章是粤军总部舰务处处长,他们是老同事。招在信中说他不该落

水做了汉奸,表示忏悔,请求许他自新,表示愿意接受蒋的任何驱策。蒋批示:

“如招某确系接受驱策,许以将功赎罪。着军统局派员妥与联系具报。”局本部就

派姚虎臣跟李夏荣赴澳门与招接头。姚不知招桂章是否真心诚意反正,不便贸然上

广州,邀招到澳门见面。招怕自己到澳门会引起日本人注意猜疑,派其参谋长陈眉

介到澳与姚接头,表示愿绝对接受蒋委员长命令指挥。姚返重庆复命后,局本部特

设一个粤海站,任务就是专与招桂章联络。

姚又说:我在三埠等你很久,不见你来,只好先来澳门。到此后得知招桂章已

被汪伪政府调往南京,改任海军部次长,遗缺由何瀚澜继任。招的参谋长陈眉介又

已病逝。这些意外使我们的任务受到挫折。幸好去冬我结识了私枭梁秉銮,梁说他

有办法将香港物资运进内地,只须内地许以等价土产出口作为交换。上次我回重庆

时绕道韶关见了李崇诗(广东缉私处长兼货运处长),李表示此事可行,他可以通

知台山查缉所长谭培根给予方便,并派冯德恭为驻三埠专员,收购梁运人的物资。

我回局本部报告,局本部同意李崇诗的意见,并命我粤海站在澳门就近监督梁的货

运,这也成为我站的任务之一。

姚又说:粤海站的主要任务是联络招桂章,局本部指示,要我们确实掌握招桂

章,平时叫他提供有关敌伪情报;到将来反攻时,叫他联系其他伪军将领反正,尽

力配合盟军登陆和策应我军反攻。尤其重要的是,到那个时候,务必尽一切方法,

阻止共产党武装进入广州等大城市,等候我中央部队到来,务必不让共产党得到任

何抗战胜利品。现在招桂章走了,我们失去了主要工作对象,真是尴尬事。我对秘

密工作是外行,几个月来一点都未开展,就是等你来。

我想了一下,对姚说:“中央意图很清楚,就是在将来日军溃败时,不让沿海

大城市落入共产党之手。现在距反攻时期还相当远,还有足够时间给我们准备。招

虽调到南京去了,我们仍可伺机再与他接上头。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一年之后,一些

汉奸也想脚踩两条船,来和重庆勾结,所以利用汉奸伪军,其他高级伪军将领的工

作也可做。我想请示局本部一定会批准的。另外,我们也应多做些情报工作。姚听

后频频点头说:”决定这样办,以后一切听你。“

除了粤海站之外,军统在澳门尚设有一个澳门站,但两站之间没有横的关系。

1943年11月,粤海站建立了香港组,12月又建立了广州组,到1944年11月,我将站

部由澳门迁至广州。

          在广州与招桂章初次晤谈

1944年4 月上旬某日,广州组组长苏德深派人来澳门向我报告,说招桂章事假

回到广州,将有一周逗留。我获悉后,立即去见郑卓(郑是招的老朋友,招给蒋介

石的信是经郑转托李夏荣带往重庆的),要他同我同往广州会见招桂章。次日下午

来到广州,经郑前往联系,招约我晚8 时到他住宅会面。

经过郑的介绍,寒暄一番后我就说:“我从重庆到达澳门已好几个月,此来是

想会见招先生的,因招先生已去南京,无缘得见。今得到见面机会,深感有幸。”

我接着说:“我是蒋委员长派来的。想招先生尚会记得,当年你和委员长在大本营

和粤军总部共事的情况,委员长是记得很清楚的,他嘱咐我在见到招先生时代他问

候。”我这些话当然是杜撰的,但招桂章听我这样讲,似乎有些感触,他敛容郑重

地对我说:“桂章堕落为汉奸,蒋委员长不以桂章为耻,竟派人远道冒险来看我,

桂章能不感激。委员长对桂章如有驱策,桂章一定绝对服从。”我就说:“现在日

军败势已显,美军在太平洋对日军再予几次打击之后,我们就可以反攻,美军也会

在我国沿海登陆作战,到时我们希望在沦陷区的伪军将领,和我们配合行动。我们

也知道伪军力量有限,只盼望他们能设法对日军起一定的牵制。……我们最希望的

是,到时不能让共产党的武装占据沿海大城市。招先生现在没有自己直接掌握的实

力,但平时可联系一些人,我们也会自己去多策反一些伪军将领,到时交给招先生

指挥。”招说,如果这样,他一定尽力去做。我说:“现在距反攻的时间还相当远,

在未到那天之前,我们希望招先生利用你的身份,尽量搜集敌伪情报供给我们。”

招说,这一点他完全可以做到。此外,还商妥我们派一人携带电台在招的身边充当

联络员,人由招负责带到南京,电台由我们自己运送。

我回到澳门,立即发电向局本部详细汇报了会见经过和谈话内容,局本部复电

对我嘉奖,还说俟选定适当人选,当派到澳门随招赴南京。局本部还电令我在华南

尽力相机策反其他伪军高级将领。

          敌伪渴望的“和平运动”

1944年6 月,军统局电令我接任粤海站站长。1944年8 月上旬,因何瀚澜为军

统广州行动组分子所刺杀,敌伪政权又调招桂章复任广州要港司令。军统局本部决

定姚虎臣任光粤站站长,站部设在广州,专司与招桂章联络。以后因为招桂章对姚

的印象不好,说姚性情过于浮躁轻率,担任与他暗中联系不甚相宜,要求改由我与

他联系。局本部知悉后命我上广州接替光粤站站长和对招的联络任务,取消粤海站

名称,调姚回重庆。

我在广州住在一个经营轮渡等商业的商人陈晴峰家里,因电台尚在澳门,每隔

一周左右回澳门一次。事先总通知广州组长苏德琛。12月下旬某日,我从澳门归来,

先到苏德琛处,开门的是一个未见过面的老妇人,说屋主都已回乡去了。我感到惊

奇,转身去找黄达明(我们的人都是分散居住的),黄一见我就说:“姚虎臣夫妇

在肇庆被日本宪兵逮捕,已解回广州,苏德琛闻讯怕姚供出住址,已经躲避。苏昨

天派人赶往澳门通知你暂勿来穗,大概走的不是一条路线、未能碰见。”我心里一

惊,就去找招桂章的亲信叶维揪。叶一见我就说:“老姚给日本人抓去了。”我说

:“我想知道姚被捕有无牵连招先生,招先生对此事有什么表示?”叶说:“姚被

捕时即直供是重庆派来进行和平运动的,自承是国民党方少将,所以日本宪兵并不

难为他,解回广州由日军南支派遣军参谋长富田少将审问他。富田问他到广州曾联

系过什么人?姚说曾联系过招桂章,招同意和平运动,要重庆方面提出条件和办法,

所以他要回重庆复命和请示。”其时汉奸中的所谓和平运动,亦即是蒋伪合流,和

对日方单独媾和。这是日方求之不得的,所以日本人对姚优礼有加。富田邀招桂章

到日军司令部,问招认识姚虎臣否?招是很机警的人,知道姚出了事,就说:“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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