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此人，姚自称是重庆的代表，来问我这方面的人对和平的意见。我答以我们是渴
望和平的，但要先看看条件怎样。”富田到此反而鼓励招说：“你们不妨试探进行，
日方是不反对和平运动的。”富田还叫招将姚虎臣夫妇保释出去，并说日军司令部
可以发给通行护照给姚，让姚平安通过日军防区，回到中国后方去。我听了之后，
心中一块石头才放下。
姚被捕事虽给我一场虚惊，但也使我更摸清了日方的底子，因战事不利，日方
急于和重庆单独媾和。我将这些告诉了苏德琛，苏也告诉了我姚虎臣被捕的原因。
姚前年在肇庆做情报搜集所所长时，与当地走私商人合资做生意，他认为同伙欠了
他的钱，这次去讨债，对方密告日军姚是重庆方面的人，因而被捕。
反共是真抗战是假
我为了控制招桂章，每隔两三天必去见他一次。白天招要去办公，我一般在晚
上先到叶维揪家看有什么情况，然后相偕去招宅，三人躺在烟床上无所不谈。我不
想在谈话中打破招还存有的中日议和的幻梦，但提醒他应有两种准备。我对他说：
“中日战事能和平解决固然很好，但怕不易做到，所以也应作打到底的准备。”并
说：“中央知道伪军力量有限，不会要求伪军对日军硬拼，只希望相机做一点牵制
作用。而最主要的目的和要求，是在日军一旦溃退，中央军尚未赶到之时，如何确
保大城市不落在共军之手，在华南特别是在广州要坚决做到这一点，不知招先生有
何好办法？”招说：“我是惟蒋委员长之命是从，你们叫我怎么办，我就怎么办。
不过到时只有我的海军十多条小兵船，几百名陆战队，恐怕力量不够，必须拉些陆
军共同来做。此间陆军将领我虽认识，但无深交，我尚不便去策动他们，这方面最
好请何先生去做功夫。”我说：“策动此间陆军，可以由我们负责。关于到时确保
广州，我们已研究过，认为并不困难。广州附近的共军，只有东江纵队和珠江纵队。
这两支部队，东江纵队力量稍大些，但它的活动地区离广州稍远，我方十二集团军
一八七师张光琼部驻在河源，一五四师郭永镰部亦在附近，不仅为了防御日军，更
主要是为了监视东江纵队的。如果到时东纵向广州移动，张师等就蹑击于后，我想
东纵不是那么容易向广州推进的。至于珠江纵队，在粤南既有李辅的伪四十三师和
伪护沙总队xxx 部牵制它，也不那么容易向广州推进。在中山的珠纵区动大队，有
我袁带的挺进队，特别是在大涌的肖仇支队盯住它，也不容易来的。何况我们还可
策动广九线和东宝、中顺一带的伪军一致行动，我看不让共军窜进广州有把握可以
做到。广州要港司令部的船舰用来海战是不行，但用来封锁河道，不让共军前来广
州，我想是绰绰有余的。你的陆战队就配合广州警察局严密维持秩序，我想是可以
控制得住的。我们只要顶住四五天，主力部队也就开到广州了。”招听后笑着说：
“我的舰艇用来封锁河道，那是满有把握的。”
事隔不久，局本部来电询问具体办法，我将与招商订的方案报上去，并说此间
伪军将领招桂章资望最高，将来用他在此间统一指挥可以胜任。为了不致到时匆遽
忙乱，请先委发招一个适当名义。1945年2 月中旬，局本部回电批准我报的方案；
并称奉委员长侍从室侍XX号委令开，兹委招桂章为广州先遣军司令，希即转饬知照
云云。国民党正式委任汉奸将领以名义，招桂章是第一人。其余伪军将领受委，都
在日本宣告投降之后或投降前夕。
我接到电令后心想，将来我要叫招指挥广州及其附近的一切伪军，光是一个先
遣军司令名义尚不够，在将委今抄转给招桂章时，有意在司令之前添了一个“总”
字。
方案定了，我就急于去抓其他伪军将领，选定的对象是广东伪绥署参谋长许廷
杰。因当时伪广东绥靖公署主任是由省长诸民谊兼任，诸是文人，所以绥署事务和
广东境内伪军的指挥调动，都由参谋长许廷杰负责。我的居停主人陈晴峰与许认识，
且很熟，我让他找机会对许延杰说，识时务者为俊杰，日本人总要失败，应该及早
找条措重庆的路线。过了两天，陈告诉我他已找机会对许廷杰讲了，当时许沉吟一
阵，才说现在不能谈此事，请七叔以后不要再提。我说许已意动了，不过他怕日本
人，现在还不敢和我们接头。我们不急，可以慢慢来。陈晴峰又问，他和伪三十师
一个团长林建新感情很好，可否策动林反正？我说可以。通过见面，我派广州组的
黄国球到林的驻地做联络员。
此外，光粤站广州组运用员张伯荫，是广州伪组织主办的《中山日报）社社长，
我们准备到时将该报改为《光粤报》，利用原有物力人力为我们作宣传。再是根据
招的要求，我报告局本部，请求释放因准备投敌而关押在贵州息烽监狱的郑星搓，
并派他回广州襄助招桂章工作。
至此，我感到担任的任务已布置差不多了，于是静候形势变化了。
日本投降及先遣军总部之成立
1945年8 月15日午后，叶维揪打电话邀我去招宅，告诉我已听到新德里电台播
出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并说招先生已通知海军联谊社的厨师送一桌酒席来，
今晚我们要痛饮几杯庆贺。
饭后，我们三人横躺在烟榻上商谈。招说：“现在日本既已无条件投降，我看
广州先遣军总部已无成立之必要了。”我说：不，广州先遣军总部一定要成立。现
在日军虽说投降，但我们的中央军尚未到来。中央给我们的命令是要我们在这段时
期内控制广州。为此，我们要赶快成立先遣军总部。“招说：”我们成立先遣军总
部，会有不少困难。“我说：”招先生大概是担心日本人不答应，担心伪组织伪军
不听从，担心经费无着，这三点我们可以研究一下。现在日本已投降，招先生是蒋
委员长委任的，又与日本无利害冲突，他们绝不会不答应；伪组织伪军的官吏，一
听日本投降，正在对他们的命运恐惧，只要我们安顿他们一下，他们绝不会抗命；
关于经费，只要我们掌握了权力，银行金库都在我们手中，不须担心经费问题。
“招说：”何先生这样说，我就放胆去做。“于是商定次日由招通知日本南支派遣
军司令部，由我找伪绥署参谋长许延杰，请他们予以协助，17日上午再邀几个伪厅
长到招宅座谈。
8 月16日一早，我请陈晴峰约许廷杰来我寓所会面，之后，就到招宅。中午，
招告诉我，他到日军司令部，见到了南支派遣军参谋长富田少将，富田对他被中央
委为广州先遣军总司令表示祝贺，并表示尽力支持，还表示愿意将几年来积存的作
为参谋长活动费的棉纱相赠（因那时伪币不值钱，日军高级军官的活动费都以在香
港掠夺得来的棉纱支付）。我说：“我早就估计日方对你不会阻难。下一步，今天
就要发出请柬，请四位厅长和郭卫民及有关的人，明天上午来此大家商量。”招答
应下午把请柬发出。
我回到寓所，陈晴峰告诉我，许延杰下午4 时一定来见我。届时，许带了四名
卫士踉踉跄跄走进来，一见我就说：“何先生，我真不对，现在才来见你。”我说
：“现在我们见面并不迟，我对许先生表示欢迎。”随即告诉他，中央已于2 月委
招桂章为广州先遣军总司令，命其在日军败退或投降时，维持广州秩序，勿让“暴
徒”扰乱。今天上午，招已会见日本南支军参谋长富田，说明此事。富田说日军一
定对招支持。招的司令部日内即将成立，请他来担任参谋长一职。许表示：“我一
定接受命令。我与招公也是很熟的，我愿意协助他。”
我与许延杰会晤后，即发电局本部报告定于8 月19日成立广州先遣军司令部，
参谋长拟由许廷杰担任。翌日局本部回电批准。
8 月17日，日本人才让投降消息在广州公布。是日上午，在招宅邀请伪民政厅
长周应湘、财政厅长汪xx、建设厅长兼广东储备银行行长李荫南、教育厅长陈良炯、
广州市警察局长郭卫民等人座谈。我在会上说：“中央军约在10——15天之间可开
到广州，蒋委员长已委招先生为广州先遣军总司令，并令立即成立司令部，维持治
安，并负责保护国家财产公物、机关档案，以待中央派人来接收。为此需要各位协
作，共同进行。先遣军总部即日成立，原来各厅暂改为处，隶属于先遣军总部，仍
由各位负责，看各位有何意见。”几个伪厅长听后都表示要得到诸省长同意才好办
理。我听得不耐烦，就发作说：“难道今天你们还要听诸民谊的话，而不听蒋委员
长的命令吗？这是给你们立功赎罪的机会。你们不愿协作，可以听便。”我还恐吓
说：“现在我可以拘留任何一个人，今天日本人已不能保护你们了。”几个伪厅长
面面相觑，才表示接受任务。散会后，我让招打电话与许廷杰联系，要他通知广州
区各伪军今后要听从先遣军总部的命令。
接着，国民党军委又将伪二十师、三十师、四十五师师长陈孝强、黄克敏、彭
济华等人分别委为原驻防地区的先遣军司令，我立即派人分送委任电令。8 月19日，
招身穿海军中将服装，赴总部去举行就职典礼。我这幕后导演者算是完成了任务。
鲜魔乱舞乘机掠夺
广州先遣军总部成立的第二天，在花县、从化粤北一带活动的“中美合作所”
别动军蔡春元支队派代表到广州，要求先遣军总部发给军服800 套，为他们准备驻
地47处，并声言日内即开入广州市区。招问我如何处理，我说蒋委员长有令，除指
定之受降部队外，任何部队不得进城，给点军服还可以。翌日，蔡春元的别动军伙
同粤北股匪谢大傻部，不顾先遣军阻拦，强行间人市区。他们一人市区，第一步就
劫走了伪禁烟局所存的七万多两鸦片烟，跟着就有计划地绑架有钱的台湾省籍商人，
劫夺台籍商店的物资。他们的部属，特别是谢大傻部，三三两两闯人商店，强取强
拿，店伙向他们要钱，就拔出短枪，怒目相向。风声传开，许多商店都关了门，人
心惶惶。
这种强盗行为，不止是蔡春元和谢大傻部如此，其实我和陈劲凡（军统广州站
站长）的部下也是如此。陈劲凡一闯到广州，立即私刻了一颗“军事委员会广州军
事特派员”的关防，我不知他利用这颗伪关防做了多少坏事。有一天，陈的手下运
了一卡车瓷器古董回来，说是去抄了伪南海县县长李道纯家得来的。他们指着那些
东西请我任意要。我知道他们为了堵我的嘴，遂笑着点了两件，他们立即替我送回
寓所。
在日本未宣告投降之前几天，我的书记吴德辉带一别动军爆破行动组长李祖澄
来见我，说他们是军统训练班的同学。8 月18日，吴又向我说苏德琛组的组员李元
贞认识一个很有钱的台湾籍商人，苏德琛想和李祖澄合作绑架这商人勒索一笔钱。
吴还说：“我们跟二哥（指我）工作都很苦，大家又很穷，我们想借此得一笔钱，
大家分来使用，也算二哥一份，请二哥不要阻止我01. ”我说：“事情如搞到局本
部知道，你们要受严厉处分的，你们考虑过吗？”吴说：“我们瞒外不瞒二哥，如
事情泄露，我们自己承当，决不牵累二哥。”我想在那个情况下，也无法真能禁阻
他们，遂点头默许，只是说：“你们得手也不必送一份给我。”此外，苏德琛还将
已逃跑的台湾籍商人的酒家，改作广州组的组部。他家客厅里放着五六辆崭新自行
车，我想一定是非法得来的。我们还从警察局警探处长手里得到一张印有“军事委
员会调查统计局光粤站工作执行证”字样署上我名字的“工作证”。据说是从一商
人处得来，这商人说：在日本宣告投降后四五天，有三四人拿出工作证来搜查他的
店铺，‘强行拿走一些货物。他们离开时，遗下这个工作证。我和吴德辉研究，认
为苏德琛干这事的可能性最大。不过苏已弃职潜逃，我已无从追究。
8 月ZI日，国民党联勤总部副司令何世礼率领属员自江西赶到广州，交一大笔
关金券给招桂章，委托先遣军总部替他在四乡收购大批军米。当晚，我和招桂章、
叶维揪仍在烟床上倾谈，叶表示希望能去接收储备银行，以便大家从中得点“好处”。
我说：“储备银行是接收重点之一，银行账目是不易临时伪造的，到头来会弄得一
身麻烦，这是一件‘长虱子的棉袄’，还是不穿为好。”招桂章说：“今天何世礼
委托我们代购大批军米，这对我们是一个好机会。现在四乡还在使用储备券，我可
向储备银行提借一笔储备券去买米，将何交的关金券去套购黄金外币，待军米买齐
后，再将黄金外币沽出，买回储备券归还银行。我们利用储备券天天跌价，一转手
就可以得到一笔钱。这也不算犯法。”我和叶都赞成，交叶去办。为期不过十多天，
我从中分得港币5 万元。
日本投降之际，国民党一些人员，显着的和隐蔽的，大的和小的，都利用机会
来抢劫掠夺，上面仅举我直接接触的几件，可见一斑。
中央军进入广州先遣军总部结束
日本无条件投降后，8 月22日何应钦在湖南芷江召集各方面军各战区司令长官
开会，分配受降任务。广东方面分归张发奎和余汉谋受降。张发奎派中将高参张励
率领前进指挥所人员200 余人，于9 月6 日空运到广州。张等下机后径到越华路先
遣军总部，令招桂章、许廷杰将先遣军总部立即迁出，改为前进指挥所驻地，招的
先遣军总部便迁往南堤原伪要港司令部内。9 月9 日，十三军军长石觉率部开到广
州，一到广州即进驻南堤先遣军总部，再次将先遣军总部赶走。
新一军孙立人所部及十三军石觉的部队一到广州，就像别动军进入广州时一样，
也是连收带劫。仅举两件小事：石觉的十三军霸占了先遣军总部在南堤的办公处所
后，许延杰来见我，说：“总部被占是不能收回的，但一些公文档案应发还给我们。
司令部的地下仓库内尚存有要港司令部的军饷和烟土，也应让我们取回。”我便与
许等同到南堤石觉的司令部，但门卫不许我们进去，求见军长，传达说：“军长不
在，在也不见客。”这时原要港司令部一名伙夫从里面出来，告诉我们地下仓库昨
晚已被撬开，现款和烟土都被搬走了。
再是我寓所附近有一私人医院，叶医生是台湾名医，这所医院医疗仪器器械非
常完备。9 月9 日午夜，我见新一军驶来五六部大卡车，将医院所有物品抢搬一空。
这两件小事，只是中央军进入广州千万件行为中之一二而已。
9 月14日，张发奎偕美军联络官博文少将飞抵广州。9 月历日，举行受降仪式。
广州地区的日军于9 月23日开始解除武装，和日侨分批遣送回国。此时，我的任务
已完，遂电请军统转报上级准予将广州先遣军总部结束，并请示对伪军官兵的处置
问题。10月1 日，军统回电给我，准即将先遣军结束，伪军官兵统移交第二方面军
司令长官张发奎处理。我即转饬招桂章依照办理。先遣军总部于10月5 日结束，伪
军官兵移交后，据我所知，除精壮伪兵编入国民党部队外，伪军官和老弱兵都被遣
散了。我因勾结伪军卓有成效，被奖给有战功才颁给的云麾勋章。
先遣军结束了，招桂章、许延杰等尚住广州。人民不服，张发奎也想将招惩办，
但碍于蒋介石发过正式委任令。1945年12月中旬，何应钦到广州巡视，张发奎说人
民要求法办汉奸，得到何应钦同意，便将招、许等人逮捕。并判招徒刑10年，许廷
杰徒刑5 年。我得知招被捕后即电军统局进行营救，但未发生作用。直到1949年五
六月，国民党疏散监狱时，招、许始被亲友保释出来，两人出狱后，立即逃往香港。
特工秘闻
军统与杜月笙的关系
郭旭
戴笠与杜月笙的结识
戴笠与杜月笙结识的具体时间，我不清楚，只了解他们两人远在1924年前后，
即在戴未入黄埔军校第六期之前在上海过着流浪生活的时候，就结识了。
戴笠在20多岁时，在其原籍浙江省江山县陕口镇，穷极无聊，摆赌摊骗人钱财，
被人识破，逃避上海，寄居在当时在商务印书馆当职员的表兄又为表姊丈的张冠夫
（即张衮甫）家中，睡在地板上。他的表姊很讨厌他，常常闭门不纳。戴的表姊为
什么讨厌他，主要是因为戴和杜月笙搅在一起的关系。戴当时和杜结识拜把，杜比
戴大8 岁，戴称杜为三哥，彼此时常来往。他的表姊很厌恶，常对她的丈夫说，戴
不务正业，和黄金荣老婆的梳头阿姐（指杜的大老婆沈氏）的丈夫水果阿三（杜过
去的绰号）结为把兄弟，太没出息了。她并曾当面责备戴，戴仍不改，且常深夜才
归，故她常闭门不纳。戴这才离开张家赴粤投考黄埔军校。这件事情是1941年我在
重庆任军统局会计室综计科长时，有一次和张冠夫、林尧民（张、林当时都任会计
室副主任）同赴江山杜月笙家时，张和我们谈起的。
戴笠去黄埔军校第六期骑兵科混了一个时期，没有毕业，便离校去给蒋介石作
搜集情报的特务活动，以后蒋在国民革命军陆创造海空军总司令部成立一个密查组，
派侍从副官胡靖安为组长，戴笠、许忠五、成希超和东方白等为该组组员。这时即
初步建立了小型的特务机构，为蒋调查异己分子的活动和所属部队各部队长对他是
否忠实及一般军风纪的情况。不久，蒋第一次下野，赴日本前夕，将这个密查组撤
销，并发给该组三个月维持费。不料胡靖安领了这笔维持费后，把戴、许、成等留
住在上海他的家里，只供给伙食，而将他们应得的三个月薪金全部克扣，自己带了
家眷俏俏回了江西。戴、许等在伙食钱用光之后，便抬了胡家的衣箱到当铺里质当，
但打开箱子，其中尽是小孩衣服，当铺不收。许忠五知道戴和杜月笙是拜把兄弟，
怂恿戴向杜告贷。戴乃向杜借了50元，公推许经办伙食，不料许拿了这笔款子，没
有几天也逃之夭夭，溜到汉口原籍去了。戴只好再向杜借了50元，才度过困难。后
来蒋介石复职，戴和周伟龙等组织十人团，继续替蒋进行特务活动。1932年4 月1
日，蒋将十人团扩大为特务处，即以戴为处长。此时许忠五找戴谋工作，戴虽然先
后曾派他做过便衣队队长，汉口、西安等警察局的侦缉队队长，但对他约束很严，
常被监禁。1942年秋，许任重庆市警察局侦缉队队长时，被人密告在家聚赌抽头，
戴亲自前往捉赌，可是并未碰上有人赌博，仅搜到麻将牌一副、筹码一盒，戴就将
许扣押起来。按军统局惯例，该局成员被扣押时，。照原薪发六成由家眷具领维持
生活，我当时任军统局会计室副主任，主管发放这个费用。许妻每次前来领款，就
向我哭诉，说许本人并未叉麻将，是她自己和人有时玩玩，她愿受处分，托我代向
戴报告请将许开释。我将情况向毛人凤（当时军统局代主任秘书）反映，毛要我相
机报告戴笠。有一天，戴在军统局午餐，说得很高兴，毛示意我代许请求，我依照
许妻所说的如实反映，请戴从宽早日将许开释，毛也从旁代许请求。戴当时对我们
说许这个人坏极了，连他的钱都要骗，对别人更不要说了，接着他就把上述他们过
去在上海的情况告诉我们。他最后说，如果那时候不是他过去在上海和杜月笙结识
拜把的关系由杜一再借钱给他的话，那末除了他过去在上海过惯打流的生活不致挨
饿外，他们那几个人在上海无亲无眷，身无长物，不去抢劫就非讨饭不可，许这个
人须得磨练磨练，不然，将来会要闹出大乱子的。毛人凤和我听到戴这样说法，不
便再多开口。结果许忠五这次被戴关了半年才释放出来。
以上两件事实，可以肯定杜月笙和戴笠建立关系的时间。 戴、杜的相互勾结利用
戴笠和杜月里相互勾结利用的事实很多，仅就我过去所听到的及亲身经历的有
关他们在经济方面的往来，比较关系大一些的事实，写述如下：（一）杜指使其门
徒充当戴笠的帮凶戴笠自1932年任特务处处长后，以当时上海有各帝国主义的租界
和势力范围，有些反蒋的进步人士在这里寄居活动，因此除成立了一个秘密工作的
“上海区”外，并控制了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京沪、沪杭而铁路警察署及上
海警察局侦缉队等单位。但当时他的特务在两租界内活动，还有所顾忌，同时那时
他的特务喽罗还不多，他以杜月笙的势力遍布于两租界和日本的势力范围，故利用
杜替他进行工作。戴来沪时，必与杜碰面。碰头并不固定地点，有时在华格路（今
宁海西路）66号杜的家里，有时在旅馆中。戴不去上海时，经常通过淞沪警备司令
部侦察大队长和杜联系。侦察大队长由翁光辉、吴廷宪先后充任，自1935年春到日
军占领上海时为止，一直是王兆槐。翁、吴在职时，和杜接触不多，王任大队长后，
常去杜家，联系得很密切，并利用杜的门徒充作帮凶。1945年我在重庆军统局经理
处听到原在上海任王兆槐部股长后来在经理处出纳科任副股长的林洁清说，杜月笙
在上海的徒弟很多，各行各业都有，有的地位很高，有的很有钱，有的是无业流氓，
各租界内都有他的门徒。社当时主要是协助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因为王兆槐
是杜的得意门生之一，同时队里还有许多杜的门生。并说，鲁迅先生出殡时，戴笠
事先据报，宋庆龄和许多反蒋的人将参加执拂，即指示王兆槐派人对参加执拂的进
步人士相机予以警告，并嘱王如人手不够请杜月笙派人协助。王接到戴的指示后，
一面找他们商量布置进行，一面请杜帮助。杜指派了几十个打手交王指挥，王当时
派他为小组长之一。出殡那天，他带了几个队员和几个杜的门徒，担任四川北路一
段的活动。他们混在参观的人群中，看到宋庆龄和许多大学教授执拂，参加送葬的
学生很多，都非常悲愤，高呼口号，有许多学生担任纠察维持秩序。他们看到四川
北路那一段是日本人的势力范围，无隙可乘，没敢动手，几个小组都只好悄悄地收
兵回去。
（二）戴利用杜组织特务武装戴笠自任特务处处长后，逐步扩充他的力量，他
认为搞政治必须有武力作后盾，常对人说：“搞政治必须有武力作后盾，否则是卖
狗皮膏药，不为人所重视。”他看到复兴系的军人如陈诚。胡宗南等都握有兵权，
尤其看到另一特务系统复兴系的康泽，控制了别动总队及禁烟督察处缉私室所属的
巡缉团，为了与陈、康等抗衡，他控制了蒋介石势力所能达到的各省市的警察及在
特务处成立一个特务队（后扩充为特务团）。但他认为警察是军队的附属品，随军
事政治转移的，不以为满足。他知道搞正规军队，蒋介石是不会允许的，所以他想
找机会搞一支实力雄厚的特务武装部队。1936年两广事件平息后，蒋攫得了广东地
盘，派宋子良为财政部广东财政特派员兼广东省政府财政厅长及禁烟特派员，并命
戴协助宋接收陈济棠的缉私机关和缉私部队。戴利用这个机会，将陈的缉私队扩充
为广东税警总团（等于一个师），由他自己掌握。但他认为虽掌握了这个税警总团，
力量还是不够，何况还是地方性质的部队。因此他一心一意地想找机会再搞一支全
国性的队伍。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日战争发生，他就借抗日名义，向蒋介石建议，利用
杜月笙把上海青洪帮的力量组织起来，说是防止日军在上海登陆，万一日军登陆，
就可在敌后行动。蒋批准了这一建议，并指定由戴掌握。戴随即由南京到上海和杜
月笙商议，决定由杜出面召集上海青洪帮的头目杨虎、向松坡、刘志陆、俞作柏等
开会，传达了蒋的指示，并号召他们策动所领导的帮会力量共同组织起来。与会者
一致赞同成立一个苏浙皖行动委员会，推杜为主任委员，戴、杨、向、刘、俞均为
委员，由戴兼书记长负实际责任。戴在委员会成立后，派周伟龙为书记，代他负责
（以后由文强接替）。不久，戴即在该委员会之下，成立一个别动军，保荐刘志陆
为总指挥，下辖5 个支队，第一支队长为何行健，第二支队长为陆京士，第三支队
长为朱学范，第四支队长为张范。每个支队（比一个普通团大）辖4 —5 个大队
（等于营），每个大队辖4 个中队（等于连），每个中队辖3 个小队（等于排）。
人数共约2 万人，都是青洪帮分子。
日军登陆时，别动军一部分士兵激于爱国热情，确曾奋勇作战，有过牺牲。如
大队长廖树东率部和日军作战，伤亡较大，仅余100 多人，犹继续抵抗。在被包围
时，日军劝降，他们坚持抗战，最后廖的两腿被炸断，当敌人来提时，他仍将剩余
的手榴弹向敌投掷，毙敌十余人，自己滚人黄浦江溺毙。
上海沦陷时，别动军退到江浙的浦东、苏南、浙西及皖南等地区。因为本是乌
合之众，没经过严格训练，在和日军作战时，除一部分牺牲外，其余多自行溃散，
所剩无几，曾一度改编为“军事委员会教导团”。旋在皖南、苏南一带收容了由上
海溃败下来的国民党军8000余人，混合在一起，由戴笠报告蒋介石批准，改称“忠
义救国军”，隶属于军事委员会，归军统局领导，从此变成一支特务武装部队。
苏浙皖行动委员会在忠义救国军成立后，无形中停止了活动，但戴以该军官兵
许多是杜的门徒和上海其他青洪帮分子，仍利用杜对这些分子的影响。上海被日军
占领后，忠义救国军有一个支队在苏南，一个独立大队在浦东地区进行所谓“游击
工作”。这两部分的成员中，上海的青洪帮分子居多，戴认为必须加以训练，故电
召这两个部分的干部由上海到香港面洽。那时杜住在香港告罗士打酒店706 号房。
戴到香港后，在铜锣湾湾景楼7 号陈质平（军统骨干分子，当时任军委会西南运输
处香港分处监察科科长，担任戴和杜的联系工作）家中，召集他们开会和聚餐，邀
杜到场对他们讲话。据当时任杜的秘书的郭兰馨讲，当时杜的讲演稿是由他代拟的，
杜在会上替戴起了一定的作用。
1945年6 月间，戴邀杜陪同中美合作所副主任梅乐斯前往东南各地视察，布置
忠义救国军配合美军活动。忠义救国军所属各支队，先后由中美合作所所属训练班
分批抽调训练，全部换发美式装备。那时美军准备在我国东南沿海各地登陆，要忠
义救国军呼应配合，一起行动。戴为了鼓励该军中的帮会分子配合美军抢先占领杭
州、上海、南京等大城市，免被新四军接收，特邀杜同行。杜以其个人的财产和势
力都在上海，也愿同去。他们于6 月25日由重庆出发，经贵阳到芷江，改乘飞机到
福建建阳转往东峰及浙江、安徽等地。我听到当时随戴笠同行的军统局经理处科长
叶世洪说，戴、杜和梅乐斯等到东峰后，在中美所东峰训练班住了5 天，乘汽车前
往铅山与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密商，由顾招待，在那里住了3 天，再赴安徽雄
村中美班，在该班住了十多天。戴到东峰等训练班时，都召集各班受训官兵和驻在
附近的忠义救国军所属支队的官兵讲话。因为驻在雄村方面的支队较多，所以在雄
村班时间较久。戴每次对官兵讲话后，总要请杜月笙讲话。杜每次都讲得很简单，
大意是勉励官兵早日打回上海老家。戴离开雄村班后，赴淳安等地视察军统局所属
公开和秘密单位的工作，回来时杜仍留在淳安协助忠义救国军工作。戴将杜逵副处
长（当时任军统局第一处副处长兼军令部第二厅第三处处长，随戴赴东南视察）留
下暂代忠义救国军参谋长，担任同杜月笙的联系。
戴这次到以上各地，费时一个多月，到7 月底才回重庆。杜月笙留在淳安，直
到日本投降后才离开。
这支特务武装部队，从成立截至日本宣布投降时为止，从未和日军作过战，在
日本投降后，却首先进入杭州。上海、南京等城市，协助国民党军队抢夺人民抗日
胜利果实。
（三）策动陶希圣、高宗武背江投蒋内慕汪精卫于1938年12月间，离开重庆前
往昆明，经河内、香港转到上海公开投敌。蒋介石以汪抢先投敌，同时还因汪过去
和他合谋向日乞和求降，恐江把秘密公开，于他不利，故在汪到河内后，便秘密指
示戴笠派人前往河内杀汪。戴根据指示，派军统特务余乐醒率领行动人员王鲁翘等
到了河内，逾墙人汪寓所，枪杀了曾仲鸣，没能找到汪。汪发表所谓艳电，不久在
日方卵翼下，到南京组织了傀儡政权。蒋于是又指示戴一面派人继续伺机刺汪，一
面派人设法策反随江投敌的汉奸，分化汪伪组织。因此，戴曾派军统局书记长吴赓
恕偕同军委会高参戴静园、开滦煤矿公司上海分公司经理许天民等率领特务10人，
由重庆经香港到上海刺汪。但因事机不密，被汪伪特工总部李士群破获，吴等被杀。
关于策动汉奸脱离汪伪组织，则以军统局在沪组织于1938——1939年沪一区区长陈
恭澎被捕投敌后受到影响，几乎全部被破坏。戴以杜月笙过去在沪的交游很广，乃
电令在港担任华南区区长的王新衡与杜联系请其设法，杜允物色穿针引线的人选。
1939年，杜经徐寄席介绍，与大汉奸高宗武、陶希圣有关系的黄溯初接触。杜
曾两度由港飞往重庆和戴密商，还见了蒋介石。结果把高、陶拉了过来。其经过情
况，我于事后听王新衡谈起过，大致如下：徐寄席和杜月笙都是当时上海市商会的
常务理事，两人交情颇深，徐为敌伪所逼，离沪赴港，住九龙黄溯初家中，与杜经
常往来。黄溯初名群，和徐同是梁启超的进步党人物，又是温州同乡。黄在上海办
通易信托公司失败，避到香港，徐为其料理善后，因此两人私交甚笃。黄与高宗武
及陶希圣都是小同乡，听说且与高有师生之谊。杜因戴托，商之于徐，徐遂引黄见
杜，杜认为可以利用黄到沪策动高、陶投蒋，要王新衡电告戴笠。戴因1938年到港
时曾被香港警务处拘押过两个多小时，不愿再到香港，故邀杜赴重庆商谈。杜第二
天（即1939年阴历元宵节）飞渝，戴亲到机场接到寓所商量，决定着黄立即去上海
找陶、高接头，看其表示如何，如他们愿回头的话，看有什么要求，再请示蒋介石
办理。因此社在渝勾留三天后即回香港，黄便赶到上海活动，杜先垫给了活动费用。
大约过了半个月的光景，黄回港向杜回报说，陶、高看到汪和日本订的卖国密约，
都后悔不该随汪当汉奸，但目前却不愿回到重庆，顾虑当过汉奸，会受到惩处。杜
嘱王将情况告戴后，戴复电说，此事经蒋介石指示邀杜赴渝面商一切，因此杜再次
飞渝。这次杜在重庆勾留五六天才返香港。返港时告诉王说，他飞抵重庆机场时，
戴迎接他到其寓所，第二天由戴代为通报见了蒋介石，蒋当面指示说，只要陶希圣
和高宗武脱离江伪政府，回到重庆，要做官就给他们以相当的工作，愿出国考察就
给资出国，决不惩罚他们，如他们能把日汪密约带出来，还有重赏。蒋并叫财政部
长孔祥熙发给杜港币10万元，作为活动费和陶、高的生活费。这时杜第二次嘱黄去
上海，叫他把蒋的指示转告陶、高，一切由杜担保，同时从10万元港币中发给陶、
高各4 万元。不久，陶、高携带日江密约随同黄到了香港。王又根据杜的嘱咐用电
报向戴报告，同时并派人将日江密约送往重庆。经戴报告蒋介石指示，将密约用陶
等名义在报上公开发表。当时陶已愿意赴渝，而高则请求赴美考察。经戴报告蒋批
准，由财政部发给高美汇5 万元，任其去美。陶不久便飞往重庆，蒋留他在身边工
作，后任中宣部副部长。为了这件事，蒋发给杜奖金法币20万元，军统局发给王新
衡和华南区内承办人员奖金港币5000元。
以上是陶希圣、高宗武背汪投蒋的经过。据严愕声先生说，徐寄廊在抗战结束
后，得任上海市临时参议会议长，即因此番出力的缘故。
（四）杜对戴在经济上的支援戴笠从1939年起，根据蒋的密令加强各地特务组
织监视、限制异党的活动，除了办训练班训练大批特务外，并将军统局内外勤的组
织大肆扩充。他事先并不向蒋报告增加编制预算，即通知军政部军需署增拨，但军
需署每月仍按该局原预算发放经费，以致每月不敷甚巨，临时必须东挪酉借，才能
应付，待到年终，向蒋报销，核准后才由军需署发还归垫。我于1941年春被调到军
统局会计室，主要的工作便是担任领发和筹措经费，当时每月除向军需署请领定额
的经费之外，不敷之数，就向军统局所领导的如财政部缉私署、军委会水陆交通统
一检查处等单位挪借。有时仍感到周转不灵，就向戴反映。这年冬天，戴叫我和会
计室副主任林尧民、张冠夫三人同赴汪山去看杜月笙，和杜商借法币5 万元。我们
向杜说明来意，他毫不迟疑，答应如数借给。当时西安通商银行经理王保康来渝，
住在杜家，杜叫王招待我们食宿。翌晨早点后，便由王将5 万元支票交给我们。后
来我去通商银行付还这笔借款本息，该行经理庞安民说，杜关照过，不收息金。以
后我还独自去借过三次，两次在交通银行楼上见了杜，两次各挪借10万元；过了两
年（1944年夏），在来龙巷范绍增家见杜最后一次挪借，由于通货膨胀，数字达5000
万元。我去范家看杜的那一次，社正在叉麻将，范绍增出来接待我，进入内室。原
来他们5 个人轮换地玩，范正在“做梦”。我候到杜起身“做梦”，将来意向他说
明。他说：“雨农已有电话给我，是我请他约你到这里来的。”接着就把准备好了
的支票交给我。
1944年冬，军统局报告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长何应钦，增加编制预算，由军需署
增发。同时并经军需署长陈良批准预借三个月经费以资周转，这样，才没有向杜继
续挪借。
此外，杜月笙在重庆还为军统局划拨上海秘密单位的经费。军统局上海各单位
的经费，原由香港拨汇，自1941年该地被日军占领后，由重庆拨兑，最初是商店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