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代用券”在营中使用。现金则全部被套换去做投机生意之用。
特务头子周养浩就是以这些办法剥削“修养人”和抢劫人民的财富，可说是无
本万利。他所付出的，仅仅是“修养人”的“赏与金”和“工作修养人”的津贴，
为数极微。“工作修养人”的津贴，组长级每月200 元，股长级100 元，一般为50
元。当时50元，约可购到3 斤肉。每至发放之期，集中营农场就将病牛和瘦猪杀了
卖肉，把钱又都赚回去了。
几个“修养人”的遭遇
集中营虽用尽各种威吓、迫害、恐怖等种种手段和层层严密封锁的办法防止内
情外泄，但总封不住人们的口，更锁不住人们的心。渴望自由的心情是共同的，相
处日久，彼此了解，大家利用劳动的机会悄悄地交谈，互通真实姓名，互说案情，
并相约在自由后愿为难友传递书信，探访亲友。为了避免突击检查，大家都是将难
友亲属的姓名、住址等默记心中，或写简单的信件密藏起来。在我被囚数年中，所
听到的情况，颇为不少。
集中营先后被囚的人不下数千，就从“修养人”编号来看，一年之中，总有千
人左右。周养浩是1942年秋季到集中营接事的，他到后，重新编号，我在1943年春
天被监禁时编号609 号。这就说明，在当时实有人数，至少有600 多人，以后还逐
月增加。仅贵州这一处的集中营，就不下数千人。
这些人中除大家熟知的共产党员罗世文、车耀先和黄显声。宋绮云等外，还有
一些从来不问政治的人，也被任意罗织罪名，加以关押，甚至杀害。现就我所接触
的人中举一些例：（一）石作圣、李仲达。陈河镇、苏文玉：他们四人是抗战时期
由山东流亡到四川来的青年学生，原在四川省绵阳县国立六中读书。学校名为优待
流亡学生，官费读书，实则一天两餐稀饭，不能充饥；在病饿交加的情况下死了很
多学生。他们四人为了求生，听说重庆的国立中学对学生的待遇要好些，就将仅有
的衣物当卖后作为途中伙食费用，相伴由绵阳步行到重庆；走到重庆近郊歌乐山上，
发现“中美合作所”内洋房林立，很是高兴，认为总算走到重庆了，等找到教育部
后即可安排好学校，安心读书了。他们正站在山上了望，不意为“中美所”内特务
发现，就逮捕送到磁器口童家桥派出所进行审问，首先就问他们是不是共产党？才
问几句，时届中午，派出所的人员吃饭后将残菜剩饭给他们每人一碗吃，他们在绵
阳六中时，多时未吃过大米干饭，一看到这么白的大米饭，实在高兴，匆匆吃完，
就悄悄商议，认为在这里还能吃到白米干饭，就说是共产党，能吃上几天干饭也不
错。在下午审问时，他们就承认是共产党。因此，接着就叫他们交组织名单，他们
交代不出来，于是个个被酷刑吊打，个个打成残废后就送到集中营内感化所（即信
斋）不定期监禁。集中营结束后，又转到白公馆。重庆解放前夕，除苏文玉因病重
经黄显声找保外出就医而幸免之外，其余三人均牺牲了。
（二）阎继明、张醒民：阎继明是杨虎城将军的副官，张醒民是杨将军的警卫
员，在双十二事件后，杨将军被迫出国，他们均留住西安。抗战开始，杨回国被拘
禁，他们知道后，愿意与杨将军共患难，并想去照顾他的生活。行前他们购制皮大
衣一件，装在小皮箱内，由西安直奔南昌行辕，要求探视杨夫人。他们到南昌后，
就被囚禁，皮大衣没有送到，人也没有见到；以后辗转由湖南益阳到集中营不定期
监禁。1944年夏天，黄显声到玄天洞看到杨将军时，将此事告杨，又由于阎、张二
人一再请求，经周养浩将皮大衣给杨夫人送去。阎、张二人弃家别子，牺牲自己的
自由，要求陪伴杨将军，不但没有达到目的，反而在重庆解放前夕遭特务杀害，特
务的残暴于此可见。
（三）萧明、夏文秀：1944年春天，由重庆送到集中营一批“修养人”。从中
我突然看到我的同学萧明，至为惊异。萧明和我曾在北平女一中同班三年，感情很
好，想不到在这魔窟重遇。她曾将她们被捕情况悄悄地告诉我。原来萧明在上海读
大学，她的义父黄绍越要替她做媒，将她介绍给第三战区一个集团军司令王敬久。
她和她的大学同学夏文秀从上海来到上饶，与王敬久相见后，看到王是个不学无术
的军人，很不愿意，就要回湖南原籍去，临行的前夜，王敬久设宴饯行，戴笠亦在
座，戴对她们说：“委员长听说你们京戏唱得很好，特派我来接你们到重庆演出。”
（萧明曾是北平的名票友，擅长青衣，夏文秀会唱花旦）不由分说，第二天就用汽
车把她们送走，抵重庆后，就关进望龙门两湖会馆；后又关到白公馆。一天黄昏，
突然派来两乘滑竿，将她们两人强由白公馆抬到杨家山戴笠住所，住有个把月。因
胡蝶到杨家山来了，便将她们送至贵州集中营不定期地监禁起来，直到戴笠死后，
她两人才获释放。
（四）杨惠敏：就是在上海向坚守四行仓库的抗日壮士献旗的女童子军，来到
重庆后，亦遭逮捕，监禁在重庆石灰市稽查处看守所内很久。她的罪名是偷了胡蝶
的行李。但据杨说，当她由上海逃出时，胡蝶确有部分行李托她帮忙带了来，但在
出沦陷区前被日军发觉，全部扣留，连她本人及亲友的行李同遭损失。她到重庆时，
适值胡蝶与戴笠姘居，因胡的一句话，戴即将杨监禁，长期不放。此事萧明曾和我
谈过。她和夏文秀在杨家山居住时，有一天她们与胡蝶、戴笠四人一桌共进晚餐，
吃饭时，胡蝶曾对戴笠说：“我的行李能不能找得回来，就看戴先生肯不肯帮忙呢。”
此后，杨惠敏就被监禁了。
（五）王通：原在东北做裁缝，经常有些俄籍人到他店里做衣服，他又会说俄
语。因此，就以共产党的罪名被逮捕，在集中营不定期地监禁起来。
（六）郑老头：郑老头据说是蒋介石的亲哥哥。他是1944年被送到贵州集中营
来的。初来时只有他一个人，不久又从河南乡间将他的老婆和一个16岁的女儿接来
同住。集中营对郑老头一家特别优待，在营内特新建房屋一栋，与大汉奸周佛海家
属分住，自办伙食。我当时在会计室工作，每月给郑家的生活津贴，都叫我送去。
据郑老婆子告诉我说，郑老头行大，蒋介石是老三，当时因河南灾荒，郑家老父死
去，无法生活，他们的母亲不能苦守，就带着老三嫁给浙江的一个商人，随到浙江
去了。后来老三改名为“蒋中正”，即“蒋宗郑”之寓意。郑老头认为老三既已发
迹，就应当还姓归宗，不能再姓蒋了；因此，他就由乡下赶进城来找汤恩伯说明情
况。汤恩伯即将他送到重庆，他走后好久也没有给家里来信。后来就派人把她们娘
儿俩也送来了。她还以为接来过好日子呢，没想到竟把她们关起来了。“老三的人
也没有见到，真是无情无义六亲不认的畜生。”这一家三口，在集中营关了一年多，
又派人把他们送走，去处不详。
（七）周佛海一家：从周佛海公开当了汉奸以后，军统局的特务就把他的母亲、
妹妹、妹夫、岳父、岳母：小姨妹（3 岁）从湖南接到集中营来关押。后来新屋建
成后，将他们全家搬进新屋，自开伙食，十分优待。特务们对周母都尊称为周老太
太，她年老多病，都是由重庆、贵阳等地特请中、西医为之诊治；病重时，即送贵
阳医院；死后，戴笠特由重庆赶到贵阳，披麻戴孝三叩首，痛哭流涕，充当孝子。
这是周佛海的岳母由贵阳参加丧葬后回来向我说的。
（八）黎洁霜、王振华全家：王振华原在重庆某学校教书，其未婚妻黎洁霜在
重庆女师读书，1940年，王振华以“托派”罪名被逮捕。黎洁霜在王被捕后，四处
打听，欲往探视，被军统特务查觉，将黎也逮捕。她被捕后，为了想与王相见，就
伪称自己也是托派，并已与王结婚。到1946年由贵州集中营转押至重庆白公馆，两
人住到一处，生了两个孩子。1949年11月重庆解放前夕，其长子3 岁，次儿尚在哺
乳，刽子手杨进兴将两个大人枪杀后，又将两个幼儿杀死。
数不尽的残杀和酷刑
军统特务，是残杀人民的最凶恶的刽子手，他们杀人的方法很多，据我所听到
的就有以下几种：一种是假称释放，中途悄悄杀害。如像对共产党员张露萍等7 人，
就是以释放为名进行杀害的。事情是在1945年的夏季。一天雨后的上午，“义斋”
女管理员张家启通知张露萍收拾行李，开释到重庆报到，并备有专车，马上就送他
们走。张露萍从张家启的面色上观察出情况不对，就马上梳头、整容，换上一件浅
咖啡色的薄呢连衣裙，从容走出“义斋”，到会计室办理领取自己财物的手续。她
取出红宝石戒指，自己戴上，由小皮箱内取出一个打火机给我，并说：“这个打火
机送给你留作纪念，它对你还有用。”小皮箱关好后，她拒绝带走，她说：“这个
皮箱对我是不需要了。”就走出会计室，我和黎洁霜默默地跟在她后面送出来，当
时，我们不知她此去生死如何，心中是十分紧张的。走到院中停放的大卡车旁，她
叫黎洁霜把口红拿来，就对我说：“你再替我化一次妆吧！这是最后的一次了。”
我接过来替她擦口红，手有些抖，擦不上去。她还很安详地安慰我说：“你不要难
过，我知道我要到什么地方去，我现在心中很坦然。”话说完，其余6 个男的都带
着自己的东西出来了，他们上了车就开走了。当时所有的人都出来站在坝子里看着，
大家都默无一语，谁也不知道他们这一去的命运如何。
当天傍晚时分，车子回来了，一群刽子手也都回来了。这个情况，显然不是去
重庆，证明他们7 个人已被杀害。但当时是严守秘密的，谁也不敢探问或谈论此事。
直到1946年春季清明节日，我们到阳朗公墓时，才看到他们冢边所插木牌上的姓名。
这时，刽子手荣为箴才说出那时的情况。荣为箴当时是汽车押运员。刽子手是李巡
官带领武装警卫6 人，事先分工，各管一人。车开至息烽县附近松林坡仓库马路上，
车停下来，伪称要在仓库加油，并进午餐，叫他们7 人下车休息。他们下车后，向
仓库走去，正迈步踏上仓库门口石级时，由李巡官首先开枪，其余6 个警卫也都随
之开枪，对准预先安排好的对象。这7 个刽子手各放一枪，都回头走了。荣为箴站
在车旁看到，他们7 人应声倒下去后，有的还在翻身挣扎，有的在瞪眼观看，荣为
箴即赶上前去，拔出枪来，每人身上各补一枪。他说，他看张露萍死后，齿咬辫梢，
满脸气愤痛恨之色。
一种办法是，伪造“空袭警报”。因当时日本飞机常来轰炸，有空袭警报时，
“修养人”就被带出躲避，他们就利用这种机会伪造空袭警报，忽然间打锣鼓，放
警报，各斋房的“修养人”分别由看守员带领到各山坡或坟堆处躲藏，远近皆有。
刽子手们就将其谋杀的对象带到稍远的山拗中，出其不意，开枪击毙。因此，每放
空袭警报时，个个心中紧张，此去生死莫卜。
再一种办法，叫做“拔草”。即在天晴之日，突然命令“修养人”外出拔草。
本来“修养人”长期监禁牢室，能有外出活动活动的机会，是令人高兴的事。被指
定去拔草的人，由看守员带到附近山坳处拔草，三三两两分在各处。正当拔草之际，
由事先安排好的刽子手突然开枪击倒预谋杀害的对象。因此，大家一听说要“拔草”，
人人心中紧张，不知又有几人死于非命。
他们的杀人手段，使用一两次后，即行改变，使人不能事先测知。被捕的人们，
从关押之日起，就时刻被死神威胁着，不知什么时候，也不知用什么方法就结束了
自己的一生。
在绑架逮捕方面也都是采取诈骗手段：如事先探明被捕人的亲友姓名住址，假
借亲友约会进行绑架；或以请客为名从事绑架。黄显声将军在汉口被逮捕时，即以
陈诚出名的请客帖子邀请赴宴，黄信以为真，前往赴约时被捕。
对其内部所谓违纪军统分子的逮捕，也采取各种诈骗手法。如在1944年时，有
一次来了两个人，到集中营后同被关押。此二人均为军统分子，同在昆明工作，两
人各接到密令。给甲的密令，是令甲秘密押解乙到贵州集中营，任务完成后回昆明
；给乙的密令，叫乙秘密监视甲，解到贵州集中营，任务完成后回昆明；不准使对
方发觉，并各发手枪一枝。此二人各得密令后，就互相暗中监视，兢兢业业，寸步
不离，同往贵州；到集中营后，分别拿出密令。及双双缴了枪被关押到监房后，二
人才恍然大悟。早知如此，在途中尽可互相说通，相约逃跑了。
使用酷刑，在集中营更是家常便饭。1943年时，男“修养人”李超民（即李任
夫）与女“修养人”张露萍（共产党员）相互恋爱，秘密通信。张能诗善文，擅长
话剧和球类运动，被囚人集中营时，即为周养浩所垂涎，多方设计，意欲染指，曾
以个别谈话为名，提张至其办公室图加污辱，张在激愤之下，打了周养浩两记耳光。
周被打后，怕丢人，但又不便发作，只得伺机报复。李超民与张露萍秘密通讯之事
为其耳闻，即突击搜查李的住室，找到信件甚多，信中并大骂周养浩为“活王八”。
他一看之下，恼羞成怒，即集合全体“修养人”于大礼党，外面派武装包围。在大
礼堂内当众痛打李超民100 大板。当时正在严冬，李穿的灰布棉裤被打得布破絮飞，
皮开肉绽，鲜血直流，木板打断三根。李超民被打后，寸步难移，再加重镣，吃盐
水饭，关进重禁闭室。
周养浩对张露萍仍不死心，假意殷勤，叫她个别谈话，说她年轻，受人欺骗，
上了当，他是原谅她的；又亲写一条给会计室发200 元特别补助费给她。他这一打
一哄的毒辣手段，受到张露萍的厉声斥骂。
对女‘修养人“的蹂躏污辱，更是残忍无耻。如：周大全，湖北沙市人，十二
三岁时，在沙市日籍人办的医院里学护士。不久，抗战发生，院长河北外男被逮捕，
在重庆南区公园以国际间谍之罪，公开枪毙。周大全、金光珍、邹世秀等3 个女护
士同被逮捕，押至重庆转到集中营后，就把她3 人提出在医务室做护士工作。当时
周大全仅16岁，周养浩以洗沙眼为名，每日上午指定周大全到他的办公室给他洗眼
睛，利用机会奸污了她。以后她恢复了自由，又被周占作小老婆，生过两个孩子。
重庆解放前夕，将她抛弃了。
军统特务不仅对被关押在监狱的人进行残杀，即在集中营附近的农民，亦常遭
其毒手。1944年秋季，我与陆朵云、邹志英（邹原为戴笠的姘妇）3 人住在一室，
此屋在饭厅附近。有一天夜里，我们熟睡以后，被叫喊呻吟之声惊醒，不知在饭厅
里发生了什么事。我们住在屋里，夜间虽不锁门，但不准外出。这时听到这种不停
的叫喊，不禁心惊。和陆朵云商量后，我就悄悄溜出来，伏在饭厅的窗口探视，看
到在饭厅大梁上用粗绳反手吊着一个赤膊的老汉。不一会，便衣看守由厨房里飞奔
而来。手举一根烧得通红的铁条，向老汉背上烙去；老汉痛得惨叫起来。我目睹此
状，禁不住失声惊叫，看守听到，即大吼“是什么人！”吓得我赶忙跑回屋中。时
在深夜，室中无灯，未被发现。他们以为是邹志英，不再追究，因为只有她在夜间
可以随便东走西走不受干涉。
可是两天之后，即将我们迁到大操场网球场尽头的一间阁楼上去住；人夜后，
不准我和陆朵云出阁楼一步。过后，我问黄显声，那个被吊打的老汉是哪里来的？
为什么受这样的刑？他告诉我说：这个老汉是附近的农民，因在青黄不接时卖了青
苗，现在还不出粮，给绑来逼粮的。（黄显声在集中营行动比一般人自由些，有些
事情他能听到。）
事有凑巧，我们迁住的阁楼靠近第二道围墙，武装警卫队队部就在围墙外面。
有一天夜里，我们又被墙外呼吼之声吓醒，只听到众多人同时“啊、啊”的呼啸呐
喊。喊声过后，沉静片刻，又喊一阵；就这么反复地停停喊喊，将至天明。我们不
能外出，不知外面发生了什么事，心惊胆战地等到天明。到第二天集中营里一切照
常，看不出什么新情况。我心中不解，就找机会问黄显声。他悄悄地告诉我，他也
听到这个声音的。他由一个看守那里打听出来，说是吊打农民逼不出粮来，于是改
变办法，设计恐吓：由警卫队一个队附廖雄，面涂黑烟，装成阎罗殿的判官，又将
一些队员，化装成无常、牛头、马面、小鬼等两边站立。另一批特务们趁半夜里闯
入人家，把熟睡的农民从被中拉起，拖来审问，进行逼粮，众人呐喊助威，吓唬被
审的农民，使其恍惚惊惶不知所措。
特工秘闻
息烽集中营黑幕
李任夫
军统特务机关的息烽集中营，是蒋介石特务统治下的第一号天牢，是一个惨绝
人寰的活地狱。
笔者曾经在那里度过长期的苦难生活（1941年——1946年），同时又一度参加
过他们的工作。现将亲身所历以及所见、所闻披露于后。
一座庄园式的大魔窟`
这个集中营因为设在贵州省的息烽县，所以一般人都称它为息烽集中营（以下
简称息营）。但反动派为了美化自己，却不叫集中营，而称之为新监，以区别于其
他的集中营。它坐落在息烽县城外15华里的小市镇阳朗坝附近的山窝里。四面都是
崇山峻岭，只有此处稍为四平。集中营本部，被包围在重峦叠嶂之中。黔渝公路虽
然从它的面前穿过，但因为山形掩蔽得很好，身过此间的人，如果没有人指点，是
不会知道在这儿有这样一个庞大秘密魔窟的。
在未到阳朗坝之先，远从迂曲的山坡望去，隐约看得到几十座高低不一的碉堡，
好似一群大小宝塔站立着。在那中间，便是息营的所在地了。将到阳朗坝时，有几
重城垣式的围墙，随着山坡的斜度逶迤起伏。在围墙之中，几十栋密集交错的瓦房，
和几座碉堡式的高楼，即是息营的本部。论面积，约有四平方华里之大。东西短而
南北长，里面有山有湖（取名为明心湖）。还有几十株百年以上的参天大树点缀其
间。据说原来是本地一个大地主的庄园，军统就原有基础加以扩建改造而成，所以
房子的结构形式不一，新旧都有。从它的内部组成来说，是相当复杂的。除了息营
本部几个行政单位办公处之外，还划分为几部分。男监区分为忠、孝、仁、爱、信、
和、平七个大斋房。女监为义斋，原与男监毗连，后来另建，就与男监隔绝了。特
监之部，是一些单座独立的平房。工厂单位很多，最大者为印刷所与排字间。警卫
队部分，所占面积亦大。此外还有可容几千人的大礼堂，以及大小教室、大操场、
球场、合作社、菜圃等处，真是五花八门。就中尤以监牢部分范围最宽，经常可住
几千人之多。但仍时有人满之患，所以又屡加扩建。
在息烽县城里，还有一个庞大的特务训练机关，即军统与美国特务组织合作举
办的息烽训练班。它与息营虽然性质不同，却是一个姊妹组织，所以息烽真是一个
典型的特务区。
反动派之所以要在息烽建立这个规模庞大的集中营，是因为抗战节节败退，过
去在上海、南京、北平、武汉一带所逮捕的人太多，既不能全杀，也不敢全放，因
此就有转移集中管理的必要。其所以选择在息烽，一方面因为贵州远在抗战后方，
而息烽又位在万山丛中，比较安全，并容易保密；另方面则此地距贵阳不远，且在
黔渝公路线上，交通方便，易于控制。还有一个原因是，以息烽两字，有平息烽火
的意义，预示政权巩固，天下太平之兆。
反动派为了保卫这个特务区域，也是经过周密部署的。从人事上看，息烽自县
长到乡镇长，都是清一色的军统人员，最少也是外围分子。至于息训班的教官与学
生，以及息营的干部，那更不必谈了。息烽在名义上与行政上，虽属于贵州省府管
辖，而事实上则俨然是一个独立王国，省府是一切不能过问，也不敢过问的。尤其
是自张学良、杨虎城等几位重要政治人物先后囚禁于此以后，警戒更为森严。息营
直接指挥的武力，除了营中行动组（即第二组）配备的大批便衣特务之外，还有一
个特务大队，专负保卫息营之责，都配有一色的最新美式自动武器和特种武器。这
些武力，都由息营主任直接调遣。营内营外，岗哨重重；营外每一个山头，都建有
碉堡，日夜校巡守望，任何人想要通过，非有特别证件关照，是很难走得通的。一
般老百姓也心中有数，决不敢冒昧到这个禁区樵采。况集中营本部，除几重围墙之
外，还架设着密密的铁丝网，安装了电流设备，真是寸步难行。至于围墙以内，则
道路迂曲，纵横交错，高下不一，初来者倘无向导，即在白天，也可能迷失方向。
一到晚间，即在内部行动，也有一般的与特别的口令，对答不来，有遭枪杀的危险。 营内电灯设备，只限于办公处所及交通要道。在牢房那边，则黑暗阴森，完全
是另一世界。每一牢房门口，只挂着一盏若明若灭的鬼火灯，室内黑漆一团，伸手
不见五指。除非月光照顾，有时从窗隙里射进来一线光明。照息营规定，在未吹休
息号之前，每夜都有轮值警卫来逐房按簿呼号点名（只喊囚犯号码），倒便桶，一
应手续清楚之后，重复加锁。及至休息号一响，便不许谈话了。这时候，真是一灯
如豆，万籁无声，多少人沉在忧思苦忆之中。可是，当犯人们规定休息之际，却是
特务们紧张活动之时。他们为了防范意外，为了注意犯人们的言论动态，不止是来
往梭巡，还往往秘密潜伏在牢房门口或窗前，偷听室内的谈话，记录汇报，作为一
种工作干部考勤和犯人考核的材料。有的时候，息营主任也亲自出马来干这种勾当。
凡初次人狱的人，不知道此中厉害，以为夜阑人静，可以和同窗难友谈谈心事和案
情，或大骂反动派，发泄一顿牢骚。结果是这些谈吐，都成为特务们掌握的最好材
料，从而受到严酷的刑讯。有的竟因一夕之谈，种下杀身之祸。
惊心动魄的“大学”生活
由于息营的庞大和内容的复杂，反动派是十分重视这个机关的。对于该营的负
责人，选择非常严格，如非戴笠的心腹亲信，就不可能派来。里面的一般干部，也
是经过挑选的对军统最忠实的分子。
息营的地位在其他集中营之上，所以军统内部的术语，称之日“大学”。此外
的集中营，则称为“中学”或“小学”。其所以称息营为“大学”，有两层意思：
第一，论规模，息营确比其他的集中营为大；第二，从反动派集中营的等级来看，
它是最高的一级。凡是各处集中营选送来息的，一般都称为“升大学”。至于“留
学”，则是处死的代名词。凡是来到“息大”的人，都随时有“留学”的可能，或
是被蒋介石或戴笠批下长期禁闭的人。据我了解，里面关了10年以上尚无自由希望
的人，不在少数。至于比较轻一点的案情，早已在“小学”阶段或“中学”阶段解
决。因此，从其他集中营转送来息营的人，自己心中有数，已作了随时“留学”的
思想准备。
息营杀人，往往是夜里执行。因此，每个人一到夜里，就提心吊胆怕被提审。
如果某一个房间夜里有被提审的人出去，在被提审人未回来之前，则同室者都在紧
张的心情下等待着。回来了，大家便起来问长问短，格外亲切；假如久无消息，一
听到夜半枪声，则心惊胆颤之余，一阵喧哗议论之后，就只有悲愤交集，凄然无语
了。为了发泄人们的愤怒和悲哀，有人编出了许多追悼的诗歌来纪念被难者。这些
歌词，很快地辗转相传，播满全监。特务们虽然听到，也无可奈何。
由于关在这里的，尚有许多是未作结论的案子，需要继续清理。在息营的组织
上，主任是兼任法官的，当然也有审理之权。但多数则由军统直接派人来处理，主
任协助。军统派人来，每年一次或几次，法官一人或几人不等，时间长短也不一定。
清理之后，即将案卷带回重庆，签呈戴笠裁决。戴笠本人每年也要来视察一次或几
次，重要的案子多由他自己即时裁决；特别案件则呈蒋介石核准。因此，每当军统
法官来监清理案件时，必然引起全监人心惶惶。尤其当戴笠将来未到的时候，人们
的心情更为紧张。因为那时内外警卫加严，整个监牢如临大敌，连窗外都不准张望。
往往戴笠一到，即有不经审讯立即处死的人。这就使人人自危，相互谈话也多作身
后家信之托。这种紧张情绪，一直要到法官或戴笠离去以后，才得慢慢平静下来。
据说在抗战之前及抗战初期，戴笠杀人，尤其是杀中共党员，可以先斩后奏，
或斩而不奏；后来因为滥杀大多，不特激起外面的攻击，而且也引起CC派的告状。
虽然主要是为争宠争功而起，也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便下手令，以后逮捕人犯，
非经蒋批准，不得执行死刑。可是事实上并不如此，戴笠这个魔王，仍然随时以各
种方式秘密杀人。至于随意逮捕，那就更不消说了。据军统的高级干部传出，好些
人的逮捕，连蒋介石都莫名其妙。可见戴笠的跋扈横行到了如何地步。
尤其令人恐怖的时间，是每年4 月1 日以前的一段。因为军统前身特务处成立
之日是“四一”，这在军统是一个相当隆重的日子。戴笠在四一前后，一方面释放
一批可以释放的人，同时也要处决一些认为该杀的人，作为庆祝每年四一的行动。
这种杀或放的决定手续，照例在四一之前，即3 月下旬，由司法科分别拟定，由戴
笠最后裁决。所以在四一之前，司法科即忙于审讯与结案工作，凡军统所有集中营，
都派有法官前往清理。息营是军统的“大学”，当然更为紧张。
地狱里的三阶段
每个人来到这活地狱以后，他的命运，一般大概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当被解
到息营之后，首先即进行检查、登记、编囚犯号数，打人监牢；并交代以后只许用
号码代名，不准讲出自己的真名姓等。随即开始过单独禁闭生活，这样大概要经过
一月内外。既无人可谈话，别人也不敢对他说话，同时也不准散步。每天除闷在房
里看规定的书如《总理遗教）、（总裁言论》之外，就只有吃饭、睡觉、排泄而已。
可是特务警卫则是随时进行侦察的。在他们高兴时，也可能与你攀谈一下，然而这
种机会并不太多。经过他们一定的考核，认为没有什么异状之后，才能调到大房去
过集体生活。
第二阶段这个阶段的时间长短虽不一定，但一般在三个月左右，可以得到一个
考核结论。这个阶段的生活情况是：每个大房，住十人以上或数十人不等。每室有
一个由上面指定的室长；有轮流处理室内清洁的值日，在分吃的情况下，还担负分
菜的任务。室长表面上是管理室内的秩序和生活，实际则是监视全室犯人的言行。
他对于室内情况，个别人的动态，都有反映报告之责；如不反映，发生问题时须负
连带责任。还规定了一套室长报告制度：有时个别执行，有时集体汇报；有时口头，
有时用文字，一切看情况而定。这个室长，就是特务的耳目爪牙，事实上他本身也
是特务干部。因为军统的干部犯有错误的，有些也拘禁在此。他们为立功自效，不
惜为虎作怅，往往黑心害理，捏造是非来谎报邀功。所以一般人对于室长的害怕，
较之旧式牢狱的“龙头”，尤有过之。除此以外，他们还经常布置一个至几个特务
耳目在内，多数也是特务分子，有时是故意安排进去的。例如为了要了解某个人的
情况，在长期侦讯得不到什么或苦打也不能成招的时候，就往往插下这么一刀。即
派一个至几个特务伪装为犯人，故意安排与某人同住，使其伪造身份，谎报历史，
争取与某人接近。由接近而谈心，佯为同情，阴为刺探。在得到真情之后，或代为
出主意，如当事人以为来者是善意好人，乐与周旋，则必误堕奸计，以致愈陷愈深，
往往身遭毒手，犹在梦中。反动派对于这些派遣特务，随时以审讯为由，提出谈话，
以便了解情况，所以也无人怀疑。直到问题解决之后，才将这些人调出。这种手法，
即令是室长，也蒙在鼓里。再则经常利用个别谈话，鼓励相互揭发，以防止室内有
攻守同盟的活动，这也是一种很毒辣的手段。
第三阶段当转人集体生活经过一定时间之后，如果没有发生什么特别问题，通
过考核，也认为没有什么问题，则一部分照例参加生产劳动。至于分配到哪一部门，
则主要由自己的条件来决定。如老年有病不能劳动者，则留在房里。每天规定的生
活方式，可以阅读规定的书，如前述“遗教言行”之类。有写作能力的人，也准许
从事写作。要用纸笔，必须报告核准，用完之后，立即缴还。照例每周要实行大检
查一次，有时则实行突击检查。如果发现什么违禁物品，或秘密活动，则看情况轻
重，分别处分；重则镣铐打人重禁闭室去。在有太阳的天气，每天可能放风一次，
时间约15分钟左右。在这短短时间内，可以集体在院子里散步，或晒衣物；值日的
人则清理马桶。但武装的便衣警卫是在一旁监视着的，流动的武装卫兵有时也参加
警戒。
一般说来，半年以后，即通过两次考核以后，凡是没有犯过监规或少犯监规的，
同时政治地位和文化水平比较高的人，就有得到优待的希望；所谓优待，主要是调
动到较好的斋房去，同时扩大一点自由范围。这部分人大都集中在忠斋。这是一座
新建的平房，共有监室10间。地点位在后面一个小山之下，四围有树，旁有运动场，
院子很大，可以自由种菜栽花。每室最多住四人，中间陈设大书桌及小凳，为人们
读书写字之用。只有这里，纸笔才不受限制。当然，秘密通讯是绝对禁止的，一切
须通过警卫之手。白天开放，可以随意在院内活动。至于夜间锁门，室内不许点灯，
以及伙食给养情况等，大致与各斋相同。但有存款的人，可以随时请求添菜，并准
许使用菜刀之类的利器。这一点权利，也算是特殊的。可是能够调到忠斋的人，事
实上为数不多，据我回忆，在我禁闭的四年期间，一共只不过四五十人而已。
特务情报是反动派的专业工作。他们除了上述的各种手法之外，还有一种很毒
辣的措施，即奖励告密。在各个监房里，都设有专用报告箱，是为投收告密小报告
用的。他们非常重视这一工作，派有高级干部负责审核（由秘书室主任秘书负责）。
报告箱的开闭，由负责审核人亲自动手。按照规定，这类报告固然可以报告本人的
问题，但最主要的是揭发别人。即工作干部有问题，一样可以报告检举。为了方便，
既可给各人纸笔使用，如有必要，还可调出室外来写，进一步更可请求对负责人当
面报告。只要提出，虽警卫亦不敢阻挠。如有表现，并给以物质奖励或其他奖励。
当然，由于这种小报告，有不少人受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但一些特务和干部，对此
也非常害怕。因为绝大多数人是痛恨特务爪牙的，为了保卫自己，反抗迫害，就团
结起来一致行动，利用这种小报告的武器，来进行战斗。因而在管理与被管理之间，
好人与坏人之间，便经常发生矛盾与摩擦。斗争的结果，两者阵线分明，谁是好人，
谁是坏蛋，更为清楚，从而使特务们孤立起来，不敢乱造是非来诬害别人。
初到息营，经常听人指说，某某是“二进宫”；某某是“白头公”；久后才明
白这术语的含义。原来所谓“二进宫”者，乃幸而得到自由的人，因为出去后泄露
了息营的秘密被人揭发，重又被捕的人。“白头公”则是指重大的政治嫌疑犯，因
无确证，既不能杀，又不能放，成了不决的悬案，这些人就成为“白头公”了。由
于反动派对于营内的一切是绝对秘密的，泄漏消息者，轻则拘禁，重可死刑。这条
不明文的法律，不管是军统内或军统外的犯人，都是一律适用的。当每一个人得到
释放之日，第一个手续，就是亲自填写一张绝对保守秘密的具结。上面写得明白：
释放之后，无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不准泄漏营内的任何秘密，包括自己被
逮捕的经过在内；如果违犯，自甘接受最严厉的惩处。写了之后，还须按上指模画
押，最后并由主管者郑重宣布。然而不管是什么天条，要求一个遭受长期蹂躏的有
灵魂的人，永远保持沉默是不行的。所以，“二进宫”的囚犯，还是每年不断地有。
有些情况严重的，当“二进宫”不久，就受到最残酷的刑讯。至于“白头公”也不
在少数，有些已关了10年以上，从来不审不问。例如：吴佩孚一个秘书王某，湖北
人，在吴已死之后，仍在狱中。两个刺宋子文的嫌疑犯，关的地点转移了四五处，
也从不审问。邓演达先生的秘书文某，与邓先后被捕，但邓死多年，仍不释放。有
个中共党员韩某，是“九一人‘之前在北平被捕的，也关了十多年。
谈到逮捕，也有不少骇人听闻之事，而最惨毒的，莫过于连锁逮捕。一人有罪，
不止是究及妻子，即亲属亦所不免。在狱中有一些是夫妻父子同狱许久，但彼此各
不知道。即同时逮捕来的，一方已被屠杀，另方还丝毫不知，其家属亲眷，依然拘
禁不放。
再则一人被逮捕以后，往往在侦讯过程中，又任意扩大逮捕。他们采用种种特
务手法，得到一点似是而非的捏造情报，即将其周围人物，不问青红皂白，实行一
网打尽。只要他们的权力能够办得到，不管在天南地北，不惜用出最无耻的威胁诱
骗，将其捕获，谈不上什么法律手续。捕到之后，即隔绝禁闭，虽同在一处，仍各
不相知。有时为了对质对证，大家一见惊心，究不知谁先谁后和问题如何发生。即
真相大白，证明确无关系，理应释放，但他们却抱着宁可错捕千百人，不随便放走
一个的主张，使之遭受长期禁闭。
至于刑讯的残酷，更是一言难尽。一般体刑毒打，固属家常便饭，即水火交攻
（用开水烫、铁火烧）亦时有所闻。我亲身经历，从镣铐到毒棒，都曾尝过滋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