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被羁于伪警察局和广武路121 号（现为秦安路79号）军统秘密监狱。现将在被监
禁期间的亲身感触和见闻回忆如下。
1937年夏，我在新一军（军长邓宝珊）工作。“七七”事变以后，兰州救亡运
动进入高潮，我在中共驻兰代表谢老（觉哉）的教导和进步人士吴鸿宾、杜汉三、
王教五等人的影响下，积极参加了救亡活动，遭到了复兴社特务分子杨居敬等人的
嫉视。我随即于二月13日在赴别人宴会后返回军部的途中被捕。被捕后先被拘于警
察队（今兰州市军分区前院），后又转送到警察局，复于当晚天将明时，被塞进警
察局门口的防空洞中。
我在防空洞中约半个月，无人审问。由于每天只给半斤重的馒头一个，开水一
碗，身体渐渐不能支持。随又将我转移到贡元巷宪兵营后面一个小院子里，既不给
被褥，地上又复潮湿不堪，加以饥饿难挨，身体完全搞垮。、特务们不得不叫来医
生检查。因为病情严重，便派了两名看守监视着，以贾步瀛的假名字送到西北疗养
院治疗。到医院两星期之后，身体逐渐恢复。有天，听见看守闲话说：“马局长
（马志超，兰州市警察局长，军统特务）把这家伙弄来，杀又不杀，放又不放，真
是麻烦。听说又要往乡下转移，将来就成了咱们的包袱了。”我听了之后认为，如
果转移到了乡下，后果将不堪设想。就趁医院人杂，瞅空跑了出来，回到了新一军
军部。这天正是5 月6 日，计被拘押了67天。
我在宪兵营羁押时，曾有一个湖南人来审问过我。他问我为什么要反对葛武柴
（复兴社头子、甘肃教育厅长）？为什么要反对中等学校教职员受训？为什么要骂
复兴社？为什么要领导学生反对政府？为什么要搞救亡运动等等莫名其妙的问题。
其中骂复兴社和搞救亡运动两个问题，我据实回答了。我说，因为我不同意复兴社
破坏团结抗日的论调；作救亡工作是为了团结抗战，没有错误。由于审问不得要领，
以后再未审问。这个审问的人是第八战区的谍报科长霍立人。在我到医院以后，复
兴社分子杨居敬曾跑来看我一次，还假惺惺地挂着眼泪说：“没想到把你弄成这个
样子了！”
1943年3 月9 日夜12时左右，我在甘肃省驿运处宿舍，被特务逮捕，当晚羁押
于广武路121 号军统秘密监狱。这里是一所民房，正院原是前后两进，后来把中间
的屏风拆除了，成了一座长院，西南角有门连着一个小跨院，计前后共有房约40间。
除了“特务队”（军统调查行动队）办公和看守人员占用的近10间外，其余各房都
押满了犯人。西跨院房间极小，多是临时改建而成。个子稍微大一些的人，晚上睡
觉还伸不开腿，这是关押重要犯人的地方。我进去时，共有犯人七八十名。其中属
于所谓“异党”问题的犯人共20余人。有六七人是条城的农民，据说是因红帮聚会
而被当作“异党”活动捕来的，这些人大都用过电刑，有的承认了是共产党，其实
却与共产党没有关系。当然，真正的共产党员也有。在所谓“异党”犯人中，受刑
最多的是吴渊彦。王彦升，长期镣铐的有陆堂安、蔡映瑞。在我被押期间，所谓
“异党”分子，曾有两批被送往西安劳动营受训，人数不详。
这个监狱归特务队管理。特务队是军统八战区调查室的行动组织，队长先是江
苏人高尚，后为兰州人王永忠，最后为文殿杰。下设三个分队。分队长一为山东人
刘某，两个姓赵（一为青海人，一为河南人），另有一个司务长也姓赵，甘肃径川
县人。这些分队长、司务长大都是军统兰训班毕业的职业特务。 我原被关在前院里，次年春，因防空紧急，规定“犯人”被带出防空，一律带
了铐子。我曾因此提出抗议，被报告到调查室后，命令将我关进西跨院，一星期后
又移出来。约20多天后，特务调查室司法股长张橡夫把我提出审问了一次。审问的
地点是前院西房队长办公室内。当我走进时，两边有四个特务人员站立，手里拿着
绳子、皮鞭等刑具。当时我并不因此而感到恐惧，因为我自关进秘密监狱，即将生
死置之度外，何况那时每天已经听惯了难友们被拷打的声音，看熟了难友们在受刑
之后皮开肉绽的痛苦景象。这次审问，由于他们提的问题根本不着边际，我答应用
书面答辩。以后再未审问。旋于1944年8 月，由邓宝珊将军转托地方士绅说情，取
保释放。
我在广武路监狱总共20个月，移住过5 个号子，对于狱中一些较为重大的案情，
知道一些梗概。大都系特务们借口政治问题，达到其敲诈勒索和残害的目的，实际
以政治问题入狱的并不多。现在摘记几件，以说明特务监狱的真实情况。
定远营案宁夏定远营（现属内蒙古自治区）有一个姓刘的京货商人，系河北宛
平县人，在狱时年ho多岁。据同案的徐四成（山西人）、李子源（山西人、黄埔军
校毕业）对我谈：刘在定远营经营京产货物，已30多年，与定远营蒙旗达王（达理
扎亚）很要好，因续弦娶了个年轻女人，略有姿色。定远营原驻有特务一个缉私队，
其中有一个特务垂涎刘妻，旋即有染。适晋北某剧团经三边到定远营演出，刘夫妇
经常包座看戏，慢慢与徐四成（剧团领班）、李子源（剧团交际人员）相熟起来。
特务们乃利用这个机会，构成大狱。
特务首先逮捕了刘某，加以严刑拷打，逼他承认自己是共产党派驻定远营的小
组组长，并诬指徐、李二人是共产党派来进行联系的，准备在定远营暴动。刘因经
不住拷打，也就—一招认，特务们用三只大木箱将三人装运来兰，关在广武路秘密
监狱。刘在监狱中受刑最多，差不多隔一月、半月总要把他提出审问一次。审问时
经常是压杠子、打背花。这个人也很奇怪，每当刑讯一次，他就供出一些财产作为
所谓共产党的“活动经费”贡献给特务们。特务们掌握了他这个特点，就不断刑讯，
因而他一份家当就完全弄光，最后于1944年春因受伤致死，死时通身溃烂，臭气难
闻。据说这人交出的财产光驼毛就3 万多斤，其余的更不用说了。与他同案的徐、
李二人，在刘死后被特务转送西安劳动营“改造”去了。
文合买提案——艾合买提，维族，新疆人。他于1939年经商来兰，在兰州开设
叶尔羌商行（后改为天山商行X 初以出售新疆土产为主，后亦经营京广杂货，大赚
其钱。另有一新疆人阿不那目，在新疆作过县长，随艾来兰。他本与艾合买提是朋
友，但见艾发了财，心生嫉妒。另有一新疆汉人，冒称维族，亦名阿不那目，为某
特务机关和职业特务。此人与维族阿不那目商量，合伙敲艾合买提的竹杠。因艾不
买账，汉人阿不那目即以通苏的罪名，将艾合买提检举。时朱绍良奉蒋介石命第一
次人新，盛世才积极反苏。于是在通苏的大罪名下，牵连了艾合买提和其他在兰的
新疆籍维族商人巴拉特、肉孜、瑞勒等7 人。巴拉特和肉孜在兰州开设塔里木商行，
巴拉特还有儿子驻在国外。7 人先后被逮。后维族阿不那目被阿合买提以敲诈不遂
反控，也被逮捕，关在广武路秘密监狱。这几个维族商人人狱以后，不仅他们商店
里的存货被特务们任意攫取，连他们家里的财物也都听任劫夺。因此，他们在监狱
中能享受一些优待。文合买提一去就住在优待号（门不经常上锁），同时，还允许
别人帮他写辩诉书。艾合买提人很聪明，经常写条子让特务们到天山商行去取货。
据他告诉我，他曾给特务头子（调查室主任）送了一辆道吉牌小卧车，因而得到了
保外就医的优待，我问他共花了多少钱，他笑而不答。巴拉特和肉孜都和我关在同
一个号子，艾合买提释放之后，他们也被释放了。据肉孜告诉我，他花了7 两金子，
同时塔里木商店内的大部货物也被抢掠一空。巴等出狱不久，塔里木商店就结束了。
巴拉特出狱后全家到了印度。瑞勒则因油水太少，被转到甘肃省第一监狱，直到1947
年才被释放。
武威大烟案——1944年六七月间，有一天监狱内部异常紧张，连例行的放风都
停止了，特务并规定不准开窗户，如有人从窗孔外望，格杀勿论。两天以后，才恢
复正常，但究竟为了何事，一直弄不清楚。直至1946年才从一个姓赵的（在监狱当
过小队长）口中得知事情梗概如下：1933年，河西王马步青有一批大烟（传说约数
万两）要运往四川。就与缉私处驻武威的负责人韩某商量，由缉私处负责保运，给
酬很高。韩某答应承运后，电报兰州特务机构调查室共同负责保运。不料此项大烟
运出后，马步青已有下台消息，八战区调查室遂派其爪牙吴剑武（当时西北公路局
警察队长）带人前往接运。在兰州西十里店附近，趁夜将马步青的经办人员杀害，
推人黄河，吞没了全部大烟。马步青当然不甘心，请求戴笠查办。戴笠遂手令调查
室主任程某查究。程不得已，派人将武威缉私处韩某押解来兰，送人秘密监狱。1944
年六七月间秘密监狱戒严的这一天，正是将韩某投入监狱的一天。可能是程为了防
止武威缉私处特务的报复而采取的防卫措施。次日，程又将韩解送出潼关，伪称韩
已畏罪潜逃，此案遂不了了之。
中茶公司案——中国茶业公司系财政部直属机构，抗战后在兰州设立了分公司，
经理由一个军人出身的王蔚文担任。后来甘肃各地茶价大涨，特别是西路的茶价较
兰州高出四五倍。但兰州茶叶系物价管制委员会控制物资，茶叶出售，须先经物价
管制委员会批准，出境时又要经过经济纠察队查验放行。经济纠察队队长余仲施，
是谷正伦的心腹，为了弄钱，串通建设厅主任秘书姜颖初和特务头子程某，大量套
购西运。后来茶叶由省贸易公司专卖，而余、陈等人仍继续西运。贸易公司董事长
为赵龙文，虽同属特务，而矛盾很大，赵遂将此事向谷正伦报告。谷将姜颖初找来
查问，姜说他们（姜本人和程某）只运了一两票（每票800 封），其余都是茶业公
司自运的。谷即将此事电报财政部请予制止。财政部将此案交缉私署办理，缉私署
兰州缉私处处长刘鸿烈遂趁机与程某合伙大整茶业公司。该公司业务主任、会计主
任及西安茶业公司的业务主任都被押进秘密监狱。有一个姓邱的广西人，是兰州茶
业公司职员，被押时与我同号。常与我谈及此案内幕。后来此案移交重庆中央缉私
署办理，结果就不得而知了。
致兰斋案——致兰斋为兰州最殷实的南货点心铺。有人向省政府保安处反映，
该号后院有夹墙一座，内藏大烟不少。谍报股股长李季康（湖南人）遂上报程某，
程即令李率谍报人员前往检查。检查结果是：没有大烟或其他违禁物资，夹墙内只
存放了几缸铜元。但致兰斋经理柴仲圭素与省保安处军法官马某认识，二人在闲谈
中，柴有意识地透露出李季康向他借端敲诈了钱财。马听了之后，因对特务横行霸
道心怀不满，遂向保安处长王治歧当面报告，适逢戴笠来兰，王即当面给戴笠讲了
此事，戴立即下令叫程某将李季康从严讯办。李季康和检查了致兰斋的几个谍报员
一起被押进了秘密监狱。谍报员之一的天水人郭某和我被押在同一号子，据他谈，
李确受了柴家的贿，但数目多少不清楚，钱都由上边分了，他们一无所得，只不过
陪上受罪而已。李季康以后被押往他处，谍报员被移送军法处看守所，此案就此结
束。唯在程某严讯李季康时，因我在隔壁号子里，又系夜间，所以听得很清楚。李
一进门即失声痛哭，程还作了安慰，然后再是一阵密谈，个中情况，可想而知了。
宋季良案——宋季良，湖南长沙人，系虎标永安堂兰州分店经理。广州、香港
沦陷后，他认为国难不可收拾，幸所存货物尚多，便大量抛售，将收人大事挥霍。
这就引起特务们的眼红，遂以“汉奸罪”将宋全家及店员二人逮捕，所有永安堂货、
款全部没收。后来宋妻团产后得病，才准保外就医。宋本人一直被押了两年半，将
所有永安堂货、款交代了结，才交保释放。但一名店员已死在狱中。
秘密监狱死了犯人后，拍一照片，再用席子卷起，深夜从房上吊出，以避人耳
目。因此难友们把死叫“买飞机票”。
史文忠案——史文忠系蒋作宾任驻日本公使时的秘书，湖北人，日本留学生。
“七七”事变后到兰州，在省政府民政厅任秘书。其人思想进步，曾与谢觉哉同志
有过往还，并介绍过学生赴陕北求学。军统以上述罪名将其全家逮捕，押于秘密监
狱。史平素本非富裕，人狱后时间一长仅剩短裤遮蔽下身，可怜之状，目不忍睹。
狱中除克扣囚粮、不发国服外，还迫“犯人”做工纺线，工资全被中饱，真是暗无
天日。以后处理史案时，又查不出案卷，因原调查室主任刘艺舟已换成马汉三，又
换成现任程某。这些特务头子做了伤天害理的事，离任时往往焚卷灭迹，只好叫史
自写材料，以后释放。
王彦升与吴渊彦案——王彦升，河北人，曾在陕北学习过。吴渊彦，安徽人，
也到过陕北，曾在绥远某部队任职。捕前王任青年合作社业务主任兼副经理，吴任
青年工厂厂长。吴是单身汉，但存款很多，被特务垂涎，二人先后被捕。特务几番
用刑逼供，吴渊彦坚强不屈；特务又假造口供，迫吴签字，亦被拒绝。lop 年夏，
王、吴解送陕西劳动营。吴于释放后又来兰州搞革命活动，二次被捕。解放前夕被
害于张掖，年30余岁。
广武路秘密监狱中所有案件，多是凭空陷害，或借端敲诈，尤其敲诈最为普遍。
特务队员之凶残，可说完全失掉人性。有一个特务队员因坐洋车时拉车的人对他不
够礼貌，便拉进监狱，先实行毒打后，又押了3 天。又有一队员为戴笠在九间楼住
所守卫，晚上有西园一民众路过，在电灯下查看什么，竟被开枪击毙。在那时真是
人命不如狗。
特工秘闻
保密局福建秘密站
林成基
1946年夏，原军统局的秘密核心部分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保密局成立后
即在各省市设置秘密站。福建秘密站（省站）于是年6 月间正式设立，经保密局局
长办公室秘书李逸云向局人事处荐介，以在台湾警备总司令部调查室任秘书的陈重
乙为站长，并派原任兰州特警班政训处处长的翁其法为副站长。陈、翁二人都先后
到南京局本部请示，领受工作原则和任务后回福建布置。当时福建秘密站的主要任
务是：侦查、破坏共产党组织，设法打人其内部，必要时收买内线搜取情报；搜集
各党派（尤其是民主党派）活动的情报，并设法潜入其组织；搜集社会政治经济情
报；设法制止和破坏学生、工人的革命活动及布置专线人员进行秘密活动等。其工
作原则是：内外勤人员不准与保密局所掌握的公开机关或其他秘密机关人员发生任
何横的关系，必要时仅准站长与其他单位负责人秘密接触；内外勤人员要彻底潜伏
活动，在任何情况下不准暴露身份；内外勤人员的任用、运用、试用、停用等都要
报告局本部核准，站长只准有吸收试用3 个月的权限。
福建秘密站按保密局规定为乙种站编制，下辖3 个乙种组。秘密站站部设在福
州河口嘴，以福州是全省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由站布置直属通讯员搜集情报。
站辖的3 个乙种组是：福安组，建阳组，龙岩组。各组都吸收当地的土劣流氓为通
讯员。龙岩组曾在当地的中共地下组织中布置了内线，有3 人就潜伏在中共的适中
交通站做交通工作。1947年四五月间，福建站还向保密局报告，说林葆芬将被共产
党保送去广东潮汕干部训练班受训，请求保密局发给服装费，保密局以机会难得，
准予从厚发给服装费、旅费等，但结果林葆芬并没有去成。
1946年7 月，保密局以厦门是经济文化重镇，商业繁盛，决定布置厦门直属组
（属甲种组编制），亦由李逸云荐介原台湾警备总司令部调查室直属通讯员曾献民
为组长。曾献民工作一年多没有什么成绩，被免职调为秘密站的直属通讯员，并把
厦门直属组改隶于福建站，另派原在台湾警备总司令部调查室担任过台中组组长的
庄尚德为组长。
1947年秋间，福建站站长陈重乙以身体衰弱、胃病严重不能胜任，向保密局请
求辞职。保密局亦以陈重乙一年多没有显着成绩，准其辞职（陈重乙离职后即去台
湾休养），派省政府调查室主任王调勋兼任站长。
王调勋任站长后，福建站几方面的情况：
人事动态
1947年11月间，王调勋从苏州军官总队把张统资调回，派他为建阳组组长。张
统资当时为要利用其姐夫葛越溪（建瓴人）在建瓴的社会关系，特把建阳组迁到建
瓴以便活动。当时保密局为要掌握全国各地物价变动情况，在各秘密站、组都设置
了专负物价报告任务的经济通讯员，王调勋乃派沈述为秘密站直属通讯员，负责经
济情报。1946年至1948年间，全国各地的工人、学生为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罢
工罢课，游行示威，掀起革命热潮。面对工人、学生的斗争，福建站的对策是：派
何在国为站直属通讯员，负责对工运的侦察和破坏工作；吸收运用福州理工中学和
福建学院的教员负责学运方面的工作。由站发给活动费，拉拢、收买和运用一些人
进行破坏活动。工运小组和学运小组一直活动到1948年冬才解散。
1948年秋，福建站与省政府调查室合并，合并的主要原因是保密局以调查室只
有内勤组织没有外勤编制，而调查室主任王调勋已兼任秘密站站长，可以利用调查
室的内勤编制来充实福建站的工作，合并后的对外名称仍为省府调查室。
调查室还掌握运用省特种会报秘书处闽北、闽东各县的特秘人员收集情报。特
种会报秘书处是在抗战胜利后由中统与军统联合组织起来的一个机构，它在全省各
县都派有一名特务担任专职的特种会报秘书，负责收集有关当地共产党和民主人士
活动的情报。闽东、闽北各县的特秘由省府调查室（军统）派员充任，闽南、闽西
各县的特秘由省党部调查室（中统）派任，两调查室各派一人充任省特种会报秘书
处主任并各派一秘书主办实际工作。
1949年4 月间解放军进军福建。闽北尚未解放，建阳组组长陈以鉴即先溜回福
州。王调勋见其无故回来非常气愤，再三促其返组进行潜伏部署，但陈不敢再回建
阳。解放军进入建阳的前夕，建阳组的电台报务员孙文开及该组内勤人员带同电机
跟随县政府人员狼狈撤逃，以后辗转逃回福州。建阳组就这样瓦解了。福安组的情
况也一样，当闽北各县相继解放时，闽东震动，组长黄痒即借故先逃回福州。虽然
闽东各县当时尚未解放，但黄已不敢再回福安，副组长华瑞麟和电讯人员亦在闽东
解放前相继逃回福州。
潜伏工作的布置
福建站从一开始就着重于潜伏布置，其原有布置的各组都负有潜伏使命。随着
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保密局鉴于江北各秘密站组在解放时都无法立足的教训，通
令各未解放地区的秘密站组迅即重新布置潜伏工作，并改变从前潜伏组的布置方式
：各潜伏组人员要精干，最好布置万能情报员担任；潜伏人员由站长或由站长指定
一忠实可靠的内勤于部直接联络指导，潜伏人员不得暴露于第三者。王调勋接到通
令后亦积极进行部署，并于1949年3 月初赶往上海，向保密局局长毛人凤请领潜伏
布置费百余万金圆券（当时可买10两黄金）及拨给原在保密局福州办事处的6 辆十
轮卡车给他经营运输，充作福建站经费。王调勋回福州后积极物色新员，但当时全
国解放已是必然趋势，特务工作日暮途穷，没有人再肯卖命，福建站的潜伏布置迟
迟不能进行。保密局非常着急，乃于7 月初派布置组第二科主任科员周经文来福州
催促和协助王调勋进行部署。周经文在福州期间，曾向我查询福建支台报务员陈振
富的情况，可能是要派陈振富干潜伏工作，但后来陈振富随副站长丘春华前往厦门
建立福建分站电台去了，直到福州解放还没有回来。周经文、王调勋曾要魏耿手下
的谢少华担任潜伏工作，为此，王调勋介绍谢少华与周经文见面，直接商洽，结果
谢不愿干，于福州解放前逃往台湾。7 月底的一天，我到王调勋家，见王调勋、周
经文及支台长刘崇浩正在核算发给支台报务员陈澄的潜伏经费（几个月）。大概因
为陈澄是福州人，作为电讯人员，身份又不十分暴露，适合做一个万能情报员。周
经文在福州活动了20余天，到福州即将解放时去台北。
福州解放前夕的应变布置
工调勋恐怕在福州解放时无处存身，计划先行占据沿海岛屿作为福建站的退路
；乃于1949年4 月间拉拢起用前海匪、伪军头子收罗前伪军散匪，组织“海上保安
纵队”。王自任司令。不久，闽北各县解放，福州震动，王调勋即派人先行下海，
占据川石岛成立司令部。适交警总局局长马志超率领交警部队逃来福州，王调勋乃
煽动特警班毕业的特务向马志超索领交警总局原存在调查室的武器（还在1948年底，
交警总局即运了一批武器到福州寄存调查室，这批武器当时正启运去台湾），马志
超被迫发给步枪约100 枝，都由王调勋以福建站站长名义具领交与王仁贵支队使用，
作为下海为匪的资本。王调勋还以解放军即将进逼福州，命丘春华领着调查室非必
需在福州的人员先行下海（部分家属同时撤退），并把支台分为海岛和福州两部分，
一俟福州危急，福建站特务即全部逃退下海。约于7 月下旬，保密局又准许福建站
在厦门设立分站，王调勋乃派副站长丘春华率带林后继和电台报务员陈振富等前往
厦门筹设分站。这时，很多下海的特务因为不惯海上生活，见福州还很安静，又复
回来。
在福州解放前几天，福建站曾通令所有在福州的特务在紧急时应向闽南撤退，
向泉州站的后方联络站负责人薛径青报到（薛最早是调查室股长，后调为驻泉州直
属通讯员，当时被指定负责后方联络站）。
由于解放军在完成了对福州的包围后才进入福州，原先准备在紧迫时下海或向
闽南撤退的福建站特务都无法逃走，惟有站长王调勋在福州解放前夕去义序飞机场，
与省主席朱绍良同乘一机于翌晨4 时左右飞离福州。
特工秘闻
保密局在上海的罪恶活动
王方南
保密局上海站的组织人事与一般情报活动
1947年1 月，我来上海担任保密局上海站副站长。
上海站是在上海市政府调查处的公开招牌掩护下进行特务活动的，保密局上海
站和上海市政府调查处实际上是一个机构，上海站站长也即上海市政府调查处处长。
我调到上海站时，站长是王新衡，副站长是刘方雄和我。1948年初王新衡辞职，刘
方雄升任站长。1949年2 月刘方雄调走，我接任站长。
上海站本部设有二科一股。一科主管总务，二科主管情报，会计股直属站本部。
上海站外勤设有九个组：一到六为情报组，其余为工运组。学运组、侦防组。
此外，上海站还有直属通讯员多人。
上海站搜集中共情报的有报一组组员诸善衡（又名钱民荣）。诸善衡与中共一
个交通员叫余致力的有情报关系，余经常往来于上海、苏北之间，诸善衡通过他搜
集到一些有关苏北解放区的军政情报。例如新四军的编制、人员、枪支数目、驻地、
活动地区和粟裕在苏北训练部队等情况，以及管文蔚在行政方面的各项措施等情报。
另外，上海站情报四组组员诸风和张汀也搜集过山东解放区的情报，例如中共在山
东的主要负责人康生的活动以及他在山东解放区实施的各项法令、土地改革等情报。
上海站工运组情报的搜集，是采取委托性质的办法，即每月由上海站发给15个
名额的少尉津贴作为活动经费，由组长自行物色人员，通过他们搜集情报。工运组
组长范才骤是上海工福会的指导员，他利用职务的便利，在上海申新纱厂、电力公
司等几个主要工厂吸收情报人员，发给少尉津贴，通过他们搜集情报。在申新九厂
和电力公司发生工潮时，范才骤都得到这些情报人员提供的情报，参加了镇压工潮
的行动。
上海站学运情报的搜集办法同工运组一样，也由组长自行物色15名情报人员，
给以少尉津贴，通过他们搜集情报。学运组的组长陈志强（后为王契鹏）在本市几
个主要大学如交通、复旦、暨南、大夏和同济等校分别吸收学生为组员，搜集学运
情报。在上海发生的历次学生运动中，学运组都提供了情报并参与了镇压学潮的行
动。
对民主人士进行的特务活动
对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活动的情报搜集，也是上海站的一项主要特务活动。
上海站搜集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情报的主要是原军统局渝特区直属通讯员、上海站
少将级直属通讯员卢广声。上海站专派我与卢广声联络。卢利用民社党中央委员的
身份，暗中搜集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活动的情报。除张澜、沈钧儒、史良、罗隆
基、黄炎培等人外，卢广声与章伯钧、王绍鳌、冷氮、包达三、邓初民、周新民、
沙千里、叶笃义、周鲸文、胡子婴。沙彦楷、张东苏等民主人士均有来往。卢向我
提供了不少有关民主同盟的情报。张澜和罗隆基在上海虹桥医院疗养期间，卢以探
病为名，常常前去探视，搜集他们的言论。黄炎培利用中华职业学校为掩护发展组
织的活动也为卢广声获悉，写成情报送上海站。当时，民主同盟在上海永嘉路集义
里8 号举行会议，决定发表对时局主张，要求国民党停止内站，恢复和平；并决议
响应共产党的号召，联合各党各派反对国民党一党政府。会议内容为卢广声所知，
卢即将情报送到上海站。这些情报经上海站转报南京保密局。国民党政府得报后，
对民主同盟甚为仇视，于1947年10月27日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强令解散。民
主同盟被迫解散后，沈钧儒、黄炎培、章伯钧等商议从上海去香港重组民盟，恢复
活动。卢广声向我提供了情报，此情报由我亲自编就上报了南京保密局。 1947年冬，上海站为了加强对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情报工作，决定成立一个
政情组，委卢广声为组长，由他物色组员。就在这时，民社党内部发生分裂，伍宪
子等人脱离张君励的领导，另组民社党革新派，总部设在香港。卢广声属于革新派，
亦要去香港。因此，政情组没有成立。
卢广声去香港后，保密局派上海站秘书李天山专门与卢联络，其情报由李天山
直接由香港发送保密局。此后，卢广声与上海站便脱离了情报关系。但在1948年秋，
李天山由香港来上海结婚时，曾带来一张文件（原文）照片的底片。据李天山说，
底片是卢广声提供的，内容是沈钧儒、章伯钧两人联名写给毛泽东主席的信。这张
底片卢广声是怎么得来的，我没有问李天山，想必是卢广声通过民主同盟内部关系
搞来的。此底片后来由上海站转送保密局了。
除了通过卢广声搜集民主同盟的情报外，上海站还通过直属通讯员罗宝去香港
搜集过民革的情报。罗宝是黄埔军校第六期学生，和戴笠是同期同学，很早就参加
了军统特务组织。罗从黄埔军校毕业后，曾在桂系军队中当过师长（罗自称），和
李宗仁、白崇禧、黄绍宏、李品仙等均有关系。1948年，李宗仁当选为副总统，毛
人凤四处寻求李宗仁的关系。是年秋天，毛人凤从南京来上海，得悉罗宝与李宗仁
有关系，便叫刘方雄打电话通知我带罗宝去陕西南路3 号刘方雄家见他。我便带了
罗宝去刘家见毛人风。到了刘家，毛人风接见了我和罗宝，刘方雄也在座。毛人凤
对罗宝慰勉了一番，并要他对桂系方面多联络，好好工作。早两天，罗宝曾对我说
过，民革领导人李济深从香港写信给他，要他去香港，我认为这是一个到香港搜集
民革情况的好机会。所以，当毛人凤与罗宝的谈话快结束的时候，我就把李济深写
信要罗宝去香港的事情向毛人凤汇报了一下。毛人凤当即同意罗宝去香港，并要刘
方雄发给罗宝500 元金圆券作为活动经费。过了几天，毛人凤回南京去后，还寄来
保密局聘罗宝为设计委员的聘书。刘方雄把聘书连同sop 元金圆券交由我一并给了
罗宝。过了一个星期左右，罗宝动身去香港。罗宝抵达香港后，曾写信告诉我已安
抵香港。约过了一个多月，罗宝回到了上海。他对我说，此行没有见到李济深，只
见到李的一个亲信，因而没有搜集到什么重要情报，只得到民革在香港发展组织的
一般情报。罗宝所得到的民革方面的情报，由我编审后报送了保密局。
保密局所属上海各单位会报
1947年3 月前后，保密局局长郑介民来上海，指示上海站站长王新衡以不定期
的聚餐方式，召集保密局所属上海各单位的负责人开会，商讨和解决与各单位有关
的问题，集中力量对付共产党。
按照郑介民的指示，王新街每隔半月或一个月召集一次保密局所属上海各单位
负责人会议，定名为保密局所属上海各单位会报。参加“会报”的各单位负责人有
：保密局上海站站长王新衡，副站长刘方雄和我，秘书李天山；淞沪警备司令部稽
查处处长陶一珊；上海市警察局副局长张师；上海铁路局警务处处长王兆槐；东方
经济研究所主任邓葆光；善后救济总署总务处处长华高经，汽车管理处处长余乐醒、
苏强（振通）；招商局警卫组组长石仁宠；物资供应局警卫组组长徐风；新中国社
会建设事业协会负责人；保密局国际站站长郑庭显，保密局南市看守所所长毛继和
；肇和中学校长关思敏（素质）等。“会报”会议大都由王新衡主持，有时由陶一
珊主持；李天山充任“会报”的秘书。“会报”开会地点在淮海中路1414号楼下
（楼上是我和后来的湘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何龙庆的住宅）。每次“会报”所
讨论的均为各单位共同有关的问题。
在1947年8 月左右，保密局发给“会报”一个命令，要上海各公开单位各成立
一个情报组，以加强对中国共产党和进步人士的情报工作。在王新衡主持下，“会
报”讨论决定在各公开单位内各成立一个情报组，定名为公组，以各单位负责人为
组长。东方经济研究所的公组成立时，我曾代表上海站去参加成立会议并讲了话。
各单位的公组成立后，均与上海站密切联系，陆续不断地送来各种情报。各公组送
来的有关中国共产党方面的情报，都由我编审报往保密局。
差不多同时，保密局又发了一个命令给“会报”，要“会报”组织一个特别侦
防组，以加强对中国共产党的活动的侦防。“会报”在王新衡主持下，讨论决定成
立特侦组，并推定陶一珊为组长，我为副组长，另以湘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科长罗
静芳为秘书。这次“会报”会议后，我曾去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找陶一珊，商量
特侦组的成立问题，一直没有落实，该组亦未正式成立。
1947年，王新衡因为当选为立法委员便辞去了保密局上海站站长兼上海市政府
调查处处长的职务，“会报”因无人主持而自行解体。
策划逮捕中共驻善后救济总署代表林枫
1947年8 月前后，中共驻善后救济总署代表林枫从上海坐飞机撤往解放区。保
密局上海站本想在机场扣捕林枫，但林在抵达机场后突然失踪。上海站派情报员四
处寻觅林枫的下落。其时，上海站第四情报组组长肖波夫得到本组运用员张彬的情
报，说从中共内部得悉林枫仍在上海，经常到北京路泥城桥中法大楼办公，张彬本
人愿意引领逮捕林枫。我得到肖波夫的报告后，认为这是个大案件，又向王新衡作
了报告。王新衡指示我去和陶一珊会商，以保密局所属上海各单位会报的特侦组名
义办理此案。我赶到大西路（今延安西路）陶一珊家里，把林枫案告诉了他。陶说，
特侦组尚未正式成立，此案既是上海站得到的情报，还是由上海站办理为好。于是
我带回此案，亲自布置办理。我派上海站侦防组组长钱步新率领行动人员在北京路
泥城桥通商旅馆开一间房间守候；另派肖波夫在通商旅馆隔壁的一家旅馆开一间房
间，作为与张彬联络的地点，只待张彬的消息一到，即由肖波夫通知钱步新带领行
动人员前去逮捕。后来张彬来肖波夫处对肖说，他没有和中共内线联络上，因此线
索断了。我得报后，知道已逮捕不到林枫，就把特务人员撤回了。
国民党上海市党政军联席会报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权在上海成立了一个上海党政军联席会报。“联席会报”
由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方治、上海市市长吴国桢（后为陈良）、淞沪警备司
令宣铁吾（后为陈大庆）等负责主持。1949年1 月，汤恩伯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后，
“联席会报”即由汤主持。参加“联席会报”的机关计有：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上
海市政府、淞沪警备司令部、上海市警察局、保密局上海站、中统局上海办事处、
三青团上海市分团、上海市工福会等。在“联席会报”下面设立了一个行动委员会，
专门负责指挥镇压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参加行动委员会的单位有：淞沪警备司令
部稽查处、上海市警察局、保密局上海站、中统局上海办事处、上海市工福会和三
青团上海分团等。“联席会报”成立后，曾先后主持镇压了1948年2 月的申新九厂
（今上海国棉二十二厂）和4 月的电力公司工潮，8 月的上海学潮；主持了1949年
4 月的大逮捕；并策划了“保卫大上海”的计划。下面分述一下镇压上海电力公司
工潮事件、解放前夕的上海大逮捕和“联席会报”是如何商谋死守上海、抗拒解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