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危不惧 周恩来调处波匈事件
后发制人 毛泽东教训赫鲁晓夫
话说斯大林逝世，特别是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使美国和西方帝国主义欣喜万分，借机兴风作浪，令中美苏三国关系发生了复杂的变化。
斯大林一逝世，美国情报机关认为这会引起一场混乱，严重削弱苏联的力量。因为苏联新任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首先要致力于对苏联国内和东欧及中国的控制，在外交方面不会采取新的政策。于是它们建议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抓住千载难逢的机会。乱中取胜，使美国在对付社会主义阵营的斗争中占上风。
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指示美国前国务卿艾奇逊、美国前驻德国占领区军事长官克莱将军，拨出专款扩建“美国之音”和“自由欧洲”两个电台，加紧向苏联和东欧国家及中国开展和平演变攻势，鼓动东德工人举行针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示威游行，怂恿东德工人把罢工扩大到整个东德。
赫鲁晓夫见东德形势危急，让马林科夫下令把苏军坦克轰隆隆开进柏林、德累斯顿、莱比锡、马格德堡和耶拿，将东德的示威罢工镇压了下去。赫鲁晓夫又玩弄诡计，把马林科夫赶下台，由他出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开始了苏联的“赫鲁晓夫时代”。
赫鲁晓夫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刚把世界头号社会主义大国的 １９９政权抢到手，地位还不稳固，为取得毛泽东的支持，共同对付艾森豪威尔，便率苏联代表团于１９５４年９月底访华。
毛泽东和赫鲁晓夫首次以中苏首脑身份进行会谈，彼此尊重，热情而友好，赫鲁晓夫向毛泽东请教如何对付艾森豪威尔和美国人。毛泽东缓缓抬起头来，看赫鲁晓夫一眼，“用一种文静的、不受拘束的声音”说：
“国际形势总的说来对我们是有利的，首先是各国人民积极地行动起来了，抬起头来了。帝国主义的威风被煞下去了好多，不再像以前那样嚣张、盛气凌人、轻举妄动了。实际上，他们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
赫鲁晓夫感到从毛泽东身上透出一种咄咄逼人的气势，对他关于中苏共同的对手艾森豪威尔的分析极为佩服，但又有些不服气，就以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乌克兰矿工的水平在毛泽东面前显示他的“领袖气质和水平”说：
“帝国主义却没有睡大觉，而是天天在蠢蠢欲动，图谋不轨，想达到他们的罪恶目的。诚然，他们的气焰的确没有以往那么嚣张，但他们确实还在活动着。”
赫鲁晓夫认为经他软硬兼施暂时把铁托拉了过去，毛泽东又同意与他一起对付艾森豪威尔，不由沾沾自喜。为了“降服”毛泽东，赫鲁晓夫决定给中国一些甜头，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在我们同中国人的会谈中，我告诉中国人，我们主要关心的是保护苏联，保护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保护中国的问题。为了保持我们自己的防卫态势，我们必须为伟大的中国人民发展其工业做出贡献。我们同意给中国人民派遣军事专家，给中国运去了大炮、机关枪和其他武器，以加强中国，从而也就是加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
总之，只要我们的物质条件允许，我们就尽量满足中国
人的要求，我们必须一致努力去对付共同的敌人。我们的敌人日本虽然已被打败，但仍是潜在的威胁，而现在，一个大得多的威胁则来自美国，它曾在紧靠中国的朝鲜发动战争。
在中苏首脑会谈中，赫鲁晓夫为控制中国，邀请中国参加经互会，毛泽东说“没有这个必要”，予以婉拒；中国请求苏联帮助搞原子能和核武器，则被赫鲁晓夫拒绝。
毛泽东担心赫鲁晓夫不是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对手，就好心地提醒他说：
“赫鲁晓夫同志，你做事要谨慎，说话注意分寸，要有内外、亲疏、远近之分，不要被敌人抓住把柄，钻空子！”
赫鲁晓夫不把艾森豪威尔放在眼里，目空一切哈哈大笑道：“咱们也有嘴巴，也会反咬他几口的！”
毛泽东见赫鲁晓夫不是可以推心置腹谈话之人，就想早点儿结束会谈，于是，便从大局着眼，答应与苏联在对付美国等国际交往中协同步调，并十分客气地“感谢苏联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的无私援助”。
赫晓夫得意洋洋但又故作谦虚之态说：“不，不能说是无私的，而应当说是有私的；援助中国实际上也是帮助我们自己，中国强大起来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
毛泽东对此话甚表赞成，慢悠悠抽口烟说：“我们应该相互支持，只是我们还很穷，想多办点事，还力不从心。总的来说，还是你们帮助我们的多一些。”
１９５６年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多事之秋，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更将这一年视为他政治生涯的关键性阶段。这个乘着斯大林个人崇拜的龙卷风爬上苏联最高地位的人，要在这个风源处发射否定斯大林的“政治原子弹”。
赫鲁晓夫知道要反斯大林，中国这一关不好过，就在１９５４年借参加新中国诞生五周年庆祝活动之机，来北京和毛泽东会谈，企图寻找反斯大林的后台。毛泽东客观地评价斯大林的功过是非，极力维护斯大林的权威，对赫鲁晓夫提出善意的批评，希望他谨慎从事，更提醒他丑化斯大林会在全世界引起强烈反响，在社会主义阵营制造混乱，劝他不要做亲者痛、仇者快的愚蠢之事。
赫鲁晓夫听不进去，执意我行我素，加紧炮制丑化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企图在１９５６年２月１４日至２５日召开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抛出。
赫鲁晓夫不敢在苏共二十大上一开始就大张旗鼓地攻击斯大林，认为那样在苏共广大党员中通不过，中国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兄弟党也不赞成，就在大会期间按兵不动，而千方百计地同由德高望重的朱德率领的由邓小平、谭震林、王稼祥和刘晓组成的中国代表团拉关系。
赫鲁晓夫安排朱德第一个致贺词，朱德代表中国共产党的９００万党员和６ 亿中国人民向苏联共产党致以热烈的兄弟般的祝贺，发言内容热情友好，最后宣读了由毛泽东签名的中国共产党委员会致大会的贺词。朱德的讲话受到热烈欢迎，把中苏友好气氛推向高潮。
赫鲁晓夫抓住苏共二十大已经结束的机会，利用他已当选为苏共第一书记有人事安排提名权的地位，把已回到各地的苏共代表匆匆接回莫斯科，召开秘密会议，抛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骂斯大林为“暴君”、“刽子手”、“干尽了坏事”。
为拉拢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支持他反对、否定斯大林，赫鲁晓夫邀请朱德等参加苏共中央举行的座谈会，又接见中国代表团，吹捧他们反对个人迷信具有重大意义，宣称苏共将采取措施消除个人迷信遗留的不良影响，要中国代表团表态支持赫鲁晓夫的反斯大林活动。朱德不愧为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与邓小平等坚持正义立场，不对此表态。
朱德率中国代表团到格鲁吉亚共和国首都第比利斯访问时，发现他的寓所突然被成千群众包围。当时，许多人担心发生不测事件，但朱德临危不惧，他像在战场上指挥作战那样从容不迫。很快中国代表团便看到格鲁吉亚人都手举斯大林同毛泽东亲切握手的油画与毛主席和斯大林的画像，因而顿时明白了这是斯大林故乡的人民对赫鲁晓夫反斯大林活动的反抗行为，便亲切地接见示威群众代表，派人参加第比利斯市纪念斯大林的集会。
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报告迅速引起全世界的巨大反响，西方记者说“这令与会者大感意外，使卫星国饱受震惊，让西方为之瞠目”，称斯大林的灵魂被赫鲁晓夫用外科手术刀斩除，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巨大困难。
赫鲁晓夫一时得意忘形，借反斯大林之机改变了他与马林科夫、布尔加宁的三套马车式权力结构，由他一人掌握大权。
赫鲁晓夫认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苏共二十大不明确表态，对他是个很大压力，便派跟他丑化斯大林最卖力气的苏联最高苏维埃副主席米高扬于１９５６年４月初访华，向中国施加压力。
米高扬一到北京，就大肆兜售赫鲁晓夫丑化斯大林的货色，当即被毛泽东顶了回去。之后，米高扬与中国签定了援建５５个工业项目的新协定，企图以此拉中国支持赫鲁晓夫丑化斯大林，但中国坚持原则，仅回答将选择适当时机表明中国的正式立场。
不久，中国打破意味深长的沉默，于１９５６年４月５日发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长篇文章，郑重地向世界宣告：
“世界上的一切反动派，在最近一个多月以来，兴高采烈地谈论苏联共产党关于个人迷信的自我批评。反动派以为他们抓住了一个能够用来中伤苏联和世界各国共产党的把柄了。可是，反动派毕竟是心劳日拙的。”
２０３
毛泽东亲自抓的这篇重头文章客观地分析了斯大林的功过，提出了产生个人迷信的原因和防范措施，对帮助各国共产党澄清思想混乱、加强团结起了很大作用，初步稳住了被赫鲁晓夫扰乱的阵脚，也提高了毛泽东和新中国的世界地位。
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和国务卿杜勒斯很快发现了赫鲁晓夫、毛泽东对斯大林的不同态度。杜勒斯１９５６年５月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外长会议上发出警告说：
“共产主义正在亚洲取得进展，中国牌子的共产主义比俄国牌子的共产主义威胁更大，因为中国控制的人口更多，在亚洲享有文化威望，而俄国无论在亚洲、在欧洲都没有这种威望。加之亚洲许多自由国家都有大批中国侨民，我担心毛泽东可能实行分而治之、各个击破的办法，因为这个地区的非共产党国家在地理上是分散的，在政治、文化和经济上是分裂的，西方决不能抛弃这些国家，因为利害关系实在太大了。”
艾森豪威尔、杜勒斯发现西方很难在亚洲以售其奸，而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却在东欧国家中引起严重的思想混乱，就决定首先在东欧国家加紧进行和平渗透，在东欧制造混乱。
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于１９５６年６月下令把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全文发表，让“美国之音”和“自由欧洲”两个电台向东欧反复广播。为了加强宣传攻势，美国在每年１亿美元的反动宣传经费基础上，又追加２５００万美元经费，使每天的广播增到１４～１８次。美国众议院还成立“匈牙利事务委员会”讨论匈牙利的“解放”问题，并邀请匈牙利小农党前首领纳吉弗伦茨和几位军官与会，策划在匈牙利、波兰制造反革命事件，又派６００名特务以记者身份涌人匈牙利，兴风作浪，制造事端。
赫鲁晓夫对美国和西方国家在匈牙利和波兰的捣乱行为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却派米高扬９月中旬再次来华，借出席中国共产党“八大”之机，压中国向苏联屈服。
米高扬在向中共八大致贺辞时，按照赫鲁晓夫的旨意，将自己凌驾于一切人之上，大槁大国沙文主义，硬说新中国取得的所有成就都是根据苏联经验取得的。
英共总书记波立特不同意米高扬的意见，认为主要是中国经验的结晶，米高扬学着赫鲁晓夫的样子对波立特大发雷霆，其粗暴态度使波立特伤心地流下了眼泪。
毛泽东、周恩来对苏联的粗暴作法看不下去，坦率地向米高扬提出批评，周思来告诫米高扬，兄弟党之间必须有兄弟般的平等关系，而不应是父子关系，指出这是造成东欧混乱局面的重要原因。
毛泽东与米高扬会谈时明确表示中共对共产国际和苏共的作法是有意见的，并且说，我们现在就要开始讲话了，甚至还要骂人了，我们的嘴巴是封不住的，但目的是为苏共好，以便苏联能及时处理东欧的混乱局面。
赫鲁晓夫之流根本听不进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的坦率而善意的劝告，继续对东欧实施强暴压榨政策，导致匈牙利和波兰事件更趋严重。
１９５６年１０月２３日，美英间谍特务挑拨匈牙利一些人发动武装叛乱，占领首都布达佩斯，成立反革命政府，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美国和西方驻匈机构煽风点火，直接卷人１０月的匈牙利流血冲突。
艾森豪威尔、杜勒斯命美国驻匈牙利公使馆向暴乱分子提供无线电发报机，用它与“自由欧洲电台”保持联系；英国驻匈武官更充当了暴乱分子的顾问。
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于１０月２７日公开在得克萨斯州发表讲演，叫嚷要成立一个匈牙利政府，取代匈牙利现政府。美国还指使国际红十字会建立了维也纳至布达佩斯的“空中桥梁”，开放奥地利与匈牙利边境，源源不断地向暴乱分子供应武器弹药。
２０５
在美国和西方国家大力煽动和支援下，匈牙利和波兰事件越闹越大，赫鲁晓夫被吓破了胆，不知所措，急忙向北京发来“十万火急”的电报，请求毛泽东出面扭转东欧的复杂局面。
毛泽东、周恩来对波匈事件寝食不安，见赫鲁晓夫的指挥棒不灵了，便从共产主义运动的全局出发，为挽救匈牙利、波兰，决定派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和总书记邓小平远征莫斯科解决难题。
刘少奇、邓小平到莫斯科机场一下飞机，看到只有赫鲁晓夫一人前来欢迎，心中好生纳闷，却也不便多问。
原来赫鲁晓夫被波匈事件搞得六神无主，没有同苏共政治局其他人商量就邀请中共代表团帮助解危，又怕中国人不帮他的忙，为摸中共代表团的虚实，他一个人偷偷驱车到机场迎接。
赫鲁晓夫像盼来了救星，以异乎寻常的热情拥抱刘少奇并将刘少奇拉到他的车上，然后轻声细语他讲述匈牙利事件：
“哎呀呀，美国人太厉害了，西方反动势力涌到奥匈边界，窥测动向，蠢蠢欲动……啊呀，真是太可怕了，太危险了！”
刘少奇、邓小平到宾馆后还没坐定，又被赫鲁晓夫拉到桌旁大讲特讲：
“匈牙利己成无政府状态，共产党员和干部被绞死，太可怕了！好在苏联驻匈家属和部分苏军已经撤出布达佩斯，撤向边境了！”
邓小平见事态紧急，果断地发表关键性意见说：“不能撤退！”
赫鲁晓夫大惑不解，睁圆双目不悦而问：“为什么？”
邓小平气贯长虹，侃侃而谈：“红军不能撤退，撤走了帝国主义就进来了。要站稳脚跟，坚守岗位！红军这么大的力量，还对付不了那么几个反动派？”
赫鲁晓夫双手一摊，垂头丧气说：“你们不了解美国人的厉害，匈牙利看来保不住了。”
邓小平义愤填膺、斩钉截铁他说：“苏军不能撤出匈牙利，不应把革命阵地拱手送给敌人。要全力支持共产党内坚定可靠的党员，胁助他们掌握住政权，把党员、革命力量、积极分子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形成坚强的堡垒。要掌握军队和警察的力量，让他们守住阵地，保护政权，维持秩序，坚决保卫党和政府机关不受破坏！在这方面，苏联军队应起模范作用，这才是真正的国际主义……”
赫鲁晓夫摸到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底，便转身要走。这时，刘少奇把他挽留下来，并对他的外交政策特别是老子党态度提出严肃批评，且要求在苏共政治局会议上发言。赫鲁晓夫被迫答应了刘少奇的要求。
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刘少奇坦率地指出波匈事件同苏共的大国主义有密切关系，对兄弟党指手划脚，强加于人，给美国和西方国家造成可乘之机。
邓小平诚恳地劝苏共进行自我批评，中共再补台，帮助苏共渡过难关。
赫鲁晓夫为形势所迫，只得以苏联政府的名义，于１９５６年１０月３０日发表《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承认犯了大国主义的错误，今后将采取措施予以克服。
第二天，中国政府即发表声明，支持苏联的宣言，强调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更应该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大国沙文主义错误必然会给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带来严重的损害。 １１月６日，中国政府无偿地向匈牙利赠送价值３０００万卢布的物资。
艾森豪威尔见中国全力支持苏联处理波匈事件，他指示杜勒斯发表煽风点火的讲话，并下令每天向匈牙利运送８００辆汽车的粮食和武器弹药，鼓励匈牙利叛乱分子继续活动。
为进一步做赫鲁晓夫的工作，毛泽东１１月３０日接见苏驻华大使尤金，向赫鲁晓夫赠送清朝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的诗：
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
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毛泽东赠这首诗的目的是想劝赫鲁晓夫，对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平等相待，以共同对付帝国主义。
毛泽东怕赫鲁晓夫对中国的意见不理解，同时为了加强共产主义阵营内部的团结，以对付美国和西方，他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并发表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
在这篇文章中，中国共产党从理论上阐明，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存在两类性质不同的社会矛盾，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并应正确处理这两类矛盾。
这篇文章在全世界引起强烈反响。赫鲁晓夫想借重中国的力量抗衡艾森豪威尔，他指示苏联广播电台反复播放这篇文章，还在 １９５７ 年元旦招待会上，故意当着美驻苏大使的面，把中国驻苏大使刘晓请到主席台就座，热情拥抱，对刘晓说：
“我读了中国发表的文章，它写得好极了，我同意里面的每句话和每个字！”
为向美国显示强硬立场，赫鲁晓夫在同中国大使刘晓谈话时还向美国发出警告说：
“现在有人想逼我们后撤，不，我们决不后撤！社会主义阵营的边界只能向前推进，决不后撤！西方敌对势力的阴谋是完全不可能得逞的！”
赫鲁晓夫还得意洋洋他说，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未能在匈牙利得手，证明美国所说的“解放”东欧只不过是一句空话……
这时，艾森豪威尔刚刚战胜竞选对手史蒂文森，再次当选为美国总统。他对赫鲁晓夫自不量力地发表这样的讲话，冷笑连声，便在１９５７年伊始对社会主义阵营发动新的进攻：他再次制造台湾海峡危机，又派遣大批武装特务进入匈牙利、波兰。匈牙利红衣大主教明曾蒂也捎口信给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称：
“在匈牙利人民为自由而进行的战斗中。请你支持匈牙利人民，并且安排打开奥地利边境，以便供应物资和武器。”
艾森豪威尔命美国和西方新闻媒介大肆宣传明曾蒂的请求。怂恿英、法等国在波兰、匈牙利混水摸鱼，遂使波匈事件更加严重。
赫鲁晓夫被艾森豪威尔、杜勒斯煽风点火搞的波匈事件弄得焦头烂额，束手无策，就又向毛泽东发去十万火急的电报，请著名外交家周恩来出面解决波匈危机。
１９５７年元旦，周恩来正在访问印度，毛泽东打电话告诉他：赫鲁晓夫要求你去承担东欧的紧急任务，因为在华沙和布达佩斯，苏联人说话已经失去了威信。
周恩来肩负时代的重任，于１９５７年１月７日迎着皑皑白雪抵达莫斯科，赫鲁晓夫以异乎寻常的热情欢迎周恩来，安排他住在克里姆林宫沙皇住过的宫殿内，迫不及待地提出要求：
“感谢中国同志对我们的支持，希望中国同志继续运用自己的影响，协助我们对波、匈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做些工作。”
周恩来答应尽力帮助，但认为必须解决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否则就无从谈起，他单刀直入提出问题说：
“斯大林犯了许多错误，但他并不总是犯错误。斯大林一生为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赫鲁晓夫本不愿接受这个意见，但现在有求于周恩来，只好随声附和说：“是的，斯大林同志虽然犯了严重错误，但他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美国在波匈兴风作浪的同时，也在民主德国制造事端，赫鲁晓夫被弄得草木皆兵，忙请周恩来与正在莫斯科的民主德国领导人格罗提渥举行会谈，制定粉碎以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颠覆民主德国的计划。
赫鲁晓夫又把匈牙利新领导人卡达尔请到莫斯科，让周恩来为匈牙利粉碎美国的颠覆活动出谋划策，还请周恩来务必访问匈牙利。
卡达尔面临美国和西方国家施加的巨大压力，所以特别欢迎周恩来访匈，认为周恩来只去两小时，也是对美国的沉重打击，其作用不可估量。重要的不是中国代表团访间时间的长短，而是周恩来总理访匈这一事实本身！
当时的波兰领导人哥穆尔卡受美国反动宣传的影响，对苏联很生气。周恩来预感将有重大事件发生，便当机立断，首先飞往华沙访问波兰，调解自二战以来根深蒂固的波苏矛盾。他与波兰各阶层人士广泛接触，强调反帝斗争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使波兰人民对苏联的敌对情绪逐渐缓和下来，同意坐下来与苏联协商解决日趋尖锐的波苏矛盾。
这时，匈牙利一些人在美国煽动下，推倒了２５米高的斯大林塑像，将不少共产党人置于死地，匈牙利形势岌岌可危。
在匈牙利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周恩来于１９５７年：月１６ 日乘一辆避弹汽车进入布达佩斯，在短短的２４小时内，出席各种集会，发表五次讲话，与匈牙利领导人卡达尔会谈７个小时，强调反帝斗争的重要性，号召革命者奋起粉碎美国和西方国家的颠覆活动，英勇地捍卫社会主义政权，以协商的方式解决内部矛盾。这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匈牙利人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敌视态度。最后，中匈发表联合声明，坚决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这正是：
布达佩斯起逆风，年外勾结血洗城。
总理胆气冲霄汉，稳定局势建奇功。
１９５７年１月１７日中午，周恩来返回莫斯科，向赫鲁晓夫通报了中国代表团访问波匈的情况，特别分析了美国和西方国家的煽动破坏作用，然后诚恳地告诫说：
“不能有大国沙文主义，特别是各国党内部事务，要由他们自己去处理，不能搞外部压力。赫鲁晓夫同志，在波兰问题上，你们处理得不够好。波兰事件同匈牙利事件不同，在波兰事件上，你们表现了大国主义，给美国和西方国家以可乘之机……”
赫鲁晓夫见中国在帮助解决波匈事件中国际威望和地位显著提高，抱着狭隘的自私心理大生嫉妒之心，粗暴地拒绝了周恩来的善意批评。周恩来看到再谈下去无益，就在请示毛泽东后离苏访问阿富汗。锡兰、尼泊尔等国。
赫鲁晓夫鉴于在中国大力帮助下，东欧形势已经稳定，又开始攻击斯大林，还把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等人打成反党集团。
赫鲁晓夫知道毛泽东肯定有不同意见，接连派米高扬、伏罗希洛夫来华征求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态度慎重，不轻易表态，赫鲁晓夫又邀请毛泽东１９５７年１１月到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４０周年庆祝典礼。
在列宁山举行的群众集会上，毛泽东发表讲演盛赞十月革命的普遍意义，盛赞苏联人民的伟大成就。毛泽东气势磅磷的高亢演讲在莫斯科上空久久回荡，引来阵阵雷鸣般的掌声。赫鲁晓夫与毛泽东热烈拥抱，感谢毛泽东帮了他的大忙。
在与赫鲁晓夫的会谈中，毛泽东就斯大林问题与其激烈交锋。毛泽东采取欲擒故纵之策首先说：
“斯大林同志违反集体领导的原则，独断专行造成了严重后果，你们对斯大林滥用权力的指责是正确的，苏共二十大的决定表现了伟大和英明。”
接着，又分析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错误指导，说得赫鲁晓夫眉开眼笑。接着，毛泽东把话锋一转说：
“但是，我们对苏共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做法不同意。斯大林同志毕竟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对苏联、对世界革命的贡献远大于他所犯的错误。我们认为对斯大林同志应该三七开，三分错误，七分功绩，这才符合历史实际嘛，怎么能一笔抹煞呢？”
赫鲁晓夫以为毛泽东还要对他讲称赞之辞，没想到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一下子懵了，只听毛泽东以汹涌澎湃之势继续说：
“在苏共二十大上，你们采用秘密报告的形式，事先没有跟兄弟党打招呼，这就造成了国际共运的思想混乱，给帝国主义以可乘之机，所以发生了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
赫鲁晓夫犹如挨了一记闷棍，张口结舌慌忙辩解，毛泽东将大手一挥理正辞严驳斥说：
“你们说斯大林同志是暴君，是白痴，是刽子手，这怎么讲得通呢？怎么能够相信，３０年来你们不是生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而是生活在历史上最残酷的暴君统治之下呢？怎么能够设想，在几十年的英勇革命斗争中付出如此巨大代价的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人竟然是一个白痴呢？我们怎么能够设想，３０年来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竟然是个刽子手？”
赫鲁晓夫被驳得理屈词穷，便掉转活题大谈艾森豪威尔的“大规模报复战略”，认为苏联被美国作为核威胁的重点对象，太可怕了。
在１９５７年１１月举行的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代表会议上，毛泽东以磅礴的气势分析形势，盛赞伟大的十月垠命的普遍意义，以生动形象的语言驳斥赫鲁晓夫的谬论说：
“我们不应该害怕战争。我们不应该害怕原子弹和导弹，不管爆发什么样的战争——常规战争还是热核战争——我们都将取得胜利。至于中国，如果帝国主义对我们发动战争，我们也许会损失３亿多人。那又怎么样呢？打仗嘛！能不死人吗？可是我们也会生嘛！时间将会过去，我们会比从前生出更多的孩子。”
坐在毛泽东身旁的宋庆龄被这幽默的话逗得失声大笑起来，全场的人都笑了，不约而同地对毛泽东投去敬佩的目光。
赫鲁晓夫又生嫉妒之心，他认为“毛讲的活根本没有什么可笑的地方”，甚至认为这是“偎亵的说法”，是“挑逗性的话”，“毛应该考虑一下坐在他周围的人，说话应该检点一些。更为严重的是，他说话的内容令人深感不安”。
赫鲁晓夫不敢与毛泽东公开辩论，便把朱可夫推出来当枪使。于是，赫鲁晓夫指示苏联国防部长朱可夫发表一项声明，向艾森豪威尔发出警告：对任何胆敢进攻社会主义国家即苏联的盟国的侵略势力，苏联都将给予反击。
毛泽东明察秋毫，明确地向赫鲁晓夫提出批评说：“我认为朱可夫的那个声明是错误的。”
赫鲁晓夫认为他也讲过类似的话，矛头都是针对艾森豪威尔的“大规模报复战略”的，毛泽东不批他而批朱可夫是“毛耍弄外交手腕”，就气势汹汹反驳说：
“你这是什么意思？如果我们不采取朱可夫声明的立场，美国侵略势力就会一点一点地把我们消灭掉……这正是帝国主义者一心想干的事。他们想分而克之。关于这一点，杜勒斯已经讲了很多。再说，毛泽东同志，朱可夫的讲话不光是代表他个人的观点，也反映了苏联政府和苏共中央委员会的看法。我们认为没有别的选择，只能采取朱可夫讲的那个方针。”
毛泽东以宏亮的声音反驳说：“不见得，如果美国从西面进攻苏联，我看你们就不应该同他们交战，你们不应该反击——应该退却。”
赫鲁晓夫瞪大双眼问道：“什么叫‘退却’？”
毛泽东含笑把手中的香烟一点：“我指的是撤退，并且坚持１年，２年，甚至３年。”
赫鲁晓夫简直如听天方夜谭，语含讥笑口风说：“根据你的建议，我们究竟应该撤退到哪里去？我们又为什么要撤退？要知道，这样做就等于是自我失败呀！”
毛泽东看此人没有战略头脑，就以二战史为例解释道：“未必，请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吧。你们不是一路撤到斯大林格勒，然后动员力量进行反攻，并且一直推进到了柏林吗？如果你们退到乌拉尔，到那时，我们中国人就能参战了。”
毛泽东见赫鲁晓夫坚持己见，又转换话题问他：“万一美国人使用核武器，我们可不可以等一等再还击？”
赫鲁晓夫以匹夫之勇毫不犹豫回答：“不行，一秒钟也不能等，必须立即还击！”
毛泽东觉得这有点儿可笑：“你怎么能算得那样准，知道人家什么时候放原子弹？”
赫鲁晓夫硬着头皮相顶：“能知道。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遭受帝国主义进攻，我们都将迅速回击，这是我们中央委员会的集体决定。”
“这种说法不对”，毛泽东直率地提出批评，“每一个国家都是独立的，要看人家请你没有。谁的决定也不对！”
赫鲁晓夫粗鲁地大叫：“我不同意，不同意！”
毛泽东见赫鲁晓夫一触即跳，”不可理喻，便找一些赫鲁晓夫感兴趣的话说，强调社会主义阵营要以苏联为头领，赫鲁晓夫才有了笑容。毛泽东从中苏共同对付美帝国主义的大局出发，主动提出可以照顾苏共二十大的观点，中国只要求搞份保留意见的备忘录，使会议顺利地通过了《莫斯科宣言》。
在接着举行的６４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毛泽东豪情满怀地发表大灭艾森豪威尔和西方世界威风的著名讲话：
“我认为现在国际形势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世界上现在有两股风：东风，西风。中国有句成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我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
在热烈的鼓掌声中，毛泽东大讲美国实际上是只纸老虎，提出１５年苏联赶上美国、中国赶上英国的口号。他用极其生动的比喻，来说明社会主义阵营要以苏联为首，但苏联必须听取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见。他说：
“赫鲁晓夫这朵花比我毛泽东好看。中国有句古话，叫作红花虽好，也得绿叶扶持。我看赫鲁晓夫是需要绿叶扶持的。”
毛泽东为反对美帝国主义这个共同敌人，还苦口婆心地做哥穆尔卡等人的工作。劝他们以大局为重，原谅赫鲁晓夫搞大国霸权主义的错误。为此，他把宋代女画家管道升的《我依词》，抄送给哥穆尔卡等人。这首词云：
两个泥菩萨，一起打碎罗。
用水一调和，再来做两个。
我身上有你，你身上有我。
毛泽东呼吁全世界共产党人加强团结的意愿，被各国共产党人愉快接受。为从理论上指导各国人民更好地进行反帝斗争，毛泽东又用辩证唯物支义观点讲述美帝国主义是个纸老虎问题：
“美帝国主义没有倒，还有原子弹，我看也是要倒的，也是纸老虎……为了同敌人做斗争，我们在一个长时间内形成了一个概念，就是说，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一切敌人。”
神奇的辩证法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使莫斯科会议取得了巨大成功，这正是：
纸老虎论放光明，莫斯科会得恢宏。
一身是胆进波匈，化解叛乱赞周公。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