遁身山城 基辛格幸会周恩来
大势所趋 新中国重返联合国
话说随着国际风云变幻，中美苏三国关系也发生了难以想象的变化，不能不令毛泽东感慨万千。
毛泽东 １９４４ 年在延安第一次接见包瑞德为首的美国“迪克斯”使团成员，是他一生首次接见美国官员。
那时候，毛泽东既看到了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曙光，又对美国寄予希望，希望美国停止对国民党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于是又在延安接待了罗斯福总统的私人特使赫尔利，共同制定并签署了名为《五点方案》的国共联合计划，但却为蒋介石破坏。
日本投降后，赫尔利又到延安邀请毛泽东到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好不容易达成的双十协定，又被蒋介石破坏，其后美国帮助蒋介石打内战，才使中国共产党同美国的关系恶化，毛泽东挥笔写下《别了，斯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等千古名文，对美国的侵华政策冷嘲热讽，猛烈抨击。
新中国成立不久就爆发了朝鲜战争，使中美关系一直处于僵持状态。５０年代末、６０年代初，中苏关系紧张后，从对苏战略出发，中国和美国的对外政策都在发生微妙的变化，毛泽东也巧妙地发出中美关系似可解冻的信息：
１９５９年３月的一天早晨，毛泽东在美丽的武汉东湖之滨石屋别墅，迎着东升的旭日，接待了美国著名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和黑人朋友杜波伊斯夫妇。
当时，毛泽东６６岁，斯特朗７３岁，杜波伊斯９１岁，毛泽东对杜波伊斯年老而健壮的体魄大发感慨说：
“按您的年龄，可算是我的父辈了，但即使是我，也感到上年纪了。不过，我依然很有精力和体力，我每年仍然可以畅游长江。我还游过珠江和黄河，我还想游黑龙江呢！”
安娜路易斯提醒毛泽东注意当时中苏关系恶化，要小心从事：“您要是真去游黑龙江，就能游过江到达俄国了。”
斯特朗哪里知道，毛泽东并不是真要去游黑龙江，而是要通过长江、黄河、黑龙江、密西西比河，把中苏美三国联在一起：
“啊，您说得真不错，要是你们三个同意，我倒愿意去密西西比河游泳。不过，也许另有三个人反对——艾森豪威尔、尼克松和杜勒斯。”
杜波伊斯见毛泽东向自己投来询问的一瞥，便根据自己对美国政情的了解，带着严肃的神情回答说：
“相反，他们可能乐意您去密西西比河游泳，特别是顺流而下，到特别宽广的水域中去。”
毛泽东欣然问道：“真的？那么，只要他们三个同意，过几天我就作为一名旅游者动身。”
斯特朗想到苏联外贸部长米高扬最近的美国之行，便问她的老朋友说：“就像米高扬访美一样吗？”
毛泽东手举香烟在空中一摇争辩说：“哦，不是。米高扬谈的是政治，我不要谈任何政治，我就是到密西西比河游泳。然后，如果艾森豪威尔允许，我将看他打高尔夫球，也许还要去医院拜访杜勒斯先生。”
这使三个美国客人略吃一惊，社波伊斯按他的理解大发宏论：“那一定会给杜勒斯突然一击。”
毛泽东微微一笑，香甜地抽口香烟，慢慢地边吐烟圈边纠正说：
“这不是我的本来愿望。我十分关心杜勒斯先生的健康，我希望他能康复，继续担任国务卿。他干那项工作，对我们很有利，对美国人民和全世界劳动人民都有利。”
三个美国客人对此都大惑不解：“真的吗？”
毛泽东换枝香烟，划火柴重新点燃，格外认真地做解谜式的回答：
“确实如此，我常这么说：杜勒斯之所以有用，是因为他坚持自己的原则，他顽固地反对共产主义、反苏、反华。为了这个目的，他镇压人民运动，向全世界派出军队，到处建立军事基地。所有这些，对整个世界都是有用的，我希望他不要改变这个政策。”
毛泽东知道这些道理一时还难以让人们都透彻地理解，便有意地询问在座的最年长者：“您相信这点吗？”
经历９１年人生沧桑的杜波伊斯为杜勒斯辩解说：“这要看究竟有多少明智的人，能够懂得杜勒斯的所作所为了。十分明智的人对他迷惑不解，因而变得很不礼貌。我对冷战感到恐惧，我不愿这种形势持续太久。”
毛泽东摇摇头：“我不同意，这一时期不是太长，而是太短了。”
杜波伊斯固执地坚持己见反驳说：“你经受过这一时期的危害，但不像我经受得那么长久。”
毛泽东庆幸找到了辩论的对象，又滔滔不绝他讲起他对未来１０年中美关系的展望：
“我希望杜勒斯再继续担任１０年的国务卿，我们十分希望１０年以内，我们不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也不搞贸易。这将对我们有利。至于侵占台湾，杜勒斯乐意继续多久就继续多久吧！反正美国最终不得不撤离台湾。不过，我们倒乐意让他们在那里多呆些日子，当我们人民的反面教员嘛！一旦他们撤离，对我们反而较为不利了。对我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来说，还有什么更好的教员呢？”
毛泽东又从台湾问题谈到中东问题，以嘲弄的语调加强语气道：
“中东事件也很有教育意义，我曾希望美国留在黎巴嫩至少半年。现在看来，留一年两年会更好些，他们干嘛要那么快撤军呢？”
杜波伊斯的夫人雪莉格雷厄姆推测说：“也许，他们中的一些人遭到了重创。”
毛泽东认为格雷厄姆讲到了点子上，豪情满怀幽默他说：“即使我们要求他们，他们也不会再呆下去了。”
其后，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确实按照毛泽东揭示的历史辩证法。发生了异乎寻常的变化，其速度大大超出了毛泽东的预料。
中美两国从对苏战略出发，各自关切地注视着对方。毛泽东、周恩来敏感地发现尼克松上台后，不断发出谋求中美接近的信息：
１９６７年１０月，尼克松在美国《外交季刊》上发表文章，第一次提出了同中国接近的主张；１９６９年１月２０日，尼克松在就职演说中，间接地提到中美建立关系问题； １９７０年１０月１日，尼克松向美国《时代》杂志记者发表谈话，第一次公开表示愿意访华；又不断通过巴基斯坦、罗马尼亚向北京发送信息，还逐步采取放松对华贸易及旅行的限制； １９７１年春，特意提出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毛泽东、周恩来堪称当今世界最善于观察形势、把握时机的外交大师，他们决心以小小“银球”击碎大洋彼岸的冰川，结束中美长达２５年之久的冷战局面，从而改变世界政治格局，给向中国施加强大威胁的勃列日涅夫以当头一棍，美国记者沃尔特拉弗贝以最钦佩的笔调对中国大加称赞：
“中国是善于掌握世界风云变幻的。毛泽东的政府申明要继续鼓励第三世界的革命运动，但在１９７１年春，中国人却戏剧性地邀请一个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这是１９４９年以来第一批美国人访问这个国家。发出邀请的时机恰好说明了北京的意图所在，原来这时俄国人正准备召开世界共产党代表大会，想纠集一些力量搞反华。毛泽东这样做是在利用美国对付苏联人。由于这时尼克松一方面已经着手从越南撤军，一方面同中国也逐渐开展了一些贸易关系，所以毛泽东认为俄国是中国的头号敌人，不是美国。苏联人已经沿中苏边境集结了将近１００万军队。 １９６９年，苏联军队还同中国军队进行了几次大的交火。”
基辛格劝尼克松赶快批准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尼克松微微一笑，意味深长他说，“有趣的是，今日世界上最大的国际冲突不是在美国同苏联之间，而是在苏联和共产党中国之间！”
尼克松敏感地预见到中国与美国的乒乓外交将使中美苏三角关系发生令人感兴趣的变化，基辛格庆幸找到了尼克松这个志同道合的“首长”。基辛格神采飞扬地大发宏论：
“要使三角外交有效，那就要靠参加角逐的人本来的动机和倾向去发挥作用。这种外交必须避免给人一种印象，就是说你正在‘利用’竞争的一方去反对另一方；否则的话，你就有遭到报复或讹诈的危险。美国要同中苏双方都保持密切的关系，要比它们彼此间的关系更密切些。只有这样，中苏之间互相敌视的关系才能有效地为美国的目的服务，其余的事就只有让事件本身产生的力量去决定了。”
尼克松对此欣然赞同，他指示基辛格和白宫新闻发布官齐格勒对中苏采取截然不同的态度，必须让中国人心领神会。
于是，基辛格１９７１年４月１３日以总统特别安全事务助理身份接见苏联驻美临时代办尤里伏龙索夫，把美国决定与中国开展贸易关系的决定通知他，极力装出同情的口吻说：
“真是对不起，好像命中注定要阁下接受不愉快的消息似的，这并不反映美国有什么反苏意图，提前通知贵国就说明了这一点。”
伏龙索夫不是好愚弄的，他完全明白这是外交上惯用的抚慰对方的手段，正要揭穿基辛格的花招，基辛格却手腕高超，说齐格勒马上要举行重要新闻发布会。伏龙索夫无心恋栈，急急忙忙赶往记者招待会，只见齐格勒正讲此事。更使苏联外交官气歪了鼻子的是，齐格勒又说他同意周恩来的如下远见卓识：
“毫无疑义，尼克松总统所采取的主动行动，已打开了美国和中国关系上新的一页。”
４月２７日下午，巴基斯坦驻美大使希拉利紧急要求会见基辛格，宣称他的消息不能等，基辛格急忙扔下手头工作接见希拉利，接过他转来的周恩来的书信看下去：
“中国政府重申它愿意在北京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的一位特使（例如基辛格博士）或者是美国国务卿，或者甚至是总统本人，以便直接进行会晤和讨论。”
这时，没有参预此事的国务卿罗杰斯却大放厥词，宣称美国认为台湾和澎湖列岛的主权是“一个未解决的问题，将来要在国际上求得解决”；又说斯诺报道的毛泽东邀请尼克松访华的消息是“随随便便提出的”，“不是当真的邀请”，诬称中国的外交政策在许多方面都是“扩张主义的”，使问题又复杂化了。
罗杰斯的话对尼克松、基辛格犹如晴天霹雳，他们担心中国把罗杰斯的话当作对其所发信息的答复，尼克松急忙亲自出面发表纠正罗杰斯讲话的声明，希望北京听来比莫斯科更有意义：
“我希望，事实上是预期在某个时间，以某种身份访问中国大陆，以什么身份出访，我还拿不定主意。”
对此，中国果然发出严厉警告，声称罗杰斯的谬论是以中国为敌的行动。勃列日涅夫则幸灾乐祸，授意苏联电视台评论员评称：“压力对苏联不起作用，与苏为敌是注定要失败的。”为消除误解，基辛格５月９日请希拉利给中国送去一封信，希望中国同意基辛格访华。５月２０日，美苏在限制战略武器的谈判中取得了程序问题上的突破，基辛格急忙把预发副本转交中国，向中国保证“不会缔结把矛头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任何协定”，基辛格访华时将讨论与此有关的问题。
等了两个星期，尼克松不见中国发回信息，有点儿沉不住气了，不断催问基辛格是否发生了意外。
１９７１年６月２日，基辛格上气不接下气跑进总统椭圆形办公室，边跑边喊：“来了，来了，周恩来的信来了！”
原来，希拉利来转交周恩来的复信。周恩来的信被基辛格一字不落地记在脑海中：
周恩来总理认真研究了尼克松总统１９７１年４月２９日、５月１７日和５月２２日的口信，并且十分愉快地向毛泽东主席报告尼克松总统准备接受他的建议访问北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进行直接会谈。毛泽东主席表示，欢迎尼克松总统来访，并且期待着届时同总统阁下进行直接谈话，其中各方可自由提出自己关心的主要问题……
基辛格飞跑去见尼克松，来到白宫正厅，得知尼克松正在宴请尼加拉瓜总统索摩查，便请随从武官悄悄把尼克松叫了出来。基辛格对尼克松小声做了汇报，尼克松大喜过望，把基辛格领到林肯厅，自己动手倒了两杯白兰地，兴高采烈地致祝酒词说：“亨利，我们现在喝这杯酒不是为了祝贺我们个人或我们的成功，也不是为了祝贺使我们能够收到这封信并享受今晚难忘时刻的我们这届政府的政策。让我们为今后的几代干杯，他们可能会由于我们现在所做的事而有更好的机会过和平的生活。”
苏联依靠灵敏的情报系统掌握了中美接近的动向，作为中美苏三角关系的另一边也紧张活动起来。
苏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到戴维营找到基辛格，两人各怀心腹事漫谈三角关系。多勃雷宁装作心平气和他说：
“亨利，我们并不反对美国逐步地改善与中国的关系，甚至可以告诉你，苏联是怎样估计中国各个领导人的，但应首先考虑美苏最高级会谈问题。”
基辛格看出俄国人在跟他玩捉迷藏的游戏，就采取进攻态势以摸虚实：“我们已经探索了１４个月的时间，看来确定美苏最高级会谈日期的时间已经到来，美国希望尽早召开。”
多勃雷宁一下露了馅，找出种种借口向后拖延。
基辛格手推眼镜得意地笑了，事实上，美国才不忙于召开美苏最高级会谈呢，看来俄国人无意中又为美国解决了难题。
６月２８日，尚被蒙在鼓里的美国务卿罗杰斯告诉基辛格一条消息：“亨利，《纽约时报》说你可能出任美国首任驻华大使。”
基辛格为在对华政策上“侵犯”了国务卿的职权略显内疚，特意开玩笑说：“也许是国务院故意泄露机密，以便把我弄到远离华盛顿的地方，愈远愈好。”
罗杰斯也拿基辛格逗趣说：“如果你真愿摆脱在华盛顿的种种烦琐事务，不被多勃雷宁追得团团转，到北京去倒是个好差事。”
基辛格不肯道破瞒着罗杰斯访华的天机，表示同意说：“我喜欢吃中国菜。”
在进行周密准备之后，基辛格从１９７１年７月１日开始了解情况的东南亚之行，沿途尽量缩小影响，到７月８日抵达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时，只剩下３名记者跟随，正好演出“遁身剧”。
在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为他举行的盛大宴会上，基辛格正要装病，肚子突然真的痛了起来，暗想这也许是我说假话太多而遭上帝的惩罚吧，因而更逼真地大叫“肚子痛”，叶海亚便按事先的
策划，宣布让基辛格到纳蒂亚加利山庄休息。
美驻巴大使法兰蒂带一大长串车队奔向山庄，基辛格却悄悄来到伊斯兰堡机场，登上周恩来派来的专机，越过喜马拉雅山，飞越长江、黄河，于 ７月９日到达北京南苑军用机场，叶剑英元帅陪他住进钓鱼台国宾馆。
丰盛的午餐后稍事休歇，叶剑英兴冲冲前来相告，周总理要来看望美国贵宾。
基辛格对周恩来心仪已久，听说当今世界首屈一指的大外交家竟这么快前来探望，简直有点儿受宠若惊，一跃而起带手下人出来欢迎。
见周恩来敏捷地跳下轿车，基辛格快步上前，大老远把手伸了出去，可能是太紧张了，看来动作有些僵硬。
周恩来善解美国客人初次踏上中国国土后的紧张心理，滞洒而庄重地与客人用力握手，道出警世之辞：
“这是中美两国高级官员，二十几年第一次握手！”
两位世界一流外交家的第一天会谈只是一般性交谈，第二大就短兵相接了，基辛格毕竟有点儿紧张，拿起一厚本文件读了起来，连自己也觉得枯燥乏味，只见周恩来一扬手微笑着建议说：
“交谈嘛，何必照着本子念呢！”
基辛格笑着辩解说：“我在哈佛大学教了那么多年书，还从未曾用过讲稿，最多拟个提纲，可这次不同，对周恩来总理，我念稿子都跟不上；不念稿子，就更跟不上你了！”
周恩来单刀直入提出关键问题：台湾是中国的组成部分；苏联人的贪婪对全世界是一个威胁；中美有着巨大分岐；尼克松总统访华意义重大……两人围绕台湾问题展开激烈争论。
基辛格一下子被周恩来吸引住了，他认为这位世界级外交大师“头脑非常清醒”，具有“非凡的预见能力”，觉得周恩来、戴高乐、毛泽东是对他最有吸引力的人，尤其对周恩来的印象更刻骨铭心：
“周恩来面容瘦削，颇带憔悴，但神采奕奕，双目炯炯。他的目光既坚毅又安详，既谨慎又满怀信心。他身穿一套剪裁精致的灰色毛式服装，显得简单朴素，却甚为优美。他举止娴雅庄重，他使举座注目的不是魁伟的身躯（像毛泽东、戴高乐那样），而是那外驰内张的神情、钢铁般的自制力，就像是一根绞紧了的弹簧一样。他似乎令人觉得轻松自如，但如小心观察就知并不尽然。那轻快的微笑在没有翻译的情况下，也能准确无误地理解英语的含义。他相当机敏，从他的脸上可以明显地看出，经过半个世纪的磨练，使他更加镇定自如，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当晚，周恩来到中南海向毛泽东汇报会谈情况，讲到美国还想在台湾保留点儿军队，毛泽东口吐烟圈，以独特的比喻说：
“猴子变人还没变过来，还留着尾巴，台湾问题也留着尾巴。它已不是猴子，是猿，尾巴不长！” 基辛格也是世界一流外交家，他对７０年代初的美中苏三角关系有深入而独特的研究，认为当时美国享有左右逢源的有利地位，是７０年代初特殊国际关系的最大受益者。要使美国的左右逢源地位保持下去，就要对三国中力量最弱、最容易遭受打击、也最难发挥力量和影响的中国助一臂之力，尤其是对面临苏联百万大军威胁的中国，表明中美共同对付苏联的态度，是他此次访华取得成功的关键，于是便根据事前与尼克松商定的中美联合抗苏的计谋适时表态说：
“请你们放心，美国要同中国来往，决不会对中国进攻。美国同自己的盟国决不会和对手联合起来对付中国。中国对付美国的军队可以向北开，摆在别的地方。”
果然，毛泽东听了汇报极感兴趣说：“他们要我们把军队往北开啊！过去我们是北伐，后来是南伐，现在是北来北伐，南来南伐！”
是共同的战略需要，使毛泽东对基辛格访华公报做出决断：“尼克松来访，谁也不主动，双方都主动。公告中也不写我要见他的话，要学诸葛亮留一手。”
基辛格、周恩来、毛泽东以非凡的智慧和胆识做出邀请尼克松访华的决定，基辛格离华前颇有风度他说：
“我带着希望而来，带着友谊而去。访问成果超过了我原来的期望，圆满地完成了我们的秘密使命。”
基辛格逸兴遗飞，得意洋洋向尼克松报告：
“我们已经为您本人和毛泽东共同翻开历史的新的一页奠定了基础……我们已经开了头的这个进程将在全世界产生巨大的冲击波。我们不应对这一前景抱幻想，中美一旦关系恶化，就有可能成为难以和解的敌人。”
７月１５日，中美同时宣布了尼克松应邀访华的消息，勃列日涅夫很不高兴，授意《真理报》７月２４日发表充满哀怨而又无可奈何的文章：
“不言而喻，利用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接触，来向苏联和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施加某种压力的任何企图，都是脱离现实的。”
勃列日涅夫为抵制尼克松访华的影响，指示多勃雷宁去见基辛格，劝尼克松访问北京之前先访问莫斯科。基辛格基于首先打开中美关系的设想，毫不迟疑地回答：尼克松要访苏，但排在访华之后。
勃列日涅夫对此恨得咬牙切齿，决定尽快派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波德戈尔内访问印度，签订苏印条约肢解巴基斯坦，以此对美国和中国进行报复。
中美冲破苏联的干扰，加快了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
１９７１年１０月２０日，基辛格第二次访华做尼克松来北京的准备工作。他兴致勃勃地到处兜风，却看到有些地方写有反对美帝侵略的标语，还发现宾馆客房摆放着印有“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英文电讯稿，引起一场虚惊，洛德生气地嚷道：
“中国人怎么搞的！既然欢迎我们访华，为什么还搞这些不友好的行为！”
洛德要向中国官员提出抗议，却被基辛格喊住，吩咐他把所有英文电讯稿收集起来，作为以前丢在这里的东西交给中方。此事很快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批评，做了补救工作。
双方在讨论公报草案时意见尖锐对立。基辛格认为中国方案“用词尖锐”、“都是以最不妥协的词句提出来的”，美方难以接受。
周恩来循循善诱劝说道：“公开摆明分歧，就是解决问题的开始，也是通向未来的第一步。博士，你说是吗？”
周恩来适时提议休息。基辛格在百花争艳的花园散步，抬头仰望深远的天空，终于想通了周恩来的意见，欣喜他说：
“公开地摆明分歧，难道不会使双方的盟国和朋友感到放心吗？这说明他们的利益得到了保护，还会使各方面的人确信公报是真实的。”
在双方争论最大的台湾问题上，基辛格也挖空心思，想出了模棱两可的提法：
“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对这一立场不持异议。”
１０月２６日凌晨，双方完成了公报草案，加之周恩来得到联合国已通过恢复中国代表权提案的消息，心情格外愉快。周恩来迈着轻盈的脚步把基辛格送到钓鱼台国宾馆六号楼门口，兴致勃勃地操英语说：“博士，欢迎你快些回来，共享会谈的愉悦……”
本来，周恩来想把中国童返联合国的消息告诉基辛格，但怕美国客人下不来台，欲言又止，只悄悄将此消息告诉了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就同基辛格握手道别。在送基辛格前往机场的路上，乔冠华抑制不住心头的喜悦，想跟基辛格开个无伤大雅的玩笑，就满面春风地对基辛格说：
“据估计，现在这个时候，联合国大会正在对恢复中国席位进行表决。博士，你看今年这届联大能恢复我国的席位吗？”
基辛格还被蒙在鼓里，对他与罗杰斯制订的拖延中国重返联合国的方案深信不疑，就极有把握地回答：“不行，你们今年还进不了联合国。”
乔冠华乐得合不拢嘴，故意跟这个新朋友开玩笑：“你估计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进联合国？”
基辛格认真思索一番，得出美国人最最乐观的推测：“估计明年吧，等尼克松总统一访华，你们就能进入联合国了。”
乔冠华仰头大笑：“我看不见得吧！”
基辛格一行心满意足地离开北京，正津津有味地欣赏华夏大好河山，突然闻听“啊呀呀，不好！”众人忙看，原来基辛格手里拿着一份电报呆若木鸡，助手们凑过去一看，都大惊失色：联大刚才已以７６票对３６票通过接纳中国并驱逐台湾的决议。
基辛格回想刚才周恩来、乔冠华的寓意深长的谈吐风度，由衷赞叹：“周恩来此人可交，用心良苦啊！”
洛德等人感到后怕，倒抽一口凉气，感慨万千说：“要是换了赫鲁晓夫，我们就难逃一场讽刺挖苦了！”这正是：
与人为善有良朋，乘人之危小人行。
得让人处且让人，五洲四海颂周公。
原来，尼克松大国霸权主义积习难改， １９７１年还不想让中国重返联合国，就利用苏联表面赞成、实则漠然处之的机会，指示驻联合国代表乔治布什，伙同日本代表中川融、台湾代表周书楷泡制种种“两个中国”的方案，又拼命在联合国内外拉票，手段真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为了得到某国的选票，除以提供经济援助利诱外，还常常在餐厅门口“探寻等候”。有的国家代表躲到厕所里，台湾代表甚至跟着人家进入厕所，摇尾乞怜。
怎奈时势变幻无穷，连尼克松自己都宣布要“屈驾”访问中国了，却要别人卖力反华，世上哪有如此荒谬的逻辑？
因此，在１９７１年１０月２６日，联合国大会终于通过了接受中国、驱逐台湾的决议。顿时，会场上一片欢腾，各国代表像遇上重大节日，热烈欢呼，鼓掌，拥抱！刹时间，歌声、欢呼声、掌声汇成一股汹涌澎湃的交响乐，回荡在金黄色圆屋顶的联合国大厅内，也响彻五洲四海。
西方记者有意出苏联代表马立克的洋相，围拢他询问对此表决的感想。马立克极不情愿地摆出“理直气壮”的样子说：“苏联从来都投票赞成中国加入联合国！”
西方记者看马立克那言不由衷、无可奈何、有苦说不出的狼狈相，完全丢失了往日霸权主义的蛮横嘴脸，便你一言我一语地嘲笑苏联，马立克理屈词穷，目瞪口呆。
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布什气得骂第三世界人太猖狂，却被西方记者逮个正着，幸灾乐祸地问他：“请问美国代表先生，此时此地，有什么感想？”
布什毕竟胸有韬略，收起刚才的懊丧漫骂，寻词择句为自己的尴尬处境解脱称：
“任何人都不能回避这样一个事实——刚刚投票的结果，实际上确实代表着大多数联合国会员国的看法。真遗憾，有些答应支持美国提案的代表没有出席会议，有些做出承诺的代表弃权了，我无力回天！”
西方记者仍不肯轻易放过布什，问此举对美国是福还是祸？布什不愧是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他抛开个人不愉快情绪而谈美中关系的大局说：
“这是联合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反西方集团（包括共产党国家）在美国威信处于危险状态时，第一次击败美国。不论我个人对驱逐台湾的感受如何，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建立和北京的外交接触，显而易见是高瞻远瞩和明智的。”
有人说这是尼克松和基辛格顺手推舟、因利乘便设计的一个外交骗局，完全是做样子给西方和台湾的蒋介石等“老朋友”看的，竭力装出努力防止台湾给赶出联合国的样子，以装点门面，而布什当时还被蒙在鼓里，卖劲地鼓吹“一中一台”的提案，使外界看起来好像美国是很真诚地维护蒋介石的席位似的，作为其有力证据之一，是基辛格第二次访华时曾私下向周恩来透露的真情：
“虽然美国将支持保留台湾在联大的会员国资格的提案，但如果这一议案通不过，尼克松总统根本不会在乎。”
当时，白宫官员一个个垂头丧气，基辛格则胸有成竹开导说：“这也是迟早要发生的事，不必介意。试想，中国进了联合国，我们与中国的关系不就更好搞了吗？”
这件事发展速度过快，倒把中国闹了个措手不及。中国人没料到这件好事会来得这么快，准备不太充分，因而当周恩来召集各部代表研究应急措施时，多数人主张今年不登联合国这个“资产阶级反动派的讲坛”。
毛泽东对此事的见识又高一筹，他力排众议，当即做出明确决断：“要去！为什么不去？马上就组团去！这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不去就脱离群众了！”
毛泽东意犹未尽，又做出更进一步决策：“派一个代表团去联大，让‘乔老爷’做团长！”
毛泽东、周恩来亲自制订了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的指导方针，那就是：
“把平等协商的精神带到联合国去；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为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讲话，为广大中小国家的人民讲话，特别为印度支那、朝鲜、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人民讲话；在联合国的各项活动中切实体现中国对国际事务的原则立场；在对外活动中做到谦虚谨慎，不卑不亢，平等待人，不轻然诺。”
１１月８日晚，毛洋东把周恩来和代表团主要成员接到中南海，他身穿毛巾睡衣站在书房门口同众人一一握手。毛泽东这天兴致盎然，手拿小雪茄，慢悠悠抽着，纵谈世界风云。他以《三国演义》中的“柴桑口卧龙吊孝”来比喻中国代表团在特殊情况下出席联合国大会，豪情满怀提出中国代表团应有汉朝外交家班超出使西域时“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勇气。他毫无倦意，谈笑风生说：
“我国今年有两大胜利，一个是林彪倒台，一个就是恢复联合国席位。到联合国，要发扬阿庆嫂的方针，见机行事，不要怕说错话，当然要搞调查研究，但不能什么都调查好再说。”
中国代表团到达纽约轰动美国：联合国总部官员、各国驻联合国代表、旅美华侨、美国友好人士和４００名记者把中国代表团围了个水泄不通。在热情的欢呼声中，乔冠华团长将大长头发一甩，风度翩翩发表讲话说：
“美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有着深厚的友谊，我们愿借此机会，向纽约市各界人民和美国人民表示良好的祝愿。”
这话讲到了美国人民的心坎上，在美国和联合国引起巨大反响，美国报刊以突出地位加以报道，各电视台纷纷播放录像，而且反复播放，突出刊登那几句最打动人心的话。
中国代表团到联合国总部时，更是人山人海，盛况空前，都说这是联合国历史上罕见的场面。
美国驻联合国代表乔治布什对如何与乔冠华见面颇费了一番心思，终于找到了“既自然又热情的方式”：
１１月１５日，布什早早来到乔冠华出席联合国大会必须经过的会议大厅外走廊，以打电话为借口久候多时。当美国礼宾官小声报告乔冠华走过来时，忙由礼宾官介绍，走上前与乔冠华握手致意，几个美国记者赶忙过来拍下这意味深长的镜头，在全世界广为传播。
然而美苏两国都竭力想把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的影响，缩小到最低限度，布什和马立克都主张仅在程序上由联大主席宣布议程并致简短欢迎词，然后请几个区域性代表做限制时间的发言完事。
广大中小国家不买两个超级大国的账，他们向联合国秘书处抗争，指出没有任何理由限制小国发言，终于取得限制与反限制斗争的胜利，允许他们尽情倾诉对代表中小国家利益的中国的衷心欢迎。
当中国代表团昂首阔步进入会场时，爆满的大厅立刻响起春雷般的掌声。这掌声寄托着各国对中国的无限期望，宣告两个超级大国欲限制中国影响的图谋破产。
本届联大主席、印尼代表马利克热情洋溢致词说：“今天上午，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第一次在联合国大会就座。作为大会主席，我很高兴地欢迎这个代表团。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开始参加世界这个主要的政府间组织的工作。毫无疑问，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工作，联合国的工作成效将得到加强。”
其后，一国代表接一国代表如洪水泄坝般冲破两个超级大国的阻挠，发言倾吐对中国的欢迎之情，最有代表性的是智利驻联合国代表温贝托迪亚斯卡萨努埃瓦，他激动他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中国人民唯一真正代表的资格恢复了她在联合国的一切权利，这是联合国前途吉祥的预兆，是全世界各国人民的胜利。”
为表达对中国人民伟大领袖毛泽东的崇高敬意，智利代表满怀激情地用不太熟练的汉语，朗诵了毛泽东的光辉词章《减字木兰辞广昌路上》：
漫天皆白，雪里行军情更迫。
头上高山，风卷红旗过大关。
此行何去？
赣江风雪迷漫处。
命令昨颁，十万工农下吉安。
智利朋友以此气派雄伟的诗章热情地赞扬今天的新中国和当年进行艰苦卓绝长征的工农红军一样，都是举世无双的进步力量的胜利，标志着过去旧的政治的结束，表明一个新的现实主义和充满希望的时代的开始，受到与会各国代表的热烈欢迎。
美国代表乔治布什坐不住了，他为怎样讲才得体而苦苦思索，终于想出符合当前美中关系现状和有意讨好中国人的“绝妙好词”，就抖擞精神，以东道国身份发言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来到这里以后，联合国将更能反映世界当前的现实情况。美国人民同中国人民有着长期的友好联系，美国相信，只要重新献身于宪章的原则，我们就能走向世界和平与正义。”
苏联代表马立克见布什与中国代表拉关系，也主动过来与乔冠华热情握手，特意摆好姿势让记者拍照，又发表言不由衷的长篇讲话。
阿尔巴尼亚常驻联合国代表萨米巴霍利看不惯苏联人的两面派作风，走上讲台揭露苏联和美国阻挠恢复中国代表权的真面目说：
“世界上所有进步人民都凝视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因为她是各国人民自由和独立事业的最强大的保卫者，是各国人民主权的保卫者。伟大的人民中国在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她已成为社会主义与和平的坚强不屈的堡垒，成为美帝国主义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霸权计划的不可逾越的障碍。”
巴霍利越讲越激动，苏联代表马立克气得脸红脖子粗，呼哧呼哧直喘粗气，却又无可奈何。
５７国代表发表完欢迎词后，乔冠华在经久不息的掌声和欢呼声中，登上联合国大会讲坛。
乔冠华独特的外交家风度立刻引起全场人员的强烈关注，敏感地发现这个中国著名外交家颀长而瘦削，严肃中透着浩然正气，深沉的目光，雍容儒雅的学者风度，无不令人肃然起敬。
乔冠华极有风度地向支持中国的朋友表示衷心感谢，发表中国对重大国际问题的独特见解，有力地抨击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行径，成为联合国的最强音。他一反中国过去的屈辱外交作风，表现出挥洒自如的泱泱大国风度，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在世界讲坛的威信，使中美苏三角关系又发生了复杂的变化。这正是：
自古外交多波澜，今年联大出奇观。
中国重返联合国，欢迎盛况史无前。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