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过总的指导思想后，又分段介绍了《决议》的内容。最后是由他们在听完以后提出一些问题，我逐一作回答。这些内容整理成两篇文章：《中央起草历史问题决议的指导思想》、《问题和回答(六则)》，已编入《邓力群文集》第一卷。这些讲演不是照本宣科，是根据大家提出的问题，以自己的理解，使用自己的语言和说法来讲，来进行回答的。这两篇东西同介绍邓、陈指导起草历史决议的那个材料比，更能体现我的认识，是我的作品吧。前面那个材料是传达性的，作为研究历史有参考价值。这两篇东西是讲我自己的理解，用自己的语言表述出来。从中也可以看出，《历史决议》发表以后，干部中间有些什么疑问。
从河北回来以后，我形成了一个想法，同耀邦同志谈了。我说：在干部里面，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搞非毛化，这种看法影响很大，要用事实来回答这个问题。河北和石家庄的经验表明，把邓小平的历次讲话、论述、包括答记者问，原原本本地给干部摆出来，这样最解决问题。胡耀邦同意我的看法。于是，着手做了几件事。
第一，总政把我引证的邓小平讲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问题的十多次讲话，都整理出来，经我看过后，印发军队，作为学习《决议》的一个重要的参考文件。
第二，由乔木同志负责，着手编辑《邓小平文选》。这件事情也是我从河北回来后首先提出的。报告了小平同志，得到同意后就开始工作。后来，编选工作交给了文献研究室，选文、编目、修订多次，并经过他本人审阅。
第三，我们书记处研究室主编了一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件选编》，经文献研究室核对以后印了出来。编这几本书，在那一段时期里，对党的思想建设起了很好的作用。
一九八一年的两件大事和日常工作
二 起草《政府工作报告》
第二件大事，是为赵紫阳起草《政府工作报告》。
1980年2月，中央全会增选赵紫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8月，在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上，赵替代华国锋当总理，赵便调到北京。1980年人民代表大会上关于1980、1981年两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的报告是姚依林做的，赵没有做。到了1981年，赵当总理已一年了：需向人代会亮相了，这次会上要由他出面做政府工作报告了。这个报告，由我负责组织人起草。
1 胡乔木对精神文明建设部分作了修改
我们采取了流水作业的方法。第一轮，由国务院研究室袁木、计委研究室王忍之组织几个人搞出一个稿子，把上届人大以来，主要是赵紫阳当总理以后讲过的一些意见，陈云讲过的意见(这一年多里面中央主要是陈云讲得多，邓讲得不多，先念也讲得不多)，还有国家计委在编制和执行国家计划中问遇到的问题、酝酿的意见，综合起来写一个稿子。写好一部分就送给我，我就组织马洪和梅行及研究室其他几个人，请他们搞第二遍。我们第二遍搞完了，又交给林涧青搞第三遍。第三遍回来，我又同梅行、马洪和王忍之从头到尾改一遍，然后再交给林涧青在文字上整理一遍。前后用了大约一个月时间，把稿子搞出来了。然后交给那时在杭州的乔木再看一遍，做些修改。乔木对有关经济的部分基本没改，他主要是对精神文明的部分做了修改和调整。他把精神文明建设分成两大部分：一部分为文化建设，包括教育、科学、文化、艺术、卫生、体育事业的发展规模和发展水平；一部分为思想建设，包括政治思想和伦理的发展方向和发展水平。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这一方面的问题正在更加突出，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要通过有效的宣传教育工作、思想政治工作和其他多方面的工作，通过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使我们的社会成员愈来愈广泛地树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道德风尚和劳动态度，树立高尚的思想情操、生活方式和审美观念，树立自觉的守法精神和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坚持个人利益和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一切为了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一切为了社会主义祖国。
这个稿子与叶帅国庆30周年讲话比较，大大前进了一步。1979年叶帅讲话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概念。他说："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教育科学文化水平和健康水平，树立崇高的革命理想和革命道德风尚，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1980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把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列为重要议题讨论。邓小平在讲话中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概括为两个基本内容："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这是一个进步。
到了十二大，对于精神文明建设的阐述又进了一步，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的新论断，形成了关于两个文明关系的新看法：“物质文明的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可缺少的基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对物质文明的建设不但起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保证它的正确的发展方向。两种文明的建设，互为条件，又互为目的。”至此，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内涵得到基本确定和全面阐述。这本来是一个很好的事。可是到了1986年，胡耀邦在讲精神文明建设时，就把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删掉了，把精神文明建设的重点搞成是公共道德。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对十二大的一个大倒退。这个问题，后面再细说。
乔木的稿子回来后，我们又稍稍做了些调整，其间每个稿子都送给了赵紫阳。可以说，从头至尾，一直到他讲，他没有在其中加任何一句话。当然，由他讲出来，也就反映和表述了他的一些好的意见。这个报告可以说是赵的就职演说吧。
2 重点和中心是经济建设的十条方针
当时已提出到本世纪末要翻两番——这好像是邓首先提出的。前十年是打基础——这是陈云提出的，即把各种比例关系调整好，以便为后十年做好准备。也有一种说法是：前十年打基础，后十年起飞或腾飞。这个报告的重点和中心是讲今后经济建设的方针，共十条。这十条在今天来看，也是站得住的，经得起时间的检验。这十条的主要内容是：
第一条，依靠政策和科学，加快农业的发展。原来不是讲加快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投入吗？这时加上了科学，后来变成一靠政策，二靠科学，三靠投入。
第二条，把消费品工业的发展放在重要地位，进一步调整重工业的服务方向。以农轻重为序，这就把三者的关系说清楚了。
第三条，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一直到今天仍有这个问题)，加强能源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建设。指出能源、交通是当前经济发展中的薄弱环节。我国国民经济今后能不能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能不能出现一个新的发展局面，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源、交通问题能否得到恰当的解决。
第四条，有重点、有步骤地进行技术改造。充分发挥现有企业的作用。过去，扩大再生产主要靠建设新厂，这在奠定工业化基础的时期是必要的。现在已经有了几十万个工业交通企业，今后扩大再生产必须主要靠技术改造，充分发挥现有企业的作用。不要一股劲地搞外延性的增长。
第五条，分批进行企业的全面整顿和必要的改组。为了发掘现有企业的潜力，提高经济效益，增加财政收人。必须整顿和完善经济责任制，改进企业经营管理；整顿劳动组织；加强劳动纪律，严格执行奖惩制度；整顿财政纪律，健全财会制度。这是特别要做好的几项工作。
第六条，讲究聚财、生财、用财之道。增加和节省建设资金。增产节资的潜力是很大的，事在人为嘛！
第七条，坚持对外开放政策，增强我国的自力更生的能力。我们要利用两种资源，首先是国内资源，其次是国际资源；开拓两个市场，首先是国内市场，其次是国际市场；学会两套本领，一是管理国内经济的本领，二是开展对外经济贸易的本领。这是胡耀邦在他的对外贸易的文章中首先提出的。
第八条，积极稳妥地改革经济体制，充分有效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我们按照服从调整、促进调整、配合调整的要求，在农业、工业、财贸等领域，在所有制形式、计划管理形式、经营管理形式、分配形式等方面进行了一些改革。
第九条，提高全体劳动者的科学文化水平，大力组织科研攻关。这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带根本性的建设。我们的教育、科学的发展还是很落后的，教育、科学和国民经济其它部门之间的比例也是很不合理的。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四个现代化就无法实现。
第十条，从一切为人民的思想出发，统筹安排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持续地提高社会生产力，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根本目的。总的来说，就是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在处理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关系时，首先保证人民生活的基本需要，这是今后必须坚持的原则。
3 胡赵分歧与邓陈合作
在这个报告以后，或者是在这个报告期间，胡耀邦陆陆续续地找各个部委谈话。也不知他是有意还是无意，反正他的谈话精神和赵的报告是两个调子。胡就是要快，就是要高速度。胡、赵在经济建设方面的分歧就是从这时开始的。胡一直这样继续下去，鼓吹高速、快上，他在会上讲了这样一个道理：我们这些人干不了几年了，要用这几年多于点事，多承担点责任，以便为下面接班的人——他点名讲是胡启立，少留点包袱。我们给他们背起来，他们接班时就少点包袱。而不要采取相反的方式，我们能干的也不干，或者能干的也不多干，结果使他们干的时候，肩上有一大堆包袱。在赵紫阳做政府工作报告前后，特别是到了1982年，要起草十二大报告了，此时争论明朗化。表现在胡耀邦与乔木起草小组的争论上。本来这个报告要与赵的报告衔接起来，胡耀邦就说：你们这个报告是以效益压速度。胡主张把速度放在第一位。提出："到本世纪末，我国经济建设的总的奋斗目标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即由1980年的7100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28000亿元左右，使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达到小康水平。"
从1977年至1984年这一段工作搞得好，邓小平、陈云的配合合作是一个重要的决定性的因素。起草《决议》和解决华的问题，以及逐步解除华的权力，要赵接替华的总理职务，要胡耀邦接替华的主席职务，邓接替华的军委主席职务。在这些问题上，邓、陈合作得很好，意见是完全一致的。在解决华的问题上，他们是互相配合的。前不久，朱佳木还说到：在解决华的问题时，胡耀邦稍微客气些，还想给华在领导集体中保留一个位置(十一届六中全会时华保留副主席位置)，邓、陈不同意。在调整问题上，1980年直至1981年邓是支持陈的。到了1983年，情况发生了变化。在1980年调整以后，经济增长指标定在3-4％，所谓"保四争五"，后来都完成了，而且超额比较多，实际到了7-8％。到了1983年，邓小平就说：老是这样，指标定得很低，超额完成那么大的幅度，这样不好。这样，邓就有点回过头来对"保四争五"的指标有所怀疑了。这个东西出来以后，我和房维中对邓1983年的这个讲话做了一点文字上的调整，使之能和以往的调整衔接起来，不致互相矛盾。从这以后，邓、陈的矛盾就逐步显露出来。最主要的差别是：一个急于求成，一个稳步前进。愈到后来，愈加明显。
一九八一年的两件大事和日常工作
三 日常工作十一件事
除了上面讲的两件大事，1981年处理的日常工作也不少，主要有十一件事。
1 参与解决民族矛盾问题
(1)胡耀邦闯了一个乱子
1980年12月，胡耀邦、万里到西藏，闯了一个乱子。当时他们了解到中央补贴给西藏的钱每年5、6亿元，80％用于在西藏的汉族干部，包括在西藏进行工业交通等各种事业建设的汉族职工。这本来是很自然的，要搞工厂、修路只能用这个钱啊，从事工厂生产和修路建设的汉族工人工资也只能用这个钱啊，但胡却错误地作出结论：中央一年给的5、6亿元钱，80％用在西藏的汉族干部。为了使中央的补助真正用于藏族人，要把80％的汉人从西藏撤出来。另外，本来阴法唐在那里工作得很好、很深入，工作中或许会有点"左"的东西。胡就抓住这点进行批判，同时，阴法唐在搞土改时从农奴中培养起来、提拔起来的藏族积极分子和干部也一起挨批，使得这些积极分子抬不起头来。
后来赵紫阳派伍精华去西藏，伍是彝族人，出身很好，但接受了胡、赵的影响，去了西藏后，专走上层路线，和广大的藏族干部都不沾边，影响很不好。直至胡锦涛去了之后，原藏族积极分子受压的状况才得到纠正。
(2)"纪要”与"电报”
当时在全国影响最大的是80％的汉族干部要从西藏撤出。这个消息一传到新疆、内蒙......跟着就发生了类似问题。特别是新疆，那时的书记是汪锋。1980年时，搞防苏备战，汪对战争形势估计得很严重，惊慌失措。在伊犁边界，要很多汉族干部往东撤，县级以上干部都要回内地。有些汉族干部乐得回去，而少数民族干部中有民族主义思想的则乘机鼓噪要挤走汉族干部，成为一种风潮，而江锋同志又只是依靠少数几个人，既得罪了汉族干部，又得罪了少数民族干部，在新疆闹得不可开交。到了1980年，新疆的区党委扩大会议都开不下去了。
没办法了，胡耀邦就把他们找到北京开会，搞了个纪要。其倾向是压汉族干部、抬民族干部。这个纪要一传达，双方的矛盾更加激化，会也开不下去了，他们来电报向中央请示怎么办。不知赵和胡是否商量过，赵找到我说：新疆问题，搞得这么僵，他们来了个报告，要中央给他们回电。于是，赵叫我起草了一个复电。这里比较公道地讲了一下汉族干部、解放军所起的作用，还讲到新疆党组织成立以后汉族干部所起的作用，强调民族干部和汉族干部要互相尊重、互相团结。这个电报到了那里，反应各异，民族干部比较冷淡。这样就形成所谓民族干部要“纪要”，汉族干部要“电报”。问题解决不了，后来要我负责起草一个新疆问题的决定。当时用了比较多的时间来搞这个东西，但后来因文件太长，实际上没用上。
到了这个时候，胡耀邦感觉到在民族问题上出了毛病，要收拾这个局面，于是提出“两个离不开”。在酝酿过程中，我听说(没看到文字)，原来的纪要上他讲过在新疆问题上，党中央只要三个权：国防权、外交权、内政否决权。即除了国防、外交归中央管外，新疆自治区范围里的内政都由你们决定。决定了以后，中央只有这一点权，即看到有哪些不妥当，可行使否决权，其他事情都由你们决定。我就问胡，在民族地区怎么能够做出这样的决定呢？除了三个权，其他都由民族自治区自己管，这怎么行呢？他和我说，这不是他说的，这话是万里说的。
这件事情后遗症太大了，很长时间都没有安定。后来新疆又出了一件事：我们要提铁木耳，新疆要提司马义；中央采取了一个措施，即把司马义调到民委当主任，当时乌鲁木齐有一、两千人(民族人员)上街拥护司马义。在这种情况下，王震出了个主意：汪锋不能再呆下去了，要调出，把王恩茂调回去，又调谷景生去当区党委第二书记。从此之后，新疆的局势才逐步稳定下来。
(3)胡耀邦的两个问题
在处理民族问题上，我看胡耀邦有两个问题，一是对帝国主义要分裂中国这样的大问题，他没有警惕：对百多年的历史，即英国、印度总是想把西藏搞过去，英国、美国、过去的沙俄及苏联要把新疆搞走，他可能没有这方面的历史知识，即便有，在他的思想上并不重视，或者说完全忽视这种大问题。在民族地区，反对民族分裂是头等、特等的大事。一切内政都与此有关。你对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事情不提高警惕，人家却天天在打我们的主意，多危险啊！另一个问题是，对民族地区的民族分裂主义危险没有认识。当然啦，在"文革"期间，在内蒙地区搞内人党确实搞得不好，包括在西藏、新疆存在的这类"左"的危害，可能给他的印象太深。于是就要纠正，就要拨乱反正，而其他的问题就都不放在脑子里，结果就出了问题。后来在西藏问题的座谈会上，他也多次强调反"右"。说明接受了教训。
2 批《苦恋》和反对错误思想倾向
当时，在文艺界自由化思潮严重泛滥，出现了一些歪曲历史和现实、丑化党和社会主义祖国的作品。最有代表性的是电影文学剧本《苦恋》。被拍成了电影《太阳和人》，准备在全国上映。《解放军报》发表了一篇批评文章。这件事招来了不小的风波，国内外有些人借题发挥，歪曲批评真相。国内一些人不但不批《苦恋》，反而热衷于批军报的文章，写信给《苦恋》的作者表示同情和支持。周扬和作协、文联的人对批《苦恋》也不满。后来，经过做工作和说服教育，作协才算写了批《苦恋》的文章。
邓小平对《苦恋》很不满意，他亲自看了电影，我是后来才知道的。他在1981年7月17日找中央宣传部门的领导同志谈思想战线上的问题。小平同志说："六中全会以前，总政提出了批评《苦恋》的问题。最近我看了一些材料，感到很吃惊。有个青年诗人在北京师范大学放肆地讲了一篇话。有的学生反映：党组织在学生中做了很多思想政治工作，一篇讲话就把它吹了。学校党委注意了这件事，但是没有采取措施。倒是一个女学生给校党委写了一一封信，批评了我们思想战线上软弱无力的现象。"还说："那个青年诗人在北京师范大学讲话以后，有一部分学生说，这样下去要亡国的。他和我们是站在对立的立场。《太阳和人》就是根据剧本《苦恋》拍摄的电影，我看了一下，无论作者的动机如何，看过以后，只能使人得出这样的印象：共产党不好，社会主义制度不好。这样丑化社会主义制度，作者的党性到哪里去了呢？有人说这部电影艺术水平比较高，但是正因为这样，它的毒害也就会更大。这样的作品和那些所谓'民主派'的言论，实际上起了近似的作用。"
胡德平特别吹捧这个电影，胡耀邦也支持这个电影。于是产生这样一个问题：以往是批“左”为主，现在以什么为主，反“左”还是反右？这是实际工作中提出的问题。邓小平同意黄克诚的意见：不要搞什么公式，有"左"批"左"，有右批右，都要实事求是。
邓小平同志要我把他7月17日这一篇谈话的记录加以整理，我只是在文字上作了一些调整，内容没有增减。又给胡乔木改了一遍。这篇讲话标题是《关于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的谈活》，收到《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里了。
3 向中央反映一个重大理论问题
我们在社科院时，经济所、哲学所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中国在过渡时期完了以后，还没有进到社会主义，原来搞三大改造搞急了，现在看来要补新民主主义的课。在1982年以前，看到，王惠德两次讲话，把现实的社会主义中国和《哥达纲领批判》中的社会主义相比。认为我们现在还没有进到《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的社会主义，中国现在还不是社会主义社会，就中国的现实生活而言，搞社会主义革命搞早了，强凋只有在生产社会化的经济基础上，才有社会主义革命；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的大工厂，没有高度发达的大工业，就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而对于一个农民国家来说，就更谈不上社会主义了，枪杆子里可以出政权，但枪杆子里出不了社会主义制度；生产力水平没有达到能够建立社会主义的国家--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更应从这种角度来考虑过渡时期的问题。王惠德非常尖锐地提出：从建国一开始，就走错了方向，在新民主主义社会，资本主义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应该使其进一步发展。从我们取得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那一天起，就进人了过渡时期，实践检验表明，一度想把资本主义消灭，对我们并没有什么好处。他提出的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这个问题直至今天仍然存在，其基本的调子就是：拿《哥达纲领批判》的框架来衡量现实的中国社会主义，认为这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他们用这种理论来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直至1980年的这一段的历史进程。这种论调没有考虑到社会主义社会有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出走的苏绍智也是这样一个观点。到现在，在这个问题上，有些人的说法和论调就更厉害了。
研究室把这个情况报告了书记处，书记处回答说：这个问题值得重视、值得研究，也需要有分量的文章来对此做出回答。这个问题，便是在今天的现实生活里，也值得思考。
4 成立农村发展研究组
恢复高考以后，一批下乡知识青年考上了大学，在北京的人不少，在学习期间，他们还互相联系。其间，调回来的陈一咨，起了一定的纽带作用。他和这批人比较熟，平常也有来往。他向我反映，从农村回来的这些青年，大学毕业以后还想做农村工作，为农民服务。因此便考虑，在这些人先后毕业之后，可以把他们聚集起来，成立一个组织，继续调研农村工作问题。后来搞了个文件，要成立一个农村发展研究组，放在社科院农业经济所，书记处研究室和这个组发生一定的联系，给他们一些调研上的方便，同时对他们搞的调研材料及时收集、整理并上报。这个决定提交给书记处讨论，原来是想把尽可能多的人收集到这个组里。讨论时赵紫阳提出：国务院的各个部门也应该吸收这样一些人，这些部门能有这样的新鲜血液是有好处的，对于他们来讲，能够参加一些部门工作，可使接触面更宽一些。这是书记处的一个议题，后来形成了一个决定，即书记处1982年2月25日决定。我和这个研究组在1981年春节有一个专门的谈话，这个谈话在现在来看仍然站得住。
这个研究组的看法，和当时全党对农村工作的意见，都是讲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但后来只是调研包产到户、家庭承包这一种形式，其他形式涉及得很少。另外一个，还强调了包产到户是在坚持土地公有制的基础上实行的，不能只讲包产到户，不讲土地公有。杜润生后来加了个"主要的生产资料"，即土地和主要生产资料的公有，这一条是个基础。开始时，农民想回过去搞单干，搞过的地方，实际证明也搞不通，又回过来搞土地公有。这一条在搞包产到户的几年里可是重要啊，没把土地公有搞掉。如果那股风把土地公有搞掉了，现在是什么样子，就很难说了。实际上，农民在搞的过程中也发现土地分了搞不下去，还得回到上地公有。在农村发展研究组存在的期间，在这个问题上起了很好的作用。赵紫阳、万里、杜润生都很重视这个组的调研。后来这个组发生了分化。
5 对妇联工作的一个建议
宋任穷同志要我帮他管管妇联的工作。我提了个建议：妇联应把儿童的工作作为自己的一件重要工作管起来。从小孩出生起，一直管到小学毕业。在这个范围里的儿童各方面工作都应纳人妇联工作。我还就此讲了一番道理，社会生产中，有物质的再生产、劳动力的再生产，培养后代就是劳动力再生产的一个重要环节。我还介绍了一点访问日本得到的认识。日本的孩子教育搞得好，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母亲一生了孩子就回到家里。虽然这些母亲很多都是高等学校毕业的，但她们也不愿丢下孩子到社会上去工作。这样，一个高等学校毕业的母亲，知道怎么管孩子，对儿童成长起了很好的作用。儿童的教育，不仅要有社会的、学校的教育，也要有家庭的教育，而这主要靠母亲。我对此讲了一篇道理，我现在觉得还是站得住的：
6 在全国省、市、自治区办公厅主任会议上讲文件处理和行政后勤工作
中央办公厅召开了全国省、市、自治区办公厅主任会议，我作为中办副主任，讲了两次话。一次讲如何帮助中央处理文件，一次讲行政后勤工作的意义，纠正了一个不正确的观点：行政后勤工作是伺候人的，因此被人看不起，自己也看不起自己。我讲：按我们社会主义的原则是相互伺候，搞行政后勤工作的人伺候非行政工作的人员，这些人反过来也伺候搞行政工作的人员。为人民服务不是单方面的，不是一部分人为人民服务，另一部分人不为人民服务，而是我为你们服务，你们也为我服务。同时，我也讲了后勤工作的社会意义，以及要逐步把后勤工作社会化。并同当时开始知道的第三产业作了比较，说这个工作是很有前途的；搞后勤工作、第三产业的人日益增多，当时日本的从业人员中这部分人已占到50％还多。
7 协助经委建立职工教育委员会
当时和国家经委袁宝华那里的工作联系比较密切，经多次商量，认为企业管理工作要加强，就要加强职工的在职教育，这要成为开发职工智力的重要环节。所以经委建立了一个职工教育委员会，我负责起草了一个职工教育的决定，并就这个问题在职工教育委员会上讲了一篇话。
8 代中央起草关于学大庆的文件
文件主要讲：学大庆起了好作用，中间虽然有点毛病，这些毛病纠正了就好。不能因此否定大庆的好经验。这个文件对大庆起到了保护和爱护的作用。所以，后来我到大庆去，大庆人说：邓力群与大庆有缘啊。《论总纲》表扬、宣传了我们；粉碎“四人帮”后，大庆受到一些人的非议，又替我们大庆人说话。以后，还有第三次，即“渤海事件”，我也为他们说了话。那次把他们的部长都撤了，康世恩也辞职了。在书记处的会议上，乔木特别激动，说：出了这样的大事情，不能容忍。语气很厉害。后来调查清楚了，问题主要不是出在管理上，而是海流和冰把平台撞倒了。在当时的会议上，还不知道是自然灾害，我说：出了这样的事，领导上应该承担责任，接受教训，但不能由此否定大庆油田的经验，还是应该发扬好经验。陈慕华在会上说：我们常常自己否定自己，这次可要接受类似的教训。后来大庆人讲，邓力群三次保我们。因此，邓力群在大庆的名誉较好。
9 做树立革命人生观报告
在“五四”六十二周年的纪念会上，我做了一篇要树立革命人生观的报告，针对当时青年的思想，回答了一些问题。在当时起的作用还不错，现在看当时提出的问题也还站得住。
10 解决中青年待遇问题
这是陈云同志批转的一件事。他提出：解放后参加工作的人，到1981年时，工资收人还只有七、八十元，他们上有老、下有小，生活特别困难，要把这些人的待遇提高两级，达到一百元。他说：只靠评职称解决不了中青年的待遇，因为评上职称的人终究是少数人，评不上、轮不上的人终究是多数，而这些人都是我们工作上的骨干，他们工作和家庭的负担太重，国家和政府应该关心他们，解决他们的困难。我们便和劳动部门、宣传部门的人合作，把陈云同志提出的这件事办了。这件事起了很好的作用。那时增加二、三十元，能解决好大的问题啊。
11 书记处研究室的工作
中央书记处成立于1980年，约在6、7月问，把中办研究室和国务院研究室合起来，成立了书记处研究室。我是主任，王玉清、梅行、林涧青是副主任。从《红旗》挑选出来的一大批干部，包括直到现在起重要作用的一批人，如王梦奎、滕文生、卫建林、卢之超、有林、蒋振云、张云声等。估计了一下，从《红旗》出来担任副部级以上职务的有十几个人。当然，也还有从其他部门来的人。彭真同志曾对有林讲，邓力群培养了一批人。平心而论，在几十年工作中，我是一直注意培养干部的。
当时，书记处研究室主要有四项工作。
一是承担中央交办的工作，主要是起草文件，替中央领导同志起草报告，包括中央随时交办的任务，大体上在那时中央和国务院的文件多数是由书记处研究室负责组织起草，也吸收一些别的部门的人参加。国务院的文件，我们一直负责到1983年，不仅赵紫阳1981年的"就职演说"，1982年、1983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是我们起草的。1984年以后就由他们自己去搞了。当时的工作量不小，有的工作延续的时间很长。
二是除了军事、外交以外，系统地调查、研究、搜集、整理有关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方面的情况。
三是办了四个刊物：一个是向上的，叫《情况简报》，即经过调研，认为有哪些情况需向上反映，就把材料搜集起来搞成“简报”，铅印发出。向下的有三个，一个是《情况通报》，中央领导或有关重要部门领导的讲话或专题报告不是公开发表的，也没有登正式文件，整理好后，需要向下通气的，一般发到省市自治区、中央部委一级，这对上下通气，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受到了各地区各部门的普遍欢迎；还有一个刊物是《调查与研究》，是我们研究室在调研基础上写成论文，对材料进行整理，也发表一点自己的见解；还有一个是《经济问题研究资料》。前两个由理论组负责，后一个由经济组负责。《经济问题研究资料》是就经济领域各方面的问题，整理材料，发表意见。
第四个任务是：在调研和学习中央指示的基础上，接触一点理论问题，写一点理论文章。即把调研和学习马列理论结合起来，考虑一点理论问题。像前面提到王惠德所提出的观点，我们就写了一篇不同观点的文章，当时还起了一点作用。
书记处研究室作为中央的一个机关和中央的助手，在当时的确做了不少事。
1981年9月间，胡耀邦找各个部委谈话，其中他找到煤炭部谈话，谈到《情况通报》(实际上不是《情况通报》，而是《情况简报》)。这里面登了一个陕西省委书记王任重对包产到户有点保留，对集体化、合作化要坚持的意见。胡耀邦对这事很不高兴，由此引发了他的一通议论。他说：研究室里的《情况通报》采用蒋介石的办法，是以数量压质量，文化人就喜欢搞这一套。我看了他的这段话，就专门给他写了一封信，现在还留着。这封信坦率地表示了我的不同意见，他收到此信后，就叫他的秘书郑必坚来见我，说：他(胡)看到了这封信，认为此信肝胆相照，有意见就说，这很好。这封信，我也没有给研究室的同志看，提也没提。胡后来为了安抚研究室，就找了我们研究室的三十几个同志开了一次座谈会，对研究室的工作给予肯定，同时也提了一些希望。到1981年底，胡耀邦同志和研究室的关系基本还是正常的。
一九八二年纪事
一 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
1982年2月开始，在全国范围里搞起了"五讲四美"的文明礼貌活动。当时我没有参加这个事。我听说：当时黄克诚对其中用的话语有不同意见，黄说："心灵美"是基督教的语言，我们何必搞这套东西呢？但后来这项活动还是搞起来了。2月28日，中宣部、教育部、文化部、卫生部和公安部等联合发出《关于开展文明礼貌活动的通知》，1982年2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了中宣部《关于深入开展"五讲四美"活动的报告》，并且提出，从1982年3月起，每年3月为"全民文明礼貌月"。应该说，在城市里面提倡一点文明礼貌，总还是有好处的。在十二大之后，乔木感到"五讲四美"提法有缺点，就补充了一个"三热爱"(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中国共产党)的内容，把十二大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结合进去了。从此以后，称之为"五讲四美三热爱"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活动。3月30日成立了一个机构"中央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委员会"，万里是主任，邓力群、黄玉昆是副主任。
一九八二年纪事
二 吴江造谣诬陷邓力群收容造反派
1 吴江的诬告信
1982年6月末，我读到习仲勋6月26日批"请王震、乔木、力群、野苹同志一阅"的吴江6月22日致胡耀邦、习仲勋的信。9月中，又读到吴江9月7日给胡耀邦、宋任穷的信。吴江在信中检举、揭发书记处研究室邓力群收容了批造反派。吴指名道姓地讲，这个人是小野心家，那个人是危险投机分子。
这里所谓的造反派，就是在《红旗》造邓(力群)、胡(绳)、范(若愚)的反的人，运动开始时当然也烧了一些编委。其中卢之超原来是吴江的研究生，可以说是吴的得意门生，卢是经吴介绍来《红旗》的。"文革"一来，卢之超认为有几件事吴江做得不对，贴了大字报。事情不大，但上纲高了，由此结了仇。从这事看，吴江这个老师的心胸也未免太狭窄了。当时，陈伯达控制着《红旗》的运动，先整邓、胡、范，后抬王、关、戚。后来王、关、戚垮台了，又把张凛抬出来。后来又不知因为什么事，又把张凛这一茬人搞下去了。最后，陈把一个女校对抬出来，成立了勤务组。①陈和此人关系不正常，在《红旗》尽人皆知，有好几次都被人看到过。张云声、卢之超这些人就在下面议论：《红旗》再没有人，也不应把这样的人抬出来。以这位女士为首的勤务组便整他们，直到把他们下放到干校。整他们的根据就是：反对她就是反对陈伯达，反对陈伯达就是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张、卢这些入被整得可苦了。这时吴江被军代表吸收到专案组，负责邓力群的专案以及上述那些所谓"小集团"的专案，那时批邓、胡、范已经过去了，主要是批小集团。先称之为"5·16"，后叫"小集团"，再后来就叫"反革命小集团"。小集团越搞越大，到后来搞了三、四十人；干校一共不到一百人，结果小集团却占了近一半。专案组的人，一开会，就提供这个人、那个人的所谓黑材料，使大家对专案组又气又恨。
等到九届二中全会把陈伯达揪出来，《红旗》就乱了套，军宣队、工宣队都慌了，搞“小集团”的人(包括吴江)也慌了。这时，由于陈伯达是我的对头，陈一垮台，我也有了一点发言权了。我说：吴江、陈茂仪这些编委可以"解放"。那时陈伯达在台上，吴江等人要维护无产阶级司令部，只能跟陈伯达；所以对这些人跟随陈伯达应该给予谅解：由于我说了这些话，吴江、陈茂仪这些人先"解放"了。同时，我还说，是不是他们认为运动初期是陈伯达把他们"解放"了，所以他们对陈伯达有感恩图报的意思。在这点上，他们是否也有值得检查的地方。这句话把吴江他们得罪了。吴江和关锋都是有仇必报的人，你得罪他一点，他就永世不忘。
在“文革”结束以后，我把卢之超、卫建林这些比较努力、有一定水平、又有一定文字能力的人陆续吸收进来，先是在财贸小组，后是到研究室。从中央办公厅研究室也吸收了一些人。以后机构一合并，这些人都到了书记处研究室了。
2 我澄清事实的回信
事实就是这样，我感到我有责任说明真相，澄清事实。为被吴江不顾事实一再向中央指控的这批中青年同志说话。于是我草拟了一封回信，把这些情况加以说明——所谓的造反派、野心家、投机分子是怎么回事，张云声是怎样一个人、卢之超是怎样一个人，都做了说明。其中吴江的信中还点名说到滕文生。滕文生在“文革”时帮关锋做了一些事，主要是看人民来信、内部材料，看了以后选送给"文革小组"看。就是这么些事。
我草拟的回信稿全文如下——
吴江同志六月二十二日给耀邦、仲勋同志和九月七日给耀邦、任穷同志信遵嘱阅过。
吴江同志曾长期在我领导下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又一道在五七干校、吴"文化大革命”初期受审查，自然不会是“邓力群专案组组长”。他及其他原红旗杂志中层领导干部工作中的错误，我当时都承担了责任。关于我所了解的吴江同志的情况和我对吴江同志的看法，过去向耀邦同志谈过，去年中组部向我调查时也谈过，如他有一定理论修养，能写文章，但和同志团结不大好，不宜担任很高的领导职务，等等。我仍坚持这些看法，但似应再做若干补充才更周全。
一九六九年夏到干校，机关运动中的专案组改称材料组，人员也有所变化。比如吴信中点名的许多同志，非但不能再参加材料组工作，自己反而成了审查对象，运动初期受审查的同志，有的却参加了材料组工作。吴江同志就曾以材料组工作人员身份和我谈话、核对材料，但对不符合实际的材料仍允许我申辩，这是我至今犹记不忘的。
吴称“在干校时遇到的唯一的一桩是非问题，就是参加批判‘小集团’”。吴信所开名单中特意注明“现在书记处研究室”的几位，以及未上名单而目前同样在书记处研究室工作、吴江同志与他们之间同样心存芥蒂的几位，相当一些就曾以“小集团”一案受过吴江同志的批判。这都是原在红旗工作的一般干部、中青年同志。一九六七年《红旗》十二期社论经陈伯达修改而陈矢口否认，特别是一九六八年陈伯达公开支持一个叫×××的女人(原红旗校对)出面领导红旗的工作，在广大干部中引起严重不满。陈利用×××和军宣队整这些同志，罪名是"反对陈伯达同志"、"反对和分裂无产阶级司令部"，制造了"反革命小集团"的冤案。因我在交代少奇同志《修养》一书重新发表过程中如实地涉及到陈，陈说邓专案是"黑专案"，原专案组成员无一得脱(包括吴信点名的徐道河同志、涂先珍同志)。在吴江等同志的批判中，"邓力群专案"被指责为"小集团"的"思想基础"，我也成了"小集团的精神领袖"。除像我这样因"走资派"问题和其他因历史问题一直在受审查的同志外，此案涉及干校学员半数左右。参加批判"小集团"的同志多属被迫，但吴江同志和原红旗另外几位中层领导干部确实很积极。陈伯达倒台后，此案已显然无法维持。包括吴江同志在内的一些同志阻挠平反，反说陈伯达是"小集团"的后台，批判者是上了"小集团"的当。几经周折，才由军宣队勉强作过一个"这是陈伯达的罪行"的结论。这的确是红旗杂志五七干校的一桩"是非问题"。在陈伯达一系列罪行日益暴露之后，许多一般干部、中青年同志起而怀疑陈伯达、表示不满，吴江同志这样一些担负过领导职务、长期受党的教育的老党员，非但没有和他们共同战斗，却和×××一道整他们，而且长期不承认错误，实在令人失望。我在干校无非是种地、喂猪，但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只要有发言权，在这样的是非问题面前当然不能沉默。我为此对吴江同志当时的政治表现提出过批评，即吴信中所称邓力群"批判批判者"。至于我的批评没有被接受，那就是另外的问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