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集团”一案已成历史，本来可以不再重新翻腾。此案涉及的中青年同志，均系“文化大革命”前到红旗工作的。其中有的系根据中央批准由各地推荐调进，有的系从大学毕业生中选来。其中有的曾是吴江同志的下级。他们在“文化大革命”前已做了不少工作，有些“文化大革命”初期说过错话、办过错事，但觉悟较早，综观十年，表现是好的。一九七五年小平同志主持工作时普遍进步更快。其后积极参加反对“四人帮”的斗争，批判“两个凡是”，坚决拥护和努力宣传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近年来参加一系列中央重要文件和中央领导同志报告的起草工作，政治上同中央保持一致，年富力强，有相当的专业知识和写作能力。几年来，至少现在书记处研究室的几位，弃前嫌而专注于工作，并未计较吴江同志整过他们的往事。二十多年的实践证明，他们无愧于党的教育，是经得起考验的。一个老党员、老干部，理应光明磊落，出于公心，为这些中青年同志的进步感到高兴，理应热情地和善意地对他们的缺点错误提出批评，理应实事求是地在中央同志面前对他们做出正确评价。但吴江同志却一再给中央同志写信，继续指责这些自己整过的同志“写过一些坏文章”(像一九六七年十二期《红旗》社论这样的文章，罪责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陈伯达，这是已成定论的事，不知吴信为什么还要归罪于一般干部)、有"小野心"(不清楚吴信根据什么使用这种带有严重政治性质的术语)，进而认为这些同志"过分集中于中央身边，不一定恰当"。即在吴江同志叙述问题的范围内，有些也不合乎事实。如吴点名滕文生、贾春峰同志"分别任王力、关锋的秘书"，就属子虚乌有。吴自称他在"公平地说"。坦率地说，从吴江同志对待这些中青年同志的态度中，实在看不出公平何在。
一九七○年庐山会议以前，红旗及干校的运动一直由陈伯达控制。陈自一九六四年底开始就不断向一些同志说我的坏话，"文化大革命"初又说我系刘少奇派来向他夺权。一些同志不了解情况，批判中说过头话，我从未计较。我和吴江同志相识、共事的时间不算短。作为共产党员，作为比较老的和比较负责的干部，吴江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批判我，现在向中央写信、和中央同志谈或当面批评我，无论是否事实，无论是否过头，我都认为是可以的。向中央反映其他同志、包括中青年同志、包括自己下级的错误亦无不可。但是正因为是共产党员，正因为是比较老的比较负责的共产党员，就更应严格尊重事实，何况有些事情真理并不在吴江同志一边。吴信在中央同志面前点了一系列同志的名，而这些同志尚无在中央同志面前与吴江同志平等地说明情况和为自己申辩的机会，这于了解事实全貌不利，不知能否有补救办法。乔木同志建议由中组部召集，再找一二有关同志将此事谈清楚，我是同意的。
我对自己这封信中提供的情况负责。如看法有错误，请中央同志并请吴江同志指正。
这封信稿写成后，感到给中央领导同志说明情况，不必这样具体，故又加以精简。正式的复信于9月18日发出，全文如下――
耀邦、王震、任穷、乔木、仲勋、启立、野苹同志：
看了吴江同志九月七日给耀邦、任穷同志的信，谨作如下说明。
1、据我所知，吴江同志确实不是"邓力群专案组组长"，只是1969年6月下干校以后参加了军代表主持的材料组的一部分工作。他曾和其他材料组同志同我谈过一次话，核对我的一些材料，态度不算坏，对不符合事实的材料，曾经允许我申辩。去年中组部向我调查吴江同志"文化大革命"中的情况时，我曾向他们如实讲过上述情况。也有个别同志向我问起吴是不是邓力群专案组组长，我也如实向他们讲过上述情况。
2、红旗杂志"文化大革命"中的情况，同别的单位不同的特点主要是，作为总编辑的陈伯达，亲自发动和组织全社干部向邓力群、胡绳、范若愚造反。他自1964年下半年起就分批和一些同志谈话，说了我不少坏话。本来是他动员我去红旗工作、我不愿意，他又请求少奇同志让我去红旗的，可是"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竟说是刘少奇让我去红旗向他夺权的。随着运动的发展，各种各样帽子都加在了我的头上。他的地位和活动，使红旗的干部很难了解事实真相。在批判斗争我的时候，不少干部说过一些过头话，我也从未有过任何计较。
信中说到，现在书记处研究室的几个同志参加了当时的专案工作。当时，除林杰、周英外，其他同志都没有列我进行追逼。如徐道河同志，还在一定场合负责地为我说明什么是事实、什么不是事实，这在当时的空气下，应该说是很不容易的。
3、吴江同志六月二十二日信中说，"文化大革命"初"写过一些坏文章"，"个别的也有小野心"的同志，中间不少在书记处研究室，认为"过分集中使用于中央身边，不一定恰当，对这些同志本身也未必好"。乔木同志看了这段后批了几句话，说"这种提法至少不利于团结"。我曾要求，与耀邦同志谈谈吴江同志信中提到的一些问题，因为忙，一直到现在也没有谈。我再次要求，在耀邦同志不太忙的时候，抽空和我谈一次。在我看到的关江同志的这两封信中，他对自己"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一句诚实的自我批评也没作，却对一批中青年同志一再进行不顾事实的指控。我觉得有责任向组织上把我知道的真实情况讲清楚。组织部门还可向被指控的本人及了解情况的同志调查。
邓力群
1982年9月18日
我的回信送给了胡耀邦。胡耀邦还不错，也没再追查。他说：吴江的检举信和邓力群的说明都存档。
一九八二年纪事
三 吴江在《十年的路》中造的谣言
1 关于王震当党校校长
1980年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成立中央书记处，胡耀邦担任总书记。中央党校校长原来是华国锋，第一副校长是汪东兴、第二副校长是胡耀邦。到了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华的主席和汪的政治局委员都免了，党校实际上是胡耀邦在兼着，日常工作是冯文彬在管。胡曾经想让宋任穷辞掉组织部长的职务，到党校去当校长，胡自己从党校解脱出来。宋任穷不愿意去党校，报告了陈云。陈云也不赞成。这个情况，我是最近听朱佳木讲了才知道的。后来在一次书记处的会议上，胡耀邦说：党校的事，我不想再兼了，是否找个同志去当党校校长。他提出的这件事，事先并没有列入议程，是其他议程完了以后才提出的，这时没人吭声。我忽然想起，此时一些老同志退了下来，如聂帅、蔡大姐，王震辞去了政治局委员，没什么事，中顾委当时还没成立。胡一提这事，我随口就说：让王震当党校校长不挺好嘛。胡耀邦马上说：挺好、挺好，大家有什么意见？结果大家都没意见，我的提议就通过了。这件事，一直到王老去世，我都没和王老说过，只有参加过会议的人知道。这是我提议的。王老去世之后，我才和他的秘书李慎明说过此事。所以王老不知道是谁提名的。吴江在他的《十年的路》第138页讲："书记处决定王震任命的当晚，邓某就跑到王震家中长谈数小时。"这是造谣，根本没有那么回事。
2 关于立案审查三个人
王老到了党校以后，立案审查三个人：阮铭、孙长江和吴江。吴江那本书上说，是王震要审查他们三人。其实是邓小平指名要审查这三个人。这也是最近朱佳木告诉我的。既不是我，也不是陈云，也不是王震点名，而是邓小平点名让王震对这二人进行审查。邓为什么要审查这三人，搞不清楚。在审查中间，有这么一说：吴江是邓力群专案组组长。组织部和党校来找我调查此事，我都否认了。我说：吴江只是军代表负责的专案组中的一个成员，不是专案组组长。在审查过程中，有一部分专案涉及到邓力群，这是事实。
这里就涉及到陈云为什么会生气一事。在党校《理论动态》上发表了一篇和冯文彬商讨的文章。这篇文章被陈云的秘书王玉清发现之后，送给陈。陈看了就质问胡耀邦，为什么要发表这篇东西。胡耀邦说不知道此事。吴江所说的文章和当时王玉清或者是朱佳木在《理论动态》上看到的文章不是一回事。那篇文章说：有的人平常不说话，小病大养，韬光养晦，一见机会来了，就要说这个那个，指手画脚、提出很重要的意见。这篇文章被王玉清他们一看到之后，就引起警惕，认为这是不是在影射我们的陈老爷子啊？他们把文章送给陈云，陈也感觉到确实有点像在影射自己，这样就引起了注意。执笔写这篇文章的是阮铭。
按照吴江《十年的路》中所写则是：王震到党校事先有酝酿，通过之后邓力群又去彻夜长谈，做出计划，然后整他们三个人。两个开除党籍，一个另行分配工作。吴江因此而离开党校。当时党校和组织部找我调查，我还为吴江说了好话：这个人有缺点，但做理论和文字工作，确实还是用功的。
后来，朱佳木跟我说，1982年9月的一天(23日)，王震同志去中南海见陈云同志，谈话中讲到吴江、阮铭不断写信、写文章骂邓力群同志，而力群同志却总是为吴江说好话时，陈云同志说：邓力群是个正派人。乔木同志、力群同志是经过考验的。我们还是要靠他们，不能靠吴江、阮铭那些人。11月9日，陈云同志还在一个材料上批示：“吴江同志是风派人物，不能重用。”
一九八二年纪事
四 农村问题的调查研究
1 云南不同社会形态的生产责任制
1982年春节之后，我去了云南，约一个月。那时安平生同志是云南省委书记，先是他亲自陪我转了昆明以西、以南的大半个云南，从昆明到玉溪，然后是西双版纳的首府景宏，看了原始森林、亚热带植物园；然后往西-走，看了瑞丽。又北上到了腾冲，这是艾思奇的老家，这里育-个在农村来说是相当好的图书馆：然后到了大理，回到昆明。开了几个座谈会。云南确实是个好地方，其中有二十几个少数民族，比新疆还多。在少数民族中间，经济发展水平很不一样，有的地方还保留着原始公社--母系氏族社会，有的是奴隶社会(农奴社会)，有的是封建、半封建社会。经过解放以后的改造，到现在也都实行了生产责任制。但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生产责任制的形式也不一样。由此，我产生了一个想法，和安平生同志商量后，把不同社会形态的责任制各选一至两个点，把以前的情况搞清楚，把以后发生的新变化每年调查一次，类似于费孝通的几访江村。每年搞一次，如果长期坚持下来，可成为研究社会发展很重要的资料。他们还同书记处研究室取得了联系，很可惜没有坚持下来，我们也去了人，搞了有两年吧。后来因为没有经费，也就没有能再搞下去。
顺便说一句，从云南回来，我还帮助云南省解决大规模开采磷矿所遇到的困难，使这件事列入国家计划。
2 土地公有制和生产责任制
我从云南回来以后，这时农村发展研究组已经成立有一年了。我找他们谈了一次，也介绍了云南的情况。那时他们滁县的调查已写出来了，在《经济研究资料》上登了，赵紫阳和万里都很重视，而且还介绍中央其他同志看这份东西。我记得在听他们汇报和谈话中间，他们还讲到这么一个事情：在包产到户中，有些地方的农民想分田、恢复单干，也有的地方确实分了，结果呢，问题更多。经过反复，农民认识到：经过合作化实行了土地公有制，再把公有制的土地分到每家每户，农民觉得不行，越搞越复杂；结果还是维持土地公有制基础上的包产到户。我们研究室的林子力、吴象，他们也到贵州等几个省做过调查，回来也反映过这类情况。这是一个比较普遍的事。在包产到户中间，有人想回到老路上，分田单干，搞了一阵子没搞好，也就放弃了。可以说，在全国，经过包产到户没有瓦解土地公有制，而是坚持了土地公有制。这件事的意义很重要。农民经过自己的尝试、经过反复，证明还是维持土地公有制好，主要生产资料也还是坚持公有制的好。
在这个问题上，原来邓子恢的意思，我也是现在才搞清楚。邓老的“包产到户”是简称，实际上他是主张在“五统一”基础上，对田间管理实行包产到户。他的“包产到户”有两个前提：一是“五统一”、合作化，一是只限于田间管理。当时毛主席说，邓予恢说的所谓包产到户是经营管理的办法，是骗人的，是变相单干。也可能邓老就没给主席讲清楚；也可能讲清楚以后，毛主席把“五统一”、“田间管理”去掉了，只剩下了包产到户。实际上，“五统一”前提下的“田间管理”“包产到户”，确实比初级社前进了一大步。因为初级社还有土地分红，牲口、生产资料也分红，只是集体劳动部分实行按劳分配。邓老的“五统一”、“田问管理”都是在土地公有制基础上进行的。所以，这已经把土地私有制变成了土地公有，因此，比初级社前进了一大步。但其与高级社的不同之处在于，劳动的方式变了——集体劳动，所谓大呼隆。现在退回到“包产到户”，即每家每户自己干，其中包括生产过程中的一些家庭投入，改变集体劳动为以家庭劳动为主。这也适合当时中国以手工、畜力劳动为主的生产力水平。后来的实践也证明，这种家庭劳动的效果比那个大呼隆、大锅饭要好。
那种集体劳动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所以要改变这样一种方法。陈云同志曾讲过，其意义不亚于三大改造。从发挥劳动者的积极性这一点讲，在实行包产到户后，每家每户都普遍出现了剩余劳动力，这证明了他的估计是对的。他说：三大改造是去掉剥削，生产责任制也是去掉“剥削”。这就是说，干坏的、干少的、不干的人占用另一部分人——于多、干好的人的劳动价值。
3 生产责任制应有多种形式
现在回头来看那几年，说是生产责任制是多种形式，但推广的结果主要是一种形式--家庭联产承包制。搞得好，有"五统一"、田间管理、双层经营；搞得不好，五统一没有，双层经营更没有了，实际上是土地公有制基础上的半私有制。而对于当时坚持集体经济的好典型，如刘庄、华西、窦店等，不在我们的视野之内，当时也没去也没提。在那股风潮底下，这些单位能够坚持下来，可不简单啊。那一年我去刘庄，问他们：人家都散了，都搞包产到户了，而你们坚持下来，靠什么？他们说：散的原因，一是上面胡折腾，二是下面没有好班子。我们这里不同，得到上面的一点支持，另外我们的班子好。我们党的风气就是一股劲、一股风太厉害，到现在还是这样。不过这也难怪，由于文化水平低、理论水平普遍较低，头脑清醒的没有几个，能不跟风的也就少了。
一九八二年纪事
五 坚持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原理
1981年底，我在企业管理协会干部轮训班里讲了一次课，题目是《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基本原理必须坚持》(收入《邓力群文集》第一卷)。因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强调要搞好农业，强调要重视轻工业、多生产消费品，因此在思想、理论界就产生了一种偏向，认为过去优先发展重工业搞错了。当时廖季立就提出一种主张说，今后我们的工业应是轻型工业结构。薛暮桥也写文章说，第一个五年计划优先发展重工业，重点搞重工业建设，现在看来搞错了。我的讲课就是针对这类意见表示了不同的看法。那个时候轮训班正好在学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用马克思的话来说，生产资料的优先增长是普遍规律。资本主义是这样，社会主义也还是这样，当然优先增长要有两大部类的平衡，而陈云的四大平衡的理论是马克思两大部类平衡的具体化。我当时讲的这篇话，中心是不能因为重视农业和轻工业，而否定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原理。这篇话讲完之后，对企业管理界更好地学习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的摘编起了好作用。
这件事应该感谢有林。他有较好的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基础。我那篇讲话有个记录，大概几千字。有林觉得重要，他把那篇讲话扩充成为一个小册子，分三期(1982年3、4月)在《红旗》上发表。后来企业管理协会还专门出了小册子。这个讲话能够写成这样一个规模，确实应感谢有林的帮助。
一九八二年纪事
六 驳斥否认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谬论
1982年2、3月问，我从云南回来，就遇上北京地区召开的一次理论工作座谈会。现了各种各样的意见，最活跃的是王若水，还有其他几个人。会上发了一份材料，叫《理论研究参考资料》，搜集了当时理论界关于中国当时的社会状况、社会性质，即我们究竟处于何种历史阶段的各种各样的议论。在这个材料的中间，一个是搜集了我在团中央的讲话，说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是中华民族的光荣。我肯定了经过社会主义改造，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前面我提到，关于王惠德否认我国处于社会主义阶段的观点，我们曾给书记处写了个报告，当时书记处研究室指定段若非写篇文章，回答王惠德所提出的问题。段用了很大的功夫，写出了一篇文章，文章写得不错。他的文章说：尽管我们进入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属于幼年时期，同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所说的社会主义社会相比，还是低级的，不完全、不纯粹的，但终究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幼年时期。会上的那个材料搜集了我和段两人所讲的摘要，放在中间。前面引用郭罗基的话，说我们是老牛破车式的社会主义，还有一个南京的人说我们是农业社会主义，这些东西放在那个材料的打头部分。然后是我们两人的观点，最后是反对我们两人观点的各种各样的意见。当时大家的议论是：前堵后追，围攻邓力群和段若非。
我看了这个材料后，就把王惠德、李洪林找来，说：你们在搞这个材料时，为什么不说一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我们社会的性质有了回答、有了结论，为什么提都不提一句呢？他们说：忘了。这完全是诡辩，实际上完全是有意这样干的。这样就促使我要讲一篇话，这就是我在北京地区理论座谈会上讲话的背景。讲话的题目就是《我们的旗帜是共产主义》(收入《邓力群文集》第二卷)，对有关的问题和谬论进行了回答。这篇讲话引起了我的老师--李维汉(在延安当过党校校长)的注意和重视，特意给我写了封信说：听说你有一篇发言，我想看看。我派人给送去了。他看得很认真，说很高兴看到这么一篇文章。还提了很多意见。对讲话中引用"铁的纪律"提意见说：在我们的历史经验中，"铁的纪律"是指一种不好的、过头的做法，是否改掉。后来这篇讲话整理出来了，是否在全国发表了，我不知道，反正在北京一发，全国也就知道了。当时反映还不错，总算有人出来，对那些谬论，正式发表一些我们应该、也能够发表的一些意见。王任重看了这个讲话，也很称赞，好像让宣传部登在了他们的刊物上，这个记不准了。
一九八二年纪事
七 就任中宣部长
1982年4月份，通知我到中央宣传部当部长。中间是怎么酝酿的，我不清楚。可能是胡耀邦提出的。为什么要换人呢？在我之前，是王任重当宣传部长，王以前是胡耀邦。王当了一、两年吧，开头身体还好，还能够管事，后来发低烧，怎么治也治不好，到处作检查也搞不清楚原因。所以在后来的大约一年时间里，宣传部的事情他就没管。在我去之前，宣传部内部有一种普遍的议论，即"四三左右"之争。所谓"四三"是指：一个是三中全会解放思想；一个是四项基本原则，既批"左"也批右，主要是批右。一部分人就讲：现在解放思想还不够，还是坚持三中全会的原则；另一部分人就讲，已经有这么厉害的右倾，应该及时讲话，巩固和维护四项基本原则。即三中全会和四项原则的争论，三中全会是批"左"，四项原则主要是批右。在我去之前，宣传部还没有一篇文章来宣传四项基本原则。《人民日报》勉强写了一篇宣传四项基本原则的文章，实际上软弱无力。而相反的，李洪林连续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大讲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坚持什么样的党的领导，坚持什么样的人民民主专政，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唱反调，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搞成百家争鸣的对象。后来有人批评他，他又补了一篇：坚持什么样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后来李洪林还出了一本小册子。胡乔木很敏锐，看得透彻，他说：你说坚持什么样的四项原则，就这个问题写文章，实际上你是从另一个角度来否定四项原则，把四项原则作为一个争论的问题，你坚持你的，我坚持我的，各走各的路。
这时周扬已是宣传部的顾问了。在《历史决议》通过以后，中央开了一个思想工作的座谈会，邓小平有个会前的谈话，胡耀邦有个发言，乔木有个发言，周扬也有个发言。听了周扬的发言后，地方上的同志普遍有个意见：关于思想问题的意见，北京就不统一，那我们回去后就很难办了。
王任重当部长时，曾想让王若水去宣传部理论局当局长，兼副部长。他征求我的意见，我说：王若水这个人靠不住。尽管这个人书读了不少，文章也写得不错，但从这个人参加理论务虚会，集中攻击毛泽东，而且把这样的文章送到香港去发表，登载，可以看出这个人的为人。我当时用了这样的话来评价：这个人有异己性。王任重接受了我的意见。但总要有个人来管理论啊，我向他推荐了王惠德当副部长。结果王惠德到了宣传部搞出了那么个东西，即前面提到的否定中国现在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关于过渡阶段问题的理论，后来他又和李洪林搞了那个《理论研究参考资料》。实际上，宣传部的理论局和王惠德等几个人搞在一起，成为“四三”“左右”之争中的主要对立面。这恐怕是一个不能不承认的现实。
在这种情况下，可能胡耀邦感到，让宣传部思想这么混乱下去不行；王任重的身体一下子又好不起来，总得有人去主持经常工作。可能出于这样一个考虑，所以在我出席了北京地区理论座谈会，发表了上述那篇讲话后，4月就接到了让我去宣传部的通知。我当时调了郁文来当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他是建国初期我在新疆的老搭档(当时分局的宣传部长是我，郁文是副部长)，原有的副部长都没变，有个廖井丹后来和我合作得很好，还有贺敬之、王惠德，以后教育口的思想政治工作也归宣传部管，又增加了个曾德林。顾问还是周扬。除了王惠德以外，我们正副部长之间合作得很好。我上任后，还是老办法，找宣传部的各个单位听汇报、了解情况，都轮了一遍；少的半天、一天，多的两天。八九个单位用了一个多星期。在这个基础上，4月13口召开了一个部务会议的扩大会议，我讲了一篇话，重点是讲中宣部的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这篇讲话是有针对性的、旗帜鲜明的。我首先讲：在中宣部工作的同志首先要想到我们是中央宣传部，中央宣传部的任务就是宣传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无论发文件、讲话、写文章，以及开展有关的业务活动，都必须牢记这一点。要在政治上同中央保持一致。你能够这样做，才能在中央宣传部工作，否则就不能在中宣部工作。这篇东西虽然讲的是纪律问题，实际上讲的是政治问题。部里的也好，中央的也好，一切没有做决定的问题，提出来讨论时，或者制定方针、政策之前，都可充分发表意见，高度发扬民主，什么意见都可以讲，可以反复讲，可以争、可以吵；一旦做了决定，就必须执行。如仍有不同意见，可以保留；但在行动上--发言或写文章，必须执行部里的和中央的决定。在这个问题上，大家要互相监督，首先大家要监督部长――邓力群，是否遵守了决定。同时还讲到，顾问也要接受监督。②
这个报告约有二、三千字，现在看来，还是有声有色的、很有分寸的。既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又使反对派挑不出毛病，不大容易啊！
4月13日关于"政治纪律、组织纪律"的讲话整理出来之后，在整个部的范围里讨论，要大家提修改、补充意见，也包括提出不同意见；各个单位都进行了讨论，并提出修改意见，直至5月7日把大家的意见集中起来，补充修改并通过，形成一个大家共同遵守的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同时还有一些其他的部务工作计划和安排，这一下子就把那些人镇住了。
然后就是进行各个局的机构调整和人事配备。到了年龄的退下去，对他们的工作、生活也作了一些安排；把中青年干部提上来。在这期间，对理论局进行了调整，免了李洪林的副局长职务。理夫也是我介绍给胡耀邦的，他也和王惠德、李洪林搞在一起，但理夫暂时还留着。这时乔木出了个主意，说可从书记处研究室调几个人到宣传部。后来把卢之超调来当理论局局长、贾春峰当副局长。来了之后，两个人就分化了，贾春峰和王惠德等人搞到一块去了，弄得卢之超后来很难办事。
一九八二年纪事
八 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及其实践
1 一九八二年下半年召开的十次会议
按照胡耀邦的意见：党中央各部要安排指导各部门的工作，一年最多开两次会议就行了，宣传部的工作不同，一年至少要开十几次会，甚至要开几十次会。各个领域的思想问题很多，一个问题就可以开一次会。据此，我布置了下半年的八次全国性会议。实际开会不止八次——
8月17日，开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有各省市的宣传部长和北京有关部门参加。
10月13目，宣传部同社科院、国家教委合作开了一个全国社会科学的规划会议。
10月22日，中宣部与教委、经委的职工教育委员会讨论职工的文化补课。
10月27日一11月5日，中宣部同书记处研究室、农村政策研究室合作召开了全国农村思想政治工作会议。
11月1日一8日，与有关部门(教育、文化......)合作召开了整个文教系统的干部管理工作会议。
11月13日，召开了全国新闻出版处处长的会议，布置准备召开全国出版工作会议。
11月23日，同中组部一起在山东济南开了一个党员教育工作会议。
12月17日，开了全国高校图书馆长的会议。
年底共青团换届，参加了共青团代表大会，我作了一个题为《中国青年的道路：从爱国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报告(收入《邓力群文集》第二卷)。
2 五次重要会议讲话
计算起来，从8月17日--12月28日，同有关部门合作、或参加有关部门召开的会议，包括青年团的会议(因为青年团的思想工作也归中宣部管)，共有十次。其中重要的会议有五次(见上文中文字下划线的会议)。我在这五次会议上的讲话同乔木的意见是一致的。乔木在准备十二大的报告时，曾在一次会议上做了一个发言，题目是：共产主义思想的实践。我在这五次会议上，分别从不同的工作角度，宣传、解释和发挥了如何进行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和教育。例如，8月17日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这是十二大召开前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这时十二大报告的基本轮廓和稿子有了，为了在十二大召开以后，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及中央各部门学习、宣传十二大的方针、政策、路线，召开了这次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会上，我讲的主要内容是：十二大的报告是用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分析当时的历史情况，制定有关的方针、政策的。这实际上把十二大报告的要点，与全国宣传部长通了气。在会上还请人做了有关问题的发言。如请国家计委房维中同志讲十二大以后我国经济工作的发展规划(考虑了什么问题，提出了什么要求，如何实现，等等)。还请了其他一些同志讲话。我在这次会上有一篇讲话，其中重点是解释毛主席根据中国现实情况所说的话：共产主义制度是要在将来才能实现的，这是我们的最高理想，不管经过多少艰难困苦，我们都要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实现共产主义制度；但这是将来的事，眼前就是要经过历史的进程，一步一步地在共产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分析每一阶段的形势，制定每一一阶段的任务，然后一步步地往前走。不论任务有何不同，但都是在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指导下，了解情况，制定政策；既为当前的利益而奋斗，同时又要体现将来的利益。
在农村政治思想工作会议上，我讲的是：我们现行的政策是按劳分配，但我们共产党员以及共产主义的同情者，广大的职工中，已经有不少人走在时代的前面，他们自觉自愿地进行不计定额、不计报酬的劳动。这就叫共产主义的劳动态度，对此我们应该加以提倡。这个同现行政策——按劳分配，既有区别，又有一致之处。
我讲得比较好的是党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发言，题目是《新时期要做好党员教育工作》(收入《邓力群文集》第二卷)，还有在全国共青团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国青年的道路：从爱国主义到共产主义》(收入《邓力群文集》第二卷)。我用历史的经验和历史人物说明：在中国的社会条件下，要爱国就要用共产主义思想做指导。始终坚持爱国主义，就必然成为共产主义的同情者，以至于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我列举了鲁迅、郭沫若、宋庆龄、何香凝的经历。一共讲了十条，我最近又重新看了一下，到今天仍然站得住：但令人奇怪的是：我的这篇讲话被团中央放在《中国青年报》的报屁股上，用很小的字分好几天才登完。这表明了一种态度。那时团中央的书记是王兆国，祝词是胡启立做的。他们专门约我去讲话，我讲了差不多半天，当时会场上的反映还挺好。为什么他们会用这样一种冷淡的态度来对待？这是他们的态度，还是胡耀邦的态度，搞不清楚。与后来的事情联系起来，很可能这是胡耀邦采取的淡化处理的方式。到1986年，胡耀邦就把"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的"共产主义思想"抹掉了。
3 提倡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学风
我在上述几次会会议上讲的第二个重点是改进学风。提倡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风气。在宣传部里反复讲，在很多次会上也反复讲。《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座谈会上的讲话》(收入《邓力群文集》第二卷)，我介绍了陈云同志的作法，在每次做决策之前，要用90％的时间做调查研究，在调查的基础上有10％的时问做决策就行了。我也介绍了张闻天的经历：在遵义会议上，他从政治上转过来了；但思想作风的转变是到延安整风以后，特别是他出去晋西北、陕北调查回来以后，写了《出发归来记》标志着他的学风才真正转到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路线上来。
在这个期间，我针对社科院存在的问题，讲了一次话：《增强党性，改进学风》。语言、提法都比较尖锐。这个讲话我看到现在也还站得住。增强党性主要是讲在政治上要和中央保持一致。我说：到这个时候，我们社科院有的人在发言和写文章时，还相当放肆；中央的决定反复重申，他就根本不放在心里。在学习问题上，我讲：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工作有很多进步，特别是农村工作，面目一新，创造了很多新经验。我们组织了社科院的同志到农村去了解情况，进行调查，去作调查的党政人员多。研究人员很少。我认为，这些人还习惯于从概念到概念，从书本到书本，不重视从生活中学习。
一九八二年纪事
九 在中央党校作学习十二大精神的报告
十二大开完会以后，我在党校讲了一次，题目是：《开创新局面的党代表大会》。从三个方面对邓小平同志的开幕词和十二大报告的体会。
现在重新看了一下，其中第二部分：《走自己的道路》，没讲出什么新的道理。第三部分：《关于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四项最重要的保证》，也可以说是照本宣科。比较有点意思的是第一部分：《关于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问题》。这部分中的道理也还是那些，有什么新意也很难说，但解释得比较好，把我们的经验和外国的经验结合进去了。
比方说，我用毛主席1962年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中关于从胜利和失败的比较中认识革命规律的论述，用斯大林在讨论《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本书回答别人提问时关于"规律"的解释，来说叫"对规律的认识要有正面的经验，也要有反面的经验"；用通过建国三十多年的历史人们才逐步认识应该学习陈云观察经济现象、处理经济问题的方法，说明"认识规律的，开始总是少数人，然后才有较多的人，再后才有绝大多数人"。我还说明，"我们党是一个战斗的党、行动的党。我们党对客观规律的正确认识，应该体现为制定和领导人民群众实现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像我们对客观规律的认识一样，也要有个过程，也不可能一开始就很正确、很完善。而是逐步正确、逐步完善。"有了“大跃进“的挫折，毛泽东同志才讲出一篇道理，指出，无论在革命方面和建设方面，我们党都要有一条适合客观情况的、有充分说服力的总路线，还必须在总路线指导下，在工、农、商、学、兵、政、党各个方面，有一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这样才能教育干部和群众，统一他们的认识，工作才好做。我通过历史经验的分析、比较、总结，令人信服地指出，十二大的总路线和具体方针、政策、办法，是在认识社会主义建设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制定的，是基本上符合我国当前的客观实际的，所以，说十二大将引导建设走向胜利，这个判断是站得住的。
回想起来，1982年的事情不少，有些至今还令人欣慰，有些却让人想到某些人的"不善"的居心，令人不悦。
注释：
①勤务组是“文革”初期机关、单位党组织瘫痪后成立的临时权力机构。
②邓力群：《宣传部的组织纪律和政治纪律问题》。《邓力群文集》第2卷，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22页至第26页。
一九八三年三个部门的四个会议和两件突发的事情
一 三个部门的四个会议
1983年1月至8月底，主要分两个部分来讲，一是三个部门的四个会议，二是两件突发的事情。中间插一个文物工作。
一 三个部门的四个会议
1 全国出版工作会议
第一个会，是1月初召开的全国出版工作会议：
在出版工作会上，1月8日，我有一篇讲话《把宣传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结合起来》。(收入《邓力群文集》第二卷)这个题目就是我讲话的中心。出版工作要服从这个要求，各种出版物要体现热爱社会主义精神和共产主义思想。不但社会科学的著作要努力这样做，就是自然科学的著作也可以从这方面来组稿、出书。例如，李约瑟就写了七大卷讲中国人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发明创造的书，用大量的事实说明中国人民在世界科学史上的贡献。这件事引起了出版社的重视。
出版工作会议之后，我在几个会上都反复讲了这个意思。其中在广电部和记协联合召开的一次全国性会议上，我提出了：如何通过广播电视进行爱国主义宣传教育，并提出了九条建议：第一，反映祖国新貌、建设成就、英雄人物、先进事迹。第二，广播电视中仅有《祖国各地》还不够，应该与旅游部门介绍中国三千多个旅游点的"旅游词典"项目联合起来，各省、市、自治区可以分片包干，在若干年内，把三千多个旅游点，一个点拍一部电视片。第三，表现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与历史教科书不同，我们的电视及电影、戏剧、小说等，应该着重从人物出发，围绕人物展开与他联系的历史事件。第四，从古代到现代，大诗人、大作家、大画家、大音乐家、大戏剧家、大表演艺术家、大书法家等，他们的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代表著作，他们的爱国主义事迹，要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宣传。第五，从古到今杰出的科学家、学者、思想家，为了祖国文化的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的形成和发展，物质财富、精神财富的创造和积累，做出的巨大贡献，应该让人民知道，对人民进行教育。第六，历代文物的介绍。我们的文物数量之多、工艺之精美，在世界上是名列前茅的。可以选择在历史上起过重大作用的、有世界影响的文物，拍成电视进行宣传。第七，各个民族、各个地区的各具特色的工艺美术品，以及歌舞戏曲、著名演员、舞蹈家、表演艺术家的介绍。第八，建议对55个少数民族的历史、现状、解放前后比较，对每个民族美好的文化、特产，优良的传统、道德品质等，把它们搜集起来，拍成片，每个民族至二步一部。第九，国外爱国者的事迹、著作。鲁迅、茅盾等人曾做过这方面的工作。现在应该继续搞，并且加以丰富、扩大。广东电视台有一个《名著与名画》，这样的形式很好。
不久，中国历史学会首次学术年会暨中国史学界第三次代表大会(会长周谷城)，让我去讲话。4月11日，我在讲话中发出呼吁："请求大家从不同的方面，采取不同的方法，向我们的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特别是史学工作者，"不但有责任而且有更好的条件进行这方面的工作。""我国史学界本身就有深厚的爱国主义传统。通过历史研究、教学和写作等方式向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史学界的同志能够发挥独特的、重大的作用。"①
在此之前，我曾要书记处研究室搞一个爱国主义教育的文件，一直写不成熟。在我这三次讲话之后，特别是我对各方面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让他们以此为基础修改那个《关于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几点意见》的文件，经过修改后的文件应该说比较好。7月2日，以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书记处研究室的名义发出这个文件，在报纸上也公开发表了。《意见》指出，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我国各族人民爱国主义的主要内容，就是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共中央所提出的三大任务，即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在目前社会条件下，振兴中华，就是要切实完成这三大任务。《意见》提出做好十个方面的宣传。就是我上面提的9条建议的内容。这工作引起了有关方面的重视，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