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王若水：你在理论务虚会上批评毛主席的文章和讲话，怎么一下子就传到香港去了。王若水说，不是他而是别人送出去的，还有送到台湾去的，都不全。我就对他说：共产党员在党内、国内发表意见，按照组织程序，什么意见都可以讲，但拿到香港去发表，性质就不同了。他就推托，是别人送的，还把他的东西歪曲了。
开会把事实核对清楚以后，我们又把给中央书记处的报告作了一点修改。4月20日，把这个报告，连同乔木3月10日同周扬的谈话记录，周扬给胡乔木、邓力群并胡耀邦的信，秦川和王若水的信和检查，再次报送上去。以后就没有了消息。有点"留中不发"的味道。究竟胡耀邦发了这个报告没有，把这个报告送给常委看了没有，我都不知道。后来，根据在邓小平那里谈到的问题来看，好像这个报告送给邓看过。报纸上发表的周扬的讲话，我也没有特意送给邓、陈去看。
后来，胡耀邦和我讲，学术问题，何必搞得那么紧张，各说各的都可以嘛。我就说：周扬那篇东西不是简单的学术问题，按他说，党要变质，党要走到自己的反面，政权也是如此，经济、思想也要走到自己的反面，把马克思主义讲的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异化照搬过来，这不伦不类嘛，这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胡耀邦一直坚持这是个学术问题，不要搞得那么紧张，事情几个月没有下文。我也只好把它搁在那里。你不管，我也只好不再管了。到7月份，我就外出调查考察文物工作去了。
3 编七种研究材料
但这方面的具体工作也不是没有做。在核对送中央书记处的报告和材料之前，因为乔木说要把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作为学术问题进行讨论。我就把与中宣部有关的单位中央编译局、人民出版社等部门的同志召集在一起，在中宣部开了一次会议。要求分工编七种材料，每种一本或两本，把能够收集到的材料尽量编进去。材料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异化问题的论述；社会主义国家关于异化问题讨论的文章；社会主义国家中持不同政见者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中国已经发表的关于人道主义、异化问题的文章；等等，作为进一步讨论人道主义、异化问题的参考材料。
当时，我确实认为这个问题是可以讨论、应该讨论的。王若水后来说，邓力群1983年3月下旬说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要讨论研究，现在变了。邓力群是变了，在听了邓小平关于异化问题的谈话后，我的认识提高了，对王若水的错误思想的认识也清楚了。
在4月20日中宣部报告送上去以后，薄一波同志写给我一封信，说周扬托他给邓小平送了18条马克思关于异化的语录。薄一波在信中没有说他给邓小平送语录的时间。但可以确定，是在4月20日中宣部的报告送上去以后。这在下面再细说。
反对精神污染的前前后后
三 邓小平提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
前面说过，7月初，我去外地考察。先去了华北地区的承德、张家口、包头、大同，后来又去了西北，到了陕西、甘肃、青海、宁夏，主要是做关于文物方面的调查研究工作。到了1983年8月，我还在外地，邓小平找乔木谈了一次话。
邓小平说，他最近看了一些材料，觉得文艺界的问题复杂，思想界的问题严重，人们的思想很乱，所以他准备在二中全会上讲讲这些问题，并出了个题目：《人类灵魂工程师的责任》，胡乔木说这个题目太窄了，是不是放宽一点，讲党在思想工作中的任务。邓小平同意这个意见，并让乔木帮助搜集材料，准备稿子。乔木从邓那儿回来后，就找了几个同志谈，说有这么个事，并且谈了他对如何起草邓小平讲话的想法。
9月6日，我从外地回京。9月7日上午，邓小平通知我去他那里，要谈二中全会讲话稿的事。我就把帮乔木搜集材料、起草稿子的龚育之、郑惠、卢之超一起找去了。
邓小平问：让乔木准备一个关于思想工作的讲话稿，准备得怎么样了？
我说：我刚从外地回来，不知道情况。他们几个人刚从杭州乔木那里来，由他们汇报。
龚育之等就把乔木设想的几个题目和稿子字数，向邓小平作了汇报。
邓听了之后说：这样讲，问题太多，不需要、也不可能讲这么多问题。他赞成由书记处起草一个加强思想工作的决议来讲这些内容，他这个讲话的范围要小一些。内容太多了，对当前主要问题的针对性就不够，就很平淡了。这些内容都可以涉及，但是不要分得这么细。
他说，原来就是想讲不要搞污染。所有的灵魂工程师，包括理论工作者在内，演员也是，不要搞污染。
他说，在文代会上讲了污染问题。灵魂工程师不要对社会风气、对青年思想搞污染。现在好多是搞污染。
他说，我准备了，也想了，就讲两个问题：一是整党不能走过场；一是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
然后他讲，我们记录。从小平同志的谈话看，他是胸有成竹的。假如周扬是5月给他送马克思的18条语录，到这次谈话时已有四个多月了，他准备、思考得很成熟了。
从邓小平那里回来后，我们把邓小平的谈话整理了一个记录稿。先送给邓小平。他看得很认真，还在清样稿上改了两个字。清样稿上这么写：我们是把实行开放政策当作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展的步骤，目的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邓小平把记录稿上的“步骤”改为"补充”。这在档案中有记录。谈话记录稿经邓小平修改后，我把这个稿子送胡耀邦，并在9月12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传达了邓小平9月7日关于整党和不要搞精神污染等问题的谈话。
因为胡乔木仍在外地，我就在北京组织人，根据邓小平的谈话精神，搞了一个邓小平讲话的整理稿。在整理的过程中，我们还把稿子送给在杭州的胡乔木看。胡乔木根据邓小平的谈话对稿子修改后，传到北京。我们又在北京征求了各方面的意见。其中王鹤寿提意见说，现在造成思想战线混乱的原因之一，是党内自由主义思想太厉害。后来，我们在邓小平的讲话中加上了这个意见。9月20日，邓小平特地找胡耀邦、赵紫阳、胡启立和组织部几个人谈话，着重讲的是整党不要走过场，附带提了一下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
反对精神污染的前前后后
四 邓小平在异化问题上的高明见解
9月30日，我们把讲话稿送给邓小平。他看过以后，当天就把我们找去，谈了两点意见：第一，整理稿子看了，太长，砍掉三分之一；第二，自由主义这个问题话太多，有一两句就可以了。
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还讲了一篇话。他说：
早已收到周扬同志为他文章辩护的信和附上的马克思讲异化的18条论述。周扬同志送来的马克思讲异化的材料，他引的所有的话，都是讲的资本主义社会，讲劳动创造的成果反过来变成压迫自己的力量。所有的话，都在这个范围之内，都没有超出这个范围。
关于异化，马克思是如何说的，要搞个材料。印发给大家。这是个生疏的名词，绝大多数同志不了解异化是什么。也是个学习嘛。让大家接触一下这个问题，有必要。
周扬同志讲毛主席1964年赞成他讲异化的文章，毛主席是不是吃了他的亏呵？那时候满脑子苏联变质，联系说到我们自己也变质，提出走资派，资产阶级就在党内，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只在中央打。各级领导都打。是不是异化思想导致的呵？
得组织点文章。
也怪，怎么搬出这些东西来了。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对共产主义没信心。不是说终身为共产主义奋斗吗？共产主义被看成是个渺茫的东西，可望不可及的东西了。既然社会主义自身要异化，还到什么共产主义呢？在第一阶段就自己否定自己了。否定到哪里去？社会主义异化到哪里去？异化到资本主义？异化到封建主义？总不是说社会主义异化到共产主义嘛！当然，也说了社会主义自身有克服异化的力量。
需要写有分量的文章驳这个东西。
这些观点，说它“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帜"，可能太重了。可以说它是"以马克思主义的面目出现”。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这是对社会主义没有信心，对马克思主义没有信心。马克思主义者要出来讲话。
这是一种论断。这个论断没错。
搬了些古老的东西加以歪曲，这是吓唬人嘛。所以，读点马克思的书很重要。利用这个机会学习学习嘛。
外国各方面对异化的议论，整理成一个材料，发给全会(不写周扬那些)。
周扬同志送来的材料，我一看，马克思在什么范围内讲这个，清清楚楚。这个材料帮不了周扬的忙。
邓小平这篇话讲得非常好，非常重要。这一篇话使我、使乔木都有了一个提高。听了这次谈话，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大大地提高了。有了这篇谈话，才能有我在二中全会西南组批评王若水错误的长篇发言。胡乔木看了这次谈话，他的《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文章才可能写得这样好。王若水讲，后来问题发展得这么严重，是胡乔木送了材料。实际上，胡乔木没有送材料，是周扬送了18条语录，才使邓小平在异化问题上发表了这么高明的意见。
反对精神污染的前前后后
五 邓小平在十二届二中全会讲话前后
1O月初，根据邓小平的谈话，我们又对讲话稿进行了反复修改，并送在外地的胡乔木修改、整理。后来又送中央领导审阅，征求意见。最后定稿报送邓小平。10月1O日邓小平批准定稿。
邓小平9月的两次谈话和他的讲话稿，书记处正式印发了。耀邦都看了，他都说同意，既没有补充，也没有提出不同意见。
在邓小平二中全会讲话出来之后，秦川就散布说：邓小平之所以要讲这么个话，主要是因为邓力群和胡乔木给邓小平写了信，送了材料。后来又有人造谣说：讲话是邓力群塞给邓小平的。这类谣言的根子还是从秦川的上述说法来的。
接着，就开十二届二中全会了。
1O月12日，邓小平在二中全会上讲话，着重讲整党不能走过场和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针对党内存在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组织不纯的严重问题，指出：必须下定决心，用坚决、严肃、认真的态度来进行这次整党，通过搞好这次整党，把党建设成为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核心。
针对理论界、文艺界存在的相当严重的混乱，特别是存在精神污染的现象，强调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指出：精神污染的实质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对于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搞精神污染的人只是少数，问题是对这少数人的错误言行缺乏有力的批评和必要的制止措施。精神污染的危害很大，足以祸国误民。它在人民中混淆是非界限，造成消极涣散、离心离德的情绪，腐蚀人们的灵魂和意志，助长形形色色的个人主义思想泛滥，助长一部分人当中怀疑以至否定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的思潮。
还指出：在对现实问题的研究中，也确实出现了一些离开马克思主义方向的情况。有一些同志热衷于谈论人的价值、人道主义和所谓“异化”，他们的兴趣不在批评资本主义而在批评社会主义。有些同志至今对党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仍然抱怀疑态度。文艺界的一些人热心于写阴暗的、灰色的，以至胡编乱造、歪曲革命的历史和现实的东西。“一切向钱看”的歪风，在文艺界也传播开来了。因此，必须大力加强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对于造成思想混乱和精神污染的各种严重问题，必须采取坚决严肃认真的态度，一抓到底。马克思主义者应当站出来讲话。
最后强调：加强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克服软弱涣散的状态已经成为全党的一个迫切的任务。
二中全会作出一个关于整党的决定草案，邓小平讲了上述那篇话。陈云同志也讲了话。讲话印发给大家，让大家(包括书记处的同志)提修改意见。我的印象是：胡耀邦和赵紫阳都没有提出不同意见。
在二中全会之前，即9月30日之后，邓小平曾让我们准备点材料，他说：异化是个怪名词。要开会了，要把这个名词的材料搜集、整理一下，好让大家知道一下，接触一下这个问题。同时，思想工作里头有些什么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也搜集一点材料。这样，当时书记处研究室就请与思想工作有关的单位，就他们本单位的一些离开马克思主义的言论，搜集整理了几十份材料。我们经过挑选，整理出二十份左右，提供给二中全会参考。在二中全会之后，我们又从中选了十几份，印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参考。
反对精神污染的前前后后
六 我在二中全会上批评王若水的发言及其他
我在二中全会小组会上，做了一个长篇发言，主要是批评王若水的一系列观点，同时也对周扬那篇文章中一些错误观点提了点意见。发言整理出来以后，用简报印发给到会的同志。这个发言，后来王若水看到了。1985年，王写了一篇很长的辩护文章。无非是说，这个、那个问题上我曲解了他的意思，他的原意不是如我所说的那样。其实，我的发言大量引证他的讲话原文，每段引完了，我只是点了一下，说明这段话是个什么意思。王若水就逐段逐条进行反驳，为自己辩解。概括地讲，我说他离开了马克思主义，他说他自己还是马克思主义。现在来看，问题就清楚了。1993年，他在香港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第一个标题就是："从追求到幻灭"。说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幻灭了。这样，他自己为自己做了结论。实际上他也确实走到了这一地步。王若水当时的那篇辩护文章有的部门印发了。我知道的有国家计委印发了，作为他们干部学习的参考材料。
现在，把我在1983年10月12日十二届二中全会西南组的发言，全文抄录在下面，供有兴趣的同志研究。
邓力群同志在西南组的发言
(一九八三年十月十二日)
一、我完全拥护小平同志、陈云同志的讲话。
思想战线的问题是很重要的。小平同志提出了我们的任务，又批评了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作为参加思想战线领导工作的一员，小平同志批评的软弱涣散的问题，也包括我在内。这里有能力问题，有工作方法问题，也有责任心问题。
远的不讲，从十一届六中全会以来，比较多地注意了中央路线、方针、政策的正面宣传、解释、论证，对“左”的、右的错误思想，不是说没有不同意见，不是没有进行过批评，但是，总的来说，没有根据问题的性质以及这些问题所造成的影响，在不同范围内组织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开展对错误思想的批评。也组织了一些文章，在报刊上对错误观点进行批评，但是数量少，有份量的、有说服力的更少。说实在话，理论界也罢，文艺界也罢，很多错误观点来自北京，发生在中宣部眼皮底下。我们没有管好，是有责任的。当然，有些事情不是不想管，也不是没有管，不过真要解决问题，也的确不容易。
党中央早就指出，思想战线的一个重大任务，是组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通过这个队伍来维护、宣传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研究、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同各种错误倾向展开争论，必要的时候进行思想斗争。我虽然认识到这件事情的重要性，也做了一些工作，但是做得很不够。在我们从事理论工作的同志中间，全国各地区各部门有很多的马克思主义者，自动地对一些错误观点进行了批评。但是，中宣部的组织工作做得很不够，所以现在的状况基本上还是小平同志讲的，马克思主义者各自分散作战，没有形成队伍，没有形成阵势。
二、小平同志说，异化是一个怪名词，很多同志很生疏，有必要编写一些参阅材料，请到会同志看一看。已经印发一部分，以后还准备陆续选编。
三、今天的发言，着重介绍一些国内这几年关于异化问题的材料，也说一点个人的看法，供同志们参考。
马克思所说的异化，指的是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劳动者丧失生产资料，从事雇佣劳动，全部产品为资本家占有，这样就形成一种状况，劳动者生产的劳动产品成为对自己的异己的、敌对的力量，反过来统治劳动者。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劳动异化或异化劳动。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指出资产阶级必然培养出自己的掘墓人，资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所代替。马克思在论述社会主义社会的时候，没有使用过异化概念。
目前国内讲异化最多的是王若水同志。王若水同志讲，“照马克思的意思，一到共产主义，异化就没有了。……在这一点上，我大胆地讲一句，马恩还没有完全摆脱空想的成份”。他又说，“原来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好像一切异化的根源都是私有制，好像只要社会一旦掌握生产资料，异化就消灭了。……现在看起来，废除私有制，消灭剥削，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是不等于这个问题解决了以后，社会上一切问题都没有了，人就完全进入自由王国。不！还会有异化，因为人们还可能对社会发展的规律不完全认识，还有盲目性，还会产生一些问题，因此还会陷入某种不自由的状态。"
多年来，王若水同志不是作为一个学术问题、理论问题来讨论异化的，而是尖锐地针对现实问题发表自己的主张，阐述自己的见解的。他说：“十几年了，国外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和讨论情况如何，我了解不够，但我越来越深切地感到，这个问题的研究不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很重要的，而且对社会主义国家也是有现实意义的。”又说：“这个问题也是社会主义实践提出来的，现在有它的新的意义”。
王若水同志也不只是谈社会主义社会中资本主义异化残余还存在，这种异化后果还有待于消除，他主要是谈社会主义的异化，认为社会主义实践提出了异化问题。他说：“社会主义应该是消灭异化，但它究竟是不是已经消灭了异化，没有了异化呢？我想我们应当承认，实践证明还是有异化，不仅有思想上的异化，而且有政治上的异化，甚至经济上的异化。"这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各个领域都存在异化。
关于所谓思想上的异化。他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的概念，认为修正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异化，教条主义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异化。他特别反复批评个人崇拜，而且把个人崇拜同宗教迷信完全等同起来。他说：“个人迷信，现代迷信，是思想上的异化。教条主义是异化，教条主义发展到顶点。就成了个人迷信，本来领袖是人民当中产生的，是人民抚育的。……离开人民这块土地，领袖就没有什么力量，不会有什么作为了。领袖和群众的关系应当是这样嘛！宣传个人迷信的结果，领袖脱离了人民。倒过来了，好像人民的一切都要依靠领袖，这不是跟上帝一样了吗？......一旦个人迷信造成以后，你要破掉它，就得付出代价，惨重的代价。异化了，不由自己支配。"王若水同志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有个长篇发言，集中批毛泽东同志。他说，他怀疑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还反复举例，从毛泽东同志和其他中央同志的个人关系来说明"文化大革命"。听了以后，给人这么个深刻的印象：毛泽东同志个人品质很坏。港台报纸基本上把发言内容全文登载了，还说是“批毛第一炮”，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发言”。对毛泽东同志个人崇拜的这类批评，他在多次讲演、文章里都有。最近他还写文章批评毛泽东同志的一个提法。毛泽东同志说，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意思很清楚，无非说因为穷，就要干，就要革命，来改变这个穷。王若水同志在文中质问“怎么说贫困是好事"，说"那种认为共产主义觉悟和文化知识水平没有什么关系的观点是错误的"。但是从毛泽东同志那段话里根本看不出这些意思来嘛。反正是一有机会，就找到毛泽东一句话两句话，一个论点两个论点，用这样的语言那样的语言，用这样的形式那样的形式，挖苦一通，批判一通。
关于所谓政治上的异化。他经常引用马克思、恩格斯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说的，要防止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用这个来论证所谓政府的异化、党的异化。他说，政府的权力是人民给的，目的是要为人民服务，“但这个权力一旦给出去以后，就有这种危险：可能有一部分人把这种权力不为人民服务，而为自己服务，结果由人民的公仆变成人民的老爷，转过来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这好比母亲辛辛苦苦生了个儿子，指望他长大以后养老，结果成了逆子。政府变成了老爷，不受人民控制了，变成了异己的力量，这就是异化，政治上的异化。”从一部分人引申到整个政府，都异化了。
讲到党，他说，我们一直认为修正主义是主要危险，现在还要反修防修，但是，在他看来，“我们的主要危险还是人民的公仆变成人民的老爷”，“本来是受压迫的党，变成了执政党，党的地位起了变化，就可能有脱离群众、脱离人民的危险，可能异化。本来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人民的工具，人民的公仆，但后来脱离人民，变成贵族老爷，不是工人阶级啦！成了与工人阶级对立的异己的势力。......只是要求不再出林彪、'四人帮'，这个要求太低了。问题应该换一个提法，就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提法：如何防止社会的公仆变成社会的主人？这个提法就广泛多了。"接着说，"各级领导都有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解决。"
说政府也异化，党也异化，或者叫权力异化，政治异化，这很值得注意。有些非法组织，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分析，沿用这个提法，讲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大众同特殊官僚阶级的矛盾，因此煽动进行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照王若水同志那样讲下去，很难避免不得出和非法组织相同的结论。
关于所谓经济上的异化。他在一九八○年的一篇文章中说："前不久报纸上批评的昔阳县的'西水东调'工程，不就是一种经济上的异化现象吗？搞了四、五年，投工近五百万个，耗资几千万，结果不但得不到好处，还成了一个包袱。自己辛辛苦苦造一个大包袱给自己背，这不是异化吗？再比如云南森林的大火，毁林开荒，类似的问题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里也讲到。过去把森林烧掉，要它的荒地，从近期的效果看是有利的。因为自己有一块地，可以种地了。但是大家都这么搞，长远的后果，人要吃它的苦头。因为破坏了生态的平衡，破坏了森林，气候条件又改变，最后这个地区成了一个不毛之地，这是自然对人类的报复，人就倒过来吃苦，这就叫异化。""象工业污染也是例子。搞个化肥厂，搞个什么厂，这也是好的啊！结果，它产生了污染，倒过来危害了人。这也是一种异化。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满足人们的需要，这应该是很清楚吧！然而社会主义社会也可以出现这种现象，片面地去追求高速度，片面地发展重工业。高速度之所以好，是因为它能高速度地提高人民的生活。只有在这个意义上说，它才是好的嘛！牺牲人民的生活水平去追求高速度：去追求重工业，为重工业而重工业，为高速度而高速度，结果人的干劲越大，就越是大吃苦头。劳动的结果不是对人民有利，反而使人民吃亏，这也是异化。由于这种唯意志论，不认识客观经济规律，还带着很大的盲目性，因此经济上也会异化。"各种经济工作中的缺点，都被叫做异化，叫做异己力量。
从上面思想、政治、经济所谓异化的这些道理来看，王若水同志完全离开马克思关于劳动异化的本意，任意广泛地解释异化的含义，把异化任意解释成为包括矛盾、一分为二、对立面的转化、否定之否定、思维和存在的各种哲学范畴的、玄而又玄的东西。他还打过一个比方，“一个母亲生了个儿子，她很心疼，很爱，辛辛苦苦地把他培养大，教育大。可是这个儿子慢慢长大后，成了一个逆子，不仅不受母亲管，倒过来管他的母亲，欺侮或者虐待母亲。儿子不认他的妈，把母亲当外人甚至敌人。母亲也觉得儿子不象她的儿子，成了家庭里面的异己分子。这个过程用哲学的语言来讲，就是异化。异化，就是异己化。”总之，在王若水同志看来，事事、时时、处处都在异化，什么东西都在异化，没完没了地异化。这正象西方资产阶级学者一贯宣传的那样，异化是包罗万象的。
四、王若水同志在谈论异化的同时又经常谈论人道主义，有时和异化联系在一起谈，有时专门谈。
他在《为人道主义辩护》中分析了历史上的各种人道主义，然后讲，各种人道主义有“共同的原则，这个共同的原则简单地说就是人的价值”，“各种人道主义对人的价值的理解可以有很大的区别，但只要它们都重视人的价值，那么这种区别就是一种人道主义和另一种人道主义的区别，而不是人道主义和非人道主义、反人道主义的区别”。他还说，“马克思主义应该如何评价人道主义呢？从积极方面说。人道主义肯定人的地位，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幸福。从消极方面说，人道主义反对两个东西，一是神道主义，如中世纪的宗教；一是兽道主义，如对工人的残酷剥削，还有法西斯。这些内容，我想是包含在人道主义之中的。至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抹杀人的阶级性，反对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那当然是马克思主义要反对的。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或者'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这样的概念，就可以表达出同历史上的人道主义的区别和联系"。"总之，人道主义反对神道主义和兽道主义这两点，都是与克服人的异化联系在一起的。全盘否定人道主义，就可能异化到'神道主义''兽道主义'去，这种现象不是在十年浩劫中发生了吗？我们不是既产生了'造神运动'，又产生了法西斯的灭绝人性的兽行吗？"他又说，"我们现在也可以说，'人道主义'一词无非是指建立在强调人的价值这一原则上的各种思想体系和思想倾向；我们不应该把一般的人道主义和它在特定历史阶段上的特殊形式混为一谈。在当时条件下，马克思不用'人道主义'这个词是可以理解的；而现在我们就不必这样拘泥了。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全部归结为人道主义，但是马克思主义是包含了人道主义的。"他认为，"人道主义"这个名词，"表明它和历史上的人道主义的继承关系"，"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形容词，"表明它和其他人道主义的区别。"他说：马克思不是否认人道主义而是把人道主义"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样一讲，国内跟着出了很多文章，也出了很多文艺作品，用各种形式来讲所谓人道主义，反对所谓非人道主义。其中举的例子很多，比如夫妻两地分居是不人道的；动员知识分子到边疆去工作是不人道的；提倡"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更是不人道的；等等。不少的青年人受到蛊惑。大学生统一分配，服从祖国建设需要，也被说成不尊重人的价值，也叫做不人道。这种所谓人道主义的宣传，当然不是批评资本主义违反人道主义，而是批评社会主义事事都违反人道主义。对人道主义观念进行这样的阐述，已经引出了很不好的社会效果。
王若水同志把自己的人道主义观点加以引申说"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他论证自己的提法的时候，引证了很多马克思、恩格斯的话，但结果却走到另外的方面。我这里只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马克思说“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马克思这里用了“人类”，但说的是“社会化的人类”。因此才进而研究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生产关系。不同的生产关系，人的地位也不同。马克思自己就说过：“至于讲到我。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从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中来研究阶级以及各阶级间的关系，确立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这样才有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正是把这种有科学内容的、有规定性的社会化的人类，作为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王若水同志引了这段话，但是在阐述自己观点的时候，却抽掉马克思给予"人类"一词的科学内容和规定性，讲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是人。
第二个例子，他还引了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说：“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这是恩格斯解释唯物史观的一段很有名的话。这里有“人们”两个字，恩格斯赋予这两个字一系列的科学内容和规定性。王若水同志把这些也抽掉了，也用来证明他所谓的“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
他从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引证的很多很多。他引证马、恩的话，倒不能说断章取义，但是却把马、恩研究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和各种社会关系的科学的内容、具体的规定、确切的含义抽掉，进行高度抽象，只剩下一个"人"，一个所谓大写的"人"。
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活的灵魂，是对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研究任何一个社会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王若水同志的方法，是同这种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相违背的。
列宁在《哲学笔记》中写道：“我们不否认一般的原则，但是我们要求对具体运用这些原则的条件进行特别的分析。抽象的真理是没有的，真理总是具体的。”“一般的含义是矛盾的：它是僵死的。它是不纯粹的、不完全的，等等，而且它也只是认识具体事物的一个阶段，因为我们永远不会完全认识具体事物。一般概念、规律等等的无限总和才提供完全的具体事物。”“辩证法是活生生的、各方面的(方面的数目永远增加着的)认识，其中包含着无数的各式各样观察现实、接近现实的成分"。"对立面(个别跟一般相对立)是同一的：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系而存在。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任何个别(不论怎样)都是一般。任何一般都是个别的(一部分，或一方面，或本质)。任何一般只是大致地包括一切个别事物。任何个别都不能完全地列入一般之中等等。""不只是抽象的普遍，而且是自身体现着特殊、个体、个别东西的丰富性(特殊的和个别的东西的全部丰富性！)的这种普遍！！"这里说得很清楚，科学地揭示和把握的一般，只是认识具体事物的一个阶段。对列宁这里分析的认识事物的方法来说，王若水同志所采取的方法，可以说是逆行的，是一种倒退。
毛泽东同志说：“就人类认识运动的次序来说，总是由认识个别的和特殊的事物，逐步地扩大到一般的事物。人们总是首先认识了许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质，然后才有可能更进一步地进行概括工作，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当等人们已经认识了这种共同的本质以后，就以这种共同的认识为指导，继续地向着尚未研究过的或者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各种具体的事物进行研究，指出其特殊的本质，这样才可以补充、丰富和发展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而使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不至变成枯槁的僵死的东西。这是两个认识的过程：一个是由特殊到一般，一个是由一般到特殊。人类的认识总是这样循环往复地进行的，而每一次的循环(只要是严格地按照科学的方法)都可能使人类的认识提高一步，使人类的认识不断地深化。"对毛泽东同志这里分析的认识事物的科学方法来说，王若水同志所采取的方法，也可以说是逆行的，是一种倒退。
马克思也好，恩格斯也好，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确实很重视对人的问题的研究，但都不是研究抽象的人，都不是离开一定的社会联系来研究人。王若水的方法不是这样。他不是通过具体来认识一般，再由一般上升到具体。马克思主义说的人是具有特定的社会历史内容的人，王若水同志却使“人”成为一个空洞的抽象，并且得出结论说：“总之，人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又是马克思主义的归宿点。我们不应该简单地否定人道主义这个口号和概念。”他把人变成空洞的抽象的概念，把异化变成空洞的抽象的概念，然后对这类概念进行任意的演绎，去解释各种各样的问题。
王若水同志说异化、人道主义，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带有根本性质的观点。这就是：一方面把他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作为各种各样的人道主义的一种，或者如他所说的，是人道主义发展的什么新阶段，总归不过是人道主义中的一个派别。另一方面，他又主张在马克思主义内部有各种派别。他说，有一次他到一个国家访问，那个国家有人对他说；“你们中国人学马克思主义是从俄国人那里学的，毛主席也这么说过：‘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当时我们认为这样就是对的。近十几年来，使我们认识到，仅仅从俄国人那里学，就有问题，就有片面性。因为马克思去世后，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各国都在发展。当然，首先主要是列宁把它发展了，但是否别的国家就一点都没发展？我们过去忽略了这个问题，总有个正统观念。马恩列斯毛是正统，其它都是异端，是修正主义。只能马、恩、列、斯、毛一条线下来，有点象中国过去说的道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每一个大圣人去世后。另外一个就继承他。一代一代传，继承下来。只有这些人讲的话才权威、正统。到孟轲死后，就断了。'轲之死，不得其传焉'。马恩列斯毛，毛主席去世了，再也没有那样一个权威了，好象道统也断了。近几十年，马克思主义在其他国家也有发展。从某种观点来说，也可以说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学派。周扬同志说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只能有一家不能有好几家呢？可以有好几家的。我们过去的毛病就是把一个学派看成唯一的真理，不承认其它学派，只承认一家。这就产生了教条主义。过去只支持一家。其它的都排斥，视为异端。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一个学派，当然，是最伟大的、影响最大的一个学派。但也只是一个学派。"
王若水同志把马恩列斯毛和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予孟子相提并论，显然是荒谬的。这里说到“唯一的真理”。从宇宙观，世界观来说，马克思主义当然是“唯一的真理”，这不仅是因为它是人类知识积累的总汇，而且是因为它开辟不断认识和掌握真理的道路。列宁就说，唯物史观是“唯一的科学的历史观”。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也说：“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我们党一向主张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本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同志也反复重申这个原则。我们党一向批评脱离本国实际照搬马克思的结论或列宁的结论。真正把二者结合了，结合好了，就是对马列主义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各国的马列主义者，都可以而且应该发展马列主义。但是不能由此否认马列主义是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毛泽东同志有一个形象的说法，马列主义是主干，其它都是枝叶。没有主干，就没有枝叶。枝叶茂盛，离不开主干，同时主干也会越来越壮大。这里还涉及到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关系问题。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说：“绝对真理是由发展中的相对真理的总和构成的；相对真理是不依赖于人类而存在的客体的相对正确的反映；这些反映日趋正确；每一个科学真理尽管有相对性，其中都含有绝对真理的成分”。说相对真理不等于绝对真理。当然是对的。可是认为人们经过相对真理不能接近绝对真理，就不对了。说绝对真理的长河是无穷尽的，这也是对的。可是否认在相对真理中包含绝对真理的成分，就不对了。
总之，在王若水同志看来，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只是人道主义各家中的一家，马克思主义内部也有好多家。这样讲，实际是为各种错误思想、非无产阶级思想、非马克思主义思想、资产阶级和各种剥削阶级思想敞开大门，使它们都能在我们国内、党内合法存在，自由泛滥，动摇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国家生活中的指导地位，使党内不能有统一的思想，可以你说你的、我说我的。这是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泛滥提供理论根据。
王若水同志确实有一套自己的思想体系。在许多重大的政治问题、思想问题、理论问题上，他认为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他的思想体系符合的，就保持一致，不符合的就不保持一致。
按照时间顺序，向同志们介绍一些事实。
一九七八年底到一九七九年春，王若水同志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几次发言，说“毛泽东思想也包含某些错误”，毛泽东同志晚年错误“无法说它不属于毛泽东思想”，实际上他后来一直坚持这样的看法。
一九七九年六月开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会议的报告稿子，中央政治局委托乔木同志主持起草。报告起草过程中讨论了多次，王若水同志也参加了。有一次我在场，他说，我们党的民主集中制有几条，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接着尖锐地发问：那么中央服从谁呢？答案是什么，他这次没有明说。按照他的逻辑，就是党中央服从全国党代表大会；全国党代表大会又服从谁呢？服从全体党员；全体党员在全体人民中也是少数，又该服从谁呢？得服从全体人民。这样，重大问题的解决，就只得经过全民投票表决。这样一种思路的概括性的表述，就是小平同志这次批评的党性来自于人民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