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召开了，汪东兴同志的代表资格，经资格委员会审查，提交大会通过了。他作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也由大会通过了。在进行这两项表决的时候，王若水同志没投反对票。可是大会作出决定以后，王若水同志，还有几位同志，在北京市代表团会议上提意见，而且正式写提案，要撤消汪东兴同志的代表资格，撒消汪东兴同志的主席团成员资格。中央常委为此专门开会，并且委托小平同志召开代表中间的党员会议，讲了一次话。小平同志说：发表点议论，可以谅解，作为提案，那是违反三中全会的精神的。因为三中全会确定政治局成员“只出不进”，汪东兴同志还留在政治局。小平同志又说，有人说我既然是个代表，我就有代表权。但是，要问他一下，你是不是共产党员呀！你想当共产党员，就要执行党的决定，就要执行党对这次会议的方针。小平同志的批评是很严厉的、很中肯的。王若水同志经常讲民主就是少数服从多数，也讲要站在人民一边。从这种行动看，他并不尊重多数，连孙中山的“民权初步”部违反了。他实际上是把少数人的意见当成人民的意见，这样来改正他所谓“党的错误”。
理论工作务虚会结束时，小平同志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报告。同年八月，王若水同志在上海师大作报告，说“把四项基本原则作为前提条件，就会妨碍人们去自由地探讨真理。”他说：“我不太同意说四项坚持是思想解放的前提。四项基本原则不是先验的东西，不是从娘肚子里出来就有了。都有个认识过程，从不认识到认识，从不承认到承认，从不理解到理解，让人去探索，允许人去讨论，甚至也允许人去怀疑。有人主张，在两个‘凡是’的条件下，进行思想解放，那样，张三有个前提条件，李四有个前提条件，条件就多了，哪个前提条件正确呢？还得考查一番。要坚持四项原则，还得让人家提问题，讨论问题。两个'凡是'的观点是错误的，是不允许人家提问题的。"
中央重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因为几十年来社会主义的实践已经反复证明了四项基本原则的正确性，是有充分的历史根据的，又是有明确的现实性和针对性的。王若水同志把四项原则和“两个凡是”相提并论是很错误的。他明明知道四项基本原则是小平同志代表中央讲的，可是他在讲话中间却那么轻佻地说什么“张三有个前提条件，李四有个前提条件”。一个共产党员，对党中央采取这样的态度，难道是能够容忍的吗？王若水同志还说，"你说，四项基本原则是正确的，总要讲出个道道来，要坚持四项原则，就要让人首先解放思想。没有思想解放，就不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他接着说："坚持社会主义呢？什么是社会主义呢？'四人帮'也讲社会主义，叫穷社会主义，外国也有社会主义，柬埔寨说他是社会主义，越南说他是社会主义，南斯拉夫也是社会主义，有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有好的，有不好的，哪个是真社会主义呢？哪个是假社会主义呢？你坚持的是哪个社会主义呢？"大家可以看到，这真是一种面对面地进行质问的口气啊。就在这前后，《人民日报》连续发表几篇文章，题目就是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坚持什么样的无产阶级专政？坚持什么样的党的领导？王若水同志是主管理论宣传的《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这些文章，和他的观点是合拍的。王若水同志自己也在一九八○年春天的一篇文章中说："不能讲要在四个坚持的前提下解放思想，倒是应该反过来说，只有坚持解放思想，才能坚持社会主义。你说是要坚持社会主义，你坚持的是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张三一个说法，李四一个说法，要解决这个问题，要让大家探讨。要探讨就要解放思想。不解放思想怎么发展社会主义理论？不发展社会主义理论怎么坚持社会主义？"还说："在这一些年中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没有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因而可不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在国际范围内，已经落后于实际情况了？"
一九八○年，让他参加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的起草工作。起草过程延续得比较长，反复修改、讨论。一直到决议通过之前，王若水同志一再坚持，要在党的指导思想中间取消列宁主义；更要取消毛泽东思想。他明确地提出："从现在起，就逐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这个概念来代替'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当时有这种主张的，当然不只是他一个人。决议通过以后，他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并且在不同场合继续批评毛泽东思想。他不是主张马克思主义内部要允许各种学派吗？即使照他的逻辑，毛泽东思想至少总应该是一个"学派"，但是，他就非要取消毛泽东思想不可。
一九八二年春，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全国开展了这场斗争。决定明确指出：“打击经济领域中的严重犯罪活动，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阶级斗争在经济领域内的重要表现。”在四月间召开的北京地区理论座谈会上，王若水同志讲：“对打击贪污受贿、走私贩私等犯罪活动，不要公开宣传这是阶级斗争”，“封建社会里头也有贪官、清官，美国也禁止走私，这算什么阶级斗争？"
还有一些重要问题上的错误，都同王若水同志有关。如民主和集中，说民主的实质就是少数服从多数，再讲集中是多此一举，是概念的混乱。《人民日报》理论版曾经发表《民主的权威》，排斥党的领导的权威。一九八二年四月，《人民日报》发表王若水同志的《文艺·政治·人民》，认为自由和纪律的提法不好，主张改为自由和责任，因为“纪律是外加的，而责任是自己对自己的要求”。
一九八○年九月，王若水同志分别在《文汇报》和《上海文学》发表所谓文艺异化问题的文章，提出"文艺也会异化。文艺应该对现实生活中的异化(如官僚主义、个人迷信、特权等)提出批评和抗议，而不应该肯定和赞美异化”。近几年来文艺上的很多问题，都同这种观点有关。北京一个主张"宁可创作为一千人所理解的阳春白雪，也不愿为八亿的下里巴人去创作”的作家，还进一步发挥王若水同志这个观点，在《电影创作》上发表文章，称赞在文学中“对于社会主义条件下人的异化问题的严肃思考”，要求把“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异化”作为文学的“重大主题”。
在两条战线斗争中，这些年来，王若水同志一贯是坚持反“左”的。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拨乱反正，纠正“左”倾错误，今天和以后，还要继续防止和克服“左”的错误。王若水同志在一些文章中、一些会议上批评“左”有些是批得对的；有些就不对，把正确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当作“左”来批评、来反对了。很少看到他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主张。
王若水同志用自己的、思想体系来对待各种问题；赞成什么，反对什么，态度是鲜明的。他在文章、讲话中是不隐瞒自己的观点的，一直坚持不愿改变的。‘尽管中央领导同志反复对他进行批评，进行劝告，他还是不愿改变。他读书很用功，生活作风朴素。他有些文章的内容还是可取的。最近，他在《文汇报》发表文章，批评小说《晚霞消失的时候》宣传宗教，总的说是好的。但是也要说一句，这同他的思想体系并不矛盾，因为他是一直反对宗教迷信的。
五、今年三月七日，周扬同志在全国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学术报告会上，作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讲话。讲话第四部分，题目是“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关系”。王若水同志说，这部分是由他“修改和补充的”。周扬同志认可这件事情，同时跟我说过，他觉得王若水同志的一些文章、一些观点有点偏，所以在王若水同志修改和补充后又作了一些修改。
这个部分的内容，和王若水同志关于异化、人道主义的文章，基本方面是相同的。也有些差异。主要是两个地方。第一，周扬同志说，"社会主义的异化，同资本主义的异化是根本不同的。其次，我们也是完全能够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来克服异化的。异化的根源并不在社会主义制度，而在我们的体制上和其他方面的问题。"他的意思是，社会主义有异化，依靠社会主义制度可以克服异化，社会主义不断异化，不断克服异化。有人讲，社会主义的异化同资本主义不同，是非对抗性的。但是周扬、王若水同志没有讲这个话。周扬同志文中所说的异化，"就是主体在发展的过程中，由于自己的活动而产生出自己的对立面，然后这个对立面又作为一种外在的，异己的力量而转过来反对或支配主体本身"。第二，周扬同志明确地把克服异化和改革密切联系起来，认为"掌握马克思主义关于异化的思想，对于推动和指导当前的改革，具有重大的意义。"小平同志讲话已经提出："这样讲，不但不可能帮助人们正确地认识和解决当前社会主义社会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也不可能帮助人们正确地认识和进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为技术进步、社会进步而需要不断进行的改革。"他说各种改革是克服异化。随便举个例子：领导班子的调整，一批老干部下来，一批中青年干部上去，究竟谁异化了，谁克服异化的？说退下来的老干部异化了，新上来的中青年干部是在克服异化的，能够这样解释吗？
周扬同志这个讲话，除第四部分有同王若水同志基本相同的观点以外，其他三个部分，也存在一些我认为很不妥当的提法。
比如第一部分，说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学说，这是对的，但是接着说：“它在一定时期和一定场合，也出现过停滞、倒退、甚至变质。从最初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成立，直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找到不少说明这种情况的历史事实。我国由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所造成的十年内乱，就是其中一个突出的例证。”这样一个说法，同六中全会决议就很不一致。特别是讲到马克思主义“变质”，人们就要问，马克思主义变质了，你们有什么理由坚信马克思主义？其后果和影响，就是动摇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列宁同第二国际的斗争非常尖锐。列宁批评第二国际，批评考茨基这些人，从来没有说过马克思主义变质，而是讲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神，被他们阉割了，篡改了，最多是说这些人背叛了马克思主义。
第二部分说我们党建党以前，以至于建党以后，长时间“缺少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准备”，除举一些历史时期的例证证明这个观点，也讲到直到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确立，中国党在理论上成熟起来。还讲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在划分实践观点和实用主义的区别上还没有给予充分的注意。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实践检验真理的标准，同时又必须划清实践观点和实用主义的界线，以防止实用主义所起的以紫夺朱混淆是非的作用。"这里说的不是党内有一些同志或者一些干部，而是讲我们党有的同志看了周扬同志的讲话以后，说他口气太大，是在教训党。
第三部分讲认识论问题，说把认识分成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两个阶段，“这是把问题简单化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文中说：“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这是马克思的一句名言，讲唯物论和唯心论的区别。这里虽然没有明确划分认识过程中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两个阶段，但是包含了这样一个认识过程。这就是平常我们讲的，通过五官感知客观的存在，反映到头脑里，经过头脑的思维，不仅认识了表面的东西，而且认识了实质的东西。当然这不是一次完成的，是多次完成的。列宁更明确，《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讲到认识论的时候，也是集中讲人的认识经过两个阶段，讲从存在到认识，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认识路线。周扬同志用康德关于认识的感性、知性、理性三个范畴来批评列宁，批评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最低限度是过于轻率。这不是前进，而是后退。问过他，这段是怎么写出来的。他说是上海的王元化同志起草的，他还问过王元化，这样写行吗？王元化说行，就留下来了丹扬同志讲话中的这些问题，都是重大的理论问题、思想问题和现实问题，是同马克想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的看法不一致的。当然不能认为马恩列斯毛和党中央没说过的话，就不允许周扬同志说，我们不能采取这个态度。但是作为一个老党员，作为一个领导干部，提出这样重大的问题，总应该向中央报告一下，说我有些意见同马克思讲的不一样，同列宁讲的不一样，同毛泽东同志讲的不一样，同党中央讲的也不一样，请中央审查一下，可以不可以这样讲。他没这样处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讲到："对于关系到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和全局的重大政治性的理论和政策问题，有不同看法，可以在党内适当场合进行讨论。但是，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在报刊上进行讨论，应由中央决定。党的报刊必须无条件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政治观点。对于中央已经作出决定的这种有重大政治性的理论和政策问题，党员如有意见，可以经过一定的组织程序提出，但是绝对不允许在报刊、广播的公开宣传中发表同中央的决定相反的言论；也不得在群众中散布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相反的意见。这是党的纪律。"《准则》是经过中央纪委反复讨论，听取了很多同志的意见，制定和通过的。当时周扬同志还是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常委也参加了讨论，参加了表决。但恰恰在这个问题上，他没有按《准则》办事。自己参加制定的纪律，自己不遵守，只要别人遵守；党内能够，这样吗？所以，周扬同志这篇讲话，不仅理论上很不妥当，组织纪律上也有错误。
六、今年三月十六日，《人民日报》不听招呼，全文发表了周扬同志这篇讲话。
王若水同志说，周扬同志三月七日讲话前，已经表示把稿子交给《人民日报》。七日讲话，八日《人民日报》除报道会议消息外，还刊登了周扬同志讲话的摘要，主要是人道主义这部分。这是王若水同志的主张和定的稿。这天头版头条消息中预告“全文本报将另行发表”。发表这个预告，事先没同中央书记处、中宣部打招呼。八日下午，秦川同志打电话问我，说《人民日报》想全文发表周扬同志讲话，我的意见怎么样。我说了当时听周扬同志讲话的几点印象，大体上是前边说的那些。我同他讲，虽然有这些印象，但对这篇文章提的那些论点我没有把握，是不是全文发表，要他向乔木同志请示。也是八日下午，乔木同志给我打电话，说讲话问题不少，不是加几句话减几句话能够改好的，讲话不宜于在《人民日报》全文发表。我们商量，全文在《哲学研究》发表，周文和其他不同意见的发言都详细摘要，作为学术问题上不同意见的争论，陆续在报刊发表。
三月十日上午，乔木同志到周扬同志家里，同周扬、夏衍、王若水、郁文、贺敬之等五位同志进行长时间的谈话，对周扬同志讲话提出批评。根据谈话记录，有十一个地方批评了他的讲话。乔木同志说，不仅他个人，而且同耀邦同志商量了，耀邦同志也委托他转告周扬同志讲话修改以后再发表。后来王若水同志也说，乔木同志那天是说了修改以后再发表。一谈话后，乔木同志又专门打电话给周扬同志，说讲话中关于异化问题的说法不妥当。十五日上午，我打电话给周扬同志，和他商量：两种观点(因为当时有的同志不同意他的观点，也在会上发表意见)的文章都详细摘要，在报上发表，周文修改后在《哲学研究》发表，问他什么时候可以改好。他说已经讲了，不想改了，并且提出不同意乔木同志和我的意见，要全文在《人民日报》发表。我说，既然不能商量取得一致意见，只好开会，请他参加，大家讨论，共同决定。他最后表示同意。但是没有想到，第二天《人民日报》就全文发表了。
十六日上午，我打电话问秦川同志，全文发表周扬同志讲话，是不是请示了乔木同志。因为事先我叮嘱他，要请示乔木同志。他说没有。我又打电话问王若水同志，说我虽然没同你讲，但你是参加了乔木同志那天谈话的，也听到了乔木同志关于修改以后再发表的意见，为什么在编委会讨论发表这篇文章的时候，不把乔木同志修改以后再发表的意见提出来。他承认他确实没有转告乔木同志的意见。我说，这样一来，现在的问题已经是组织纪律问题了。
在这个问题上，秦川同志有重要责任，已作检查，王若水同志负有主要责任。王若水同志的错误是严重的。从参加周扬同志讲话的修改到《人民日报》不听招呼全文发表这篇讲话，整个过程都证明，王若水同志是通过周扬同志讲话的发表，来扩大他关于异化、人道主义观点的影响。
主要是向同志们介绍了一些情况。我个人谈的意见，如有不妥，恳请同志们批评。
反对精神污染的前前后后
七 我对二中全会和《邓小平文选》的宣传
二中全会结束之后，1983年10月21日至26日，中央召开了党外人士座谈会。在这个会上，彭真、邓大姐、胡耀邦都讲了话，主要是宣传、介绍二中全会的精神。中央当时决定把邓小平、陈云的讲话转发党内学习、讨论。由我起草、乔木修改的《中共中央关于转发邓小平、陈云同志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讲话的通知》，送给胡耀邦和书记处。10月20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原则通过了这个《通知》。邓、陈讲话附在这个通知后面。22日，乔木把修改后的《通知》稿送胡耀邦审批。胡耀邦当天批示：启立同志：我看可以了，请排成清样送各专职书记看看。如没有什么不同意见，请乔木同志过目一下即可印发下去，争取25日以前发出。同一天，胡启立批：按耀邦同志批示印清样送各书记并请乔木同志过目后发。当天中办秘书局将清样稿分送胡耀邦、习仲勋、薄一波、方毅、余秋里、宋任穷、姚依林、邓力群、胡启立、谷牧、郝建秀。他们都没提出意见。24日胡乔木批：照此印发。这样，中共中央办公厅把《通知》即中发[1983]36号文件发下去了。
《通知》中说：邓小平同志、陈云同志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的重要讲话作为整党决定附件发到县团级，根据先党员高级干部后党员一般干部、先党内后党外(均限一定范围)的步骤，进行学习传达。要着重通过学习讨论，达到统一党内各部门对精神污染严重危害的思想认识。要把文件学好，然后再做对照检查，不要忙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文件只是在党内印发，没有公开发表。后来，我重看了当时起草的通知，发觉其中有个缺点：各省市。自治区、各部委也是这样一个步骤，即学习先党内、后党外，至于往下传达，由他们自己决定。结果有些省市自己还没学好，就急急忙忙往下传达了。没按照先学后查，真正搞懂了，然后再逐步展开的办法去做。
当时，我正忙于《邓小平文选》(1957--1982)的宣传、学习工作。这本文选收人了邓小平在此期间的重要讲话、谈话，是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1983年3月编完的，7月1日出版发行。文选出版以后，乔木起草了一个学习、宣传《邓小平文选》的通知。7月12日中共中央把通知发给全党，13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通知》强调，学习《邓小平文选》，是即将开始的全面整党的重要思想准备，各级党委要加强对学习的领导。同时，乔木还要求《人民日报》宣传《邓小平文选》的思想，并列了八九个题目，让他们组织文章宣传。但胡绩伟、王若水、秦川等人表面积极落实，8月12日写信给乔木，说乔木出的题目他们已经落实到理论部、评论部等部门。实际上他们并没有真正落实。
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后，乔木让我抓《邓小平文选》的宣传、学习工作。这时胡绩伟、王若水已经不当《人民日报》的正、副总编辑了，由李庄当总编辑，秦川当社长。李庄的态度比较好。从10月10日开始，《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了宣传《邓小平文选》的评论员文章和其他文章。《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的题目是我出的。大概是最后一篇，题目是《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此文出来之后，恰好胡耀邦访问日本归来，秦川就把这篇文章给了胡，并说：这么一篇短文，就有20多处用邓小平的名字，这还不是宣传个人嘛。胡耀邦把秦川的这个话听进去了，胡耀邦说：我们还是要宣传中央的路线、方针和决定，还是要执行过去中央专门发的少宣传个人的文件。
胡绩伟、秦川都是西北来的，他们是习仲勋手下的干部。当时，他们经常到习那里去嘀咕这个、那个。到了整党时，秦川就说：好在有个习仲勋同志，要不然，我们的日子就过不下去了。就靠他，我们才撑过了难关。
反对精神污染的前前后后
八 胡启立催促加强反对精神污染的宣传
就在中央36号文件即将印发时，胡启立不耐烦了。10月22日，给乔木和我来了一封信。信中说："小平同志讲精神污染问题已一个多月了。在二中全会正式讲话也过去十天了。在这期间，人民日报还没有一篇言论(包括社论、评论、今日谈等)专门谈到这个问题。整个报纸宣传反对精神污染问题也给人以气势不足、分量不够的感觉。
“今天广播了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报纸批评大有可为》，指出为了推动全面整党，报纸要开展批评，发挥舆论威力，争取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其中，主要批评了社会上不正之风及违法乱纪行为，但对整党中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如：不和党中央保持一致的不良倾向；对精神污染问题；党领导上的涣散软弱问题等等都没有提。这样来引导报纸批评的方向，似同二中全会的精神不完全符合。
“建议中宣部召集报纸、新华社、电台、电视台负责同志谈谈当前指导方针问题，并加强对社论、评论等重要言论的指导和审查……”。
10月22日当天，胡乔木即在胡启立的信上。批：退力群同志照办、快办。因为当时我正忙于组织宣传《邓小平文选》的文章，于是我让郁文主持！召开了有宣传、文教部门领导参加的会议，迅速落实二中全会精神，报道消息，发表评论和文章。会后，广播电视部部长吴冷西，通过广播电视系统，"催各省、市、自治区表态：表示对二中全会决议和、邓、陈讲话的意见和态度。催得相当紧。有那么几天，每天都有三、四个省表态。当时确有些像1978年真理标准讨论时的那种气势，谁不表态谁就落后了。这就使得有些省不满意了，如辽宁省委就说：我们现在还没学好呢，为什么急急忙忙地让我们表态呢？表示不同意这样做。这样一来么，确实有一点紧张气氛，加上下面的传达也没有按照通知的精神去做，这就形成了对清除精神污染的各种不同的理解；要讲扩大清除范围也确实有点这样的苗头。在这个期间，苏州还开了一个农村精神文明的座谈会。在会上有人提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也要清除精神污染。《人民日报》还写了一篇评论员的文章，题目是：《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也要清除精神污染》。
反对精神污染的前前后后
九 周扬的自我批评
就在出现一些紧张气氛的时候，11月6日《人民日报》登出了周扬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这个以自我批评的形式承认错误的谈话是怎么来的呢？
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讲话后，周扬在全会的分组会上作了自我批评。在我看来，周扬能有几句自我批评的话就可以了，这件事也就过去了。我在中宣部的一次会上，通报了周扬作的自我批评。我表示：一向对周扬同志很尊重。他写了那篇文章后，我们之间发生了尖锐的矛盾。现在他作自我批评了，这个问题就算解决了，我还会像以前一样，把他当作兄长、同志加以尊重。
我没想到的是，邓小平在二中全会的简报上看到了周扬的自我批评以后，很快就把我和乔木找了去。邓小平对我们说，周扬写了一两万字的文章登在报纸上，就这么几句话能交代过去吗？不行。周扬应该公开作书面的自我批评，登在报纸上。于是，胡乔木和我把邓小平的意见传达给了周扬。周扬听了邓小平的意见后很紧张，他知道不作检查是不行的，但采取的办法却是拖。胡乔木对周扬很关心，希望他再作一点检查，早点过关，几次打电话去问。后来，还是乔木出的主意，建议周扬用答记者问的形式作自我批评，发表在报纸上。新华社记者写出稿件后，周扬还不甘心，在稿子的末尾加了几句话，还要坚持自己的观点。这个稿子拿到中央书记处去讨论。胡耀邦看后说：又作自我批评，又坚持自己的观点，这怎么叫检查？他主张把周扬的保留意见删掉。
至此，由于邓小平的坚持，从3月开始的这场争论告一段落。
反对精神污染的前前后后
十 我提出清除精神污染要掌握政策界限
1 在文化、广播电视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由于当时“报纸上整党的消息发得少一点，清除精神污染的文章、消息发得稍微多一点，于是就有各种议论。有的嫌不过瘾、不带劲，甚至想采用过去搞政治运动那一套。有的又顾虑很多，担心1957年反右又来了，'文化大革命'那一套又来了。一些外国记者，有的是好意，有的未必是好意，道听途说，引申夸张，甚至无中生有，说我们这次整党、清除精神污染，势必像过去那样又要搞政治运动"。这是我在1983年11月28日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全国广播电视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的。会上我还讲了清除精神污染的若干政策界限，一共十条意见：1、整党、清除精神污染的目的；2、划清国内国外的界限，划清有益有害的界限；3、清除精神污染的消息、报道、评论，要在邓小平同志讲的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的范围里做文章；4、正确处理党内外关系；5、什么叫黄色，什么叫淫秽物品；6、关于艺术表演；7、同宗教问题有关的一些政策界限；8、要使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更加丰富多彩；9、实事求是地、满腔热情地宣传我们的建设成就，表扬人民中的好人好事；10、这次整党、清除精神污染，绝不要重犯过去"左"的或右的错误。
这个讲话稿整理出来以后，12月8日，送给邓小平，请他审阅指示。同时也送给了胡耀邦。12月13日，邓小平让他的秘书王瑞林把讲话稿退回。王瑞林在退回的附函上说："小平同志说，这篇讲话是好的。关于雇工问题，后来小平同志又对我说，我在政治局会议上说过，听其自然，看两年再说。"后一句话的意思是要我不再谈雇工问题。
我在11月28日的讲话中，关于雇工问题是这样说的："农村经济政策，像雇工，党员雇工，社队企业承包，都出现了新情况，都有不同意见在讨论。要继续执行中央的方针，对那些不同意见的问题，要再看一看。所谓看，就是要做深入、细致、全面的调查研究，把情况搞清楚。去年年底，今年年初，我们在报纸上、新闻里头发表了一些不谨慎的东西，证明效果不好。后来发现，写文章的同志自己对情况也不清楚，马列主义的理论准备也不够。要进行调查研究，积累、整理、分析材料，在内部展开不同意见的充分讨论，对这样的讨论不要压制。但是，调查材料，不同意见，一律不在公开报刊发表。"这段话的目的是不再公开讨论和公开宣传报道雇工问题。
2 在两次座谈会上的讲话
二中全会以后，我在宣教部门做了两次传达，给理论工作的同志也做了两次传达，在企业政治思想工作座谈会上讲了一次话，题目是《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工作，掌握清除精神污染的政策界限》(1983年12月7日)。主要意思是说：在工人里面，对反对精神污染问题，只是做正面宣传，正面教育，不要去批判、反对或清除精神污染。还召开了一次文艺评论工作者的座谈会，我在会上谈了如何开展对西方文艺作品和学术著作的评论工作的问题(1984年2月11日)。谈了四点意见：一、思想战线工作取得了重要进展；二、对西方学术著作、文艺作品展开评论，是一项紧迫的工作；三、做出规划，有步骤地前进；四、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评论西方学术著作和文艺作品。
上述我的这些讲话、传达，总的精神是：宁可慢些，不要过分。这就是我当时的总的指导思想，一定要接受"文革"的教训，不能重复"文革"的错误；不能先放手发动，然后再来规定政策，在学习、批评过程中，都要注意掌握政策。
3 在书记处会议上的发言
二中全会以后，我和乔木在书记处会议上第一次就讲了：这次反对精神污染，一是要和刑事犯罪区别开来，刑事犯罪按刑法论处，反对精神污染是作为一个思想问题来解决；另外一条界限是，对批评、反对搞清理精神污染的人，一定要同敌我矛盾区分开来。党内同志思想认识上的错误，理论观点上的错误，即使是严重错误，也是属于党员中、人民中的思想问题，这是同志内部、人民内部的问题。这两条界限，在学习、讨论中，在报刊宣传中，一定要严格地划清。一些敌对分子、非法组织有意把水搅浑，也用精神污染的办法来进行反革命煽动。特别详细地讲了：政治问题不都是敌我问题。政治问题有两类，一类是敌我之间的政治问题，另一类是人民内部的政治问题。反对或清理精神污染，不能把那些犯了错误的同志都当成敌我矛盾来处理，应该看成是人民内部的不同意见。因此，在方法上就是要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允许不同意见的争论；对犯错误的人，要给他们时间，要做工作，也要等待。我在邓小平同志那里谈话时还讲到：要准备有若干人在这次会议(指二中全会)上不通，以后长时期里也不通。
那时候，我也和记者谈过几次，精神都是这样一个意思。当然，我当时有个想法，我想在划清政策界限后，就能使工作正常地进行下去。胡耀邦同志没经书记处会议讨论，没向胡乔木、邓力群打招呼，更没有报告邓小平同志和政治局常委，到12月底，就在全国叫停了。这个事就没继续下去，就是后来所说的只搞了28天，究竟这28天从哪天算起，搞到哪天，我也搞不清楚。到了1984年邓大姐讲话，先念讲话，赵紫阳作了政府报告以后，这个事就基本结束了。
反对精神污染的前前后后
十一 邓小平和胡耀邦之间出现不同意见
这个时候我和乔木都感觉到，在清除精神污染问题上，邓小平和胡耀邦之间出现了不同意见。可以看得出来，胡耀邦对邓小平提出的清除精神污染问题是消极地加以应付。我对此采取的做法是：尽可能消除邓小平和胡耀之问的不一致之处，使胡耀邦和邓小平一致起来。
邓小平把我的讲话稿退回来的第二天，也就是12月14日，胡耀邦找人民日报社社长秦川、新华社社长穆青、广播电视部部长吴冷西去中南海勤政殿谈话。吴冷西把谈话的记录稿拿来给我看。我把胡耀邦谈话中与邓小平、陈云讲话中不一致的地方都删去了。实际上我是帮胡耀邦的忙，遮掩了他的真实观点，在稿子中看不出来错误的观点了。
删改以后，我就把胡耀邦谈话的清样稿送还给他，在稿子上面写了一段话：“这是吴冷西同志交给我的笔记，经我修改，送你审阅。郑必坚同志做了一些修改后退我，照印的。另附两个材料。一是秦川同志在人民日报传达你的讲话的记录稿，一是人民日报编委扩大会讨论这个传达时的会议记录。送上供参阅妥存。”经过我修改的胡耀邦谈话，12月23日在中宣部的《宣传动态》发表了。下面摘录其中一些内容："清除精神污染还要继续搞下去，但要防止两种干扰。一种是'左'的思想干扰，一种是封建思想的干扰。这两种思想容易使清除精神污染扩大化。因此，要注意八个问题：第一，不要干涉人家的穿衣打扮，不要用'奇装异服'一词。第二，歌曲方面，我们提倡有革命内容的歌曲，提倡昂扬向上的歌曲。对不是淫秽的，不是色情的，没有害处的抒情歌曲及轻音乐，不要禁止。第三，文学方面，所有世界公认的名著不能封闭。......即使有点色情描写也不要紧。我们要禁止的是专门描写性生活的作品。、第四，电影、戏剧、舞蹈、曲艺、杂技等，凡是中央没有明令禁止的都可以演，不能滥禁乱砍。第五，节假日中，应允许青年人跳集体舞、少数民族舞。第六，对绘画、雕塑，不能禁止表现人体美的作品。第七，要在初中、高中开设生理卫生课，讲生理卫生知识。第八，是从正面提出加强两个文明建设。"秦川看了这个修改稿后，就到处散布说他还有自己的版本。
这时，胡乔木从外地回到北京，我把胡耀邦的这个谈话给他看了。他说：你改得远远不够。胡乔木把胡耀邦谈话中与邓小平的思想不一致的地方，都划了杠杠。现照抄如下：
二、关于清除精神污染问题
清除精神污染，前一段搞得急了点，走了点样。小平同志讲话提的是思想战线，其中又主要是理论文艺。后来，发了36号文件，实际上把矛头指向社会、指向人民。小平同志讲，思想战线不能放毒。后来，乔木、力群同志感到有些问题，打了几次招呼，开始讲政策界限，提醒得对，这不是纠偏，也不能说走了弯路，只能说中间拐了个弯。
……看来，搞理论的人不一定能搞政治，理论家不一定都是政治家。
清除精神污染，为什么会走样？万里同志讲，主要是“左”的和封建的思想的干涉。根本原因是太无知。
三、关于统一思想的问题
统一思想无非是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对社会主义有无信心。……二是敢不敢改革和创新。十二大提出开创新局面，现在这声音很淡薄。清除精神污染、整党、打击刑事犯罪分子，到底主要目标是为了什么？都是为了实现四化。
思想统一主要是上面两个问题，人道主义、异化，统一不了没有什么了不起。经济是最主要的。
五、关于宣传问题
1、宣传党中央，主要抓三条：中央的集体领导；集体领导中的核心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起核心作用的是小平、陈云同志；中央的第一线是书记处。不要孤立宣传小平同志，这样并不利。小平同志是中央集体领导的核心，但小平、陈云同志，还有我胡耀邦不在了，地球照样转。小平同志的旗帜是我先举的，但这样宣传，小平同志也不会赞成。我们再不要搞什么题词了。
2、......你们要把改革宣传好。人道主义、异化再发两三篇就行了。
4、小平同志讲话发表之后，不一定发很多文章。报纸主要用新闻事实说话。
5、人民日报理论文章我不爱看，报纸和刊物要有分工。小平同志批评理论工作最大的毛病是理论脱离实际。长的文章可以放在《红旗》上。
六、关于胡绩伟、王若水同志
……有人说他(指胡绩伟)和中央完全不一致，我看不能说他和中央不一致。
七、外边有些谣传，请人民日报同志注意。
从胡耀邦谈话记录中乔木划杠的地方可以看出，胡耀邦对于清除精神污染问题有自己的意见和看法，同小平同志颇不一致。
反对精神污染的前前后后
十二 胡乔木《关于人道重义和异化问题》的发表和邓小平对此文的好评
1984年元旦，邓大姐发表了新年祝词。这个祝词是我们为邓大姐起草的。这是对小平所持态度的一个肯定和支持，同时也是对分歧的另一方意见的一个批评。1984年春节时，先念同志讲话，其内容和邓大姐的祝词一致。胡乔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文章也就在这时发表。
乔木的文章《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在1983年12月中旬写好了。1984年1月3日，他应邀在中央党校发表演讲。1月7日把文章送邓小平，并随文章送去一封信，把有关情况作了汇报。乔木信中写道："全稿三万多字，长了一些。但因涉及的问题至今还没有一篇比较有分量的文章加以解答：党内外都有这样的要求，所以很难用短篇来讲清。文章是集体创作，四易其稿，费了两个多月的时间。采取的是参加讨论的形式，态度力求和缓。已分送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请审阅。党校要求在该校所出《理论月刊》公开发表。究竟要不要发表，在党内发表或党外发表，并请中央决定。"
邓小平看了乔木的文章，很满意，说这篇文章是对前一段反对精神污染工作的总结。1月11日作了以下批示："乔木同志：这篇文章写得好，可在人民日报发表或转载。由教育部规定，大专院校必读。文艺、理论界可组织自由参加性质的座谈，允许辩论，不打棍子。”
反对精神污染的前前后后
十三 胡耀邦对"清除”的提法提出异议
1984年1月24日，胡乔木的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邓小平的批示也传达下去了。理论界进行了讨论，在大学生中也开展了教育活动。但事情没有完。主要原因是胡耀邦的态度没有变化。
1984年2月11日胡耀邦到上海。在从飞机场到市区锦江饭店的途中，他与陪同的人谈到清除精神污染问题时说，我曾经和几个同志议论过关于清除精神污染这个提法是不是合适。小平同志讲话中，讲了十一个字：思想战线不要搞精神污染，是十分正确的，也是有严格政策界限的。后来我们在决议中，提出了"清除精神污染"，这个提法恐怕不够合适。当然，这不是追究哪个人的责任，我们都是举过手的。精神污染就像个人主义、唯心主义一样，是无法清除的。所以，这个提法理论上站不住，实际上也办不到。这点意见请你转告国栋同志，请他们也研究一下，推敲一下。
当时陪同胡耀邦的是阮崇武，他于1985年9月接替刘复之任公安部部长。阮从上海回来后搞了个材料，而且强调，这个记录稿是回来追忆的，可能不准确，但意思是不会错的。阮崇武强调"意思是不会错"是对的。因为很快胡耀邦又讲了同样意思的话。
2月17日晚，胡耀邦在石家庄同中宣部新闻局局长钟沛璋谈话时说：小平同志说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这个命题是正确的，但做法有问题。有些省委书记就对此有意见，说清除精神污染从一开头做法就不对，报纸上铺天盖地。36号文件是我同意签发的。现在看来，清除精神污染这个提法不妥，像宗教也是一种精神污染，就不能说清除。接着，胡又说：唯心主义能够清除吗？个人主义能够清除吗？还是反对或抵制精神污染比较妥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