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为陈伯达写的材料，胡耀邦对我责难
我到杭州以后，在下个星期一上午的书记处会议上，胡耀邦拿出一份陈伯达写的材料，说：陈伯达摆出一付教师爷的架势，引用列宁的话来教训我们，这样的事情是邓力群干的，邓力群不能这样干，今天他不在，等他回来以后，要和他谈这个事。乔石出来说：王力出来以后，表现疯狂啊！
为什么会出现陈伯达写材料的事呢？这里需要回溯一下。处理"四人帮"问题的时候，王力、关锋免于刑事处分，从拘留所放出来后回家了。陈伯达是保外就医，也回了家。一天，胡耀邦来到我的办公室，对我说：这几个人出来了。他们以前是做文字工作、作研究工作和写理论文章的，出来以后，还可让他们继续做点研究工作，写点文章。你去和他们联系一下。胡耀邦这样安排是好意，我当时就问胡，以什么名义去和这几个人联系？胡耀邦说，代表中央。这样，我就找王力谈了。王力这个人不安分，给我惹了一些麻烦，先不去说他了。至于陈伯达，我就想到"文革"中他这个人不负责任，推卸责任，最使我讨厌的是，他那时每次去红旗机关，都要问邓力群死了没有。因此我对他很反感。所以就找了他原来的两个秘书王保春、王文耀，让他们去与陈联系，转达中央对他的这个意见，说明他出来后还可以做研究工作，为党做点事。后来，陈伯达陆陆续续地写了些东西，有些东西属于小品，有些东西还有些看法。其中几份，我还交给了周扬，让周想办法处理一下。有一份讲对佛教的一种理解，我觉得有点意思，后来化名送给辽宁出版了。大约是1984年春天，陈伯达送来一份根据报纸材料写的东西。那个时候，对重点户、专业户进行贷款资助，陈把这些材料汇集起来，然后说：根据列宁的主张，对合作化将给予财政上的支持，而我们现在不支持合作化，而是支持个体户。陈伯达认为这违背了列宁的教导。以往陈伯达送来的东西，都在小范围里给几位同志看看，都没说话；而这份东西我没看，当时我正帮邓小平同志准备二中全会的材料，也照样送给有关人看，胡耀邦看了后就发了火。我想，可能胡耀邦看陈伯达写的材料时，认为与自己的意见不一致，看不下去，生气了，就忘记了这原本是他布置的工作。
那次会议，书记处研究室苏沛列席旁听。我那时在杭州，他就来电话说：胡耀邦发了脾气。乔木也为这事为我抱不平，他说：看来胡耀邦要整你，要搞掉你。乔木好像要为这事写信，那时陈云也在杭州，薄一波也在。这时正好《人民日报》又发表了根据胡耀邦的意见写的关于富民政策的文章。乔木对这个富民政策也不满意，想就这个问题给胡耀邦写个意见。原来乔木想三个人联名(他、我和陈云)写，陈云同志在党内有经验，说：这个形式不好，好像我们三个在外地的人，联合起来给中央提意见。这样就没有联名写信。乔木是想为我说话，我说，你不必这样做，我自己会写信的。
我从杭州回来后，就写了封信给常委，其中把这些事的原委都讲了。我还把胡耀邦当时委托我去做事的原话都附在信后面，使常委都知道这事。胡耀邦看了信后说：是不是在书记处的会议上议论一下这个事情。陈云看了信后，作了如下批示：邓力群在这件事上没有责任，以后对象江青、王力这样一些人，再也不要做工作了。
3 我的对照检查和一次谈心会
这时，宣传部和书记处研究室的整党工作已到了对照检查阶段。我代表书记处研究室室务委员会做了一次对照检查，我个人也做了一次对照检查。在此前后，在宣传部，我代表部委做了一次，个人也做了一次，先后共做了四次对照检查。据整党指导委员会的同志讲，书记处的成员在整党里头个人做对照检查的只有邓力群一个，更不要说政治局的成员了。我当时是认真对待这个事的，检查得好不好、深不深姑且不说，但态度还是很认真的。大概在1984年10月间(具体时间记不准了)，有一天，习仲勋、万里、胡启立、乔石说要和我开一次谈心会。好像是习主持，乔石说了什么，我记不得了。万里说：你这个人，前几年我对你的印象不错；这几年，我越来越感觉你不对劲，看来，你没有冲破"左"的思想框框。这是尖端的话。胡启立则现身说法，说自己吃亏吃了好几次，对于那些当面说好话的人，不能相信，不是那么回事。劝你对那些当面说好话的人，也提高一点警惕。这是一个谈心会，最后我表示：你们这些意见，我会好好考虑，既没表示同意，也没表示反对。这种小范围的谈心会在书记里面大概也只有这么一次。
4 书记处研究室内部的矛盾
这里面有很多原因，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在进入对照检查阶段之后，书记处研究室内部发生争论、发生分歧。表现出来的是：梅行管的经济组，有林当组长；林涧青管的理论组，组长是林子力。开始时因为一些小的事情，发生争论；慢慢地争论得越来越厉害，其中尖锐化的就是雇工问题。突然有一天，理论组有一个书面的发言(支部书记朱述先)，我收到这个发言后，就问朱述先，这是你个人的意见，还是支部的意见？他说：这是代表我们支部的。后来又问林子力，他说这是他们的共同意见。这个书面发言提出四个问题：一是深圳特区问题，二是雇工问题，三是精神污染问题，四是对于张云声的个人问题。总的结论是：书记处研究室在政治上和中央不保持一致。实际上，在此前此后，理论组的一些人就在陆陆续续向习仲勋反映研究室内部的情况，其中包括对我的意见。收到这个东西以后，我做了认真的准备，对这四个问题的前因后果，做了一个摆事实、讲道理的长篇发言。事先准备了一个提纲，然后再讲，讲完后又整理成一个挺厚的文字材料。
在这个时候，林涧青有时候说有病，有时候说他参与中指委工作脱不开身，因此不来研究室露面。到了1984年底，他自己写了封信，公开出面支持那个书面意见，其中说：你(邓力群)公然接受人家对你的歌功颂德和当面吹捧。另外一个叫王愈明的，就在小组里面针对我发言，他说：耀邦同志在与各个部委的谈话中间多次强调端正业务指导思想；室领导的业务指导思想不端正，要端正业务指导思想。实际上这是胡耀邦把整党的主题换了，整党是四句话：统一思想、整顿作风、纯洁组织、加强纪律。统一思想是要在四项原则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基础上来统一，要防止和制止"左"的、右的倾向，这是统一思想的含义。胡耀邦开始还讲这个，到后来讲着讲着，统一思想就成了端正业务指导思想。这又和赵紫阳发生了矛盾，成立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经济工作的决定和决策权归了财经领导小组。整党一来，胡耀邦用整党的名义，一个部、一个部地谈、听汇报，实际上是要按照胡耀邦自己的办法来搞经济工作、来搞整党。实际上，上述活动得到了习仲勋的支持和胡耀邦的默认。王愈明还要他所在党小组的其他同志以小组的名义往上报，其他人说：你个人有意见，你个人讲，你要以我们党小组的名义往上报，我们不同意。
这样一来，林涧青、林子力、吴象和理论组的同志经常嘀咕这个、那个。一直搞到1985年2月16日，习仲勋召集会议，把研究室的梅行、王玉清、林涧青和其他室务委员、顾问林子力、吴象、张云声等人找去开会。在开会之前，习专门和我讲：在这以前，只听了林子力他们的意见，只听了这一方的意见，这次会是要听听另一方的意见，他们没讲，给他们一个机会。这个另一方，是指梅行、王玉清和张云声。他说，你就不要参加了吧？我说：好啊。结果一开会，习就讲了一通，根本没让王玉清和梅行他们发言，这个讲话记录还留着。然后，胡启立也讲了，讲完以后，问：你们有什么意见？王玉清讲了几句，林涧青就和他吵了起来。王说，让我讲，三个钟头也不够。林说，让我讲，五个钟头也不够。这样，习只好说：行了，行了，到此为止。其中决定的一条是，整党不是要整改么，研究室整改问题、组织机构和人员的问题一概不动。这就剥夺了邓力群整改的权力。
这事有点什么因由呢？原来理论组办了个《调查研究》，经济组办了个《经济研究资料》。在整党过程中，吵着吵着，理论组利用自己办的刊物来批评梅行他们的意见。我发现了，认为这样不好，决定梅行他们办的刊物停办，理论组的刊物不归他们办，由室里来办。这引起了他们的不满意，就反映到习这些人那里去了。这样，内部的调整_和内部的工作分工变动都一概冻结了。，这里要顺便讲到宣传部。本来部里的司局干部是由部门任命的，报组织部只是备案。这个期间；组织部特别给宣传部发了个通知，说：你们的司局级干部不要变动，要变动就得得到组织部的同意。这个时候大概是乔石当组织部长。
后来，习等人召开会议的讲话整理出来了。我原来不知道他们会讲些什么，现在一看到这些话，我说：你们讲是讲了，这个东西是不是往下发？如果往下发，我就有话可讲啊。让大家都知道。很多事情，你们的这种讲法，我不同意，那就不行啊，你们的话让大家都知道，我的话也得让大家都知道。这时，胡启立只好说，这个东西不往下发。实际上，他们做的这些事情都得到了胡耀邦的默许。
5 胡耀邦三次批评书记处研究室
1986年1月16日，胡耀邦批了一个报告，说书记处研究室用书记处的名义向有关单位要大米，这件事情不能允许。他这段批语印在中办系统的整党通报里。这个事我原来根本不知道。梅行看了以后，就写了一个说明：我们是用书记处研究室的名义，向军队里有关单位采购了一些大米，是按照他们的价钱付的，信是我(梅)批的，没有用书记处的名义要。梅行要求把他的信，在中办通报上登出来，结果胡对此置之不理。
过了一些日子，胡耀邦又批了一个检举信，说书记处研究室到湖南什么地方压低价格采购桔子。这些事都是梅行他们管。后来，梅行说：采购桔子确有其事，但我们是按当地出售的价格付的钱，没有有意去压低价格。有人告诉我，那个写信的人是奉命检举。这些事说明，胡耀邦对书记处研究室的活动盯得可紧了。
1月16日，胡耀邦看到东北一个省和中南一个省的简报，上面说苏沛向省委研究室的人介绍书记处研究室的经验，张德成也和哪个省介绍类似经验。胡耀邦看到这两个简报后，又来了一个批示，大意是：这样瞎吹一通，吹研究室如何了不起，做了这个、那个，后果不堪设想，要捅出乱子。这时，我不在机关，梅行他们看了胡的批示，就和苏、张两人谈，让两人写材料，两人都写了。他们说：他们自己当时讲的和简报上说的有些出入，其中讲到三中全会以来的文件汇编，书记处研究室参与的、帮助搞的、多少有点关系的分成几类，合起来占多少百分比。而反映情况给人的印象是，这些东西都是书记处研究室搞的。反正，研究室的一举一动都在耀邦同志的监视之下，弄得我和研究室同志很紧张，感到无所措手足。
所以，实际上到了1986年年底，即使胡耀邦同志不出问题，他也非解散研究室不可。总起来说，我和胡耀邦同志的关系，在1980年以前，合作得很好，1981年以后，就出现这个事、那个事，磕磕碰碰，特别是进入整党以后，在胡的印象里，书记处研究室成了他的一个麻烦和心病。
6 "一室两制"
而研究室内部呢，后来人家说，是“一室两制”，林涧青、林子力这些人是一套办法，其他人又是一套办法。梅行这个同志也有毛病，说话不谨慎，脾气也大。比如，他发表一些意见，反对农民经商，对包产到户初期工作的评价有片面性。这些说法确实被人抓住了一些辫子。后来，研究室的矛盾越来越多了，研究室也确实难以为继了。所以，后来赵紫阳要解散研究室，我当时也觉得解散了也好。实际上，解散了以后，好处很大。其中之一，我们的干部制度官本位色彩甚浓。我曾一度设想一部分当“长”，一部分当“员”，但实际上当了“员”以后，他还想当“长”。室委会原来都是老一点的人，想提点年轻的、比较有发展前途的，都很难提上来。当了“员”以后，有些人应该提上来当室委，也不行，老家伙不赞成、通不过，要比资格。所以赵紫阳把研究室解散了，对我倒是一个解脱。而解散之后，这些人到了各个单位之后，都显出了他们的本事，得到了重用。到了“八九风波”时，原来书记处研究室的工作骨干，没有一个参加那类活动，态度端正、拥护中央。
注释：
①邓力群：《从对“三个面向”的理解谈起》。《邓力群文集》第2卷，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425页。
②邓力群：《两个文明一起抓，两个建设一起上》。《邓力群文集》第2卷，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442页。
③邓力群：《正确处理文物保护和其他工作的关系》。《邓力群文集》第2卷，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550页。
④邓力群：《保护·研究·利用——对文物、博物馆工作的几点意见》。《邓力群文集》第2卷，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412页。
⑤邓力群：《关于编辑(中国美术全集)、(中国美术分类大全)的意见》。《邓力群文集》第2卷，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409页。
一九八五年要事回忆
一 党中央文件起草工作的转手
1 胡耀邦亲自组织起草的两个文件
1984年10月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做出《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接着，1985年3月，中共中央做出《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是胡耀邦同志组织郑必坚、龚育之、林涧青、林子力及其他一些人起草的，也吸收了于光远的意见，当然也做过调查。自始至终，没让胡乔木参加。我只参加一般讨论，提提意见而已。
邓小平对这个文件评价很高。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时，他说；这个决定，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是一大发明、一大创造。
制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时，在实行改革方面，赵紫阳主要强调了两条，一条叫“利改税”，改变统收统支的政策，使企业在交税后还有一部分利润。当时这样做主要是解决两个“大锅饭”的问题：既解决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钣”，又解决工人吃企业的“大锅饭”。在这一点上，赵紫阳采取的措施不能说全不对。另外一条叫“拨改贷”，除了360多亿国家拨款外，基本建设都用贷款来办。这个措施不好说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拨改贷"搞得太宽、太滥，因而有人提出，对国家的重大基本建设项目，国家拨款的方式还应多采取一些。我看对赵紫阳强调的这两条，恐怕应该有所分析。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还提出了“放权让利”的十条措施，这些措施究竟哪些搞得好，哪些不对，现在都研究得不够。总之，对“利改税”、“拨改贷”和“放权让利”的十条措施，哪些措施正确，哪些不正确，还有待研究。
这两个文件的起草工作是胡耀邦抓的，赵紫阳与他是合作的。
在文件的起草过程中有些传言，说邓力群这个人是反对发展商品经济的。赵紫阳有一次问我，说：你还坚持你1979年的观点吗？我说：我一直坚持，没有放弃啊。这就证明了赵紫阳也知道这种传说。听到此话，我就把1979年我讲商品经济的小册子找出来，①专门送给了胡耀邦。我和他当面说：现在有人说我一向反对商品经济，这儿有一本小册子，是我1979年讲的。胡耀邦收到我送的小册子，从头到尾认真地看了，有圈有点，还划了横杠、竖杠。他看了以后，还转给胡启立看了。这个小册子起码产生了这样一种作用，即表明邓力群不是一向反对商品经济的。
2 全国党代会文件的起草
接下来，准备开全国党代表会议。党代会韵文件起草工作也是胡耀邦亲自抓的，文件起草班子的成员还是郑必坚、龚育之、林涧青等人。按胡耀邦原来的安排，胡的报告，小平、陈云、先念同志的发言都由这个班子起草，只有赵紫阳讲经济工作的报告，由赵自己找人起草。
邓小平的发言稿起草出来以后，邓一看就不满意。陈云同志说：我的发言一向不让别人起草，我自己起草。先念同志看了给他起草的发言稿，也不满意，他自己找人修改了。
3 陈云在党代会上讲重要意见
这里要特别说一下，在党代会上，陈云同志的讲话很好。短短一个发言，讲了很多重要的意见，如：社会主义经济，还是要有计划按比例；社会主义的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我们是共产党，共产党干的是社会主义；等等。文字不多，但内容非常好。这是陈云自己起草的，我们都没参与。这是一篇很重要的讲话。
4 邓小平发言稿起草情况
这里主要讲一讲邓小平同志发言稿的起草情况。
大约在1985年9月上旬，邓看了起草小组拟的初稿，不满意，就把我找去了。我好像是约了林涧青一起去的。
（1）邓小平平批评胡乔木、夸奖赵紫阳
见面后，邓小平同志一开口就说：你们知道吗，胡乔木讲反对精神污染搞错了，以后不要提了。
我们没有吭声。接着，他非常严肃地说：我不收回我的那个讲话(指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将来编我的《文选》，我要原样不改地收进我的《文选》里面去。
邓小平说的胡乔木讲反对精神污染搞错了，可能是指乔木帮助胡耀邦修改《关于党的新闻工作》讲话稿的事情。1985年2月8日，胡耀邦在书记处会议上作了《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讲话，讲话中有一段话专门说到"精神污染"的问题。胡耀邦说："的确，党中央也曾考虑，'精神污染'这个名词一般人比较生疏，可能在国内外引起这样那样的误解，如果在前面用了'清除'的字样就更是如此，并且在事实上也办不到。所以不到十分必要的时候，可以少用或者不用这个名词。但是这决不是说，反对精神污染的原则有什么错误；更不是说对于真正的精神污染即剥削阶级腐朽没落思想的侵蚀，我们可以不抵制，不反对。"嘿'胡耀邦对这次讲话很重视，是他请乔木帮助修改还是乔木主动帮助修改的，我不知道。涉及"精神污染"这段话，乔木改了没有，改了什么，我也不清楚。
接着，邓小平同志说：赵紫阳在人代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讲了四项原则，讲得不错，态度鲜明。
邓对此比较高兴，对赵夸奖了几句。
(2)邓小平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新认识
接着，邓小平同志说：这个稿子(指起草小组拟的初稿)不能用。关于四项原则，我有点新的意思，今天找你们来谈，你们就按这个意思加以修改整理。这个意思是：四项原则是党中央决定内外政策的基础，各种政策既来源于四项原则，又有利于四项原则；如果不讲四项原则，纠"左"就会纠到社会主义，纠到马克思主义。
四项基本原则是制定各项内外政策的基础，是邓和我们谈话中的新认识、新概括。这段话确实讲得好！
小平同志说完后，我要林涧青把谈话记录整理一下，如实地向胡耀邦报告。(3)胡乔木的加工和我做的工作我们把小平同志的讲话稿起草出来之后，我有意识地帮了乔木一下，想缓和邓和他之间的关系。我没有告诉乔木邓对他有意见。我向邓提出想请乔木帮助看一看讲话稿，邓小平没有吭声。胡乔木很积极，他加了一个内容，即理论学习的重要性，乔木把这个内落作了很好的表述，这一段话加得好。
在整理了邓的讲话之后，我与王忍之合作，写了一篇《四项基本原则是各项政策的基础》的评论员文章，1985年10月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除了邓小平讲话中的那些重要思想之外，对四项基本原则有进一步的认识和阐述。以后只要有机会，我就宣传这个思想。在宣传和理论工作者里面，我多次讲邓小平的这个观点。当时，多数人还没有感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4)对邓小平思想发展的一点看法
现在有人说，邓小平的思想滑坡，或者说思想转变，从1984年就开始了。我不同意这个说法。根据我与他的接触，不好这么讲。至于他的威望，1984年确实是达到顶峰了，"小平你好"嘛。我所接触到的邓小平自己表达出来的思想，好像不能说在1984年就变了。因为在1985年8月28日，邓小平与津巴布韦政府总理穆加贝有一次谈话，当时穆加贝怀疑中国搞"非毛化"。邓小平说："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四项基本原则。如果不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纠正极左就会变成‘纠正’马列主义，'纠正'社会主义。" ③
接下来，就是1986年夏季起草《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奇怪的是这个《决议》得到了邓的支持。究竟是什么原因，我也不清楚。
5 简要的评论
起草文件本来是胡乔木的专职，但从1985年党代会以后他就受到冷落。在邓小平那里表现出来的，就是不满意胡乔木跟着胡耀邦讲反对精神染污不要再提了。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其他情况、原因，使得小平冷落乔木，我搞不清楚。
党中央文件的起草由谁来负责，1985年是一个转折。先是转到胡耀邦手里，后来又转到赵紫阳手里。这不是一个好兆头。以后的事情，也证明了这一点。
胡乔木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弱点，但他经手的中央文件，基本内容和主要精神是站得住的。毛主席在世的时候，文件主要由毛主席定夺。从1975年至1985年，共十年时间，由乔木经手的文件，除了个别地方和个别问题外，基本上是站得住的。
一九八五年要事回忆
二 我在一九八五年的一些活动
当时，尽管我被夹在中间，处境很困难。但我没有被这些苦恼和问题压倒，还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里做了一些事情，表达了一些自己的思想。在今天来看，能够选进《邓力群文集》的文章，也还不少。这里，把当年做的比较重要的事情约略说一说。
1 支持走正路的电影工作者
胡耀邦《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讲话，应该说这是一篇好的讲话，重中了党对新闻工作的基本方针。可以看出来，胡耀邦感觉到文艺界不按党的原则办事，惹了很多麻烦。这以后，政治空气确实有所转变。在这种情况下，恰好遇到这样一件事。那时，北影厂和电影局进口了一批带有黄色镜头的影片，在内部放映时，看的人很多，包括一些儿童，造成了恶劣的影响。邓大姐为此写了一封信，措辞恳切，也非常严厉，叫做"救救孩子"。这封信引起了胡耀邦和其他同志的重视。有了这封信之后，3月20日，北京电影制片厂17个同志给中央写了一封信，表示对电影界现状的忧虑，以及他们对电影工作的一些想法。此信经我转给胡耀邦同志，得到了胡的支持，来信印发政治局和书记处各同志了。后来，我与朱穆之还同这十几个同志开了一次座谈会，对在北京从事电影工作、走正路的人给了一点帮助，表示了一点支持。当然，这些人中也有投机分子，但多数人是好的。
2 到川黔鄂三省调查
4月23口至6月8日，我到四川、贵州、湖北三省调查研究。在四川走访了十个地市、二十一个县。在贵州走访了四个地市、七个县。在湖北走访了两个地市。在四川的时间长些，川东、川南、川西、川北都走到了。在成都主持了《当代中国》丛书地方卷的编写工作座谈会。我提出：编写好地方卷，是各个省、市、自治区向全国人民和全世界做的科学报告，是解决理论联系实际的中心环节，各级领导部门要认真做好领导工作。在成都和贵阳听取了宣教部门的汇报。我出去只听宣教部门的汇报，省委书记和省长要汇报，我一般不听，只是和他们个别谈谈，交换一下意见。我通常和他们说：这些事是胡耀邦、赵紫阳同志的事，我只管部门工作，只听部门同志的汇报。
5月6日，听完四川省宣教部门同志的汇报以后，我讲了一篇话，强调了三个问题：一是艰苦奋斗、勤俭建国；二是研究商品经济；三是如何看待自由的问题。这是针对作协的一些人无条件、无限制地谈创作自由、新闻自由的。
这是1985年上半年我在比较大的范围内的一次讲话。现在看，问题谈得有深有浅，在当时总算表示了一种不同的调子和看法。这篇讲话已收入《邓力群文集》。
在贵州的时候，我初次接触了朱厚泽。他是贵州的省委书记。这个人在反右时受到过打击，但没有因此消沉，而是读了很多书。当时对他的印象不错。后来提名朱当中宣部长，我投了他一票。
3 邓小平的两次重要讲话和我的传达宣传
3月7日，邓小平就科技体制改革的问题发表讲话。念完稿子以后，邓大姐请小平同志即席发言。他又谈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国际问题，一个是国内思想工作的问题。这个讲话让科委整理时，整理者删掉了一些他们不喜欢的话。我就把原始记录找来，把他们删掉的那些话又加进去了。小平同志在讲话中重新强调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讲话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重申他过去的观点，认为"一切向钱看"是错误的。他说："现在有一些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没有理想，没有纪律的表现，比如说，一切向钱看。”④他还说："对一部分先富裕起来的个人，也要有一些限制，例如，征收所得税。”⑤小平同志的这个意见对于避免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有重大的指导意义。陈云同志看了邓小平的讲话以后说，我们讲问题，就要像小平同志那样鲜明。
这样，胡耀邦、邓小平分别在2月、3月讲话以后，虽然各种说法、议论都有，我还在受围攻，但气氛已经有所好转。恰好这时，邓小平又一次发表讲话。5月20日，邓小平会见原台湾大学教授陈鼓应，讲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邓小平说："我们大陆坚持社会主义，不定资本主义的邪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创造的财富，第一归国家，第二归人民，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国家拿的这一部分，也是为了人民，搞点国防，更大部分是用来发展经济，发展教育和科学，改善人民生活，提高人民文化水平。中国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一种思潮，叫资产阶级自由化，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这不行。中国要搞现代化，绝不能搞自由化，绝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对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并且触犯了刑律的人，不严肃处理是不行的。因为他们搞的这一套无非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出非法刊物，实际上是一种动乱，是'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做法。不能让这股风刮起来。全国人大一九八○年专门做了决议，废除宪法中肯定'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条款，这个条款是'文化大革命'中写进宪法的。那些崇拜西方'民主'^每人总想搞这个'四大'。中国经过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再不能那样干了。""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开放政策，同时也要求刹住自由化的风，这是相互关联的问题。不刹住这股风，就不能实行开放政策。要搞四个现代化，要实行开放政策，就不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自由化的思想前几年有，现在也有，不仅社会上有，我们共产党内也有。自由化思潮一发展，我们的事业就会被冲乱。总之，一个目标，就是要有一个安定的政治环境。不安定，政治动乱，就不可能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一切都谈不上。治理国家，这是一个大道理，要管许多小道理。那些小道理或许有道理，但是没有这个大道理就不行。”⑥
邓小平的讲话是作为统战部的内部文件整理的，在书记处没有引起注意。我看到之后，认为非常重要，首先就在北京市委党校的一个会议上宣读了。我传达以后，胡耀邦在党校期间的一个秘书，说要组织几个人写文章，公开批评邓力群。党校也有人听了我的传达，知道我宣读的是邓小平的讲话，回去和他一讲，他们准备写批评文章的班子就只好撤销了。
这时，正好召开全国法制宣传教育工作会议，会议上我除了照念稿子以外，我还说：邓小平同志最近有一篇谈话，我给大家宣读一下。把这个谈话也传达了。
法制宣传教育工作会议后又开了一个宣传部长的座谈会，6月19日，我也讲了一篇话，着重宣传邓小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想。
7月，我把邓小平的这个谈话和其他几个重要讲话，合起来编成了二个小册子。给薄老看了，薄老也赞成。小册子后来公开出版了，叫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
4 请胡德平转告邓朴方慎言慎行
6月或者7月，我记不太清楚是哪一次会议了，在会议的讲话中间，我说了一句话，我说：过去一年里，我的日子很难过。"我的日子很难过"这句话传到了胡耀邦那里。那时我们家住在万寿路。耀邦的公子胡德平专门到我们家里来。他倒是很客气，说：邓叔叔啊，我们听说你在一个会议上讲了一句话，中央一位很负责的同志，认为这句话讲得不好。
我当时和他谈了一段话，其中讲了我之所以说在这一年里的日子很难过，因为包括邓朴方讲，反对精神污染的讲话是邓力群强加给他父亲的。还有刘有光的儿子也这么讲。我说：这个事情可冤枉啊！我把事情的原委跟胡德平说了。
我说：我是9月6日从外地回来的，之前在外地跑了一个多月。9月7日邓小平找我去谈话。邓小平同志说了很多，很有准备。我当时什么意见都没讲。事后把邓小平和我谈话的内容作了整理，交给了书记处。之后是邓小平在二中全会上的讲话。真相是这么回事嘛！
我把两套有关清除精神污染的材料及我在这期间的有关讲话，给了胡德平，请他转送一套给邓朴方。我对他说：你把这些材料看完之后，会明白事情的全部过程和真相。我还请他转告邓朴方：对中央的事情，不要乱说话。作为他这样的高干子弟，地位很特殊，今后应该慎言慎行。这几句话不知道胡德平是否转告了邓朴方。如果转告了，那就一定会得罪邓朴方的。
同时，我还对胡德平讲：那个时候，你有一篇文章，叫做《为自由鸣炮》，邓朴方在《三月风》杂志上发表了王若水的人道主义的文章。我认为这些都不妥当。
这是到目前为止，我与胡德平的最后一次见面。
5 建议提高中青年表演艺术家待遇
8月，我和文化部合作，为有突出成就、有影响的中青年表演艺术工作者提高待遇的问题给书记处提出了建议。他们提高待遇以后的最高工资可达160元，低一点的工资也可达到120元，大致相当于正局长的待遇。这些同志主要在北京，约有80人。我们还建议，依此办法，对全国有突出成就、有影响的中青年表演艺术工作者提高工资待遇。这算为这些中青年表演艺术家说了一句话、办了一件实事。
6 辞去中宣部部长以后
大概从四川、贵州回来之后，我正式向胡耀邦、胡启立提出自己不想当宣传部长了。他们也乐得我不当，故而答应得非常爽快，说积极物色人选。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先是宋任穷提了一个名单，选了几个对象，偏重于朱厚泽。胡启立又专门到贵州去做了一些调查。回来后就确定了，由朱厚泽接任中宣部长。
这个事情没有完全确定之前，还有一个小插曲。那时干部要实行年轻化，老的要退下来，中青年要提上去。本来中组部的规定是各部委的司局级干部由各部委自己任免，只报中组部备案，不需要中组部审批。可是中组部唯独对中宣部下了一个通知，要求中宣部司局级干部的调整——老的退下来、新的任命要报中组部批准后才能实行。这个决定很明显了，是胡耀邦要控制中宣部的人事权，这是习仲勋、乔石替胡耀邦出面做的。
不当部长这个事情定了以后，我就和部里各司局的同志说：新部长要来了，来了之后首先要了解情况，你们各个司局好好准备一下，把这几年的工作回顾一下，把以后的打算也想一想。按理说，新部长上任之后，总要找大家谈谈的。因此，大家都做了认真的准备。
1985年7月8日，中共中央任命朱厚泽为中宣部长。任命后不久，朱厚泽报到了。我当时在北戴河，就请他到北戴河来。我与他谈了一个下午。主要谈了宣传部总的情况，以及今后工作的一些设想。他来北戴河没几天，我就要回北京。本来我和他约好一起坐车回北京。但他说启立给他打了招呼，让多住几天。胡耀邦和胡启立还要找他专门谈一谈。这样，我就先回来了。又过了三天，朱也从北戴河返回了。
原来我和他讲过，各个司局已做好了汇报的准备，希望你能和他们一个一个地谈谈，并且大体定了个时间表。但朱回北京后，采取了一个非常特殊的做法，哪个司局也不找，就找了理论局。当时理论局的局长是卢之超，但朱又不找局长汇报，却找副局长理夫、贾春峰谈了话。卢之超和贾春峰虽然都是由书记处研究室调到中宣部的，但贾和卢的意见不一致，关系也不太好。朱还找了理论局其他一些人，由此和王惠德接上了头。
因此，我说胡耀邦和胡启立给了朱厚泽一个路线图，即到宣传部之后，先找谁，后找谁。不找谁。这种做法实在无助于了解全面情况。
由此，王惠德、理夫和贾春峰这些人得到了一个靠山。本来，王惠德在整党期间说自己有病，一直住在医院里。我那时也照顾他，得病的人嘛；会议可以不参加，学习也可以自由一些。整党结束了，王也从医院出来了，但说病还没好，还要继续休息。可自从朱厚泽找到他以后，他就特别积极起来了。
也就在这种气氛下，王惠德这些人就组织对胡乔木和邓力群有意见的人，不同程度、不同层次上倾向搞自由化的人、向我和胡乔木发难。表面上看这件事很突然，但其由来和背景就是上边所说的。王惠德作为主管理论宣传的副部长召开了两个座谈会，一个是中、老年的理论工作者座谈会，一个是青年理论工作者座谈会。把王若水、冯兰瑞、廖盖隆这些我和胡乔木的反对派吸收进来，当然；参加座谈会的也有一些态度比较端正的同志。
在会上发言最多、调子最高的是王、冯、廖。廖的尖锐语言是：胡乔木和邓力群从改革开放开始就一直反对改革开放。王若水对我们批评他的观点进行了系统发言，说我们批评他的观点怎么错了，他的观点如何正确，为他自己的错误进行辩护。
王若水不仅在中、老年理论工作者座谈会上作了长篇发言，青年理论工作者座谈会也把王若水请去作了一次系统发言，发言的矛头还是针对我和胡乔木的。而也就是在这一年，王若水给胡乔木写了一封长信，为自己所受的批评逐条进行申辩。看得出来，这是有意安排的。
两个座谈会的发言记录送给我们时，那些尖锐的语言都被删去了，发言时冲着胡乔木和邓力群来的那些人的名字都没有写上。我收到以后，请宣传部把原来发言的话全部补齐了，是谁讲的都写上名字。我觉得这样对发言的同志负责，也便于我以后和他们交换意见。
王若水逐条驳我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对他的批评。我当时批评他的作法是先引他的一段文字或讲话，然后说这是什么意思。他为此进行辩护，说他的意思与我指出的意思相反，无非是要证明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的反驳让我考虑，在个别细节上，我也有批评得不准确的地方。
不了解情况的人，听了王若水的讲话，看了他的申辩书，可能产生这样的印象：王若水是正确的，邓力群对他的批评处处都是歪曲的；王若水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批评他的人则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
当时，王若水的发言稿散布得有多宽，我不清楚，我现在也还留着。如果说当时他还糊弄了一些人，到了今天，王的真面目就昭然若揭了。1993年，他写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有了这篇东西，他以前的那些辩护就不攻自破、不驳自倒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第一个标题就是"从追求到幻灭"，他自己说对马克思主义幻灭了一这不是把自己的面目暴露无遗了吗。由此我想到，毛主席曾分析共产党里面有没有同路人的问题，的确是对的。王若水就是同路人的一个典型代表。胡绩伟、李锐这一类人，也都是如此。胡绩伟自己都不否认这一点。他说参加革命就是为了民主，他自己一直坚持民主革命时期的观点，因此对社会主义革命就格格不入，一直到今天他还是一个民主主义者，对党的看法也还是从这个思想基础出发的。他本想用这种辩解来证明自己有理，但适得其反，恰恰清楚地暴露了他自己是党的同路人。
说这些人参加革命就是投机，不好完全这么说。民主革命的要求推动他们参加革命，革命越深人与他们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就越来越冲突，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对。用这种世界观来判断和观察一切，以至走到现在这个地步，也就一点都不奇怪了。从现在的情况看，当年毛主席讲党内有同路人的意见的确是有先见之明的。
7 落实邓小平干部要学习理论的要求
(1)王惠德与我们的分歧
邓小平同志在党代会上讲了干部要学习理论，意思是邓小平提出的，文字则是乔木落实和发挥的。本来，我和乔木都想，既然邓小平讲了要学习理论，那么就应该准备学习理论的书籍和材料。正在这个时候，河北省宣传部的一个干部写了一封信，提了一个建议：学理论不必要学马恩列的著作，也不用学习毛泽东的书，只学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就可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