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惠德是我推荐给王任重的。那时王任重当中宣部长，要找一个管理论的，我推荐了王惠德。王去了以后，对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包括真理标准的讨论，从来都不吭声。他是中宣部理论局的局长，还在中央编译局工作过，有同志认为他从来只是读书本，从来不谈理论要联系实际。要说教条的话，这倒有点像教条主义了，但他的教条也没几条。
河北的信一下子被王惠德等人抓住了。他们坚持说：学习理论就是要按照河北省那个干部提出的建议办，只学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这就是理论；因此，干部学习也要按照这个意见来重新安排。
乔木同志看到这封信，也表示了意见。他说：这封信不够的地方有两点。一点，不能够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有的政策都说成是理论，应该有所区分。基本的方针、政策，实践检验证明正确的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有一些具体的政策，同提高为理论形态的东西，还不是一回事。另外一点，不同意说只学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其他就不要学了。
在这种情况下，由乔木主持召开了一个会议，我、朱厚泽、王惠德和理论局的一些人都参加了，讨论干部的理论学习问题，重点先解决在职干部的学习。在职干部的理论学习，本来早就有布置，当时估计还要一、两年才能完成。王惠德这些人提出：学理论就是学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文件，原来的计划是否就算了，尽管还没完成，也就停止了吧，现在来重新布置。经过讨论，没有完全采纳他们的意见，确定原来的计划不要停止，学完为止；新的计划还要再研究和商量。
乔木在会上讲了一篇话，中心意思是：学习理论很重要，学习理论不要简单化。他讲到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和政策，不能说都是理论。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包括中央领导同志讲的一些很重要的话，应该算做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应该当做理论来学；但有些具体的政策和规定不能都当做理论来学，应该加以分析。
(2)胡乔木认为邓小平比毛主席更重视理论学习
乔木还对历史进行了回顾。大意是：相比之下，毛主席不太重视学习理论，尽管过去在延安规定过“干部必读”，要求读多少本书，但后来忙于打仗，就停止了；解放以后，又重新出“干部必读地；以后又指定学习30本书，但实际上没有认真地读。
乔木的意思是说：相比之下，邓小平比毛主席更重视理论学习。
乔木还附带讲到了对“实事求是”的解释，大意是说毛主席对“实事求是”作了他自己的解释，从辩证唯物论认识论的高度赋予了深刻的新涵义。“实事求是”本来是汉朝人的用语，其原意是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乔木认为，这个概念过于强调从实际出发，本身是不重视理论的，就是从实际本身找些道理出来，如此而已。
乔木的讲话，给人的印象是有点贬低汉朝人提出的“实事求是”这个认识，与毛主席的解释距离比较大。会上就决定在成都召开一个在职干部理论学习的座谈会，定了两条方针：原来在职干部理论学习的计划不动，将其学完；学完了以后，究竟怎么学、学什么，广泛听听大家的意见。
在这个座谈会上，经过王惠德、理夫这些人的活动，就冒出了不少对乔木、对中宣部的意见，其中突出的一句话，是说胡乔木反对“实事求是”。
(3)邓小平问我胡乔木是否反对"实事求是"
这个话也传到了邓小平的耳朵里，邓有一次问我：乔木是反对“实事求是”吗？我就把乔木的原意和讲话经过原原本本地讲了。我说：乔木不是这个意思，毛主席对这句话的解释和引申，乔木还是肯定的；乔木只是讲汉朝人最早用这个话是什么意思，说与毛主席后来的引申并不那么一致；乔木对汉朝人提出的"实事求是"的意义估计得不够高，甚至于有所非议，我认为这不能说胡乔木反对"实事求是"。
(4)我组织编了四本书
在这期间，我和乔木考虑，邓小平同志在党代会上提出了要学习理论，即要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究竟应该学习哪些著作呢？经过反复商量，确定了根据现实生活需要的原则，编几本马列著作选读。这个原则定了以后，我组织了北京的高等院校、编译局和有关单位，分头负责。大体是1985年8月后，把队伍组织起来了。原来计划要编三本：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后来想到有必要编一本书，专门论述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这样就成了四本书。
落实小平同志关于干部理论学习的要求，也是1985年做的一件事情。
以前，我们学习用的马、恩、列、斯选集都是苏联版的，这次我们编的四本书是根据中国的情况，把马、恩、列、斯对我们特别适用的一些著作选辑在一起。政治经济学就把《资本论》三卷中的精华部分都编进去了，马、恩等论科学技术的内容也编进去了。现在来看，这一套书是切合中国实际的。
这四本书，从1985年11月开始组织编辑，中间有些反复，到1986年8月，各卷都有了一个编辑方案，然后就把编辑四本书的主要负责同志集中到玉泉山，大家一起看这四本书，不仅看自己的，也看别人的。这样做的目的，既能使缺陷得以弥补，又能使内容互相衔接，既是一个整体，又各自有分工，内容更科学了。
在这件事情上，也反映了我这个人的性格。王惠德这些入得到了朱厚泽的支持，提出马列主义的理论可以不学了。他们出来说只要学三中全会以来的东西。我和乔木不同意这样做。我们认为：三中全会以来的一系列文件、著作要读，但马列的书也要读，不能不读。认定了这一条以后，我不管你刮的风浪有多大，反对的办法有多少。当时，闲言碎语、挑剔的话多了，但我硬是要把这件事情搞起来。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只要认定了党的工作需要，我就坚韧倔强地做下去，你说你的，我干我的，直至干成。
这样，最后费了一个月的功夫，总算把初稿调整好了。之后，发给大家征求意见，同时还有些技术性的工作，如注释、排版、校对等等。
真正出书大概是1986年底，当时耀邦已经要下去、赵紫阳要上来了。实际上，这套书只作为教材发给了中央党校的学员，只有一两期的学员学习了。"八九政治风波"后，这套书又再版了。据说发行得还可以，但也是一阵风。这套书没有真正地利用起来。8月23日，在玉泉山统稿快结束时，我讲了一篇话，除了讲这四本书的调整问题以外，顺便也澄清了几件事。在8月之前的一件事是"马丁事件"。理夫这些人，包括于光远，利用这个事情攻击乔木，我把事情的原委说清楚了。
还有就是把学理论还是学政策以及所谓乔木反对“实事求是”的情况也说清楚了。我说：“胡乔木同志用历史来说明学习理论的重要。他指出：我们学习理论没有坚持下来，多次停顿。他还讲了理论问题不要简单化。他举了个例子，例如‘实事求是’，单这四个字，孤立起来，无产阶级可以接受，资产阶级也可以接受。胡乔木同志谈这个意见时，有位同志还接了个话，说资本家才最讲实事求是，做生意要了解行情、把握行情，否则他就要破产。‘实事求是’这四个字，是古人说过的，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创造的。我们都知道，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引用‘实事求是’这句话，用马克思主义加以科学的说明，改造为有科学内容的命题。‘实事求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问题，邓小平同志1978年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也作过阐述，归纳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我们讲'实事求是'，有我们的特定含义，就是讲认识客观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在这个意义上，正如小平同志说的，'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乔木同志讲得很清楚，意思是不能把具有丰富科学内容的'实事求是'简单化了，不能把理论问题简单化了。简单化了就离开了毛泽东同志的本意，可以成为资产阶级也可以接受的东西了。"⑦
当时还有一件事情，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有一个同志叫秦柳方，他选了几篇他认为是经济研究领域中有自由化观点的文章，送给了乔木、我、胡绳同志。秦完全是好心，希望引起注意。3月1日，乔木批给胡耀邦、赵紫阳、胡启立、朱厚泽看。3月3日，赵看后有几句批语："批判经济理论上的自由化，可要慎重。现在更需要的是大胆探索。"这就表露出了在思想领域里反自由化，赵是积极的；而在经济领域里批自由化，他就不赞成，以至于后来保护《世界经济导报》。
这是赵紫阳表露出来的一个意见，但这种思想究竟是来自赵的，还是来自邓小平的，当时我没想到这与邓有关系。到了“八九政治风波”以后，赵像是有苦难言，流露出这么一个意思，即对有些问题的主张不是他自己的，而是来源于上面的压力。那么，1986年批示秦柳方的信，究竟是他自己的观点，还是来自于别人的影响，也可能在1986年还是赵自己的观点，而到后来得到了邓小平的支持。从1992年南巡谈话看出，邓的这种思想表现得更清楚了。
8 一项极不正常的任命被收回
1985年9月25日，中央书记处召开书记处成员局部调整后的第一次会议，胡耀邦同志在说到要给中青年同志压担子时，突然提出：力群是不是就不当书记处研究室主任了，让王兆国同志兼任。遇到困难问题可以找力群同志谈谈。
我在会上谈了其他问题后说：王兆国同志兼任书记处研究室主任问题，耀邦同志事先没有跟我商量。在这次会上提出来也好。
我当时还是想积极配合的，所以接着又说：我同意耀邦同志意见，做如下补充：现任正副主任一起下，现任副主任，林涧青同志、梅行同志退下。不是离休退休，都还可以做工作。如果他们二位不一起退下来，王兆国同志的工作很难做。至于副主任提什么人，干部调整，机构调整，我准备以后同启立、兆国同志商量。
接着我这个话，胡耀邦却说：“我是提个意见。”出席会议的其他同志，对这个问题都没有表态。
当天，我给政治局常委写了一封信，主要说明我对林涧青、梅行退下来的意见。同时，我还表示：“书记处研究室领导是否同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邓力群的思想体系是否'左'？从中央让我当宣传部长以后，我的讲话、文章，经手的文件和材料，还全部保存着。如果中央需要审查，请随时通知，我将把材料送上。其中包括关于清除精神污染问题的九次讲话。"⑧
1985年9月29日下午，我忽然接到28日中央下发的一个文件：《关于邓力群、王兆国同志兼任职务变动的通知》。《通知》说："九月二十五日，中央书记处会议研究书记分工时确定：邓力群同志不再兼任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任职务，继续协助胡乔木同志负责思想政治和宣传战线的工作；由王兆国同志兼任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任。"
这个《通知》发出后不到半个小时，突然又宣布收回。这是什么原因呢？原来是陈云同志看到了这个文件后，立即制止了。显然，变动职务的事，没和当事人谈，也没有征求其他常委的意见，是极不正常的。
9 到意大利休养
10月12日至25日，我和罗立韵去意大利休养。这是罗立韵第一次和我出去。休养好像是胡启立有意安排的。在党代会以后，政治气氛有所好转，胡启立有意安排我出去休息一下，带有一种安慰性质吧。别的意思也许还有，我就搞不清楚了。在意大利休息时，我把它的著名城市、著名建筑统统看了一遍。每到一地，我把画册也都收集了，这是我在外国旅行时最高兴的一件事。
从意大利回来，写了一个报告，没有多少意思。
10 在两个思想政治工作会上讲话
11月下旬，我去了"二汽"，在十堰市开了一个企业思想教育工作的座谈会。25日，我讲了一篇话，宣传邓小平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是各项政策的基础的思想。在"二汽"调查时，我还发现他们与其他企业不同，有一点创造吧，别的地方是党委做思想政治工作，“二汽”不仅是党委在做，他们还要求厂长也做。党委和厂长同时做了政治思想工作以后，成效很明显。这个经验对我们有启发，我们肯定了这个经验。“二汽”的厂长是陈清泰。
12月，又在上海开了一个企业政治思想工作的年会，在会上我除了讲十堰会议上讲的重要问题以外，又讲了"两个文明"一起抓，多种经济成份、多种经营形式应该经常研究，还讲了社会主义社会里的分配问题，多种经济成份、多种经营形式的关系问题，企业的领导制度，干部的以身作则和批评自由化等问题。
召开这两个会，贯彻了邓小平的讲话精神，总结了好的经验，对思想政治工作起了好作用。在两个会上，我都作了长篇讲话，讲话都收在《邓力群文集》里面了。可以说，尽管我还受到围攻和压制，但自己还是争取讲了一些想说的话，批评了当时的错误思潮。
一九八五年要事回忆
三 研究多种经济成份
党的十二大提出，国营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要居于主导地位，很长时期内需要多种经济形式并存。在党中央工作期间，我始终注意对多种经济成份的观察和分析。收进《邓力群文集》里的文章有七、八篇，没收进去的还有几篇，包括一些调查报告，加起来约有十几篇。我这个人在党的上层机关工作多年，但不大喜欢所谓“官场周旋”，更不愿意揣摩逢迎，而是比较关注实践，关注群众的创造。既要处理大量的日常工作，还要跟踪研究这种宏观的问题，对我来说，虽然忙，却是相得益彰的。
对外开放、对内搞活，实际上就是允许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并不只是一个地域观念。这的确是一个新问题，既要允许，更要研究，只强调一个“放”字，放了以后会带来什么问题，自己不注意研究，也不允许别人研究，而是任其泛滥，未必是妥当的办法。
不同所有制发展起来，会对公有制、国有企业造成什么威胁，开始时还看不清，愈往后就愈成为一个问题了。我想：大陆的资本主义经济已经被改造了，到了1979年，允许个体、私营经济发展起来。从我们的政策和邓小平的意思来看，是要使它们成为社会主义的补充。因此，在政策上给予放宽，在财政上予以支持。开始时，它们乐得、愿意当补充。可当其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不能不和公有制、国有企业发生矛盾了。它们就不安于现状了。它们就要与公有制、国有企业分庭抗礼、平起平坐。最后，它们要从每个领域挤掉公有制和国有企业，从补充地位变为主体地位。在许多领域中，到二十世纪末，个体和私营经济，加上港、澳、台和外国资本，正在把公有制和国有企业挤掉，由它们占据优势。
在港、澳、台实行“一国两制”，对这些地方的资本主义，我们的政策是保留，但他们并不就此满足。他们的要求是，港、澳、台的资本主义，你必须保留；在大陆，他们也要搞一份，先是补充，然后平起平坐；再往后就一个一个领域里争取主体地位。海外和国外的资本都是如此。
和过去的国民党统治不同了，现在我们是一个拥有独立主权的国家，与外国资本是平等互惠。外国资本为了进入我们的市场，也接受平等互惠的条件。但搞着搞着，他们就要占领我们的市场，挤掉我们的公有制和国有企业。
这些外国资本和大陆的私营企业以及港、澳、台来到大陆的资本主义企业还不一样，外国资本是要把整个中国变成他们的附庸。在这一点上，大陆的民族资本、港澳台的民族资本与国外的资本有矛盾。看来，趋势是这种斗争愈来愈明显、尖锐。
多种经济成份刚发展的时候，对我们的经济和生产力的发展确实起了好作用，我们应该允许和扶持。但同时也应该防止其不利方面的发挥和膨胀，对其有所限制。邓小平同志也讲过这一类的话，即对内搞活有限制的问题，也有限制什么，如何限制等问题。话是都说到了，但到今天，在实施和执行中，哪些应该限制，限制什么，还没提上议事日程。
我是支持改革开放、支持发展多种经济成份的。我提出上述那些问题是为了更好地改革开放，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廖盖隆说我一开始就反对改革开放，这完全不顾事实。只要把我历次的文章、讲话拿出来，有大量的文字可以回击他的歪曲。但是也应该承认，尽管我提出了这些问题，也进行了一定的研究，但因为有些问题刚露出苗头，有些问题还没有暴露，所以，不以为自己的研究解决了多大的问题。我只是提出了问题，比那种只是强调一个“放”字，既不做调查，更提不出问题，连一点防御都不做的领导人多做了一些。
一年就这样过去了。从事政治思想工作的同志反映，感觉1985年是个"春天"。但风浪起伏，并不平静啊！对我而言，在这一年里，要说挣扎也可以，要说压不倒也可以。我是在为党工作，因此无所畏惧。你想压倒我，办不到；你想封住我的嘴，也封不住。一有机会我就讲一些自己想说的话。但也由此产生了一番感慨，宣传工作难做啊！
注释：
①邓力群：《商品经济的规律和计划》。《经济研究参考资料》第118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7月出版。《邓力群文集》第1卷，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189页至第224页。
②胡耀邦：《关于党的新闻工作》。《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639页。
③邓小平：《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137页。
④邓小平：《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O月版，第111页至第112页。
⑤邓小平：《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1I1_页。
⑥邓小平：《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O月版，第123页至第124页。
⑦邓力群：《同(马列著作选读)书稿部分编辑人员的谈话》。《邓力群文集》第3卷，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103页至104页。
⑧1984年9月25日，邓力群致耀邦、小平、紫阳、先念、陈云同志的信，手稿复印件。
不寻常的一九八六年
一 一九八六年春天的思想混乱
1986年春天，胡启立到上海搞调查研究，在小型的座谈会上多次讲话，主张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形成"民主、和谐、相互理解和信任"的气氛。这以后，朱厚泽提出在意识形态领域要提倡宽松、宽容、融洽、和谐。朱厚泽还发表了他自己的一些意见，其中尖端的语言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是一个政治概念，它并不直接等同于或者取代日常生活中的具体行为规范。他们认为，在思想战线跟这种、那种错误思想做斗争，批评这个人、那个人，造成了一种紧张局势，于是提出宽松、宽容、宽厚的所谓"三宽"方针。在后来的一次书记处会议上，胡耀邦讲：几任宣传部长的名誉都不好。这时赵对胡讲：你当宣传部长时的名誉还不错嘛。胡耀邦说：也一样不好。
原来我对朱厚泽寄予希望，胡耀邦他们也是如此，以为他的名誉会比我们好一点，没想到更糟糕了。
当时，上海的市委书记是芮杏文，他在上海组织了一个大文化战略的讨论会。与此同时，武汉也组织了类似的讨论会。在这些会议的讨论中，由于“三宽”方针，导致鼓励各种错误意见发表。一些搞自由化的人以蔡元培在北大提出“兼容并包”的治校方针为根据，宣扬这一方针在社会主义时期，在我们现在、今后的文化和思想建设中也同样适用。他们提出各个学派、各种观点，古代的、现代的，西方的、东方的，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应该和平竞争、百家争鸣。
这样一来，冒尖的人物和冒尖的言论就纷纷出笼了，乱得不得了。最突出的几个人，外地以方励之、王若望和张贤亮、温元凯为代表；北京则是王若水这些人。张贤亮给温元凯的信，全文在《文艺报》上发表了，他说：“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在马、恩逝世以后，只有列宁一个人清醒而深刻地肯定过资本主义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和不可逾越性。我们不能迁就由于极左思潮造成的恐惧心理和感情倾向。关于种种强加于资本主义头上的‘污蔑不实之词’，现在是需要我们理论工作者大力给以‘平反’的了。给资本主义‘平反’，会使我们更好地解决我国当前政治、经济、法制改革中的种种实际问题。" ①这是很有代表性的言论。
那时，方励之在上海、北京、合肥讲话，可是时兴得很啊！当时就有人尖锐地提出：一个共产党员这样讲话，行吗？而胡耀邦对此采取宽容的态度，本来是要由组织出面找方励之谈话的，但后来好像也没有谈。
不寻常的一九八六年
二 一九八六年做的几件事情
不当宣传部长了，胡耀邦高兴；对我是一个解脱，我也高兴，两方面都高兴。这样，我自己想做什么事情，就比较自由了；不想做什么事，我也可以不管了，争得了这个自由和主动。在1986年这一年里，我经手的重要事情也还不少。
1 组织电影《迷人的乐队》座谈会
1月11日，组织了一个座谈会，讨论王好为、李晨声拍的电影《迷人的乐队》。这个电影反映的是实行包产到户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后，农村生活的新变化。在当时的电影界，表现这种现实题材的电影，只有两部。一部是上海拍的《咱们的退伍兵》。一部是北京的，就是王好为拍的《迷人的乐队》。
这个座谈会邀请了对此事热心的人和一些部门的领导，薄老、乔末、启立还有中宣部朱厚泽、广电部的艾知生、文化部的朱穆之等同志都出席了。座谈会开得还不错，表示推崇和提倡一种风气吧。同时，对电影界一些不好的事情，也作了些批评。座谈会之后，电影界有些人为此感到高兴，有的人则在挑毛病。
胡耀邦对此事冷淡，但他也没有批评。
2 在电子部讲保证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主导地位
1985年，我对多种经济成份这个问题讲了好几次。1986年1月21日，李铁映请我到电子部去讲了一次。主要讲四个问题：当前多种经济成份、多种经营形式的调查研究问题；消费品分配问题；关于多种经济成份及其相互关系问题；对企业管理的一点意见。讲话的大意是：十二大已经决定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同时也确定了每个时期要注意各种经济成份的合理配置，政策的实施及其后的检查，都要注意这个合理配置。所谓合理配置就是要始终保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国有企业的主导地位，其他的经济成份只能是补充的地位，要经常注意这个问题。
当时，大家对十二大报告和决议的了解，只想到各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但在发展过程中，一般不注意是否削弱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这个问题。从中央到地方及部门的领导，也都不注意这个合理配置的问题。我的这次讲话，着重提醒注意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要保证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主导地位，使其它性质的商品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不能削弱、更不能由其他性质的商品经济取代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主导地位。"
3 肯定《光明日报》宣传知识分子中先进人物的做法和经验
4月5日，在《光明日报》国内部记者座谈会上，我讲了一篇话。此前，《光明日报》根据我的意见陆陆续续报道了知识分子中间先进人物的事迹。在这次座谈会上，我肯定了《光明日报》的做法和经验，同时希望他们以后更好地注意这个问题，力求做到每天都有宣传和介绍知识分子中先进人物的报道。
就宣传和介绍先进的知识分子这件事情而言，在一段时间里，《光明日报》做得最好。有的时候，几乎隔一天就宣传一个先进人物。
4 希望中国翻译工作者发扬革命传统
4月，中国翻译工作者学会召开了一个全国代表大会，要我去讲话。26日，我去讲了话，主要讲了历史上马列主义和革命文学的翻译者对中国革命的发展是做出了突出贡献的。我也回顾了自己投身革命的经历：首先是看翻译的小说和革命小说，包括被压迫民族起来争取民族解放的文艺作品。这样自己的思想才逐渐左倾。然后才读一点马列主义的初级读物。由此提出希望我国现在搞翻译的同志要把这个优良传统继承下来。
当时还酝酿了一个意见，就是如何把翻译工作组织得更好，力争在几年之内把世界的学术名著(包括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的)和文学名著，都翻译过来。为了把这个工作组织好、管理好，可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一个编译馆。书记处都同意开展这项工作了，但后来由于社科院不积极，一直没有实现。
5 要求外事工作者是爱国主义者、共产主义者
对外联络部、外事小组、文化部联合起来，在几个大学里举办了一个对外联络工作的专业训练班。到1986年，第一期学生学过两年以后毕业了，共有百把人。这些人到中南海西楼开了一个会，国家教委的彭佩云、中央对外宣传小组的朱穆之在会上对这些毕业生表示祝贺，对他们今后分到国外做文化工作表示了一些希望。
我讲了一篇话，对他们提出一些要求，寄予了希望。这是一篇热情的讲话。讲话提出：做外事工作的人，应该是百分之百的爱国主义者，百分之九十九都不行；这还只能算是最低限度的要求，因为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互相结合的，在这个基础上，应该使自己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
6 在安徽调查
6月5日至6月21日，我到安徽搞调查，安徽的重要城市基本上都走到了。我还参加了蚌埠市的文明城市表扬先进人物、学习先进经验的会议。
(1)传达小平同志的两段话
在安徽调查的过程中，6月21日，我与徐乐义和牛小梅同志谈了话。这是一次重要的谈话，其中说到1986年1月17日和4月4日小平同志的两次谈话。1月17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讲话，他说："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得相当有成绩，形势喜人，这是我们国家的成功。'。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所以，不能不讲四个坚持，不能不讲专政，这个专政可以保证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有力地对付那些破坏建设的人和事。” ②4月4日，邓小平会见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主席团主席弗拉伊科维奇。邓小平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确定了一些新的方针和政策，概括起来是两条：一条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一条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他说："十亿人的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十亿人的中国坚持和平政策，做到这两条，我们的路就走对了，就可能对人类有比较大的贡献。”③
我认为这两段话非常重要，讲的是国际、国内长期性、全局性的问题，是任何地区、任何岗位的同志都必须遵循的。
(2)谈对"三宽"的意见
我还讲了对“三宽”的意见，这也是我第一次讲对“三宽”的看法。这时，胡启立和朱厚泽讲“三宽”的话已经几个月了。我主要是讲了这样一个意思：首先，我们的一切方针、政策，都要以“四项基本原则”为准绳。“宽松”也好，“双百”方针也好，都必须以“四项基本原则”为前提。其次，既然强调宽松，就应该对大家都宽松，不能只对一方面宽松，而对另一方面就限制得很厉害。搞自由化的人有宽松，反对自由化的人也应该有宽松。而朱厚泽这些人的宽松，是让搞自由化的人无所顾忌，而对坚持马克思主义、批评自由化的人，则这个不行、那个也不行，并不宽松啊！
(3)一件令人惊讶的事
这里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是：在我离开安徽后，中宣部理论局去了两个人，任务是到安徽去调查邓力群的言论。受谁之命，我不清楚。党内的政治生活到了这样的程度，真是令人惊讶。
7 在江西调查
6月22日至7月11日，在江西搞调查，走了七个地市、十四个县，老区和新区都看了一下，帮助地方的同志解决了几个问题。
(1)支持修建井冈山水电站
修井冈山水电站，几经反复和周折，最后总算帮他们实现了此事。水电部倒是一直支持的。到了前两年，水电站总算修好了，井冈山的生活和工业用电及长期经济发展的用电问题都解决了。
(2)请邓小平批示资助瑞金中学
到了瑞金，看到瑞金第一中学办得不错，但学校的教室、教员和学生的宿舍破烂不堪。缺200万元维修费。这个中学的校址和邓小平有历史上的联系，是邓创办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的地方。在学校里面还有-个祠堂，是贺龙、郭沫若等同志入党宣誓的地方。我回来之后，9月8日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我在信中说，请小平同志批一下，计委同意资助一点钱。9月10日，邓小平批准了报告，还给瑞金一中题写了校名。宋平同志那里也拨了钱。前后拨了两笔，把校舍和职工宿舍修得比较完善了。
(3)提出党委领导、厂长指挥都要以依靠、调动职工积极性为基础
在江西萍乡，找了几个搞得比较好的企业的厂长、党委书记、工会干部，开了个企业管理的座谈会，他们介绍了一些经验。后来，又在湖南岳阳与长岭炼油厂的同志就这个问题交换了意见，长岭炼油厂的工作做得特别好。其间，企业管理协会在青岛召开了企业管理工作会议，我没去，只提了一点意见。
在这几次交换意见中，归纳起来的问题是这样的：我们的企业管理工作是三句话，党委集体领导，厂长行政指挥，职工民主监督。但哪种形式能使这三者的关系真正协调起来，这是问题的关键。对此，我提出了这样一个看法：党委集体领导就是说不能由书记一人说了算，要集体讨论和做出决定，而党委的领导集体要想团结一致，又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和联系全体职工；厂长负责制是要解决企业管理无人负责的问题，但厂长的行政指挥也不能是厂长一个人说了算，也要全心全意地依靠全体职工，厂长的行政指挥要有力量，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调动起全体职工的积极性。因此，党委领导和厂长的行政指挥，都要以依靠、调动全体职工的积极性为基础，两者的基础是共同的。
直到现在，这个问题也没有彻底解决。搞得好的，如大庆等先进企业，比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多数企业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
8 在湖南调查谈干部理论学习
10月和11月，两次到湖南。第一次是1O月11日至28日，第二次是11月6日至27日。第二次去还到了湘西，参加贺龙同志铜像的揭幕仪式。在湖南走访了六个地市州、十个县市。
我在岳阳与长岭炼油厂党委同志开座谈会时，向他们提出了干部学习理论的问题，第一次说了我和乔木共同准备的干部学习理论的一系列书，马列关于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个发展的理论共四本著作选读；然后是毛泽东著作选读，和刘、周、朱、邓、陈的著作选读。这样，体现毛泽东思想是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思想就与马列著作串起来了。这些著作选读的总标题叫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然后再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读》。
9 为军队政治工作决定加写一个纲
12月，中央军委要起草《关于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决定》，总政邵华泽受杨尚昆、余秋里的委托，让我帮他们把文件搞得好一点。稿子修改了很多次，最后形成的文件是这样的，即首先必须确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实现国家三大任务中的历史责任是什么，这样，军队的政治工作就是要从各个方面来保证官兵能够履行自己的职责--军人的天职。为这个新增加的内容写了约一千字。加上这样一段话以后，就为这个《决定》以至整个军队的政治工作确立了一个纲。这一段加得和写得都比较好，杨尚昆、余秋里都表示同意。
三 围绕《中共中央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的决议》的争论(1)
1986年夏天，《中共中央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的决议》(以下简称《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初稿已经起草出来了。当时把7月25日的稿子发到下面来征求意见。8月5日，我和书记处研究室的几个同志对征求意见稿提了一个书面的修改意见。等到《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送审的稿子改出来后，胡启立在北戴河连续打来几次电话，要我去参加讨论。开始两次，我表示：我在北京要主持马列著作选读的讨论和定稿，不想去了。但胡启立第三次又打来电话，非要我去不可。这样，我只好去了。
1 我在北戴河会上的长篇发言
8月8日，我去了北戴河。我带了一部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有关精神文明问题的材料，认真一对照，就发现在不少问题上，《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送审的稿子比原来的提法后退了。
8月9日，我做了一个发言，讲了一个多小时，下面就是这次发言的记录全文。
送审稿发给我以后，正好启立同志回到北京。我跟他讲，准备在研究室找几个同志认真地研究讨论这个稿子，负责地提出修改意见。他说很好，确实需要找几个同志好好地研究讨论。
小平同志看了送审的第一稿，说了三句话：架子不行；太长太空，要压缩到八千字以内；纪律问题、法制问题要增加分量。这同原先在北京时听到的不一样。最早听到说，行了。后来听说，要压缩到八千字。送审二稿送去以后，小平同志说，可以作为讨论的稿子，让大家多提意见。他还对几位同志讲，你们有不同意见，在讨论的时候提出来。所以，不是像原来传的，只是“行了”这么两个字。
我想讲几点意见。
第一，同意说送审二稿可以作为一个供讨论的好稿子，一个有修改基础的好稿子。根据大家的意见再进行修改，以后再听取大家的意见。反复修改几次，可以成为一个好文件。时间很紧迫了，另起炉灶，推倒重来，要误事。
第二，秋里同志发言，指出现在的稿子有四五段写得很好，表达了党中央十二大以来讲这些问题的精神，表达了小平同志和其他中央同志讲这些问题的意思，实际上就是小平同志和其他常委同志讲的话。我同意秋里同志这个意见，还要补充的是，稿子里不只是这四、五条，可以举出十几条来，表达了十二大、党代会以及这一时期中央领导同志有关精神文明建设的意见。从这些地方也可以看出，起草的同志在用心地体现十二大、党代会这一时期中央领导同志关于精神文明建设问题的意见。
第三，在前两条的前提下，我讲三个不够。一个，认真学习、研究、领会、体现十二大、党代会前后中央领导同志有关精神文明建设问题讲话的精神不够。第二个，十二大、党代会以后，精神文明建设有了很多新经验，也提出了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文件总结新经验、注意解决新问题不够。第三个，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大政方针定下来了，是正确的，可是经济体制改革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很多具体的政策、措施来不及规定，因此，经济体制改革的各项问题，方针、政策还没有配套，由于经验不足，也不可能完全配套，这样，就留下了很多空子可以被人来钻。耀邦同志也讲，党内出现了新的不正之风。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熟悉。确实有不少人在我们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串钻空子，搞歪门邪道的事。这是一个经验教训。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文件是个重要文件，起草和修改这个文件，我们要接受这个教训。不可能把所有的空子都堵住，但是在重大的问题上要尽可能想周到一些，不留下空子。而现在这个稿子，我看注意这个问题不够。
我们在北京讨论第一次迭审稿，有个共同的感觉，就是体现十二大、党代会前后中央领导同志有关精神文明建设问题讲话精神不够。我主要是从这方面提一些意见。
主要是根据记忆，十二大讲了什么，党代会讲了什么，这期间中央领导同志讲了什么，把这些对照起来，感觉到送审稿体现得不够。八日上午到北戴河，我在火车上把带的文件读了一遍，原来感觉到不够的还是不够。一些有关的文件没带全。如十二届二中全会文件、经济体制改革决定、陈云同志在三中全会上的书面发言、小平同志和穆加贝的谈话，先念同志在春节联欢会上的讲话等等；都没带。实际上，这些都与这次精神文明决定有密切关系。没带的没办法了，带了的，一篇一篇看，看了两遍，同时对照送审稿，大概划了二、三十条，都没在这个文件上体现，而且都是重要的问题。由于时间的关系，不能把所有觉得需要体现的问题都在这里说出来，我只举十几条。
文件有这么一句话：“全会强调指出，在经济建设走上轨道和全面改革逐步深入的今天，有必要着重地提出和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任务，进一步明确党在新时期对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这里一句不提十二大报告中精神文明建设部分，一句不提党代会进一步讨论了精神文明建设问题，还有中央领导同志讲到这些问题。十二大的报告是集中全党的智慧，在耀邦同志的主持下，在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指导下，起草同志做了很大的努力，写成了一个很好的报告。其中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部分，我看理论的阐述，指导方针的确定，都讲得很好，讲得很明确。我们常讲，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个发展。这个部分，就是重要的理论发展。今天的实践仍然证明它是正确的。去年(1985年)的党代会，对精神文明建设的意义、指导方针，又做了进一步的阐述、讨论、规定。现在搞一个中央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准确地说，应该是进一步贯彻执行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需要解决一些新的问题，做一些新的规定，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讲，好像过去根本没有讲过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没有讲过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到这一次才提出来。这样的提法不合乎事实。只要把这个意思讲清楚了，题目不改是可以的。但是，导言里头应该说清楚，是根据十二大、根据党代会、根据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精神来写这个决定。我们需要有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根本不提十二大、党代会已经确定、明确了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好像完全是提出个新问题，那什么叫稳定性？有什么好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