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中旬，评《水浒》的文章陆续出来。9月中旬，开第一次农业学大寨会议。先在山西昔阳开，小平同志去了，在开幕式上有一篇讲话。结束时在北京开，华国锋作了总结报告，报告稿子是胡乔木帮助修改定稿的。这边开学大寨会议，那边(也在大寨)江青反攻倒算，一个内容就是大讲评《水浒》要害是宋江架空晁盖。一个内容是为他们压制、扼杀《创业》、《海霞》翻案，大骂张天民，"你告了老娘的刁状"。完全是泼妇的口吻。而且要求把她的讲话录音，发给大寨会议和全国。华国锋比较坚定，但他也不好办，就把江青的要求报告了主席，请毛主席指示。主席指示，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报告不要印。邓小平把江青在大寨讲《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向毛主席汇报。主席听了很生气，说：放屁！文不对题。那是学大寨，她搞评《水浒》。这个人不懂事，上边没有多少人信她的。这是对邓小平、华国锋的一种支持，对江青来讲，起了一种抑制的作用吧。
后来，江青讲，她去大寨之前报告了毛主席，主席还把南宋一个姓张的人离开杭州的一首词，叫人抄给她。意思好像是要鼓起你的劲头来坚持你的爱国立场。记得有这个说法，不知是不是江青自己编的，我记不清。芦荻到主席那里，好像有个任务，到那里讲解毛主席圈的几首词。
从《水浒》的批示和学大寨会议来看，主席对江青的支持比原来减弱，天平有些倾斜。姚文元摸到什么气候，大做文章，做得过分以后，老人家又不满意。从过一段可以看出这么一点苗头。江青在那时能和邓小平面对面的争，她总是还带一点“秘本”去吧，要不她也不敢那么样，她那时一肚子气，后来不是讲斗争她好几个月吗！
宋平(他当时在甘肃任省委书记)告诉我，他从甘肃到北京，参加有不少省委书记出席的会，就有不同的反映。有些人意识到了邓小平与江青两人的争论。对他们的话有的只传达邓小平的话，而不传达江青的话，有的是两个人的活都传达，有的是传江青的而不传达邓小平的。在此之前，毛主席支持邓小平是明朗的，而在此之后却发生了一个变化。从传达会议的不同反映就可以看到这一点。会议上表扬了两个省，一是河北打水井打得好，一个是广西农业搞得比较好，发展地方工业支援农业机械化。
一九七五年整顿中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
三 国务院政研室成立以后做的几件事(3)
3 代管学部
政研室成立时，邓小平就说，政研室不但要管上面这些事，而且要代管学部。即代表国务院把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管起来。他想把学部组织起来，为当时的中央作些理论上、学术上的探讨。我们七个人中，分工胡绳联系学部。
（1）联系学部的两件事
现在看来，当时联系学部起了作用的是两件事情。
一件，组织了学部党组，由胡乔木给国务院报告以后调了几个人进去。党组书记是林修德，副书记是刘仰峤、宋一平，党组成员吴亮平、吴善甫、王仲方。有没有刘导生我记不清了。
另一件，请示国务院，准备办一个杂志叫《思想战线》，批准了。胡乔木给党组专门开了一次会，谈这个杂志怎么办，现在还有那个谈话记录，也出了一些题目，提出先组织哪些文章。
《水浒》批示发表以后，政研室也组织了评《水浒》的文章，准备在《思想战线》上发表。胡乔木说，不仅要讲小说，而月还要讲历史，讲中国和外国的农民战争的经验。当时是作为重头文章搞的，改了多少攻。为了写这篇文章，把郑必坚临时借调来，由他负责起草稿子。改了两三次，没有定稿，也没有用。
胡乔木在关于办《思想战线》的讲话中，重点非常明确，这个杂志要全面宣传党中央的指示，毛主席的三项指示，并且说，毛主席三项指示为纲，目前报刊上安定团结没有得到反映，把经济搞上去也没有得到反映，而这个杂志就应该全面反映各项指示、各条战线。“四人帮”当然很警惕，这个刊物显然是冲着他们来的；他们的写作队伍面临挑战，面临劲敌。他们在内部作酝酿，准备这个杂志的文章出来一篇批篇。
这个刊物从政研室成立一开始就筹办，有了一个请示报告，有了一二期的组稿方案。但是直到挨批也没有出来。
(2)毛主席对国庆招待会简报的批示
到了国庆节，要举行国庆招待会，由政研室向党中央、国务院开列出席国宴的利技界、教育界、文化艺术界、新闻出版界、社会科学界人士的名单。哲学社会科学部有21位同志出席，其中18人过去被当做学术权威批判的学者、专家。事后，党组吸收了参加宴会的专家学者的反映，出了一期"政工简报"。胡乔木把它送给邓小平，邓小平又转报毛主席。主席看了报告以后，就有了"打破‘金要足赤盘'、‘人要完人'的形而上学错误思想。可惜未请周扬、梁漱溟。"的批示。那时邓小平同志代表周总理主持中央、国务院工作。主席的意思还是要宽容。中央的天平还是向着邓小平这方面的。
一九七五年整顿中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
三 国务院政研室成立以后做的几件事(4)
4 搞三个重要文件
这三个文件是《科学院汇报提纲》、《工业二十条》和《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这三个文件，后来被“四人帮”说成是“三株大毒草”。
(1)《科学院汇报提纲》
7月间，中国科学院党组成立。派了胡耀邦、李昌和王光伟到中科院。胡耀邦同志按中央的要求起草了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8月11日搞出了初稿送邓小平。邓小平给胡乔木。胡乔木把太尖锐的话调整了一下，改出8月17日的稿子，送给邓小平。邓小平说还要改。胡乔木就找于光远、龚育之，还有他自己也亲自参加，作了很大的修改。可以说，重新组织，写成了《科学院汇报提纲》9月26日稿。这个稿子的一大特点，编了十段毛主席论述科学技术的语录。胡乔木还有邓小平都很满意。后来听胡乔木说，有了这十条就可以驳倒一切反对的意见了。现在回过头来看，可能使主席不高兴，被"四人帮"抓把柄的是，这些指示，都是毛主席"文革"前讲的，"文革"期间也可能毛主席对科技工作没发言。拿我们现在的看法来讲，就是拿毛主席"文革"前的指示来反对"四人帮"的套。这就有点否定"文革"的味道了。毛主席是否会有这样的感觉！"四人帮"是不是看出了这一点，其中有一条惹出了麻烦，就是"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胡耀邦他们最初起草时就引用的。
过个稿子摘出来以后，国务院开会讨论。几个副总理听了以后都基本满意，同时也补充了一些意见。邓小平讲了一篇很好的话，但是在插话中间有一句话讲得不大严密，过头了。这在斗争中间也难免。“四人帮”只讲红不讲专，邓小平讲既要红，又要专，同时又说，红不了，只专，像陈景润这样的，也好啊。还进而说，白专，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有贡献啊！他认为过比只讲红、不讲专的空头政治家好得多。意思大概是这样。这个稿子又作了修改后报送毛主席。
这一次同以前邓小平给毛主席进文件就有一点不同了。主席跟邓小平讲，我不记得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个话。文件退回来，未置可否。邓小平给毛主席的这个材料，碰了一个软钉子，这是第一次。这时，就有人把邓小平的那些话，传给“四人帮”，大概“四人帮”又给毛主席说了些什么东西。胡乔木对这个文件作了一次修改，送给邓小平，邓小平也未再送给主席。从碰软钉子来看，毛主席已经感觉到邓小平没有贯彻他“文革”中的科技方针、政策。
(2)《工业二十条》
在此之前，邓小平给国务院提了两个意见，工业部门不能只是一个方面，一个方面，一个部门，一个部门来解决，要搞一个从总体上指导工业战线的文件。另外，要国务院不能只搞年度计划，要搞长远计划。
在政研室成立的同时，国务院从6月起就开了务虚会。过是第一次务虚会，名字叫计划工作务虚会。政研室我和于光远列席这个会议。这个会议大概是一周开两次，好像开到9月底。国务院领导同志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地听汇报。我离开实际工作十年，列席这个会，第一次听到我国国民经各部门的实际情况。所有汇报的人。都反映了我国经济工作方面的情况，存在的问题，迫切要求改变这个局面，提了不少有关长期计划的好建议。发言反映了在"文革"中各部门受到的干扰和破坏，参加会议的人有支持邓小平同志的，也有原是造反上来的人物，如孙健、吴桂贤等。在开务虚会的同时，计委从7月开始起草加快工业发展的文件。他们搞出一个稿子以后，研究室的几个负责人胡乔木，吴冷西，于光远，我也是一个，参加修改这个文件。时间已记不准了，大约是从8月下旬开始。
9月2日，搞出一个稿子，共十八条。到10月25日，几经修改，成为《工业二十条》。学《科学院汇报提纲》的办法，用了很大篇幅把毛主席关于工业的指示列了若干条，成为整顿工业的基本根据。稿子还没有上送，既没有上报党中央，也没有上报国务院，更没有报告毛主席，可是，9月2日的稿子被福建省计委的同志借去抄了份，回去复制后在省里传播了，不知怎么一下反馈到"四人帮"那里去了。批《工业二十条》时，"四人帮"拿出来批的就是这个有脱漏、差错的抄件。其实，9月2日稿中办印发了完整的铅印稿。"四人帮"不用，真不知心中怀的什么鬼胎。
（3）《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
在9月中旬，正在筹办《思想战线》期间，胡乔木给了我一个任务，说要全面宣传三项指示，于是就写《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我大约是9月18日接到任务，到10月7日把第一稿搞好了，印发给政研室其他六位负责同志征求意见。
当时我们的工作方式是：每天8点到9点，七个负责人在武臣殿集体办公，看文件，交换意见，传布信息。那天征求意见，讨论这篇文章。熊复先发言，认为语言不够厉害，对派性的批评太客气了，实际上派性的危害比你这里讲的厉害得多。其他人没有讲话。胡乔木忍不住了，说稿子不行，这种稿子你邓力群就不应该通过。我说，这个稿子是我自己主持定下的，不是别人写，我通过的。他说，太尖锐了，要正面宣传。胡乔木说得很不客气，相当激动，然后指定吴冷西、胡绳、邓力群、胡绩伟、于光远，"你们几个人再去讨论一次，另起炉灶，重写一篇。"
我们几个人议论了半天，确定了一个题目：《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第二稿给胡乔木一看，没有讨论就说，题目就不行。这个题目给人一个印象一无产阶级专政不巩固，还要巩固，为了巩固才来斗争。以后胡乔木就不管了。我们几个人商量，让我同苏沛、滕文生再搞一个稿子吧，着重讲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说不同性质的两类矛盾就应该用不同的方针进行处理，这就形成了第三稿。谁也没有送，连胡乔木也没有送。
毛主席对邓小平、胡乔木有意见，同这个稿子没有关系，因为这个稿子还没有出来。不存在这个稿子惹了祸的问题。从斗争的实际情况来看，不是因为抓住了《论总纲》，而搞“反击右倾翻案风”。就对邓小平看法的变化来说，过个稿子没有起什么作用。但是到后来“批邓”的时候，这个稿子确实成了一个把柄。所谓主体两翼：《论总纲》是主体，《汇报提纲》、《工业二十条》是两翼。
华国锋当总理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他要人经过国务院政治部副主任对我说，听说你有这么一个稿子，是不是拿来给我看看。1976年2月底，我把稿子送给他，第二、三稿都送了，还专门写了一个报告，谈写这篇稿子前后的情况。实际上参加这个稿子的人有胡绩伟、余宗彦(他是我延安马列学院的同学)、苏仲、滕文生。报告中我没有提他们的名字。报告中讲，这既不是邓小平授意，也设有经邓小平看过。尽管起草的几有好几位，这个文章政治上要负责的是我，每个论点，每个提法，每句话，都由我负责。这份报告我留了底，全文如下：
国锋同志：
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几号，在我们读了毛选五卷一篇文章的整理稿后，胡乔木同志谈起报刊关于三项指示的宣传，认为对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两项指示的宣传太少，很需要写一篇全面宣传三项指示不可分割的文章，他叫我写这篇文章，我说，我多年不写文章了，有困难。他说，可以叫几个人帮助一起写，四五千字的文章，有两三天就够了，并不难写。他提出了文章布局，开头一段写执行毛主席的三项指示后，我们的工作有了进步。但是由于没有全面执行，有的只是执行了一项，有的只执行了两项，所以各地方、各部门的工作发展不平衡。接着分三段写三项指示之问的关系，一段写第一项指示与第二项、第三项指示之间的关系，一段写第二项指示同第一项、第三项指示的关系，一段写第三项指示同第一项、第二项指示的关系，总结起来写一段，要全面贯彻执行三项指示。关于内容，他叫我把邓小平同志几次谈话记录找来好好研究一下，把他讲的有关意见组织到文章里去。过了两三天，他告诉我写文章的问题已经向邓小平汇报。邓小平同意写，并且说，经过胡乔木主持修改后，交给他，由他约国务院几个同志讨论修改，报送毛主席审阅，如果毛主席同意，再经政治局讨论修改通过，交人民日报发表。
我找了四个同志，开始学习有关的文件同材料，其中有邓小平在铁路会议的讲话，钢铁会议上的讲话，工农兵学习班上的讲话，在军委扩大会上的讲话，在国防工业会议上的讲话，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同新西兰记者的谈话。有中央1975年九号、十三号、十六号、十七号、十八号文件和前一、二年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文件；有国防工业会议上几个负责同志的讲话，浙江关于处理"双突击"问题的两份材料；有《工业二十条》九月上旬的稿子，二十个企业党委书记讨论这份稿子的几份会议简报。同时阅读了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和其他有关指示，阅读了马、恩、列有关无产阶级专政的语录。这个期间，还分别召开了两次座谈会，请外单位的五个同志就执行三项指示的情况和文章应该怎样写，给我们提意见。
经过三、四天的学习、研究，我和四个帮我写文章的同志，商定了一个写文章的架子。五十人分成两个组，进行流水作业。两个同志先按这个架子把有关材料编成一个毛坯，搞好一段，给我一段。我根据自己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组成腹稿，进行口述，另外两个同志笔录，记好一段，付印一段。然后五个人在一起，由我主持讨论修改，写成了初稿，并把文章的题目定为《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从开始研究材料到写成初稿，胡乔木同志没有向我提任何意见，我也没有向他汇报文章的内容。所以，这个初稿的每个论点、每个提法、每句话，都由我负全部责任。
初稿于1975年10月7日印发政治研究室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李鑫等同志审阅。请他们提意见。10月9日或10日，有的同志还没有看，有的同志只看了一部分，胡乔木同志说已经看过了，认为文章太长，这遍稿子不能用，主要是文章用批判的语调写，不好，应该正面讲道理。他指定是冷西、胡绳、于光远三同志同我们五个人一起讨论如何修改，他们提了很多修改意见，最后大家共同的意见是要围绕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来写三项指示，并且把题目改作《为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之后，胡乔木同志说过，这遍稿子修改好了可以考虑作为《思想战线》第一期的带头文章发表。我于10月中旬改出这遍稿子，已经没有三项指示为纲的提法，再印送政研室同志审阅。乔木同志看了又不满意，再次提出批判的语调没有完全改掉，并且指出文章选用的材料很不妥；例如"彻底政善无产阶级专政"，本来不是林彪说的文章就写成林彪说的。我说，在林彪的反革命自目暴露以后，我在批判会上，在报刊一些文章、报导中，多次听到和看到这个口号是林彪说的，都是当着林彪的口号来批判的，其他几十同志也有同样的印象。乔禾同志又说我们听到的说法、看到的写法不对。他的说法是有根据的。后来他又说这遍稿子的题目就不好，人家看了会觉得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不巩固，有问题。1O月下旬或11月初，我和两个同志改出第三遍稿，题目改为《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大踏步前进》。印出来后，再没有送给胡乔木同志和政治研究室的其他同志。这时中央已经给胡乔木同志打过招呼，他也没有再问第三遍稿的修改情况了。
上经过如有说得不清楚的地方，请随时指示，当随时补充报告。此致
敬礼
邓力群
1976年2月29日
在当时的条件下，信中所讲写作过程比较简略。有些细节也没有讲。实际是，开头商定文章的框架后，他们四人先分头各写一段。胡绩伟分工的一段先写出来，我看后感到不行，不能用。于是采取我口授，由苏沛、滕文生笔录的办法。我讲一段，他们记录整理一段，付印一段。然后五个人在一起讨论。最后由我修改定稿，题目也由我定为《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现在有人说胡绩伟是《论总纲》初稿的主要执笔人。不符合事实。事实是胡绩伟分工写的一段先写出来，但不能用。于是改变方法，由我口授，苏沛、滕文生笔录。
（4）邓小平评价：是香花，不是毒草
《论总纲》、《工业二十条》、《汇报提纲》这三篇东西，同以前这一封信、那一封信相比，确实应该承认，比较系统地、全面地把邓小平主持工作这一段，邓小平同志和中央、国务院同志的主张，整理了一下，表述了一下。从这个意义讲，这三篇东西倒可以说代表所谓“右倾翻案风”的纲领。当时的实践认为这一套东西符合实际，整个工作有起色，经济情况在好转。明显地表现了一批老同志同“四人帮”的分歧，一看就看出来了。
我自己是否意识到用毛主席“文化大革命”前的主张来压对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呢，没有这个想法。但从实际效果来说，能够接受的，有感情的，还是“文化大革命”以前的。认为经过正反两方面的教训，回过头来，毛主席过去讲的这个观点，那个观点，应该坚持，应该肯定，这是事实。被“四人帮”歪曲的东西，应该把它恢复本来面貌，被“四人帮”封锁了的东西，通过这些文章要把它传播出去。拿“四人帮”的话来说，这篇文章说了一些老同志们想说还没来得及要说的话。最使“四人帮”受刺激的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当时我们议论时不是指“四人帮”他们，而是指已被判刑关起来坐牢的那些人，地富反坏吧。可是，他们自己认定是对着他们的。公正地说，选三篇东西引起“四人帮”的反感，当作他们必须批判、必须认真对待的东西，是必然的。姚文元在1976年2月对《论总纲》下了47处批语，把《论总纲》断为"一篇复辟资本主义的总纲"，并把它同林彪的反革命政变纲领《"五七一工程"纪要》类比，说《论总纲》"同571工程纪要何其相似！"对《论总纲》以实现四个现代化开头和结尾也大张挞伐。对开头，批曰："前提：经济领域社会主义革命，阶级斗争为纲被排除"；对结尾"只要我们以毛主席的三项重要指示为纲，做好各方面的整顿工作，继续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我们就一定能够实现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目标，就一定能够解放台湾，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这段话，竟批道："一定能复辟吗，痴心梦想！""四人帮"仇恨、害怕和诬蔑《论总纲》，真是咬牙切齿啊！
“四人帮”为批判这三篇东西，印了三本小册子。用张春桥的话说，是不用中央名义的中央文件。他们找到这样几份材料，如获至宝，广为印发，共印发八千万份，以为可以把邓小平置于死地，使邓小平翻不了身。而就我们来讲，究竟歪曲了邓小平的意思没有呢？是不是准确地反映了中央那时的意见呢，应该说，比较真实地、准确地反映了邓小平同志的意见。过头话也不能说没有。
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小平才看到《论总纲》。1977年5月24日他同王震和我谈话，说：
“三株大毒草”中的《论总纲》我确实是最近才看到的。文章写得好，针锋相对，很尖锐。是香花，不是毒草。《汇报提纲》，当时想争取通过，但没有能做到，有些问题现在要进一步写。《工业二十条》，看过第二稿。以后的稿子没有看过。这些文章也有缺点，没有缺点的香花我看是没有的。
一开始就说，政研室成立，是斗争的需要。这几箱东西出来，也是斗争的产物。当时的想法，“四人帮”那一套实在不行，现在就要把他们压下去。一定说是两条路线斗争，好像当时也没有这个思想、观念。拿《论总纲》来说，确实心目中没有把他们列为“反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只是认为这些人掌握国家大局不行。按他们的意思去办，国家搞的一定不成样子。只能按照得到毛主席支持的党中央的指示、国务院的指示来办才有希望。说七、八、九三个月是“右倾翻案风”，不是毛主席提出来的，是经华国锋首先提出来的。这三个月是全国同“四人帮”斗争的关键一段。现在回过头来想一想，如果不成立政研室是什么局面，或者成立政研室，不干这些事又是一个什么局面。拿我来讲，为什么非要把他们压倒不可呢，没有这么高的觉悟，干着干着就走上了这条道。就如战争一样，开始是人控制战争，战争打起来以后，就有点战争控制人了，否则就无法生活下去。
大批三株大毒草，是“四人帮”的大暴露。对三篇东西，做了很好的宣传。如果没有批三株大毒草，人家还不知道邓力群。三篇东西都附在后面，不附别人还不知道啊。我在大庆出名就是因为《论总纲》。那年不是开学大庆会议吗，让我也参加文稿起草工作。房维中同志很宽大，说你别参加起草了，参观去吧。每到一地，人们都说，邓力群同志，你们帮我们说了话。
当时姚文元对《论总纲》下了47处批语。从批语中看，两种观点、两种力量、两种立场，是势不两立。同样一句话，他就有另外一种看法。在大庆，王忍之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给我正了名。在大庆他和我一起参观，走到哪里，都说《论总纲》的作者来了。我说，这些都不是我的思想，都是小平同志的思想。当时，看了邓小平的讲话，看了毛主席的文章，看了当时中央的决定，那真是诚心诚意地要宣传这些意见。王忍之说，你挨批时可不是这样说的，你挨批的时候，什么都说是你个人的意见。王忍之说的倒也是事实。
注释
①“两报一刊”，指《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
②“钓鱼台的班子”，指1963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正式决定成立的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组。这个小组直属中央政治局常委。在这个小组正式成立之前，已经由中央宣传部、联络部和外交部等单位的负责同志组成了一个写作班子，成员有吴冷西、许立群、姚溱、乔冠华、王力、范若愚、胡绳、熊复。1962年11月起开始工作。12月起写作班子集中在钓鱼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公开论战中写了七篇文章。从1962年12月15日至1963年3月8日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发表。这七篇文章是：1、《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人民日报社论，1962年12月15日；2、《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人民日报社论。1962年12月31日；3、《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红旗杂志社论，《红旗》杂志1963年第1期；4、《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人民日报社论，1963年1月27日；5、《分歧从何而来？--答多列士等同志》，人民日报社论，1963年2月27日；6、《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红旗》杂志1963年第3、4期；7、《评美国共产党声明》，人民日报社论。1963年3月8日。2月，中央常委决定正式成立的反修文件起草小组，组长康生，副组长吴冷西。成员包括廖承志、伍修权、刘宁一、章汉夫、孔原和原来的写作班子的成员。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反修文章(统称《九评》)的写作任务，就是这个写作班子承担的。《九评》起草过程中。写成的文稿都先由邓小平主持会议讨论修改，然后送中央常委审定。这个文件起草小组一直集中工作到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前。这个写作班子中有两个秀才未参加。一个是胡乔木，那时他患严重的神经衰弱症，毛泽东要他"长期休养，不计时日，以愈为度"；还建议："你似以迁地疗养为宜，随气候转移，从事游山玩水，专看闲书，不看正书，也不管时事，如此可能好得快些。"(毛泽东1961年8月25日复胡乔木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85页)这样，从1961年夏天起，胡乔木就完全离职休养，因此没有参加这个起草小组的工作，但有的文章在起草过程中征求他的意见。还有一个陈伯达，他是非正式的"机动"成员，有时参加，有时不参加。这时他主要承担国内方面的文件起草工作。
③1975年3月1日，张春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讲话，说毛泽东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说过的"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的话"现在仍然有效"，要把反对经验主义"当作纲"。同一天，《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第三期发表的姚文元文章《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造谣说，"这十几年来，毛主席多次重复了"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说过的"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这个意见。4月4日、5日，江青在两次讲话中称：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党现在最大的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4月中旬，江青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一再提出反经验主义的问题，并要求政治局讨论。他们大反经验主义，以影射攻击周恩来和老一辈革命家。邓小平洞察他们的用心，坚决进行抵制，并用向毛泽东请教的方式反映了"四人帮"的这一政治动向。毛泽东于4月23日写下批语，对"四人帮"搞"反经验主义"提出批评；又于5月3日亲自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四人帮"反经验主义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④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在主要人物中突出最主要的中心人物。
“反击右倾翻案风”中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
一 转信引发“批邓”
1975年8月21日，第四次读《毛选》五卷文章的时候，邓小平就提到，你们听说没有，迟群在清华"发疯"。后来了解到，有人写信告迟群，因为没有当上中央委员、教育部长而大吵大闹，装疯卖傻。这封信是经过邓小平转给毛主席的。8月份这次转信，毛主席没有什么反应。
这次会后，胡乔木曾经想了解清华调整院系的情况。听说迟群曾多次讲过，清华所有的系第一专业都是斗走资派。他把系科调整得很乱。胡乔木谈到这件事时，李鑫就跟他说，清华、北大的事，你可不要插手，这是毛主席亲自管的。
过了一阵，李琦找胡乔木转刘冰等告迟群的第二封信。这封信还是通过邓小平转给毛主席。没有想到就是这么一封信惹火了毛主席。主席说：“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情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过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后来公布这段谈话时还加上一句“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主席本人在北京，信为什么经邓小平转？这样责问，实在没有多少道理。前面说过，在此之前，经小平转主席的信已经有好几封了。对那些信，都没有生气，而且都有批示。而这封同样经小平转的信，就成了“不是孤立的，是当的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同样是转信，有截然不同的反应，说明邓小平办的事情，有些主席支持，有些能够容忍，而有些问题，他不能容忍。或者说，按照他老人家自己的意向，纠正他认为需要纠正的“文化大革命”中的缺点、错误，这样的信，他能够接受；而涉及到他认为不需要纠正的，或不想触及的问题，他就不能容忍了。一个直接的原因，北大、清华过两个单位都是他管的同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联系在一块的。“文化大革命”从北大第一张大字报开始，后来清华接着动起来。
这件事情，使我联想到1957年反右。那时，主席联系了两个党组织。一个是中央办公厅下面的秘书室，一个是中国人民大学。秘书室的事情讲起来很长，以后有机会的话专门讲。简单说，他有一句话，叫做举起黑旗，打倒左派。左派就是八个积极分子。他讲了历史上八司马的故事。唐顺宗时，刘禹锡、柳宗元等人参加以王叔文为领袖的革新集团。他们要打击宦官势力、革除弊政。掌权146天，史称"永贞革新"。最终还是失败了。顺宗被迫让位给太子，就是唐宪宗。宪宗即位后，刘禹锡，柳宗元等八人先后被贬为边远八州的司马。这就是有名的所谓"八司马"。办公厅秘书室的事情有类似的性质，积极分子正好也是八个人。在八大二次会议的预备会上，主席又讲了这个故事。
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闻题决议讲过这样一句话。邓小平同志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是得到毛主席支持的，但是，毛主席不能容忍邓小平同志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邓小平的工作，他转的信。涉及到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主席就不能容忍了。尽管这封信本身只说到迟群、谢静宜两个人。
在这之前，邓小平同志主持工作期间，涉及到一些方面的问题，主席恐怕已经有感觉了。过去送上去的东西，都是同意。《科学院汇报提纲》进到主席那里，则不置可否退了回来，碰了一个软钉子。
我们当时起草文件和讲话都用这样一种办法，即用主席“文革”前的思想、理论、语录来揭批“四人帮”在“文革”期间对毛泽东思想的歪曲和篡改。《科学院汇报提纲》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个，这个文件修改了好几次，在乔木的主持下，理出一个“文革”前毛泽东对科学技术的指示、观点的体系，一共有十个方而二十六条语录（没有一条是“文革”中的），归结为毛主席的科技路线。然后用这个作纲来批判科学院的帮派体系，包括“四人帮”。乔木非常满意，邓小平也非常满意。我们是不约而同，都有这样一种思想、感情，对“文革”前毛主席的指示亲切，对“文革”中“四人帮”宣传的毛主席的东西有抵触，以至也不去细细分辨哪些是毛主席的，哪些是“四人帮”的引申、发挥以至歪曲。用这种办法是否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认为是"四人帮"的歪曲，而其中有些并不是，而是我们把主席在"文革"期间有关科学技术的指示当成"四人帮"的歪曲去批了。从我们来讲是批"四人帮"，而主席会认为这是通过批"四人帮"来批他。从这个角度看，《科学院汇报提纲》有没有这样的问题，这可能不是理论和原则上的毛病，因为不能说主席在"文革"中的错误就不能批评；但在策略上，没有把"文革"中"四人帮"的谬论与"文革"中主席的思想划出一条界限。当时我们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主席却很警觉。过去邓小平送这个、送那个，都照批不误，从不耽搁，这回《汇报提纲》送上去，毛主席说，你们那里引用我的一句话：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我不记得讲过这句话。邓小平还说，主席对这个提纲还有些意见。但邓没说是什么意见，是邓没有传达，还是主席也没有具体说，不清楚。但有一点，是不是主席敏感到你们是在用我的过去来批我的现在，以批评"四人帮"为名来批我的东西。这一点，引起了主席的警惕。
有了对刘冰信的批示以后，接着就是组织措施。这个批示首先给邓小平看了，有没有在政治局内传阅，当时政治局开会没有，不清楚。但是，很快，国务院几个副总理就专门开会，又把胡乔木、胡耀邦、李昌、周荣鑫几个找去传达了这个批示，并且向他们打了招呼，要他们做检讨。这事胡乔木当时没有对我们说。
过不几天，就开政治局会议，批评胡乔木他们几个。这个政治局会议的情况，胡乔木会后给我们讲了。据胡乔木讲，毛远新对胡乔木批评很尖锐，江青更厉害，训了胡乔木一通，说你胡乔木对毛主席忘恩负义！胡乔木实在接受不了。
当然，当时政治局批划的主要对象还是邓小平。传出来的说法，会议开得非常激烈，不顾事实，上纲上线，批得邓小平都坐不住了。特别让邓小平不高兴的，是有一个列席会议的同志，系统揭发，批邓小平刮“右倾翻案风”。邓小平很恼火，听不下去，几次跑出去上厕所。
在开政治局会议批判的同时，又把毛主席对刘冰等信的批示让吴德到清华去传达，在清华大学开展丁关于教育革命的大辩论。这是11月的事。12月1日，《红旗》杂志就发表了北大、清华两校大批判组写的文章《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通过它向全国发出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信号。接着又写了一个报告：《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情况报告》。12月14日，中央发文件把这个报告转发到全国大、中、小学的党支部，要求在党组织领导下开展教育革命大辩论。这就不但在上层而且在基层把问题揭开了。
“反击右倾翻案风”中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
二 传达“打招呼”会议情况
从11月初起，一方面，在政治局内批评邓小平，范围逐渐扩大，由四人到八人到十七人；①另一方面，在清华大学传达批示，开展所谓"大辩论"。这样搞了一段时间，毛主席就指示要向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打招呼"。这个"打招呼"会是11月24日开的。会后，中央印发了一个23号文件：《关于转发<打招呼的讲话要点>的通知》。
这次“打招呼”会，政研室去了三个人：胡乔木、吴冷西、胡绳。会后，就在我们七个负责人的范围里进行了传达，实际就是宣读23号文件。
我问开会的情况。他们讲了一些细节。据他们说，到会的有130人。坐定以后，政治局的同志出场。第一个出来的是小平同志，其他人跟在后面。会议也是邓小平主持的，他还作了自我批评。自我批评就是会上发的稿子，还是另外说了些什么，他们没有多说。邓小平讲完以后，点着名字问到会的政治局委员，你们还有什么意见，都说没有了。邓小平说：以文件为本传达学习，散会。我所以要问这些细节，因为关心邓小平的领导地位。听下来，觉得邓小平的领导地位没有动摇。批了，作了检讨，就过去了，还是继续主持工作。
23号文件是11月26号下发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是邓小平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经毛主席审阅批准的。讲话要点有三段话。第一段，讲刘冰等人8月、10月两次给毛主席的信和毛主席批示的内容，并讲了清华开展大辩论的情况，"根据毛主席指示，清华大学党委自11月3日起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就刘冰等同志的信展开了大辩论。这个会议逐步扩大，现在已经在师生中进行辩论。"第二段，引了毛主席批评刘冰等人来信的那段话以后，说，"中央认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尽管党的九大、十大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作了总结，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总是要翻案。根据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通过辩论，弄清思想，团结同志，是完全必要的。"第三段，讲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下面一段话："毛主席指示，要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以免这些同志犯新的错误。中央希望大家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同广大干部、广大群众团结在一起，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各项工作做好。"
听传达后的当天晚上，我整夜没有睡好觉，心情非常复杂，用一句成语来说，是悲喜交集。感到难过的是，用总理病很重，没有希望了；毛主席身体也越来越不好。这样重大的事情他们不能亲自出场，预示着这两大历史人物要从政治舞台上退出了。我回想到见到他们、同他们交谈的一些往事。想起最后一次见到毛主席的情景，在什么地方，讲了一些什么话。现在见不到他们了，再也见不到他们了，……想到这些，黯然神伤。觉得高兴的是，从这次会上的情况看，邓小平继续管事，还是他接班。犯了点错误，作了自我批评，工作还是他主持。认为邓受到主席批评，在政治局内，在主席面前，作了自我批评，过关了。我这个人，往往有点盲目乐观。当时虽然也有点担心，事情是不是就这样过去了，但总的觉得这事就是这样了结了吧。讲话要点中方针说得很明确，弄清思想，团结同志嘛，三个正确对待嘛。小平同志过关，我们这里也应如此。尽管主席、总理两位老人不行了，有邓小平在，中国党还是有希望，中国的事情还是有希望。全国的经济形势上半年很好，七八月也很好，是发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