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986年)一月十七日，小平同志讲抓精神文明建设，抓党风、社会风气好转，提出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我认为特别重要的是最后一段。"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得相当有成绩，形势喜人，这是我们国家的成功。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所以，不能不讲四个坚持，不能不讲专政，这个专政可以保证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有力地对付那些破坏建设的人和事。"还有人指出：现在搞改革、开放、搞活，成绩是明显的，大家都承认的，我们要坚持下去。问题是一定要注意，在这个过程中间，不要使我们的价值观念发生变化，不要使我们的社会成为不是我们所希望的样子。这个意见和小平同志刚才那段话的意思是一样的。先念同志在党代会上的讲话，也有很多新意。
小平同志在接见南斯拉夫共和国主席时说，检验我们成功不成功主要是两条标准：国内坚持社会主义，国际坚持和平，反对霸权主义。如果我们十亿人的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对世界是个灾难，是把历史拉向后退，要倒退好多年。如果十亿人的中国，不坚持和平，不反对霸权主义，或者随着经济的发展自己搞霸权主义，那对世界也是一个灾难，历史也是一个倒退。我们自己判断自己路走得对还是不对，标准就是，是不是坚持社会主义，是不是坚持和平。
重温了一些文件。这是我说的第一个不够。当然不是要把所有这些东西都抄到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稿子上去，原文照搬，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觉得，应该按照这些精神修改送审稿，使这些精神能够体现到文件里头。第二个不够是，联系实际不够，特别是联系新情况、新经验、新问题不够。
十二大以后，特别是党代会以后，广大干部和群众执行十二大、党代会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确实创造了很多新经验，发生了很多新情况，也提出了很多新问题。如老山英模团的报告，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映，起了很好的作用。秋里同志用了几句话，成了名言：让有理想的人讲理想，有纪律的人讲纪律，有自我牺牲精神的人讲自我牺牲精神。在英模报告团的影响下，许多地区、部门，以至于许多单位，都组织了自己的先进人物讲演团，像纺织部的讲演团、辽宁受灾地区的讲演团等。他们的报告，对青年人的教育，在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方面，起了很好的作用。青年人有两句话：用同龄人教育同龄人，同龄人要向同龄人学习。我们要坚持革命传统教育，坚持经常性的思想政治工作。但是应该承认，用他们自己人中的先进人物、先进事迹教育自己，这样一种自我教育，确实是个新经验。这种先进经验在送审稿中一句都没提。还有，八三年，由林涧青同志主持，对企业职工的思想教育进行了系统调查，起草了一个《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纲要》，其中指出：文化补课、技术补课的同时，要向青年职工进行系统的政治教育。有的地区、有的单位搞得很好。全国很多城市、很多地区发展起来一个振兴中华读书评书活动，现在人数已达到二、三千万人之多，规模扩大了，学习内容深入了。有些地区，有些单位，结合科技攻关，结合合理化建议，结合眼前的现实生活问题进行讨论，学习自然科学，学习社会科学，效果很好。前两天有个消息，说前几年文艺作品销售量大，这一年来，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书籍销售量上升。这也反映了读书评书活动的深入、提高。大学生里确有人盲目崇拜西方资产阶级的东西，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人，由于生活的教育，自愿地追求真理，要从马列著作中找答案。特别是清华大学，他们搞现代史教育、党史教育很成功。很多大学生自愿组织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学习小组。读书后，很多人要求加入共产党。当然不只是一个清华j好些学校都有这些情况。这都是新经验；需要总结，需要重视。十二大、特别是党代会以后，出现了很多双文明单位、双文明地区、双文明城市。农村还有双文明户、城市双文明职工的活动。三明会议起了很好的作用。安徽省七个城市，每年评比一次。江西省也是十几个城市认真建设双文明城市。四川省是十七个城市，每年评比一次。这次我到安徽、江西，看了很多双文明企业、双文明商店、双文明学校、双文明街道、双文明生产队。江西有个乐平煤矿，他们说，过去煤炭部有个规定，挖煤的只准挖煤，不准搞别的，如果搞别的，就叫不务正业。他们组织家属，组织待业青年，发展多种多样的工副业生产、服务行业，有些产品能够出口了。结果，不但使全矿物质文明建设前进了，同时，精神文明建设也前进了。党员和非党员的关系、干部和群众的关系，大为改善了。还有蚌埠，过去说是一个"大垃圾堆"，党代会以后，市委亲自动手，从"四有"教育入手，不仅有了一种文明、卫生、礼貌的新面貌，更重要的是改进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吉林、天津、河北、山东不少地方，城乡都搞双文明户活动。还有从军民共建开始的各种各样的"共建"活动，像警民共建、工农共建，等等6这都是新经验。理论工作者脱离实际这个问题需要解决。这几年也出现了新的气象。首先是天津市委、市政府，组织几百个理论工作者，给他们出题目，进行调查，然后，在调查的基础上，提出建议，供制定政策参考。上海、辽宁、安徽、四川、福建等地，也有搞得好的经验。关于整顿党风党纪，抓大案要案很有成绩。与此同时，按照小平、陈云同志一再讲的，干部要以身作则，有的行业、部门、地区、单位领导班子、干部应当遵守什么、不准什么，也分别做出了规定，而且带动党员去做。这都是新事物、新经验，送审稿都没反映出来。讲问题，小平、陈云同志都讲了，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必须加强，不能削弱。后来，乔木同志起草通知，在后面打了个括弧，说不是增加编制。结果舆论哗然，说小平、陈云同志说队伍要加强，很高兴，可是看了括弧里的话，又凉了。这里确实有个问题，我们思想政治工作部门，包括基层党委，一提到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队伍，想到的就是加人。因此，究竟怎么样选拔适合做思想政治工作的人、党性强的人，加入到思想政治工作队伍中来，现有思想政治工作队伍里有培养前途的，怎么样进行培养，的确是个问题。确实有一个新力量、新血液的补充、提高问题。这些人从哪里来，怎样使他们具备思想工作者必要的素质，这些问题没解决，起码是认识上没解决。更重要的是，讲到思想政治工作队伍要加强，好象只是眼界放在脱产的、专职的人身上。我在上海讲过，我们要把视野扩大。如各种劳模，他们是很好的思想工作者，还有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也是很好的做思想政治工作的形式。这些年来出现了一批做思想政治工作的能手，全国知名的有朱伯儒、刘吉、曲啸、李燕杰。实际上每个地区、每个部门都有。学校里有些很好的老师，教书育人。他们非常熟悉学生的思想变化，可以有针对性地对他们进行帮助，而且学生同这些教师关系很好，什么话都愿意同他谈。这些好的东西文件里也没有反映出来。文件里有一点我非常同意，我觉得很好，就是实行厂长负责制以后，基层党组织的任务就是抓精神文明建设。最近，四个条例下去以后，有的基层党委又一次灰溜溜的。这些同志没有认识到，明确了党委着重抓精神文明建设，要做的事情多得不得了。这个问题提出来了，但还没有解决。至于认识上、思想上的问题，我提两条：一个，发展商品经济一定要严格遵守等价交换的原则，可是不能把这个原则套用到、或者搬用到党内政治生活、国家政治生活中来。国家政治生活、党内政治生活有它自己的原则。这不能混淆，不能互相代替。一波同志讲了，后来启立同志也讲了，彭真同志也讲了，不能搞自然经济，我们要发展商品经济，界限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发展商品经济不是为个人捞腰包、发财。这个问题需要进二步研究。还有一个问题，思想政治工作结合经济工作一起做，思想政治工作要做到经济工作里面去，思想政治工作一定要注意解决群众的实际思想认识问题。但是怎样真正解决两张皮的问题？我有个初步的意见。可不可以从这方面进行研究。马克思说过：科学社会主义就是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科学表述。毛主席讲过：我们共产党要领导工人阶级、劳动人民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根据这个最根本的原理，我们在每个时期、每个地区，就应该了解当时的经济情况，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照顾各种不同利益人们的相互关系，照顾到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制定出合理调整部门与部门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人们与人们之间，以至于这个部门内部这部分人与那个部分人之间的关系的政策。研究的时候，做思想政治工作的同志要参加。制定了以后就按照这种政策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在工人、农民中间宣传，一定有一部分人成为先进分子，他接受了、跟上来了，也有人有不同意见，觉得不解渴，从局部和自己身边的事情来看，不大满意。就要根据他的问题，根据总的政策，进行说服、教育、引导。搞绝对化、一刀切，也没关系，提醒他改过来就行了。这个问题我也是刚想到，不过思想政治工作要想同经济工作结合好，这个问题不研究、不解决、不认识，"两张皮"的问题还是很难解决。总而言之，我们这个文件总要接触一下新鲜经验，总要解决一下人们现在希望中央能够帮助解决的问题。对这些问题一句话不讲，不好。
第三个不够。最近一年多来，自由结合地讨论、研究问题，相当多。参加这种自由讨论的人各种各样。有“文化大革命”中搞极左，现在搞右，由西单民主墙、“北京之春”、八○年竞选影响下涌现出来的人。也还有受各种思潮影响的人。还有拿中国人在外国人面前说自己接触什么什么，然后又从外国人那里捞点什么东西，回到国内来吓唬中国人的人。我就知道有那么一、两个人就是两边做买卖，做政治买卖。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文件要考虑，不被这些人抓住某一点，来作为他们的工具。现在出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我知道很清楚的几个人，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的重要文件、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一次也没有做过认真的宣传，一篇有说服力的宣传文章也没有，可是现在听说他们起劲地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东西是理论，只能学这种理论，好像其它的理论、其它的书都不要读了。更奇怪的是，讲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东西是理论，可是没有一个人讲十二大、党代会对精神文明的论述是重要的理论发展、是重要的指导方针。这不奇怪吗？一向积极宣传、以至于参加中央文稿整理、起草的同志，现在却被说成僵化、保守、反对改革、从来不宣传改革，甚至被说成攻击改革。还出现一种情况，讨论会也好，写文章也好，发消息也好，尽量用模棱两可的语言，你可以这样解释，也可以那样解释。前两天，《人民日报》发了一篇文艺方面的消息，题目有现代意识反映现代生活的字样。报道里头没有看到一个人讲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论是现代意识。你既然讲是新的发展、是重大发展，可是说"现代意识"又没有它的份、没有它的位置。现代生活，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生活，也没人讲。耀邦同志二月八日的讲话、四月十一日的讲话以及多次讲话，希望作家反映我们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生活，报导没有一个字提到。《人民日报》发表何匡的一篇文章，说还是概括为社会主义的实践好。这个同志我是很了解的。请同志们对照十二大报告中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那个部分，就可看出何匡同志是不赞成十二大的阐述的。当然。一个党员、一个干部不赞成党的文件、党的决定是可以的。但你可以把这种不同意见送给中央。转给起草小组。可是不这样，而是在报纸上公开发表。我认为这种做法不正常。我觉得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要与十二大、党代会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在重大的问题上，不能够留下空子。如果经过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东西，十二大的、党代会的、中央领导同志的原则的提法，这次文件里头不写了，或者改变成一个相反的意见，坚决照着十二大、党代会精神执行的同志就会提出问题：我过去是按这个精神做的，怎么现在不提了，是不是我执行错了？是不是又犯了错误了？另外一方面，历来就不太赞成十二大、党代会的人，一看，是啊，都没写嘛，我本来就不赞成，证明我正确了。当然，我再说一遍，不是说把十二大以来重要的东西一段段地抄上。语言要鲜明，主张什么、不赞成什么，要写得非常鲜明。不能写很多可以这样理解，也可以那样理解的含糊东西。我认为在改这个文件的时候，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要非常认真地斟酌。我说的这三个不够，究竟对不对，请大家批评。建议起草的同志在听了大家的意见之后，不要急急忙忙地着手修改，要抽出一部分时间，认真地学习、研究、领会十二大、党代会以及中央的精神，然后来斟酌怎么改，使这些精神能够很好地体现到文件中来。不希望把这些重要文件、重要讲话撇在一边，急急忙忙地改这个、改那个。如果这样的话，很可能改不好。要真正研究体现十二大、党代会以来的精神，是不容易的。要体现精神，又不要照搬文字，不容易。所以，不要着急，从容一点好。
不寻常的一九八六年
三 围绕《中共中央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的决议》的争论(2)
2 送审稿比十二大报告倒退很多
我的发言主要讲了送审的稿子有“三个不够”，作为党内生活而言，在制定文件的过程中，提点这个、那个意见，应该是很正常的。但是，我的发言却引起了胡耀邦很大的反感，在会场上我就看出来了。
发言提意见，我还是很委婉的，实际上文件存在的问题不是精神文明建设提得够不够的问题，而是倒退的问题。比十二大通过的政治报告倒退了，比十二大后开展的“五讲四美三热爱”的活动倒退了，与三明会议形成的精神、经验相比也是倒退的，可以说是比原有的理论和实践都倒退了。
十二大报告中讲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过去在讲到社会主义特征的时候，人们往往强调剥削制度的消灭和生产资料的公有，按劳分配，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以及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政权。人们还强调，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作为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要求和最终结果，也是它的特征。这些无疑都是正确的，但是还不足以完全包括社会主义的特征。社会主义还必须有一个特征，就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没有这种精神文明，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 ④在这个《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送审稿中把"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这句话删去了，而我则主张保留。
在北戴河讨论时，看出来胡乔木的意见很多。但他在公开场合讲话很少。他只讲了在工作中要反对“一切向钱看”的观点。胡耀邦不同意乔木的这个意见，说反对“一切向钱看"，那我们的经济工作就没法做了。乔木私下跟我说，这个文件比十二大报告倒退很多啊！
不寻常的一九八六年
三 围绕《中共中央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的决议》的争论(3)
3 赵紫阳转而支持胡耀邦
在《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起草过程中，还看出了一个新苗头，过去在搞清除精神污染时，赵是维护邓的，他和胡是不一致的，赵根据邓的意见要改正胡与邓不一致之处，也就是说赵和胡有这样一种不同吧。而这次赵和胡是互相支持的，这种互相支持是怎么回事，究竟是他们的思想观点一致，还是受到其他方面的影响，到现在我也搞不清楚。但他们二人这次联合起来对付邓力群，则是非常明显的。赵支持胡，而胡也感觉到了赵的鼎力相助，因此对付我就更加起劲。
不寻常的一九八六年
三 围绕《中共中央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的决议》的争论(4)
4 致信各常委分送书面修改意见
经过北戴河的讨论之后，8月16日，起草《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的同志又改出了一个稿子。对这个稿子，我和书记处研究室的同志又认真地阅读和加以对照，同前几稿比较，我们感觉这一稿确实有了进步。我们又就这一稿提了一些意见，如这里、那里应加句什么，补充一个什么意思。我们又搞出了一个书面修改意见。
9月7日，我把这个书面修改意见分送常委，一人一份。在送出书面修改意见时，我还写了一封信。我在信中说：
精神文明决定8月16日的稿子，书记处研究室几个同志和我一道，仔细阅读，认真讨论，多方比较，共同认为比8月3日的稿子改得好多了，同时也觉得，对于十二大、党代会、中央常委讲话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精神，还是体现得不够。我们力求从这方面做些修改、补充。改稿送上供参考。作协四次代表大会会议期间和会后，有些人讲没有前提、没有限制的创作自由，在文艺界、思想界引起一些混乱。去年2月8日耀邦同志新闻工作讲话后，混乱情况有所克服。今年以来，不讲前提，不讲界限，只讲宽松、宽容、宽厚，出来了不少东西，想必常委同志已经了解主要情况。去年王若望说要全面引进资本主义一套，还是在讲台上讲，当场有人反驳。今年张贤亮讲得更明确，说："我们要给资本主义'平反'，要参照现代资本主义的经验和模式来改造自己国家的社会--政治体制。"他的文章已在《文艺报》8月23日公开发表。现在有些人要求批评马克思主义的言论合法存在。其实，这些东西在我们报刊上已经发表不少了，倒是反批评的文章很难发表，很难合法存在。我们报刊、出版社的一些编辑，喜欢登前一类文章，不喜欢登后一类文章。看来，精神文明决定有必要在分辨是非、澄清混乱、提高认识、统一思想方面，下一番功夫。十二大、党代会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本来很鲜明的，如果这次模糊起来，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正确的重要原则和论断，如果这次不再提了，造成的后果，我想将是严重的。希望针对当前思想界的情况，总结几年来贯彻执行十二大、党代会方针进行精神文明建设的经验，完整地准确地把十二大、党代会的精神体现出来，使决定改得好上加好。⑤
我的信和书面修改意见，还送了列席常委会的彭真、杨尚昆、薄一波、王震同志。我还送了王忍之和何东昌等人。
不寻常的一九八六年
三 围绕《中共中央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的决议》的争论(5)
5 邓小平、陈云和李先念的批示
书面修改意见送出后，9月9日，邓小平在我们送的稿子上批了一句话，说："在十一页，我删去一处。”⑥9月10日，陈云在我们送的稿子上批示："我同意这个修改后稿子。"同一天，李先念也有表示，他批示说："启立同志并告耀邦同志：我身体不大好，关于精神文明决议(征求意见稿)，断断续续看完了。力群同志的修改稿，我也看了，都同意。"
原稿最重要的问题是把“社会主义还必须有一个特征，就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那句话删掉了。在8月16日的征求意见稿上写成"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我们提出了书面意见后，在9月17日的稿子上则改成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后来我也没对照，我们的哪些意见被吸收了，哪些没被吸收，反正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提法没有坚持，而改成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不寻常的一九八六年
三 围绕《中共中央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的决议》的争论(6)
6 邓小平与我的一次重要谈话
(1)9月18日邓小平谈话实录
9月18日的上午，邓小平同志找我去谈话。现在的钉子就剩下邓力群了，别人拔不动，就让邓小平来拔这个钉子吧。当时就是这么一种情形。
我一直记着这次谈话。1989年在烟台休息时，回忆那几年的情况，我把谈话内容仔细地谈了一次，由赵少坪做了记录。好一阵子，东找西找，一直没找着这个记录稿。这次在清理1986年的材料时，把这个记录稿找到了，我高兴得不得了。
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谈话。谈话的内容既与起草《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有关，又远远超出讨论文件本身。将来如果能有时机，把这个谈话记录公布出来，那可说是一个历史的大案。下面就是邓小平同志与我谈话的记录。
1986年9月18日上午10时，邓小平把邓力群找去。一进门坐下。
邓小平：新的稿子发下来了，你看了没有？
邓力群：看了三遍。
邓小平：还有什么意见？
邓力群：还有四条意见。
第一条，稿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精神文明建设这样一个提法可以，但是最好还是维持过去的提法。十二大的提法叫“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如果一定要改，也可以叫“以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为指导”，这和毛主席《新民主主义论》、十二大决议、小平同志多次讲话的提法，都衔接起来了。像这样的带根本意义的提法，最好不改，否则可能引起各种各样的误解。
邓小平：(邓小平翻出精神文明决定稿，翻到关于道德的一节，其中讲到共产党员应有共产主义理想、共产主义道德；指给邓力群)这不是讲了共产主义吗？
邓力群：这是讲共产党员的理想和道德。十二大是讲整个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当然你也说过了，马克思主义另外一个名词就叫共产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讲，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也可以理解成为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最好讲得鲜明一点。
邓小平：有一个地方讲就行了。
邓力群：我的第二条意见是，讲文化建设的部分，重申了一些过去的方针；但有一些重要的方针没有表述，应当把近几年在实践中证明是正确的我们党的方针，适当表述一下，这样更准确。第三条意见是，文件中提出道德有各种层次，这是必要的；但各个层次之间的关系，终归应在共产主义思想指导下，最好表达得清楚一点。第四条意见，……
邓小平：文件第11页你的修改意见几句话，(指的是：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在中国也有约百年的历史，在某种条件下也并非绝对没有卷土重来的可能，这是中央领导同志所再三警告过的。)是谁提的？
邓力群：乔木同志提的。
邓小平：我圈掉了。
邓力群：我同意乔木同志的意见，也认为有那种可能。
邓小平：你们的那个书面意见，一条一条分开看，每一条都是好的，但是汇总起来就给人一个印象：党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方针、政策改变了。
邓力群：我的看法恰好相反，稿子使我感觉，新的决定同原来的政策衔接得不好，有些重要问题、重要经验、重要方针，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现在不提了。如果发出去就会引起人家的怀疑：过去对的东西现在为什么不坚持了？我们的整个修改意见，就是为了维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不是改变过去的方针，而是坚持过去的方针。
邓小平：你是想把文件往“左”的方面拉。
邓力群：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我们书面意见中的每一条意见，都不是我个人发明的，都来自中央过去的决定，包括你的讲话。实践证明这些是正确的，这次文件稿中没有体现。
邓小平：关于城乡雇工问题，我说过多少次，看几年再说，你就一直有不同意见。
邓力群：这不符合实际。关于雇工问题，从1981年起，我一向的意见是，在我国目前的经济水平下面，发展一点资本主义没有什么可怕，问题是头脑要清楚，因此多次主张雇工超过国务院规定的，可以允许存在，但是报刊不要公开宣传，不要公开报道。因为中国的情况复杂，各地方的情况又不一样，需要在全国范围之内，对雇工问题做详细的、周密的、系统的调查研究。就是在规定人数以内的，各地也不一样，也需要调查研究。经过调查研究，再看看雇工有没有剥削，在什么情况底下不叫剥削，什么情况底下可以叫剥削。剥削的情况也不一样，有小业主的剥削，也有资本家的剥削。把这些情况搞清楚了，我们才能分别制定适合情况的正确政策。
邓小平：你这次对决议草案提意见的方式不好。(指邓力群的书面意见除分送常委以外，还分送了列席书记处会议的几位同志)
邓力群：根据中央的要求，这个稿子现在在全党好几千人的范围里面讨论，北京的各机关也都在讨论。参加或者列席书记处会议的同志，有的希望知道我对这个稿子有什么意见。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常委以外，我还分送了几个同志。这样提出意见的方式，我觉得在党内是应当允许的。
邓小平：你和胡乔木不要扩大我和陈云同志之间的分歧和矛盾。
邓力群：小平同志，你们两位之间在有些问题上有不同意见，我看出来了。我一向采取的态度和办法，不是扩大分歧，而是缩小分歧或者回避分歧。陈云同志的主张，我宣传过，这是事实，也不止一次；你的主张，我宣传过。我可以向你报告，宣传你的主张比宣传陈云同志的主张多得多，多好多倍。我自己的讲话、自己的文章，我批阅的文件，件件都在，如果需要审查，可以全部拿来，看看究竟是宣传你的主张多，还是宣传陈云同志的主张多。
邓小平：明天开会，你就讲一句话，完全赞成这个稿子。
邓力群：不讲话可不可以？
邓小平：当然也可以。
邓力群：我不讲。
邓小平：你不讲，别人会讲。
台湾现在讲，一国两制，他们集中起来就是要我们放弃四项基本原则，要我们在宪法里头去掉四项基本原则。
我问一下你对一些人的观察。胡启立怎么样？
邓力群：政治上没有把握，不稳当。在耀邦同志面前不敢讲不同意见。至于王兆国……
邓小平：王兆国不必提了。李鹏怎么样？
邓力群：这几年参加书记处会议，就这么点接触。从他的历史来看，留过苏，在苏联那种教育制度下，受过马克思主义的系统教育，专业学得好。回国以后从基层干起，是一步步地上来的。据我看，他管工业是有经验的。在书记处政治生活中间，给我的印象，他能够提出一些不同意见。
邓小平：乔石怎么样？
邓力群：他没有搞政法工作以前，我的印象，在书记处会上的表态，基本上是随声附和。到了政法小组工作以后，有一点变化。可能是因为政法工作比较复杂，不能不谨慎。
邓小平：这就是进步啊。
邓力群：是。
邓小平：谈谈对耀邦同志和赵紫阳的看法。
邓力群：和耀邦同志共事多年，同赵紫阳比，他学习是用功的，读马列的书，读中国的古代文学，都很用功。这方面赵紫阳同志不如他。据我观察，也听到别的同志说，赵紫阳读马列的书很少。在书记处的会上，对于不同意见，耀邦同志还能够让人家讲出来。你讲完了，开完会，他自己还是干他自己的。如果在会上对赵紫阳提出不同意见，他是听不下去的；一定找各种各样的理由把你驳倒，强词夺理，盛气凌人，非把你压倒不可。他的意见碰到钉子以后，行不通了，他也会说，原来我没听你的意见，现在证明你的意见对。耀邦同志最大的特点，心思用在怎么让他的讲话、他的意见，把人们的情绪调动起来，激动起来。赢得掌声愈多，他愈高兴。他的精力主要用在这方面，而没有或者很少用在使他的意见符合实际。
邓小平：这是他的老毛病，一向如此。
邓力群：赵紫阳同志做经济工作，从基层搞起，县、地、省到中央，有经验，对经济工作中的问题比较敏感，也有办法。我最担心两件事。一是我听起草1985年政府工作报告的同志讲，赵说马克思主义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他那个东西对我们不管用(1986年5月5日，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编的理论工作简报刊登了赵紫阳谈话)。二是他搞经济工作，热衷于移植西方资本主义那一套。这两条对于高级干部来说，都是大毛病。像赵这样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有这样的毛病，实在让人担忧。
邓力群：(先前我曾经向中央同志几次提出，希望退下来。这次在小平同志面前，我再次提出这个要求。)我这一辈子当助手，十二大以后，进入中央领导核心。这几年的经验证明，我作为领导集体的一个成员不合格。很多事情弄得很烦人，我已经产生了一种倦政情绪。
邓小平：倦政？
邓力群：我不愿意卷在这里头，已经提出过四五次了，诚心诚意，不想再干了。退下来后不会偷懒，需要我继续做的还有几件事情，一个是《当代中国》丛书，一个是《中国美术全集》，要负责到底，全部出齐为止。我还担任了中国企业管理协会的顾问，中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顾问。这两个顾问，要我顾就顾，不要我顾就不顾了。
邓小平：(谈话结束时，邓力群再次说到退下来的事)以后再说，以后再说。
这次我和邓小平谈话，持续了一个多小时。谈话时言辞之尖锐，在我一生中是从来没有过的。同时，也必须说明我和邓谈话时气氛并不紧张，心平气和。我走的时候，邓还起来把我送到门口。这就是政治家的涵养啊！但是很明显，这次谈话给邓小平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王震后来告诉我，在一个少数人参加的会上，邓小平说：邓力群要把我们往"左"的方面拉。
邓小平与我谈话时，当着面是说：你是想把文件往“左”的方面拉。但与王震他们谈话时是说：要把我们往“左”的方面拉。所以，在这次起草《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过程中，胡、赵的一致，很明显是得到邓的支持。⑦
(2)对邓小平，我做到了三点
协助邓小平工作，是我一生中最为重要的经历，也是近年来我反复思索的问题。仔细推敲和审视我的所作所为，我是问心无愧的。我做到了以下三点：第一，我确实是钦佩他，他有很大的长处；第二，协助他工作，我确实是积极的；第三，在困难或顺利时协助他起草文件、讲话，无论他是否高兴，我都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赞成的就赞成，反对的就反对，至于说出我的意见以后，有的他采纳，有的他不采纳，我既不计较，也不背包袱。
不寻常的一九八六年
三 围绕《中共中央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的决议》的争论(7)
7 十二届六中全会上的争论和《决议》的通过
(1)概况
在9月20日上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草案原则通过了。
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在后面。9月28日上午，这个《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提交十二届六中全会讨论时，一下子冒出来个陆定一。陆提出要去掉"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提法，万里出来响应，会上有一小部分人为此鼓掌。胡耀邦是主持会议的，在争论中间他的插话，最能够代表他的内心思想了。邓小平即席讲话，坚持要写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说：看来，反对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杨尚昆、余秋里、薄一波、宋任穷、赵紫阳、陈云、李先念、彭真都同意保留原意。这样，全会通过了这个《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
会议上有争论，争论得非常热烈，而且争论的时间也不短，这是我所参加的中央会议中空前绝后的一次。
(2)争论经过
开会后，先由工作人员宣读《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草案)》。宣读后，胡耀邦同志问：同志们还有什么意见没有？请发表。
陆定一说，我对这个《决议》很赞成，这个《决议》写得很好。有一点意见讲一讲，我已经在起草这个《决议》的过程中今天第四次提这个意见了。在第14页第12行，这里有一句话，就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等等等等，我主张"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这几个字删掉。1956年我们党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的时候，苏联方面就说，我们这个方针是资产阶级自由化。
这时，胡耀邦插了一句话说，“资产阶级自由化”是“文化大革命”以前1959年刘少奇同志第一次提出的。陆定一否认这个说法，坚持是苏联提出的，并说少奇同志说"双百"方针不是资产阶级自由化，他没有给"资产阶级自曲化"做什么定义。
陆定一接着又说，1966年5月中央有一个《通知》撤销所谓"二月提纲"，说这个"二月提纲"是彭真同志一个人搞的，是背着康生搞的，是背着其他人搞的，这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资产阶级就是放，就是只让资产阶级放，不让无产阶级放。1967年，《人民日报》登了一篇大文章，反对我的，说我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我现在觉得，这次文件上如果去掉"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这几个字，别的我都赞成。
耀邦同志重复了定一同志的意见，讲“文化大革命”中间，“四人帮”用“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帽子，打击我们党里面的许多好同志。他又说，“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概念，是1959年刘少奇同志在一篇文章《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中第一次使用的。少奇同志原话是说，"双百"方针不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后来其他同志也用过。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重新用了这个词，小平同志讲的比较多。在"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问题上，我们党内确实曾经一度出现过有某些同志滥用这个帽子。所以，后来小平同志讲，"资产阶级自由化"是讲否定四项基本原则，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是这个范围。现在请同志们考虑一下，这个词究竟用不用？保留下来有什么好处没有？我没有肯定的意见。现在我们国家里确实有一些人想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少数。思想上模模糊糊的，有这样那样错误主张的，那就更多一些。把思想上有毛病有错误的，同根本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等量齐观，不妥当。定一同志提出这个问题来，是我们党内民主，活跃一下有好处嘛。请同志们考虑一下。
万里同志接着发言，说只要是科学技术发展了，社会主义也不能搞自由化，资本主义也不能搞自由化。这个自由化，加到资本主义社会也不对，加到社会主义社会也不对，所以我主张取消。
然后，杨尚昆、余秋里主张保留。薄一波说，会前，定一同志就劝过他以后不要用这个词。他考虑，写这一句话，和定一同志讲的涵义并不完全相同。他又说，他还代表宋任穷，都主张维持文件原来提法。
(3)邓小平的重要讲话
小平同志接着发表了一篇重要讲话。他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为什么？第一。现在在群众中，在年轻人中，有一种思潮，这种思潮就是自由化。第二。还有在那里敲边鼓的，如一些香港的议论，台湾的议论，都是反对我们的四项基本原则，主张我们把资本主义一套制度都拿过来。似乎这样才算真正搞现代化了。自由化是一种什么东西？实际上就是要把我们中国现行的政策引导到走资本主义道路。这股思潮的代表人物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方向上去。所以。我多次解释，我们搞的四个现代化有个名字。就是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我们实行开放政策，吸收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有益的东西，是作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一个补充。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粉碎“四人帮”以后，全国人大在一九八○年通过一个议案，取消宪法中的关于"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一条。为什么做这件事？因为有一股自由化思潮。搞自由化，就会破坏我们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没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不可能搞建设。
自由化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没有什么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自由化，自由化本身就是对我们现行政策、现行制度的对抗，或者叫反对，或者叫修改。实际情况是，搞自由化就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所以我们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提法。管什么这里用过、那里用过，无关重要，现实政治要求我们在决议中写这个。我主张用。
看来，反对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这个思潮不顶住。加上开放必然进来许多乌七八糟的东西，一结合起来，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对我们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冲击。你们注意看一些香港的议论，一些外国资产阶级学者的议论，大都是要求我们搞自由化，包括说我们没有人权。我们要坚持的东西，他们反对，他们希望我们改变。我们还是按照自己的实际来提问题，解决问题。
(4)常委的表态和《决议》的通过
赵紫阳主张这句话保留不动。陈云、李先念同志认为应当保留。胡耀邦同志也说保留对当前的局势有利，以后实践证明这个名词不恰当，再重新考虑。
彭真同志发言认为，名词本身不是主要问题，现在的问题是王若望的多元化，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王若望的多元化。多元化就是不要党统一领导。他赞成维持原案。
最后，胡耀邦提请全会进行表决。一致通过。
(5)胡耀邦的讲话
28日下午，胡耀邦召集参加会议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开会，作了一个长篇讲话。对上午在全会上要不要坚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争论采取淡化的方针，只说："定一同志提出这个问题，并不是说他不赞成文件的精神，他只是说删去第十四页那九个字并不损害原意。"但用了不少篇幅，为他改掉十二大报告中"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提法进行辩护，对邓力群不同意这样修改进行了不点名的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