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平是常委了，他分管组织和人事工作。中央常委决定，由他组建中央政策研究室。现在看，研究室的领导选对了三个人：王维澄、滕文生、卫建林。研究室的主任，当时曾设想了两个对象：王维澄和徐惟诚。最后选定了王。这个人选对了。另外还选了两个苦力。一个滕文生，一个卫建林。王维澄开始曾想让建林作为高级研究员，不当副主任，我坚持要让建林当副主任。滕和卫与王维澄一起做了很多工作，虽然难度很大，但起了很好的作用。
2 邓小平深谙用人之道
在组建研究室的过程中，宋平对我说：为了便于帮助他们(王、滕、卫)做工作，给你个什么名义呢？我说：让我当个顾问吧。宋平说：是否还可以设想更高一点的名义？我说：有个顾问就行了。我心里想，能让我当个顾问也就很好了。
这种安排报到邓小平那里，顾问也不能当。邓小平的理由是：如果他当了顾问，给新的班子为难啊，新的班子有什么意见，邓力群不同意，这不就难办了吗！
这之后不久，先念同志提出建议，让我去政协当副主席。当时，王任重同志身体不好。机关工作，特别是党的工作没人管。这个想法问了邓小平，邓力群不当研究室的顾问，是不是让他到政协去当个副主席，邓小平倒同意了。我不想去政协，就向陈云同志报告，请陈云同志说说话。我确实不想干政协那些事，对做统战工作，我也不熟悉。陈云同志帮了忙。先念同志不高兴了，他当着我的面说：你大概是嫌官小吧。我倒确实不在乎官大官小的问题，因为那些事非我所长。由此也可以看出来，邓小平用人有他的考虑。当政协副主席他通得过，一个小单位的顾问，插进一个邓力群，他就通不过。
“落选”之后：一九八九年之事
六 在烟台谈赵紫阳的改革(1)
1989年8月，我先去青岛、威海，然后在烟台休息了一段时间。8月3日、7日、8日、11日，在烟台东山宾馆就我所知道、了解的赵紫阳的改革观，讲了4次。是由赵少坪记录、整理的。现在，我把这几次谈话记录引在这里。
1 八月三日的谈话
赵紫阳同志问题的暴露是在1984年，当时主要是经济问题。政治思想领域的问题，是1986年中央讨论关于精神文明决定开始的。他同胡耀邦同志一起把十二大确定的"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提法改掉了，用共同理想取而代之。整个决定是他们两位合作的，反映了他们两位的思想。
1986年下半年，全国闹学潮。胡耀邦同志辞去总书记职务后，赵紫阳任代理总书记。在批评胡耀邦同志的中央生活会上，赵紫阳的发言话不多，但是用语份量很重。
1987年初，中央成立处理学潮的领导小组，胡启立任组长，李鹏、何东昌同志参加，赵紫阳指导。当时很明显，他是采取冷的方针。王震同志深感不满，说既然有冷，也应该有热嘛，不能只冷不热吧。当时上海的学生要占领市政府，上海请示赵紫阳怎么办。他说，要占就让他们去占。据说有一部分学生确实冲进了市政府大院，费了很大劲才把他们给转移走了。后来我在上海听到一种反映，认为中央对学生让步太多。芮杏文同志是执行赵紫阳意见的，上海一些老同志包括江泽民同志在内，不同意他们的意见和做法。
关于严家其的问题
十三大以前，中央成立了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1986年秋，鲍彤调严家其到这个小组任办公室副主任。当时社会科学院一些同志不同意，反映了他过去一些情况，认为他不宜在此工作。这个消息鲍彤透给了严家其，于是严写了一个情况，向鲍彤求援。然后，鲍彤等三人联名，根据严自己的说法，给赵紫阳写了一封信，还讲严如何守纪律等，为他过去的问题开脱，希望仍然留他在办公室工作。赵紫阳批送中央几位同志"阅知"。1987年年初，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开始后，中央要审查处理一些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后来在上报中央的名单中还是把他加上了。到8月份北戴河会议讨论名单时赵紫阳提议先讨论五个人的处理，其他人以后再讨论。后来他就不再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了。从此，严家其也就被他保护起来：继续得到重用。
关于企业领导体制问题
1983年彭真同志给小平同志写信，建议实行厂长负责制。他领着袁宝华等同志做了一些调查。调查的结果我记得有这么一句话：实行厂长负责制，同时要有三个加强。根据这个意见重新修改了三个条例，作为草案发下去了。发下去不久，就来了一个补充通知，补充通知就说厂长全面负责，还有法人代表、中心地位、中心作用。这样一来，把属于党委的那部分权力、职责否定了。以后据此修改企业法，交全国人大通过。1988年，又形成中央9号文件发至全国。这是一个值得进一步调查研究的问题。
关于所有制的改革
所有制的改革是近两年才提出的。好象是1988年9月19日，赵紫阳在同弗里德曼的谈话中说，企业方面的改革，重点是转向以公有制为主体的股份制。他还说：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不变的情况下，我们要尝试一下西方国象发展商品经济一些有效的经营方法。这里头表面上看是有前提的，实际上是要用股份制来瓦解公有制，用西方发展商品经济的方式即西方的市场经济，来代替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西方的市场经济搞起来以后，都变成股份制了，还有什么公有制，还有什么社会主义。在这个问题上，他本人的话不太露骨，可以找一些他欣赏的经济学家的文章来看看。比如厉以宁，还有什么人。对温州私营企业的大发展，我听他说过，这就是一种模式。
讲到公有制的问题，他有些话说得比较含糊。有一个问题是非常清楚的，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只允许讲二者的共同点，不允许讲区别，或者只讲西方的市场经济，认为这就是我们要实行的商品经济，就是唯一的商品经济。谁要讲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有共同性，但是又有区别，有特殊性，他就认为是繁琐哲学，是干扰改革。陈云同志去年10月8日的八条意见里头，很明确地讲，他们试行西方的市场经济，看来困难很大，赞成他们继续探索，要注意总结经验。赵紫阳的心思是向往西方那一套的。不少同志主张，不能把商品交换原则引入党的政治生活、国家的政治生活领域。对于这种主张，他开头口头上也是不赞成的。话来他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弊端或者腐败现象，正好像资本主义初期的腐败现象一样，是不可避免的。去年十三届三中全会上，把这个意思写进了文件，有人反对，他又改掉了。
这几年赵紫阳口里讲的、脑子里想的商品经济是什么？我们要做些分析。概括地讲，就是抹煞不同性质商品经济的区别，特别是抹煞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区别。1984年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出来以后，经济理论界在房山开了一次会，会上有两派，一派讲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是有区别的，各有特殊性，尽管有共同的地方，这一派占少数；另一派就讲，重点应该看到两者之间的共同性。
关于十年改革理论讨论会
1988年年底，中宣部召开十二届三中全会十周年理论讨论会。在酝酿过程中间，有人提出一个问题，说为什么不把这个会延伸到建国四十周年时召开，回顾总结四十年的经验教训，讨论理论上的是非。赵紫阳听了这个意见以后表示，四十年中，"大跃进"做了结论，十年"文化大革命"做了结论，问题大的是"三大改造"。他说，按照他的设想，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可以不搞，"三大改造"都可以不搞，现在讲五种经济成份，个体经济，私营经济，集体经济，国营经济，中外合资、独资，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原话可以查查。
有位学者今年在《理论动态》上发表文章就讲了这样的意见。理论界一直有人讲要补新民主主义的课。毛主席当时把新民主主义作为整个一个时期，不像列宁所说的，民主革命胜利之日起就转入社会主义革命。到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就有一个新的说法了，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即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由此提出批评关于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的观点。毛主席当时的解释，认为没收官僚资本，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重大步骤，民主革命结束，即进入了社会主义。到了1961年，又不再延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法，而是改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到"三大改造"，然后过渡到了社会主义时期。前几年张显扬就讲，要补新民主主义的课，"三大改造"搞早了。
另外一个意见叫做允许资本主义有一个充分发展的时期。那就不叫新民主主义时期，而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允许有一个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时期，套用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那句话：中国吃亏不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太多，而是资本主义发展不够。然后从这个话引伸出中国应该有一个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时期。赵紫阳后来这一套，就是补这方面的课，不是过渡到社会主义，而是过渡到资本主义。所谓资本主义再认识、社会主义再认识，认识的结果，就是资本主义好，社会主义坏，因此，我们还是要回过头来搞资本主义。这些观点赵紫阳讲得不够系统，也不够明白，但是理论界有一些人讲得是系统的、明白的。
1986年2月，秦柳方同志写过一封信。附了几篇文章，打印后分送乔木等几位同志和我。乔木同志当时住在医院，收到秦柳方的信以后写了几句话："耀邦、紫阳、启立、厚泽同志：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秦柳方同志日前寄来一信反映经济理论的一些情况，作为一家之言，还值得看看，此件原已分送力群、胡绳同志，故不再报。原附件较多，从略。"赵紫阳看到这封信，批了几句话：批判经济理论上的自由化，可要慎重，现在更需要的是大胆探索。
批评要慎重，但是允许不允许批评？探索要大胆，要不要马克思主义指导？要不要从中国实际出发？赵的批示，实际上为经济理论方面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泛滥开了一个大口子。这同他支持《世界经济导报》就一致起来了。《世界经济导报》实际上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一个主要阵地。他亲口给我讲，他喜欢看这个报纸，也经常注意这个报纸的言论。这些人受到他的保护，特意给他们提供一个宽松的环境，因此，才这样肆无忌惮地宣传和提倡西方经济学的那一套，狂热地攻击马克思主义、吹嘘资本主义。这样一些观点，这样一些文章，这样一些著作，比耀邦同志时候更加畅行无阻，这样一些人物，比耀邦同志时候更加活跃。还有鲍彤下面的几个研究所。《世界经济导报》开了头，比较突出的还有《经济学周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许多报刊竞相发表他们的言论。还有一些演讲和座谈会。他们俘虏、信用实际上是害了一批搞经济学的中青年同志。近一两年来，在赵紫阳的支持、纵容下，这种自由化思潮的泛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关于企业家阶层
近年来。赵紫阳所支持的一些人大谈什么企业家、企业家阶层，说企业家阶层应该有自己特殊的利益、特殊的地位。他们从来不谈工人阶级在国家生活中的领导地位。
风险承包的后果，现在比较明显了。现在已经达到了这么一个程度，厂长(经理)的人身都得不到安全了，自己要带武器，带警棒，请保镖。厂长(经理)被杀的事件经常出现。这说明存在一种尖锐对立的关系。他们的所谓企业家，实际上是他们着力培植的资本家。
赵紫阳同弗里德曼的谈话是一个标志。弗说，中国的改革关键是给赵紫阳充分授权。他按着赵的意思，说如果一个领导人没有被充分授权，很难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弗所谓授权要办的事，就是六个字，即“自由、市场、私有”，中国的出路就这六个字。那就是美国式。他对我国现行的东西都不赞成，对赵紫阳的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只赞成后半句话。我们管理外汇他不赞成，控制物价也不赞成。弗回去以后，在斯坦福大学讲了一篇话。登在香港的杂志上。当时陪弗里德曼见赵紫阳的一个叫张五常的教授，写过几篇文章，认为弗与赵的观点是一致的。
关于党政分开问题
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成立以后，研讨过程中定了一些东西，或者布置实施的一些东西，如企业法、党政分开。党政分开是小平同志提出来的。我提过不同意见，没有采纳，我也不说了。先念同志不赞成提党政分开。问题还在于怎么执行。现在各部党组都取消了，包括省一级的，撤销党组究竞结果怎么样，今天以前没有人说话，赵紫阳问题出来以后，估计会有同志说话的。到底怎么提法好，怎么贯彻执行妥当，需要进行调查研究。
“落选”之后：一九八九年之事
六 在烟台谈赵紫阳的改革(2)
2 八月七日的谈话
现在有人给赵紫阳概括了三句话：思想自由化，经济私有化，政治多元化。这三句话概括得有点道理。1987年批评耀邦同志，他说耀邦同志的问题是一个原则问题，耀邦是主张搞自由化的，他是反对自由化的，因为这个原则分歧，产生了不同意见。现在看来实际上赵紫阳不过是利用这个机会，利用这个口实，达到权力转移的目的。严家其说，他们反对非程序的权力转移。他们是反对转移赵紫阳的权力，主张把李鹏同志的权力转移给赵，甚至主张把小平同志的权力转移给他们。总之，赵对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势力，原先说要反对，后来又接受下来，保护下来，目的都是为了他来掌握权力。有人讲，赵紫阳是个机会主义者，这个话有一定的道理。
十三大原来准备有两个报告，小平同志出题目，由赵紫阳讲建设和改革，耀邦作政治报告。耀邦出问题后，只搞一个报告了。本来耀邦那个班子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不工作，等着解散了。赵紫阳给我说，郑必坚同志向他请示，我们的工作还做不做。赵紫阳说，你们搞了一阵子，总算有了一个成果嘛。后来就把这个摊子合到鲍彤那个摊子里去了。
赵紫阳思想上的自由化，经济上的私有化，政治上的多元化，从他的方向、趋势或者说要走的道路来讲，“三化”归总到西方化。但到他垮台为止，走到一个什么程度，这需要研究。他的错误的后果非常严重，使党和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证明他那条路走不通，失去党心民心，导致他的失败。但是，他终究干了许多年。这确实值得研究。他不是一步走向垮台的，中间步步高升，走到顶峰，然后走下坡路。十三大的开幕登基，《河殇》说是什么“新纪元”。这是他政治上的顶峰时期，从那以后就走下坡路子。赵紫阳1980年由地方调到中央，到垮台，前后十年。他的问题可划分为两段来研究：1980年到1986年为一段，1987年耀邦同志下去到他垮台为一段。
赵紫阳自上来到垮台，就不只是对这些搞自由化的人宽容的问题，不只是保护伞问题，而且还加以提拔、重用，让他们形成气候，形成势力。原因之一在于赵的一些观点也是自由化的观点。比如他关于文艺的方针叫“少干预”，完全是虚伪的，他喜欢的就支持，他不喜欢的就采取各种各样的办法来制止、打击、压制。《河殇》就是最明显的例子。他非要宣传部管文艺的贺敬之下来，连理论、文艺两个局的局长，他也亲自过问。非把他们调出中宣部不可。另一方面，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名自己信任的人到中宣部当主管文艺的副部长。这里头确实反映了不同的倾向。
在同耀邦同志争论的时候，赵紫阳确实支持过我，就是反对精神污染发生不同意见那一段。他支持我的目的，是要排除他登基的障碍，待他登上基，位子坐稳了，就不能容忍一个在他认为是找他麻烦、不会完全屈服于他的意见的人，想尽办法得把这个人搞掉。
赵紫阳在一次宣传部长会议上说，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现在还搞不清楚。他还说，就拿社会主义来说，苏联斯大林的搞法是一种，戈尔巴乔夫是一种，南斯拉夫、波兰、匈牙利又是一种，我们五十年代是_种，"文化大革命"是一种，现在又是一种。这样一说，社会主义就没有一个确定的东西。在这种根本问题上，他同耀邦确实不一样。他讲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核心只有一个否定党的领导。他要的党的领导，就是赵紫阳的领导，有了权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当然可以不问姓社姓资。他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核心是取消社会主义。他代替耀邦以后，在思想自由化的问题上，比耀邦时候走得更远。所以后来耀邦不服气，不是没有道理的：你批评我有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错误，代替我，你干的这两年比我干得更凶了。
美国人艾奇逊讲，寄希望于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对他们一定要支持、扶植和培养。耀邦在这个问题上当然有毛病，但赵紫阳是从各个角落、各个方面来支持、重用一批民主的个人主义者即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分子，使极端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极端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泛滥成灾。
“落选”之后：一九八九年之事
六 在烟台谈赵紫阳的改革(3)
3 八月八日的谈话
赵紫阳搞经济上的私有化，不是一步到位，是逐步演变的。先是局部，然后一个方面、一个方面地扩展，到后来很明显是企图实现私有化，也就是资本主义化。但是，也不能说他已经实现了，如果北京不发生这场风波，他还会往前走，继续推行他那一套。我们的党和人民，终究是不会同意他那样搞下去的，但是从他来讲，看样子不会回头。
不能说他一到北京就这么搞，更不能说他一参加工作就抱着这种目的。因为没有看更多的材料，有些事情还搞不清楚。他来北京以前在四川工作，最出名的是“绕开水路走旱路”。他这时还没有明白地支持包产到户。1980年初，安徽、甘肃省委支持搞包产到户。赵紫阳在四川搞了六个工厂的试点。据吴波同志讲，他这个改革无非是从上交的财政中，挖出一块来给企业留成。这有助于发挥企业的积极性。到1979年，陈云同志提出经济调整，小平同志同意。当时华国锋强调发展，后来这个问题不提了，他就强调改革。
那一年开了一个中央工作会议，赵紫阳发表了两次意见，支持经济调整的方针，说要发展也得首先调整，不调整好不能发展，更不能继续发展。这次会议确定，调整是关键。我们坚持既是关键，又是中心。华国锋讲，有了关键就行了，不要中心了。最后形成八字方针，通过了一个会议纪要。后来，先念同志在人代会有个报告。
这次，应该说赵紫阳起了好作用。
赵紫阳1980年上半年到北京，下半年接任总理。八字方针通过后，实际上这次经济的调整没有调整下去。到了1980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小平、陈云、先念同志和赵紫阳都讲了话。会议决定经济上要进一步调整，政治上要维护安定团结，才真正把调整的方针落实了。就在那次会上，陈云同志听了赵紫阳的发言以后说，现在开始，算是说"北京话"了，来到北京就要说"北京话"。
回头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第一个农村工作的文件。这个文件，对农村实行联户承包责任制，算是开了一个头，确定在全国三种地区可以搞包产到户。这是赵紫阳和另外几位同志提议的。文件由胡乔木主持起草。三种地区，即贫困地区、边区、人口分散的地区。
1980年底的经济调整算是真正落实了，按房维中的意见，那年的调整，争得了三年的发展，计划叫做保四增五，实际达到的速度是7-8％，甚至更快。赢得了1981-83年三年经济的正常发展。到了1984年底，经济上就又开始冒了。中间有1983年春天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主要批评耀邦的经济观点。
这场争论从十二大准备工作开始到十二大开完，直到1983年春天才结束。姚依林、宋平、房维中写信，反映经济上存在的问题。小平、陈云、先念同志分别找赵紫阳、胡耀邦、胡乔木谈话，又开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点名批评耀邦。在发展速度问题上，当时赵紫阳还算头脑清醒，说我们的经济，历史上都是这样，发展两年，好的时候，头脑就发热，要猛上，结果又来一次调整，经过整顿，日子好一点，头脑又发热了。
1983年春天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结果，是成立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赵紫阳任组长，经济的决策权从耀邦转到赵的手里。这对耀邦是一个抑制，对赵是一个支持。这个局面一直维持到1984年。许多同志说，农村也好，城镇也好，十年中间，1984年为黄金年。1984年以后开始走下坡路，问题就多起来了。
1984年以前，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在农村。农村即过去讲的休养生息的三条：减免农民一点负担，增加一点粮食进口，提高农产品的价格。这些政策的实行，给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实行提供了比较好的条件。从长远的外部生产条件来讲，全国农村经过过去(包括"文化大革命"期间)长期坚持的水利建设，在生产责任制实行以后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没有上述的休养生息的各项政策和农田水利建设，即使实行包产到户，也发挥不了那么大的作用。
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时候，我当时提了一条意见，包产到户要实行，但是一定要坚持土地和其他大型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后来杜润生他们吸收了这个意见。他们的提法，叫统分结合。实际上，有的原来集体经济基础比较好的地方，坚持了统分结合，更多的地方只有分、没有统，拖拉机分了，社办企业分了，多年积累起来的集体财产也分光了。这几年我到湖南、广东、浙江、江苏、上海等地，他们都这样讲，凡是实行联产承包制时坚持集体经济的，后来普遍好，没有坚持集体经济的，现在发展慢。
当时还提出扶助重点户、专业户。重点户、专业户敢于带头冒尖，在这点上起了某些好作用。农村贷款都来抢，重点是贷给这些人了。在这个基础上，出现了农村雇工。这是必然的。因为一方面农村出现剩余劳动力，一方面生产资金集中，经济发展不平衡，造成贫富不均。当时如果不允许雇工，是不对的，实际上也禁不住。问题是怎么引导，怎么管理，用时髦的话，叫政策导向。赵紫阳说，不超过七个人的界限，两个帮工，五个学徒，七个人以内的不叫雇工。。他这个意见倒是比耀邦的意见还接近现实一点，而耀邦、万里二位都不主张对雇工人数加以限制。有一次赵紫阳在书记处会议上说，中国农村地少人多，从生产上来讲，不可能形成美国、欧洲那种大规模农业经营资本家，我们的生产还达不到这种程度，如果在农村出现了数量很多的雇工，一个是不利，一个是不可能。
城市允许个体经济存在，加上我们财政、信贷方而的扶持和帮助，这几年城市里的个体户大发展，雇工的人也就跟着多起来了。在当时，这也有利于解决就业问题。城市个体户的雇工人数，没有受这七个人的数量限制，到1981年底、1982年春超过七人以上的雇工户，到处出现了。这时他们提出允许超过八个人。我当时表示同意，但提出不公开宣传报道。我转张云声同志那封信的目的，是想让他们知道一下党内有不同的意见。
后来小平同志说：看了几年了，到了该处理的时候了。赵紫阳只是提倡经过税收等办法，把他们的利润收入的主要部分用于扩大再生产，限制他们把这些钱用于生活消费。这怎么能限制得住呢？实际上办不到。到这个时候为止，还不承认，超过七个人是私营企业，是资本主义性质，赵紫阳更不承认。
到了十三大的报告，才把这部分人从个体经济里区分出来，叫私营经济。私营经济里头有雇佣关系，但不承认是剥削关系，也不承认有剥削收入，把剥削收入叫做非劳动收入。加上这几年价格的双轨制，流通领域里的混乱，个体户、私营者大发横财，流氓无产者变成流氓资产者，新的资产者出现了。但是这些人，看他们的出身、经历、现状，他们的积累过程、发财过程和前途，是与社会主义制度相对立的。许多人是违法致富，靠挖社会主义墙脚致富。万润南就是一个典型。他所以那样支持学潮、拿出几十万元资金，原因就在于此。
在我们的合资企业中间，有的人接受人家的回扣，接受人家的贿赂，从中得到很多好处的，替外国人出了大力。有同志说，他们是新条件下的买办。
这几年提倡形成企业家集团、企业家阶层，提倡他们的特殊地位、特殊利益，不是通过付出艰辛劳动为社会做贡献，真正发展生产，而是通过租赁、变卖、兼并，个人风险承包什么的，一年下来拿几十万元。大中型企业好一点。特别是小企业，出了一批收入大大高于职工的新企业家，关系紧张得很，他们培植亲信，拉帮结派，发展到建国以来从来没有的程度。有的厂长、经理自备手枪、警棍，雇佣私人保镖。
1984年经济体制改革决定，提出经营权、所有权分离。这是赵紫阳从保加利亚抄来的。在此基础上有了企业法。但是还认为所有权不明确，产权不明确，出来一个股份化。关于这个问题，王梦奎那篇文章作了一点分析。确实不能一概反对，因为股份化有各种各样，如农民集资办一个企业，联合企业掺股，既有国家的，也有个人集资的。他们的着眼点，是要把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股份化。开始是说，工人有钱的买股票，没有钱的就不买。梦奎的文章说，这就把工人分化了，一部分人有股票，大多数人没有。弗里德曼的办法，就是把企业分给全国的人、每人都有股份。这样，就算产权明确了，还得成立一个管理机构，即董事会。事实上，不可能每一个有股票的人都有参加董事会的权力，还是股份多的人垄断这个企业和那个企业。这同西方的"人民资本主义"有什么区别？在美国，这种办法也行不通。"去年耀邦在长沙还同我说，一有股票，就要同股票交易所连起来，股票一上市，我买了：这张股票，我就成了这个厂的股东之一，卖出去就不是了。持有较多股票就成了食利阶级了。这样走下去，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赵紫阳开始想在企业实行这一套，没有走通。
1981年召开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还用了陈云同志那句话："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1983年准备政府工作报告的几次会议上，赵紫阳叫查宪法对于陈云同志那个提法是怎么样表述的。查的结果，原文不同，但还是那个意思。他说，要把"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个提法搞掉。
他1983年到法国访问前后说，国家要进行宏观调控，调控的办法即指导性计划的地住要越来越高，指令性计划的地位要越来越低。所谓指导性计划，即充分运用各种经济手段，价格、税收、信贷、财政，包括必要的国家行政干预。这个说法改变了十二大报告中的有关提法。
赵紫阳如此强调市场的作用，是违背十二大决定的。市场，有生产资料市场、资金市场、技术市场，也要有劳动力市场，即所谓的市场体系。劳动力市场的提法，我反对过一次。据说宋平同志又反对了一次。后来还是写上了。曾经有两种表述方法，一种叫劳动力市场，一种叫劳务市场。赵紫阳这样突出市场的作用，到后来就形成十三犬提法，即“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
他提出的调控市场，同“包字进城”以及财政上的分灶吃饭，是互相抵触的。实行财政的分灶吃饭，企业的承包制，势必造成各自封锁、行业封锁、地区封锁，我竞争不过你，就不让你的好东西到我这个地区来，我要保护我的东西，在我这个市场里头实行各种优待。这一套同多年以来宣传的“赤字无害论”、“通货膨胀有益论”，造成票子越发越多。据马洪同志说，这是赵紫阳提出来的。可能是1982年，张劲夫同志介绍上海一货币专家给他，谈了一次话。那个人讲：罗斯福新政，增加支出，搞各种各样的工程，增加票子，增加社会购买力，票子发行很多，通货膨胀很厉害，国民经济在大混乱以后，到第二年或第三年就稳定了。赵也想搞一年涨价，增加票子发行，认为一年以后就可以稳定。他要大家研究罗斯福新政。当时我们几个根据简单的分析，指出那时的罗斯福新政同我们情况完全两样，他那里是消费过度萎缩，供大于求，我们是供不应求。他以后不再提了。
1984年，发现社会购买力大，供应跟不上，赵就提出积压外汇不尉用浪费，不要有钱不会花，结果花掉了国库积累的近12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用来购买高档消费品，包括高级小汽车，最后，外汇只剩下25亿，据统计局材料上说，实际上国库只有5亿美元，其他20亿是帐面上有，而国库里没有。海南省汽车大案就是赵紫阳批准的。在书记处会议讨论这个问题时，只提到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同意，只说是任仲夷的秘书办的。据说，这一案就七万多辆小汽车。
有人算了一笔帐，十年我们内债合起来近3000亿，外债目前420多亿美金，按3.73元人民币兑换1美元计，也有1500多亿元人民币。内外债合起来约有4500多亿元。今年内债进入还债高峰，外债到1992年进入还债高峰。房维中同志说，我们靠4000-5000亿的内外债，维持了虚假的繁荣。
何均同志告诉我一个例子。国民党四大家族的形成，主要是抗战结束以后的通货膨胀。我们国内有些暴发户，包括搞这个公司、那个公司的，也是这样富起来的。。发生通货膨胀老百姓吃亏，他们发横财。
同弗里德曼谈话以后，赵紫阳的经济改革到底是要干什么，应该是明朗化了。至于他终于没有搞成，那是另外一回事，他也考虑到能不能通得过，在什么情况下说到什么程度。过去有什么意见还送小平、陈云、先念同志看。他公开发表的东西，同在小范围里说的往往不一样。正式场合是一个说法，私下谈又是一个说法。1984年用掉120亿美元，就没有通过老同志，是他在北戴河决定办的。
去年初，本来的提法叫稳定经济，又加了一个发展经济，然后出来“改革总揽全局”。三、四月份，两头在外、大循环，年中又提出闯关，九月以后治理、整顿、深化。到处出现抢购，不得不治理整顿。他在三中全会上，对几年来经济上的问题，只承认“见事迟，抓得晚”。实际上，去年下半年，他又提出反对走历史老路，他下面那些人也纷纷鼓噪，反对治理整顿，说治理整顿就是走历史老路。本来，李鹏同志今年春天在政府报告中准备讲多年来的失误，赵坚决反对，只讲了本届政府即一年多一点时间里的失误，但赵紫阳也不赞成。今年的人代会，代表们对李鹏同志报告印象比较好，认为态度比较诚恳，还作了自我批评。小组会上，代表们纷纷对赵紫阳提出批评，认为主要责任在赵紫阳，而赵紫阳却不吭声。他对李鹏同志不高兴，到耀邦同志去世，他就把污水泼到李鹏同志身上。学潮开头，什么人都骂，可以说是乱箭齐发。4月18日晚，一冲新华门，从此矛头集中指向李鹏。提出让李鹏同志出来对话，不出来就打倒。4月22日上午，有人造谣说李鹏答应在中午出来接见学生。这也是为了挑动学生反李鹏。
小平同志这次讲得好，说有些人的所谓改革是搞资本主义化。有同志说，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这是两条不同的路线。他们确实要按照他们那一套来改，我们是完善社会主义。
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是互相排斥的，还是相容的？核心的问题是实行计划经济能否自觉地遵守价值规律。有一种相当普遍的看法，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是价值规律，而价值规律只能够盲目地、自发地起作用，不能自觉地调节。我不同意这种看法。就拿日本来讲，他们有四大钢铁公司，年产量4000一5000万吨，公司下面各有几个大钢厂，完全是搞商品生产，产品不仅在国内销售，也在国际上销售。这类公司的商品生产，计划非常严密，你既不能少生产，也不能多生产，总公司对下面的各个分公司莫不如此。这个妨碍不妨碍遵守价值规律？根本没有妨碍，相反，他们根据计划，自觉地按照价值规律有计划地调节生产。他们的跨国公司比我们的计划性还强。不能认为他们的计划可以运用价值规律，而我们就不可以，这没有道理。他们的信息，国内国外都比较快，这比我们进步。我们不仅信息不快，还相互封锁，在这方面确实不如日本。
“落选”之后：一九八九年之事
六 在烟台谈赵紫阳的改革(4)
4 八月十一日的谈话
经济私有化还包括一个重要的内容，耀邦也好，赵紫阳也好，一直不同意批评“一切向钱看”。他们自己的讲话、文章里头一直避而不谈，别人的讲话，经过他们的手，也往往把这个话勾去，尤其是邓小平同志的讲话。1985年3月小平同志在科技会上的即席讲话，批判了"一切向钱看"和它造成的后果。这个讲话，是我让吴明瑜整理的，他把批评"一切向钱看"的话删掉了。吴明瑜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和耀邦、赵紫阳一致。后来出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本小册子，确定收入这篇讲话，我照录音稿补上了反对"一切向钱看"这一段，并且报告小平同志，说过去公开发表时没有整理进去，现在根据录音稿加上了，他同意。
1986年讨论精神文明决定，乔木就这个问题写了一封信给胡耀邦、赵紫阳、李鹏、姚依林、田纪云。李鹏、姚依林同志批了，李鹏说，这个问题很重要，要讨论一次。信传到田纪云同志那里，在一次会上，他讲了一段话，听不出来是反对还是赞成"一切向钱看"。赵紫阳插话讲，"一切向钱看"这个提法，赞成或是反对，不容易说清楚。他说，商品经济，一切都要通过货币，都要经过货币单位进行计算，这个是不是向钱看，如果不是向钱看，那么什么是向钱看，这个界限难划。耀邦当时没有说话。这个问题后来没有展开讨论。
这个问题还涉及到生产的目的，这也是长期以来讨论未决的一个问题。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目的和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一样还是不一样？中央党校内部有过一个争论，有人认为，在宏观上讲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可是从微观看，从一个具体的企业来讲，就不能不以盈利多少为目的，如果以满足人们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为目的，经营就会很困难。另外一种观点认为，不论从宏观、微观看，目的都应该是满足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这应该成为我们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区别。大邱庄有四句话，即"抬头向前看，低头向钱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于光远对此大加宣扬。1987年中顾委召开批评于光远的生活会，有人提出这个问题，同他争论，他还坚持自己的看法。四中全会以后，许立群同志发表在《光明日报》的文章里，不点名地批评了于光远。与此相联系，实行各方面的改革措施，许多事情都要有偿服务。大中小学的教师要搞创收，弥漫一时。这种说法和做法渗透了社会的各个角落，以致于后来香港人都看不惯了，说大陆一切向钱看太可怕了。有些资本家说，我们一切向钱看是为了经商，比大陆的一切向钱看还看得远一点，大陆所到之处可以说无钱就办不成事，只要有钱，什么事都可以办。有一次在书记处的会议上，耀邦好像忽然有所发现，说香港人都反对我们一切向钱看。这里头包括回扣一类的事，如商务谈判，个人得了一点小利，而国家吃了大亏。赵紫阳说出一个道理来，说乡镇企业不行贿，原料分配不到，没有条件搞活生产经营活动怎么办。就在赵紫阳笼而统之发展商品生产的大题目下，1987年以来的几年中，这种风越吹越厉害，拜金主义、商品货币拜物教这一套思想、这一套做法，到了无孔不入的程度。
十三大的初级阶段理论出来以后，有人以十三大这个初级阶段理论为依据，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叫超阶段，大公无私叫超阶段。有人说，初级阶段，坑蒙拐骗。我们的部队是注意思想政治工作的，人民解放军的唯一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但在那种坏风气影响下，有些战士服役期间就算帐，在部队服役这几年少挣多少钱，不服役又多挣多少钱，甚至《血染的风采》的演唱者，开头很好，后来不给多少钱不唱。报纸上就这个问题展开了讨论，借着所谓观念更新，我们一些优良传统，我们党的性质、人民解放军的性质，共产党员的权利和义务，社会上的好人好事，凡是和“一切向钱看”思想相抵触的，都受到挖苦、讽刺。
整党时提出一个正确的命题：商品交换要遵守等价交换原则，但这个原则不能引入到国家政治生活、党的政治生活。最早提出这个意见的是薄老和胡启立，本来这是对的。到了1986年特别是1987年以后，这种观点反而受到批判。要求不仅经济领域商品交换要遵守等价交换的原则，一切领域包括政治生活领域、思想工作领域，都要普遍地遵守等价交换的原则。在书记处研究室整党中间，我们批评了林京跃的那句话：认钱不认权，这是一个观念上的进步。这是他在深圳的一次座谈会上提的，说过去是认权不认钱，或者认人不认钱，现在商品经济发展以后，就得认钱不认权。认钱不认人。
关于按劳分配原则问题
这个问题本来是清楚的。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当然应该是按劳分配。但共产党员、先进分子不能以按劳分配为最高理想和自己行为的准则。乔木在这个问题上说了几句话，认为我们应遵守社会主义分配原则，但共产党员、先进分子不能仅把按劳分配当成我们的理想，我们的理想更远大。如果不是这样，很多问题无法解释，比如舍身救人你怎么按劳取酬？英勇牺牲怎么按劳取酬？"亏了我一个，幸福十亿人"又怎么等价交换？近年来党内外有很多谬论、怪论，实际上是资产阶级观念的演变，把我们共产主义思想的原则，以及我们多年形成的优良品德、优良传统，在所谓适应商品经济发展要求的"观念更新"的借口下，一个一个地否定掉了。好一点的思想，好一点的观点，好一点的新闻，都不是受到称赞，而是受到讽刺、批评、压制。旧社会里头那些丑恶现象重新泛滥，与"一切向钱看"等坏思想美系很大。干这些坏事两个结果，一个是好的价值观念维持下来了，那我们两方面都能成功，一个是生产发展了。人民生活富裕了，物质繁荣了，可价值观念丢得一干二净，这个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我当时感到，他这个问题提得不错。这几年，他实际上是追求后一种结果。1988年初，我去湖北出席中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第四次年会。基层干部在会上普遍有这么一种反映，思想政治工作每"改革"一次，就糟踏一次我们的党。他们所讲的，主要是指党组织在企业的地位。他们讲这几年企业领导体制的改革，一次一次贬低党组织，一直贬低到1988年党组织在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方面毫无地位了，思想政治工作谁也不想做、也很难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