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几年中，确实有些人以“改革”名义鼓吹私有化。吴树青教授最近的一篇文章，也指出了这个问题。我们的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小平同志6月9日的讲话，讲清楚了这个问题，说有些人的改革是要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同我们的改革不一样。如果说私有制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分子或者说流氓资产者的出现，目前还只是局部现象，那么，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资产阶级的一套确实已经弥漫中国，渗透到广泛的方面，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用赵紫阳的话来说，成了"主旋律"。这几年的报纸刊物，大量刊登他的所谓智囊人物和一些理论家的文章，宣传资产阶级政治、经济、文化理论，宣传资本主义社会流行的腐朽的人生观、世界观。人们从不同的方面表现出对现状的不满。有人占了社会主义的便宜，挖了社会主义的墙脚，靠卖社会主义出了名，发了财，但是越来越仇恨共产党，总嫌弃为什么不彻底放弃社会主义。更多的人是由于出现对反社会主义现象斗争不力，由于背离社会主义原则的做法侵害了他们的实际利益，也有一肚子意见。这后一种人中，出现了许多在关键时刻挺身出来维护党、维护社会主义的人。
关于政治上的资产阶级民主化
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阶级分析理论，多年来受到冷落甚至受到歪曲、诬蔑、攻击。1981年，《历史问题决议》对我国社会现阶段阶级斗争状况做出了科学论断。但是那以后八年中很少重提、很少宣传。小平同志这次讲，动乱暴乱是国际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的产物，是必然到来的。这是完全符合实际的。
1983年，小平同志讲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面向世界。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我做了一点自己的解释。其中说到，如果将来一国两制实现了，我们所面对的斗争是什么形式，我们同台湾的关系是什么关系？我们同香港、澳门的关系是什么关系？面向世界，世界除了社会主义国家以外，大多数都是资本主义国家，我们当然要同他们交往，交往中间，资产阶级会怎样对待我们，我们又该怎样对待他们？这些话，是别人不讲的。
我一直在思考，现阶段一定范围存在的阶级斗争的状况怎么样，显示出一种什么动向。这次北京发生动乱暴乱，使首都险象环生，如果没有人民解放军，天安门广场可能会被他们继续占领下去，北京以至全国的乱子会越闹越凶。我们自己解除了思想武装，才使得西方的和平演变战略那么快地发挥了那么大的作用。不用阶级斗争的学说，不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这些问题没法解释。国际的阶级斗争形式同我们国内的阶级斗争形式不完全一样，往往采取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的形式，归根到底取决于某个国家的领导阶级及其政策的阶级性质。笼而统之，说什么美国人、英国人、日本人，只能说明国籍，如果不做分析，见到谁都是一样的朋友，来访者都是一样的朋友，只剩下一句空泛的“让世界充满爱”，这种思想是错误的。“但是要什么样的和平和发展，以什么为代价的和平和发展，实在大不一样。新华社编的《西方政界要人谈和平演变》一书，值得一看。人家要搞垮社会主义国家；是一点不合糊的。这本书所收材料还不够：如布热津斯基《共产主义大溃败》一书，甚至可以全文翻译出来，作为党内的一份反面教材。
他们这套东西在社会主义国家不是没有市场，而是颇有市场，欣赏宣扬者大有人在，甚至包括我们的高级干部。要用大量的反面教材教育我们的党员和干部，首先是中高级干部。这可以使我们的同志头脑清醒。像毛主席讲的，我们决不能闭目塞听，把枕头塞得高高的，认为世界上什么坏事情都没有了。人家哪一天都没有忘记，一时一刻都没有忘记竭力实现他们的战略思想。他们这些东西带有欺骗性。资产阶级长期以来用一种抽象的貌似代表全社会利益的思想形式，来偷运和实现他们具有特定阶级内容的政策。这一点，确实比我们那些搞教条主义的人高明。讲阶级斗争，往往扳起面孔，缺少具体分析，不善于分析随着时代发展而出现的新内容、新特点。这次的风波，他们撕下了伪装，就使我们认识他们的面貌，有了一个好机会o=美国当局和一批反共反华政客，对待社会主义国家的整套伎俩、十八般武器全部用上了。这是他们和平演变策略的一次大暴露。香港、台湾一些人也用同样的办法。港台一些人在天安门广场内外的表演达到了疯狂的程度。这些都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党内部有他们的代理人。这些人真正是里通外国，在政治上、思想上配合得极其默契。弗里德曼同赵紫阳的谈话，在政治上、思想上那么心心相印，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这几年也不讲修正主义了。毛主席反对修正主义，在内部来讲，搞错了。对赫鲁晓夫，现在，苏联当局几乎全面肯定他。恐怕需要作全面的具体的分析。我们当时反对他，许多共产党也反对他，说他是修正主义。现在，资本主义国家究竟还存在不存在阶级和阶级矛盾、阶级斗争，他们国内的阶级矛盾和斗争表现是什么形式，都需要研究。在我们国内，问题更突出，甚至连阶级斗争的学说，有人都认为是过时的。于光远讲，“古典马克思主义”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我们现在搞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建设的马克思主义”，实质是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包括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在今天过时了。去年还出现了一种所谓马克思主义主题转换论，也是宣传类似的错误论调。
政治上的多元化，以经济上的多元化为基础。其根据是，既然我们实行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形式，就不是一元的。这种经济上的多元化，就导致政治上的多元化。有经济的多元化，也有利益的多元化。然后，就有“不同利益集团”一类用语，代替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用语，取消阶级分析方法。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种理论：既然有不同的利益集团，就有代表这个集团的理论，就形成这个集团的政治要求，因此，不能不实行政治上的多元化。温元凯说过，他要成立一个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联合会，自荐会长，充当他们政治上的代言人。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要求有人成为他们政治上的代言人，替他们说话。这是再次得到证明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真理。
新闻界、理论界不少人大声疾呼，中国要造就一个企业家阶层，他们应该有特殊的社会地位，拥有特殊的利益，等等。我在企业管理协会讲，我们的企业家应该是社会主义的企业家，不能笼统地、抽象地讲企业家。他们所讲的，就是要使我们的企业家包括全民所有制里面的企业家，成为一个集团，作为一个阶层，高于正人之上，还要求政治上和法律上保护他们的特殊地位、特殊利益。有人认为，有了一批私营企业家，还要在公有制企业里培养一批企业家。这些人不是同企业和工人群众坐在一条板凳上，不是同一个阶级内部的不同分工，而是从工人中分化出一批人，成为一个压在工人阶级头上的阶层。从1979年开始，鲍彤、吴明瑜这些人就无限夸大知识分子的作用，说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中最优秀、最先进的部分。讲了几年，没有多少市场，连耀邦同志都不同意。那时曾让他们搞一个知识分子问题的决定，他们把这个观点加进去，耀邦没有通过。这几年，又说知识分子是社会、时代的精英，是历来领导社会向前发展的力量，搞什么"精英民主”、"精英政治"等活动。实际上，所谓精英，只是他们那些坚持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极少数人。他们想成为我们整个国家的领导力量。这次在天安门动乱暴乱中，他们是起作用最大最明显最恶劣的一部分人。他们要夺权，搞了一场未遂政变。
曾经有一篇文章，说从五四运动到现在几十年，知识分子是社会上独立的主体力量。这样一来，也就没有什么为工农服务、同、工农结合的问题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承认，耀邦那篇关于青年知识分子成长道路的讲话是好的。
对外交往的问题
现在，确实出现了相当一些吃外国人饭、替外国办事、帮外国人说话的中国人。其中有少数人在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变成外国人在中国的代理人。在我们的干部子弟中，说某某人在国外的存款高达上亿美元，这显然是谎言。但是，同外国人交往，接受贿赂，把钱存在外国银行的人恐怕不是个别的。不能说已经形成一个买办阶级，但他们的确是新时代的洋奴。出现赵紫阳这么一个人物，确实有社会基础。他也在培养支持和发展这个社会基础，自己则成为这个基础的代理人。先念同志给我讲，他给陈云同志说过，“文化大革命”期间，毛主席讲党内有个走资派，犯了大错误。但是，从这几年来看，赵紫阳像不像一个走资派呢？陈云同志说：什么像不像，他就是走资派。他搞的那一套，他的思想，他的生活，他的政见，证明他是地地道道的走资派。
动乱和暴乱，以赵紫阳为代表，在政治上形成了党内的、社会上的反对派。要根据这样一个社会情况和党内情况，来检验赵紫阳在党的建设、思想政治工作、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问题上的讲话、文章、批示，不能说每一句话都不对，但从总的看，可以看出他想把党建设成一个什么样的党，把党引导到什么地方去。
归结起来，私有化、多元化，还是一个资产阶级自由化。我们过去的认识，资产阶级自由化只是思想问题，只是政治领域、思想领域的问题。赵紫阳也特别警惕，说经济领域里头反对自由化可要慎重，三番两次禁止反对经济理论方面的种种自由化的言论。1983年，小平同志讲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作为一个政策来说，当时这样讲完全正确。从这几年的实践来看，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从来不说，我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理论只是在思想领域、政治领域，而不涉及经济领域。实际上，他的影响当然也不是限于思想领域，对经济领域也同样有很大的影响。自由化已经不只是坐而论道，不只是思想理论领域的问题，而是变成政治实践、政治行动了。
美国的所谓和平演变政策，拿艾奇逊最早的说法，寄希望于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还要通过这些人来培养一批新的民主个人主义者。表面上看，他们好象只是一个一个，或者一批一批的民主个人主义者。有了这批人，正如主席说的，他们就要用自己的思想来改造世界的面貌，改变国家的面貌。这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这批人成为一股社会力量，就要起来闹事，在政治、经济、思想领域的各个方面闹事，把社会主义演变成资本主义。从这场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看出一个特点，即所谓"精英"同地痞流氓相结合，然后动武。放松了整个社会的思想政治工作，也就是列宁所讲的，你不向党员、向人民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想法，他不接受这种思想的影响就会接受那种思想的影响。在这方面，毛主席有些话还是真理。每一个阶级，无论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或者封建阶级，都要按照各自的面貌顽强地表现自己。削弱了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崇拜自发性，马克思主义不去领导他，人家就去领导。青年人在这一点上表现得最为明显。本来很多人在中学时期不错，一考上大学就变了。争夺青年的斗争，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确实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西方一些人寄希望于我们的第三代、第四代人，可以说部分地实现了。在匈牙利、波兰实现的部分很大了，南斯拉夫也剩下不多了。赵紫阳不让我们批评经济理论上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结果人家就扩大阵地，扩大影响、他一提出，改革进入新阶段，必然要改变所有制；政治方面的改革，必然是多元化，允许不同政见的合法存在，允许反对派的合法存在。耀邦的去世，本来搞悼念活动，结果"精英"在那里闹事，就改变了你的悼念活动。本来开个追悼会寄托哀思，他们却提出，要为耀邦平反，要为在反对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时被打击的人平反。那就是要改变历史。说准确一点，他们借口为被打击的人平反，就要把一切搞精神污染、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以及思想感情上有这类错误倾向的人，统统在他们的旗帜下团结起来。1957年反右派扩大化，把不应划为右派的许多人甚至很多好同志定为右派，后来平反又扩大化，确应定为右派的少数人也平反了。邓小平同志一再指出，反右派是正确的。例如戈扬这类人，过去确实是右派，现在还是没有改造好的右派。"文化大革命"时期是造反派，比如阮铭。有的老同志说，我们这些人，有些人"文化大革命"是挨整的对象，现在仍然还是挨整的对象，那时说我们右，现在又说我们"左"，我们被批为一贯错误，批我们的人，当时正确，现在还正确，实在奇怪。
我同赵紫阳争论的次数不少，其中最尖锐的是198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我的出发点完全是好意。他说，十二大以来，一直讲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允许存在多种经济成份和经营形式，他主张改称为多种所有制形式。我觉得无所谓，经济成份，经济形式，所有制形式，无非是对同一问题的几种提法。后来他讲到发展商品经济这一段，我记得其中有一句话，他说，"发展商品经济，就是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还讲了其他一些话。我说，前面讲了，多种所有制形式，后面讲发展商品经济时只说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前后不能呼应。我说，这种提法可能导致两种理解，一是不同成份、不同性质的商品经济，都叫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另一种理解，我们要发展的商品经济只限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为了前后衔接，应在提法上加以区别。是否可以说，发展商品经济，主要是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他一听这个话，马上就火了，说你这是在搞繁琐哲学，结果就要干扰改革开放。我说，我不同意你这个看法，我刚才讲得非常明白，你的这个定义式的断语，同你前面的说法不一致，两种理解中不管哪一种都不对，我们现在不能只允许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而不允许非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也不能把非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统统叫做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这时万里同志插进来帮腔说，我知道，你同胡乔木都不赞成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提法，胡乔木甚至说这种划分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万里讲的时候火气不小，声音很大。我说，我们在这样的会上不要发脾气，发脾气不利于解决问题，还是心平气和地讲道理好。这样一说，万就不吭声了。后来我就此问题又同赵紫阳继续争论，争了约有20分钟。耀邦在一边听，不搭腔。我同赵紫阳争的结果，还是他妥协。他说，好吧，好吧，发展商品经济从总体来说，是要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我说有了这句话，也就可以了，我同意了。
在讨论广东、福建两省经济问题的座谈会上，主要是赵紫阳同乔木争论。赵紫阳不赞成提反对投机倒把，后来胡乔木就妥协了，叫投机诈骗。后来搞一个文件，我负责修改，里面没有用“投机倒把”这个概念。赵紫阳没有听清楚就说，怎么“投机倒把”这个词又出来了？发了一顿火。他发完了火，我说：紫阳同志，文件里头没有提反对投机倒把，还是按照两省经济座谈会的用语，写的是投机诈骗。他不说话了。
长途贩运问题，首先是任仲夷同志提出来的。允许不允许农民长途贩运，也就是允许不允许农民经商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梅行同志的某些意见我不赞成。他笼而统之，不同意农民经商。林子力告状，说我不赞成农民经商，这是没有根据的。
“落选”之后：一九八九年之事
七 在烟台审核“百日电台”电报稿
在烟台时，我还做了一件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要编写一本书，汇编有关新疆和平解放中央与新疆往来的文电。自治区党史工作委员会收集了我当时携带到新疆的电台(也叫百日电台)发给中央的一百多份电报，选了八十多份，准备作为汇编的重要部分。自治区党史工作委员会派人带着稿子来找我。在烟台，我把稿子核对了，包括注释都看了一遍。1990年5月，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史工作委员会和新疆军区政治部合编的《新疆和平解放》一书。
“落选”之后：一九八九年之事
八 研究总结"八九政治风波"的经验教训
从烟台回来，宋平委托乔木和我召开座谈会，准备进行“八九政治风波”70天的总结。这个工作延续了两年多。
“落选”之后：一九八九年之事
九 在企业政治思想工作会议上发言
与此同时，企业政治思想工作会议和企业管理会议在怀柔召开，研究赵紫阳下台后的企业政治思想工作，及如何改正赵的失误。这时候，中央发了7号和9号文件。9号文件提出党委还是政治核心，从此出来了"两心"的提法。厂长是中心地位，党委是政治核心。
1 谈社会主义企业的性质
在这个会上，我做了一篇发言，要点是两个，一是讲企业的性质，企业不仅是一个经济组织，还是一个政治组织，同时也是一个社会组织。作为企业来讲，厂长指挥一切，可以讲厂长的中心地位；但我们很多企业同时也是个小社会，企业办社会嘛，很多企业是国家政权、人民民主专政的基层组织。毛主席讲过，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基层，其中包括企业在内。既然它是社会组织，在这方面，厂长就不能指挥一切了，这就需要有党的领导。企业同时也是党领导的基层政权和社会组织，党委是政治核心的理由就在这里。
2 谈自由化泛滥的三个阶段
更重要的一点是讲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作用不可低估。其中有一大段是讲自由化思潮的泛滥大体上经过三段，第一段是思想领域自由化的泛滥，第二段是自由化思想侵入经济领域，第三段是自由化思想发展的后果，即形成一定的代表资产阶级的政治势力。“八九政治风波”就是这个政治势力表演的结果。当然这股政治势力是由美国导演和指挥的。然后，我根据赵当总书记这一段在经济领域里自由化思潮的表现，提出了8个问题，希望大家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
“落选”之后：一九八九年之事
十 起草中央同意邓小平辞去两个领导职务的决定
1989年9月4日，邓小平与中央常委及杨尚昆、万里谈话，提出要辞去党和国家军委主席的职务。他经过杨尚昆转达，指名要胡乔木和邓力群来起草中央同意他辞职的决定。
这件事情我也不明白，从1986年9月他和我谈话，到这时已经三年不找邓力群了，现在要写中央同意他辞去军队领导职务的决定，他又想起了邓力群。
本来领头做这件事情的是胡乔木，但乔木把事情推到我的头上，说：你先去搞一个稿子。之后，乔木去了山东、上海。我找了几个人写了好几遍，形成了两个方案，一个方案是2800字，一个方案是4000字。最后的稿子有两点缺陷，一点是遗漏了，另一点则是疏忽。召开七大之前，各个根据地的主要负责人都到延安去了，太行只留下邓小平负责，还代理北方局书记。我知道这个事，但写的时候忘记了。疏忽是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是管军队的，他在军队和国防建设上的作用，我们疏忽了。邓小平那里加上了这两点。征求了中央几位同志意见，胡乔木接手改了几次。
1989年11月6日至9日，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召开，全会通过了《关于同意邓小平同志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决定》。
邓小平为什么不找别的人，而要找胡乔木和邓力群起草这个决定，一直到现在，我说不清楚。
“落选”之后：一九八九年之事
十一 在南昌《当代中国》丛书编写会议上讲话
1 四项基本原则与改革开放的关系
11月，我去南昌召开了《当代中国》丛书的编写会议。在这个会上，我有一篇讲话。主要内容讲了两点。在"四项基本原则"与"改革开放"的关系上，我讲了一点自己的意见。与过去的意见连续下来，有一点发挥。意思是讲："四项基本原则"本身要求"改革开放"，对于"四项基本原则"来说，"改革开放"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必然的要求，"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两者应该很好地结合起来、统一起来。"改革开放"的每一项措施都应该有利于更好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稍不谨慎，就可能损害"四项基本原则"。理解并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很重要，而难处也正在这里。我讲的这个道理，我看站得住。
2 国际国内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情况
第二个内容，是根据70天的总结，讲了一下国际、国内的阶级关系问题，讲了阶级关系的新情况。自由化分子在"八九政治风波"中呼唤要形成一个中产阶级。对这个问题，要引起注意。中产阶级形成以后，国内的政治格局就难以逆转了，自由化分子就是这样一个企图。我的讲话，比较全面地回顾了"八九政治风波"的原因，说明了国际、国内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情况。
3 会议提出要进一步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
在编写会议上，大家还提出了有必要继续深入研究当代中国史的问题。为此，1990年2月，中央宣传部又发了二个文件，要求在编写出版《当代中国》丛书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研究工作，发展编写这部丛书的成果。
“落选”之后：一九八九年之事
十二 在"一二·九”运动五十四周年纪念会上讲话
从江西回来后，遇上了“一二·九”运动54周年纪念日，北大的研究生学生会向北大的老同学发出邀请，请我们这些老同学到会给北大的积极分子讲讲参加"一二·九"运动的体会。我的这次谈话，用我们家庭两辈五个成员和北大的历史关系来说明一个道理，即爱国要爱得正确，还要爱得执著。
这篇讲话既有思想，又带感情，不仅是我回忆北大学习生活的重要材料，也是我人生经历的感悟和体会。抄录在这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作为这部自述的一种总结。
爱国，要爱得正确，爱得执著
(1989年12月6日)
北大研究生学生会，约我参加纪念“一二·九”座谈会。我想讲点亲身经历的事情。
我这个家，和北大有点缘分。五四运动前后，我的大哥从北大经济系毕业。1950年，我的一个侄女考上北大，不久抗美援朝，参军去了。六十年代，我的一个参加抗美援朝的侄子转业，考入北大历史系，一直读完研究生。我的儿子"文革"时在农场插队，1977年恢复高考，考进北大经济系。我自己是1936年秋天考进北大经济系，读了半年去延安了。一家有5个人在北大读书，前后60余年，同北大建立了历史的联系。北大的情况好，我们跟着高兴，北大的情况不太好，我们也跟着发愁，甚至难过。在大的问题上，同北大是心心相印、感情相通的。
今年从学潮到动乱，从动乱到暴乱，从暴乱到平息暴乱，北大的同学们，除了王丹等少数几个人以外，据我了解，其他的同学，都有爱国的愿望、爱国的感情。这当然是很可宝贵的。但是爱国要爱得正确，很不容易；爱国要爱得执著，更不容易。今天我的发言，就是想用我的亲身经历及我的家庭的一些情况，来跟同学们谈谈这个问题。
我大哥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分子之一。他参加了许德珩同志组织的“少年中国学会”。他作为国民党的左派，同当时在北大的陈毅同志、邓洁同志，亲密合作，共同战斗。他毕业以后，当了《国民周报》、《国民新闻》的总编辑，宣传爱国民主运动，反对段祺瑞政府，被列为通缉要犯之一。在北平呆不住了，1925年到了当时的革命根据地广州。写信回来，要我三哥、姐夫、侄子、叔叔，到广州参加革命军官学校训练。我的侄子和姐夫，吃不了苦，又怕死，开小差回家了。到北伐时期，我的三哥当了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的见习排长，他所在部队作为先遣队，在经过湖南桂东时，他回了一趟家。母亲、嫂子哭哭啼啼，要他留下。那时，他满腔热血，认为自己责任在身，只吃了一顿午饭就走了。在战斗中，作战很勇敢，不怕牺牲，奋勇当先。我大哥不久也从广州回到家里，住了几天，经长沙到武汉，转到冯玉祥的部队负责政治工作。1927年，北伐军打到江浙，我们党领导的上海武装起义取得胜利。不久发生"四·一二"惨案，蒋介石和冯玉祥在河南会师，我大哥转变成为统治营垒中的一员。1930年，冯玉祥、阎锡山联合反蒋，爆发中原大战。同年，汪精卫、冯玉祥、阎锡山在北平召开国民党的扩大会议，我大哥作为改组派骨干之一，参加了这些活动。"九·一八"事变以后，汪蒋合作，他当上了国民党候补中央委员，做了国民党的大官。1934年蒋汪矛盾重新激化，他的官做不成了，就到英国留学去了。直到抗日战争爆发，他同陈铭枢组织一个反法西斯侵略的组织，回国参加抗战。国民党政府退到重庆，汪精卫出走到了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汪出走前曾再三劝他一起行动，在投降还是抗战，卖国还是爱国这样的紧急关头，他选择了留在重庆、坚持抗战的_道路。在这以前他先后任河南、云南国民党省党部主任委员。后来又参加了冯玉祥领导下的一些活动，直到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到南京，当上了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国民政府的立法委员。他帮助程潜竞选总统。程竞选失败，回湖南当省主席，要他回湖南当省民政厅长。解放战争中三大战役取得胜利，我军百万雄师过大江，程潜在湖南举行和平起义。他参加了这个起义，并联络一批立法委员通电起义。1951年我见到他，他说，这一二十年来，你走毛泽东的道路走对了，我走蒋介石的道路走错了。一九五一年他当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全国委员会委员，并兼任民革武汉筹备组的负责人之一。1953年去世。盖棺论定，从爱国开始，经过几十年的曲折，又回到了爱国的立场。尽管可以说是爱国的，但历史证明，他爱得不那么正确，曾是国民党统治集团的一名重要成员。但最后还是回到了爱国的立场，立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
我的侄女，在北大时是一个热血青年，满腔热情参加了抗美援朝。停战后，转到地方学俄文、学技术。毕业后分配到湖南冶金学院当技术员，当助教。到“文化大革命”，造反相当积极。她丈夫的父亲是个香港的小资本家，1975年去世，她要和丈夫一起去香港继承遗产。我劝也劝了，骂也骂了，但她还是要去。他们做的是国货生意，从亲身经历中体会到，要赚钱还得靠祖国。在这次北京发生动乱、暴乱期间，她态度坚决，要同北京搞动乱的人站在一起。写信回来很荒唐地说：我的叔叔几年受压，也一定会同她站在一起，反对政府。其实，我们家里在北京的人，都是反对动乱的。到现在为止，究竟她的立场转过来没有，还要经过实践的考验。
我的侄子也参加了抗美援朝。以后考上北大，读研究生毕业后，在中华书局当编辑，入了党，政治方向一直不错。不能说他多年中间没有错误和缺点，但是可以说，他从参军那天起，到北京这场风波，政治方向对，识别能力比较好，工作勤恳、努力，业务能力达到了高级编辑的水平。
我的儿子，1966年初中毕业，不满18岁，就下乡劳动，在农村将近十年。林彪事件以后，他曾到五七干校看过我，说了两句亲身体会的话："不了解农村，就不了解中国；不了解中国农民，就不了解中国革命。"他当过生产队长，劳动肯干，同农民的关系比较好，交了一批农民朋友。在农闲时，登名山，临大川，访问古战场，凭吊历史上的英雄人物，还抓紧时间读了书，结交了一批在农村锻炼并且立志献身农村建设事业的青年。1976年"反击右倾翻案风"，我又一次受到批，判，他受到牵连。回到北京，我让他认真阅读了《资本论》等经济方面的经典著作，做了详细的读书笔记。1977年恢复高考，靠他自己的成绩，考上了北大，读的也是经济系。1980年，北京几个高等学校的学生进行竞选活动。大家知道，北大最活跃的一个是胡平，一个是王军涛。他没有受到他们的影响。这与他对中国农民和农村的了解，以及平时的学习是分不开的。他曾和我说过，在这次北大的竞选活动中，沙健孙等老师主动出来设讲座，回答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帮助不少同学提高了在很多问题上的认识。他在经济系学习的过程中间，意识到搞经济不懂得数学不行。所以在北大几年，不仅读完了经济学的课程，还读完了数学系大部分课程。毕业以后，他同一批立志服务农村、服务农民的青年，在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当了研究人员，也入了党。到1983、1984年，这些人中间发生了分化，有几个人离开社科院，到了国家体改委的体改所。在这次动乱、暴乱中，他和一些同志经受住了考验。在接触实际、研究理论的过程中，坚定了信念：中国要坚持公有制，不能实行私有化；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能搞资本主义化。
说到我自己，我想说一说“一二·九”运动以前的事情。我的家庭是富农成份，父亲是前清的秀才。戊戌变法前，湖南兴起新学运动，属全国之先。他同几个人在我们乡里办了桂东第一个洋学堂。他当过教员，也当过校长。这里顺便说一个故事。1933年，王震同志领导的红军，到我们县里打游击，筹款，做群众工作，去抓一个大地主。没想到我父亲正在他家做客，地主跑了，他却没跑掉，结果被抓去。这支部队里负责政治工作的袁任远，是我大哥在河南冯玉祥部队里工作时认识的朋友。那时冯玉祥同蒋介石对付共产党的办法不一样，蒋是屠杀，"宁肯错杀一千，决不漏网一人"，冯是礼送出境。他就是被礼送出境的一个。当他知道是我大哥的父亲时，还特加优待，家里交了三百块光洋就给放回来了。1933年5、6月间，父亲到了南京。这个时候，南京有几个大贪污案被揭露，闹腾了一阵子，不了了之。那年暑假我回南京；他跟我讲到，一个多月在红军部队里的生活，使他认识到红军官兵平等，为国为民。相比之下，他得出结论：救国救民，要靠共产党，国民党没有前途。一个前清的秀才，又是被红军抓过的人，得出这样的判断，在我脑子里留下不能忘记的印象。
现在回过头来说我的思想变化过程。北伐胜利后，湖南掀起了广泛的农民革命运动，我那个桂东县是1926年开展起来的。我在小学受过国耻教育，那时参加了儿童团，唱打倒列强的革命歌曲。土豪劣绅被戴上高帽子游行，农民进驻地主的院子，分他们的粮食，砸伪善人的牌匾。在村里领导农民运动的是两名小学教员。"四·一二"后，他们一个被国民党军队抓住剖腹，把他的心肝炒了吃，一个跑到长沙，也被抓住杀害了。邻村一个小学教员，也是积极分子，被抓起来五花大绑，押送途中跳到河里，被打死了。当时到处反共清乡，陷入白色恐怖。在这个时候，参加北伐的我的哥哥和叔叔，先后回家了。他们都讲，他们打仗时出生入死，没想到旧的军阀打掉了，新的军阀又上来了，他们不愿意再为蒋介石卖命。这使我认识到，蒋介石是个刽子手。毛主席1927年领导秋收起义，带领部队上了井冈山。红军多次经过桂东，沿途打土豪分田地，人民群众特别是穷人说，红军官兵平等，纪律好，心向穷人。但是瞿秋白实行盲动路线，一些"左"倾分子提出的有土皆豪、无绅不劣，也使人们产生一些疑虑。
我1929年夏天到长沙，在原由国民党左派主办的一个中学上学，开始阅读左倾的文学作品。读蒋光慈的《少年漂泊者》、《鸭绿江上》，深受感动。另一方面，我们的校长、教务主任是国民党改组派的成员，每逢纪念日或学生集会，他们大讲汪精卫这个人，讲汪精卫的事，使汪精卫成为我崇拜的一个偶像。汪当时的口号叫做"夹缝中间的奋斗"，这在我的头脑里形成一个印象：救国靠蒋介石不行，只能靠汪精卫。这一年蒋桂战争爆发，广西军队经过长沙，进军武汉，不久败下阵来。后来阎冯反蒋，但很短的时间，被蒋瓦解了。对汪、冯、阎打败蒋的希望，也从此幻灭了。
1931年夏天，我从长沙经过南京到北平。那时长江正发大水，从报纸和传说中知道，几百万人被淹死，上千万人逃荒。上了北平汇文中学，开学没多久，就遇上了"九·一八"事变。没几天，东北三省完全被日本侵略者占领。学生上街游行，抵制日货，有些学生到南京请愿，"失足落水"，被捕被杀。我总希望汪能坚持抗战，但很快汪蒋合作，既不再反蒋，也不抗战了。由此，寄希望于汪精卫救国的幻想也破灭了。很短一段时间里头，我情绪消沉，热衷于读张资平的三角恋爱小说。到1932年，上海抗战失败，热河也失守了。
这个时候，在北平的一个表哥，引导我看左翼小说，阅读外国革命文艺作品，还看一些浅显通俗的社会科学小册子。开始知道中国共产党一些救国救民的主张。
1933年，发生了长城事变，同共产党合作的冯玉祥在察哈尔组织的同盟军向日军反攻，在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的默契配合下，遭到失败。
在这期间，日本飞机经常在北平上空盘旋侦察。我们的学校是个美国教会学校，听说校方为了保护美国的财产，在教学楼的楼顶上铺了美国的旗帜。在中国读书，竟然要顶着美国的旗帜上课。受到很深的刺激。感到莫大的污辱。走出校门不远的地方，有个日本随营妓院，外国兵经常酗酒闹事，辱骂殴打中国人。再往前走，就是东单广场，不准中国人入内。经常见到外国兵在那里武装操练，向中国人示威。紧接着的是东交民巷，有外国的使领馆，各国的驻军，享有治外法权，完全是“国中之国”。外国驻军不仅在这里面耀武扬威，而且常常到北平郊区实弹演习。国土被践踏，民族受凌辱，令人无法忍受。这些东西，在四十年前已被革命的铁扫帚扫除干净，可是今天回忆起来，仍然历历在目，心情很难平静。这年夏天，我的表哥知道了我的思想倾向和救国热情，正式跟我说，准备让我参加一个组织。不几天，他在东单市场撒革命传单，被捕了。他的一个朋友让我去取表哥留下的东西。我正式向他提出，要求参加革命组织。他说，你还年轻，不必忙于参加组织。没想到不久他也被捕了。表哥通过他坐牢认识的一个狱卒带来一封信，告诉我他被关在草岚子胡同军人反省院。我去探监，走到很高的围墙底下，就听到里面当啷当啷的声音，简直叫人心碎。见面时看到他带着脚镣手铐，情不自禁，大哭一场。每探一次监，加深一次印象，加深一次思考。蒋介石国民党自己不救国，不抵抗，还对爱国救亡分子抓的抓，杀的杀。卖国有功，爱国被杀，这是一种什么世道？无数的刺激，多次的思索，使我更加坚定了追求真理、追求革命、参加革命组织的决心。找不到革命组织的线索，只好在同学中找志同道合的人，形成一个读书小组，阅读中外革命文艺作品，阅读社会科学著作，有体会就记在日记上。
1934年的年底，去南京过寒假，我大哥要看我的日记，发现我的思想倾向，非常严肃地跟我谈了一次话。他说，你信仰共产主义，不反对，但是绝对不能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各种政治活动。他说，红军已经被国民党的军队打败，离开江西，前堵后追，全部被消灭已为期不远。跟着共产党只有死路一条，不是坐牢，就是被杀。他还说，五四时期他也是满腔热情，参加了救国救亡运动，也曾经相信共产主义，甚至曾想加入共产党，有些共产党的朋友同他的关系也很好。为什么没参加？因为想到他曾经向父亲承诺一个责任。父亲用全副力量供他读到大学毕业。他有责任使他的弟弟们接受教育。也由于这个关系，他不得不转入政治活动。应该公正地说，他确实对我们这几个弟弟尽了他允诺的责任。他还深情地说，他本来也想做学问，就是因为这个关系，他不能不从政，直到现在。不能做学问，是最大的遗憾，希望我能专心做学问，弥补他这个遗憾。不但希望我上大学，还准备供我留洋。黄河有百害无一利，如果能学好知识，能够致力于治理黄河的事业，而且做出成绩，不但国民党需要这样的人才，就是共产党当政了，也需要这样的人才。应该说，我没有怀疑他说这些话的真诚。可是，种种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民族被污辱、人民被欺凌、国土被践踏的事实，使我对他的话，再也听不下去了。让我个人成为水利专家的美好前程，再也没法打动我的心了。
1935年春节前回到北平，日本侵略者在灭亡满蒙之后，加紧了准备灭亡华北的步伐，指使汉奸殷汝耕成立冀东自治区，可以说是第二个满洲国，紧逼北平。在日本侵略者政治和军事的压力下，阴谋策动华北五省自治。蒋介石继续不抵抗，同日本人达成"何梅协定"，拱手让出大批主权。国难当头，亡国灭种已经成为现实的危险。确实像"一二·九"宣言所说的那样，华北之大，再也不能安稳地摆下一张书桌了。读书难以救国，救亡图存，才是一切先进分子的历史选择。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救国救亡的先进分子，展开活动。这时传来共产党的八一宣言，号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得到愈来愈多人民的响应。长征红军没被消灭、胜利到达陕北会师。这些消息不胫而走，鼓舞了一批又一批拥护抗日救亡的青年。在1935年12月9日，终于爆发了著名的学生救亡运动。
1935年12月9日这天的游行示威我没参加。中午吃饭的时候听说学生上街了，被水龙冲了，被警棍打了，有些学生受了伤，有些学生被捕。到了11、12号，我们正上物理课，听到紧迫的钟声，随着呼喊同学们都到体育馆集合。这时候，有燕京大学的几位同学，介绍爱国游行被镇压的事实，讲到抗日救亡的愿望，号召同学们参加救亡的行列，痛哭流涕，慷慨激昂，群情振奋，汇文同学一致决定参加救亡行列。大会上我们读书小组有位同学，提名我做非常学生自治会的委员。从即日起，宣布罢课。到12月16日，参加了北平学联组织的游行示威活动。"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经过曲折、迷悟、探索、追求，从此我执著走上了爱国救亡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