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我说的是我们这个家庭在北大当过学生的几个人的情况。我今年七十四岁了。从“一二·九”算起，到现在已经54年了。看到的、听到的更多更多的事实，说明爱国要爱得正确，是不容易的；爱国要爱得执著，更不容易。有爱国的愿望、爱国的想法、爱国的感情，是好的，但光有这些还很不够。有了爱国的愿望、爱国的感情，一个人也好，一个团体也好，一个民族也好，也可能犯错误。小错误必不可免，大错误则应力求避免。问题是犯了错误怎么办？有的人犯了错误，就沿着错误的道路走下去，一直走到反动的道路，甚至于卖国的道路。问题在哪里呢？犯了错误，能从国家、民族的利益出发，认真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就可以一步一步地走上正确的道路。有人说，爱国有心，报国无门。门在哪里？就在于你诚恳地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只要这样，错误甚至于失败，确实可以成为宝贵的财富，使你更加成熟，更加真诚。错误往往是正确的先导，接受错误的教训，正是进步的新起点。爱国爱得正确尤其重要。我家里的人也好，或者我的同志和战友也好，有些人在一个时期、一个段落，甚至一二十年，都是爱国爱得正确的，都是跟着正确的道路前进的。可是到了一个时候，一个关键时刻，有的人动摇了，有的人转向了。就拿前面我说过的表哥来说，他引导我走上了救国的道路，坐牢一直到1936年同薄一波等同志一起出狱，整整三年，一直很坚强，一直表现很好。出狱以后，他见到我，说想回家看看，他家里人也希望他回去看看。没想到一回家，就不出来了。抗日战争爆发，他重新参加了抗日救亡的活动，但是不是来找党，而是找到蒋经国，在赣南公署干了好几年，下场很不好。
还有延安马列学院，一个经过长征的老干部，毕业以后分配到国民党区做地下工作。被国民党抓起来后，叛变了。还有，一个在马列学院院长领导下的党总支五个常委之一的人，被派回家乡做工作，被国民党抓住以后，也叛变了。
相反，有些人原来走错了路，经过历史的教训，最后走上了正确的道路。其中包括当了战犯的，后来成了爱国的将领。另外我还可以说到陶峙岳将军，他曾经当过新疆绥靖区总司令。到1949年，响应党的召唤，并受到张治中将军的影响，在五十七、八岁的时候，和包尔汉领导了新疆的和平起义。从此以后，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搞爱国事业，屯垦戍边，保卫边疆，建设边疆，做出了很突出的成绩。一直到1981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实现了最高的愿望。
我们北大的同学，有些人在今年那几个月里，也可能做错了事，说错了话，原因很多，但总的来讲，只要认识了，接受了教训，都没有什么不好。党和政府是理解的，人民也会谅解。怕就怕固执错误，坚持错误，不愿意改正错误。
至于爱国要爱得执著，爱得坚定，爱得彻底，坚持到死那天为止，确实是个艰难的过程，要随时准备接受考验。这里核心的问题，是国家命运和个人命运、国家前途和个人前途、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处理不好，可以说是难以爱国爱得执著的重要原因或者说唯一原因。换句话说，就是个人利益、个人命运、个人前途的位置摆得不妥当，就不可能爱国爱得执著。
现在流行一种说法：要以个人为中心，进行自我设计、自我完善。坚持这样的观点，坚持这样的立场，他口头上也说是爱国，实际上很难说是真爱国，即使一时一事爱国，也不可能坚持到底。在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如果把个人利益、自我完善摆在高于一切的位置上，个人主义思想膨胀到极点，不惜损害国家利益、践踏民族尊严，还不知悔改，就难免不走到卖国的道路上。这已经为很多的事实所证明。每个人的一生都会经常遇到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个人前途和国家前途的矛盾。遇到这种矛盾，特别是在这种矛盾尖锐的时候，必须自觉自愿地把国家利益、国家命运、国家前途放在第一位，把个人利益、个人命运、个人前途放在第二位，甘心情愿地、真心实意地以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甚至于牺牲个人利益。我们成千成万的先烈不正是这样做的吗？不正是因为他们这样做了，我们的国家才有今天吗？
或者流芳千古，或者遗臭万年，关键的一点，是把个人的利益、命运、前途，放在什么位置上。据说曹操说过，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这话是否真的说过，需要历史家去考证。但作为一个真正的爱国者、执著的爱国者来说，无论如何不能负国家、负人民，绝对不能时时刻刻想的是国家负我什么，没给我什么，而应该时时刻刻想着我为国家少做了什么，少贡献了什么。对我们这样一些六七十岁的人来说，解放后四十年，和旧中国相比，确实是天翻地覆的变化。用毛主席的一句话来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我们走到大陆的任何一个地方，再也看不到帝国主义侵略者像过去那样污辱、欺凌我们的事情了。但是从历史发展的前途来讲，还是需要我们奋发图强，励精图治，艰苦奋斗，甘于奉献，使我们的国家更加繁荣，更加富强，更加进步。为此也就需要我们年青一代，不止一代，还要下几代，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民族，继续做出贡献，继续做出牺牲。
后记
这份自述，最初由我讲述，请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人记录。这当然只是一份初稿。叙述的逻辑，文字的详略，以及篇章结构，都还需要调整。对事件、人物的回忆和评论，更需要精心推敲，以使严格符合史实。
从2000年起，我约请当代中国研究所程中原、李建斌、夏杏珍、刘志男等四位同志协助我进行这项工作。他们按我的讲述、指点和要求，查找、补充档案材料，调整篇章结构，改善文字表述。对他们整理加工的文稿，我都仔细阅改，补充重要史实，提出进一步修改的意见。他们又认真进行修改。经过三四次反复，又由程中原同志负责统改一道，稿子才基本成形。我又请有关同志进行编辑加工，再由程统一处理，然后由我逐篇审阅定稿。我虽目力不济，但不敢有丝毫懈怠，勉力披览，将所有增补修改之处，一一斟酌敲定。我这样具体地说明成稿经过，一则是要表示我对上述帮助我的诸位同志的谢忱，再则是要说明我对叙述这段历史认真严肃的态度。我要对党和人民负责，我要对历史负责。我要求我的自述站得住脚，经得起推敲，经得起检验。
此稿主旨是写我1975至1987年在中央工作十二年的经历，也历史地涉及其后的两年。
“八九风波”以后，中央交给我的主要任务，也是我从事的主要工作，是研究、编纂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包括创办专门研究机构当代中国研究所。其间我的活动和言行，已经记录在内部印行的《国史讲谈录》(七卷本)中。1975年之前我前半生的革命经历，将另行专门叙述。
竭诚欢迎读到这部书稿的同志和朋友，对其中存在的不当、不足之处批评指正。
2005年2月21日
- 全文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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