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击右倾翻案风”中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
三 胡乔木挨批
传达打招呼会议以后，我们七个人先后开了几次批评、自我批评的会。我们几个人开完会后，在政研室传达，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
我印象深的是，这时批评胡乔木很厉害。最厉害的就是李鑫。其他几个都跟着李鑫的调子说。他们在西四院的争论，有些事我不知道。有一次，李鑫在会上大发脾气，说康生叫你来编毛选，说是协助我的，结果变成你为主了。还说胡乔木对主席的阶级斗争理论一窍不通，甚至骂胡乔木“是个什么玩艺儿”。批得胡乔木都坐不下去了。在西四院的几位，受李鑫的影响吧，也都批得比较厉害。会上责成胡乔木认真交代，认真揭发，给他一段时间。在这种会上，我没有讲什么话。有时说一点要心平气和啊这一类他们不爱听的话。总之，我们几个负责人在对胡乔木的问题上明显是两种态度，西四院是只批不保，武臣殿是一批二保。
在这一段紧张的时间里，有一次，别人都走了，只剩我和胡乔木。胡乔木对我说，想不到啊，过去多年的挚友，遇到现在这种局面，就不讲朋友了。从此以后，到“反击右倾翻案风”收场，胡乔木有什么苦都向我诉，在我这里寻找一点同情。他的情绪很坏，身体也不好，有时竟不想活了。我总是劝他，安慰他。我这个人，在人家困难的时候，总要帮人家一下。这时我下了一个决心，同我有关的事情，不要给朋友找麻烦，我能担起来的都担起来，给朋友减轻一点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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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在周总理逝世的日子里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去世，我们研究室同全国人民一样，同声哀悼。研究室的每一个^都多次到天安门去，但后来追查，谁也没有在台上讲过。在此期间，我多次坐车到王震那里去谈天，每次都经过天安门，看到广场上有很多花圈，很多人。新华社的内部"参考资料"，每天都出二、三本，全世界哀悼、怀念周总理，全世界对周总理都高度评价。一个共同的说法，26年的贤宰相，中国历史上设有过，世界范围连续二十多年当总理的，也没有。到中国来访问过、见过周总理的不少人，都写了文章，回忆周总理的风范。许多人发来唁电。"参考资料"都登了，持续的时间很长。当时，我把新华社发表的这些文电都看了，非常感人。比如，日本的一个乒乓球世界冠军，女的，周总理知道她不能生孩子，专门请她到中国来，请医生给她治。走时祝她能生孩子，有了孩子一定捎个信来。
总理去世以后，全国陷入悲痛之中，谁来代替周总理呢？全国都关心。当时传说很多，我的想法，理所当然是邓小平。尽管他犯了错误，但已经检讨了，过关了。出乎我的意料，也出乎人们的意料，选定的代总理竟是华国锋。2月2日，中央发了1976年1号文件，任命华国锋同志为代总理。我们感到华国锋政治上可能弱一点，但也没有反对的意思，心想，选的对还是不对，看一看吧。
对此，有的人是十分反感的。张春桥读了1号文件后，写了一个《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表达了"四人帮"的心理，代表了他们的政治倾向，他们的立场。不仅反映他们对邓小平、华国锋的不满意，而且也反映他们对毛主席的愤恨，同时也暴露了张春桥要争夺领导权、当国家总理的野心。"四人帮"确实有这种心理，邓小平没有资格代替周总理，被我们打倒了，你华国锋有什么资格接替他？邓小平垮了，怎么选来选去又选了华国锋，就没有看中我们？张春桥说，"又是一个一号文件。"去年的一号文件是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今年的一号文件是由华国锋任代总理。"又是一个一号文件。去年发了一个一号文件。"咬牙切齿，真所谓满腹冤仇，一腔恼恨。然后讲，"真是得志更猖狂。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你邓小平搞了一个七、八、九，而你华国锋也必定如此，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邓小平一年垮了，你华国锋也长不了。完全是一种憎恨、讽刺、诅咒的语调。他还引了宋朝王安石咏"元日"的诗句"总把新桃换旧符"，讲出了他们想篡党夺权的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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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毛主席重要指示》的下发和思考
1976年3月3日，中央发了4号文件，印发了《毛主席重要指示》。是毛主席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发动和领导回击右倾翻案风斗争中所作的多次重要谈话，说是经过整理，并经毛主席审阅批准的。《中共中央通知》说："现将《毛主席重要指示》印发给你们，请你们组织县团以上干部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坚决贯彻执行。"
“四人帮”粉碎以前已经听说，毛主席这个时候已经说不清楚话了，只能靠长期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从他的口型来辨别他说的是什么意思。我最近反复看了这些重要指示，虽然有一些不准确的东西，但基本思路还是主席的。
1 邓小平的看法
小平同志也说，从主席的这些讲话里头可以看出，主席的思路已经乱了，前后不一致了，逻辑也不通了。对“文化大革命”总的评价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又讲“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既然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怎么好说错误只占三分呢？没有道理。过去批王明就是打倒一切，成了路线错误。有些说法比较矛盾。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是：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有所不足方面。错误具体讲就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但对“打倒一切”，又说其中一部分是打对了，例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先不讲刘是打错了，许多同志有错误，但也不应该打倒啊。讲“全面内战”，说无战争经验已经十多年了，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一个锻炼。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护伤员，这不好。这样讲就有点文过饰非，对自己发动的“文革”粉饰太平了。
2 毛主席的思路同"四人帮"的区别
但从这些指示也可以看出来，毛主席的思路和“四人帮”的思路是两回事。
如对老同志，主席提到，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有抵触，不理解，甚至反对。可是到了“四人帮”那里，就是另一种说法，老干部就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一个讲的是一部分，一个讲的是整体。主席对老同志还有原谅的方面，他说，有些老同志七八年没管事了，许多事情都不知道，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有些人受了点冲击，心里不高兴，有气，在情理之中，可以谅解。“四人帮”则是完全对立，凡是不跟他们走的，都是他们的敌人。
对知识分子的估计，主席说的是大量的是改造好的知识分子，老九不能走。到了张春桥那里，知识分子全都成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全面专政的对象了。
对青年干部，主席说，年青干部中有坏的，如蒯大富。“四人帮”对跟他们走的青年造反派，则是全面肯定，一概保护。
特别是对邓小平同志。这时批邓也升级了，老帐也翻出来了。说邓小平，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讲到“三项指示为纲”，说“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这的确是主席的思想。还说，小平从来不谈心，人家不敢和他谈话，也不听群众的意见。当领导此作风是大问题。这同过去讲的政治思想强，会打仗，会反修等不同。可是底下主席还讲，他是人民内部问题，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说邓愿作自我批评，要帮助他，批他的错误就是帮助，顺着不好。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而“四人帮”对邓小平则是彻底打倒，一棍子打死。
《毛主席重要指示》下发以后，“四人帮”的舆论就是接过毛主席的话走到极端。当时他们鼓吹两个论点，大造舆论。一个，老干部就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另一个，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对小平同志主持工作这一段，他们一个一个地、全面地批驳。他们掌握了舆论阵地，只是一种声音。几个报刊都是他们控制，别的都不让出。报刊上一个调子，舆论一律。什么事情都上纲。铺天盖地，很厉害。他们总是利用毛主席的一些话大做文章，讲他们极左的那一套。
主席说，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他们就在全国鼓吹所谓资产阶级三阶段的理论：自由资产阶级，垄断资产阶级，党内资产阶级。说什么垄断资产阶级进入第三个阶段，就是共产党内有个资产阶级。既然资产阶级发展有三个阶段，成为规律，那末，理所当然，就要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这个全面专政开头是借毛主席的名义，是发挥毛主席的论点，到后来，干脆就说是张春桥的思想。过去说只承认阶级斗争，而不承认无产阶级专政，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而现在呢？只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不承认无产阶级要实行全面专政，也不是马克思主义。吹嘘这是“张春桥思想”，是第四个里程碑。为此，国务院政研室写了一篇《敌我关系的根本颠倒》的文章，同他们辩论。我们说，资产阶级在哪里，在党内，是什么意思呢？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在共产党内，并不是整个党都是资产阶级。
毛主席的理论指示是1976年2月底下发的。到1O月粉碎"四人帮"，时间不长：只7个月。毛主席晚年的错误，同"四人帮"的理论和实践有一个界限，他们打着主席的旗号，贩卖的货色是他们的货色。为分清这个界限，过去做了一点工作，看来现在还要继续做。1979年叶帅的国庆讲话和1981年通过的《历史决议》，对这个问题作了划分，现在看来还要继续做这方面的工作。
3 毛主席看到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是不是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主席看到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问题，会不会有人把资本主义复辟的愿望变成资本主义复辟的行动。有没有这样一个合理的因素在里头？1983年整党时叫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包括对毛主席的晚年思想，包括这一套防止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统统彻底否定。讨论《历史决议》时，有些人提出这个问题，毛主席这些思想里头，它的本质的东西，是不是预见到了会出现什么问题。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思考。从"文革"十年的经验。加上"文革"后十几年的经验，共二十几年，不仅国内的，还有国际范围里头的经验，可以看出，这个问题应该引起严重注意。历史还要发展下去，这个问题不能忽视，无法回避。
同发达国家资产阶级打交道的社会主义国家，有可能产生一个新的资产阶级。这个新的资产阶级要依附于国际资产阶级。第三世界国家，不用说也存在这个问题，不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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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情况和一九七六年二月的"打招呼"会议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发动起来，全国上下，黑云滚滚，形势非常严峻。部门也好，地方也好，原来在职的干部也好，刚恢复工作的老干部也好，凡是积极推行邓小平同志这条路线，积极进行整顿的，统统挨整，都成了批判的对象。所谓“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②搞复辟啊，就是这些老同志，这时都挨批、挨斗，都受压，压得很厉害。其中如陈丕显，他是赶上了最后一班车，让他先去云南，后来回到湖北。据说，邓小平这时已经被隔离了。
天安门事件以后，邓小平同志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同时发了通知，在叶帅休养期间，陈锡联代管军委日常工作。还发通知收回1975年军委扩大会议上邓小平、叶剑英的讲话，认为这两个讲话是错误的，不要执行了。这样一来，叶帅实际上靠边站了。当时，李素文是人大副委员长，兼国务院财贸小组组长。实际上也不要李先念同志管财贸工作了。孙健是副总理，代替王震管交通各部门，王震实际上也靠边站了。重点部门、重点地区、重点人物，纷纷挨整。政研室不用说了。中国科学院，柳忠阳受"四人帮"的指使，整胡耀邦、李昌，同时进去的王光伟屈服。教育部整周荣鑫，整到当场昏厥，当天夜里死掉。迟群不仅管清华，还实际上管了教育部。刘西尧在那里主持工作，被迟群架空。国防科委整张爱萍，张住院，带着氧气袋参加批判会。铁道部原来的副部长郭鲁，纠合一伙人整万里，把万里挤倒。计委整余秋里，余就请病假。房维中只好到干校去躲风。外贸部整李强，说是卖国部。
地方就是“翻烧饼”。最厉害的是杭州。开始把谭启龙扶起来，造反派坏头头张永生调到河北王国藩的公社，在那里劳动锻炼，翁森鹤抓了起来。浙江是三上三下。河南也有反复，原来河南是纪登奎在此起家，在整“双突”时他回去整过一下河南的问题。当时万里分管铁道部，纪分管地方，还是积极拥护邓小平的。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河南有一个反复。地方反复大的特别是铁路的一些大站，徐州、郑州、太原、兰州等。
在这样一个大的形势下面，华国锋于1976年2月19日、25日分别召开了两次打招呼会议，要受"修正主义路线"影响的干部"转弯子"。这时的简报等，我没有看。
1976年2月25日晚，华国锋主持十七个省市来京同志座谈会，讲话，打招呼。这时，政研室已经发生了农伟雄告状的事。因此，国务院政研室参加这次打招呼会议的人，除胡乔木以外，还有一个农伟雄。粉碎"四人帮"以后，李先念、纪登奎等国务院的同志，对政研室的问题很注意，问农伟雄是谁通知他参加打招呼会议的。他们不知道，很显然是"四人帮"通知的。
这次打招呼会议，也是经过毛主席批准的。同11月24日那次打招呼会议比，当然是升级了。那个会没有点邓小平的名，而这个会呢，点了邓小平的名；那个会批邓小平是三个"总是"：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总是要翻案；这个会要求各级领导深入揭发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错误"了。华国锋传达毛主席的话："错了的，中央负责。"接着说，"政治局认为，主要是邓小平同志负责。"并说："中央认为，应该划一个界限，以这次会议打招呼为界，这次会议前的问题，中央负责，有这样那样问题的地方，应转好弯子。这次会议后，还不转过来就不好了。"受"修正主义路线影响犯有错误的同志"怎么办呢？"要带头揭发、批判，在揭发批判过程中转好弯子"，"要在认真学习毛主席指示，同干部、群众一起参加批判邓小平同志修正主义路线错误的基础上，提高认识，提高觉悟。有的，要在一定范围内做自我批评。"华国锋强调："当前，就是要搞好批邓，批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错误路线，在这个总目标下把广大干部、群众团结起来。"整个运动的部署，要"在党委一元化领导下进行。不搞串连，不搞战斗队。"要求对犯错误的同志，"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不要揪住不放。不要一棍子打死。"并提出"注意不要层层揪邓小平在各地的代理人。"
通过华国锋的这个打招呼讲话，就把“反击右倾翻案风”同“批邓”联系在一起了，邓小平的错误性质也从“右倾翻案风”升级为“修正主义路线错误”。政研室因为出了一个农伟雄，直接参加了打招呼会议，运动就由和风细雨变成紧张激烈，整个气氛使人缓不过气来。从此，政研室专门揭发批判，什么工作也不能干了。我们几个负责人，专门作交代、揭发，作自我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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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国务院政研室的“批邓”
1 "四人帮"爪牙掌控政研室
毛主席10月批评邓小平转交刘冰等人来信以后，形势就逆转了。1976年1月17日，小平同志就给乔木同志说，政研室的事情，他不管了。他受到主席批评，听候中央处理。有一段时间，政研室成了断线的风筝，上不着天，下不着地，谁也不管我们，我们也不找谁管。到了农伟雄告状，主席批准开打招呼会议，政研室的运动实际上就是由"四人帮"控制了。
这里讲一下农伟雄告状的事。
1976年2月7日，农伟雄给姚文元写信，请姚代转2月3日给毛主席的一封信。姚文元一收到就立即加上批语转送。毛主席2月12日批示："印发政治局送胡乔木同志一份。"
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农伟雄曾经说过，他的信是新华社的人让他写的，可是后来他否认了，说是他自己酝酿了很长时间写的。我看很可能是姚文元经过什么人授意的。姚文元收到信后，给农伟雄写了一个条子：你的信收到了，希望你再把几个什么问题写清楚，给我报告。
1976年2月25日的打招呼会议不知是什么人直接通知了农伟雄。散会时，江青、姚文元同他"亲切"握手，说，你的信写得很好。姚文元当着农伟雄的面对胡乔木说，"你的任务就是揭发。"又要农伟雄"把政研室的运动搞起来"。实际就是要胡乔木靠边站，让农伟雄夺权，来管政研室的运动。
胡乔木开过打招呼会回来以后，把会议精神，就是批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错误”这个东西传达了。运动的领导，请示国务院，成立了一个领导小组，名义上胡乔木当组长。胡乔木提名让农伟雄当副组长。农伟雄对胡乔木讲，你要交代问题，一些活动、会议由农主持。后来，又把我和胡绳加到领导小组中去。领导小组成员为胡乔木、农伟雄、邓力群、胡绳、秦宝来，按这个顺序排列。以后，又把我和胡绳两个排除出去。由此，在政研室里就形成了“三少一老”，闹得不可开交。“三少”就是农伟雄、赵乾德、周锡荣，一老是王飞。
这次打招呼会以后，姚文元从新华社派来两个记者，人民日报也派了记者，常驻政研室，找人谈话，出席会议，实际是监视我们，收集材料，向姚文元写汇报。一方面，国务院领导不管我们，另一方面，姚文元通过内部扶植起来的农伟雄、外面派进来的记者管我们。打招呼会议以后，实际是姚文元管了政研室的运动。姚文元说过，从打招呼会议后，政研室的简报给他提供了很多材料。姚文元在新华社范围里头，曾两次表扬农伟雄。说农伟雄材料整得好。他在你们这里默默无闻，可是到了政研室，起了很大的作用。
回过头来想想，很可悲。农伟雄算什么人物，一个参加工作不久的资料员，钻营投靠“四人帮”，那时竟可以在政研室指挥一切，控制一切。
他们除了用合法途径，整简报，通过新华社上送材料，还私下里分头给“四人帮”写信。7月2日，农伟雄给张春桥写信。华国锋任总理之前，农曾评价，华国锋这个人没什么理论著作，张春桥大文章一篇又一篇，有理论。9月6日，给姚文元写信，报告工作，请求接见。有一个材料写得很肉麻，用"是你怎么样、怎么样"那种口气，吹捧姚文元。毛主席去世后，9月14日给江青写信，表示"胜利一定属于我们"。他在自己的日记中讲，我的生命和整个的运动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引用《红楼梦》中一句话："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这个人是小个子，功于心计，脸上不露春夏秋冬，当面撒谎不脸红。确实想从此爬上去。"三少"中的赵乾德，张牙舞爪，内心的东西不加掩盖。农伟雄不动声色，但很动脑筋，各种部署在日记中写得很清楚。两个人成为鲜明对比。中央党校来的周锡荣是军师，替农伟雄进行战略分析，分析我们几个负责人。排在正确路线一边的，是李鑫同志。犯错误严重的有三个：胡乔木、邓力群、于光远，最主要的是胡乔木，其次是邓力群。王飞说，运动一来他很害怕，只好跟上，出了什么坏点子也说不上，只能是敲一敲边鼓，有时提示一点年轻人不懂得的要害问题。
2 胡乔木的揭发没有实质内容
农伟雄与“四人帮”接上头，并实际上掌握了研究室的领导权，搞了七次揭批高潮，一次比一次厉害。
先是揭、查所谓政治谣言。把我们在会上传达过的毛主席的话，引用过的毛主席的话，“老九不能走”，“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园丁之歌》说是“香花”，等等，都说成是政治谣言。
然后，集中揭发邓小平。调子越来越高，压力越来越大。这样，我们的调子也就不能不高起来。乔木的日子日益难过，实在过不了关，在会上有几次发言。接着，乔木写了十几条，揭发、上纲，但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事情。我相信在乔木和邓个别谈话时，谈论“四人帮”的事不会少，但乔木一件都没有揭发。胡乔木3月2日的揭发交代，毛主席批示：印发政治局(给胡乔木一份)。这份材料里讲了他同邓小平的20多次会见，包括邓同我们一起读毛选，同他单独见面，没有出格的话。
3 我成了第二号揭批对象
此后，就是揭批“三株大毒草”。在政研室，集中力量批《论总纲》。《工业二十条》后来也批判了几次。
“天安门事件”之后，我成了乔木之后的第二号揭批对象。一次揭发“黑画”，③上纲很厉害。这时，有人找郑惠、徐道河说：现在事情日益严重，只能保于光远，不能保邓力群了。他要两人出来揭发，说“黑画”问题上邓力群有责任。郑、徐两个当晚来找我，说此事与你一点关系都没有，而某人却要我们把赃栽到你头上，怎么能这样做呢。
在干校的时候，有一次一些人在厢房内议论一些事，我住在堂屋里。当时我已经“解放”，还没有恢复组织生活。厢房同堂屋是通的，他们议事没有我参加，但也不避我，所以他们的谈论我自然而然都听到了。只听徐道河说，揭发批判时，你上纲牵强附会，我批判东拉西扯，本人做检查也不免有些言过其实的东西；但在定案时都要把这些东西排除掉。就说邓力群吧，大家揭发批判的东西很多，他本人交代中间也可能有些过头的东西，但我们定案时，都要把这些东西排除掉。徐道河，我很早就认识他，这个时候能这样办，我觉得不简单，是个讲党性、够朋友的同志。郑惠后来有这样、那样的毛病，但在当时那种紧要关头，和徐道河一起来找我，没有按照那个人的想法办，也不容易。
尽管有这样那样的插曲，总的来看，我们七个人奉命批邓，没有出格。乔木过头一点，传出去后，老干部普遍不满意，但总的来说，乔木也没有按当时的风向给邓添枝加叶；共同的调子都还是按对当时中央文件的领会来说话。人们后来把我们几个人的话加以比较，如在会上，关于《论总纲》，我曾说：每个观点、每句话、每个提法都由我负完全责任，其他人不承担任何政治责任。本来这也是事实，我不过是如实地承担了责任，而这件事居然得到人们的普遍赞扬。这说明一点，在党内斗争中间说真话可不容易啊。王震同志多次和很多人说，邓力群在“文革”期间、“反击右倾翻案风”中保了邓小平，没有上推下卸。邓小平同志也认可此事。很多地方传，小平同志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一个半人顶住了，半个刘仰峤，一个邓力群。说真话，本来是一件很普通的事，人们之间有各种接触，不能因为党内斗争尖锐，就把自己说的话推给别人，把别人没有说过的话，没有做过的事，牵强附会，上纲上线，甚至加以捏造。
4 "四人帮"想搞第二个中心
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四人帮”想搞第二个中心。前面说过，1976年2月，华国锋召集了两次"打招呼"会议：第一次是2月19日，第一批五个省市的负责同志；第二次在2月25日，又找了十二个省、市、自治区和部分大军区的负责同志，一共十七个省、市、自治区，华国锋讲话打招呼。此后，又搞了第三批，是另外的十二个省、区和几个大军区，3月2日来京。江青自作主张，召集第三批来京的十二省区负责同志开座谈会。会上，江青就"风庆轮"问题④大做文章，批邓小平。就在这次会上，江青说，研究室的材料证明了国务院政研室是邓小平的谣言公司，邓小平是总经理，胡乔木是副经理。这不是要搞另一个中心吗？对这件事情，江青他们受到毛主席指责。3月10日，毛主席对风庆轮问题请示报告批示："(材料)不应该印发。此事是不妥的。"
在组织上，“四人帮”也想搞第二个指挥中心，受到了毛主席的批判。当时，舆论完全被他们控制了。后来发生了天安门事件，说明是有两个中心，两种意见。激起群众义愤的是4月4日送的花圈，当天晚上就收起来烧了。4月5日群众就起来，"还我花圈！"这边就组织镇压。当天晚上，吴德讲话，限定时间离开。过时，就清场，抓人。运动遍及全国，起到了"四人帮"意想不到的作用。越是压越是激起群众的不满，越是暴露"四人帮"的穷凶极恶。"四五运动"确实是全民性的。各种观点的人这时都走到了一起：悼念周总理，批判"四人帮"。
1977年11月我们到了社会科学院，经了解社科院的人都到天安门去过，目的都一样。在这个运动中，干部子弟起了好作用。老干部没有去，但更多的是他们的子女代表了他们的老子的意见，一方面对"四人帮"不满意，一方面对邓小平同志受那种对待表示不理解。这样的革命运动，经过"四人帮"的歪曲，经过毛远新的汇报，到了政治局、毛主席那里，确定天安门事件为反革命事件，撤销邓小平的职务。江青想开除他的党籍。毛主席说，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邓小平被撤职，运动跟着升级。经过报纸，大造舆论，批三株“大毒草”，《论总纲》是主体，《汇报提纲》、《工业二十条》是两翼。说《论总纲》是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政治纲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同林彪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何其相似乃尔。
大约3月初，华国锋主持第三批打招呼会后，要国务院管政研室的工作。国务院政治部副主任贾鲁峰找我谈话。他问我：你还有《论总纲》的底稿吗？我说有。他要我把底稿给他，并写一个报告。报告是由我口述，罗立韵同志笔录的。《论总纲》的第二稿、第三稿也都给了他。我把经过情况说得清清楚楚，邓小平并没有授意。可"四人帮"硬说《论总纲》是邓小平授意写的，是复辟总纲。可见他们是怎样不顾事实，诬陷小平。
当时我的心态是，华国锋当了总理，邓小平撤销了职务，对邓小平同志继续主持工作的希望破灭了。但是，毛主席还保留他的党籍，以观后效，感到还是宽大。感到这同“文化大革命”前期不一样，对老干部还有所谅解。因此，对主席没有什么埋怨。觉得毛主席这一套，包括提法和措施，同“四人帮”搞的不完全一样。对华国锋不寄多少希望，但也没有什么反感。这时已传出“你办事，我放心”的指示。可以看出，毛主席不愿把国家交给“四人帮”，对华国锋感到放心。交给华国锋以后怎么样？看看吧。
6 问题升级和我的态度
我的问题，从运动开始，就一级一级往上升。到天安门事件以后，农伟雄就说，邓力群的问题已升级了。作为我来讲，不交代不行。在党内，他们还是代表组织，政研室是中央直接管的，不能不交代。当时没有想这些东西交代出来会有什么后果，会招来什么横祸。作为一个党员，很坦然，做的事没有需要隐瞒的。每次交代我自己的事情的时候，确实没有什么顾虑。从“文化大革命”整个过程中，我每一次写信，每交代一个问题，都是很认真的。讲每一件事，我都没有坏心，没有算计过谁，没有不可告人的心思。既然你要知道，就如实地讲，对自己有什么后果，我不去想。可是有一条，不能因为我的揭发而使别的同志受到牵连。凡是遇到这样的事，要不不提，要不就说这件事主要由我负责。我在红旗时，遇到这篇文章、那篇文章受指责，我都承担起来，说这是我布置的，主意是我出的，稿子是我定的。
有些事情，明明是胡乔木交给我的，如《海霞》问题，那时，胡乔木说，你可以告诉他们，现在可以写信了。在交代时，我没有交代是他的问题。我们这些老家伙确实经过了锻炼，谁也不说谁，各人只讲各人的。农伟雄就说，你们好像是商量好的。看起来好像有分工似的，实际上没有。我们几个人很默契。在交代时，中央没有点名的中央领导同志，我们都不说，这也是一种默契。中央点了邓小平的名，我们也就只讲邓小平，而且按事实来讲，最多讲完以后，跟着中央的口径加上一顶帽子。我们一般不跟报刊的调子。
后来，我们搞了运动总结。我们政研室的七个负责人，总的说还是合格的。总结有几条，现在看来比较平淡，在当时那种险恶的情况下面，做到这一些已经很不容易了。总结中有这样几段文字：
对于“四人帮”在运动中的另搞一套和农伟雄、赵乾德的倒行逆施，政研室绝大多数同志极为不满，采取种种方法进行抵制。政研室的几位负责同志，当时同上级领导失去联系。在室内也难以相互接触和同群众接触，又面临着“四人帮”与农伟雄里应外合、内外夹攻的政治高压。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仍然坚持做到了以下几点：
一、“四人帮”和农伟雄妄图从政研室负责同志身上压出攻击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材料，七位负责同志抵制了这个罪恶企图，严格遵循党中央指示的精神，在揭发批判中，丝毫没有涉及邓小平同志以外的中央、国务院任何领导同志。
二、“四人帮”诬蔑政研室是“邓记谣言公司”，诬蔑邓小平同志“通过政研室制造和散布了大量政治谣言”，七位负责同志坚决抵制了这个诬陷。
三、在他们的交代揭发中，除记忆差错外，事实本身没有出入，没有涉及到邓小平同志和他们谈到的有关同王、江、张、姚斗争的事情。
四、在他们的交代揭发中，保护了政研室内外同“四人帮”作过斗争的许多同志。
五、七位负责同志在一九七五年工作中议论的有关“四人帮”的事情，都没有互相揭发。
六、六位负责同志对胡乔木作了揭发批判，但是，胡乔木同志对他们没有作任何揭发批判。
这些情况说明，政研室的负责同志在最重要的问题上，坚持了中央四号、五号文件的精神，抵制了“四人帮”的另搞一套；在十分复杂尖锐的斗争中，经受住了考验，没有被“四人帮”压垮；“四人帮”竭力要从他们那里压出最需要的材料，用来打倒中央和国务院一大批领导同志的反革命阴谋，没有得逞。
但是，也要指出，七位负责同志在揭发批判中，不同程度上都说了过头话。有些超出了必要的范围，有些上纲出了格；在这一方面，胡乔木同志一九七六年三月二日的揭发批判材料中，表现得很明显。对于受党教育多年的老干部来说，这是很不应该的，需要从中吸取教训，引为鉴戒。
7 最后一次检查
10月6日，这时"四人帮"印的批"三株大毒草"的小册子七八千万册已发全国，政研室开我的批判会，实际上这是最后一次批邓力群的会。批判中我先交代。朱佳木听了以后颇为感动，说，听了邓力群的交代，感觉邓力群在控诉，不是在揭发交代。
我回忆一下，那次检查交代，是这个意思。我说，“文化大革命”前，犯了一个大错误，帮助刘少奇重新出版《论修养》。虽然不是由我决定的，但是，如果那时我消极一点，就可能出不成。我当时做的工作最多，也最积极。为什么有这样的积极性呢？就是“大跃进”时期，看到听到，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面，实行错误的政策，采取错误的方法，使得我们的人民受到危害。有些事情惊心动魄。没有想到，共产党掌握了政权，经过共产党员的手，使我们人民受到危害。这在我一生中感受最深。开始不知道，后来揭发信阳事件，青海的问题，四川的问题，非常震惊。由此产生强烈的要求，共产党员一定要真正按党员标准办事。纠正各种旧社会带来的东西，很需要我们的党员从沉痛的事实中得到教训，应该学习《论修养》。有这种强烈的愿望。
“文革”快结束了，又犯了一个大错误，写了《论总纲》。为什么会写这么个《论总纲》呢？我很积极，很认真，我接受任务以后，恰好看了邓小平的大寨讲话，看到邓小平同江青的争论，针锋相对，面对面的作斗争，前面一段讲了形势大好，形势逼人，大好，即近半年来各方面的工作有起色，逼人呢？四个现代化是我们的严重的任务，估计国际形势，有五年或更多的时间不会打仗，我们就要在这几年里努力。由此我讲到，在60年代，我们科技同外国差距不大(现在看来对我国估计高了)，经济发展，差距还在缩小，"文化大革命"又拉大了差距。有一件事使我吃惊，那个时候，台湾一个地区的进出口贸易总额超过我们大陆的贸易总额。后来我又讲到，我青年时来北京上学，遇到"九一八"事变，日本占了东三省。身受日本侵略的欺负，中华民族如果经济上老落后，非挨打不可。现在有这么个机会，我们就应该努力，把实现四化的任务搞好。那天检查交代，无非讲了这些意思。
8 读史感想
当时不过是一种悲愤的心情，但同“文革”初不一样，除了交代，我读点书吧。我除在干校读了很多书，在北京又读了《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国榷》，接着又读《明史》。还没有读完，“四人帮”垮台了。
在读书时，划了不少杠杠，做了不少记号，现在翻一下，还有感受。比较深的一点，就是历朝皇帝，要主动让出自己的皇位是不简单的。汉武帝征和元年发生掘太子宫的巫蛊事件，引发长安大战，死几万人。唐太宗，几次废立太子。特别是宋太宗，他好长时间不立太子。在开封，人家劝他立太子，就是不想立。后来立了新太子。让新太子同群众见见面吧，结果太子在开封公开露面，受到热烈欢迎。这一下对宋太宗刺激太大了，他叫贞明太子，我叫什么？把我放到什么位子上。那个宰相不错，说皇上有这样好的一个太子，不是证明你的英明吗！太宗听了，宽慰许多，但内心还是久久不能平复。诸如此类。读到历史上的这些事情，不由得生出许多感慨。
天安门事件后，还有两件事值得说一下。
天安门事件以后，公安部要搞个纪要，讲对走资派实行专政。当时在北京对走资派进行侦察。有一些公安人员来我这里，说没有房子住，要借我的房子住一阵。不知是不是对我侦察。
另一件是，7月全国开计划会议，上海的黄涛，辽宁的杨春甫⑤，一南一北，在会上发难，指名攻击1975年的国务院务虚会，指名攻击《工业20条》。说党中央各部门实行条条专政，涉及的范围很宽，涉及到过去买船租船，涉及到进口化肥设备，出口石油，说外贸部卖国，周恩来、邓小平都是买办资产阶级。1975年国务院务虚会上表现活跃的几个部门都成为攻击对象。有几个人开始转向。
唐山大地震以后，政治气氛缓和，当时没有感到危险，确实老人家接受了过去的教训。
“四五”运动中，我的女儿罗小韵当时经常到天安门去拍照，我也从中得到一点实际材料，后来销毁了一些东西，拍照的底片转移出去了。儿子邓英陶从插队的河南回到北京，我不让他回去，就在北京读《资本论》、《剩余价值学说史》。他在河南期间没受批判，但是，教育部下去对他调查了一番。
注释：
①11月2日晚，毛远新按毛泽东的指示找邓小平、陈锡联、汪东兴开会，这次四人会议可以看作是政治局内批邓的第一次会议。11月3日，毛泽东听取毛远新关于四人小会情况的汇报后，指示继续开会。讨论当前两条路线斗争。讨论限于"文化大革命"问题，做个决议。并指示扩大一点人，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张春桥也参加，八个人先讨论，吵也不要紧，然后政治局再讨论。11月4日即开了第一次八人会议。11月7日又开了第二次八人会议。按毛泽东的部署，11月20日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对"文化大革命"评价问题，政治局成员十七人参加。会议由邓小平主持。胡耀邦、胡乔木、周荣鑫、李昌、刘冰列席会议。会上，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对胡乔木、周荣鑫进行指责。
②语出《论语·尧曰》："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意为复兴灭亡的国家，承续断绝的世族，举用隐逸的人才，天下的民众就会从内心归服。"四人帮"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用它来指责、诬蔑周恩来在林彪事件后解放、起用老干部是搞翻案、复辟。
③1974年2月15日至4月5日，"四人帮"在中国美术馆和人民大会堂举办所谓黑画展。这个黑画展矛头是对着周恩来的。此前，周恩来曾指示：出口工艺美术品只要不是反动的、丑恶的、黄色的东西，都可以组织出口和生产。又说，风景画不能叫"四旧"。黑画展展出的18名作者的215幅作品，就是有关部门根据周恩来指示组织创作的。陈大羽的"公鸡"、黄胄的"毛驴"是被诬为黑画的最有名的作品。在黑画展的影响下，上海、陕西等一些地方相继办起类似展览，据不完全统计，被"四人帮"一伙定为"黑画家"或受到株连的美术工作者有上百名。1975年对黑画展有所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