④风庆轮是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一艘万吨货轮。1974年国庆节前，经过往返上海一罗马尼亚、历时150天的远航归来。"四人帮"自"文化大革命"以来，一直在远洋航运业中造船还是买船、租船的问题上大做文章，诬蔑、攻击刘少奇、周恩来等"崇洋媚外"、"卖国主义"。在风庆轮于1974年初重载试航阶段，就曾借批判远洋运输公司和交通部"崇洋媚外"来影射攻击周恩来等是"70年代的李鸿章"。在此次远航归来时，又寻机惹事。国庆节后不久，"四人帮"收到他们在上海的亲信写的万言长信，知道风庆轮副政委和实习三副在远航途中反对批判所谓造船、买船问题上的"崇洋媚外"、"卖国主义"，还对王洪文、上海市委和京剧样板戏颇有微词。1O月14日。江青在登载《"风庆"轮的问题》的《国内动态清样》上作了不少批注，并给中央政治局成员写信，说"交通部确有少数崇洋迷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这种洋奴思想、爬行哲学，不向它斗争可以吗？"说那个副政委"是钻进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提出"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措施"。王洪文当天即表示"完全同意"。张春桥、姚文元也在同一天写下批语。张强调这是造船工业上"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姚认定这个副政委"代表一条修正主义路线"。10月17日晚中央政治局会议快结束时，"四人帮"又突然提出"风庆轮问题"，江青质问邓小平对这个问题是什么意见，要邓立即表态。邓说，我已圈阅了。对这个材料还要调查一下呢！江进一步逼问：对批评洋奴哲学是什么态度？是赞成还是反对？邓回击江说：政治局讨论问题要平等，不能用这样态度待人。这样政治局还能合作？强加于人，一定要写出赞成你的意见吗？张、姚一起指责邓。江更对邓大肆攻击和谩骂。邓连说"我要调查"愤然离开会场。张看着邓走出去，说我早知道你要跳出来，果然跳出来了。政治局会议上争吵以后，"四人帮"星夜密谋，第二天(18日)王洪文飞往长沙，就风庆轮事件争吵经过向毛泽东诬告，诬陷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进行篡权活动。毛泽东没有听信谗言。1O月20日接见邓小平后。毛泽东要王海容、唐闻生传达他的意见，要邓小平做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并说，风庆轮的问题本来是一件小事，而且先念等同志已经在解决，但江青还这么闹。但是。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江青于1976年3月2日私自召集十二省区负责人座谈会，在"风庆轮"事件上大肆诬蔑、攻击邓小平。
⑤黄涛：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杨春甫：时任中共辽宁省委书记。
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解散前后
一 毛主席逝世以后
9月9日，毛主席逝世。全党同志、全国人民非常悲痛。这个时候华国锋讲，悼念毛主席，一方面要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另一方面，还要继续深人"批邓"，继续"反击右倾翻案风"。在当时，华国锋也不能不这样做。
这时，“四人帮”认为机会来了，加紧了夺取最高领导权的活动。9月9日毛主席去世，9月16日两报一刊的社论，除了深入批邓以外，讲毛主席有个"临终嘱咐"。把毛主席的一句话，"照过去方针办"，改成"按既定方针办"。经过他们修改的"临终嘱咐"，在社论中反映出来。华国锋传达这一问题时，发现他自己的笔记很明显地记的是"照过去方针办"。可江青他们传出来的就修改了原话，逼着华国锋声明，毛主席讲的是"照过去方针办"。六个字改了三个字。华国锋同时传达的还有毛主席谈话时亲笔写下的两句话："你办事。我放心。""慢慢来。不要着急。"毛主席让华国锋当第一副主席，华国锋表示了一句，他能力弱，不能担此大任。毛主席就说了"你办事，我放心"这些话，意思是就要这样的人来当第一副主席。
10月4日，《光明日报》专门发表文章，题目叫《永远按毛主席既定方针办》。在政治局内部，江青正式提出，毛主席身边的文件，全部应该交给毛远新来管。这件事大多数人不同意，否决了她这个意见。全部文件封存，继续由中央办公厅来保存。从后来的事情看得很清楚，他们知道，主席文件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批评他们的，对着他们的。如果这部分文件被他们掌握了，他们就可以用来为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服务，或者毁掉，或者篡改，就像改那六个字一样。他们就可以假传"圣旨"，说这是毛主席的批示，那是毛主席批示，他们的一切活动，都是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办的。
毛远新留在北京，本来是当主席与政治局的联络员。现在主席已经去世了，也没有联络任务了，理所当然地应该回到辽宁去。“四人帮”就说，他还有工作要做，说很快要召开中央全会了，他知道主席的思想，要他作这方面的准备工作。政治局把他们的要求否决了。在这个问题上，不能不承认、也不能不肯定，毛主席选来选去，选了一个华国锋，没有把最高领导权交给“四人帮”，这一点他还是看准了。对华国锋我不了解，从以后的发展来讲，很明显的，“四人帮”要篡夺领导权，眼前直接的障碍就是华国锋。上面这些措施，都是为了他们篡夺最高领导权做准备的。他们不能不想办法给华国锋施加压力。后来不是说，有一次政治局会议，多数人不赞成江青的意见。江青就说，你们都走，剩下一个华国锋，汪东兴和叶帅好像也留下来了。她逼着华国锋，面对面地折磨华国锋好几个钟头。
主席把最高领导权交给华国锋，是有道理的。叶帅说，政治局最后向主席告别，先后都进去了，最后打招呼让叶帅第二次进去。这时主席想讲话，但已经讲不出话了，就用眼睛看着他。据叶帅讲，他感到是“托孤”的意思，就是让叶剑英同志保护华国锋。后来，在解除华国锋党中央主席职务的政治局会议上，叶帅讲到这里，很难过，检查自己有封建思想，泪流满面。主席说，华国锋当第一副主席，全党都不知道他，人民都不知道他。要通过宣传，让党内更多的人知道他，让全国人民知道他。《解放军报》连续发表社论，宣传英明领袖。后来又传有一张照片，即八人照片。在主席跟前最后合影的七个人，我记得很准。“四人帮”四个，汪东兴、华国锋和毛远新，共七人，专门在主席身边照了一张相。意思很清楚，你们要团结一致，希望把我一生中做的两件大事①搞下去。在讨论华国锋问题时，说把这张照片印发一下，给高级干部都看看。我想主席的意思，一方面让叶帅保护华国锋，另一方面让华国锋同这些人团结好。领导权不能交给你们的，得交给华国锋：这是主席临终时的决断。
斗争的逻辑不以个人的愿望为转移。“四人帮”已经搞了这么几年，已经形成了那么大的一股势力，一心一意想做最高领导。张春桥那个“又是一个一号文件”的读后感，那种感情愿望，字里行间，非常之清楚。好不容易把邓小平搞下去了，指日可待了，后来又出来一个华国锋，怎么能容忍呢？同主席愿望相反，本来他希望这些人风雨同舟、和衷共济，没想到形势发展使华国锋成了党粉碎“四人帮”的重要人物。
在主席逝世以后的那些日子，在“四人帮”制造的舆论影响底下，还有“四人帮”爪牙的活动，地方也好，部门也好，造反派也好，国内动摇分子也好，就纷纷向江青写效忠信，同时，他们又在上海准备第二武装。他们知道要人民解放军听他们的指挥不那么容易。从各种材料表明，他们是想，万一形势危急时，就在上海搞武装叛乱。他们搞一南一北。南边是上海，北面是辽宁。
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解散前后
二 粉碎“四人帮”前后的见闻
历史有自己的规律，不管哪一个人或少数人的意愿。“四人帮”这一套作为，不能不使他们丧失人心，彻底孤立。人民越来越看得清楚，“四人帮”不仅同邓小平不一样，同毛主席也不一样。天安门事件前后的舆论，1975年七、八、九月的整顿，特别是发行八千万份的"三株大毒草"的小册子，散发到基层组织讨论批判，更进一步擦亮了全国人民的眼睛。有的基层的同志后来给我讲，我们只听到三株大毒草怎么坏，小册子下来一看，这些话都不错啊，正是我们要说的话，正是代表我们的心声。他们整人越多，宣传越多，夺权的步骤与措施越紧，势必遭到越来越多的人的反对。
在这种形势底下，高层领导同志中间，就开始酝酿解决“四人帮”。最近《党的文献》上发表了范硕的文章《“四人帮”覆灭记》，这篇文章后来又在《瞭望》上发表了。里面说到的一些事情，据我听到的，是确实的。我常到王震同志那里去。王老几次给我说过，主席去世前后他都到天安门去了，他有点忍不住了。他想要到天安门去剖腹。这时，他肾上生了一个结石，要开刀，就代替了剖腹。主席去世前，王老几次到叶帅那里去，说这样一伙人，这么不得人心，怎么不把他们抓起来！很容易就解决了嘛。好比开政治局会，我进去一冲，把他们一提溜不就解决了吗？叶帅说，主席还在，你搞这个很危险，他不用说更多的话，只讲一句不赞成，通过广播电台一广播，我们不就全军覆没了吗？事情要解决只能等待。毛主席当时身体不好，病很重。意思是毛主席在时不好动手。叶帅还问王老，你同哪些人能说得上话，同他们要保持联系啊。王老说，汪东兴我还可以给他说得上话。
叶说，这是个关键人物，你一定要同他保持联系。叶帅还要他同北京卫戍部队的领导人保持联系。问过38军，保定地区还是"四人帮"的一个据点，当时38军的军长换了几次。
同时，王老受叶帅委托，多次到陈云同志那里串门，和陈云商量。陈云起初考虑用召开中央全会的办法解决，但经过反复研究十届中央委员会名单后，感到没有把握。叶帅请陈云同志到西山去面谈过一次。叶帅把主席批评“四人帮”的讲话拿给陈云看，问怎么办。陈云说：这场斗争不可避免。听说，陈云同志还说过，问题要解决，解决的方式一定要合乎党内的程序，不能只顾眼前，要顾我们党的传统，要合法，在历史上提起这个事情，不给后人留下坏影响。是同叶帅说，还是同王老说，我说不准。
李鑫在政研室给我说过，康生同“四人帮”有矛盾。李鑫提到我的工作问题，康生提出让我到山东当教委主任，张春桥、江青不赞成，为此康生还发了脾气，说以后我再也不管这些事了。以后康生也就病倒了。李鑫在“文革”中一直跟着康生。他讲过，同“四人帮”这些人很难共事。
主席去世后，李鑫曾对华国锋说，为什么不把这四个人抓起来？华国锋听了他这个话以后，就给先念同志通了一个气。先念同志讲，这个话你要记住啊，你要记住。最早在华国锋面前提出抓“四人帮”，李鑫确实是第一个。后来先念讲：李鑫这个人和“四人帮”斗争还是坚决的，他就是要保他的康生。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我曾对胡耀邦说过，李鑫跟着华搞“两个凡是”不对，但在对“四人帮”的问题上，他是进了言的啊，李鑫不能当办公厅副主任了，但他提过这么好的一个建议，我们不能忘记啊！后来李鑫在社科院工作，是胡耀邦同志安排的。社科院不知道上述事情，在整党时不让李鑫登记。我同他所在单位的党委书记(一个女同志)把这个事讲了，我说：我们能有今天，跟李鑫进了言有关系，这个事可不能忽视和忘记啊！
9月21日，华国锋请先念同志去小礼堂看电影。在电影放映之前或之后，他们两个上厕所，华国锋讲，是否解决他们的问题，看来不解决不行了。华国锋委托李先念，说：你代表我去找叶帅，征求他的意见。
据先念同志讲，他和叶帅靠边站以后，两人相约，谁也不看谁，谁也不给谁打电话。相隔已经五六个月了，没有联系。9月24日这天，叶帅接到先念的电话以后，知道先念要去找他。汽车开到西山，就看见叶帅等在门口。这道门离叶帅的住处约有一里多地。一起到了叶帅家里。叶帅说，你是来看望我，还是给我什么任务。先念说，我是受华的委托来跟你商量事情。叶帅把电视机打开，怕有窃听器啊。但谈话听不清楚了。他们就互相写，先念同志写一句，叶帅也写一句。完了回来复命。后来又分头征求除"四人帮"之外的其他政治局同志的意见，都赞成。后来，就确定在1O月6日行动，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毛选编辑工作的名义，通知"四人帮"开会。
那天，王洪文先到，到了以后，就由汪东兴的部队抓他，王想抵抗，就把他摁倒在地上，抓了起来。然后华国锋宣布，决定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隔离审查。第二个到的是张春桥。江青当时住在中南海，没有通知她开会，在这一时间到江的住地把她抓了起来。再按原计划通知姚文元前来开会，由警卫局副局长武健华宣布隔离审查。然后在玉泉山开政治局会议正式通过。政治局一致赞成对“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同时抓的还有毛远新、迟群、谢静宜，文化部的于会泳、刘庆棠、浩亮，体委的庄则栋。
政治局定了以后，开了一个打招呼会议，讲“四人帮”的问题。除了政治局这些人以外，还吸收了一些人，其中有王震。据王老说，当时他发了脾气，说为什么不让万里列席这样重要的会议。他在先念同志面前也发过牢骚。他有一次对陈锡联讲。你管那么多，你也管不了，为什么不分一点给我管。当时陈兼北京军区司令员，还管军委的日常工作。后来让王震管了国防工业。
从这个过程来看，如果毛主席把权交给了“四人帮”，“四人帮”也必然垮台，但非打内战不可。前面说过，毛主席用华国锋，本意是要华国锋同王、张、江、姚合作，完成他一生所做的第二件大事。没想到恰恰是华国锋把“四人帮”解决了。
1976年1O月18日，中央发了16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16号文件公布了毛主席对"四人帮"的一系列批评，毛主席不只一次提到要解决"四人帮"。说明中央政治局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精神来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华国锋采取的行动是有根据的。从16号文件可以理解"四人帮"为什么要垄断毛主席的那些文件。毛主席的文件如果被他们垄断了，很多事情就不会被人们所知道。
中央16号文件说，"10月6日，中央决定，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然后说，毛主席对他们进行了多次严肃的批评和耐心的教育，列举了1974年2月15日、3月20日、7月17日、11月12日、11月至12月间、12月23日、12月24日、1975年4月23日、5月3日。一年多的时间，9次批评"四人帮"，特别是1975年5月3日那次，主席说："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口气很坚决，问题非要解决不可。一年多时间里头，毛主席不断地对他们批评教育；而"四人帮"呢，置若罔闻，不肯悔改，反而加紧了篡党夺权的部署。
按范硕文章里所说，好像一切都是叶帅抓的。在这中间，叶帅起了重要作用，这是事实。但归于一人就不够全面了。应该说，发话是华国锋，部署是叶帅，动手解决时，汪东兴动用了警卫部队。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主席有指示；老干部接触频繁，酝酿很久。我从王老那里听到的那些就是证明。
有人不了解情况，或是受了什么影响，说粉碎“四人帮”是搞“军事政变”。不好这么说。粉碎“四人帮”的行动，并不是由叶帅开口，而是由华国锋发话，就不好说是“军事政变”。有一种说法，叶帅不是不想解决，后来确实受了陈云同志的影响，两个人都想到一起了。叶帅是军委副主席，由他用这个身份去处理，国内国外，党内党外，确实会造成“军事政变”这样一种影响。他确实等待着华国锋发话。华国锋下了决心以后，以党中央的名义来解决这个问题，开政治局会议来解决这个问题，顺理成章。从这个意义上讲，叶帅确实是深谋远虑，应该肯定。最终下决心的，首先发话搞掉“四人帮”的，是华国锋，这个功劳不能否定。华国锋的功劳，无疑应该载人史册。先念同志看到一篇写叶帅的传记，讲到粉碎“四人帮"，好像是叶帅一个人搞的。他认为这不符合历史。虽然华国锋后来犯了错误，但历史终究是历史，历史事实是不可更改的。先念同志讲，要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因此，先念同志在他的《文选》中加了一个注释。②《李先念文选》公开出版以后，有一天，先念同志给我们讲，有人说这是一个炸弹，什么炸弹，连手榴弹都不是，不过还历史本来面貌就是了。
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解散前后
三 我的第二次解放
粉碎“四人帮”以后，到我这里报信的，是王老的儿子王军和叶帅的女婿刘诗昆，好像是10月8日来的。他们说，江青、张春桥这几个人的问题已解决了。同时，广播电台的余宗彦也来报信。余说，耿飚带着一批干部接收了广播电台。
粉碎“四人帮”时，我还在紫光阁挨批。开我的批判会那一天，接到正式通知，就是中央16号文件。
1976年9月9日，主席逝世。9月18日，主席的追悼会。10月8日，中央通知，华国锋当中央主席兼军委主席，但还要"批邓"，还要继续"反击右倾翻案风"。对这一点，从当时的斗争策略来讲，是可以理解的。当时在党内引起普遍反感的，是"批邓"另搞一套。
10月15、16日，华国锋开了一个打招呼会，要点也给我们传达了。10月20日，收到中央16号文件。我们连着讨论学习了五次。北京全市游行，20号、21号、23号，一连三天，我们都参加了。对我来说，这是第二次解放，1976年1O月的解放！"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进行了一年多，如果"四人帮"当权，很可能我就被抓起来了。
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解散前后
四 政研室的揭批查
1 我建议采用"同志审判会"的方式
10月27、28、29、30日和11月5日，政研室连续召开了五次揭批"四人帮"的会议。会上提出了农伟雄和"四人帮"勾结的问题。批邓时，农伟雄和赵乾德、秦宝来作为群众代表参加临时领导小组。粉碎"四人帮"以后，他们没有资格在领导小组里面了。我主张原来成立的领导小组不要改组，在临时领导小组下面设立一个运动办公室，主持揭批"四人帮"的日常工作，包括揭批政研室内部的问题。办公室负责人是我、于光远，成员有：朱佳木，他当时是党支部书记；秦宝来，作为群众代表。农伟雄就没有资格参加运动办公室的经常工作了。本来，按多数的意见要撤销他们的群众代表资格，同时改组领导小组。经过小小的争论，最后算是同意了我的意见，保留领导小组，乔木还是组长，农伟雄还是副组长，就是在领导小组下面搞一个办公室，由我们这几个人负责经常性工作。胡乔木表示，他要多花点精力帮助起草和修改大文章，运动的事情一般不管。
接着又出来一个问题，对“三少一老”怎么处理？这时，农伟雄活动频繁，凡是过去批胡乔木的，他都打招呼，分别订攻守同盟。很明显，放任他这样活动，对弄清问题不利。多数人认为起码对农伟雄要隔离审查。我们做了很多工作。我当时讲了一个道理，当时批我们批得那么厉害，人家就没有隔离我们，人家就没有让我们住在机关，还是每天上下班、回家。我说，隔离以后，他不交代还是不交代，我们依靠事实。最终没有对农伟雄采取隔离措施。
从1976年1O月底搞到1977年6月，共计8个月时间。一方面揭批"四人帮"，一方面结合政治研究室的实际，查清有关的人和事。首先是，拿来整我们的那些东西究竟是不是事实，究竟是我们散布了谣言，还是对我们的歪曲，造我们的谣言？然后，讲研究室这几个月做的事情，究竟做得对还是不对？第三，所谓三株大毒草，究竟是香花还是毒草？他们加给三个文件的诬陷不实之词，一件一件查清楚。最后，对几个造反派，主要是农伟雄的处理，审查定案。这时已经到6月底了。
我建议用苏联“清党”时采用过的一种办法，叫做“同志审判会”。把所有揭发出来的事实，一件一件跟本人核对。把每件事的材料公布，本人的交代也公布。本人可以申诉。过去本人交代不符合实际的可以更正；群众揭发不符合实际的，可以申辩；对其它同志的批判、揭发，过头的可以收回，不符合事实的可以替他说话。最后确定的事实，记录在案，形成文字材料，本人签字。为农伟雄的事，这样搞，整整用了两周时间。
2 对"整人"的人的处理
对农伟雄的处分，除了我以外，都认为要开除他的党籍。多次说服，多次辩论，不要开除党籍，给他一个开除党籍以外最严重的处分，即留党察看两年。总是说不通。后来找到一条理由，农伟雄是壮族，是少数民族党员，要宽大一点，大家这才接受了我的意见。
另外两个人，赵乾德是农伟雄的得力助手，作出书面检查，交支部书记，进行修改，事实搞准确，评价分寸掌握好，经过三翻四复，以此作为依据，装入档案，不给任何处分。周锡荣，处理更轻一点，自我批评，装入档案。
几个人的问题搞清楚以后，农伟雄调离研究室，赵乾德、周锡荣调回党校，还有一个同志在小组会上自己检查一下，批评一下，不写材料，就算了。
最后搞了一个书面的政研室运动的基本总结，送给小平同志看了一下。
研究室这时已分为两部分。西四院这一部分成立毛著办公室。原来毛办是汪东兴当主任，李鑫当副主任，这时全都走了。另外成立了一个理论小组，归毛办管，龚育之、郑必坚调去，还有其它几个人，因为华国锋需要笔杆子。政研室运动的基本总结也发给他们，都没有提意见，听到的反映之一，郑必坚讲，这个基本总结是顾全大局的。除对农伟雄以外，没有伤害人。
在农伟雄的问题上，研究室内部是否处理太轻，太客气，如果说左和右，那是右了一点。
3 问心无愧
在挨整时怎么样，在处理“整人”的人时怎么样，是否有背中国人做人的道德，乃至是否有违共产党人的原则。现在重新审视一下，我自认为问心无愧，睡得着觉。
在挨整时，按照中央和毛主席的调子做了检查和批判，当时也说过一些违心的话。换个角度，你说是诚心说这些话，也可以，的确也是诚心的。因为一个党员总不能和党中央、毛主席不一致嘛，这是大局嘛。在这方面，当时我们单位最标准的是丁树奇，他在挨整和整人时，在处理“整人”的人时，不说违心的话。但处在我们当时的地位，若如此的话，可能就过不了关。
挨整，从1975年10月至1977年邓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工作，一年半还多。开会时，心情沉重，但会后回家该做什么就做什么，这当然也得益于毛主席当时接受了以往的教训所采取的新做法。那时回家后也没有和家里人发牢骚，就是读历史。从《通鉴纪事本末》、《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国榷》、《纲鉴易知录》，到《明史》，《明史》没有读完，读过的划了些要点。"四人帮"倒台之后，读毛主席著作，主持写了一批文章。其中包括：为陈云写的一篇文章；为邓小平写的十一大的发言；为先念写的一篇纪念主席逝世一周年的文章，因赶不出来，后改成关于毛主席经济理论的文章；还主持写了一系列批"四人帮"的文章。
此外，我还布置有林同林子力写了一本从理论上批判“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批判的书。有林是从《红旗》杂志干校借调到政治研究室来的。为准备创刊的《思想战线》写了两篇文章。文章完稿，赶上“批邓”，只好搁在一边。大约在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三天，有林到我家来，把文章送给我。记得其中一篇的题目是《论革命和生产的辩证法》，另一篇的题目不记得了。两篇文章都是针对“四人帮”把“唯生产力论”作为棍子来打抓生产的同志的，都是从正面讲道理。我当场翻看了一下，明确提出：现在只是正面讲道理已经不够了，要进行批判。要把“四人帮”和他们控制的舆论工具散布的谬论尽可能都找出来，加以分类，逐个批判。要写成理论性、战斗性很强的书。这个任务比较重，我对有林说：这书只你一个人写，力量单薄了一点，可以找林子力合写。他们把《评“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初稿写出后，乔木、于光远和我都看过。我作了个别修改，乔木同志改得多些，于光远不仅修改，开始时还作过指导。这本书的征求意见稿送小平同志看了，他加以肯定，并提了修改意见。他说：你们那个东西，基本上是写得好的，站得住，但有点吞吞吐吐，讨论后改一下。
1977年7月1日做好了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工作和运动的基本总结以后，我被先念同志找去，在国务院财贸小组当副组长，恢复正常工作。这在后面还要专门说。
总的说来，在挨整时，没有六神无主，还是读了些书，做了些理论工作。重提社会主义要发展商品经济，在当时来讲是第一篇文章。我们的主张，于光远就不赞成，北大经济系全部都不赞成，在当时的北京理论界，赞成的人极少。后来在1977年12月，我又到中央党校讲了一篇，也收在我的《文集》中了。题为《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这些情况都表明像毛主席所说的，在挨整时，没有消沉。主席很爱引用"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司马迁倒霉修《史记》等典故，应该说我自己虽然没达到人家那么高的水平，但当时自己的心情、精神状态能够安得下来，不消沉，仍然读书、研究问题。我不仅自己这样做，还鼓励身处逆境的年轻同志。在这点上，自我感觉还是够格的。
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解散前后
五 “四人帮”垮台后政研室继续受压
1 出乎意料的处境
“四人帮”垮台以后，在政研室外部，形势仍然很不好。总的说是“四人帮”在台上时受压，“四人帮”垮台后照样受压；内部出气了，外部还是受气。
毛主席去世后进行遗体告别。一般机关负责人都安排到那里守灵，研究室没有份。少数负责人分批到大会堂向毛主席遗体告别，我们去了，乔木就不准去。在这种情况下，胡乔木就找我商量，说，我在主席身边工作几十年，不管怎么样，我希望有个机会给主席告个别，可是一直不准，怎么办？这事我们也报告了，批下来不准他参加。我说，你写封信吧。胡乔木就给汪东兴和江青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后来就成了一个把柄。
开追悼大会，正式通知每个机关可以推举两个负责人上天安门搭的那个大台子，政研室推了胡乔木和我。报上去以后，纪登奎来电话，说你们两个不上好吧，为了大局，你们不要上台了。我们也就忍了。结果，研究室去参加追悼大会时限定名额，胡乔木还是不让参加。我参加了，在广场上站着。有的年青同志看到我们站在广场里头，非常不平。我那时已经61岁了。
1977年1月24日，李鑫找胡乔木谈话，说你秉承邓小平的意思，篡改毛主席的著作，不宜继续参加毛著编辑工作，调回中办。我今天只是口头通知，将来有正式通知发给你。
2 宣布解散但没有散伙
1977年3月4日，国务院办公厅开会，宣布政治研究室解散。什么原因呢？就是乔木写的那封信。说主席去世后，乔木曾给江青写过一封信，、经过汪东兴转的，是"效忠信"，表示效忠"四人帮"。乔木为什么写这封信，前面已经讲了，主席去世后的追悼大会，每个单位的负责人都可以上主席台，但研究室的人却不能上，纪登奎还打电话要研究室照顾大局；胡乔木在主席身边工作了几十年，主席去世后却不允许他与主席的遗体告别，更不允许他去守灵，而各单位都是轮流派人守灵的。至于信的内容是不是效忠信，后来我和于光远问过他是怎么回事。乔木说，他要求参加向主席遗体告别，就写了一封信给汪东兴并江青，其中有一句话：对于江青在政治局对我的教导和批判，终生难忘。此事原委是这样的：在转刘冰的信之后，政治局开了几次会，乔木都参加了。批判胡乔木时，江青讲，你胡乔木这个人对毛主席是忘恩负义。乔木信中那句感谢的话就是指此事说的。胡乔木那封信的意思就是想到主席跟前和主席告个别，有那两句话确实不好，但也不能说成是效忠信。
参加宣布要解散政研室的那次会的有中央组织部的一位副部长和国务院办公厅主任吴庆彤，政研室的负责人参加那次会的有于光远、胡绳和我。会上宣布到阴历年的年底，政研室的人从哪个机关调来的，回到哪个机关报到。在这种情况下，我说，政研室现在还有一些事要做，我们要把运动搞完，还要做一个总结，还有，同批评我们有关的两个地方，一个大庆，一个大寨，我们没有去过，要参观一下，看看我们的宣传哪些对，哪些不对。吴庆彤听了，说了一个很好的意见。他说：对啊，这些同志应该到大庆、大寨看一看。还有，计委写了驳“四人帮”批《工业二十条》的文章，中国科学院写了驳“四人帮”批《汇报提纲》的文章，人家也批了你们的《论总纲》，你们是不是也要写一篇反驳的文章啊。我说：对啊！这样，宣布了解散而实际没有散伙。
在这次会上，胡绳突然冒出一句话，你们搞运动，搞得不对头，你们不批胡乔木，只批农伟雄，这个方向不对头。胡乔木政治动摇，你们不批。农伟雄算个啥，无非是小喽罗而已。我与胡绳是好朋友，在这事上我同他发生了尖锐的争论。会上下来以后，他说：老邓，你怎么那么尖锐呢？我说：我知道你那些话是代表谁来说的。你回去以后，把我的意见告诉李鑫，我就是这些意见，我当他的面也是这些意见。胡绳还讲，胡乔木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态度暧昧，“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政治动摇。我说，谁都知道嘛，胡乔木受“四人帮”的压力，毛主席的压力，受研究室内部“四人帮”代表的压力，也受到我们的压力啊。他说，我们谁给他施加过压力？我说，我就给他施加过压力，批判过他。我说，还有批判更厉害的。他说是谁啊？我说，就是李鑫嘛！李鑫说胡乔木不是个玩艺儿，我总算看透你了。胡乔木确有错误，可以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解决，这怎么能同“四人帮”的小帮派联在一起呢？这种意见不公正。
3 替胡乔木说话
因为主席去世后胡乔木受到那样的待遇，加上“四人帮”把胡乔木揭批邓小平的那个材料印发了，看到胡乔木那个材料的高级干部，对胡非常不满意。我就替他说话。
首先到陈云同志那里，说他那个材料，事实没有捏造，但上纲有过头的地方，出现这种过头的话不妥当，但也确有当时来自内部、外部以及上面的压力。建议陈云同志替他说说话，办法呢，陈云同志最好同胡乔木同志见个面，该批评的批评，该鼓励的鼓励。陈云同志接受了，是第二天还是第三天就同胡乔木谈了一次。
王老给我讲，唉呀，你的那个乔木啊，叶帅也不满意啊，说，老干部，在主席身边那么多年，揭发邓小平，不能原谅。我又把情况给王老说了，王又把情况给叶帅说了，取得了他们两个人的谅解。
余秋里见了我说，你邓力群是个汉子，每个观点，每句话都完全负责啊，胡乔木就不是这样子。我也给他解释。后来先念、陈锡联也找我们说，你们顶住了，胡乔木就顶不住啊。我又给先念同志、陈锡联同志解释。我也同先念同志谈了政研室的处境，我们还要做总结、写文章，要到大庆、大寨去看一看，政研室还不能解散，先念同志也同意，支持我们。
罗瑞卿同志出来工作，有一次参加一个活动，专门把我叫过去，说你们的胡乔木怎么这样干。我又给他解释。他说，既然这样，你应该出来说话。我的确是到处给他说话。
耀邦那里，我没有去，是朱佳木去的。他和耀邦同志很熟，平时到耀邦那里去，耀邦讲，老邓这个人打太极拳打得很好。原来耀邦对乔木意见很大，经解释也表示理解了。这一段，凡是谁提到他，我都替他说话。这些事情乔木生前我没有同他说过。
这中间，因为外面对乔木多有微词，乔木的夫人谷羽专门找我谈了一次。谷羽说，你看，对乔木太不公正了吧！“批邓”时受压，“四人帮”粉碎了还受压。她给我讲了乔木批邓时写那篇揭发材料的情况。她说，胡乔木写那篇东西，写了一两个月，也不给他们看，送出去也不告诉他们。到后来发下来了，他们才知道。家里人都埋怨他，你怎么这样呀。胡乔木讲了原因，要对得起主席，想报答主席。“文化大革命”初期，主席听说胡乔木在邮电学院挨批斗了，就给身边的人讲，胡乔木怎么挨批斗了。去看看。那时天安门的红卫兵人挤人，主席非去不可。一个路线走不通，又绕一个路线。到了他家住的地方，南长街123号，敲了他家的门，没有敲得开。周总理知道了这件事，还听说主席讲我不去心里不安，周总理就打招呼，以后谁也不能批斗胡乔木。从此以后，胡乔木就被保护起来了。
我们也找胡乔木谈，我们替你说话，特别是要到小平那里去说话，你得交给我们一个底呀。他说，我就是想挽回在毛主席那里的信任。他看到主席下决心批邓小平了，就写了那份3月2目的材料。
粉碎“四人帮”后，政研室还是受压，处境不好。1976年11月，我到王老那里说，我们室的处境还是不好，准也不理我们，受到冷落。他说，我去一下，我还是一个副总理呀，研究室是国务院管的，副总理来联系一下研究室。11月13日，王震同志专门到研究室来了一趟，召开了20多人的会。王老表示了一下，说，你们还是同"四人帮"作了斗争的；对胡乔木呢，说我们是朋友，我们的友谊很好啊，还说了他们两个个人之间的交情。王老这次来，对我们是很大的支持。研究室同志讲，总算还有人知道我们。朱佳木把王老谈话的意思整理成文广为散布。
现在来看，解散研究室是对着胡乔木，也是对着邓小平来的。用过去的语言说，这是剪去邓的羽翼，使邓即使出来工作，也没有人帮助他。
4 为邓小平保存理论队伍
后来，政研室一分为二，李鑫领着吴冷西、胡绳、熊复去了华国锋那里。当时还想把其他一些人带过去，例如，曾多次让丁树奇过去，但丁树奇说，我不愿和他们在一起，没有去；还曾让滕文生、苏沛、郑惠过去，这些同志也都没过去。本来《红旗》干校解散后，胡绳要搞近代史研究，从干校要了两个人，即苏沛和滕文生。到此时，他们两个人都没过去。后来又把郑必坚、龚育之调到了华国锋那里。没有到华国锋那边去的人，面临政研室解散、人员分散的问题。乔木几次讲：小平同志多次提出要重新组织理论队伍，好不容易把研究室搞起来了，现在又一分为二了，剩下的人等于是一个个细胞啊，如把这些都搞掉了，以后就难办了。保留一个细胞以后就可不断分裂，理论队伍也就可以重新组织，不断扩大。我同意乔木的这个意见。
12月先传来消息，接着征求我的意见，要我去《红旗》当副总编。有一次在京西宾馆开会，李鑫正式劝我，你就去吧。我一直不愿意去，主要原因就是想保存研究室留下的这点力量，等到有一天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工作，可以继续帮他做点事情。同时，那时我们正在写"四人帮"怎样砍掉"百花齐放"的文章。这篇文章经胡乔木修改定稿，本来《解放军报》登，后来不知谁出了个主意，送《红旗》登。送到王殊那里，他不知天高地厚，把文章里头引的主席的不少话，如"双百"方针是我们长期的方针等等，大砍大删。对他这个做法实在不佩服。我想，给这样的人当助手，就不如和胡乔木合作了。这样我就拒绝了去王殊那里。
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解散前后
六 反对“两个凡是”
1 向王震反映"两个凡是"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留下的乔木、于光远和我，我们总想把邓小平抬起来重新工作。这期间发生了几件重要的事情。
一件事是关于“两个凡是”的问题。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的社论，当天我没有注意看。第二天，政研室的党支部书记、一个年轻人朱佳木来找我。他说，老邓，你看了昨天那篇社论了吗？我说，我没看，有什么事吗？他说，这个社论提出"两个凡是"，可值得注意啊。我看了之后，同意他的看法。很快我就找了王震，把这个意思说了。王老说他没注意。我对他说，这"两个凡是"里面的问题大了，依照"两个凡是"，邓小平就不能出来工作，也不应出来工作。在到王老那里去谈话前，我还把《联共党史》结束语中那段学习马列主义不能只学词句、要学精神的话整理出来。我跟王老说，"两个凡是"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精神的，我建议他看看上述结束语的那段话。没过几天，王震同志就在国防工办的一个会议上，公开地说，有一个社论，讲"两个凡是"，据说是一个理论家主持和定稿的，然后王老就批了一通，还点名批了李鑫。接着王老找邓小平反映。后来，邓小平说：首先提出反对"两个凡是"的是邓力群。这是经过王老反映上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