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邓小平的三个动作
邓小平听了王老的反映，采取了三个动作：一是给中央写了封信，提出“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说“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二是在李鑫和汪东兴去看他时，他直接与他们说，"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一九七六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三是让王老和我去看他，讲了一篇"两个凡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话。前面两个当时没有传出去。后面与王老和我的谈话，我回来整理出来，给了王老一份。我只在研究室内部传，没往外传。王老收到我的整理稿就广为散发，起了很大作用。实际上为"真理标准"的讨论垫了个底。这次谈话的部分重要内容后来分为两篇收进了《邓小平文选》第2卷。
在此期间，华国锋接管了党校。他亲自兼任校长，第一副校长是汪东兴，第二副校长是胡耀邦。汪东兴向胡耀邦说了我一通好话，并说让我到党校去当教育长。耀邦为此找我谈了一次，他还说这不是他提的，是汪提的。我就直截了当地说：我不愿去党校，对汪东兴我有自己的看法，我不愿在他手下工作。这样，总算把研究室剩下的力量保存下来了。这些态度和活动，其中心就是相信邓还会出来，等他出来后，有我们这么个单位能帮他工作。
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解散前后
七 邓小平复出
再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1977年3月华国锋召开的工作会议。会前，陈云、王震和胡耀邦商量，要共同发难，提出要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在分组会上，陈云和王震都讲了。在他们讲之前，陈云让他的秘书找我去看稿子，征求意见。我看后表示完全同意，文字上没提修改意见。王老在讲话的头天晚上，也找我去看他的发言稿，并让我帮他修改。他的中心意思很清楚，但文字还有重复和不太顺的地方，我在保留他原意的前提下，对他的发言稿用心作了修改。两个人的发言，反应强烈，很受欢迎。陈云所在的那个组，组长是赵紫阳，采取了一个很滑头的作法，说你的意见很好，我们如实上报，也不征求别人的意见，就报上去了。王老所在的那个组，有个电子工业部的王铮，当时表示完全赞成。华国锋也不简单，听到反映后，立即召开分组长联席会议，说：我们这个会要按原来的计划进行，认真讨论，对于那些敏感问题(举了例)，希望不要涉及。这个招呼一打，胡耀邦就不讲了。后来他与别人解释：我还要保留自己的发言权。这时还出现一个问题：即陈、王的发言是否发简报。汪东兴主持的办公厅的工作人员跟他们二位说，只能发摘要，不能发全文。实际上这是华、汪的意思。陈云当时说，要发就发全文，摘要不发，我就收回了。王老也是这个态度。结果其他组都不知道陈、王的发言。
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解散前后
八 邓小平五月二十四日谈话
1 邓小平对胡乔木的揭发不介意
邓小平约王震和我去见他，我们有一个重要意图是要保胡乔木。其目的是为了在邓小平同志出来重新工作后，有个笔杆子。
王老告诉我们，小平同志愿意见我们政研室的人。我们就建议乔木写封信，做自我批评。1977年5月24目上午，王老同我一起去见小平同志，带上了乔木的信。
一见面，我就向小平同志说，乔木同志委托我带来一封信，作自我批评，向你认错。邓小平同志说：不看了，信你带回去。我就讲，乔木在事实的揭发上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问题在于上纲厉害了一点，这个不好。小平同志说：
这没有什么，对这事我没有介意。要乔木同志放下包袱。不要为此有什么负担。他3月2日写的那个材料我看了。没有什么嘛。其中只有一句话不符合事实，他说那次我发了脾气，实际上那次我并没有发脾气。说到批我么，不批也不行嘛。当时主席讲话了，四号文件发下来了，大家都批，你不批不是同主席唱对台戏。至于揭发我说过的话那就更没有什么问题。我过去这样讲，我现在仍旧那样讲。比如台阶论。最近我就对华主席讲，还是要讲台阶论。青年要积累经验。这是培养青年的好办法。不用这个办法反而把好好的青年人害了。
小平同志要我们转告乔木同志，不必写信或写自我批评了。
2 邓小平说：胡乔木是党内第一枝笔
谈到对乔木同志的估计。我向邓说：对乔木这段错误的看法上，我们这些留在政研室的人与李鑫他们的看法不同，他们认为乔木在“反击右倾翻案风”时政治上动摇，因此在粉碎“四人帮”后重点不应是整造反派，重点应是批胡乔木的政治动摇。在这点上可看出邓的高明，他说：
乔木不是政治上动摇，是软弱。他说：乔木是我们党内的第一枝笔杆。过去党中央的很多文件都是他起草的。毛主席尽管对他有批评。可是一向重视他。有几个人联合起来反对他，一个是陈伯达，一个是陆定一，结果主席没有办法，只好不用。
谈到整理《毛选》五卷，邓小平同志说：
《论十大关系》这篇是谁整理好的？这事我可以作证，是乔木同志主持，整理了好几稿才搞成。在这以前搞了好几遍都不行。这次文字上下的功夫很不少。整理后的文字，理论、逻辑很严密，成了一篇理论文章，哲学文章。《论十大关系》是《毛选》五卷新发表的文章中最重要的文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已早发表了。这篇是新发表的。总而言之，乔木这个人还是要用。至于怎么用，做什么工作，要找同志商量、交换意见。他这个人缺点也有。软弱一点，还有点固执，是属于书生气十足的缺点，同那些看风转舵的不同。批我厉害得多的人有的是。有的甚至说我五毒俱全。
小平同志还告诉我们：
我对方毅、李昌讲，要给黄昆捎个口信。说是我给他惹了一个祸。让他受到压力。他批我，不批怎么行。这些违心的话是完全可以谅解的嘛。捎信给他，解除包袱。张孝骞写批我的文章，我也请他放下包袱。小平同志对我说：
请你告诉乔木同志，要解除包袱。不要再把这事放在心上。
保胡乔木实际上帮了邓小平。如果那时把乔木一棍子打死，那么以后十年(1976-1985年)邓小平主要著作的文字就不会是那样的面貌，《邓选》的面目可能完全两样了。意思可能还有，但文字、道理可能就很不同了。现在收进《邓选》的那些著作，主要都是乔木主持下帮助整理的。在这方面，没有比乔木更强的人。
3 邓小平批评"两个凡是"
小平同志同我们谈了他对汪东兴、李鑫谈批评“两个凡是”的情况。他说：
东兴同志和李鑫同志曾经来看过我。我对他们讲，“两个凡是”不行。"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翻案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广大群众在天安门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他用手比划着说)主席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主席自己就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主席就讲过，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改得乱七八糟呢？改得乱七八糟就是因为原来有些观点不完全正确，不那么完备、准确，所以要改嘛。改，这就证明以前犯过错误。主席讲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这回事情。
说到毛主席对邓小平有三七开的评价时，邓小平同志说：
毛主席说，能够有三七开就很好了。很不错了；毛主席说，我死了，如果后人能够给我以三七开的估计，我就很高兴，很满意了。这个问题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唯物主义的问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就应该像主席这么说。马恩自己没有说过“凡是”。列斯也没有说过"凡是"。主席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我对东兴同志和李鑫同志说。我提出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是经过反复考虑的。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我曾同林彪作过斗争，批评他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没有把毛泽东思想当作体系看待。
邓小平同志又跟我们说到他的工作问题。他我出来工作的事定了，反正要继续当大官。至于分工做什么，军队是要管的。要我继续管外事，不那么想干，太累，当然重要的外事活动还可以参加，不想大部分时间卷进去。
4 邓小平谈科学、教育
邓小平着重讲了科学、教育问题。他说：
我现在考虑科学、教育。我们要搞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能上去。搞科学技术，不搞教育不行。我们要上去，空讲不行，必须有知识，有人才。没有知识，没有人才，怎么上得去？科学技术这么落后怎么行？要承认落后，承认落后就有希望了。现在看，我们整整落后了二十年。科学技术、教育都落后了二十年。科技人员美国一百二十万，苏联八九十万。日本也花了很大力量。我们科技人员只有二十多万，包括老弱病残，真正顶用的不多。我们的尖子，现在许多新的科技文献都看不懂。日本人从明治维新开始注意搞科技、搞教育的问题。明治维新，还有俄罗斯的彼得维新，是新兴资产阶级干的现代化。我们是无产阶级，应该也可能干得比他们好。
抓科技，必须同时抓教育。从小学、中学到大学。我们小时候就学外语。尽管教员水平不算高。今后从小就要学外语。各种外语都要学。俄文也要学。打起仗来，还可做俘虏工作。两条腿走路，普及与提高，重点在提高。从小学起，就要办重点小学。接着是重点中学，重点大学。重点中学，北京就应有二十个到三十个，上海要有三十个到四十个，天津二十个到三十个。我同康世恩、唐克同志谈，大企业如大庆就可以办若干个重点小学，若干个重点中学。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现在数理化的教学很差，一定要使培养出来的人与现代科学技术水平衔接得上。现在我们的尖子看不懂人家的东西，这些年来培养的人根本不顶用。要从科技人员中间选出一批不能够做科研工作的人，要他们去当中学教员、大学教员。
我还对方毅同志讲了。要从他们的系统中选出一千人，这是第一步，第二步选出五千人。这些人是尖子，选出之后。就为他们创造条件，让他们做研究工作，给他们配书记，配后勤。生活困难的。可以给津贴补助。现在有的人家里有一帮孩子。一月几十元，整天为了生活排队，晚上找个安静地方读书都办不到。这怎么行呢？对这些人的政治要求要适当，不要像要求一般人那样去要求这样、那样。要他们搞好研究工作，研究出东西，就是对政治有利。在政治上要爱国，爱社会主义，接受党的领导。对他们不要苛求。陈景润这个人大家都说他政治落后，可是这个人在工作上有贡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
一定要把臭老九这个称号去掉。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学校开门办学，科学研究所开门办所，一定要和本行专业结合起来，不能光做些粗活，光做些笨重的体力劳动。要通过开门办学、开门办所使他们的知识面搞得宽一点。不论脑力劳动、体力劳动。都是劳动。脑力劳动的人也是劳动者。将来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更是分不开。按现代的观点来看，主要就是脑力劳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许多工人的工作就是按电钮。站好几小时，是紧张的、聚精会神的脑力劳动，也是辛苦的体力劳动。要重视知识，重视从事脑力劳动的人，承认这些人是劳动者。
在军队中，科研和教育工作也要一起抓。打现代战争没有现代战争知识，不会计算，这怎么行。要使军队领导干部自己有知识而且尊重知识。办各级学校，经过这样的训练。使我们的部队年轻化。五六十岁的人当军长是不行的。
科技、教育，各行各业都要抓。企业要有科学研究机构，也要有科学技术人员。考察美国农业的同志说，那里农业投资很多用于科学技术方面的研究。可以说每个部门都要进行科学研究。军队负重。一个战士六七十斤怎么打仗？战士带的这些东西都要有。但是一定尽量轻一点，这就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美国人讲阔气，士兵们带鸭绒睡袋，我们不能比。现在化学纤维有新的发展。可用化纤来解决这个问题，轻得多了。还有包装的问题，也有科技研究的问题。军事工业方面也要抓几个重点，使协作可以配套，人员能够配齐。把几个重点抓好，就有了样子，其他可以跟着学。
小平同志又谈到企业规章制度问题，他说：
就是要从严要求。我们国家的卫星，有的上去了。有的就上不去。两个卫星什么都一样，有两种不同结果，就是因为对零件、对工艺的要求不严格。
这些话我讲了。听不听我不知道。总而言之，我还是要讲。
对我自己工作的分配，我自己有愿望，最后还是要由党来决定。
至于科技和教育方面的工作，我希望从现在就开始，从小学做起，五年小见成效，十年中见成效，十五年、二十年大见成效。
我向小平同志说，为了应急，应付青黄不接，打算在65-67年高中毕业的学生中采取自愿报名、严格考试、硬性抽调的办法，吸收进大学，培养一批人才。
小平同志说：
这种意见好，现在要提出问题，提出任务，大家想办法。我的一个残疾孩子躺在床上。忙得不得了。成天修收音机、录音机等等。同他一起学习的同学学得比他好的不少，但大多学非所用，搞别的事去了。凡是用非所学、学非所用的人应该收集起来，使他们归队。
5 邓小平谈当顾问
王震同志讲，他曾对罗瑞卿同志说过，希望罗当个顾问头，五届人大后自己也想参加这个顾问队伍。这种顾问应该有顾有问，到处跑跑，提出意见。顾问不应该是照顾老弱病残。
小平同志说：
我曾对一位同志说过，如果让我当顾问，我还可以活二十年，如果让我工作。我只能活十年。我自己就提出过让我当顾问。我想当的顾问，就是这种又顾又问的顾问。
6 邓小平谈理论问题应该允许争论
我又谈到理论工作中的民主作风问题。我说：理论队伍中要提倡和实行民主作风，对有不同意见的理论问题应该允许争论，没有把握的不要在负责同志的文章中把话说死。
小平同志说：
这个问题很重要。毛主席讲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辩证法嘛，不“辩”怎么能"证"呢？经过"辩"才能"证"。民主作风，是个党风问题，军风问题，民风问题，学风问题，总起来说是党风问题。是毛主席培养起来的延安作风，延安精神。延安作风、延安精神要恢复。延安的传统要继承发扬起来，最主要就是党的作风。关于党风问题。马恩由于当时的条件很难有什么建树，列宁有发展，但比毛主席在延安时的那些还不够。毛主席继承列宁的党风加以总结、创造，把党风大为发展。我们党的、很完整的作风。经过延安整风已经建立起来了。现在我们要继承发扬的就是延安那一套。要把被林彪、"四人帮"等破坏了的那一整套的东西贯彻下去。鞍钢宪法，自己没实行，实际上有了大庆才真正创造一套完整的经验。
在创造大庆这一套经验上，他对王震同志说：
你也是有功的。你把部队里那些不信鬼、不怕邪的干部交给他们了。在延安作风中包括艰苦奋斗的作风。学校教育中也要培养艰苦奋斗的作风。
我这个人有一个优点也是一个缺点。就是有话就说，不管对谁都说。在主席面前我也讲，我从来不隐蔽自己的政治观点。我头上也长几根刺。因此也就得罪了一些人。以后我要说的还是要说。至于说了人家听不见。那我就不好管了，但是我还是要说。
关于要解散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事，小平同志对着我说：
你们的事。以后再说。反正有用的人总还是要用就是了。
接着，就讲了前面已经说过的评论所谓“三株大毒草”“是香花，不是毒草”的那段话。
7 胡耀邦对五月二十四日谈话的评价
邓小平同志同王震同志和我的谈话记录，经过王老的儿子，在北京市的范围内广为传播。这确实是一件重要的事情。胡耀邦说，小平同志指出“凡是”不对，这个谈话广为流传，开了党解放思想的先导，思想解放是从此开始的。胡耀邦同志的这个估价，是准确的。
注释：
①1976年6月毛泽东病重时召见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王海容等人，对他们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论定。我虽未盖棺，总可以论定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②《李先念文选》注释第157条，该书第518页。注释全文如下："四人帮"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反革命集团。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这个反革命集团。在这一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起了重要作用。是年九月，毛泽东逝世后，江青反革命集团加紧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许多老同志对此深感忧虑并酝酿解决办法。九月二十一日，华国锋到李先念住处，商讨解决"四人帮"问题，认为同他们的斗争不可避免，并请李先念代表他去找叶剑英，请叶剑英考虑以什么方式、在什么时间解决为好。九月二十四日，李先念到叶剑英住处，转达了华国锋的意见。并同他研究此事。后经他们慎重考虑和反复商量，并征得当时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的同意，于十月六日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实行隔离审查。这一措施得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热烈欢呼与坚决支持。
③后因邓致闭幕词，未用，改为聂帅的发言。
④《评“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一书于1977年6月作为征求意见稿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内部发行。1978年3月该书由人民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时，书名改为《批判"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
在国务院财贸小组
一 任国务院财贸小组副组长
粉碎“四人帮”以后。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七位负责人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由李鑫带胡绳、吴冷西、熊复去毛著办公室；另一部分，就是留在紫光阁的胡乔木、邓力群、于光远。李鑫带头积极拥护华国锋，紫光阁的人被冷淡了。很快，中央下发了一个通知，宣布解散国务院政治研究室。通知中限定时间，让研究室的人从哪个单位来的，回哪个单位去报到。当然，毛著办公室的人除外。
中央决定解散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我们不能不服从。在讨论会上，吴庆彤给我们出了一些好主意。他说，1976年8月"四人帮"公开印发、进行批判的所谓"三株大毒草"，房维中已经在写文章，为国家计委起草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翻案，中国科学院也写了文章，为《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翻案，你们也应写文章，为《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翻案。我们采纳了他的意见，提出有几件事还要办，要求办完这几件事再解散。比如，要写几篇批判"四人帮"的文章，要做个总结，这些事情办完了，再到大庆、大寨去参观一下。这个意见得到李先念同志的支持。实际上我们是想拖，因为我们知道，邓小平同志终究有一天会出来工作，只要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就解散不了。
1977年6月，就在政治研究室去大庆参观的同志刚回到北京的时候，姚依林同志按照李先念同志的意见找我谈话，让我到国务院财贸小组去工作。姚依林说，你不愿去《红旗》杂志，也不愿去中央党校，愿意不愿意去财贸小组？我知道，财贸小组是陈云、李先念同志分管的国务院的办事机构，姚依林又是"一二·九"运动时的老战友，所以他一说，我就答应了。很快，我被任命为国务院财贸小组副组长。当时的组长是李素文，姚依林是第一副组长，陈国栋是第二副组长。后来，姚依林同志做了组长。
我去财贸小组时，姚依林同志告诉我，他正在按照陈云同志的意见办几件事。一是进口粮食，并从思想上解决进口粮食不是修正主义的问题。二是降低向农民购粮的指标，减少征购粮和议购粮。陈云同志说，国家可以进口一些粮食，以减轻向农民征购和议购粮食的压力。三是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陈云同志是想通过这些措施，减轻农民负担，让农民得到休养生息。姚依林同志还告诉我，财贸小组日常工作我可以不必去管，只负责理论研究工作，要关注思想、理论界的情况和材料。姚依林同志这样一说，我就提出建议，应该调一些同志来，成立一个理论组。他同意这个建议。于是就调来了有林、卢之超、林子力、李智盛、卫建林等同志，成立了理论组，我兼组长。
在国务院财贸小组
二 批驳"四人帮"对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诋毁
有林、林子力调来时，他们合作写的书稿《批判“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刚完成。完成书稿以后，有林即开始收集“四人帮”诋毁商品生产的材料，准备写批判“四人帮”否定商品生产的文章。他和林子力、卢之超等同志调到理论组后不久，很快就收集了大量的材料。
理论组的同志在收集大量材料的基础上，从1977年1O月份起，编了两份材料，一份是《"四人帮"及其舆论工具关于社会主义商品、货币关系方面的谬论》，另一份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有关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的部分论述》。
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四人帮”否定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根本区别，把商品生产等同于资本主义，从而否定商品生产，在人们的思想上制造了很多混乱。在收集“四人帮”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谬论的材料之前，虽然明显感到“四人帮"在经济学理论方面制造了不少混乱，但总觉得很零碎，没有体系。我们在收集了"四人帮"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货币方面的材料之后，发现他们在经济学方面确实有一套系统的反动理论，集中表现就是对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攻击、诋毁。
“四人帮”及其舆论工具攻击、诋毁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主要方法，是把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以前的小商品生产的特点，说成是所有商品生产的特点。还有这样的说法，只要存在商品生产，就必然存在资产阶级。他们把小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特殊形态，说成是包括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在内的一切社会历史发展阶段所共有的东西。他们还肆意歪曲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的性质，说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在本质上就不可能有多大差别”。他们的目的是为了论证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必然产生资本主义，必然发展为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
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专门突出地讲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把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加以区别。这是苏联理论界的一大进步。毛主席对此也充分肯定。“四人帮”在商品生产方面的谬论，与斯大林对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的观点相比，是个很大的倒退。他们把一切罪恶都归之于我们现在存在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说一切坏东西都是从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来的。在他们看来，要革命，就要把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革掉。
发现这些问题以后，我们开始动手起草批驳“四人帮”诋毁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文章。这篇文章从酝酿起草到公开发表，用了近一年时间。初稿写好后，我曾拿给姚依林、陈国栋同志看，他们同意文章的观点。我们还送给纪登奎看，他也同意。后来送李先念同志，先念同志也同意。最后决定把文章送《人民日报》发表。1978年5月22日，署名"国务院财贸小组理论组"，题为《驳斥"四人帮"诋毁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反动谬论》的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了。
1977年底，文章基本完稿时，我应邀到中央党校作了题为《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的报告，介绍了理论组编的两份材料和《驳斥"四人帮"诋毁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反动谬论》这篇文章。报告主要是讲文章提出的看法和意见，即文章讲的四个问题：第一，马克思主义分析商品生产的方法和"四人帮"诋毁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手法；第二，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小商品生产、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在本质上是根本不同的；第三，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必然产生资本主义吗；第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
我在报告中，通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从分析商品生产的理论人手，指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不会产生资产阶级，原因在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在本质上与小商品生产、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是根本不同的。通过对前三个问题的论述，最后结论落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必须要大大发展。在那段时间，我连续到中央党校讲了三、四次。很多同志反映，对当时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干部来说，是开了脑筋的。
在国务院财贸小组
三 起草主张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两个文件
财贸小组理论组除了写文章外，还负责起草文件。我到财贸小组后不久，国务院准备在1978年7月召开全国城乡商业学大庆学大寨会议。①财贸小组理论组承担了部分会议文件的起草工作。
1 国务院《关于召开全国城乡商业学大庆学大寨会议的通知》
1977年12月5日，国务院发出的这个《通知》②，有一个重大突破。《通知》明确提出："我们要理直气壮地促进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发展社会主义商品流通。"《通知》强调："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同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有本质的差别。我国现在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同时存在的条件下，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要大大发展。"
《通知》是在我主持下起草的。初稿写出以后，财贸小组的组长和副组长都同意，就送给纪登奎看，当时他是国务院副总理。他很痛快，在“促进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发展社会主义商品流通”前，加上了“理直气壮”四个字。然后又把《通知》送给李先念同志看，先念同志也赞成。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以国务院的名义发出文件，强调要促进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发展社会主义商品流通，而且强调要“理直气壮”，这是第一次。
2 华国锋在全国城乡商业学大庆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稿
我到中央党校作报告的同时，组织有林、卢之超、卫建林、林子力、李智盛等同志开始起草华国锋在“双学会议”上的讲话稿。初稿写出后，我请胡乔木同志来做指导。这时候，他虽然已经恢复了国务院研究室负责人的工作并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但还没有完全从两年前“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的失落中恢复过来。这是他逐步恢复参与中央工作和领导起草有关文件的开始。作为“党内第一支笔”，乔木起草这样的讲话，是驾轻就熟的。他来了之后，很自然地发挥了作用。他看了初稿，认为稿子是写理论文章的口气，不像一个党的主席所作的报告。于是他一边听情况介绍，一边开始构思和动笔修改。这时候，讲话修改工作吸收了袁木、王维澄参加，并邀请了在外贸部、商业部做实际工作的一些同志参加讨论。稿子修改出来后，又召开了一些会征求意见。
在修改中，乔木对重生产、轻流通的观点进行了批评；针对当时的情况加强了对客观经济规律的论述，还特别提出了重视商品经济、尊重价值规律的问题；强调了内外贸易和财政金融对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性。应该说，在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开，华国锋主持工作，仍然着重从政治上讲揭批“四人帮”和学大庆、学大寨的气氛下，能拿出这样一篇讲话稿，乔木功不可没。
经乔木修改的这篇讲话稿，华国锋看了之后表示同意。1978年7月7日，他在"双学"大会上发表了这篇讲话。这个讲话，阐述了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四个环节的相互关系，特别强调了财贸工作的重要性。讲话还强调了政治观点、生产观点和群众观点，而且对三个观点做出解释。7月12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这篇讲话。华国锋的这篇讲话公开发表后，造成很大的影响。外电评论说，这是华国锋担任主席后第一篇务实的讲话。
在国务院财贸小组
四 陈云纪念毛主席逝世一周年的文章及其他
1977年8月，就在我到国务院财贸小组工作以后，邓小平、叶剑英、陈云、聂荣臻、徐向前等一大批老同志一齐出马，纷纷发表文章和讲话，宣传党和毛主席的实事求是的作风。在这些文章和讲话中，陈云的文章与我有关。
党的十一大召开前，为纪念毛主席逝世一周年，当时约定给陈云、李先念同志起草文章。后来公开发表的陈云同志纪念毛主席逝世一周年的文章《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着重讲毛主席实事求是的思想。文章是我出主意，由郑惠执笔的。在成文过程中，我们几次送陈云同志看，每次他都提了意见。根据陈云同志的意见，我同郑惠作了很多修改，还送胡乔木修改过。最后由陈云同志定稿。文章写出后，送到中央宣传口去审查，准备公开发表。宣传口有个不懂事的王楫，原来是人民日报的副总编辑。他把陈云的文章跟华国锋的讲话对照，对来对去，说这个说法和华主席的说法不一致，那个说法又和华主席的说法有出入。当时，为了贯彻“两个凡是”，一切文章和宣传都要和华的精神“对表”。我们把王楫的看法报告了陈云同志。陈云同志听后说，那好啊，既然每句话都要跟华国锋的话对比，跟华国锋讲过的一样才能发，那就不要写文章，也不要发消息了，天天登载华国锋的文章不就行了吗？这样一讲，把王楫顶回去了。1977年9月28日，陈云同志的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了。
我记得陈云同志这篇文章，在讲毛主席倡导的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时，简要回顾了党的两段历史，一段是讲毛主席在领导开创井冈山根据地过程中，一切从实际出发，大力倡导实事求是的作风；另一段是讲从遵义会议到党的七大召开，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在全党逐渐发展、普及。陈云同志在文章后面谈到，粉碎“四人帮”后，实事求是的作风在全党已经迅速得到恢复和发扬，这是目前全党形势的主流。这充分证明，毛主席长期坚持的革命作风，在我们党内已经形成了深厚的基础。同时，文章还强调，对“四人帮”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影响不可低估。毛主席长期倡导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在一些领导机关，在一些党员干部中间不是多了而是少了，甚至报喜不报忧、靠说假话办事的这种恶劣风气，至今在一些人中也还没有根除。这应当引起我们全党的严重注意。
为李先念同志写的文章，我负责主持，题目是《学习毛主席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先念同志也同意了。文章写出后，由于周围有同志有不同看法，未能以先念同志名义发表。林涧青等几个同志认为文章写得不错，经过努力，1977年11月，文章署名"向群"。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小册子。
说到这里，应该提一下华楠和王子野同志。粉碎“四人帮”后，李鑫不准《人民日报》发国务院研究室的文章。《解放军报》的总编辑华楠却对我们非常支持，他对我说，有文章可在军报发表。
我们送去文章时，他给我们起了“向群”的笔名。用这个笔名在军报上先后发了《刁小三的逻辑和资产阶级法权》、《敌我关系的根本颠倒》和《打着反复辟的旗号搞复辟》等三四篇文章。王子野同志对我们也很支持。他曾有一段时间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工作，离开研究室到人民出版社任社长。担任社长后对我们写的东西很热心，先后给我们出了七八种小册子。
在国务院财贸小组
五 我对城乡经济发展趋势的预测
我从1977年11月开始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但仍然兼管国务院财贸小组及理论组的工作。在此期间，很重要的一件事，是由我主持，理论组的同志参与，为余秋里同志起草了在全国农业机械化会议的讲话。讲话初稿拿出后，一直做实际工作的房维中同志做了比较大的修改。
以后，在1978年6月6日，我在国务院财贸小组理论组谈了一次话。在这篇谈话中，有两个论点比较有价值，我比较得意。我认为，随着工业、农业和科学技术的逐步现代化，我国城乡在经济互助方面，将会有两个新的变化，出现两种新的发展趋势。第一个是"农副产品的加工将逐步由城市转向农村"；第二个是"轻工业所需的原料，将逐步由农业原料为主转向以工业原料为主"。"随着这两个变化的发展，还将出现一种趋势，就是在人民消费品构成中，吃的东西占很大比重的现状将有所改变，有可能由吃、穿、用的次序逐步改变为用、穿、吃的次序"。"适应这两个变化，我国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将比现在大大发展"。
当时，国家计委有位同志不大同意，说，现在吃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有些地方还不够吃，谈什么吃、穿、用的结构变化。由此，他对讲话大删大改。我坚持把原稿保留了，后来，还把它收人了我的文集，题目是《城乡经济发展的两种新趋势》。
注释：
①1978年6月20日至7月9日会议在北京举行。一般称这次会议为"双学会议"。
②1977年12月16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这个通知。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
一 初到社科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是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基础上建立的。1977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通知，经党中央批准，"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名称改为"中国社会科学院"。
1977年11月，国务院任命胡乔木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邓力群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院党组副书记兼院党委书记(1978年9月至1980年7月。1980年社科院成立第一届党委，任常委至1982年5月)，于光远任副院长兼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所长。我在此度过了四年多不同寻常的时光。四年多的时间里，中间有些变化。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79年，我和胡乔木的工作都有了变动。胡乔木当了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共中央办公厅改组后，姚依林兼主任，我当副主任。所以从1979年初开始，我一半时间在中央办公厅，一半时间在社科院。不过，从1977年11月开始，有一年多时间，我的大部分精力是放在社科院的。
1977年11月上旬，我和胡乔木、于光远一起到社科院去主持工作。当时随我们去的有朱佳木、朱元石、郑惠。①我们去了以后，先和原来的院领导接上头，约定日常工作仍由他们主持，我们三人集中力量到各研究所、各单位调查研究，听取意见。
“文化大革命”中，学部是一个遭受严重摧残的“重灾区”。改称社科院时，有14个研究所，两千多人，但绝大部分研究工作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我们整整花了一个半月的时问，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谈，把14个研究所都谈了一遍(有的单位用二、三天)。我们都是听他们谈，很少讲自己的看法。这样一来，就使各单位的各种不同意见，用不同的方式都讲出来了。这次调查研究对于我们在后来的工作中取得主动，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通过一个半月的调查研究，我们大体上搞清了社科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政治上遗留问题多，派性严重，冤案成堆。
“文革”中，学部主要分成两大派。一派是联队，为造反派；一派是总队，为保守派。随着运动的发展，派系不断分化，各种关系错综复杂。1976年1月，周恩来总理逝世，大家深受震动。"四人帮"不得人心，在"天安门事件"中，学部绝大多数人都去天安门悼念周恩来总理，没有去的人极少，很自然地形成了一个反对"四人帮"的大联合。
粉碎“四人帮”后，在全国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中，中央要求揭批“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罪恶历史和反革命谬论，清查他们的帮派体系。可是学部原来的领导却把“四人帮”的帮派体系与各级党委领导混为一谈，几乎划了等号。这样，就造成了新的分裂，形成了新的矛盾，甚至在原党组中间也发生了分化。其中有一个姓王的同志表现特别不好。他原来是胡乔木推荐到学部去的，参加了当时的党组。这个人在1976年"反击右倾翻案风"时，竭力洗刷自己与胡乔木的关系，说自己不是胡乔木推荐去的，与胡乔木没有任何关系。他跟着"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调子唱，被称为党组内部的造反派。粉碎"四人帮"后，他很狼狈，不好扭转过来，被别人盯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