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央办公厅
十 起草关于农村工作的两个文件
1 《关于今冬明春农村若干问题的意见》
1979年8月26日，我代中共中央、国务院起草了一个关于农村工作的文件，题为《关于今冬明春农村若干问题的意见》。这个文件是为了解决胡耀邦和李先念同志工作中出现的矛盾。那时，李先念同志主管政府的工作，杜润生可能刚开始参与农村工作的领导。当时，李先念同志要在全国各地推广山东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成功经验，而那时山东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搞得确实很好。但是，对于过去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而造成农业、农民负担过重，特别是造成大量人力、物力浪费的情况，胡耀邦同志非常不满。他的农村工作的着重点是要搞包产到户等改革。因此，他反对集中大量人力物力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工程。胡耀邦和李先念同志互相不赞成，又不当面讲，使杜润生非常为难。了解这些情况后，由我口述，中办研究室几个人笔录，其中有陈斐章，起草了这样一个文件。
文件强调，我国发展农业生产和建设，一定要严格遵守因地制宜的原则，一定要按照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办事。不单是以粮为纲，而要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文件提出，在我国自然条件十分复杂的广大农村，要善于趋利避害，要全面发展，宜农则农，宜林则林，宜牧则牧，宜渔则渔。
文件对整个农村工作提出了全面发展的意见。提出，既要实行十一届四中全会即将通过并公开发表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即乔木主持起草的25条，也要继续进行农田基本建设，并强调在农田基本建设中，一定要量力而行、适当节制，一定要同农业发展和农村建设的其他各项事业统筹兼顾，全面安排。
与《关于今冬明春农村若干问题的意见》相同的文件，我看以前还没有过。在文件中，第一次提出了中国农业要找出一条适合于我国人口多、耕地少、资源丰富、地域辽阔的情况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并提出了开展农业科学、生物技术研究和推广的问题。那时，我看了有关材料，认识到农业发展，仅仅依靠机械化和走石油农业的路子，会破坏生态平衡，其结果是农业的效益越来越低。为此，文件中强调，在农田基本建设中，要十分注意保护和利用自然资源。适宜于采取生物措施的，要大力推广生物措施治理，绿化山川，以增强抵抗水旱灾害的能力。文件起草工作完成后，我讲给先念同志听，他觉得豁然开朗，是个新路子。
当胡耀邦同志和李先念同志在工作中有矛盾的情况下，写出这样一个面貌的文件，最后胡耀邦同志接受了。先念同志说，文件这样写，我也同意。最后这个文件发出去了。
2 中央关于转发农业学大寨文件的指示
1980年11月23日，中央转发了一个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为转发这个文件的指示，是我在10月底至11月初主持起草的。
原来毛主席提倡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在执行过程中有搞形式的地方，有的搞得好，有的就是搞形式。如农村搞水平梯田，在没有条件的地方也要搞。有些坡地，本来根本不需要搞，也硬要要搞。我们党内确有这样一种偏向，号召学习一个典型的时候，它什么都是好的，而批评时又什么都否定。正是在后面这种情况下，农业部门搞了一个关于学大寨问题的文件，送到中央办公厅，要求中央转发。于是，我起草了一个中央批转的指示，既肯定周总理总结的大寨的几条经验没错，号召大家来学习这几条也没错，又强调在学习过程中，走偏了方向，有的地方甚至搞过头了。造成失误的责任不在大寨，也不在昔阳，应由山西省委和党中央承担责任。这就对大寨经验做了肯定，而搞过头的责任由上面来承担。这个指示还说，推广一切先进经验，都应该因时、因地、因事制宜。指示还讲到对先进模范应该如何培养、使用。这个文件发出后，为大寨解除了一些压力。同时，也让大家感觉到，这样讲是公道的，不应出了问题就把责任推到下面，承担责任的应该是省委和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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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为邓小平起草四次文代会祝词
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1979年10月30日在北京开幕。这是全国文艺工作者在新时期召开的一次盛会。开幕式上，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大会致祝词。邓小平同志的祝词是我和卫建林帮助起草的。后来又增加了张作光。从起草、修改到定稿，反复了很多次。起草之前，我和卫建林多次商量，确定由卫建林负责文字起草，我修改。搞了几稿后，我们送有关同志征求意见，也送周扬一份。周扬不赞成讲几个问题的写法。说有必要由邓小平来讲这个问题那个问题吗？他的意见很有道理。我们向小平同志作了汇报。小平同志同意周扬的意见，说：不要讲什么问题，就是作为祝词，一个部分一个部分一口气讲下来，文理逻辑顺当就行了。按这个要求改后。胡乔木又作了修改。
那天邓小平同志的祝词，博得了一阵又一阵的热烈掌声，效果非常好。应该说，这篇讲话坚持了毛泽东思想，又结合了当时的实际，回答了当时需要回答的问题。对建国以来的文艺工作作了历史的评价，肯定“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文艺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文艺工作的成绩是显著的；指出所谓“黑线专政”完全是林彪、“四人帮”的污蔑。对社会主义新时期文艺工作的地位、作用、任务作了论述，对文艺工作者提出了希望。应该承认，一直到今天它仍有现实的指导意义。说这篇祝词是新时期党指导文艺工作的纲领，一点都不过分。这篇祝词文字也不错。其中有一些名言，现在一直流传。如：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等等。这些名言，已经成为邓小平文艺思想、文艺理论的精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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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访问美国的收获
1979年11月5日至12月5日，我同袁宝华同志一起去美国访问，同去的还是1978年底访问日本的那些同志。我们去了美国的国家财政部，也到了大企业集团。从美国的经验中，发现了它与中国的区别，其中对我们最有影响的是它的所得税制度。美国的所得税种类很多，有企业所得税，有个人所得税。美国政府向企业征收所得税高低不同，但企业总是有盈余、有积累。企业交纳所得税后，其余收人可以自主支配。企业因此可以得到发展，这是很成功的经验。我们的财政实行的是统收统支，企业的收入包括折旧，都收到中央。而企业开支，如设备购置、维修，流动资金都要由国家银行拨付。在收支问题上，企业几乎没有自主权。我们认为，中国应该参考美国的所得税制度，学习它的成功经验。后来，在柳州市的市属工业和上海轻工机械公司等200多户企业，进行了由上交利润改为征收所得税的试点。国营企业实行由上交利润改为交纳所得税(即第一步利改税)，经过充分酝酿和准备之后，在全国人大五届五次会议上提出实施步骤，从1983年6月开始进行。这是后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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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力辞中央办公厅职务
1979年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决定设立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任命姚依林兼任财经委员会秘书长。后来，财经委员会方面的事情日益增多、加重，他就要辞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职务。他原本想让我接替他的主任职务，他也和邓小平谈过，邓也知道他的意见。这件事，姚也和我讲过。我听后就和老伴罗立韵商量，觉得这个差事于不得。当办公厅主任，就要为这些头头脑脑服务，首先是政治局常委，扩而大之还有政治局委员，加上书记处书记，再加上中央部门的头头脑憾，还有地方的头头脑脑。各地方省委书记到北京，首先要到中办，探听一下中央的情况，那就穷于应付了。这么多的人，又都是首脑，有哪一处不到，就不知道会引来什么麻烦。经过商量后，认为这件事干不得，我又向姚依林表示了这个意见。后来有一次在邓小平那里，姚仍坚持自己的意见，认为应由我来接替，并说已和我说了。我说：你和我说过，但我也向你表示过我不同意啊。我干这个事情不行，还是干我能干的事。
在这期间，邓小平不知从哪里听到，冯文彬和我不太对付，有点为难我。当时冯也是中办副主任，按次序排在我前面。小平问我：是不是冯对你的工作有点刁难。我说：我还没感觉到。在工作上，他管他的，我管我的。因为冯管的工作都是文书行政，我管的是文件、写材料、调研，我们在工作中各管各的事，我有的事和他有关，向他提出过，他还好嘛，我好像没有感觉到他怎么为难我。当时给人的感觉是，邓小平觉得我这个人还可以用，要给我创造些条件，使工作能够做得好一点。这比已邓小平对我表示的关心。后来，这件事总算推掉了。姚依林不当中办主任之后，胡耀邦就把胡启立(天津市长)调来了，后来乔石当了一段，再后是王兆国。姚依林不当主任之后，我这个副主任也辞掉了。
注释：
①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172页。
②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179页至第1280页。
③《新华月报》1979年第6期，第40页。
④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149页。
⑤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版，第233页至第234页。
⑥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版。第432页。
忙碌的一九八○年
一 参与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从1979年开始，社科院的事我就管得少了，主要在中办工作。1980年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恢复设书记处，作为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领导下的经常工作机构。4月成立了书记处研究室，我担任主任。1980年这一年，工作特别忙碌。
一 参与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1 叶帅国庆讲话后起草《历史决议》的工作提前
起草《历史决议》搞的时间很长，是这个时候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
1979年1月18日至4月3日，中共中央召开了一个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这时候，社会上，甚至是党内也有个别同志，包括参加会议的也有少数人，思想理论比较混乱。社全上极少数人，利用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机会，借解决"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知青回城问题、冤假错案平反问题和一些经济要求问题为由头。煽动闹事。一些人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散布怀疑以至否定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的领导和马列主义一毛泽东思想的言论，成为股思潮。而党内也有个别同志，包括参加理论务虚会的少数同志，不但不承认这种思潮的危险，甚至直接间接地在某种程度上给予支持。这样，怀疑和反对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的领导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思潮蔓延和泛滥起来，煽动闹事也愈演愈烈。在这样的情况下，3月30日邓小平同志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对这股错误思潮进行了说理和批驳，强调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以后，情况有所好转，但没有根本解决问题。特别是在对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的评价上，意见分歧比较大。
叶帅在国庆三十周年大会上发表了一篇精彩的讲活。党内外、国内外反映都很好。邓小平说，有了国庆讲话，历史决议就好写了，以讲话为纲要，考虑具体化、深化。本来叶帅的讲话是集中批判“四人帮”，关于“文革”问题和毛泽东的错误问题只是在原则上分清了是非，具体的问题没有明确说明，原准备放到几年后再说。但叶帅讲话后，议论纷纷，你想往后摆，做不到，人们不愿意往后摆；因为这些问题不解决，心思就不定。各种观点和想法都出来了，因此，工作只能提前了。就决定对建国以来的有关历史问题做个决议。其中主要的问题就是"文革"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
起草《历史决议》的工作在叶帅国庆讲话后，1979年1O月，就开始酝酿并组织队伍了。起草工作由胡乔木负责。起草小组的组织、安排，同上下左右的联系、交流，都由我负责。
2 邓小平对《历史决议》提出三条要求
经过将近两个月的工作，到1980年2月，起草组写出了一份《决议提纲草稿》。小平同志看后，不太满意。3月19日，他找耀邦、乔木和我几个人谈话，提出起草历史决议的三条要求。他说：
中心意思应该是三条。
第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仅是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对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党内党外和国内国外都很关心，不但全党同志，而且各方面的朋友都在注意我们怎么说。
要写毛泽东思想的历史，毛泽东思想形成的过程。……现在这一次，要正确地评价毛泽东思想，科学地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就要把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特别是今后还要继续贯彻执行的内容，用比较概括的语言写出来。"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毛泽东同志是犯了错误的。在讲到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的时候，要对这一时期的错误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
第二，对建国三十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
第三，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还是过去的话，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争取在决议通过以后。党内、人民中间思想得到明确，认识得到一致，历史上重大问题的议论到此基本结束。最后，邓小平同志强调：
总的要求，或者说总的原则、总的指导思想，就是这么三条。其中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还是第一条。①
这是一次关键性的讲话。后来，邓小平又找耀邦、乔木和我谈了一次，提出了一个重要原则：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从这以后，一直到《决议》通过之前，中央领导同志不论是同起草小组谈话，还是在会上讲话，都反反复复强调要按照邓小平提的三项基本要求办。以后稿子又改了好多次。这个时候，小平同志的工作不像后来那么忙，每次稿子送到他那里，都看，都想，都提意见。大多把乔木和我找去，讲他的意见。我把他的意见记下来，回来向起草小组的人传达。有的还在书记处研究室传达。每次传达以后，都由卫建林帮助整理。前前后后，邓小平发表意见有十五、六次，后来我整理成十一次，其他几次或者不那么重要，或者有相同的意见合并到一起了。后来，我整理的东西全部交给了中央文献研究室，底子都没留。编《邓小平文选》时，选了其中的九次，有两次没选。
3《邓选》未选的两次谈话
《邓选》未选的两次谈话，我查了一下，一次是1980年8月1O日，小平同志找了胡耀邦和我，主要谈了两件事。一件是陆定一写了一封信，建议"要作历史问题的决议，需要把这些年来的路线斗争编一本书"，"不然，有些人将来要翻案的"。小平同志认为："所谓有些人将来要翻案，无非是翻主席的案，只要我们把主席的功讲够了，讲得合乎实际，我看翻也不容易翻，至于他的错跌，太明显了。对主席来说，缺点、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有这句话就行。主席的功好讲，比如在党的建设上，主席就有很多的创造，从延安时期到进城以后，一直发生作用，是很见效的：延安整风时期，全党的气氛好得很，问题解决了，大家放下了包袱，保证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我插话说：历史问题决议这一稿中，毛泽东思想部分写得比较充分，大概有一万五千字)那好。(我又说：这一稿中对主席的错误也写得比较厉害了)那不要紧，文字上、措词上还可以琢磨嘛。比如我说：主席后期给我们带来了许多不幸，用这样的语气就比较柔和。错误不只是主席一个人有我们这些人也有错误。"
接着谈了他对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稿的修改意见。
另外一次是1981年3月9日，小平同志和我的谈话。他说：
送给我的历史决议的历史部分，看过了。总的讲，决议稿对缺点错误讲得多，成绩讲得少，鼓舞人们提高信心、提高勇气的力量不够。问题最大的是“文化大革命”前十年部分。现在稿子的调门不符合原先设想的方针。看完后，给人的印象是错误都是老人家一个人的，别人都对。我说过多次了，不能说成别人都对，只有一个人是错误的，这个人就是毛主席。历史不是这样的。这不符合实际。那时的错误，大家都有责任，主要是因为当时我们没有经验。"文化大革命"十年，错误写得差不多了。应该承认，老人家还是看到了党的缺点错误，还是想改正，但是他对情况估计错了，采取的方法错了，因而给党和国家造成了严重的危害。中心是对老人家的评价问题，是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问题。错误讲过分了，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不恰当，国内人民不能接受，国际上也有相当一部分人不能接受。现在稿子是两万七千字，不要压缩了，三万字也可以。争取早一点修改好，早一点召开六中全会。对历史问题的评价定下来了，有了统一的认识，就可以集中精力向前看。
4 邓小平谈怎样处理"大跃进"的历史
《决议》稿中有一段写关于“大跃进”的历史。怎么也写不好。因为“大跃进”在人们的脑子里是损失很大的，人们摆脱不了这个印象。写来写去，都是缺点或错误。有一次我和乔木说：尽讲缺点，不写成绩，这段时期的历史写不好吧。乔木说：唉呀，不写缺点通不过啊，造成这么大危害，不写，怎么说服党内外呢？应该承认，这段历史确实难写。后来总算勉强搞出来了一个稿子，但仍脱不出当初的基调。送到邓小平同志那里，他还是不满意。后来，邓给我们出了个主意：首先讲成绩。这十年取得了什么成绩，然后再讲缺点、错误。这样，稿子的面貌有了改观，总算解决了问题。
5 区分毛泽东晚年错误和毛泽东思想
关于“文革”的危害和毛泽东的错误，更是一个大难题。在征求意见时，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王若水的说法，他主张不要写毛泽东思想了，只写毛泽东的思想，这样就可以既包括他正确的思想，也包括他错误的思想。后来，好不容易想到了应该把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和毛泽东思想区别开来的方法。毛泽东思想是正确的，而他晚年犯了错误，这个错误不但违反了马列主义，而且也违反了他自己的一贯思想——毛泽东思想。怎么出来一个“晚年错误”的说法呢？记得在一次讨论《决议》草稿时，胡乔木根据邓小平的几次谈话提出了一个方法：我们现在要把毛主席晚年这些思想上行动上的错误同毛泽东思想加以区别，加以对照，对毛泽东思想加以肯定，对毛主席晚年的错误的理论和实践加以批判。乔木这样一区分，这个关键的难题就迎刃而解了。在这一点上，周扬是不赞成的，我记不得他的原话了。
6 陈云的意见
整个《决议》稿子出来后，在比较大的范围内广泛征求意见。1980年1O月1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组织《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稿)讨论的通知。随通知发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决议(1980年10月供党内高级干部讨论稿)》，要求15日前发到各省、市、自治区。中央办公厅组织的这次讨论开始时预定参加人数是4000人，实际参加的人数比原定的要多，加上当时在中央党校学习的1500多名学员，大约有5600多人。但一般还是称"四千人讨论"。这次讨论，从1O月中旬先后开始，持续了一个多月，到11月下旬结束。这是一次规模空前的大讨论，是党内民主的大发扬。
关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仍然是讨论的热点，争论的焦点。陈云同志看了这个决议稿，发表了一个重要的意见。他认为关于解放前的那段没几句话，不行。他说：只讲解放以后的毛泽东哪些正确、哪些错误，这怎么能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呢？必须把历史上--党成立以后，毛泽东对党所做的贡献加以肯定，才能在这个问题上使人家看了以后信服。这样，大家就会得出结论，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是自然形成的嘛，不是做文章的人写的嘛。陈云同志的意见把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的问题解决了。
小平同志很同意这个意见。他把我找了去跟我说：前天我去看陈云同志。陈云同志对修改决议稿又提了两条意见。一是专门写一篇话，讲讲解放前党的历史，写党的六十年。六十年一写，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二是建议中央提倡学习，主要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重点是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陈云同志说，他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受益很大。历史决议中关于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要写得更丰富，更充实。结束语中也要加上提倡学习的意思。
邓小平同志要我把这个意见转告起草小组。
7关于粉碎"四人帮"后的四年
四千人讨论的另一个热点，是要求把粉碎“四人帮”以后四年这一段写到《历史决议》中去。这也是一个很费斟酌的问题。发给大家的稿子，关于这个问题只写了6行100多字：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经过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和五中全会，我们党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开辟了光明灿烂的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对于这四年多来我们党所取得的成就、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任务，即将召开的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将做出详尽的论述。
其实，起草小组在9月下旬省、市、自治区书记座谈会后，就对这四年做了一个基本总结，并且增加到《决议》草稿中了。1O月10日，胡乔木把新增的这一段送常委审阅。
这一段的内容大致是：1976年1O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从这时开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两年中，广大干部和群众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各项革命和建设工作。揭发批判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清查他们的反革命帮派体系，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党和国家组织的整顿，冤假错案的平反，开始部分地进行。工农业生产得到比较快的恢复。教育科学文化工作也开始走向正常。党内外同志越来越强烈地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是遇到了严重的阻碍。这固然是由于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乱不容易在短期内消除，同时也由于当时担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同志在指导思想上继续犯了"左"的错误。华国锋同志是由毛泽东同志在1976年"批邓"运动中提议担任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国务院总理的。他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有功，以后也做了有益的工作。但是，他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错误方针；阻碍1978年开展的对拨乱反正具有重大意义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历史上冤假错案(包括"天安门事件")的进程；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1977年8月召开的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揭批"四人帮"和动员全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和华国锋同志的错误的影响，这次大会没有能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反而加以肯定。对经济工作中的求成过急和其他一些"左"倾政策的继续，华国锋同志也负有责任。很明显，由他来领导纠正党内的"左"倾错误特别是恢复党的优良传统，是不可能的。
这一段大概是一、二千字。提交给常委审批。七位常委除华国锋外，都表示同意。华国锋认为这段没有经过常委会讨论，不赞成加上。华国锋还援引了毛泽东在七大上的做法，说七大只总结抗日战争以前的经验，抗战以后的事不做结论，毛主席这样做的理由是：抗战还在进行中间，现在做结论还不是时候，要等到抗战以后再做，因为是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嘛。从这事来看，华国锋这个人还是很敏感的。华国锋虽只一个人，但他当时是党中央主席。邓小平和胡耀邦都说，既然华国锋不赞成，这一段先不加，等到四千人讨论之后，如果大家觉得需要加，再加上也不迟。因此，发给四千人的讨论稿这一段只有6行。最后说：粉碎"四人帮"以后四年多的历史，留待将来十二大做详尽的论述。
我们知道这段稿子的来龙去脉，所以，在向全党印发历史决议的征求意见稿时，要大家发表意见：这一段写好还是不写好？
征求意见稿一发下去，我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党委常委会上作了一个发言，系统地讲了一下粉碎“四人帮”以后，华哪些事做得不对，讲了约半天。后来又在中办党委和中直机关工委讲了一次，讲了三个多小时。
我在社科院、中直系统讲的主要内容有八条。1，肯定粉碎"四人帮"的胜利，华国锋同志有功。以下七条都是讲他的错误：2，华国锋同志从来不说"文化大革命"有什么错误，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理论、路线有什么错误。3，直到1977年三月工作会议，华国锋同志还继续肯定1976年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4，坚持搞"两个凡是"，实际上就是坚持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那套错误的理论、路线、政策。5，搞新的个人迷信。6，粉碎"四人帮"后，陆续解放了一大批干部，这是做得好的，但是一些重大冤假错案被压下来，华国锋同志没有主动解决。7，1977年三月工作会议前后，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造成一批新的冤假错案。8，在经济工作中搞高指标。因此，我认为，粉碎"四人帮"以后四年，是应该在历史问题决议中给予总结的。实事求是地分析三中全会以前党的工作的成绩和党的路线的错误，高度评价三中全会在我党历史上的重要意义，肯定三中全会以后党所重申和确立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完全必要的。
李维汉同志听说我有这么一个发言，就叫他的秘书来找我，希望能把我讲的意见提供给他所在的那个组。尔后，李维汉又把我的发言在他所在的组传达了。这样，华为什么主张不写，多数人为什么主张写，华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究竟有哪些做得不好，就传得相当宽了。不过，地方上的同志可能还不知道。
现在回过头来看，我当时对华国锋的评价，其中也有若干意见有欠公允。这样说吧：为了拱倒一个人，不论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就把他的差错统统列上，其中有些并不是政治原则上的问题，讲一下也可以，但讲得过于上纲了。
经过全党四千人的大讨论，吸收上来的意见中，地方上赞成写上这段历史的也不少，故而把这段写上了。这就成了后来决议的这个部分。应该讲，这对于华能否继续当党的主席成为一个关键。在这个问题上，包括对华的评价，能够得到多数人的同意，就为后来解决华的问题，在政治上、思想上奠定了一个基础。
8 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最高层人事更动
从11月1O日起，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的一个重大问题是中共中央最高层的人事更动。这次会连续开了九次，开到12月5日。会议开得非常严肃，郑重其事，对华做出评价，提出批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都发了言。发言的人个个都赞成华不能再当主席了，退下来，保留副主席职务。他自己也同意退下来。会议做出了决定，华不当主席，换成胡耀邦。
我们列席会议的，没有发言权，听会。讨论中涉及到《中央政治局会议通报》的一个提法(关于华国锋从粉碎"四人帮"到1980年4年中前两年工作中错误的提法)，华表示了一点不同的意见，乔木同志就这个问题做了专门的发言。
会上最动人最感人的是叶帅的发言。叶帅讲，他一直是支持华国锋同志的，英明领袖也是自己让写的社论。吴冷西、胡绳跟我讲过，“毛办”宣传华，是叶的意思，不是汪东兴的意思。叶帅在这次会上讲，在毛主席去世之前，他对“文革”、“四人帮”和毛主席的一些做法有不同意见、不满意，但那时投鼠忌器，你一批评“四人帮”，就免不了会影响到毛主席，这里面包括别人对毛主席的看法，还包括毛主席对批评“四人帮”的人的看法，主席会认为：你们批“四人帮”，是因为我重用他们。所以那时特别有顾忌。主席临终时，政治局的成员去告别，一个一个进去，一个一个出来。都见完了之后，主席还清醒，又示意叶帅进去。这时主席眼睛盯着叶帅，想说话，但说不出来了。叶帅讲：我知道主席的意思，这是给我以重托，而华国锋那时当了第一一副主席、代理主席了。正因为如此，主席逝世后，我把维护华国锋同志，当作履行主席的临终嘱托。由此看来，我这个人有封建思想的残余，好心，但效果不好。说到这里，叶帅的眼泪唰唰地流下来，声音都变了，对自己做自我批评，动了感情啊！
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形成一个中央文件，即1980年1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报》。这个通报对历史决议的讨论同解决人事变动的关系作了明确说明："在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讨论稿)》的过程中，无论中央直属机关、中央国家机关或军队系统，都有多数同志提出要对建国以来历史的第四阶段进行认真的总结，指出华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至1980年这四年特别是这四年的前两年工作中一些重要错误，很多同志要求对他所担负的职务进行调整。中央常委认真地考虑了这一问题，对华国锋同志进行了批评和帮助，并认为改变他的现任职务是必要的。"最后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向六中全会建议，同意华国锋同志辞去中央主席、军委主席的职务；向六中全会建议，选举胡耀邦同志为中央委员会主席，邓小平同志为军委主席，在六中全会上继续选举华国锋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到十二大，整个中央领导层都改变了。华的副主席去掉了，政治局委员都没保留，只保留一个中央委员。这时中央组织机构有书记处，不设党中央主席而改设总书记，胡耀邦当了总书记。
9 邓小平表示不考虑胡耀邦的新方案了
到1981年2月上旬，经过反复讨论、修改，准备提交给六中全会讨论的决议稿子搞出来了，篇幅压缩到三万七八千字，送中央常委审阅。
胡耀邦同志看后认为这种思路不行，提出是不是由他也组织一个班子来起草一个决议稿子。此事报告了小平同志。小平同志说：好嘛，两个摊子，各搞各的嘛。胡耀邦于2月13日、17日两次召集起草小组主要成员开会，提出修改《决议》的新方案。3月初形成一份铅印的《口头汇报提纲(草稿)》，决议的题目拟改为《关于建国以来的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我即把耀邦同志的新方案报告小平同志和在外地休息的乔木同志。
胡乔木同志不赞成这个方案，认为历史决议既要总结经验教训，又要对历史事件的是非作出判断，按耀邦同志的这个方案，可能会写成总结经验的报告或宣传鼓动的文章。
邓小平同志这时看过我们送呈的《决议草案》稿子，3月9日找我去谈。主要内容前面已经说了。对胡耀邦提出的新方案，邓小平表示：第二个方案不考虑了。
忙碌的一九八○年
二 主持《中国共产党章程》的修改工作
这是1980年初进行的。起革人员以书记处研究室的同志为主，也吸收了其他单位的人，如宣传部的朱通。大约搞了两、三个月。草稿写成后由乔木同志修改，然后在小范围里征求意见，又作了些修改。十一届五中全会讨论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会后发给全党征求意见，为十二大修改党章做准备。五中全会还讨论和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这是由陈云同志和中纪委那里提供的。讨论通过后作为正式的文件和规定，在全党颁布、执行。党章草案经十一届五中全会讨论后，我在铁道部党校、社科院以及科教系统等作过多次介绍，并整理印发了一个材料，题为《关于党章修改的介绍》。
十一大通过的党章，无论在内容上和结构上都很不完善，有的条文仍然沿袭了“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错误提法。这次党章修改草案，不但恢复了七大、八大党章的优点，而且根据新的经验、新的情况，在内容上作了很多新的补充。我认为新党章有如下几个要点：
其一，党章修改草案有个总纲。以往党员宣誓时都要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但在过去党章里关于党的纲领这个问题没有说清楚。这次的总纲遵照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用比较概括的语言，写了我们党的基本纲领、目标以及怎样实现我们的目标，我们党不同于其他政党和团体的主要特点是什么，说明中国共产党是为最高理想——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政党。这次还把“四项基本原则”正式写入党章，作为新党章的一个重要内容。对不同意"四项基本原则"的若干错误意见也进行了批评。
其二，关于党员的权利和义务，也是重要的内容。张春桥主持了九大党章的修改，只讲党员义务，不写权利。记得当时党章修改稿出来之后，上海的笔杆子、王洪文的秘书肖木，还有袁木等几个人去征求陈云同志、邓颖超同志的意见。陈云同志、邓颖超同志都提出：为什么党章只讲党员的义务，不讲党员的权利？后来，陈云同志对我说：当时我们两人都说，党员不能只尽义务，没有权利啊！结果肖木、袁木等人把我们训了一通。因此，陈云同志对我兼任中宣部长后要把袁木调到中宣部非常不赞成。这件事，经过调查核对澄清了。实际上训人的是肖木，不是袁木，袁木当时一句话没讲：十大通过的党章，关于党员权利和义务，相应的条款沿袭下来没有变。十一大时，华国锋做了弥补，恢复了关于权利与义务的条款，但不能说很完善。
这次修改，对党员的义务写得更高了。如：义务中的第一项“学习”，除了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外，增加了“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学习科学文化和业务。”第二项，“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利益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克己奉公，绝对不得假公济私，损公利私”。第三项，“百折不挠地执行党的决定，服从组织分配，积极完成党的任务，自觉遵守党的纪律和国家的法律，严格保守党和国家的秘密，坚决保卫党和国家的利益。”第四项“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根据“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经验，这一项加进了“坚决反对派性，反对一切派别组织和小集团活动，反对阳奉阴违的两而派行为和一切阴谋诡计。”第五项，“对党忠诚老实，言行一致，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不歪曲事实真相；切实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勇于揭露和纠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支持好人好事，反对坏人坏事”。第六项。“密切联系群众，向群众宣传党的主张，遇事同群众商量，虚心听取并及时向党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帮助群众提高觉悟，维护群众的正当权利和利益”同过去的党章相比，这一项加重了分量。第七项，"在生产、工作、学习和一切社会活动中起先锋模范作用，带头维护社会秩序，发扬社会主义新风尚，提倡共产主义道德。"第八项，"为了在保卫祖国和人民的利益，在一切困难和危险的时刻挺身而出，英勇斗争，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
党员不但要履行义务，也享有权利。必须懂得如何正确地使用党员权利。这一项比以前写得更充分了。这就联系到“四人帮”垮台以后批“四人帮”时的一个问题，当时乔木找到了马克思对权利和义务关系的论述，没有权利的义务和不尽义务的权利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是不存在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尽了义务也就应享受权利，要享有权利也必须尽义务。这从理论上，对党员的权利和义务的修改提供了依据。我们也是遵循这一点修改的。新党章不仅比张春桥主持起草的那个有了根本的变化，而且比十一大通过的党章更加完善了。与党员的义务一样，党员的权利也是八项：(一)"参加党的有关会议，阅读党的有关文件，接受党的培养和训练"。(二)"在党的会议上和党的报刊上参加关于党的政策问题的讨论"。（三）"对党的工作提出建议和倡议，"（四）"在党的会议上有根据地批评党的任何组织和任何党员，向党负责地揭发、检举党的任何组织和任何党员违法乱纪的事实，要求处分违法乱纪的党员，要求罢免或撤换不称职的干部"。(五)"行使表决权、选举权，有被选举权"。(六)"在党组织讨论决定对党员的党纪处分或作出鉴定时，本人有权参加和进行申辩，其他党员可以为他作证和辨护。"(七)"对党的决议和政策如有不同意见，在坚决执行的前提下，可以声明保留，并且可以把自己的意见向党的上级组织直至中央提"。(八)"向党的上级组织直至中央提出请求、申诉和控告，并要求有关组织给以负责的答复"。这项内容，九大、十大、十一大的党章都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