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章修改草案中关于党员权利的部分，是在充分考虑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党员的权利遭到侵犯、甚至遭到践踏的情况下起草的。这次修改，又专门写了两款：“任何一级党的组织商至党的中央机关都无权剥夺党员的上述权利。”“党组织的负责人或任何其他党员如果有不尊重党员的这些权利，应当受到批评和教育；如果严重侵犯党员的这些权利，应当受到纪律处分。”
其三，这次党章还增加了关于干部的标准，即对于党员干部的要求，这次党章作了六条规定。这是以往党章所没有的。在征求意见时，有人提出，既然规定了党员的权利和义务，又何必再专列条款规定干部标准呢？不如合并或取消。后来经过斟酌，认为还是留下的好。因为党员和干部终究有不同的标准。
其四，关于党内民主生活，新党章也比过去提得好了。其中规定在党的会议上，党员有对各种问题充分发表意见的权利，有权利批评党的任何一级领导乃至中央领导，并有权向任何一级乃至中央提出自己的意见。这当然只是条文，实际执行不一定能真正做到。但提出这一条是一大进步：例如，在“文革”中，很多事情都可以称之为反党，包括对支部书记有意见，都可算为反党，更不要说对中央领导干部了。在党组织讨论决定对党员给予处分或作出鉴定时，新党章规定了：本人有权参加和进行申辩。有权利保留自己的意见。有权向上级申诉。关于纪检问题，我们的草案是想由中央对下一级纪检实行领导。在讨论时，人们不赞成这种垂直领导，还是要实行同级党委的领导。看来决定实行双重领导。十二大通过的党章规定："党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在党的中央委员会领导下进行工作。党的地方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在同级党的委员会和上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双重领导下进行工作。"同时还增加了一个意思：即中央和省可对下级党组织管理的问题，做出处分的决定。其中规定："中央和地方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要经常对党员进行遵守纪律的教育，作出关于维护党纪的决定；检查和处理党的组织和党员违反党章党纪和国家法令的比较重要或复杂的案件，决定或取消对这些案件中的党员的处分；受理党员的控告和申诉。"另外，在"四人帮"时期，把有关共青团是党的助手、后备军的内容删掉了，这次重新恢复。
这个党章草案，在1982年9月召开的十二大正式通过。党章通过之后，中央就把修改宪法的事提上日程了。这个工作是由彭真同志主持的，我没有参与，乔木担任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长，做了许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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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参与制定中央关于干部退休制度、废除领导干部职终身制的文件
关于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邓小平同志曾提出要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1979年7月29日，小平同志在接见海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全体同志时的讲话中就提出"我们将来要建立退休制度" ②。经过讨论、酝酿，到1980年这个问题成熟了，由中央制定了一个关于干部退休制度的文件，即4月23日中共中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丧失工作能力的老同志不当十二大代表和中央委员候选人的决定》。这是废除实际上存在的干部职务终身制和逐步更新领导班子的一个重要步骤。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8月31日，政治局讨论通过。关于干部退休制度的文件也是由我们研究室搞的。由我主持起草、修改、定稿。初稿是由苏沛起草的。陈云提出，退休年龄分成两类：解放前、解放后；解放前，应该称"离休"，解放后，称"退休"。离休的保留原工资，还有工龄补贴，比在职时生活还好一点。区别离退休，成为这个文件中最引人注意的一点。离休干部政治上保留原来的待遇，不能降低，生活上要做到比离休以前还从优。这个原则应该说是好的，但实际执行起来不一定尽如人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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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参与修改中宣部《关于三中全会以来的宣传工作向中央的汇报提纲》
中宣部起草的这个关于宣传工作的文件，送到中央，陈云同志很重视。因为这时发生了波兰团结工会闹事、要把波共搞下去的事件。陈云看了中宣部的文件，结合波兰的局势，说了两句很有名的话：经济搞不好要翻船，宣传工作搞不好也要翻船。他要我们根据波兰的教训和他这两句话的意思。对中宣部文件进行修改，修改的地方还不少。
正式文件于1980年9月19日中央转发下发。发下去以后，遇到了一个关于自发组织的问题。那时周扬已到中宣部当副部长。他主张要给这些自发组织以合法地位。据林默涵说，在文代会上周扬还提出：自发组织应成为文代会的团体会员。由于林默涵、刘白羽等反对。才没有搞成。后来，根据小平、陈云同志的指示，胡乔木起草了一个维护社会安定、保障经济调整暂行条例的稿子，其中包括取缔非法组织和非法刊物。可是书记处讨论时把它否定了，提出要搞"结社法"、"出版法"。乔木不同意书记处的意见，于1981年1月24日给邓小平、陈云、胡耀邦、彭真写信说，如果采取制定"结社法"、"出版法"一类的办法来对付非法组织、非法刊物，要求他们登记，很可能被这些反党分子钻了空子我们还不知道。陈云见了这封信之后，把我和乔木找去，对我们讲：无论如何不能让所有的秘密的或半公开的组织和刊物登记，要让它们处于非法地位，禁止它们活动。后来，才有了1981年2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处理非法刊物非法组织和有关问题的指示》。这是十二大之前的重要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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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协助邓小平起草《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稿
邓小平同志1980年8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这篇讲话稿，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文件。其要点和问题都是小平同志自己提出的。起草工作由我主持。：州己处研究室滕文生、郑惠、卫建林参加。
小平同志要我到他那里，跟我讲了这篇讲话的一些要点，然后回来起草。反来复去修改，确实用了心思。
这里值得注意的有几点：一是反对封建主义残余。这是小平同志提出的。当初李维汉同志找小平，说：毛、刘、周、朱，他们政治上反封建很彻底，但在思想上都免不了孔孟思想残余的影响，肃清封建主义残余的任务，他们未能完成，现在寄希望在你的身上，希望你能完成这个任务。小平同志听了这个话很高兴。在这以前，听说邓小平对李维汉很反感。这次谈话以后，邓小平对李维汉的印象变了：后来就发生了一个问题：究竟是以批判封建主义为主，还是以批判资产阶级思想为主？
这时，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华国锋在总政提出政治思想工作要“兴无灭资”。于是，总政对内对外都宣传这个口号。我们看到他们重提“兴无灭资”，不赞成，因为这是“文革”时期流行的口号。在有些场合我们批评了这个口号。结果韦国清(当时任总政主任)生气了，在军队内部说：邓力群反对"兴无灭资"，我们在部队里宣传"兴无灭资"是报告邓小平同志得到同意的。韦国清后来也对邓小平讲了这件事。所以，在小平同志这篇讲话中，谈到关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时说，总政提出"兴无灭资"，这个文件我看过，当时没有注意到这个文件有不妥之处，现在看来应该承认这是个缺陷。这是一个插曲。后来的处理是：封建主义要批判，资本主义也要批判，究竟什么是批判重点，则要看不同的时间、地点、问题、部门来决定。在修改邓小平这篇报告的过程中，小平同志说：封建主义的影响在党内主要是家长制，毛泽东同志的家长制，毛受封建主义的影响表现在他在党内实行家长制，走向个人独断。在这个方面，为表达好这个意思，我们用了一番心思。邓小平讲：不是不要集中，问题在于过分。小平同志这样说，当然是对的。可是，一个人，即使是一个伟大人物，要完全实践自己的言论，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啊。
给官僚主义画像这一段，我们也很用了一点心思。现在来看，这个像画得比较好。当然要克服这样的官僚主义，也不容易，很难。
邓小平还提出一个重要思想，我们的国家是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表现在多方面的，但主要的是表现在三方面：经济上有利于发展生产力，逐步改善人民的生活，这是社会主义优越性最主要的表现；政治上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治；组织上有利于培养适应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人才，发现和破格使用这些人才。
这个稿子写好后，乔木又做了修改。乔木加了个总的帽子，讲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及其他制度的目的，“是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速现代化事业的发展。”对邓小平提出的在经济上、政治上、组织上三个方面主要应当实现什么样的要求，加以发挥，写了一段活：“我们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主要应当努力实现以下三个方面的要求：(一)经济上。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二)政治上，充分发扬民主，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政权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享有各项公民权利，健全革命法制，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打击一切敌对力量和犯罪活动，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三)为了实现以上两方而的要求，组织上迫切需要大量培养、发现、提拔、使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比较年轻的、有专业知识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才。"讲了这两段话后指出："党和国家的各种制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必须用是否有利于实现这三条来检验。"应该说乔木改得很好。
对于应该改革什么，具体的意见，都是邓小平提出来的。如，废除领导职务的终身制；成立过渡机构——顾委；国务院系统应有自己独立的工作系统，不要事事问党中央。小平同志的这些意见都很好。过去，包括国家机关的工作，都要由党中央下命令，然后省委、地委照此办理。从那以后，国务院的事自己处理，写文件，不由党中央出面了。
关于企业的领导制度当时设想了几种方案。如管理委员会下面的厂长负责制、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董事会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要改变目前一切由党委说了算的做法，要加强厂长的责任。厂长负责制的几种方案要根据情况而定，这些提法，思路比较宽，不拘一格。在邓的这篇讲话中，原来有厂长负责制那么一段：后来书记处研究室的同志和经委袁宝华到下面去搞试点，把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改成厂长负责制，搞试点的结果是大家都不赞成。因此，此文第一次公开发表时，把厂长负责制这段删掉了。后来，彭真抓厂长负责制，搞了“三加强”，即加强党委领导，加强厂长负责，加强职代会的作用，才把原来讲的那段话重新恢复了。
小平同志的这篇讲话，其实质是针对华国锋的，为华的下台做准备，寻找理论根据。我们当时没领会到这点。从文字上看不出，他也没和我们讲。这篇讲话稿搞到一定程度后，由乔木进行修改。乔木在修改前，找了很多部门谈话。他的修改，不是从文字到文字，而是从内容上做了很好的补充、解释。这种做法不错。
这篇讲话当时是由华国锋领导的政治局通过的。华国锋看没看出讲话的实质，不得而知。其他人对此只是当做一种专论来对待，反应也不敏锐、不强烈，这里的内容与现实有什么关系？究竟要解决什么大问题？好像没有人发表这方面的意见。过了若干年，着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赵紫阳抓这件事，胡耀邦也抓这件事，才对这篇讲话予以重视，成为他们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理论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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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准备邓小平一九八○年十二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还有一篇特别值得提出的重要讲话稿，就是小平同志在1980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980年12月中下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主要讨论经济形势和经济调整问题。12月16日会议开始时，陈云同志讲了一篇话《经济形势和经验教训》。12月25日会议最后一天，邓小平同志也讲了一篇话，表示"完全同意陈云同志的讲话"，提出"这个讲话在一系列问题上正确地总结了我国三十一年来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是我们今后长期的指导方针。"这篇讲话的中心是"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体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这篇讲话收进了《邓小平文选》第2卷，标题也就是《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这个讲话是小平同志要我帮他准备的，我组织了一些人来搞，最后也经过乔木修改。乔木修改得最多的、最重要的是思想工作。提出四种精神，即："要教育全党同志发扬大公无私、服从大局、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精神，。坚持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
这是“邓陈合作”最明显、最确定的一个标志。在三中全会以前，“邓陈合作”主要是在政治方面。陈支持邓出来工作，邓支持陈恢复了副主席的职务。邓陈配合合作，批评“两个凡是”，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此后，“邓陈合作”主要在经济工作方面。1979年，陈提出"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其中"调整"是关键。这时邓对陈提出的调整方针，给予全力支持。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经过争论，总算通过了调整方针。在实际工作中，有的部门和地方贯彻了，但从全国来讲，调整方针贯彻不得力，问题并未解决。到1980年11月底先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会议，接着12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陈云讲了一篇活《经济形势和经验教训》；邓小平讲了一篇话，就是《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赵紫阳、胡耀邦他们完全赞成。从此之后，三中全会以后的比例失调的调整问题才真正得到解决。到1981年，经济才开始正常发展。所以，在这一时期的经济工作上，邓是支持陈的。可以说，从粉碎"四人帮"后的1976年底至1980年底，这四年里邓和陈合作得很好，在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制定和实施中互相配合、互相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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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个体、私营经济的出现和我的态度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经济问题上，表现出来的突出问题，在城市就是就业问题，而且越来越严重。在那时，国有企业的富余人员有20％一30％。而每年还有新生劳力几百万，很难安置。当时批"文革"、批"四人帮"，面临的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就是下乡知青1700万人的回城安置问题。他们都是在"文革"期间上山下乡的。现在否定"文革"，批评毛主席，就涉及到上山下乡问题。在北京，对上山下乡，有各种各样的看法。。最尖端的代表是于光远，他说上山下乡是历史的反动，而且还提出理论根据：历史的进程是把农村中日益增多的劳动力(农民)逐渐转成工人，而我们却反其道而行之，把城里的人赶到农村去，农村人口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因而是历史的反动。在这种思想影响下，领导失去了控制，于是知青不断涌回城市。北京青年回来游行、请愿，上海青年也从新疆回上海请愿，还出了几个头头，打出一些横幅，说毛泽东是最大的暴君啊，等等，他们卧轨、堵火车，要到北京请愿。生产秩序、社会秩序、工作秩序都被搅乱了，成为当时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
面对当时这种情况，我们研究室也感到问题严重，不正视、不解决不行。因此经常和劳动部门的康永和交换意见。劳动部门也吸收了一些年青人进行培训，然后帮他们介绍和安排工作。劳动部系统还创办了劳动服务公司。因为国营企业安置不了那么多人，我们建议允许个体经济存在和发展，并且想办法发展集体经济来吸收劳动力。当时也确实有很多清规戒律，如有的集体经济不但没有劳保、医疗，他们的工资还低于国有经济。
在和劳动部门交换意见的过程中，我在有的场合中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我认为主要是要发展集体企业，同时也要允许个体企业存在、发展，要允许这些企业工资高于国有企业。因为很多安置在集体企业的人不安心，工资少，劳保、医疗待遇较差或没有，都希望企业升级。而事实上，搞企业升级是不可能的。
随着农村包产到户的出现，我也开始注意这方面的问题，并转发了有关双包到户的材料。如安徽省肥西县搞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的材料，就是由我们书记处研究室送给邓小平同志的。邓小平在5月31日发表"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谈话时，肯定了肥西县的包产到户和风阳县的大包干。
随着包产到户的推广和贯彻，剩余劳动力的问题就更加突出了，一些有本事的人，如专业户，重点户，纷纷出现。这些在1980年以前已有所表现，到了1980年就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当时不开放个体经济不行了。问题在于允许个体经济存在的同时，要引导他们向合作经济发展，这个工作没做，是个缺陷。但在那时即使制定了这样的政策，也实行不了，个体经济的出现和发展势不可挡。而要允许个体经济存在，就势必发生阶级分化。私营经济就是在个体经济的基础上产生的，也是必然会产生的。
我当时对私营经济和雇工剥削的出现，并不持反对态度，而是主张对这个问题要进行调查研究，了解这个东西出来以后会产生什么新问题，新问题出现后，领导上要帮助解决些什么问题。我所关注的是这方面的内容。而赵紫阳、胡耀邦、万里就是主张放，放手让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发展。我提出要做调查研究，胡耀邦说这是从概念出发。我们做了一点调查研究，却被认为是错误的。我们曾经想召开全国各省市研究室主任会议，一起来研究个体和私营经济的发展情况，研究出现的新问题，商讨如何做调研，出了些简报。胡耀邦看了这些简报，说，如果这个会议一开，就是给下面一个暗示，中央的政策要变。我和研究室的同志，对于私营和个体经济的态度就是上面所说的。对包产到户，接触了许多材料后，我坚持两条：一是坚持土地公有；二是要研究和关注生产责任制的多种形式，不要只注意家庭联产责任制。对于前一条，情况比较好，因为实践证明这一条不可动摇；对于后一条呢，包括后来多种形式的发展，没有引起更多的重视。我想，这与全党爱刮风有关，一旦一个东西被肯定，不管条件适合与否都照搬。如果当时能了解清楚生产责任制有多种形式，有不同程度的公有制成份，那就可能会出现在的情况要好一些。
忙碌的一九八○年
八 城市改革的两类试点
关于城市改革，书记处研究室和经委袁宝华进行了两类试点。一类是厂长负责制的试点，在东北、北京、天津搞了好多个企业。当时想改变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为厂长负责制，但试点的结果是没有人赞成，其中理出之一是取消了党委集体领导，就没有地方挂钩了，脱钩了。例如在过去，由市委、区委来领导厂党委，国家和党中央的政策经过各级党委到了基层了；以后工厂取消了党委，由厂长负责了，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由谁来管我们啊。这就发生了问题，试验的结果得出一致的结论：不赞成。这样，邓小平同志《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那段关于厂长负责制的话，在发表前就只好删掉了。
另一类试点是由访美后引发的。1979年访美，我们发现尽管他们所得税很高，最高至40％一50％(瑞士这些地方比他们还高)，但企业交了所得税后，终究还有部分盈利，数量还不小，可用于扩大再生产。了解了这个情况后，回来后就考虑到我们的统收统支体系，连折旧费都统收，更新改造也都统一支出，这个办法有问题，太死了。回来后，就和经委袁宝华那里一起试验利改税。同时和财政部吴波商量，他们在柳州全市实行利改税。这些试点证明效果是好的。这就为后来利改税，改变统收统支的办法做了准备，起了好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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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为企业生产经营制度改革培训干部
访日(1978年10月到11月)、访美以后，就考虑到我们企业的生产经营制度改革的问题。有两个突出的问题，一个是统收统支，一个是企业只管生产不管经营。那时从中央到地方有一个强大的批发系统。每个工厂生产出来的产品都由这个批发系统收购，甚至调拨，然后批发系统转向零售。批发系统成为中间环节。工厂生产出产品，交给批发系统，它的任务就完成了。究竟这个产品或商品到了消费者那里有什么反映，工厂可以不管。这样一对照，我们感到这个制度不改不行。工厂不但要管生产也要管经营，不但要管生产过程，也要参与流通过程。上述访问及经验对我们企业的改造起了积极的作用。我们从日本回来，就成立了质量管理委员会，接着又成立了企业管理协会，为了研究这方面问题，推广有关的经验，经委组织了干部轮训班。介绍国际经验，并结合我们自己的经验。商量我们哪些工作可以改进，哪些经验可以吸收。这方面工作做得很好，先是省部级，轮训了一遍，然后扩大到企业和厂长。几年一直坚持这样干。办厂长轮训班这是企业管理协会成立以后最有成绩的一项工作。一些大厂厂长都参加了这样的轮训班和学习班。
结合这样的学习和讨论，书记处研究室编出了两本东西，一本是《陈云文稿》——那时只从解放后编到1956年，以后又编了1956年至1962年的；还有一本就是马克思《资本论》的摘编本《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这在前面已经说到。两本书同时在参加企业管理协会轮训班的干部中进行学习和讨论，起了很好的作用。国外的经验有了，我们自己的经验也有了，又有了理论的指导，对再生产过程是怎么回事，应注意些什么问题，对各种平衡关系，如陈云同志的四大平衡，马克思的生产资料生产和生活资料生产要达到平衡，应该怎么看待，怎么处理，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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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宣讲《陈云同志文稿选编》
在这个基础上，我在1980年11月下旬到12月上旬，在中央党校讲了四次，总的题目是"学习陈云同志的经济思想"，介绍和学习《陈云同志文稿选编(1956年一1962年)》。讲的题目有：《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必须兼顾》、《在安排好生产的基础上安排基本建设》、《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计划工作和综合平衡》、《经济体制改革的设想》等。1981年3月中共中央党校出了一本小册子《向陈云同志学习做经济工作》。编文集时去掉了第一部分和最后一部分，③上举五个部分作了修改，分五篇收进了《邓力群文集》。
讲过以后，我听到一些反映。一是王惠德他们办了一个宣传部门干训班，听了我讲的课，于光远听到一些学员的反映，表示不同意我的意见。但他的意见究竟是什么，我也没问。另一个反映是：不知什么人向薄老谎报军情，说我在宣传陈云著作时，称赞陈云，批评薄一波。薄一波对此很重视，特地把我在党校的那个讲稿拿去看了，发现根本没有这回事。
还有人反映到邓小平同志那里，说我在中央党校宣传陈云思想。为此，在一次小会上，小平同志对姚依林同志讲：听说邓力群在党校讲课，说要学习陈云思想，这不对嘛，学习仍应是毛泽东思想嘛。他让姚依林转告我，以后再不要这样提了。小平同志还说：我本人还要和邓力群讲，以后不要再讲陈云思想。实际上，我根本没讲陈云思想，不知是什么人传到小平同志那里去了。
不过，从我的讲话中看得出来，认为经济工作搞得好的是陈云同志，这是确实的。我讲到：经济一遇到困难，毛主席就把他请来；困难一过去，又让他靠边站。
吴江在他那本《十年的路》里说我在讲话中说：陈云掌握了经济规律，毛泽东不懂经济。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吴江说，他建议我在整理讲话记录稿时把这个意思删掉。吴江还说，我接受了他的意见，把有关的意思删掉了。实际上，他根本没有给我提出过那样的意见，我也没有删掉我认为陈云同志经济搞得好的那些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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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拥护、支持胡耀邦
胡耀邦同志当总书记、党中央主席，我是全心全意拥护的。我也尽我自己的力量支持他的工作，给他一些帮助。这就要说到1980年前一两年的事。那时，话剧《女贼》、《假如我是真的》这两个戏不是很受"欢迎"吗？这两个戏的倾向是不好的。后来，召开一个剧本座谈会，胡耀邦要在这个会上发表意见，他找到我，让我帮助他准备稿子。我专门组织研究室的同志，把马克思他们论述流氓无产者的文章、观点收集起来，供他参考。马克思他们的主要观点是：革命以前，我们不能依靠流氓无产者，革命成功以后，更不能崇拜、宣扬这些人。耀邦同志认为这点对他有帮助。后来，他在这个座谈会上的讲话反映不错。
耀邦同志很热心搞经济，而且很想搞得高一点、快一点，因此他就要批评妨碍他搞多、搞快、搞大的一些思想和主张。他有一次和我交换意见，他说：在计划工作里的综合部门有一种观点必须批判，即消极平衡论，应该主张积极平衡论。我听到这个意见之后，就和他讲：你这个意见，不是新意见。实际上，毛主席在五六十年代，就和陈云同志争论这个问题。毛主席说陈云是消极平衡论，毛主席自己主张积极平衡沦。胡听到这个话后，噢了一声，很惊讶，他不知道此事。这不奇怪，因为他那时没有接触过经济工作。我又说：“大跃进"运动之后，毛主席已不再坚持自己的观点了。其实陈云同志的平衡论也不是消极平衡论，而是考虑："到底是以短线平衡，还是以长线平衡？"按着长线去平衡，怎么也平衡不了。按着短线平衡也不是消极平衡，认定了某几种产品是短线，如实地了解这些情况之后，还是要采取积极的办法，例如钢材、水泥和木材是短线，了解了之后，还要采取积极的态度去增加生产，只要有可能，就尽可能多生产。这是一个表现。另一个，除了自己增加生产外，还可以考虑增加进口。能进口多少。就进口多少。这不又是一种积极的态度和做法吗！在采取了这些积极的做法之后，来平衡我们的各种产品和部门。这样做之后，我们有些长线东西，就富余出来了，等到下次有条件还可再用嘛。或者增加出口嘛。我说：陈云同志的短线平衡是这样一个意思，把它当做消极平衡，不符合他的原意。我还向耀邦介绍了恩格斯的哲学论述，其内容大体是整个天体是平衡的，相对来讲是静止的，而实际上平衡中间有很多不平衡，静止中间有很多运动。我请他看看这些有关的论述。后来有一次他对我说：在这个问题上你对我的帮助很好，是原则性的帮助。
耀邦同志热衷于生产目的的讨论，和于光远搞在一起，走偏了方向，把大寨的先治坡、后治窝也批了，把大庆的头顶青天、脚踏草原，有条件要上，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也批了。后来，我向他反映了这方面的情况。生产目的的讨论当然应该搞，应该搞清楚生产目的，但不能这么搞嘛。
还有一件事，1980年搞经济特区，开了第一次经济特区工作座谈会。会前他和我交换意见，说他准备在会上讲话。我向他建议：在发言以前，最好先把毛主席1937年11月《上海太原失陷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那篇讲话好好看看。主要意思是：没搞起来之前，主要是要批评、防止"左"的和僵化的思想，搞起来之后就要注意右的倾向。我向他讲，毛主席那时的经验，对我们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特区建设也有指导意义。后来他在会上作了一篇讲话，主题是：要做一个坚定、清醒、有作为的马克思主义者。这篇讲话应该说讲得不错。
在1980年以前，乃至1981、1982年反对精神污染之前，我同胡耀邦同志之间的关系应该说是很好的，我们合作得很好。他在有些问题上做得不妥，我可以毫不客气地向他指出来。他在任总书记之前是中央党校的副校长。叫我去做副教务长，找我谈话，我没有同意。他认为我是不愿意做汪东兴的部下，所以不愿意去。当了总书记以后，他不想再当中央党校校长，找宋任穷，宋不愿意。有一次开会，我提出王震可以当，后来报告了陈云，陈云同意，同时提议让蒋南翔当副校长，协助王震。他们俩合作得很好。陈云写信给蒋，要求蒋"把我们的党校要办成像广东黄埔军校那样”。中央党校办了《理论动态》，吴江协助，发了一些好文章。其中有一篇是谈关于解放干部的问题。胡耀邦在这方面做得很好。有一次，警卫局长问：毛主席批了的也平反吗？胡耀邦说，只要错了统统解放。
1980年，我发现有糖尿病，住院检查，先念同志来看我，耀邦同志也来看我。他一进门，我说：你怎么也来了。他说：别人有病，我可以不去看，你老邓有病，我不能不来看。那说的是真话。他这番话，说明我们之间的关系确是好的，那不是应付的，是真诚的。因为我拥护他当总书记，帮助他考虑一些问题，帮他做一些文字方面的工作。他讲了话，作了整理，都让我和乔木看看。我们也一直是积极地帮助他修改，他一般也是采纳我们的意见进行修正和补充的。这种关系一直到他被免除总书记职务。说我要把他拱倒，这是没有的事，我从来没有这种想法。但我们之间有不同意见，那是真的，而且愈到后来愈尖锐。
忙碌的一九八○年
十二 为《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翻案
1980年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给少奇同志平反、恢复名誉。我写了一篇为《修养》翻案的文章：《真理的声音是窒息不了的--驳<《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发表在1980年6月23日的《人民日报》，收入《邓力群文集》第一卷。这篇文章在当时的影响还不小，反映也还好。我写这篇文章很主动，很有写作激情。一是对少奇同志本人受到这么大冤屈很同情；二是对《修养》本身的遭遇，它的曲折的命运，感到不平；三是对王力、关锋对《修养》的前后变脸很生气。当时少奇同志编《文选》，我亲自听到他们两人不止二次称赞《修养》：王力是这样的，关锋也是这样。关锋是搞中国古代哲学的，其中也包括研究孔孟之道。他还替刘少奇辩护，说《修养》引用孔孟的话是经过少奇同志改造了的，这不是孔孟思想。"文革"前，他们不止一次这么讲。"文革"一来，听到毛主席要批判《修养》，他们就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我觉得他们这种作法无非是为了自己，为了上去，不惜迎合吧。我对这种为了个人私利，翻脸不认人的行为，很生气。所以我当时不是因为少奇平反了，可以写这样一篇文章了，而是出自内心创作的冲动吧。这里面也联系到对毛主席的印象。因为在延安时，把《修养》选成整风文献之一，不是少奇同志和其他同志的意见，而是主席自己的意见。怎么到了"文革"一来，就完全变了，说《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我很不理解。这个命题当然不是毛主席的，是关锋他们拟的，传出来是讲《修养》不讲阶级斗争。我听到以后，就常常想这个问题。那时不是早请示、晚汇报嘛，要背诵老三篇嘛，几乎每次背诵时，我都要发生一种怀疑：老三篇也没讲阶级斗争啊，却每天都要背诵；而那个《修养》没讲阶级斗争就被说成是背叛。这些我都很不理解。
究竟是什么引起毛主席批《修养》呢？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在最初的《修养》中，引列宁《左派幼稚病》时，删掉了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话，那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那时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还写过批驳无产阶级专政的话。1962年对《修养》重新修改定稿时，没有人想起把这些当时删掉的话加上。对此，我们这些人是有责任的。修改、定稿后，当时吴冷西当《人民日报》总编辑，抢着登。我想，这可能会成为触动毛主席的因素。因为当时毛主席重提阶级斗争，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而《修养》却反其道而行之。除此之外，找不到什么理由，因为《修养》是整风时毛主席亲自选中作为整风文献的。因为有上面说的这一条，毛主席就可以说，过去民主革命时，可以容忍啊，现在已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我又重提阶级斗争，你这时再版，还是把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话砍掉，是什么意思？是故意和我作对嘛。当然这里说的是我的一种推测。批刘可以批其他的嘛，为什么要找自己肯定的来批，又批得那么厉害。我觉得过分了。因为有这种激情，有这种创作的冲动，所以，《真理的声音是窒息不了的--驳(《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这篇文章是有感而发，不是一篇应景文章，现在来看也还站得住。
忙碌的一九八○年
十三 一篇别具一格的悼词
我在田家英追悼会上致的悼词，是一篇别具一格的悼词。悼词中，叙述、悼念田家英的好处、优点是如实的，同时在悼词中也指出、批评他的缺点。这是以前的悼词中没有过的，以后的悼词也没有发现这样写。送给胡耀邦看，他把批评田家英的文字还加重了一点，他对这篇悼词很欣赏。宋任穷看了也很称赞，他说：所有的悼词都说好，只有这个悼词也说不好。后来还叫卫建林就这一点写了一篇评论，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想提倡一下悼词、生平不要说得太满，不要只说好话，更不要说假话，同时也说点不好听的话，批评的话，当然也得是善意的，要与人为善来进行批评。但实际上没有起到这个作用，也无法起到这个作用。在这点上，他的家属能够接受，这很不容易。章蕴老大姐还对董边说：写悼词怎么还写批评啊。董边思想境界高，她同意、并接受了这篇悼词。
注释：
①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O月版，第291页至第293页。
②邓小平：《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实现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193页。
③第一部分题为："陈云同志是我国经济工作的杰出领导者"；最后一部分题为："陈云同志是实事求是的模范"。
一九八一年的两件大事和日常工作
一 宣讲《历史决议》
1981年，我主要做了两件大事。第一件是宣讲《历史决议》和十一届六中全会精神，第二件是主持起草赵紫阳的政府工作报告。
先讲第一件大事。
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历史决议，是从1980年延续下来的，一直进行着讨论、修改，费了很多心思，直到这次全会通过。邓小平在29日的闭幕会上作了比较高的评价。他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真正是达到了我们原来的要求。这对我们统一党内的思想，有很重要的作用。"还说："相信这个决议能够经得住历史考验。"
六中全会通过这个《历史决议》稿以后，还对中央主要领导成员进行了改选和增选。一致同意华国锋辞去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请求。到这时，可以说华的问题已完全解决了；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任务全部完成。
十一届六中全会之后，我的事情就是到处演讲。讲刚通过的《历史决议》和会议精神。关于《历史决议》，在全会中间，我在西南组讲过一次，反映较好。六中全会秘书组立即把它列为“六中全会参阅文件八”，印发给参加会议的同志。全会结束之后，我在中央党校系统地做了一次介绍，又在驻京部队师以上干部会议上做了介绍，又在团中央讲了一次，又在党史征集委员会回答了几个问题。6月21日至7月30日，专门到河北演讲。组织了一个班子，其中有吴江、袁木、李洪林、胡德平。这是胡耀邦给的任务。
那个时候，河北省两个省委书记(第一书记金明和第二书记江一真)之间的矛盾非常尖锐，势同水火，各把一摊，谁也不服谁。他们那里从省委到地委，都是老同志，谁也不让谁。胡耀邦给我的任务是：把《历史决议》的精神传达给他们，不必去介入他们的内部争论，用《历史决议》的精神帮助他们达到思想上的统一。
我们到河北之后，了解了一些情况。听到的最主要的反映是，省委大院多数干部对邓小平不满意。理由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在社会上、在省里出现“非毛化”，掀起一股否定毛主席的思潮。多数省委干部认为：非毛化的背景就是邓小平。了解了这个情况，我们就分头宣讲《历史决议》，传达六中全会精神。我在省直机关传达，袁木在石家庄市，吴江到保定市，基本上每个地委都有人去。我们都有共同的提纲，带的材料也比较多。我讲的次数最多，连续讲了四次(每次或半天或整天)，后来又回答了一-次问题。河北省录音整理得很好，几乎是一字不漏，大约有7万字。现在再来讲，也讲不了那么仔细、实在和准确了。因为那时刚亲身经历过，参与了起草和讨论。
讲的内容大致如下：首先讲中央的人事变动。华为何要下来，用事实说话，华不下来不行。然后讲《决议》起草的指导思想。针对下部思想状况，着重地、有针对性地回答：究竟邓小平是不是非毛化的后台。原原本本地讲邓小平在《决议》起草过程中的十六七次谈话、讲话。他对《决议》的写法提出三条原则，其中“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一条就是：“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他说：“不仅是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对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党内党外和国内国外都很关心”。"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进行阐述、发挥，对各种模糊认识和反对意见，反复进行严肃而又耐心的说服教育，自始至终都坚定不移，毫不动摇。用这个说明邓小平同志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态度，同那些自由化分子全面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是完全不同的。这样讲，很解决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