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 雨过天不晴
日军的战略重点转向占领区日本是一个岛国，地域狭小，物产匮乏。日本为称霸东亚，必须先找到一个基地，供给日本物资，使日本能够以战养战。而地大物博、落后混乱的中国正符合日本的“胃口”，所以日本首先将进攻的矛头指向了中国，并将这一战略命名为“中间突破，后攻两头”的战略。所谓“中间突破”，也就是首先占领中国；“后攻两头”，则为在占领中国之后，再北攻苏联，南霸太平洋。这一战略的第一步无疑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从历史上看，日本人就没停止过动中国的脑筋，1931 年的“九·一八”事变，1937 年的“七·七”事变，就更将“中间突破，后攻两头”的战略向前推进了一步。同时，也向其自身的毁灭跨进了一步。随着德国在欧洲战场上频频得手，日本更加紧锣密鼓地推行扩张战略，以实现称霸东方的帝国梦。欧战爆发后，英国孤撑西欧战局，无暇东顾。美国二三十年代经济发展迅速，是一个新兴的帝国，在战争初期，虽然对日本的亚洲政策甚为不满，也只是在经济上、外交上有些“小动作”而已，并未使日本人产生真正的后顾之忧。日本认为时机已到。力把左、右两只手更加有力地打出去，日本迫切需要坐稳屁股，也就是迫切需要完成对中国的占领。但参加了侵华战争的日军将领都清楚地知道，要完成对中国的占领谈何容易。日军从卢沟桥开始，由北到南，由东到西，攻太原，打上海，占南京，终于在武汉会战时达到了进攻的高潮。高潮的到来，也同时意味着高潮的过去。武汉会战中，日军动用了40 万军队，其中有10 多个主力师，中国参战兵力100 多万人，并包含80 多个精锐师。会战中，日军伤亡5 万多人，是历次会战中伤亡人数最多的一次。至此，日军虽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占领了大半个中国，但战争初期日军参谋本部在三四个月内征服中国，至迟要在一年内征服中国的狂妄战争计划像肥皂泡一样地破灭了。日本的将军、大臣们所犯的一个战略性错误是，他们的眼睛只盯在了军力的对比上，仅仅从军力对比上来看，占领中国似乎不费吹灰之力，只是他们全然没有意识到，挡住日军去路的，绝不仅仅是军队，还有4.5 亿不屈不挠的中国人民。今井武夫对中国战场的形势看得比较清楚。他对日本国内部分人士认为可以迅速解决中国问题的想法是不屑一顾的，他觉得幻想只经过一两回合，就可使中国军队订立城下之盟，犹如白日做梦一般，国民有些急躁还情有可原，但日本政府有时也表现得相当急躁。这种急躁从日本政府的几次声明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来。第一次近卫声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溢于言表的是轻蔑和狂妄。当1937 年12 月日本通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向蒋介石提出议和失败后，近卫政府恼羞成怒，扯下了原来遮羞的面纱，赤裸裸地提出“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意欲另外扶植伪政权，妄图以此来迫使蒋介石投降。攻陷武汉后，不仅战争的进程远远超出日本政府的预料，人力、物力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而且中国人民的反抗烈火越烧越旺，中国国民政府也没有屈服。今井武夫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随着时间的推移，以抗战情绪日益旺盛
的中华民族为对手，在辽阔无垠的大陆上，以派遣军有限的兵力，欲期急速结束事变，几乎被认为是不可能的事了。反之，拥有4 亿人口作为后盾的中国军，却作出不懈的努力，进行无限的补充，逐渐恢复了战斗力。今井武夫看到了以日本的“有限”对中国的“无限”潜藏着的危机。当然他不可能也不愿意得出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所得出的结论。日本政府也逐渐看到了这种危机。在一浪高过一浪的军事打击之后，日本对国民党政府变军事打击为主为以政治诱降为主。1938 年11 月3 日，日本政府又发表了第二次近卫声明《虽国民政府亦不拒绝》，并于同年12 月22 日又发表了第三次近卫声明。在这两次声明中，近卫政府要求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放弃抗日的愚蠢举动”，共同建立大东亚新秩序。同时，参谋本部对军事部署进行了调整。为缓和人力、物力不足的矛盾，被迫将“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调整为战略持久战，将主要兵力转移到占领区，以确保“后院”的稳定，1938 年11 月日军大本营陆军部制订的《陆军作战纲要》中就明确了确保华中地区的现有占领地的方针。从这个《纲要》中可以看出，日军已经从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重心已从正面战场转向占领区。
无奈中的蒋介石太原失陷以后，国民党的势力被迅速推过黄河，从而在华北留下一片“真空”地带。此后台儿庄会战、徐州会战、南京保卫战、武汉会战接踵而至，使作为中国的最高统治者的蒋介石忙得焦头烂额。忙乱中，仍有一件事让蒋介石放心不下，那就是国民党弃守华北后留下的“真空”地带。蒋介石一直在思考着：在这些地区，如果国民党军不去占领，肯定会让共产党钻空子。只是蒋介石实在腾不出手来处理这个问题。在日本人咄咄逼人的攻势面前，蒋介石在等待着时机。武汉会战后，中国抗战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交战的各方都得到了暂时的喘息。喘息中，蒋介石又想到了如何抑制共产党的问题。1939 年1 月21 日至30 日，中国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在这次会议上，出现了一个与主旋律极不协调的不协和这次会议有其积极的一面。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讨论了政治、军事形势，调整了军事部署。当时，蒋介石等把粉碎日本“速战速决”、“速战速和”的企图，进而取得抗战彻底胜利的希望寄托在英美法等国际力量对中国的支援和对日本的“干涉”上，因此，会议将第二期即战略相持阶段的战略确定力持久消耗战略，以图拖以待变。可是蒋介石期待中的英法等国的“干涉”并没有到来。实际上，英美法等国为使自身减少压力，谋求与日本的妥协，不惜牺牲中国利益，在1938 年冬到1941 年冬，多次酝酿召开所谓“太平洋国际会议”，意欲制造远东“慕尼黑阴谋”，并诱使日本把进攻矛头指向苏联，1938 年冬英国驻华大使卡尔曾多次劝蒋对日媾和，弦外之音就是要蒋放弃武力抵抗。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决定了抗战到底，决不妥协的方针和对日作持久消耗战战略，主要成果是积极的。但是，由于正面战场军事压力的减缓，会议又提出“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这极大地破坏了抗战以来形成的国共两党为主、多党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削弱了抗战力量。蒋介石对国民党军的作战能力是很清楚的。武汉夫陷后，国民政府军政各部迁往长沙，又于11 月12 日岳阳沦陷后迁往衡山。为总结抗战以来经验，确定新的军事方针，国民政府军令部于1938 年11 月2 日至28 日在衡山召开了军事会议，这次会议历史上你为“南岳军事会议”。蒋介石亲自主持，并作了几次讲话。蒋介石虽然清楚地知道国民党中央军不能独立的完成中国抗战大业，但仍然不肯放手发动群众，真诚地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这实在是中国抗战的悲哀。武汉、广州会战后，交战的双方都进入了一个短暂喘息阶段，人们久已绷紧的神经也暂时松弛下来，由此中国的抗日战争也从战略防御阶段进入到战略相持阶段。但是，在各方喘息之余，华北敌后战场不仅没有得到暂时的平静，反而成了各方力量的关注中心，成了激流中的一个漩涡。共产党、八路军的敌后抗日活动仍然持续不断；日本人却要稳定占领区，确保华北的治安；蒋介石则要利用暂时的安定，腾出手来，收拾一下不断“膨胀”的八路
军。于是，华北成了各方力量纷纷登场的重要舞台。在华北，雨过后，仍然天不晴。
18. 后门拒狼
“磨擦”战士们早已憋了一肚子气。前门打虎，后门还要拒狼。在前面要和小日本周旋，背后还要防着国军的黑枪。现在八路军已经有权力发火了。挺进敌后的初期，八路军只有3 万多人，别说日本人不把八路放在眼里，国军也不把八路当回事。“西安事变”中蒋介石所以敢点头同意与共产党联合，也并没有把共产党放在平起平坐的地位上，大概充其量是让共产党多“苟延残喘”几天。但蒋介石决没有料到，把共产党放入敌后，让他们混入老百姓中间，恰如放虎归山，送龙入海。八路军在敌后发动群众，抗击日军，到了1939 年，不知不觉中已经发展到了30 万人，给国军点颜色看看，已不是难事。八路军之所以憋着火，是为了顾全抗日大局，以民族利益为重，首先搁置国共之争，共同完成抗日的大业。这种处理事情的方式和今天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的关系上要搁置争议，共同发展的思想异曲同工。但蒋介石不想再搁置了。八路军的力量已经使他寝食难安，再搁置下去，恐怕就养虎为患了。他已经沉不住气了，他要寻找合适的机会向共产党下手。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一种不仔细琢磨还难以理解的新的斗争——“磨擦”与反“磨擦”，所谓“磨擦”顾名思义就是没有全力以赴地去打，但又充满了敌意，既包含着挑衅，又有试探对方的意图。总之，它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它的复杂表现在一方与另一方对峙时，“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当国共“磨擦”时，日本鬼子正站在旁边虎视眈眈，稍有不慎，日本鬼子就会扑上来，大打出手。这种情况在双方身上都发生过。国共在石家庄以西娘子关发生“磨擦”时，日军从石家庄出发，从背后打了国民党一下子；当八路军准备打国民党“磨擦”急先锋石友三时，日军又从八路军背后袭来，使石友三溜掉了。每次出现这种情况，被打的一方都要指责对方勾结日本人。这种情况确实有，但绝不是八路军，而是国民党军。这只是其一。它的复杂还表现在国民党内部矛盾重重，派系林立，如何利用矛盾，打一个，挟一个，看一个，则是最体现斗争技巧的，要做到毛泽东所说的“有理、有利、有节”是不容易的。八路军却干得很出色。华北地区的国民党地方军、中央军打日本虽本事不大，但对搞“磨擦”却个个在行。在打退了河北省政府主席鹿钟麟和山西军阀阎锡山的“磨擦”之后，国民党中央军庞炳勋、朱怀冰、石友三等部自南而北，与日军自北而南的“扫荡”相配合，又要和八路军发生新的“磨擦”。“磨擦”是来自“友军”的“动作”，“扫荡”是来自敌人的威胁，在关系到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在八路军正成为敌后抗战的中流砥柱时，准又能说来自“友军”的“磨擦”不是另一种“扫荡”？
第一次较量华北的正面作战结束后，留下了很多“真空”地带。八路军按照既定的发展敌后游击战的方针，开始“向真空地带进军”。这一本是体现中共及其所领导的八路军抗战之志的计划，却触到了蒋介石的痛处。蒋介石明白，这样发展的结果，只能对共产党有利，他不管共产党，日本人管不了共产党，长此以往，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就会如同断了线的风筝一样，完全失去控制。他要从八路军的手中“收复”丧失于日军的失地。由此，“磨擦”就从国民党委派的第一任河北省政府主席的到来开始了。由国民党委派的这位河北省政府主席，名叫鹿钟麟。鹿钟麟一到河北，就成了晋冀豫地区国民党顽固派的一个首脑人物，此人原是西北军的一名失意军阀。1938 年5 月，蒋介石为了跟共产党、八路军争夺河北，将鹿钟麟推到了前台，鹿钟麟虽然以河北省政府主席的身份兼任冀察战区总司令和河北保安司令，但他手中并没有多少实力。所以，为了在河北和察哈尔两省立足，只能凭着他的老资格，纠集原西北军的人马，组成一股与共产党、八路军相对抗的势力。虽然蒋介石陆续将石友三、孙殿英、朱怀冰调到河北，但各派力量各自心怀鬼胎，各有打算。但他们间有一点是共同的，即积极反共、扩大地盘。对于蒋介石派来的这位大员及其所作所为，中共采取了克制、忍让、争取的政策。鹿钟麟来到冀南之初，中共中央即对冀南的徐向前作了如下的指示：与鹿谈判原则为要求鹿对一切维持现状，承认既成事实，不妨害华北抗战，军事行政照既定方针进展。谈判时我们的要求不妨稍高，如须让步时，待鹿提出方案后再说。虽然中共在指示中像任何谈判桌前的一方一样“斤斤计较”，但中共希望合作的愿望是绝对真诚的，可是鹿钟麟的合作愿望却表现得不那么真诚。八路军原想与鹿钟麟合作发展河北抗战力量，但鹿钟麟一到冀南即行反共，致使合作发生问题。但八路军仍未放弃对鹿钟麟的争取。10 月27 日，毛泽东等人又在给徐向前等人的电报中说：“应坚持行政主任公署，..向鹿极力解释目前形势之严重。在广州失守，武汉不保，敌人已开始其肃清华北计划的状况下，各方只有依靠已得成绩，加紧工作，才能支持难局，否则只有失败。”电报中还指出：“主任公署及军区均应与鹿建立密切关系，请其指示方针”。并估计“武汉失守，局势变化，我有更大可能促鹿觉悟，求得亲密合作。届时当可对鹿作某种让步”。文中所提“主任公署”，是指冀南行政公署，是领导冀南抗日斗争的一个重要机构。鹿钟麟到冀南后，国共双方“磨擦”与反“磨擦”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行政公署能否继续存在的问题。对此，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的态度非常坚决：行政公署“不能以任何交换条件取消”。鹿钟麟自恃是蒋介石正式委任的行政长官，在冀南大肆活动，排斥中共领导的抗日力量，妄想取而代之。1938 年9 月，鹿钟麟一到冀南，就要撤销冀南行政公署，并要将八路军开辟的冀南20 余县作为河北省府属地，由国民党和共产党各辖一半。鹿钟麟的这一要求当然遭到冀南行政公署的坚决反对，但为了团结抗日，八路军总部同意划出3 个区作为鹿钟麟的行政机关驻地。
但鹿钟麟并未就此满足，11 月，鹿钟麟突然发布公告，撤去冀南行政公署主任杨秀峰的职务，并且另行向各县委派县长，以致使冀南的很多县出现了一县一个、二个、三个甚至四个县长的怪异现象。每一个县太爷都利用权利要粮抽丁，一时使冀南的老百姓苦不堪言。随后，鹿钟麟又将冀鲁两省的国民党力量都网罗到身边，时间不长，竟然纠合到六七万人之多。他们到处袭击八路军驻地，使河北刚刚出现的抗日局面，险些毁于一旦。更有甚者，1938 年11 月初冀南反“扫荡”时，鹿钟麟竟趁冀南行政公署随部队转移之际，宣布八路军冀南行政公署“不知去向”，以此为名，取消了冀南行政公署的存在，并且诬陷“八路军未放一枪放弃南宫”。没过多久，冀南行政公署又回到南宫，使鹿钟麟的谎言不攻自破。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八路军总部仍然指示129 师在处理这些问题时“硬不破裂统一战线，软不伤政治立场原则”，“避免与鹿武力冲突”。为此，1938 年12 月彭德怀到西安参加蒋介石召开的西北和华北将领会议时，还准备将河北问题跟蒋介石面谈一次。但蒋介石没给彭德怀机会。在这个时期，国民党内是有左、中、右之分的。通常将积极反共的国民党分子称作顽固派，对其作战，也称为反“顽”作战。国民党内也存在着一些主张国共团结、共同抗日的进步人士。在彭德怀赴河北与鹿钟麟举行第二次会谈之际，鹿钟麟的老上司、主张国共团结抗日的冯玉祥从重庆给他发来一封长电，责备他：“不尚容人用人，过去方法已不适宜”，要其“诚恳、合作、坦白，以坚持河北抗战”。当时任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的程潜也从天水行营给鹿钟麟发来长电，要求其：“本民族利益第一、抗战团结第一之旨，忍耐精神，无偏无党。..民军到处索粮索款，亦有割据嫌疑，党政人员的偏袒，亦造成冲突主调。..以武力限制共产党发展为不可能，亦不必要..”就在鹿钟麟左右摇摆，拿不定主意时，他又接连收到了蒋介石的四道密电，要他坚决撤销冀中、冀南两行政公署，终于使这次彭鹿会谈毫无结果。会谈最后，鹿感于彭的诚意，也对彭说了句真心话：上有蒋介石，下有张荫梧，他鹿钟麟夹在其中也不好受。如果说手中没有实力的鹿钟麟进行的是政治“磨擦”，那么河北民军总指挥张荫梧进行的就是军事“磨擦”了。当时，张荫梧是河北反共势力中最积极的一个。1939 年8 月，张荫梧率领3000 余人在赞皇中马峪进攻129 师所属独立支队一部，捕杀八路军工作人员数十名。第二天，刘伯承在一个报告中已为日后的反“顽”斗争定下了基调。他说：“统一战线是阶级的联合，既要团结，又要斗争。我们的干部要学会对付磨擦，叫作‘硬不破裂统一战线，软不失去政治立场’。对张荫梧之流疯狂反共的顽固派，如果不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他们就会得寸进尺。..目前，我们要孤立、打击的是张荫梧这位专搞磨擦的‘英雄’，为我们被杀害的阶级兄弟报仇！”邓小平也愤慨地说：“这些磨擦专家们欺人太甚了，应该教训教训他们。没有斗争，抗日统一战线就巩固不了，如果我们的部队都叫人家搞垮了，哪里还有什么统一战线可言，就只剩他国民党一家独裁了。我们还是政治的、军事的双管齐下。对这几个人，也要区别对待，..对搞我们最积极的张荫梧，还有王子耀，这次要毫不客气地打击一下。”
张荫梧不仅军事上积极搞磨擦，而且还制造了一套自欺欺人的汉奸理论。张荫梧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竟说：“日军扫荡八路，在他人以为大难，在我以为军政开展之机会。”在另一封被八路军截获了的张荫梧致国民党当局的电报中又说：“柴恩波在文安、新镇与八路军不两立，同时又被倭寇重兵压迫，势甚孤单，..现该部为保存实力及施行曲线救国计，已与日寇接洽，被委为冀中剿匪总司令，名虽投日，实际仍为本党作抗战工作，俟时机成熟，定率队反正，予日寇以重大打击。”按照张荫梧的“曲线救国”理论，投降日寇是因为“势甚孤单”。但如果积极抗日的八路军都被消灭了，在国民党军更加“孤单”的时候，是否张荫梧之流就能够抖擞起精神积极抗日了呢？恐怕对此不应太乐观。打击磨擦急先锋张荫梧的任务，交给了独立1 团、青年纵队3 团和冀南游击支队，由刘志坚、汪乃贵指挥，陈锡联、谢富治率领772 团、769 团配合。这次作战的特点是主力当配角，而让非主力部队到前台去锻炼。战斗从8 月16 日开始。经过激烈的战斗，到24 日，张荫梧部终于招架不住，率领残部落荒而逃。在赵县东北的唐家寨他们又被八路军包围，其大部被歼，只可惜张荫梧只身逃走。至此，在河北第一回合的政治军事磨擦中，八路军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在确凿的证据面前以及在朱德、彭德怀的强烈要求下，蒋介石不得不于9 月19 日撤了张荫梧的职。河北省政府主席鹿钟麟也因政治上、军事上的失败，向蒋介石提出了辞呈。但斗争并未到此结束。
按下葫芦浮起瓢1939 年11 月，国民党在五届六中全会上进一步确定以军事反共为主、政治反共为辅的方针，并发出进攻八路军、新四军的密令。12 月，以阎锡山进攻晋西地区的山西新军和八路军为标志，国民党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阎锡山之所以敢于肆无忌惮地对晋西北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进攻，是因为他已和日军偷偷地作了朋友，1939 年11 月，阎锡山密令旧军第13 集团军总司令王靖国、第6 集团军总司令陈长捷各派代表1 人，在临汾后村同日军进行谈判。日本人为了要阎锡山反共，答应归还阎锡山在山西的工矿企业的49 ％，全部归还阎锡山各将领的住宅。同时日军还答应给晋绥军提供军械弹药，帮助阎锡山剿共。国之将亡，何以家存。阎锡山是不懂这个道理的。在阎锡山眼里，国是蒋介石的，只有山西这个家才是他的。为了家他可以和日本人谈判，可以把枪口转向刚刚帮助他守卫过家的八路军。1939 年12 月，已从日本人手中得到家产的阎锡山，下达了要决死第2 纵队破击同蒲路霍县至灵石段的命令。这是阎锡山送给日本人的一个礼物，因为日军已经集结了数千人在韩信岭地带，正在等着决死第2 纵队钻进口袋。阎锡山这个命令中的潜台词，实际上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决死第2 纵队当然不能执行这个命令。于是，阎锡山终于找到了借口。紧接着，阎锡山通电全国，宣称决死第2 纵队“叛国”。之后，阎锡山对决死第2 纵队、抗日政府、牺盟会干部、八路军后方工作人员大开杀戒。在阎锡山制造的“十二月事变”硝烟未散之时，国民党中央军又在太北和冀南发起了对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抗日力量的大肆进攻。蒋介石对河北是志在必得。国民党《异党政治设施概况》中称：“河北土肥人众，非陕北地广人稀。”“中央对共应采取之政策，令无条件交出政权。”蒋介石将张荫梧撤职查办后，又任命国民党中央军第97 军军长朱怀冰兼任冀察战区政治部主任及河北省民政厅厅长。朱怀冰的第97 军是蒋介石借鹿钟麟聚集原西北军的部队时，乘机调进河北的。朱怀冰自恃与蒋介石同属保定系出身，又握有装备精良的1 个军，企图通过磨擦扩展地盘，自成局面。当上河北省民政厅厅长后，有了抢占河北省地盘的合法名义，朱怀冰更是忘乎所以，冀西和大行山北部还没有国民党的正规军队，这正是他扩张的大好机会。11 月下旬，朱怀冰欣然接受了躲避在冀西的鹿钟麟的要求，率兵北上。12 月初，他率部进入冀西赞皇地区，到处抢占八路军的要点，包围青年抗日纵队、冀西游击队等部，破坏抗日政权、抢粮夺物，气焰十分嚣张。冀西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它是联结太行山、冀南平原和晋察冀的中间地带，如果这一地区被朱怀冰占领，则根据地东西两边将被隔绝。为了迫使朱怀冰撤出冀西地区，刘伯承等129 师领导进行了艰苦的努力：集中力量打掉了朱怀冰的爪牙——河北别动第4 纵队和河北民军乔明礼部，争取鹿钟麟中立，劝说原东北军的部队停止磨擦等等。最后，刘伯承还
亲自和朱怀冰进行了会面。在刘伯承义正辞严的警告下，朱怀冰未敢轻举妄动，于1940 年2 月初退到了武涉公路以南、漳河以北地区。将朱怀冰逐出大行、冀南根据地的腹心地区，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阴谋，同时也使蒋介石恼羞成怒。蒋介石于2 月初命令朱怀冰、鹿钟麟、孙殿英、石友三与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及丁树本等联成一片，再次向太行、冀南大举进攻。同时增调第41 、71 军由黄河以南向太南开进，作为朱怀冰、石友三等的后援。顽军来势汹汹，并与日军自北而南的“扫荡”形成了对抗日根据地南北夹击的局面。前有虎，后有狼，根据地形势危急。为了打破国民党军对太行、冀南的进攻，八路军总部命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带领两个团、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率领冀中军区的一个旅迅速南下，加强大行、冀南区的反顽力量。“擒贼先擒王”、“打蛇要打在七寸处”，这些古老的谚语早已深深印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中。朱德、彭德怀及其他军区领导人一起研究了国民党军这次行动的“王”和“七寸”。他们认为，打垮“磨擦”专家朱怀冰，就是擒住了“王”、打在了“七寸”上。这是八路军敌后抗战以来，第一次和武器精良的中央军交锋。一向果断、坚决的彭德怀说：“就收拾这个‘磨擦’专家。”
“由小平同志来干，到时候好说话”在决定了首先打击朱怀冰后，朱德又补充了一个意见，“由小平同志来干，到时候好说话。”“由小平同志来干”这是策略和艺术的体现。国民党的“磨擦”战是只打不说，只见前台人物不见幕后指挥。八路军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朱怀冰自从撤到武涉公路南边以后，并没有停止活动，而是到处构筑工事，占领高地，修建碉堡。他这些动作，并不是针对日本人采取的防御措施，而是针对八路军的敌视动作。选择朱怀冰来打，条件具备，时机也具备。当时在这一带活动的国民党孙殿英部为了保存和发展实力，采取了谁也不得罪的态度。八路军打击朱怀冰的战役发起后，追歼朱怀冰的部队曾在途中遇到孙殿英部的阻拦，386 旅参谋长周希汉上前说明八路军专打朱怀冰部后，孙部军官立即命令让开了道路。另一支国民党的部队庞炳勋部位于长治以南的荫城、西火地区，当时正与八路军344 旅、385 旅对峙，暂时还不敢北进。国民党三支主要力量中这两支比较收敛，只有朱怀冰自恃是国民党中央军的主力而常常蠢蠢欲动。研究作战计划时，邓小平指示道：“朱怀冰是进攻我们的急先锋，根据目前顽军的态势，我们的作战意图应该是：集中主力歼灭朱怀冰部，监视鹿钟麟部和孙殿英部，尽可能争取他们中立。”由于作战地区涉及磁县、武安、涉县、林县，所以这次战役又叫磁武涉林战役。以129 师为主的作战部队共有13 个团，是朱怀冰部兵力的三倍左右。作战部署是，13 个团分为左、中、右三个纵队，分三路进攻，采取包围穿插战术，插入朱怀冰部的纵深，直捣朱部防御纵深。作战计划形成后，刘伯承又指示说：“这次作战关键是在于迅速，叫朱怀冰来不及跑掉，其他顽军也来不及救援。这次作战的成败，关系整个华北的抗战局面。因此，各部队都要加强政治动员，讲清这次作战的重大意义，要不怕疲劳，不顾一切地坚决消灭他们！”在这里刘伯承极有顶见性地提出了“要不怕疲劳”的口号。因为他深知，要想打痛、打垮朱怀冰部，必是一场不轻松的艰苦战斗。事实也确实如此。整个作战由邓小平亲自指挥。3 月5 日2 时，邓小平一声令下，磁涉武林战役开始了。战役发起后，中央纵队在朱部两个师的结合部实施向心突击。结合部处防御薄弱，在八路军猛烈的炮火下，朱部守军纷纷逃窜。当晚八路军中央纵队就穿插到前牧牛他，攻占了沿途的全部碉堡，迫使顽军主力退至岭底、两岔口花园地区。同时，右翼纵队顺利通过孙殿英的防御区域，迅速前插至南王庄、齐家岭，关住了顽军突围的大门。6 日晨，中央纵队和左纵队从南北两面向顽军发起了攻击。在八路军三路大军的围攻下，朱怀冰部抵挡下住，扔下辎重，渡漳河，向林县方向溃逃。一直坚持在第一线的邓小平迅速下令追击。这确实是一场艰苦的战斗。从3 月5 日2 时开始打到6 日上午，已经一天多没有合眼的战士又开始向林县方向追击。追击到下午，追击部队的速度明显减慢。
在后方的刘伯承迅速拍发了一封电报鼓励部队：“现在双方都很疲劳，谁能坚持到最后，谁就能获得胜利！”129 师参谋长李达立即把刘伯承的电报传达给追击部队，立时，追击行列中发出阵阵呼声：“响应刘师长号召，坚决消灭朱怀冰！”经过两日激战，歼灭朱怀冰部及杂牌军达1 万余人，朱怀冰带领2000 余人逃入修武县境内。朱怀冰部94 师参谋长、鹿钟麟部参谋长等多名军官被俘。磁武涉林战役后不久，国民党第1 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出面要求八路军停止追击。八路军以抗日大局为重，同意了卫立煌的要求。打垮朱怀冰，击退了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极大地改善了华北抗战的局面。对此，八路军总部没有声张。朱德说：“他们不作声，我们也不作声。他们打了败仗不作声，我们胜利了，何必那样来宣传呢！”在胜利面前保持这样的“平常心”是一种策略，是一种高超的斗争技巧。
19. 前门打虎
刘伯承二下太行山1938 年下半年，刘伯承曾二下太行山。每一次下山，带给日军的都是更大的打击。刘伯承第一次下山，是在7 月下旬。下山后，他来到了活动在河南辉县境内的386 旅，直接领导平原游击战争。4 月下旬，陈赓与徐向前各率一路分赴平汉路东西两侧，徐向前带领路东纵队活跃在冀南，陈赓率领以386 旅为主组成的路西纵队活动于平汉路西侧的冀豫地区。陈赓率队出击平汉路后，带领部队横扫了干汉沿线的十几个县城，瓦解了各地的皇协军，并袭击沿途每一个车站，使敌人的车站始终处于“梗阻”状态。这期间，陈赓在日记中写道：“没有一天没有战斗，我那时简直打起劲了！”战斗中，陈赓的伤腿似乎也不痛了。刘伯承这一次下山，又给陈赓带来了新的战斗任务。总部要129 师配合国民党第1 战区作战，阻止日军向洛阳、潼关运送部队和物资。386 旅当时正位于平汉、道清路的交叉口上，所以这一任务自然而然的就落在了陈赓的头上。新的任务使陈赓非常兴奋，有时竟兴奋得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此后，386 旅大力破击平汉、道清两路，拆铁轨，锯电线杆，炸火车，使日军的铁路运输经常处于瘫痪之中。9 月份道清线总共才通过两次车。从八路军这一时期缴获的日军家信中也可看出破坏的成效，以及由此在日军心中引起的恐惧。信件一：“铁路两侧，八路军大大的有，为了警备，昼夜不得安静，作战的事情，可说没有一天没有，我能够保存着生命活到现在，也实在是不可思议的。”信件二：“到了夜间，电线和铁路就被破坏，离开兵营半里就是大量的敌人蟠居之所，5 个人、10 个人是不敢出去的。”信件三：“敌人真是可恶啊！”信件四：“他们不管你怎么讨厌都要来打。”信件五：“一周内一定会有一次、两次受敌袭击。在我们所警备的铁路上，一夜之中不知要破坏几次，实在恼人。”信件六：“一切没有不叫你痛苦的，除了喝酒没有办法！”..刘伯承第一次下山后，组织386 旅连续出击，基本肃清了平汉路东漳河以南、卫河以西，南北近百里地区的伪军。至此，西起平汉路，东至津浦路，北起沧石路，南跨漳河、卫河的冀南抗日根据地基本形成了。这一时期形势的发展变化非常快，与第一次下山相隔仅半年，刘伯承又决定第二次下山。国民党顽固势力从1938 年下半年开始进入冀南后，就开始了和八路军领导的抗日力量的“磨擦”。到年底，又由政治磨擦转变为军事磨擦，不断向八路军挑衅，在冀南掀起了一股反动逆流。11 月中旬，日军驻津浦路的第3 混成旅团和第114 师团一部共3700 余人，对冀南进行了第一次全面“扫荡”。虽然徐向前指挥根据地部队经过16 天28 次战斗，毙伤敌600 余人，取得了反“扫荡”的胜利，但日军进攻重点
已转向占领区的趋势已经很明显了，抗日根据地必将面临着日军更大规模的“扫荡”。在这样的背景下，刘伯承为了直接领导平原地区的斗争，又于12 月7 日，来到了386 旅驻地，指示陈赓率部越平汉路东进，转战冀南和鲁西北，扭转那里虎狼夹击的危险局面。形势虽然危险，但八路军抵御危险的能力也已大大提高。到1938 年底，经过一年多的发展，129 师已由抗战之初的一个半旅发展到两个旅——385 旅（旅长陈锡联）、386 旅（旅长陈赓），三个纵队——青年抗日游击纵队（司令员段海州）、东进纵队（司令员陈再道）、先遣纵队（司令员李聚奎），两个军区——晋冀豫军区（司令员倪志亮）、冀南军区（司令员宋任穷）。经过整训的386 旅一个旅就近8000 人，已接近129 师出征时的总人数——9000 多人。在刘伯承第二次走下太行山的同一时期，日军开始了以华北为主要战场、以八路军力主要对手的全新的作战。
反施“拖刀计”12 月21 日，刘伯承率领师直属队及386 旅补充团到达了南宫落户张庄，与徐向前会台。1939 年1 月3 日，邓小平参加完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也赶到了落户张庄。129 师的“三巨头”汇集于冀南，不用说，肯定是要有大的作战行动了。的确，冀南马上就面临着日军三期“扫荡”中的第一期“扫荡”。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敌后游击战争发展得最为迅速广泛的地区——华北就成了日军进攻的重点。1937 年11 月武汉会战结束后，日军从华中、华南战场陆续向华北回调部队，使晋冀鲁豫根据地周围的日军一下增加到11 个师团。依据先控制平原、后进攻山地的方针，日军于1939 年1 月，在经过短暂的休整后，以第10 师团主力，第110 师团、第14 师团、第27 师团、第114 师团各一部，共3 万余人，分11 路对冀南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形势十分严峻。平原作战完全不同于山地，这里地势干缓，便于日军机械化部队的运动。相反，这样的地形，则不便于劣势装备的八路军进行大规模的集结和运动，也就极不容易造成歼敌一路、击溃其余的态势。在平原地区和拥有优势装备的敌人作战，从红军以来这还是第一次。难怪129 师“三巨头”要齐聚冀南、根据新的条件，刘、邓、徐决定将129 师部队分为5 个作战集团，结合地方部队分区作战。日军吸取了国民党“围剿”红军的一整套作法，采取了东西夹击、稳步推进的战术。西线日军从石家庄、邢台、邯郸、大名等据点于1 月上旬开始向东平推，占领一地，烧杀一处，然后建立伪政权，再继续向冀南方向推进。日军军事政治手段相结合，招法凶狠毒辣。东线日军于2 月初从泊头、德州、聊城等地向西进攻，与西线日军构成了对冀南的夹击之势。这期间，129 师的5 个作战集团，分遣了一些小部队袭扰、迟滞日军，取得了一定的战果。但日军仍占据了冀南中心区外围的多座县城。刘、邓、徐沉着地指挥部队转至外围后，认真研究了形势，一致认为，不给日军一个沉重地打击，就不能彻底粉碎日军的“扫荡”。1 月22 日，刘、邓、徐及各集团负责人在129 师师部共同商讨反“扫荡”作战问题。讨论中，早就憋不住火的陈赓建议：“鬼子在平原作战气焰十分嚣张，仗着它有汽车和机枪、小炮，一发现八路军的部队就追，特别是受袭后更是穷迫不舍，我看可以利用它这个特点搞个伏击。”刘伯承欣然赞同：“这个想法很好，鬼子是势利的东西，这是日本法西斯狂妄独尊的表现，他根本看不起我们，受了袭击当然就不服气，急于报复。日军大本营不是说要利用退避的心理，奋勇进击，穷追而消灭吗？是可以用伏击打它一个冷不防，但关键是地形要选好。”这次129 师要反施“拖刀计”。
诱伏香城固威县是南宫以南的一个县城。日军占领威县后，继续向北进攻，威县成了日军的一个重要补给点，由第10 师团40 联队一部驻守。当时其周围仅有少量日军，广大乡村仍然掌握在抗日力量的手中。以威县之敌力歼击对象非常理想。反“扫荡”中，陈赓曾率领386 旅对日军占领的广平、鸡泽、威县等地区进行袭扰，每次受袭后，日军必派部队报复追击，386 旅曾三次夜袭曲周，三次日军都进行了追击。确定诱歼威县之敌后，陈赓决定将伏击地点定在威县以南的香城固。香城固的地形是十分理想的伏击战场：一条要干涸的河道在香城固穿过，河道两边是大片的灌木草丛，公路就修在河道里。香城固西侧不远处有一道几十米高、1000 多米长的沙岗，岗边有个叫张家庄的村庄。东北3 里外的庄头村，地势也是隆起的。不难看出，这是一个两边高中间低的地形，是平原地带比较难得的伏击战场。陈赓于2 月初率386 旅进驻香城固，并根据地形作了战斗部署：第688 团位于张家庄，以一部兵力担任正面阻击，以主力负责从西边实施攻击；补充团位于庄头村，负责从东边实施攻击；新一团以主力在香城固北断敌退路，以一部钳制曲周之敌；骑兵连担负诱敌任务。部署完毕后，陈赓将整个作战的指挥权交给了刚到386 旅的许世友。许世友于1 月22 日调任386 旅副旅长。许世友在抗战之初被自己人关了一段时间的监狱。西路军失败后，开始清算张国煮路线。由于“左”倾错误的扩大化，红四方面军的很多干部受到株连，被弄得灰溜溜的，心情很不舒畅。对此，徐向前在回忆录中写道：现在看来，清算“国焘路线”，批判他的分裂主义行为，是至为必要的，但波及面大宽，使一批四方面军的干部，受到了不应有的伤害。最突出的事件是抗大搞出了一个“反革命事件”，关押了许世友等数十名高级干部，其罪名是“组织反革命集团”、“拖枪逃跑”、“叛变革命”等。并于1937 年6 月召开公审大会，将许世友、王建安、洪学智等人分别判处了几个月至1 年的徒刑。这是一个冤案，起因就在于抗大清算“国焘路线”，矛头指向4 方面军的学员。这引起红四方面军一些将士的强烈不满。许世友发牢骚说：在延安呆不下去，就回鄂豫皖或川陕根据地，打游击去！事后，许世友的牢骚被汇报上去，变成了“反革命事件”，并且株连了一大片。后来，事情在毛泽东的干预下有了一些转机。徐向前写道：毛主席大概察觉到有问题，要我去看看许世友等人，做点工作。我去了一趟，眼见他们被关在监狱里，心里很不是滋味。说了几句安慰的话，便告辞而归。许世友被“平反”后，一直想到第一线去。1939 年初，他又回到了四方面军的老战友之中。许世友来到386 旅的欢迎会和香城固伏击战的动员会是一起开的。会上，许世友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们，在我们的国土上实行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我们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华儿女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动员起来，行动起来，坚决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现在，日本侵略军对我们冀南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我们一定要坚决彻底地把他
们消灭掉！”会后，许世友提出要到688 团和新1 团参加战斗。陈赓对许世友很了解，欣然同意，就将第一线的指挥重任交给了他。2 月9 日晚，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寒冷的西北风发出刺耳的啸声。386 旅的伏击部队，在香城固开始紧张地构筑工事。这也算是一场战斗。按照工事构筑方案，伏击部队在香城固周围构筑了一道2500 米长的菱形战壕。又在壕边移栽了一丛丛红柳稞，把阵地隐蔽得严严实实。然后用大树堵住村口，封锁了道路。这样，神不知鬼不觉地筑成了一个口袋阵。2 月7 、8 、9 日，连续三天，骑兵连连续袭击了威县、曲周等城，诱敌追击。威县的守城日军自知威县的位置非同寻常，三天中紧闭城门，并不追击。骑兵连在威县城南草场村一带飞马扬鞭，左右奔驰，故意示形于敌。“扫荡”日军在根据地内连连扑空，十分恼火，急切地寻找八路军主力决战。现在一见八路军主力就活动在自己的鼻子底下，并不断袭扰挑衅，日军便恼怒不已。经过连续三天的观察，威县日军终于在2 月10 日，决定出城追击。被激怒了的威县日军，抽调守军一部，分乘8 辆汽车，以一个加强中队的兵力，在一个大队长的带领下，向威县南方追击。中午12 时，日军的汽车刚刚开到香城固以北的南草场附近时，骑兵连突然集中火力进行阻击，当场击伤日军补充大队长，击毙其翻译官和向导。当日军跳下车组织还击时，骑兵连又故意撤离阵地。日军一看八路军不过是一些散兵游勇，不堪一击，更是紧追不放。骑兵连骑行一段，又突然隐蔽起来，同时举起马枪向日军猛烈射击。就这样骑兵连一步一步地将日军诱进了伏击圈。当日军全部进入伏击圈，到达香城固村北街口时，埋伏在那里的688 团立即给日军以迎头痛击，并击毁了最前面的一辆汽车。在南边的伏击阵地打起来的同时，东西两边的伏击部队也开了火。伏击圈里的敌人一看三面都有八路军，就知道中了埋伏，马上掉头往回跑。北面是伏击圈的入口，地势低，既无法在战前构筑工事，也无法在战前设伏，只有在战斗打响以后，由新1 团抢占。由于新1 团在尚未完全占领阵地时，战斗就已打响，所以，在日军退过来时，新1 团还没将口袋扎紧。情况非常危急，这次伏击战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这时就取决于能否扎紧“袋”形伏击阵地的口。刚刚来到386 旅的许世友在这危急时刻出现了。他带领新1 团2 营迅速冲了上去。几乎与2 营到达坡顶的同时，日军也冲了上来。2 营冒着密集的子弹，向敌人猛烈射击。几分钟，只比日军提前了可贵的几分钟，主动权就属于2 营了。在猛烈的弹雨中，日军被迫撤到洼地里。向新1 团方向进攻的日军是安田加强中队。在炮火掩护下，安田中队连续发动了多次进攻。新1 团是个新组建的团，从建团到参加这次战斗才6 个月。这支新部队在地形不利，且无工事的情况下，顶住了日军的一次次冲击。战斗中，每个战士仅有的十几发子弹马上就消耗得差不多了，子弹快打光了，就用手榴弹，手榴弹用完了，就用刺刀，硬是打退了日军的4 次进攻。战斗中，许世友一直冲在前面。为了他的安全，新1 团团长丁思林不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