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 紧箍咒
“全力以赴的一战”百团大战后，日军重新思考了对会战略，重新估计了华北占领区的治安状况，非常不情愿地得出“被拖入持久战的危险日益迫近”的结论。为此，日军大本营陆军部制订了《中国事变处理纲要》。《纲要》中写道：如到1940 年11 月底与重庆政权未能实现和平，则不论形势如何，..坚决转入长期战的战略，彻底谋求重庆政权的屈服。由于1940 年7 月的《更改军备充实计划》中明确规定今后几年在华兵力定额逐年减少：1940 年77 万，1941 年65 万，1942 年55 万，1943 年50 万，迫使日军不得不在兵力使用上精打细算。日军在逐年递减兵力的同时，也认为“估计敌方战斗力也己消耗二、三成左右”。即使如此，由于“敌方士气仍很旺盛”，为巩固华北，“派遣军由华中抽调两个师团增援华北，以期彻底整顿治安”。华中的两个师团抽调华北，将成为华北日军的最后一个“黄金时期”，他们清楚，一旦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仅不会再向华北增兵，而且只会从华北抽调兵力，增援太平洋战场。因此，“全力以赴一战”的看法就应运而生。《华北治安战》一书中写道：参谋本部也逐渐露出一种倾向，认为应趁削减兵力计划实施之前，全力以赴进行一战。当时的第二课高级部员服部卓四郎中佐回忆道总之，对华作战已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不过由于在华兵力必须于1941 年内缩减到平均65 万，因此，考虑世界局势，乘目前仍保有72 万的兵力，必须先施加一次压力，打好基础。待1941 年夏秋之后仍不见转机时，便只有收缩兵力转入持久态势。可以看出，“全力以赴一战”的提法，是在“钻空子”、“打擦边球”。《华北治安战》中写道：这种见解就是只采用武力战，而把持久战的战略转移推迟到1941 年夏秋季之后。这并不是“中国事变处理纲要”的基本精神，但在纲要的“要领事项”中，把向长期战转移的时间规定为“结合指导全面局势的适当时机..”，因而带有灵活性。这种颇具“灵活性”的提法也逐渐地影响了参谋本部，并反映到参谋本部的作战指导方针中。方针认为，应“确立以中国和北方问题为主的方针”，并认为“今后极需集中精力于直接有助于解决事变的政治谋略及作战谋略上”。1941 年1 月16 日制订的《对华作战指导计划》又具体体现了参谋本部的作战指导方针：直到1941 年秋为止，应毫不松懈地继续对华施加压力，在此期间，竭尽一切手段，尤其利用国际局势变化谋求“中国事变”得到定局。日军的计划与意图总是“自不量力”。抗战之初，日军叫嚣要在三十月内征服中国，一年过去后，只实现了攻至武汉的表面上的占领，反使自己陷入战线长、兵力少、后方空虚的窘境之中。现在又提出有最后一搏味道的“全力以赴一战”，“谋求事变得到定局”，没料想，这“一战”又是两年多的时间。
人灾与天灾百团大战后，抗日根据地面临着更残酷的斗争。其中有人为的因素，也有自然的因素；有来自对手的，也有来自“友军”的。日军将全华北分为三类地区，即治安区，准治安区，非治安区。按日军的定义，治安区指治安确立，仅依靠中国警备力量即可确保安定的地区。在这一地区分队以下的行动自由，除遭受一些小规模的袭扰外，几乎没有破坏活动。准治安区指军事方面的治安大致安定，其他方面尚不安定，敌我势力交错的地区。在这一地区，小队以下行动不安全，抗日力量对交通线的破坏频繁，并对日军的小警备据点袭击频繁。非治安区指作战讨伐时暂时的消灭了抗日力量，但作战结束后，又成为抗日力量的根据地，平常由抗日力量占据的地区。在这一地区亲日政权不能生存，日军活动必须是大队以上的兵力，有继续组织作战讨伐的必要。为此，日军制订了一个将准治安地区变为治安区、非治安地区变为准治安地区的计划，并根据这三类地区的不同情况而分别采取了不同的措施。在治安区内清乡为主，建立各种伪组织，并村编乡，实行保甲连坐，强化奴役统治。对准治安区实行“蚕食”。顾名思义，一点一点地、在不知不觉间，将准治安区变为治安区。对非治安区则实行“扫荡”。1941 年以后，日军对抗日根据地的“扫荡”，比以前更疯狂、更残酷。在“扫荡”过程中，日军实行所谓的“三光”政策——烧光、杀光、抢光，以图彻底破坏抗日军民的生存条件。从1941 年初到1942 年底，日军对华北根据地进行千人以上的“扫荡”就达174 次、比前一年增加了三分之二，使用兵力累计达83.3 万人次之多。除此之外，日军在其交通线上，又增修了成千上万的护路堡和封锁沟墙，1942 年，日军华北占领军参谋长安达曾经公布过一个数字：“华北堡垒己筑成7700 余个，遮断壕已修成11860 公里之长，实为起自山海关经张家口至宁夏之外长城的6 倍，地球外围的四分之一。”八路军所处环境之恶劣，由此可见一斑。但这尚不是全部。八路军在抗日战争中始终没有能够全力以赴的与日寇作战，是因为始终没有摆脱虎狼夹击的局面。百团大战后，八路军在面临日寇残酷进攻的同时，仍然没有能够摆脱国民党在背后捅来的刀子。1940 年7 月初，国民党召开五届七中全会，会上讨论了进一步反共的问题，准备发动新的反共高潮，并提出“中央提示案”，强令中国共产党取消陕甘宁边区，缩编军队（不得超过10 万人），并全部集中到黄河以北之冀察地区。同时国民党对抗日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停止了对八路军的一切供给。更为恶劣的是，以1941 年1 月“皖南事变”为开端，国民党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在华北战场上，国民党的50 万军队，不仅继续执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不断对八路军抗日根据地进行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而且在“曲线救国”的投降、卖国政策下，有3 万余人公开投敌，虽然他们嘴上说是为了保存实力，但实际上丝毫没有放松对八路军的进攻，从而加重了八路军坚持华北敌后抗战的艰巨性。
华北抗日根据地在遭受不断出现的“人灾”的严重摧残时，天灾也赶来凑热闹。这段时期，根据地遇上了百年少见的大旱灾，庄稼歉收，有些地区人民吃水也成了问题。旱灾过后又是蝗灾、水灾、雹灾，真应了“祸不单行”这句俗话，有些地区几种灾情反复交错发生。在太行区，灾情遍及太行军区的6 个专区中的4 个，急待救济的灾民达35 万人，占当时全区人口的23％， 此外，从冀西、豫北和黄河以南国民党统治区逃过来的难民还有7 万多，需要安置。全区军民的吃饭、穿衣成了第一位的问题。这个时期，动员一切力量战胜空前严重的灾荒，成为密训党政军和人民群众关系，推动一切工作的前提。天灾与“人灾”裹挟在一起，使已经处于艰难困苦中的抗日根据地进入了一个更加困难的时期。
冈村宁次的新招术冈村宁次从多田骏手中接过来的不仅有百团大战带给日军的耻辱与创痛，还有多田骏创造的“治安强化运动”。在多田骏的计划中，1941 年一年要发动三次“治安强化运动”。3 月30 日至4 月3 日，多田骏利用5 天的时间，发动了第一次“治安强化运动”。这次的目标是在占领区内整顿和加强伪组织、伪政权，扩充伪军，建立与扩大乡村自卫团，清查户口，实行保甲制，以破坏中共的地下组织，搜捕中共工作人员，并加强对占领区内人民的经济掠夺。正当多田骏准备实施第二次更大规模的“治安强化运动”时，他接到了调任军事参议员的命令。“壮志未酬”的多田骏的继任者冈村宁次不再将“治安强化运动”仅仅局限于强化占领区的“治安”，而且还要增修公路，挖封锁沟，对非治安区进行分割封锁，以各种汉奸武装对根据地进行小规模的军事进攻。7 月7 日至9 月8 日的第二次“治安强化运动”，时间长，规模大，范围广，对根据地的危害大。为此，129 师与之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派出59 个武装宣传队，携带50 万份宣传品，进入敌占区开展广泛的宣传活动。冈村宁次花样叠出，又于同年11 月1 日至12 月25 日，实施了以“经济战”为主的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日军一面在其占领区内实行配给制，推行计口售粮，计口售物，强征房、地捐等各种苛捐杂税，另外还加紧对钢、铁、粮、棉等战略物资和其他物资的掠夺、控制，利用封锁沟对根据地实行彻底的经济封锁，断绝根据地的物资来源，切断山区和平原根据地之间的物资交流，加紧对根据地内物资的掠夺和破坏，妄图从经济上室息根据地，摧毁抗日军民的抗战意志。从多田骏单纯的在占领区内的治安，到冈村宁次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多位一体的“治安强化运动”，使富有经验的八路军将领意识到冈村宁次是一个比多田骏更加老辣的对手。彭德怀曾经分析多田骏的“囚笼”政策说，这是曾帮助蒋介石“围剿”红军的德国人塞克德的堡垒主义加清朝的曾国藩对付太平军的战略。彭德怀在湘军中生活了12 年，对湘军从曾国藩那里继承下来的“结硬寨，打呆战”军事行动规则是很了解的。曾国藩不仅把深沟高垒用于防守，还用于长期围困太平军的坚城。这一切也被多田骏用来以守为攻，只不过多田骏采用的是现代手段，把筑路挖沟、筑垒修堡结为一体，用来围困八路军。百团大战后，冈材宁次吸取了前任的经验教训，一方面强化“囚笼”政策和军事进攻，一方面吸取国民党对苏区五次“围剿”和他自己在朝鲜、中国东北三省多年“剿共”的经验，推出了比其前任更加阴险、毒辣的招法。1945 年2 月，彭德怀在延安学习期间，在一次华北地方、军队负责人的聚会上，谈到华北敌后斗争时，说道：“冈村宁次的这一套极其残酷复杂的形式、方法，我们都是一直不熟悉的，这套办法给我们造成的痛苦是很大的，也因此被动。华北根据地缩小（五台只有阜平，太行只剩涉县、黎城、平顺，冀鲁豫只剩范县、观城，共剩六个县城），根据地人口，1941 年10 月统计，只剩1300 万，为最低时期。根据地遭到了严重的损失、破坏，人民生活突然降低，敌特、Ｋ（国民党）特大肆活动。人民中的积极分子更加仇恨敌人，而落后的更加悲观，甚至有被
骗向敌占区偷跑的，干部也有逃跑的。但也有另一方面，就是铁路两侧附近人民在敌人统治下，真有活不下去的愤慨。”鼓德怀还提到：“冈村宁次这个家伙，是很厉害的一个人，他有许多地方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山田（山田一郎为在华日人反战团体‘日本士兵觉醒联盟，成员）医生告诉我，他是日本三杰之一，要注意他，这使我得了些益处。冈村有很多本事，能实事求是，细致周密。每次进攻，他都要调查半年之久，做准备工作。没有内线发动配合‘维持’，他不进行‘蚕食’。他不出风头，不多讲话，不粗暴，你从他的讲话里看不出他的动向来。他经常广泛的收集我们的东西，研究我们的东西。他是朝鲜、东北的参谋长，老练得很，是历来华北驻屯军6 个司令官里最厉害的一个。”这段讲话，不是出自战后专家对冈村宁次的研究材料，而是出自战时的八路军的总指挥彭德怀之口，其中除“东北的参谋长”应为东北的副参谋长外，其余资料之准确，分析之深刻，确实非同一般。如果冈村宁次知道他的对手对他有如此的认识，大概就不会对他在华北的失败有任何不明白的地方了。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八路军上上下下开始了对对手的研究。
32. 咬紧牙关
战略转变1941 年，日军在一份《对共产军的观察》的情报中说：“共军..埋头于恢复战斗力及重建根据地的工作..彭德怀说：‘以游击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作为本年度的中心课题。’”确实如此，百团大战过后的1941 年，八路军正是埋头于恢复战斗力及重建根据地。为了渡过根据地面临的严重局面，刘、邓根据中央军委及八路军总部的指示在晋冀豫根据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三三制”的政权建设，整训主力兵团，加强军区建设，发展地方武装和人民武装，坚决进行反“蚕食”、反“扫荡”的斗争。每一项措施都是根据地在恶劣的环境中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一环，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会影响到整体机能的发挥。这些环节正像人体上的各个系统一样，相互影响相互联结，绝对缺一不可。129 师的主力兵团整训，从1940 年12 月下旬开始，至1941 年6 月底结束，分两期进行，每期两个月。百团大战后，部队减员很多，新补充战士的战术动作、射击技术都不符合标准，整训势在必行。但在主力整训过程中，对日军蚕食、“扫荡”的打击就相对的弱了一些。百团大战后调整的重要措施之一是加强了地方武装建设。1940 年有一段时间，由于盲目扩编，地方武装、游击武装正规化过猛，致使地方武装力量削弱很多。在残酷的“扫荡”与反“扫荡”过程中，主力兵团一旦转移，马上就暴露出地方部队、游击队不能独立支撑根据地的武装斗争的情形，使已经取得的成果迅速丧失。为此，1941 年2 月22 日，彭德怀向华北各大小战略区发出关于军区工作的指示，要求把八路军的基于兵团与军区组织系统分开，建立起军区独立的组织机构与系统，在军区领导下加倍发展地方武装和组织各种群众性的抗日武装队伍，使之即使在主力部队转移的情况下仍然能够坚持武装斗争，保卫根据地。1941 年3 月28 日，彭德怀在北方局干校发表关于《抗日根据地武装斗争》的重要演说，将他的上述想法进一步理论化，正式提出了建立正视军、地方军、民兵三结合的武装体制。彭德怀的“三结合”的思想，得到了毛泽东、朱德的赞同。同年11 月7 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进一步肯定了这一武装体制，并在各个根据地普遍实行这一体制，以后，这一体制也成了解放战争时期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武装体制的基本形式。刘伯承在具体实践“三结合”武装斗争思想的过程中，又对其进行了创造性的发展。刘伯承在游击集团的建立上动了一番脑筋。1941 年5 月，刘伯承连续发布命令，要求健全与强化游击集团，对敌展开全面、有力的斗争。建立游击集团的这一措施，体现了刘伯承对敌后游击战争的深刻认识。游击集团是地方武装与人民武装相结合，广泛地开展游击战争，配合正规军作战的组织形式。村级以民兵的游击小组为干队，自卫队和其他民兵为支队；区级以区游击队为于队，各村人民武装为支队；县级以独立营为干队，各级游击集团为支队。地区基于团、营分遣到县，即是该县游击集团的干队。这一严密、科学的组织形式，是敌后游击战争的一个“创举”，在以后
的反“扫荡”作战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发展游击集团的同时，129 师先后将新编第9 旅、新编第11 旅、决死第3 纵队和新编第10 旅等主力兵团与冀南、太行有关军分区合并，所隶各兵团改为军分区的基干团。到1941 年底，晋冀豫根据地大多数军分区都已有一至三个基干团。整个根据地的地方武装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那时，与“三结合”喊得一样响的是“三三制”。1940 年3 月6 日，为进一步加强根据地的政治建设，健全民主制度和政权组织，中共中央发出《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指示，指出抗日民主政权是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根据这一原则，应明确规定，在抗日政权中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中间派占三分之一，即实行三三制。“三三制”的实行，加强了各种力量间的团结，扩大和巩固了统一战线。中央提出建立“三三制”的政权体制后，邓小平即在太行山各抗日根据地加以组织落实，并进行了创造性的发挥和阐释。邓小平于1941 年4 月15 日发表了《党与抗日民主政权》一文。文章中，邓小平充分肯定了“三三制”的政权是当时敌后抗战的最好的政权形式，因为它是“几十革命阶级对汉好、亲日派、反动派的联合专政，既能合乎统一战线原则，团结大多数与日寇、汉好、亲日派进行斗争，又能保证由共产党员与进步势力结合起来的优势”，说到这里，邓小平意犹未尽，他进一步指出这种政权形式也是“将来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所应采取的政权形式”。邓小平在《党与抗日民主政权》一文中还批评了“党权高于一切”、“党员高于一切”的错误观点，他明确提出在“一个半封建的缺乏民主的国家”里，“共产党员一般缺乏民主的习惯，缺乏民主政治斗争的常识与锻炼”，他提出要“使党更加接近群众，锻炼党，使党成为群众党”。温乐群在《邓小平之初》一文中认为，邓小平的这些思想和主张反映出他的远见卓识，至今仍未失去其价值，使人振聋发聩，倍感亲切。这可能是半个世纪后，邓小平主张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发展扩大民主的最初思想源头。在斗争最残酷的阶段，“三三制”显示出了它独特的价值。
争夺中间地带对华北即将出现的困难局面，八路军总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遵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关于打破敌顽夹击、战胜困难的方针和政策，结合华北实际情况，于1941 年1 月6 日和2 月26 日先后发出对敌斗争指示。明确指出：敌可能增加华北兵力，进行大规模“扫荡”，国内可能发生突然事变，华北战局将比以往任何一年严重。要求八路军广泛进行交通破袭战，打破敌人的侵害封锁，做好反“扫荡”作战前的准备等。实际上早在百团大战进行过程中，1940 年9 月25 日彭德怀在中共中央北方局高干会议上所做报告的第五部分中，就在谈及百团大战的胜利影响华北情况的两个可能时指出：华北战局更加严重的可能：1. 可能调动敌人增援，从华南、华中及日本国内调3 个至5 个师团到华北来。2. 敌加强铁路线的严密封锁，由一般的分区“扫荡”进行分区“清剿”。3. 敌人加强对于山岳基本根据地的残酷摧毁与屠杀。虽然八路军的高级领导人对百团大战后的日军的报复行为早有预见，但其来势之猛、程度之烈仍然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力实现彻底摧毁抗日根据地的企图，日军首先大力增修铁路和公路，并在铁路和主要公路两侧挖封锁沟，筑封锁墙，特别在平汉路北段两侧各10 公里地带，构筑了长达500 公里的封锁沟，以切断北岳、太行山区抗日根据地与冀中、冀南平原抗日根据地的联系，断绝山区根据地的经济来源。与此同时，在平原抗日根据地沿纵横交错的公路大量增设据点，三里一个岗楼，五里一个据点，将根据地分割成若干小块，强化“囚笼”政策。在切断了根据地间的相互联系后，再对根据地进行“边沿蚕食”和“跃进蚕食”。所谓“边沿蚕食”，即在准治安区的边沿，先潜入特务，建立秘密组织，待时机成熟，突然进入，乘游击队和群众暂时退出之际，迅速成立伪政权，待群众近回后，这一区域已由灰色变为黑色。所谓“ 跃进蚕食”，即以“扫荡”为先导，在抗日根据地内部安设据点，然后依托据点逐渐向外扩张，变抗日根据地为其占领区。从效果上看，“边沿蚕食”对抗日根据地的威胁更大。因此，为打破日军对抗日根据地的封锁和蚕食，中共中央军委指出：凡对我有害的道路，必须彻底破袭之；凡为敌必争，而我又无力控制者，不可因破袭而引起敌之守备加严；凡是我方需要通过的交通线，不可破坏，以免引起敌之注意，加紧封锁，而不便我通过。1941 年6 月9 日毛泽东在给“刘邓并彭左罗”的题为《河北平原反“蚕食”斗争的政策》的电报中指出，“敌在冀南之‘蚕食’政策，其目的在于缩小我之活动地区，扩大其占领地，若不予以击破，则我在平原将立足困难。”当毛泽东将反“蚕食”与能否在平原生存联系起来后，“蚕食”与反“蚕食”就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毛泽东进一步阐明：击破这种政策的中心环节在于有正确的政策，主要应从政治上着手，而不能只是军事进攻或以军事进攻力主。在这里，毛泽东以一个政治家的目光，捕捉到了这一军事斗争中的
政治色彩。“主要应从政治上着手”，在理论上指导着抗日根据地在未来的斗争中走进一个全新的领域。基于“从政治上着手”的思想，民众中某些被迫应付敌人的行为，不仅不应尖锐地反对，反而应该因势利导成为带有计划性的应付敌人的办法，甚至成为策略，甚至“应帮助民众想出这些办法应付敌人，只有如此才不致使群众脱离我们”。基于同样的思想，在敌对势力为主的地区内，“应多采用两面派政策”，加强伪组织、伪军工作，多交朋友，“一切只着眼于一时的痛快拼命斗争而不知道转弯的办法都是有害的”。毛泽东的思路，引导着在敌后工作的干部开始了更加积极有效的斗争。于是，斗争中主力军、地方军与民兵自卫队结合了起来，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结合了起来，公开的斗争与隐蔽的斗争结合了起来。实行封锁与“蚕食”的日军开始感到正在逐渐地被反封锁、反“蚕食”。
平原不“平”，山区也不宁日军的“扫荡”是和“治安强化运动”、“蚕食”一起推出的“套餐”。日军之所以在1941 年最后一个季度才开始实施对太岳、太行两根据地的“扫荡”，是因为在此之前日军四处用兵，一直没有腾出手来。1941 年5 月，华北日军发动了对国民党军作战的中条山战役。虽然日军在年初就制订了以剿共为主的年度计划，但太平洋战争爆发在际的紧迫感，仍然使日军觉得盘踞在中条山脉中执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国民党50 万大军是一个沉重的包袱。为了甩掉包袱，日军发动了中条山战役。中条山战役后，华北日军又从7 月开始准备，于8 月至9 月底发动了对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的“扫荡”。为配合国民党中条山作战，中共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发出了多次指示。5 月14 日、5 月15 日、6 月9 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三份电报，指示既要“团结对敌”，“配合作战”，又“决不为国民党激将法所冲动，而是周密考虑情况，给以有计划的配合”，而且指示“与正面友军配合作战，决不计较国民党的反共仇恨”，毛泽东还进一步说明，“我军仍须在不可不打（即必须打）又不可打得太凶（如百团大战那样）的原则下部署远后方及近后方之配合”。1941 年6 月，日军在中条山击败国民党军后，发动和指挥作战的多田骏不仅没有受到赞扬，反而受到了大本营的批评，因为他把大本营制订的剿共为主的任务放在了次要的位置。这样一来，不仅没有触动八路军，反而在中条山又留下了真空地带，为八路军的发展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八路军129 师所属大岳纵队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南下岳南，不仅打击了侵占晋南地区的日军，而且开辟了岳南根据地。8 月初，由386 旅和决死1 纵队组成的太岳南进支队，为了开辟岳南根据地，进入临屯公路以南、沁河以西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日军为驱逐进入岳南的八路军，于9 月20 日以第36 、41 师团各一部及第16 独立混成旅团主力共2 万余人，向岳南根据地发起了大规模的“扫荡”。反“扫荡”中陈赓巧妙地避开日军进攻的锋芒，率领主力主动转移，使日军屡屡扑空，被迫退出我抗日根据地。日军10 月初不得不放弃对岳南的“扫荡”后，又转而对太行区实施“扫荡”。10 月底，日军7000 余人分南北两路开始了对太行区的“扫荡”，南路36 师团4000 余人，由潞城、襄垣等地出动，向黎城、赤岸、西井等地进攻。日军这个行动是直奔八路军的首脑机关而来的。当时，八路军总部机关驻西井，129 师机关驻赤岸。31 日夜里，日军进攻黎城，扑了个空。11 月1 日占领东阳关。之后，日军采取夜间行动，向129 师机关所在地赤岸急进。11 月1 日深夜，已经知道了日军正在向赤岸急进的刘伯承，仍然神态自若地站在地图前，察看着日军前进的位置和本师主力的态势。随着时间的推移，日军的包围圈越来越小，刘伯承终于发话了：“师部转移的时间定在2 日凌晨1 时。”也许有人会有疑问，刘伯承凭什么将转移的时间定在2 日凌晨1 时？当你了解了刘伯承“利害变换线”的理论后，就会明白刘伯承在图上比划、计
算的真正意图。“利害变换线”是指能够跳出包围圈的位置线。如果向外突击过早，则敌人迅速转换队形，又会构成新的包围圈；如果转移过迟，则敌人已经构成合围态势，又无隙可乘。刘伯承将包围圈即将台拢的那一刻，称为“利害变换线”，并且将他的这一理论贯彻到整个129 师。当日军的尖兵占领了赤岸村以南1 里处的高地后，正是刘伯承在图上标出的“利害变换线”的最佳位置，刘伯承这才下令转移。转移途中，刘伯承又给师直机关于部上了生动的一课。刘伯承带领部队向北转移后，从地方游击队的通报中得知。北面偏城方向没有日军，比较安全，队伍正准备往北进，刘伯承突然下令：回头向南，朝西岗方向前进。北面无敌情，南面是日军的部队，怎么会往南走呢？这是当时很多人嘴上没说出来，但心里却一直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队伍快到西岗时，刘伯承又下令向东前进，向邯长路运动。越过邯长路后，转入涉具东部的大山谷。战士们一见连绵的高山，陡峭的断崖，就知道已经到达了安全地带。大家突然明白了，刘伯承先北后南，再向东的行军路线，有效地分散了日军的注意力，等他们明白时，已经来不及了。如果直接向涉县东部运动，就会遭日军的迂回拦阻。11 月9 日，在大山里已经转悠了近半个月的日军，又向位于黄崖洞的八路军总部的兵工厂发起了攻击。黄崖洞易守难攻，守备黄崖洞的总部特务团凭借黄崖洞的有利地形，与敌展开了激烈的战斗。百团大战中，日军就曾派过一个大队去袭击黄崖洞兵工厂，大怒之下的彭德怀在关家垴让这个大队的日军为此付出了重大的代价。黄崖洞兵工厂外围的各个道口都构置了两层防线，三道雷区，厂区与山洞有密道相连，工厂转移后，整个厂区立时又变成了一个大雷场。战斗中，日军使用了各种山炮、新装备的火焰喷射器、毒气等武器，经过9 天9 夜的战斗，5000 多日军在留下1000 多具尸体后，逃离了黄崖洞。战斗后，中共中央军委称黄崖洞保卫战是反“扫荡”的一次最成功的模范战斗，八路军总部力特务团开了庆功大会，彭德怀代表总部授予特务团团长欧致富“保卫水腰立战功”的锦旗，授予特务团“黄崖侗保卫英雄团”的称号。从黄崖洞撤走的日军，又在从西井回窜黎城的必经之路上，遭到了129 师主力的伏击，丢下400 多具尸体，狼狈逃回黎城。反“扫荡”就此胜利结束。
咬紧牙关，渡过今后两年最困难的时期1941 年12 月8 日，以日军偷袭美国太平洋海军基地珍珠港为标志，太平洋战争爆发了。随着美国正式对日宣战，中国政府也正式对日宣战。从此，中国的抗战与国际反法西斯联盟正式结力一体（在国际上正式有了名份）。但华北敌后抗战形势却并没有因为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而有任何松动与缓和的趋势，其紧张程度反而愈演愈烈。为配合太平洋战争，日军更急于坐稳“屁股”，企图将中国变为太平洋战争的后方基地，而华北则更要成为其“大东亚战争的兵站基地”。为达此目的，迅速解决中国问题，摧毁中国的抗战意志就变得更急迫了。日军在对国民党继续推行“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政策的同时，其政策的重心仍在华北，在中共及其领导的八路军起着主要作用的广大区域。日军以前解决华北问题主要是力解决“稳定”、“治安”等问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解决华北问题则主要是要确保华北重要的资源和交通线。于是，日军在华北“扫荡”、“清乡”、“蚕食”与“治安强化运动”短时间内反复。交替的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多位一体的“总体战”也全面铺开。中国共产党人在国际形势剧烈变动的时期，仍然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既看到了有利的一面，又看到了困难的一面。中共中央于12 月17 日在《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的指示》中指出：“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无疑的对于我国抗战是有利的”。“日本与中国战争已四年有余，现在又与英美荷及南美等二十余国为敌”，“因此日本对中国侵略的军事、政治、经济力量不能不有所减弱”，“日军士兵情绪将更觉前途渺茫，伪军伪政权将更为恐慌”，这是对中国抗战有利的一面。指示同时又指出，“然而在太平洋战争的初期，形势是有利于日本的”。“敌为供应太平洋战争，其榨取在华资源，巩固占领地之心?更切，因此敌人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扫荡’仍旧是可能的，而对根据地财富之掠夺，对根据地经济之封锁亦必更强化与残酷，同时敌人必更加控制伪军伪政权，增强其特务活动与破坏工作。”为此，指示中指出：敌后抗战的“总的方针应当仍旧是长期坚持游击战争，准备将来的反攻”。抗日根据地的军民要“咬紧牙关，渡过今后两年最困难的时期”。在“扫荡”与反“扫荡”中，有很多精彩的事例。冈村宁次在其回忆录中记述了一件令他终生难忘的事件：“有一天，一座碉堡上发现由村子那边过来一支送葬行列。如此大殡实在少见。当行列走近碉堡旁时，分队长等人完全不假思索，放下吊桥，武装整齐地走出碉堡。刚刚来到行列近旁，突然送殡人群大乱，许多手枪一齐射击，分队长等应声而倒，随后冲入碉堡，残兵均被消灭。”这样的例子很多，冀南军区在1941 年的夏季问就导演了一幕这样的“活剧”。南宫西边50 多里处有一个较大的镇子——娄子镇，1939 年日军在这里建立据点后，经常外出袭扰，对周围的抗日根据地危害很大。经过细致的研究，陈再道决定智取娄子镇。陈再道从冀南军区7 旅19 团中挑选了15 个战士组成奋勇队，化装成挑水、扫地的人员，随着内线人员进入了娄子镇内。奋勇队员进入日军驻扎的院子里后，抽出短枪，冲进日军的休息室内，向正在睡觉的日军猛烈射击。战斗只进行了十分钟，日军一个小队大部被歼，在
日军施放毒气后，奋勇队员才迅速撤离战场。
33. 夹缝中的生存艺术
把“没有规律”作为规律刘伯承在1942 年2 月日军“扫荡”太岳、太行两区后，写下了《太行军区二月反“扫荡”的军事经验教训》一文。虽然文章题为“经验教训”，但刘伯承在文章开篇中就说明，这篇文章“主要是想引起干部同志对于敌人‘扫荡’作更进一步的研究，以提高我们生动的技术与战术，而不是灌输生硬的经验教训”。写的是“经验教训”，又不想“灌输生硬的经验教训”，为此刘伯承收集了太行军区二月反“扫荡”后各个部门的大量报告材料，针对“扫荡”中日军深入侦察，细心研究，而且在“扫荡”中采用组织游击集团的办法的现象，写下了这篇内容丰富、对后来的反“扫荡”斗争有着重要指导意义的总结报告。文章首先从分析敌情特点入手。2 月3 日拂晓，日军采取奔袭手段，分3 路进攻大行军区第二、三、四军分区，一路由辽县北犯，一路由武乡东犯王家峪，另一路由长治、襄垣台击黎城，企图一举摧毁分区领导机关和基干武装。日军的奔袭扑空后，当晚，三路日军共同转向桐峪、麻田，对八路军总部实行“铁环合围”。对于这一现象，刘伯承将其总结为“反复奔袭抗战首脑机关”。刘伯承还注意到一个现象：日军在两次奔袭失败后，在和顺县的羊蹄凹、龙王庙尖，辽县的左会、黄漳，武乡县的蟠龙、石板等地，到处捕捉壮丁，抢劫牲畜，烧杀抢掠，对根据地进行了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对于这一现象，刘伯承又将其概括为“摧毁抗战军民的生存条件”，并认为，“其目的在..造成无人区，以使抗战自趋没落，特别是在我军民血肉团结求解放的斗争中，兽性的强盗认为必须如此。”刘伯承还根据日军的行动，概括出了日军使用的战术，认为“必须着重看到的，就是它自‘九·一八’以来，特别在‘七·七’事变后，与我们八路军战斗的失败中积蓄了许多经验。它现在所采用的，就是它在十二年侵华战史中的战术选集。”刘伯承将日军所用战术分为7 个方面。1. 捕捉奇袭。就是对于活动的目标进行突然的袭击。这次日军春季“扫荡”，就是采用奇袭的手段突然分三路进攻太行军区的第二、三、四军分区，为达成奇袭的突然性，“敌利用黑暗天气与隐蔽队形”，“马穿麻鞋，人不作声”，于拂晓发动进攻。2. 铁环合围。刘伯承认为虽然它是“捕捉奇袭的另一种”，但它是“主要的法则，布置较为周密，企图把我军聚而消灭之”。为防止八路军被围之部队突漏出走，则在其纵深的要路上屯兵伏击或追击。如八路军“在确知敌人发觉时，还不机动转入，则必受到损害”。3. 纵横“扫荡”。也被很多八路军将领称为“梳篦战术”。日军在对太行第二军分区“扫荡”的阵势变换中，开始是由南向北纵梳了两次，继则由东向西横梳了两次，最后则集中全部兵力由西向东横梳了一次。4. 辗转“驻剿”。就是屠杀并摧毁抗日军民的生存条件，制造无人区的具体办法。其方法通常是合击或驱逐八路军之后，布成三角阵势，辗转“驻剿”，“我军民的资材，特别是兵工资材，因此而损失奇重。” 5. 反转攻击。也就是苫米地惯用的“拖刀计”。这次春季反“扫荡”中，有一个排在西宽村，只看见前面有敌人，而不知道后面沟内是敌人设的圈套，
糊里糊涂钻入圈套去了。6. 布成三角阵势。这是敌人机动的基本阵势。这种布势方法实际上是从几何学中受到的启发。从几何学来看，日军从几个屯兵据点向一个假想的中心目标合击时，如构成三角形阵势，则其边长最短，即可以以同样的兵力排列成最为密集的队形。同时，三角形阵势还便于向各方运动，便于进行包围。7. 夜行晓袭。夜行，为的是便于隐蔽接近；晓袭，为的是便于发扬优越火器与空军威力。实际上，从这一点即可看出，日军已经被迫用游击战法来对付八路军的游击战争了。在此基础上，刘伯承进行了极宫哲理的总结。刘伯承在“主动权的取得就要出敌不意，攻其不备”一小节中指出，“敌人‘扫荡’开始，是抓着主动权来的，而我们必须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乃能在反‘扫荡’中转成主动。”为达此目的，一方面要隐匿己方的真实行止。布阵方面，则要先知敌“意”、敌“备”。也就是要了解敌人的行动特点和行动规律，才易于“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刘伯承通过研究还发现打破敌人的行动规律、破坏敌人利用八路军行动中的规律的最好办法就是“没有规律”，以无规律对有规律。但刘泊承在这里所说的“没有规律”，绝不是杂乱无章、盲目行动的意思，而是超越一般原则，进入更高层次的规律之中，或者说进入到艺术境界之中。要做到这一点，则需“防谍除奸，严守秘密，散布谣言，多方佯动，曲折行进。就是说，一切都是没有规律的行动，使敌人无从侦察捕捉。”不仅如此，刘伯承还要在反“扫荡”中抓住敌人的规律，打敌弱点，在日军“扫荡”阵势错乱之际进行袭击，使主动权从最后胜利中显示出来。3 月1 日，日军聚集在平顺地区，有撤退迹象。刘伯承判断日军经过大山深谷中的连日行军，已经疲惫不堪，又屡遭打击，士气衰落，在撤退中阵势混乱，正是进行伏击和追击的好机会。刘伯承迅速作出了打击撤退日军的部署：以主力置于平顺以南优击撤退的日军。3 月2 日，日军进入伏击地域，在伏击部队猛烈的攻击下，日军抛下200 多具尸体后，狡猾逃窜，伏击部队一部乘胜追击，对日军的尾部一阵猛打。至此，反“扫荡”胜利结束。
刘、邓一东一西曾在第二野战军担任新华社分社社长、新华社前线特派记者的李谱说过：“在刘邓之间，是难以放进一个‘、’号的。”在战争年代，不管刘、邓是分是合，是聚是散，刘、邓的心总是连在一起的，不管是谁，不论在哪里，发出电报的署名永远都是“刘邓”。在太行山敌后抗战最艰苦的1942 年就发生过一件感人至深、让经历过的人都深受感动的事情。1942 年春季反“扫荡”后，刘、邓深感这一年将会是抗战以来最艰苦的一年，为了加强对各个区的领导，129 师决定邓小平率772 团一部至太岳区领导对敌斗争，刘伯承仍留在太行山领导工作。3 月中旬，刘伯承将邓小平送上路后，又嘱咐参谋长李达说：“现在敌人‘扫荡’很频繁。我们对邓政委的安全一定要保证。你立刻通知邓政委要路过的几个地方，叫他们接送邓政委后，把接送情况，在当天电告师部。”即令这样，他还不放心，每天都要到司令部值班室询问情况。3 月19 日晚上，他又来到了值班室。值班参谋报告说刚收到电报，邓政委今天要通过白晋线去太岳区。由于日军对铁路沿线的警戒很严密，刘伯承放心不下，就对两位值班参谋说：“我知道了。”说完，他让两个值班参谋去休息，自己坐下来值班并仔细地查阅值班日记。两个参谋无论如何不肯让师长替他们值班，连忙说：“我们不困，还是师长去休息吧。”刘伯承看他们俩站着不动，就一手拉一个，把他们拉到隔壁房间，按到床上，盖上被子，说：“ 你们先睡一会，到时候我再来叫你们。”刘伯承回到值班室，又继续查阅值班日记。于是，从晚上等到深夜，又从深夜等到凌晨，一直到陈赓发来电报，告知邓小平已安全到达太岳区，刘伯承才叫醒了两位值班参谋。5 月，日军发动了夏季“扫荡”，即所谓“第二期驻晋日军总攻击”（ “第一期驻晋日军总攻击”指1942 年的春季“扫荡”），日军华北方面军的总体计划中又称其为“晋冀豫边肃正作战（C 号作战）”。这时邓小平正随太岳南进支队行动。身在太行的刘伯承虽然自己身边也危机四伏，仍十分关心邓小平和部队的安危，不时地向陈赓发电询问。3 月底他收到陈赓的回信，说日军的合击毫无所获，现太岳军区主力正袭击敌后方城镇，破袭铁路，邓小平待岳南“扫荡”结束后即回太岳。这时，刘伯承才松了口气。这样的例子每一个在刘邓身边工作过的人都能从自己的记忆中找出来。1947 军8 月6 日，刘邓布置所有部队机关整顿十天左右，但在8 月7 日刘、邓自己改变了自己先前制订的、中央也已同意了的计划，迅疾抓住有利时机，率领第二野战军主力12 万人，过黄泛区，强渡汝河，直插国民党心脏地区大别山。蒋介石为求歼第二野战军于大别山区，动用4 个整编师、33 个旅的绝对优势兵力，企图将第二野战军在大别山区一网打尽。面对强大的敌人，刘、邓一方面继续坚持内线作战，同时决定在外线再开辟3 个战场，以求彻底打破敌人的围攻。在这最关键的时刻，刘、邓二人决定分开行动，由邓小平同李先念、李达组成前线指挥所，指挥大别山内线开展游击战争。刘伯承、张际春率后方指挥部转移至淮河以南，指挥外线各纵。1947 年12 月夜晚，刘
邓二人在王家湾分别，邓小平说：我到底比你年轻，留在大别山指挥，你到淮西去指挥全局。刘伯承说：警卫团都给你留下，我只带一个排就行了。你在大别山行动频繁，我带电台在淮西给你提供敌情。在敌情这样紧张的时候，刘、邓分成两个指挥部，但在上报下发的电报中，这一点从未露出来，一切电报仍是签署“刘邓”二字。这时期留在大别山的邓小平，也发了不少关于战略战术的指示电报，都是签署“刘邓”二字。直到他们快要重新会合的时候，刘邓才分别向中央、军委发了一份个人署名的电报。
再度打狼——浮山之战在第一次反共高潮中，遭到八路军痛击的阎锡山，并没有接受教训，停止反共活动，而是一直在寻找机会，夺回让共产党占领着的地盘。当阎锡山与日军暗中勾结，接受日军供应的物资后，便认为向共产党收复“失地”的时机到了。1942 年新年刚过，阎锡山的61 军背信弃义，抢占了太岳抗日根据地浮山、义城地区。这个地区是产麦区，属太岳军区二分区。八路军一再警告61 军，但该军不仅不撤走，还到处抢夺群众财物，并扬言：“我们是国军，想到哪里就到哪里，3 十月内还要拿下你们的一、三分区。”于是，129 师决定调集冀南、太行、太岳军区部队共50 个团，组成3 个纵队，在粉碎日军春季“扫荡”的同时，狠狠地敲打一下61 军，不许61 军为所欲为。129 师决定，由邓小平来担任这次作战的总指挥，副总指挥是太岳军区司令员陈赓。一纵队司令员由陈康兼任，二纵队司令员杨得志，三纵队由陈锡联指挥，就动用的力量来说，这次行动超过了百团大战中129 师动用的作战力量。当时129 师只动用了37 个团。邓小平和阎锡山在抗战之初曾经打过交道。邓小平对阎锡山的印象是“这个人确实鬼得很，当面一套，背后又搞鬼”。邓小平曾经当着阎锡山的面说：抗战要真心，假心是不能抗战的，祖国人民是不拥护的。谁是真心抗战，谁是假意抗战，实践是见证，人民是见证。要是假抗战，总有一天会暴露出来的，要亮相的。阎锡山的61 军是阎锡山的起家老本，很猖狂，号称是“天下无敌的王牌”。129 师的打击对象对准了阎锡山的这个“王牌军”。战役开始后，阎军的215 团就被129 师包围。在129 师勇猛的攻击下，不到天明，215 团就被全歼了。7 日上午，阎军援兵33 军主力已到了白村。这时，师里指示，先不打被围的顽军，而打他后面的援兵，让解围的33 军看看八路军“围城打援”的战法。决1 旅与386 旅立即迎战，围住了33 军一部。33 军被分割为几段后，被围的顽军企图向浮山县城方向突围，但在129 师的层层包围下，被围之敌插翅难逃。经过一段时间的战斗，阎军61 军被围困，33 军、19 军受到重创，阎锡山看到他的王牌军就要在浮山全军覆没，只好厚着脸皮派代表到延安去找朱德。一般人只知道朱德是个优秀的军事家，却不知道朱德还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阎锡山的代表见到朱德后，来个恶人先告状，说：“你们八路军邓小平部在集中兵力打我61 军。”朱德问：“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打的？”阎锡山的代表被问得张口结舌，极不情愿地说：“在浮山。”朱德顿时严肃起来，说：“浮山一些匪徒与日本人勾结一起，在我根据地烧杀抢掠，邓小平在那里是打日本、打汉奸，是应该的嘛！我们的部队又没有到你们晋西南，邓小平怎么指挥部队消灭了你们两个师？”阎锡山的代表自知理亏，只好找了一个站不住脚的理由：“我们的部队没有粮吃，想到浮山、义城搞点粮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