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 希望的曙光
精兵简政精兵简政这个词我们并不陌生，新中国成立以后，搞过多次精兵简政运动，军队也有“百万大裁军”的历史，但是发生在抗日战争第5 个年头的那场自上而下的精兵简政，却不仅仅是提高办事效率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八路军和抗日根据地生死存亡的大问题。进入1942 年，特别是在夏季“扫荡”以后，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处于空前残酷的对敌斗争之中。日军连续发动“扫荡”、“治安强化运动”、“蚕食”，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不仅仅如此，各种自然灾害也蜂涌而至，水灾、旱灾、虫灾、雹灾等自然灾害一个接着一个。在这种情况下，经过几年斗争而逐渐发展起来的庞大的领导机构，越来越不能适应不断发展着的敌后作战的复杂环境。百团大战后各个部队减员严重，官多兵少的现象十分突出，而战斗部队的缺额却因人员不足而得不到及时的补充，而且也不能另外再补充人员了，因为根据地的经济状况很差，已经无力再承担更多人员的生活负担。现象十分明显，一头多一头少。多的不能产生战斗力，少的又不能胜任日益艰苦的斗争要求。结论也十分明显，要削多补少，要削肿治臃。毛泽东说：“目前我们须得变一变，把我们的身体变得小些，但是变得更加扎实些，我们就会变成无敌的了。”中共中央一针见血地指出：“敌后抗战能否长期坚持的最重要条件，就是这些根据地居民能否养活我们，能否维持抗日的积极性”，“我党政军均应了解，假若民力很快消耗，假若老百姓因负担过重而消极，而与我们脱离，那么不管我们其他政策正确与否也无济于事。”精兵，就是缩编主力部队和指挥机关，充实连队。主力军部分实行地方化，加强地方武装和民兵，加紧整训，提高战斗力。简政，就是整顿机构和组织，紧缩机关和人员编制，加强基层，提高效能，节约人力物力，反对官僚主义。精兵简政，解决了机构庞大和受到战争破坏的社会经济缺乏足够承受能力之间的矛盾，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是使我各抗日根据地能够渡过极端困难时期的一项重大措施。负责129 师精简工作的邓小平讲得更为具体一些：“减少人民对抗日的负担，..减轻人民对我们的负担，从两方面着手：第一精兵简政，减少脱离生产人员；第二，机关部队本身生产节约，反对贪污浪费，自己解决部分经费。”在具体实施中，邓小平要求极其严格，将边区地方党、政、群众团体脱离生产人员的编制大为紧缩。以县一级的编制为例：精简后的大县机关50— 60 人； 中等县40—50 人； 小县30—40 人。而精简前一个县机关有时就有500 —600 人。规定专署、县、区各级如增加1 人都须经“冀太联办”批准；边区、太行区两级增加1 人，要经太行军政委员会讨论通过，否则，财粮部门丁拨粮食，不给经费。令行禁止，毫不通融。当时不存在干部的终身制，也不存在只上不下的情况，精简后的很多干部，什么去向的都有，年轻力壮的被动员参军，老弱的、家在本地区的被动
员回家，家在外地区的安置到农村工作。有的县区干部回到农村后，或去开荒种地、养猪、养羊，或在商店、合作社工作。精简后的军政机关，与以往大不一样：加强了战斗力，充实了下层工作的领导力量，适应了战争形势的变化；节约了人力、财力，减轻和稳定了人民的负担；改善了军队供给。精简后的机构，提高了工作效率，极大地克服了官僚主义。毛泽东在1942 年9 月7 日为延安《解放日报》写的社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中，对晋冀鲁豫边区的精兵简政工作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毛泽东在文章开头就写道：“自从党中央提出精兵简政这个政策以来，许多抗日根据地对这项工作抓得很紧，做出了精兵简政的模范例子。”虽然精兵简政的工作，从1941 年就开始抓了，并取得了初步成效，但正如李达后来回忆的那样，“机关庞大而不适应频繁作战的缺点，仍然存在”。真正使各级领导认识到必须下大力气抓精简，还是1942 年5 月反“扫荡”之后。这次“扫荡”，八路军总部因为机关庞大，行动迟缓，被日军包围。经过苦战，虽摆脱了敌人，但左权却在突围过程中牺牲了，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129 师在其后的反“扫荡”作战中，也因后勤梯队庞大，致使在突围过程中遭受了损失。5 月反“扫荡”之后，刘伯承常对师直属队的干部说：“我们的指挥机关还是庞大，特别是有些工作人员不会军事行动，很不适应打仗。每逢行军作战，我就像背着真空管的收音机去赶场，提心吊胆，老怕碰破。”为改变这种状况，129 师又进行了进一步的精简。太行军区的旅和军分区以上机关重新建立了集体办公制度，继续合并了一些性质相近的部门。作战与训练合并，侦察与情报合并，宣传与教育合并等等。这样一来，过去领导机关的那种层次多、会议多，公文繁琐的情况，才有了根本性的改观。
生产自救1942 年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冈村宁次带给根据地人民的不仅仅是一场军事进攻，同时带来的还有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红军时期，国民党对根据地曾实行过“石要过刀，草要过火，人要换种”的政策，这个政策同日军的“三光”政策一样，都体现了他们反人民的一面，和对生存于人民群众之中的人民军队的无奈。国民党失败了，日本人也同样不会成功。但这一政策，带给根据地人民的苦难却是十分深重的。日军所到之处，无不烧光、杀光、抢光。有些东西，既烧不掉，又拿不走，日军就投毒、炸毁，企图使根据地人民饮无水，食无锅，丧失最基本的生存条件。这一招，比军事手段更加毒辣。日军的烧杀抢掠，只能激起根据地人民对侵略者的更大愤慨，只能使军民团结得更加紧密。在当时的艰苦环境中，根据地军民同甘共苦共渡难关。那时，有的军队干部，每餐只有5 根缺盐的萝卜条和填不饱肚子的小米饭。老百姓看着这种情形，十分心疼，将他们仅有的一些柿于皮和玉米馍送给了子弟兵。现在，人们只知道王震在南泥湾开荒的故事，实际上在当时的情况下，各个根据地都有自己的“南泥湾”。为了渡过难关，备根据地遵照中央指示精神，开展了生产自救运动，129 师为此还增设了生产部，专门负责组织、领导部队的生产工作。在他们的试验场里，不只是低水平地耕种着土地，他们试种了“金皇后”玉米、西红柿，还繁殖了产蛋多的来享鸡。师直机关的干部、家属也都参加到这场规模空前的大生产运动中来。刘伯承的夫人汪荣华、邓小平的夫人卓琳所在的生产小组种的一个大萝卜，有6 斤重，被邓小平称为“萝卜大王”。开展大生产的同时，根据地军民厉行节约，从当时的一个口号中就可以看出勤俭与节约被提到了何种程度。这个口号是“白天多做事，夜晚少点灯”。在纸张的使用上也是如此。刘伯承提出了一种“吝啬”至极的用纸方法：先用铅笔写，然后再用毛笔写，写完一面，翻过来再用两次。当时，师司令部考虑到刘伯承的眼睛不好，曾想给他围大一些的纸，写大一点的字，但被刘伯承拒绝了。他说：“现在号召大家节省，我怎么能特殊呢？何况，我还有个放大镜，‘装备’比别人优越得多哩！”1943 年夏季抗日根据地遇到了数十年未见的特大旱灾和虫灾，这次灾害持续时间长，波及整个冀南地区和太行区，以及太岳区的大部和冀鲁豫区的一部。虫灾到来时，方圆几十里的庄稼，蝗虫一起一落之间，被吞食得一干二净。129 师的敌人不仅有日本鬼子，还有和鬼子一样厉害的“蝗虫大军”。刘伯承说：“看来，我们不但要指挥千军万马和敌人作战，而且还要率领部队同自然灾害、同蝗虫作战。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个新的困难，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我们身受的困难，不是其他任何人所不能忍受的吗？”在艰苦的生活中，机关的干部常对刘伯承说：“你是一师之长，你要躺下了，对工作损失就太大了。为了革命利益，你应该吃好点儿，加强点营养
吧，这是全师同志的心愿啊！”刘伯承却笑着回答说：“我个人哪有这么大的作用？可是，在这时候，以身作则的作用就更大了。你别看我的身体不好，我的适应性可强呢。我这个人哪，也怪得很，条件好，能过；条件差，也照样能过。我在四川时，打瞎了一只眼睛，头顶也受了伤，后来腿又受了伤。我这身上的血天晓得换了几次，我还是活下来了！在苏联学习时，整天面包、香肠、牛奶，还加上补药。后来到了苏区，哪里去弄补药，这不是也过来了吗！现在能吃到南瓜汤、刺节菜，就满不错嘛。我还是不能搞一点特殊化。”
“观战团”的覆灭1943 年秋，继春、夏季“扫荡”之后，日军采用“铁滚式”新战法又发动了以太岳为重点的秋季大“扫荡”。早在1943 年初，毛泽东即指出，希特勒总崩溃已为期不远，中国的时局将好转，我们要利用这种形势，鼓励军心民心，达到坚持目的。但是，整个抗战尚须准备两年，要想尽办法熬过这两年。1943 年，虽已离抗战胜利的黎明不远，但仍是根据地军民的困难时期。这一年，日军上半年组织了春、夏季“扫荡”，下半年又再次发动了秋、冬季“扫荡”。也就是这一年，蒋介石发表了《中国之命运》一书。“一个主义（三民主义）、一个政党（国民党）、一个领袖（蒋介石）”的理论，蒋介石并不是随便说说，他还要把它体现在行动上。因此，1943 年夏季，从日本鬼于的“扫荡”中悟出了一些门道的蒋介石，也企图将进攻的矛头指向中共首脑所在地——陕甘宁边区。王近山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奉命卒领大岳二分区16 团赴延安扩编部队，去完成保卫党中央的新的使命的。王近山这时己是386 旅旅长。1943 年10 月22 日，王近山带领部队从长子县横水村出发，22 日穿过同蒲路和汾河两道敌人的封锁线，到达韩略村附近的有利地形宿营。这一带的群众基础很好，部队一到，群众就开始站岗放哨、封锁消息、烧水做饭。在同地下工作者的接触中，一个消息引起了王近山极大的注意。地方党的同志介绍说：最近每天上午都有若干辆汽车，满载物资，在少数部队的掩护下，由临汾出发，经过这里东去，支援对根据地进行“扫荡”的敌人，下午又满载从抗日根据地抢掠的财物，经此返回临汾。地方党的同志介绍完后，又补充说：最近敌机动兵力正在根据地腹地“扫荡”，这里根本没有大的兵力可贤调动，正是打击敌人千载难逢的良机。针对这一情况，王近山决定抓住有利战机，在韩略村伏击敌人，迅速解决战斗后，即奔赴延安。下定决心后，王近山丝毫不敢大意，带领团、营干部进行实地勘察，了解敌情。当地的敌人是参加“扫荡”大岳根据地的日军一部。10 月初，日军集中了驻山西第1 军的第36 师团、第62 师团和第69 师团，加上伪军，共约两万余人，采用“车轮战术”，企图将太岳根据地“全部摧毁”、建立“山岳剿共实验区”。其时，“扫荡”的日军正好推进至临屯公路的两侧，撞到了王近山的枪口上。韩略村位于临汾东北、洪洞东南地区，距离日军“扫荡”的前线指挥部所在地临汾只有50 多里地，是临屯公路上的一个据点。临屯公路恰好从韩略村中间通过，村西南一带地势险要，公路两旁是两丈多高的陡壁，易下不易上，是个打伏击的好地形。这一仗最能体现王近山敢打敢胜、胆大心细的性格。虽然有利条件很多，但也有不少不利因素：韩略村离敌人县城很近，就在敌人据点的限皮底下，如果不能速决，或走漏消息，则敌人就会迅速赶至韩略村，这样的话16 团不仅无便宜可捡，而且还要面临极大的危险。但王近山就是这样，即使困难再多，只要有机会，他就绝对不会放过。
经过认真的研究、演练，王近山部署部队进入伏击阵地，经4 、5 小时的耐心等待后，鬼子的汽车终于来了。日军共来了13 辆汽车，有3 辆还是小汽车。进入伏击圈后，车上的日军还在又吃又喝，又说又笑，根本没有发现任何设伏的迹象。随着两颗红色信号弹的升空，设伏部队同时开火，猛烈的枪弹立时将鬼子打得晕头转向。战斗中，这股日军出奇地顽强，有的跳下车来，端着刺刀向公路两旁冲击，有的依托汽车向公路两旁射击。有十几个敌人辽迅速聚集成一个小的战斗群，向设伏的重机枪阵地反击。战斗打了3 个多小时，120 多名日军，只有3 人钻窑洞逃脱了性命。战后，从缴获的日军文件上得知，这次被歼灭的敌人，原来号日军华北派遣军司令部组织来大岳参观“车轮式扫荡”的一个“战地观战团”，其成员是日本“支那派遣军步兵学校”第5 、6 中队和其他部队的一些军官，内有少将旅团长1 名、联队长6 名，其余的也都是中队长以上军官。韩略村伏击战对日军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们马上从临汾调来500 亲人，在6 架飞机的支援下，来韩略村追击王近山部。王近山面对急于报复的日军，冷静、沉着地进行了突围部署，他说：“敌人是来报复的，来者不善。我们不必与敌硬拼，要化整为零，分成若干小分队，利用夜暗，迅速行动，突出敌人的包围。”第二天早晨9 点，部队无一伤亡的全部突围到达预定汇合地点洞子沟。战斗后，王近山兴奋地对战友们讲道：“我们的任务本来是行军，可是碰到了歼灭敌人的机会，在不违背上级意图、不影响完成上级赋予的任务、情况又有利的前提下，我们就应该机断行事，积极歼敌。我们人民军队的第一职责，就是随时随地不放弃任何歼灭敌人的机会。不仅要懂得‘枪声就是命令’，还要懂得积极作战、寻机歼敌的道理，这才是合格的指挥员。战争，永远是手快打手慢，有备打无备。”韩略村战斗后，气急败坏的冈村宁次将一名中将师团长撤职，同时将韩略村据点的日军中队长枪毙，该据点的其余日军和伪军每人都被打了几个耳光，个个被打得鼻青脸肿。
“温村会议”经过1941 年、1942 年两年残酷的斗争，中共中央认为有必要坐下来认真地总结一下，以便扭转被动局面，积蓄力量，准备反攻。中共北方局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下达了《关于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1943 年工作方针的指示》，明确指出：“华北党的基本任务是：进一步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克服困难，积蓄力量，为反攻及战后作准备，以便迎接伟大的新时期之到来。”为贯彻上述指示，太行分局于1943 年1 月25 日在河北涉县温村的一个教堂里，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会议总结了五年来对敌斗争的经验，确定了今后的斗争方针，对晋冀鲁豫军区、边区和129 师的各项工作，均有很大影响。由于开会地点在温村，这次会议又被称为“温村会议”。中共太行分局是1942 年9 月成立的。根据中央1942 年9 月1 日《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为便于统一调动和组织根据地内的所有力量，进行对敌斗争和根据地建设，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北方局太行分局，由邓小平任书记，李大章任副书记。李雪峰、刘伯承、蔡树藩为分局委员。在太行分局这个为期25 天的会议上，邓小平作了《五年来对敌斗争的概略总结》的报告和会议总结报告。这两个报告被各摘录整理一部分，变为三篇文章收录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中。《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中，共有8 篇文章力邓小平抗日战争时期所写，而其中以这三篇文章最为重要，最能反映邓小平在这一时期的思想，对今后的斗争也最具指导意义。在《五年来对敌斗争的概略总结》一文中，邓小平在回顾了对敌斗争的三个阶段后，从10 个方面总结了对敌斗争的经验和教训，指出：当前敌我之间的斗争是“全付本领”的斗争，今后的斗争将更加巧妙而尖锐。要掌握住敌强我弱的特点，原则是削弱敌人，保存自己，积蓄力量，准备反攻。人民是一切的母亲，是对敌斗争一切力量的源，敌我斗争的胜负，决定于人民。我们要掌握正确政策，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各阶层一切抗日的人民对敌斗争。要建设根据地，斗争中坚持敌进我进，在进行游击战的同时下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要发动群众，减租减息，发展生产，建立自给自足的经济。这篇文章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将对敌斗争的着眼点转向了敌后，在更加广泛的领域提出了“敌进我进”的思想。刘伯承曾首先提出在敌“扫荡”时，不能囿于“敌进我退”、“诱敌深入”的基本原则，而应在敌包围圈的缝隙中，以“敌进我进”的方式跳出包围圈，到敌人的侧后去打击敌人，即“军事变换线”理论。邓小平在“温村会议”上提出的“敌进我进”则范围要广泛得多了。它既包括军事的，也包括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这一理论既指导正规军的“敌进我进”，又指出了地方兵团和抗日群众如何“敌进我进”的问题，它是针对日军“总体战”而提出的有效对策。邓小平提出的“敌进我进”，不是盲目的“进”，是讲求策略的“进”。他认为：在敌强我弱，开展持久战的情况下，我们的原则应是削弱敌人，保
存自己，隐蔽、积蓄力量，准备反攻..今后在一切方面都要注意不暴露，善于隐蔽地从各方面积蓄力量，要使敌人看不起我们，要善于采取一切方式去麻痹敌人。唯有如此，才能积蓄起力量，也才能打到敌人的痛处。“使敌人看不起我们”一句，充分表现了邓小平韬光养晦的思想。联系现时国际上的斗争，不难看出这种思想的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邓小平在这个会议上还对过去的工作进行了深刻的检讨。他认为，过去工作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过去对“基本的是游击战，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这个原则认识不够，强调了正规军的建设，而在相当时期对地方武装与人民武装的建设重视不够，对地方武装发生了编并和放任两方面的错误，所以影响对敌斗争甚大。今后根据地的游击战将不断增大，运动战在平原已无可能，在山地也可能缩到很小限度，所以应发展广泛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二是过去一直未树立起巩固华北敌后阵地的明确观念，这从几年来忽视敌占区工作，可以证明。在这方面，甚至做得还不如国民党。国民党从抗战开始就着眼打入伪军、伪组织，长期埋伏准备战后的问题，已取得先机，有了不小的成就；我们则在战略上大大失算，需要从今后的努力中来补救。“温村会议”后，129 师在敌占区和游击区的斗争，迅猛地开展起来。其时的一个有力的形式就是武工队。武工队的全称是武装工作队。早在1942 年春就已成立的敌后武工队在对敌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有的汉奸说：“别人都好惹，只有武工队这批人铁面无私，碰着他们就要栽跟斗。”武工队经常把传单贴在敌军据点和交通要道上，甚至贴到伪县政府的布告栏里和日军宪兵队的门上。但那时，武工队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邓小平在“温村会议”上讲道：尽管敌占区存在着开展游击战争的良好条件，但在敌占区建立小块游击根据地仍然是一个艰难的行动，如果以为随便可以干起来那只是一种幻想。有的武工队对政治斗争认识不够，存在着单纯军事行动的观点，与敌人硬拼而招致不应有的损失。有的单位没有把武工队当作一个大事来抓，在人员、武器等方面没有给予必要的保障。经过不断地调整，到1943 年，在“深入敌后之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小型的、隐蔽的游击根据地”的方针的指导下，大批的武工队如丽后春笋般发展起来。经过一个时期的斗争，敌占区的形势大为改观。“温村会议”的“敌进我进”的思想，吹响了战略反攻的前奏曲。
36. 最后一击
最后一次肃正1942 年的夏季日军曾经得意一时，自认为取得了彻底消灭八路军总部的辉煌战绩。在八路军总部被袭后的第二年夏季，日军又欲重温去年的“辉煌”。1943 年5 月，日军对太行区发动了它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扫荡”。日军除了一次比一次疯狂以外，在方法上已是黔驴技穷。这次“扫荡”，日军又派出了挺身队，伪装成八路军，仍然是夜行晓袭，也仍然是专走小路，不走村庄，不走大路，目标也仍然瞄准了八路军总部和129 师师部。但这次已经不是上一次了。129 师积极开展敌后的游击战争，在日军主力部队和挺进队出动之前，就获得了情报。刘、邓在判明敌人的企图之后，决定乘敌人的合围圈尚未形成的时候，将反“扫荡”中的包袱——师部机关先行转移至外线。5 月6 日，日军第36 师团分几路分别由潞城向北，由武乡、左权等地向东；第4 独立混成旅团由林县地区向北；第37 师团、第69 师团各一部由陵川地区向北；采取梳蓖队形，企图将八路军总部和129 师主力部队围歼于清漳河两岸。在日军出动的前一天，5 月5 日，八路军总部和129 师师部同时向太岳区转移。129 师师部选择了和辽县、武乡东进的日军对进的转移策略。当两军互相接近时，李达派出一部分警卫部队牵制、迷惑敌人，而主力则从敌人“梳篦队形”的间隙安全地转了出去，使日军“未能取得大的战果。”这次日军也不得不承认八路军作战行动非常成功，因为他们要想捕捉到八路军的目标“是极为困难的”。于是日军由于“未能取得大的战果”，就疯狂地捕杀地方干部和群众。而八路军坚持内线斗争的部队和参战的民兵与外线作战的八路军相互配合，内抗外袭，使日军遭受了重大的损失。日军不得不于5 月13 日开始撤退。来，由不得我；走，就由不得你了。太行军区各军分区的部队乘日军撤退之机，对日军进行了长距离和大范围的追击。这时的主动与被动同“扫荡”开始时的形势己完全颠倒过来了。日军不得不边退边战，非常狼狈，以至到5 月22 日才撤退完毕。
软缠硬打1944 年4 月，毛泽东指出：现在的任务是要准备担负比过去更为重大的责任，我们要准备不论在何种情况下把日寇打出中国去！太行山上的129 师也在这一年里确定了出击的方针：发动攻势作战，向敌人展开局部反攻，缩小敌占区，扩大根据地，坚持敌进我进的方针，坚决打击敌人的“扫荡”，保卫生产，保卫粮食，保卫根据地。反攻虽是“局部”的，但它到底标志着战斗的主动权已经掌握在八路军一方。出击、收复夫地构成了此后作战的特色。自从刘伯承在1943 年9 月离开太行抗日根据地，回延安参加整风学习和准备参加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后，邓小平肩上的担子一下子增加了许多。由于彭德怀也回到延安，邓小平实际担负起了八路军总部、中共北方局和129 师三副重担。10 月6 日，邓小平在麻田镇正式上任，以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的身份，开始主持北方局、八路军前方总部的工作。他和夫人卓琳从涉县赤岸129 师师部，搬到麻田镇八路军总部大院南面的一幢农村小院中。邓小平的女儿毛毛曾问过邓小平：“你那时一个人在前方，也够不容易的吧？”邓小平轻轻地笑了一下，回答道：“我没干什么事，只干了一件事，就是吃苦。”邓小平正是凭着这种“吃苦”的精神，出色地完成了“三合一”的工作，取得了战略反攻作战中的重大胜利。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一“软”一“硬”两次作战。“软”的作战是对日军的围困作战——即沁源围困战。1944 年底，侵入我大岳区的日军主力经我民兵、武装群众与部队多次主动打击，三次收缩阵地，最后，退守到沁源城关和交口两据点，苟延残喘。1945 年3 月14 日，沁源党政军民响应毛泽东“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的号召，实行总动员，对沁源、交口两个敌据点及二沁大道，发动了更大规模的围困战，军民们用15000 颗地雷，构成了一个稠密的地雷阵，使敌寸步难行。同时，游击小组则昼夜不停地袭扰敌人。当时在力沁源送粮、送物的日伪军中流传着这样的歌谣：“送粮怕进鬼门关，背粮怕走沁河滩。”“过了圣佛岭，进入鬼门关。如果死不了，就是活神仙。”日伪再也无法坚持下去了，只得在1000 多授兵的掩护接应下，狼狈逃窜。沁源围困战的胜利，得到党中央的高度评价。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向沁源军民致敬》的社论，称赞“模范的沁源，坚强不屈的沁源，是太岳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一面旗帜，是敌后抗战中的模范典型之一。”这是“软”的一仗。还有“硬”的一仗。为了进一步扩大解放区，1945 年6 月底至7 月初，129 师集中了太行军区5 个军分区的主力部队和总部警卫团，共9 个团的兵力，约一万余人，发动了以肃清安阳城以西外围日伪军目标的战役，当时命名为安阳战役。这次战役与以往作战最大的不同是它打的是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的作战。虽然鬼子这时已无心“运动”，八路军也不必时刻准备着去“游击”，
但八路军是否具有打运动战的能力这里却要做一个交待，或是叫补充说明。为了使八路军的作战能力与攻势作战的要求相适应，1944 年7 月1 日，中共中央曾发布命令，要求在年内，利用战争与生产的间隙，对全军的主力军、地方军和人民武装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政治整训。通过整训，129 师的全体指战员的战斗技能得到全面的提高。太岳区投弹的平均成绩提高了14 米多。全团成绩最好的25 团，射击的命中率提高到51.7％。在刺子能力方面，有一个战士能在6 个小时内连续刺杀4 万多次。在129 师准备向日伪军发动大反攻的前夕，1945 年春夏之交，去延安参加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徐向前取道太行山，来看望他的老部队，临行前，他对李达说：“129 师变了。无论是干部、战士，都进步不小啊！”1945 年6 月，太行军区集中9 个团的兵力，由司令员李达、政委李雪峰统一指挥，发起安阳战役。当时，日伪在安阳兵力分布如下：城内驻有日军第1 混成旅团第47 大队之2 个中队，城西水冶镇、曲沟集等外围据点内，驻有伪“剿共”第1 路李英部6000 余人。八路军的部署是：以7 个团分成第1 、2 支队攻打李英所属各部，以2 个团为第3 支队阻击安阳出援之敌。6 月29 日夜，各支队按方案行动。30 日凌晨2 时，1 支队进攻曲沟集，激战5 小时，歼伪第3 旅旅部及第6 团全部，俘伪旅长杜有槙。进攻水冶镇之第2 支队，歼伪第2 旅主力及日军1 个分队。第3 支队将安阳出援之日军士官训练队、伪军160 余人包围于北流寺，在第1 支队配合下，全歼该敌，并击退另一股援敌。7 月1 日起，各支队对安阳以西其他据点展开全面攻击，并攻克全部据点、碉堡，4 日，第2 、3 支队在民兵配合下，向安阳以北之观台、丰乐地区和汤阴地区出击，将观丰铁路彻底破坏；第1 支队向南进攻鹤壁、汤阴，歼伪第6 方面军暂9 师第26 团，2 个伪军中队反正。至10 日，战役胜利结束。计毙伤俘敌伪3300 余人，克据点30 余处，解放国土1500 余平方公里，人口35 万，使晋冀豫和冀鲁豫两根据地连成一片。129 师取得了对日最后一战的重大胜利。
打走一个，又来一个抗战后几年的每个夏季都是形势发展的重要转折时期，1945 年的夏季也不例外。1945 年7 月26 日，中、美、英三国政府发表《波茨但公告》，要求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无条件投降。8 月8 日，苏联对日宣战。（苏联为避免两线作战，很长时间没有对日宣战。）8 月9 日，一百万苏军出兵中国东北，发起对日进攻。8 月6 日、9 日两天，美国向日本的广岛、长崎先后扔下两枚原子弹。8 月9 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击》，号召全中国的杭日力量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第二天，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发布了大反攻第一号令。129 师各部接到的反攻命令是从延安发来的，因为当时刘邓都在延安。1945 年4 月23 日至6 月11 日，中国共产党在陕北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邓小平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会委员，这也是他第一次当选力中央委员。会后，邓小平即接到了赴延安参加党的七届一中全会的通知。历史的大趋势不可阻挡。8 月15 日，日本政府宣布投降。9 月2 日，在日本军港横滨停泊的盟军军舰密苏里号上，举行了日本受降签字仪式。麦克阿瑟和梅津美治郎在文件上分别签名。抗战胜利后的中国沉浸在一片欢乐的海洋里。一个作家这样描述到：人们拥抱，欢呼，唱啊，跳啊，仿佛一切外在的形式都无法表达此时此刻内心的喜悦之情，一个个都激动得泪流满面。人们期待着从此能过上太平的日子。人民有权利这样要求。八年抗战，中国人民饱尝了战争所带来的苦难，他们迫切要求和平与安宁。但蒋介石却不允许人们实现这一最起码、最基本的要求。在本该审讯冈村宁次的日子里，在冈村宁次本该和其他战犯一样被处以无期徒刑的日子里，蒋介石却在和冈村宁次密谈，两人一起切磋着对共产党作战的经验与教训。当中国内战爆发时，冈村宁次摇身一变而成为国民党的秘密军事顾问。早在8 月11 日，蒋介石即以最高统帅的名义发布命令，命令八路军“就地驻防待命”，不许向日、伪军进行反攻和收复失地，而让伪军“负责维持地方治安”。国共双方都在从政治家和战略家的高度来处理抗日战争的最后一战。这时，全局与局部的地位颠倒过来了，主与次也完全易位。当中日的民族矛盾即将解决之时，国共间的矛盾又重新上升为主要矛盾，又重新成为国共双方需要倾全力解决的第一位的问题。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本质有着清醒认识的中国共产党，采取了毫不退让、针锋相对的政策。8 月13 日，朱德和彭德怀复电蒋介石：我们认为这个命令你是下错了，我们不得不..坚决的拒绝这个命令。同时，朱德和彭德怀在反攻命令中要求八路军“向敌占区及交通要道进
军，对日、伪发出通牒，限期缴出全部武装，如遇抵抗，即坚决予以消灭。”8 月16 日，早与日本人勾勾搭搭的阎锡山奉蒋介石之命，令其主力侵入八路军占领的上党地区。8 月31 日，为打击蒋、阎的嚣张气焰，配合重庆谈判，中央军委命令刘、邓：阎部16000 兵占我长治周围6 城，乃心腹之患，必须坚决、彻底、全部消灭之。9 月10 日，上党战役发起。经过一个多月的战斗，129 师痛歼了阎军主力。在这段时间内，国共的重庆谈判基本上处于半停滞状态。双方心照不宣，都在等待着上党地区作战的结束。当然，最后是毛泽东拿到了这一重要筹码，也迫使国民党当局被迫在《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上签字。1945 年8 月20 日，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在129 师的基础上成立晋冀鲁豫野战军，1948 年5 月又改称中原野战军，1949 年2 月中原野战军整编为第二野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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